影响世界进程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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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奥林匹克之父”）：奥林匹克精神

联邦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5年前，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聚会在巴黎——1894年宣布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地方——同我们一起庆祝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20周年。在过去的这5年内，世界崩溃了。虽然奥林匹克精神经历了这5年内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她没有一恐惧、没有斥责、也没有成为这场劫难的牺牲品。豁然开阔的前景证明一个崭新的重要角色正等待着她。

　　奥林匹克精神为逐渐变得镇静和自信的青年所崇尚。随着昔日古代文明力量的逐渐衰退，镇静和自信成为古代文明更宝贵的支撑，它们也将成为即将在暴风雨中诞生的未来新生文明必不可少的支柱。现在，镇静和自信却不是我们的天然伙伴。人自幼就开始担惊受怕，恐惧终身伴随着他，并在他走近坟墓时猛烈地将他击倒。面对如此擅长扰乱他工作和休息的天敌，人学会了反对勇气这一曾为我们的祖先所崇尚的品德。你能想像当代人让勇气之花在他们手中凋谢吗？我们知道今后该如何去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勇气仅是造就时势英雄的尚武德行。正如我以前在一篇教学论文中所说的，根除恐惧的真正良药是自信而不是勇气。自信总是与它的姐妹镇静相辅相成。因此，我们再回头来看刚才提到的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以及把奥林匹克精神同纯粹的竞技精神区别开来的特性。奥林匹克精神包括但又超越了竞技精神。

　　我想对这一不同之处作出详细阐述。运动员欣赏自己作出的努力。他喜欢施加于自己肌肉和神经上的那种紧张感，而且因为这种紧张感，即使他不能获胜，也会给人以胜利在望的感觉。但这种乐趣保留在运动员内心深处，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自得其乐。那么设想一下当这种内心的快乐向外突发与大自然的乐趣和艺术的奔放融合在一起，当这种快乐为阳光所萦绕，为音乐所振奋，为带圆柱形门廊的体育馆所珍藏时，该是何等情景呢？这就是很久以前诞生在阿尔弗斯(Alpheus)河岸边的古代奥林匹克精神绚丽的梦想。在过去几千年里，正是这一迷人的梦想使古代世界凝聚在一起。

　　现在，我们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人类渴望进步，但又常常因某个正确思想被夸大而被引入歧途。青少年往往为陈旧、复杂的教学方法，愚蠢的放纵和鲁莽的严厉相交替的说教，以及拙劣肤浅的哲学所束缚而失去平衡。我想这就是为何要敲响重开奥林匹克时代的钟声的原因。人们早就希望能够复兴对强健肌肉的献祭。我们把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的运动功利主义同古希腊留传下来的高尚、强烈的观念结合起来，开辟奥林匹克新时代。在对纽约和伦敦举办奥运会的现实可能性作出评估后，我为这一意外的合成物向不朽的希腊祈求一剂理想主义的良药。先生们，这就是15年的成就于今天凝成的杰作——刚才你们还向她表达了敬意。

　　如果你们的赞美之词是向为之工作的人说的，我将感到羞愧。这个人没有意识到他应受这样的赞扬，因为他仅仅是凭一种比其意识还强大的直觉在行事。但他愉快地接受对奥林匹克理想的赞美之辞，他是这一理想的第一个信徒。

　　我刚才回忆起1914年6月的庆典。当时，我们似乎是在为恢复奥林匹克的理想变成现实而庆祝。今天，我觉得又一次目睹她含苞怒放，因为从现在起，如果只有少数人关心她的话，我们的事业将一事无成。在那时，有这些人也许就够了，但今天则不然，需要触动怀有共同兴趣的大众。事实是，凭什么该把大众排除在奥林匹克精神之外呢？凭什么样的贵族法令将一个青年男子的形体美和强健的肌肉、坚持锻炼的毅力和获胜的意志同他祖先的名册或他的钱包联系起来呢？这样的矛盾虽然没有法律依据，但的确要比产生这些矛盾的社会更具生命力。也许该有一个由凶暴的军国主义支持的专制法令给它们予以致命的打击。

　　面对一个需要根据迄今仍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但现在已成熟即可被使用的原则进行整顿的全新世界，人类必须吸收古代留传下来的全部力量来构筑未来。奥林匹克精神是这种力量之一，因为事实是仅有奥林匹克精神不足以确保社会和平，不能更加均衡地为人类分配生产和消费物质必需品的权利，甚至也不能够为青少年提供免费接受智力培训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天赋，而不是停留在其父母生活的那种境况。但是，奥林匹克精神将依法为人类追求强健的肌肉所需要。强健的肌肉是欢乐、活力、镇静和纯洁的源泉。奥林匹克精神必将以现代产业发展所赋予的各种形式为地位最低下的公民所享受。这就是完整、民主的奥林匹克精神。今天我们正在为她奠定基础。

　　这次庆祝仪式是在极为祥和欢乐的气氛中举行的。古老的赫尔维希亚(Helvetion)联邦最高委员会及其尊敬的主席、被上帝和人类所爱的沃州(Vaudois)地区的资深代表、这个最慷慨和热情好客的城市的领导人士、享誉世界的歌星以及一支精心挑选的朝气蓬勃的体育队伍聚集在这里，为这次盛会树立了历史性、公民精神、自然性、青春和艺术性五重声誉。

　　愿喜爱勇敢者的幸运之神厚待比利时人民。不久前，比利时在申办明年的第七届奥运会这一殊荣时作出了高贵的姿态。

　　目前的时势依然很严峻。即将破晓的黎明是暴风雨过后的那种黎明，但待到日近中天时，阳光会普照大地，黄褐色的玉米又将沉甸甸地压在收获者的双臂。


〔作者简介〕顾拜旦，法国人，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国际奥委会第二任主席(1896-1925)。由于对恢复和发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作出了不朽的贡献，顾拜旦被誉为“奥林匹克之父”。

[ Last edited by 晨曦 on 2005-6-26 at 1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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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一生最著名演讲：葛底斯堡演讲


1863年11月19日林肯于葛底斯堡的演说词：

　　八十七年前，我们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集会。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作为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奉献，不能够圣化，不能够神化。那些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去世的，已经把这块土地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但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全世界却永远不会忘记。毋宁说，倒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但尚未完成的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已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吸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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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特．艾森豪：原子能为和平服务

——1953年12月8日杜威特·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演

杜威特·艾森豪(1890一196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盟军最高统帅，后又连任两届美国总统。

滥用原子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明智的使用，则将为全人类带来更美好生活的希望。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杜威特·艾森豪总统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促请全世界注意把原子能的发展用于建设性目标的巨大潜能。他建议世界各国共同提供原子资源，集中用于对社会有益的目标。于是艾森豪总统鼓舞了全世界的希望：从长期看来，原子能终将增进全体人类的幸福



      我觉得，今天我使用某种意义上全新的语言来讲话，是万不得已的。我戎马半生，如能选择，我是绝不愿意使用这种语言的。

这种新的语言就是原子战争的语言。

原子时代一日千里，世界上每个人对这种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事态发展，或多或少都应有所了解。很清楚，如果世界各国人民打算理智地探求和平，他们就必须掌握今天客观世界的重要事实。

我陈述原子能的危险性和威力，必然只能依据美国的情况，因为这是唯一我所能掌握的确凿事实。当然，我无须向联合国大会指出，这是全球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国的问题。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美国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自一九四五年那一天至今，美利坚合众国已经进行了四十二次爆炸试验。

今天原子弹的威力，超过了原子时代初期这种武器威力的二十五倍以上，而氢弹的威力则大体相当于几百万吨的TNT 。

当然，美国贮存的原子武器每天都在增加，今天它的爆炸力已经超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战区每架飞机和每门大炮投掷或发射的全部炸弹和全部炮弹总爆炸力许多倍。

现在一个空军作战单位不论是以水上或是陆地为基地，都能把爆炸力超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落在英国领土上的全部炸弹的破坏性武器投送到任何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去。

原子武器在体积和品种上的变化也同样显著。原子武器发展如此迅速，在我们各军种中实际上已经成为常规军备。在美国，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都有能力把这种武器投入军事用途。

但是可怕的原子秘密和恐怖的原子威力，并非我们一国所专有。

首先，我们的朋友和盟邦英国和加拿大拥有这种秘密，它们的天才科学家对我们最初的发现和对原子弹的设计，都曾作出巨大的贡献。

苏联也知道这种秘密。

苏联已经告诉我们，这些年来，它已动用大量资源来制造原子武器。在此期间，苏联已试爆了一系列的原子装置，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热核反应装置。

如果说美国一度拥有所谓对原子力量的垄断，那么这种垄断在几年前已不复存在了。因此，虽然我们起步较早，在数量上累积了巨大优势，但是今天的现实却包含着两个甚至更为重要的事实。

第一，现在几个国家拥有的知识，最终将为其它国家(可能所有其它国家)所拥有。

第二，即使在武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并因而拥有摧毁性的报复能力，这种情况本身并不足以防止突然袭击所造成的可怕的物质破坏和人员伤亡。

自由世界至少隐约地意识到这些事实，因而理所当然地制订了一项规模宏大的预警和防卫系统计划。这项计划将会加速进行和扩充。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在武器和防卫系统上支出巨额经费就够保证任何国家的城市和公民绝对安全。令人生畏的原子弹算术，是不允许用如此简易的方式处理的。甚至面对最强大的防卫体系，侵略者拥有为发动突然袭击所必需的最低有效数量的原子弹，仍然可能向选定的目标投掷相当数量的原子弹以造成骇人听闻的破坏。

如果美国遭到这样一次原子进攻，我们的反应将是迅速和坚决的。但是，由我来说美国的防卫力量能使侵略者遭受巨创，由我来说美国的报复能力强大得足以使侵略者的国土成为废墟，尽管这些都是事实，然而还没有真正表达出美国的目标希望。

如果我只说到这里为止，就等于肯定一种绝望的宿命论观点：两个原子巨人注定要隔着一个发抖的世界永无休止地相互怒目而视。如果我只说到这里为止，就等于无可奈何地承认文明很可能遭到毁灭，等于承认经过一代代传到我们手中的人类宝贵遗产很可能被摧毁，等于承认人类多少年来为摆脱野蛮状态迈向礼仪、公理和正义而进行的长期奋斗还得从头开始。

的确，没有一个清醒的人会从这样的废墟中看到胜利。难道会有人希望历史把他的名字同人类的倒退和毁灭联系在一起吗?

历史的片断偶而刻画过「大破坏者」的面目，但是整部历史却显示了人类永不停息探求和平以及人类天赋的建段能力。

美国永远希望与整部历史而不是与历史的片断步骤一致。我的国家想要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国家，而不是破坏性的国家。它要的是国家之间协商一致而不是战争。它希望自己生活在自由之中，并深信其它国家的人民会同样享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因此，我国的宗旨乃是帮助大家从恐怖的黑暗走向光明，并找到一条道路，使各地人们能够达到他们所思考、所企求、所衷心盼望的和平、幸福和富裕的目标。

我知道，在追求这个目标时，我们切不可缺乏耐心。

我知道，在我们今天这样分裂的世界中，没有可能靠一次戏剧性的行动来拯救世界。

我知道，在有朝一日这个世界能够自顾一番并确实感到全球洋溢着一种互相信任的和平新气氛之前，我们还必须在漫长的岁月里采取很多步骤。

但是我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开始采取这些步骤，现在就开始。

美国和它的盟邦英国和法国，在过去几个月里力图采取这样一些步骤。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们回避谈判桌。

美国、英国和法国早就要求同苏联谈判分裂的德国的问题，这是有案可查的。

同样，这三个国家早就要求谈判一项奥地利和平条约，这是有案可查的。

联合国至今仍要求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这也是有案可查的。

最近我们收到苏联的照会，它实际上表示同意举行一次四强会议。并且，这项照会没有包括早先提出的那些不可接受的先决条件，我们同我们的盟邦英国和法国都为此感到欣慰。

你们已经从我们的百慕达联合公报中知道，美国、英国和法国立即答应同苏联会谈。

美国政府对参加这一会谈抱有真诚的希望。我们将竭尽全力，使会议取得走向和平的实质性成果，这是我们唯一的目标，也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我们从来没有，我们将来也不会提议或建议苏联放弃那些理应属于他们的东西。

我们绝不会说俄国各族人民是敌人，因而拒绝同他们打交道或者同他们建立友好和卓有成效的关系。

相反，我们希望这一即将召开的会议，将开拓同苏联的新关系，以便最终导致东西方人民自由往来。自由往来是增进相互了解的一个可靠和合乎人情的办法，而这种相互了解是建立信任与和平关系所不可或缺的。

我们寻求建立一个自由欧洲国家的和谐大家庭，以消除正在东德、被占领的奥地利和东欧各国出现的不满情绪，使任何一国均不构成对其它国家的威胁更不构成对俄国各族人民的威胁。

为使亚洲摆脱动乱、争斗和苦难，我们在寻找向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开发自然资源和提高生活水准的和平的机会。

这些决不是空话或者肤浅的见解。因为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一些国家最近取得了独立；这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其它国家不附加条件的允诺或者和平谈判取得的。这里有有案可查的记录，表明西方国家乐于向需要援助的人民和暂时遭受饥馑、干旱和其它自然灾害的人民提供援助。

这些是和平的行动。它们比表示和平意图的诺言或声明要更加雄辩有力。

但是，我不希望停留在重申过去的建议或复述过去的行动上。我们的时代十分严峻，因此每一条新的和平途径，不论多么模糊不清，都应加以探索。

至少有一条新的和平途径迄今尚有待于充分探索，这就是现在联合国大会开辟的途径。

本届联合国大会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的决议中建议 (我在此援引这一决议原文) ：「裁军审议委员会研究成立一个由主要有关国家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的可取性，该小组委员会应通过个别接触寻求一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并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以前就此解决办法向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报告。」

美国注意到联合国大会的建议，立即准备与那些「主要有关的其它国家进行非公开会商，以寻求对原子武器竞赛的「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此一竞赛不但威胁世界和平也威胁世界存亡。

我们将为这类非公开会晤或外交商谈带来一个新观念。

美国所追求的不仅是减少或废除原子物质在军事上的应用。

仅从士兵手上取走原子武器是不够的。必须将它交给那些知道如何拆除其军事装置并加以改装以适合和平用途的人。

美国知道，如果原子军事装备继续增加的可怕趋势能够扭转，这个巨大的破坏力量便可以发展为有益于全人类福祉的巨大恩物。

美国知道原子能所产生的和平力量并非未来的梦想。事实证明，那种能力就存在于此地－－此时－－今日。如果全世界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有足够数量的可裂变原料去试验与发展他们的观念，这种能力将被迅速地转到普遍的、有效的与经济的用途上，谁又能怀疑这一点呢?

为了开始从人民脑海与东西方各国政府中消弭对原子能的恐惧，为了加速这一日的到来，现在就有若干步骤可以采取。

因此，我提出下列建议：

各主要有关政府，在初步节约所容许的限度内，现在就共同开始并不断从其普通铀与可裂变原料的储存中提取一部分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捐献。我们预期，这样一个机构将在联合国的赞助下建立起来。

捐献的比例、程序与其它细节，将适当地在我前面所提到的「非公开商谈」的范围内加以讨论。

美国是诚心准备进行这些试探的，任何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只要同样诚心诚意，便会发现美国并非一个不讲理的或吝啬的伙伴。

无疑，这个计划开始时和初期的捐献数量会很小。但是这项建议有一大优点，就是它可以付诸实施，而不致产生不安与互相猜疑，而这种不安与猜疑原是建立可以完全接受的世界性监督与 控制体系的任何尝试所会引起的。

原子能机构可负责保管、储存与保护捐献出来的可裂变物质及其它原料。我们的科学家将凭其智慧提供特殊安全设施，使这些可裂变原料的储存不致被突然攫夺。

原子能机构的更重要职责，是制订可以把这种可裂变原料用于人类和平事业的措施。要动员专家们把原子能应用到农业、医疗以及其它和平活动的需要上。一个特别的目标是为世界上缺乏动力的地区提供大量电能。这样，捐献的国家将可贡献其一部分力量为人类的需要服务，而非为人类的恐惧服务。

美国将不仅愿意，而且将感到光荣，能与其它「主要有关」的国家共同研创可以加速原子能和平使用的计划。

在那些「主要有关」的国家中，苏联当然必须是其中的一个。

我准备向美国国会提出任何这一类计划，而且希望获得批准，这些计划将：

第一：鼓励对可裂变原料的和平时期最有效用途进行全球性调查，并保证他们得到进行所有正当试验时所需要的原料；

第二：开始减低世界上原子储存的破坏潜力；

第三：让所有国家的全体人民看到，在这进步开明的时代，地球上不论是东方强国或西方强国，它们最感兴趣的是满足人类的愿望，而不是增加军备；

第四：开辟一条和平会谈的途径，非至少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来处理这许多困难问题；如果世界要想摆脱由恐惧所造成的无生气状态，要想积极向和平迈进，这些问题必须在非公开或公开会谈中加以解决。

面对原子弹的黑暗背景，美国无意仅仅表现力量，也要表现其对和平的渴求与希望。

未来数月将充满重大的决定。在这个大会内；在全世界各国首都与军事总部里；在各地人们的心中，不管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但愿所作的决定能引导这个世界摆脱恐惧，走向和平。

为了达成这些重大的决定，美国向你们－－因而也向全世界 －－保证，决心协助摆脱这个可怕的原子困境－－全心全意找寻一条道路，使人类奇妙的创造力不致用来消灭人类，而是用来为人类生活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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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肯尼迪：在柏林墙边的演说
——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柏林墙边的演说

1961年8月12─l 3日夜间，东德政府筑起柏林墙把东西柏林分开。起初它只是一道铁丝网屏障，用来防止东德人逃往西德。但不久铁丝网便被厚厚的水泥墙所取代，由哨兵巡逻警戒。柏林墙的丑恶存在提醒人们记住战后东西欧的分割。许多意欲逃往西方的人在试图跨越这条边界时命归黄泉。1963年肯尼迪总统访问欧洲。6月26日成为他此行的高潮，那天他站在柏林墙前宣告：“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

二十八年之后，1989年11月，东德政府打开柏林墙，却自相矛盾地阻止人们成群结队越过匈牙利边界从压抑他们的社会逃出。就在那不平常的一年，东欧国家政权崩溃了。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人们为柏林墙的开放欢呼，把它看作冷战结束的象征。



       二千年以前，最自豪的夸耀是“Civitas Romanus sum.” 今天，自由世界最自豪的夸耀是“Ich bin ein Berlner，”

世界上有许多人确实不懂，或者说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根本分歧。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我们能在欧洲或其他地方与共产党人合作。让他们来柏林吧。甚至有那么几个人说，共产主义确是一种邪恶的制度，但它可以使我们取得经济发展。“Lasst sie nach Ben kom－men.”

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我愿意代表我的同胞们－－他们与你们远隔千里住在大西洋彼岸－－一说，他们为能在远方与你们共有过去十八年的经历感到莫大的骄傲。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城镇或都市被围困十八年后仍有西柏林的这种生机、力量希望和决心。全世界都看到，柏林墙最生动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失败。但我们对此并不感到称心如意，因为柏林墙既是对历史也是对人性的冒犯，它拆散家庭，造成妻离子散骨肉分离，把希冀统一的一个民族分成两半。

这个城市的事实也适用于整个德国──只要四个德国人中有一个人被剥夺了自由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欧洲真正持久的和平便绝无可能实现。经过保持和平与善意的十八年，这一代德国人终于赢得自由的权利，包括在持久和平中善待所有的人民，实现家庭团聚和民族统一的权利。你们住在受到保护的一座自由之岛上，但你们的生活是大海的一部分。因此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请求你们抬起目光，超越今日的危险看到明天的希望；超越柏林市或你们的祖国德国 的自由看到世界各地的进展；超越这道墙看到正义的和平来临的一天；超越你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看到全人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当所有的人都自由了，那时我们便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在和平与希望的光辉中这座城市获得统一，这个国家获得统一，欧洲大陆获得统一。当这一天最终来临──它必将来临──时，西柏林人民将能对这一点感到欣慰： 在几乎二十年时间里他们站在第一线。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 “Ich bin ein Berliner” 这句话感到自豪。

附注：

· 德语，意为“我是一个柏林人。”
· 拉丁语，意为“我是一个罗马公民。”
· 德语，意为“让他们来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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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雨果：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

——[法国]维克多·雨果1850年在巴尔扎克葬礼上的演说

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





各位先生：

方才入土的人是属于那些有公众悲痛送殡的人。在我们今天．一切虚构都消失了。从今以后，众目仰望的不是统治人物，而是思维人物。一位思维人物不存在了，举国为之震动。今天，人民哀悼的，是死了有才的人；国家哀悼的，是死了有天才的人。

各位先生，巴尔扎克的名字将打入我们的时代，给未来留下光辉的线路。

巴尔扎克先生参与了19世纪以来在拿破仑之后的强有力的作家一代，正如17世纪一群显赫的作家，涌现在黎希留之后一样，——就像文化发展中，出现了一种规律，促使精神统治者承继了武力统治者一样。

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人；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个。他的理智是壮丽的、颖特的，成就不是眼下说得尽的。他的全部书仅仅形成了一本书：一本有生命的、有光亮的、深刻的书，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整个现代文化走动、来去，带着我说不清楚的、和现实打成一片的惊惶与恐怖的感觉。一部了不起的书，他题作喜剧，其实就是题作历史也没有什么，这里有一切形式与一切风格，超过塔席特，上溯到徐艾陶诺，经过博马舍，上溯到拉伯雷；一部又是观察又是想像的书，这里有大量的真实、亲切、家常、琐碎、粗鄙，但是骤然之间就是现实的惟幕撕开了，留下一条宽缝，立时露出最阴沉和最悲壮的理想。

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这部庞大而又奇持的作品的作者，就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加入了革命作家的强大的行列。巴尔扎克笔直地奔到目的地，抓住了现代社会肉搏。他从各方面揪过来一些东西，有虚象．有希望，有呼喊，有假面具，他发掘恶习，解剖热情。他探索人、灵魂、心、脏腑、头脑与各个人有的深渊。巴尔扎克由于他天赋的自由而强壮的本性，由于理智在我们的时代所具有的特权，身经革命，更看出了什么是人类的末日，也更了解了什么是天意，于是面带微笑．心胸爽朗，摆脱开了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研究，不像莫里哀，陷入忧郁，也不像卢梭，起憎世之心。

这就是他在我们中间的工作。这就是他给我们留下来的作品、高大而又坚固的作品、金刚岩层的雄伟的堆积、纪念碑!从今以后，他的声名在作品的顶尖熠熠发光。伟大人物给自己安装座子：未来负起放雕像的责任。

他的去世惊呆了巴黎。他回到法兰西有几个月了。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希望再看一眼祖国，就像一个人出远门之前，要吻抱一下自己的亲娘一样。

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

唉!这强有力的、永不疲倦的工作者，这哲学家，这思想家，这诗人，这天才，在我们中间，过着暴风雨的生活，充满了斗争、争吵、战斗、一切伟大人物在每一个时代适逢的生活。今天，他安息了。他走出了纷争与仇恨。他在同一天步入了光荣，也步入了坟墓．从今以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熠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

你们站在这里，有没有羡忌他的心思?

各位先生，面对着这样一种损失，不管我们怎样悲痛，就忍受一下这些重大打击吧。打击再伤心，再严重，也先接受下来再说吧。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不时有伟大的死亡刺激充满了疑问与怀疑论的心灵．因而对宗教发生动摇；这也许是适宜的，这也许是必要的。上天使人民面对着最高的神秘，对死亡加以思维，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

上天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因为这是最高的教训。一个崇高的心灵，气象万千，走进另一世界，他本来扇着天才的看得见的翅膀，久久停在群众的上空，忽而展开人看不见的另外的翅膀，骤然投入了不可知。这时候个个人心所能有的，只是庄严和严肃的思想。

不，不是不可知!不，我在另一个沉痛的场合已经说过了，我就不疲倦地再说一遍吧；不，不是夜晚，而是光明!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空虚．而是永生!你们中间有谁嫌我这话不对吗?这样的棺柩．表明的就是不朽。面对着某些显赫的死者，人更清清楚楚地感到这种理智的神圣命运，走过大地为了受难、为了洗净自己。大家把这种理智叫做人，还彼此说：那些生时是天才的入．死后就不可能不是灵！


雨果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雨果自称是“世纪的儿子”，他的作品，是时代的“响亮的回声”(雨果《秋叶集》)。

而巴尔扎克的作品则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脓疮溃疡，毫不留情地斥责了资本主义社会良心泯灭，道德沦丧的现实。一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雨果在巴尔扎克的葬词中，总结了巴尔扎克的创作，说他的作品可称之为“历史”，庞大而又奇特的《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与“现代社会”“肉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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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小说写作的指路明灯
　　——戈德文·史密斯在1871年司各脱诞生10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



小说家必须以无偏私无成见的眼光去看待人类。

罗斯金，点燃了建筑学的七盏明灯，引导建筑家在高尚的艺术实践中一步步向前。看来，现在是为小说家点燃明灯以指引道路的时候了。请想一想，现在的小说家有多大的影响力，而其中有些人是怎样利用这种影响力的!想想有多少人除了小说以外，什么都不看；再仔细看看他们所读的小说内容!我曾看见一个年轻人的全部藏书是三四十本平装书，都是些精神毒品。有一天，我在英国浏览过三个车站书亭，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书亭里的书是知名作者的小说。那是一堆堆无名作家粗制滥造的糟粕，封面是趣味低下、花花绿绿的木刻画，画面上的内容无疑在书里应有尽有。每天用这种精神食粮填塞、喂养出来的民族心灵，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在此集会纪念的这位天才，我以为他所发出的火焰比任何人都更纯净、更明亮，更适合用于点燃那照亮小说写作道路的明灯。司各脱不喜欢道德说教，赞美上天，他没有那样做。他没有把道德目标摆在自己面前，也没有规定道德条规。但他那勇敢、纯洁、真诚的心就是心灵自身的准绳。我们研究他做的事，就可以为所有愿意听从他召唤的人找出一条应该遵循的法则。如果说罗斯金曾经给建筑学点起了七盏明灯，那么，司各脱也会为小说点起七盏明灯。

第一是现实之灯。小说家必须忠实地研究人类的本性，以此作为他写作的基础。……因为有些作家，包括有些巡回图书馆最熟悉的作家，虽然在他们的作品里写了那些东西，但他们都可以白天整天躺在床上，晚上起来用绿茶刺激写作。他们大概把这称为创造艺术吧。是的，创造得过了头了。司各脱可不是这样做的。他所勾画的人类本性，都是他从各个柔和而简朴的侧面亲眼看到的。他观察平民、牧羊人、苏格兰高地人和低地人、边境居民、岛上居民，从他们中看到人类的天性。他和人类的天性有密切的接触。与人相处时，他带来欢乐，赢得人心，好像身上有灵符法宝，使人类的天性向他开放。他用明亮的眼光和包容一切的心胸对人类的天性进行透彻的探究。如果写的背景是过去的时代，他就实实在在地钻研历史。……

第二是理想之灯。小说家的素材必须真实，必须通过他对人类亲身的体察收集得来。然而这些素材又必须经过想像的冶炼，变得理想化。……自然，这种理想化的能力是一种伟大的天赋。荷马、莎士比亚、华特·司各脱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天赋才异于常人。……司各脱的小说人物从没有夸张到怪诞或滑稽程度。他的人物充满了自然，但这是普遍天性的自然。因此，这些人物在普天下人们的心中占有自己的地位，并能永远保持这个地位。请注意，甚至
是历史小说，司各脱依然是用理想化的写法。……

第三是公正之灯。小说家必须以无偏私无成见的眼光去看待人类。他必须和历史学家一样怀有最深厚的同情心，不受宗派情绪的影响。不论任何地方，他必须在邪恶中看到善良，在善良中看到邪恶。如果他没有一颗公正的心，他就做不到这一点。司各脱公正的心在其历史小说里受到最严峻的考验，但也表现得最明显，尽管这在他的所有作品里都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四是忘我之灯。强调个人比偏私还要低级。……然而小说家却往往把个人的虚荣心、好恶和狂热放到小说里去，贬低了小说的价值。……司各脱不仅不强调个人，而且我们也很难想像他会这样。我们无法想像他会沉湎于自我中心或非非之想或党派之争，以致贬低他的艺术。我们更不能想像以他高尚豪爽的品格，会将艺术当作暗箭，伤害别人。

第五是纯洁之灯。……不洁的小说已经给世界带来不幸，还将带来更多的不幸。司各脱的纯洁，不是修道院式与世隔绝的天真无邪和未经世事的纯洁，而是一个堂堂男子的纯洁；他见过世面，与世人相处，认得清善与恶。然而作为一个真正的正派人，他憎恶淫猥，也教导我们憎恶淫猥。

第六是人性之灯。……司各脱绝不会描写流血和淫秽的东西。他不会让这些东西玷污他那高洁的篇幅。司各脱知道，除了为表现人类的英雄主义，或展开一个人物性格，或唤醒某种高尚而无害的感情之外，一个小说家无权将恐怖的场面展示给读者。窘于没有天资和写作技巧知识的小说家，才不得不用恐怖情节来蹂躏人性。……

第七是高尚之灯。关于这点，说得简要一些。让小说的作者向我们描写有关人类的一切吧。给我们写人类的喜剧，也给我们写人类的悲剧，给我们写人类荒唐可笑的一面。也给我们写人类崇高的一面。但是，请他们一定不要降低人物的情操，也不要降低生命的目标。……司各脱和莎士比亚一样，不管他的小说的线索把他引向何处，他永远在他和我们的面前树立起他所熟知的典范，那就是一个高尚正派人的典范。假如有人说这样对小说的限制太窄，我就要回答说，在这限制的范围里，有足够广阔之地容纳世人所曾欣赏的最崇高的悲剧、最深沉的哀伤、最开怀的幽默、最多样的各种人物和最动人的情节。……



马克思在1866年3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的病使他不能阅读任何东西，除了司各脱的作品以外。司各脱的作品何以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我们不妨从这篇演讲词中去探寻它的秘密。

这篇演讲发表于1871年司各脱诞生100周年纪念会上。司各脱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占有特殊地位的作家，他善于运用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构成历史小说，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手法结合起来，反映时代特色。英国教育家、历史学家史密斯(Goldwin Smith，1823—1910)用充沛的热情、诗般的语言为司各脱对近代西欧历史小说做出的巨大贡献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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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人格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35年11月在纽约居里夫人悼念大会上的凭吊演讲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是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是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脱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像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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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借一粒豆子,尝试着进入一个奇特的世界
借一粒豆子之助．作者发现了由同样因子构成的人类，竟然建立了自己理想中一“天堂”。

——1893年，赫胥黎在英国牛津大学做关于进化论的讲演

[英国]赫胥黎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儿童故事，名叫“杰克和豆秆”。这个故事的年轻人。曾接受了更加严格的知识教养，也许，仅仅是故事才比较神话学的初级读物熟悉了仙境；因此，有必要把这个故事作一梗概的介绍。这是一个关于一棵豆子的传说，它一个劲儿地长，耸入云霄直达天堂，它的叶子伸展成一个巨大的华盖。故事的主人公，顺着豆秆爬了上去，发现宽阔茂密的叶子支撑着另一个世界，它是由同下界一样的成分组成的，然而却是那样新奇；主人公在那里的奇遇，我不去多谈，这些奇遇一定完全改变了他对事物本性所持的观点；尽管这个故事不是哲学家们编的，也不是为他们写的，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观点。

我现在的探索与这个勇敢的探险者的探索有某些相似之处。我请求你们与我一起，借一粒豆子之助，尝试着去进入一个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感到奇特的世界。正如你们所知，那个世界是一个简单的、看起来无生气的东西。可是如果有适当的种植条件，最重要的一条是有足够暖和的温度，它就会非常显著地表现出一种十分惊人的活力。从土中露出地面的一棵小青苗，很快地茁壮长大，同时经过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会像我们在故事里所遇到的那样使我们那么感到惊奇，只是因为我们每日每时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

这一植物以觉察不出的步骤逐渐长大，成为由根、茎、叶、花和果实组成的一种既大且多样化的结构，每一部分从里到外都是按照一个极端复杂而又异常精确细致的模型铸造出来的。在每个复杂的结构中，就像在它们量微小的组成部分中一样，都具有一种内在的能量，协同在所有其他部分中的这种能量，不停地工作着来维持其整体的生命并有效地实现其在自然界体系中所应起的作用。经过如此巧夺天工建立起来的大厦一旦全部完成，它就开始倒塌。这种植物逐渐凋谢。只剩下一些表面上看去毫无生气的、或多或少的简单物体，恰如它由之生长出来的那个豆子一样；而且也像豆子那样富有产生相似的循环表现的潜在能力。

不必用有诗意的或科学的想像来寻求与这种向前进展、又好像是回复到起点的过程的类比。这就像向上投掷出去的一块石头的上升和下降，或者像是一支沿着轨道飞行的箭的进程。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生活起初走的是向上的道路而后走的是向下的道路；或者可能更恰当的是。将胚芽扩展成为成长的植物比作打开一把折扇，或者比作向前滚滚流动和不断展宽的河流，而由此达到“发展”或“进化”的概念。在这里和在别的地方一样，名词只是“噪声”和“烟雾”，重要的是对名词所表示的事实要有一个明确而恰当的概念。由此说来，当前的这一事实是永远重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生命并在成长中的植物，从种子的比较简单和潜伏的状态过渡到完全显现为高度分化的类型，然后又回复到简单和潜伏状态。

对这一过程的性质深刻理解的价值在于：它适用于豆子，也适用于一般有生命的东西。在动物界，也和在植物界中一样，从非常低级的类型到最高级的类型，生命过程表现出同样的循环进化。不仅如此，我们只要看一看世界的其他方面，循环进化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诸如表现在水之流入大海复归于水源；天体中的月盈月亏、位置的来回转移；人生年岁的无情增加；王朝和国家的相继崛起、兴盛和没落——这是文明史上最突出的主题。

正如没有人在涉过急流时能在同一水里落脚两次，因此，也没有人能确切断定这个能感觉到的世界里的任何事物的现状。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当他思索这些话的时候，谓语的时态已不再适用，“现在”已变成为“过去”，现在式的“是”(is)应该是过去式的“已是”(Was)。我们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得越多。也就越了解到我们所谓的静止只不过是没有被觉察到的活动；表面的平静乃是无声而剧烈的战斗。在每一局部，每一时刻，宇宙状态只是各种敌对势力的一种暂时协调的表现，是斗争的一幕，所有的战士都依次在斗争中阵亡。对世界的每个局部来说是这样，对整体来说也是这样。自然知识越来越导致这样的结论：“天上的列星和地上的万物”都是宇宙物质的部分过渡形式，在沿着进化道路前进，从星云的潜力，通过太阳、行星、卫星的无限成长．通过事物的千变万化．通过生命和思维上的无限的差异，也许，还通过我们没有想到，或不能想到的各种存在形式，而回复到它们由之产生的不确定的潜在状态。这样，宇宙的最明显的属性，就是它的不稳定性。它所表现的面貌与其说是永恒的实体，不如说是变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除了能量的流动和渗透于宇宙的合理秩序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持续不变的。

我们已经沿着豆秆攀登到了一个奇异的境地，在那里，普通而熟悉的东西，变成了新奇的东西。于是，在这样表现出来的字宙过程的探索中，人的最高智慧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利用；巨人们听命于我们的使唤；思辩哲学家的感情都被那些值得永恒不朽的美所吸引。

宇宙过程，像机械结构那样完整，像一件艺术品那样美好，然而。却还有另外的一面的表现。当宇宙创造力作用于有感觉的东西时，在其各种表现中间就出现了我们称之为痛苦或者忧愁的东西。这种进化中的有害产物，在数量和强度上都随着动物机体等级的提高而增加，而到人类，则达到了它的最高水平。而且，这一顶峰在仅仅作为动物的人中，并没有达到；在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人中，也没有达到；而只是在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成员的人中才达到了。这是他努力按照这样一种方式生活的必然结果，即在那些对于充分发展他那最高贵的才能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下生活的必然结果。

人这种动物。事实上在有感觉的东西的世界里，已经进展到了领导地位，并且由于他在生存斗争中的胜利而变成了超等动物。当环境条件处于某一种状态时，人在宇宙斗争中能够使自己的身体结构比他的竞争者的结构更好地去适应这些条件。就人类而论，他已表现出构成生存斗争的本质的“自行其是”、那种不择手段地攫取一切所能抓到的东西和顽强地把持着一切所能保持的东西等特性。在整个未开化时期，人主要靠着他与猿、虎共有的那些特性，靠着人的特殊的体质结构，靠着他的灵巧、他的社会性、他的好奇心和他的模仿力，以及靠着在受到对方激怒而引起的粗暴、凶猛的破坏作用，才取得有成效的进展。

然而人类愈是从无政府状态进到有社会组织，文明的价值愈是增高，这些根深蒂固的有用的特质就成了缺陷。文明人也会仿效那些获得成功的人的样子，踢倒他自己借以爬上去的梯子。他非常满意地看到“猿与虎死去”。但是它们并没有给他带来方便；他那火热的青春时代的这些亲密伙伴对安排好的文明生活进行的这种不受欢迎的入侵，在宇宙过程必然给单纯动物带来的痛苦和悲哀之外。增添了无数无法估量的痛苦与悲哀。事实上，文明人对所有这些猿与虎的本能冲动加上罪恶之名，把它们所佮的许多活动都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处，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还竭尽全力用斧头和绳索把那些先前时代的最适者置于死地。

我已经说过，文明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这种说法也许太笼统，我最好说，遵循伦理原则的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伦理这门科学宣称能为我们提供理性的生活准则，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和为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不管在专家中可能存在何种意见分歧，总的一致的意见是猿与虎的生存斗争方法与健全的伦理原则是不可调和的。

故事中的主人公又从豆秆上爬了下来，回到了普通世界里。这里，生活与工作都同样艰苦；这里，丑恶的竞争者比美丽的公主要常见得多；这里，与私心搏斗的持久战，比与巨人交锋取胜的把握要小得多。我们已干过类似的事。几千年前，我们的成千上万的同类在我们之前已经遇到同样的可怕难题。他们也已经懂得宇宙过程就是进化，其问充满了神奇、美妙，同时也充满了痛苦。他们试图发现这些重大事实在伦理学上的意义，找出是否有关于宇宙行径的道德制裁。

以进化论观念占主要地位的宇宙理论，在公元前至少已存在了六个世纪。在第五世纪时，有关这种理论的某些知识，从远在恒河河谷和爱琴海亚洲沿岸的发源地，传到我们这里。对于印度斯坦的早期哲学家，和对于希腊的爱奥尼亚哲学家一样，现象世界的突出特征就是它的变化多端；万物的无休止的流动，从产生到可以看见的存在，然后到不存在，在那里，没有开始的征象，也无结束的前景。对现代哲学的某些古代先驱者也一样地明白，痛苦是一切有感觉的东西的标记；这不是偶然的伴随物，而是宇宙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顽强的希腊人在这“斗争是父、是王”(“斗争至上”的意思——译注)的世界里可能曾找到了强烈的欢乐；但古老的雅利安精神则已为印度贤人的寂静主义所征服；那笼罩着人类的痛苦之雾，遮蔽了他的一切视线。使他看不到其他一切；对他说来，生命就是痛苦，而痛苦也就是生命。

在印度斯坦，如同在爱奥尼亚一样，一个比较发达的和相当稳定的文明时期曾经继漫长的半野蛮和竞争时期之后出现。从富裕、幸福和稳固、安全中获得悠闲和教养，同时接踵而至的是思想上的弊病，仅仅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永无止境；虽然对少数幸运者来说，它可以缓和并部分地隐蔽起来。继这种斗争而来的是一种使生存可以得到理解，并使事物的条理与人的道德观和谐一致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同样是永无止境的。然而，对于少数思想家来说，这种斗争，却随着知识的每一点增长和对实现一种有价值的人生理想的每一步前进，而变得更加尖锐了。

在二千五百年前，文明的价值与现在一样明显；和现在一样，那时显然只有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园地里才能产生人类所能生产的最美好的果实。同样，显而易见，文化带来的幸福并非纯粹的，园地也很容易成为温室。感官的刺激，感情的放纵，使寻欢作乐之道的源泉无止境地增加。知识领域不断地扩大，使人类独有的那种瞻前顾后的能力的范围无限地扩展，这就给瞬息即逝的现在又加上了那过去的旧世界和未来的新世界。于此，人们体验和思考得越多，他们的文化也就越高。但是正是这种感觉的磨练和感情的精练，不仅带来了这样一种快乐的财富，却也注定要使痛苦的程度相应扩大。宗教的想像力创造了新的天堂与新的尘世，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对过去产生无益的悔恨、对未来产生恐惧忧虑的相应的地狱。最后，作为过分刺激的不可避免的惩罚——衰竭，为它的大敌——厌倦，大开其文明的大门。这就是当男男女女对什么都不喜欢时的那种死气沉沉、平淡无味的厌倦；世上一切都成为空虚和困惑；除了逃避死亡的烦扰之外，人生似乎没有活的价值。

甚至纯知识的进步，也招致它的报复。被一些醉心于行动的粗野的人用粗暴、简便的办法解决的那些问题，当人们有时间思考的时候，又重新引起注意，并且表明它们仍然是一些没有解开的谜。怀疑，这种为数很多的藏身于古老信念坟墓中的仁善的魔鬼，来到了人间，从此就赖着不走。为传统所尊重的、同时表明在任何时候都有效的神圣习惯和祖先智慧所确定的神圣条规受到了怀疑。具有文化教养的思考力向它们索取凭证，并且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判断。最后，把那些它所认可的东西集中到伦理体系中来。其中所称的推理其实不过是为采用现成的结论而提出的一种体面的托辞而已。

这一体系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成分之一是正义的概念。除非人们一致承认共同遵守某些相互之间的行为准则，否则社会是不可能组成的。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他们对这些协议始终如一的坚持；只要他们一动摇，作为社会纽带的相互信赖就被削弱和破坏。狼是不可能成群猎食的，除非它们已有一种真实的、虽然没有表达出来的彼此谅解，就是在逐猎时不互相攻击。最原始的社会就是在同样的默认、或表达出来的谅解之下生活的一群人。他们在狼群社会的基础上取得了很重要的进展之后，同意使用整体的力量来反对违反这种谅解的人和保护遵守它的人。这种对于共同谅解的遵守。以及随之而来的根据公认的规定对赏罚的分配就叫做正义，其反面则叫做非正义。早期伦理学对于违反规定的人的动机，没有给以很多注意。但是如果在无意的和故意的犯罪案件之间，在仅仅是错误的行为和犯罪的行为之间。不再确立根本的区别，文明就不可能大大向前发展。随着道德的鉴别力不断加强。从这种区别产生的功罪问题就获得了愈来愈多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重要性。如果必须用生命来抵偿生命，那末也必须承认无意的杀人犯不应该一概处死，因此，通过公共的和个人的正义概念之间的一种折衷调和，就为他提供了一种避难所，他可以在这里避难而免于血的复仇者的报复。

正义观念便这样经历了从依据行为进行赏罚到依据功罪——或者，换言之，依据动机——进行赏罚的逐步提高。正直，即从正确动机产生的行为，不仅成为正义的同义语，而且成为纯洁的肯定的要素和善的真正核心。



赫胥黎(1825—1895年)，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合作者及其学说的最著名的传播者。生于一教师家庭，毕业干医学院。曾以海军军医身份到澳大利亚考察，研究海洋动物获得突出成果。1883年到1885年任伦敦皇家学会会长，为传播真理作了大量工作。著有<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和<进化论与伦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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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历史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

[德国] 卡尔·马克思



先生们!

历史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成了今天的共产主义者。1793年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瓜分波兰的时候，这三个强国就以1791年的宪法为借口，据说这个宪法具有雅各宾党的原则因而遭到一致的反对。

1791年的波兰宪法到底宣布了什么呢?充其量也不过是君主立宪罢了，例如宣布立法权归人民代表掌握，宣布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公开审判、废除农奴制等等。所有这些当时竟被称为彻头彻尾的雅各宾原则!因之，先生们，你们看到了吧，历史已经前进了。当年的雅各宾原则，在现在看来，即使说它是自由主义的话，也变成非常温和的了。

三个强国和时代并驾齐驱。1846年，因为把克拉柯夫归并给奥地利而剥夺了波兰仅存的民族独立，它们把过去曾称为雅各宾原则的一切东西都说成是共产主义。

克拉柯夫革命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由于这革命的目的是复兴波兰民族，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要是这么说，欧洲同盟为拯救民族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何尝不可以说成共产主义的战争，而维也纳会议又何尝不可以说成是由加冕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呢?也许由于克拉柯夫革命力图建立民主政府，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吧?可是，谁也不会把共产主义意图妄加到伯尔尼和纽约的百万豪富身上去。

共产主义否认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要消灭任何阶级，消除任何阶级的差别。而克拉柯夫革命家只希望消除阶级间的政治差别；他们要给不同的阶级以同等的权利。

到底在哪一点上说克拉柯夫的革命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

也许是由于这一革命要粉碎封建的锁链，解放封建劳役的所有制，使它变成自由的所有制，现代的所有制吧?

要是对法国的私有主说：“你们可知道波兰的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什么?波兰民主主义者企图采用你们目前的所有制形式。”那末，法国的私有主会回答说：“他们干得很好。”但是，要是和基佐先生一同再去向法国私有主说：“波兰人要消灭的是你们1789年革命所建立的、而且如今依然在你们那里存在的所有制”。他们定会叫喊起来：“原来他们是革命家，是共产主义者!必须镇压这些坏蛋I”在瑞典，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实行自由竞争现在都被称为共产主义。“辩论日报”还更进一步，它说：剥夺20万选民出卖选票的收益，这就意味着消灭收入的来源，消灭正当获得的财产，这就意味着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毋庸置疑，克拉柯夫革命也希望消灭一种所有制。但这究竟是怎么样的所有制呢?这就是在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消灭的东西，正如在瑞士不可能消灭分离派同盟一样，因为两者都已不再存在了。

谁也不会否认，在波兰，政治问题是和社会问题联系着的。它们永远是彼此不可分离的。

但是，最好你们还是去请教一下反动派吧!难道在复辟时期，他们只和政治自由主义及作为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的伏尔泰主义这一沉重的压力战斗吗?

一个非常有名的反动作家坦白承认，不论德·梅斯特尔或是博纳德的最高的形而上学，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金钱问题，而任何金钱问题难道不就是社会问题吗?复辟时期的活动家们并不讳言，如要回到美好的旧时代的政治，就应当恢复美好的旧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道德的所有制。大家知道，不纳什一税，不服劳役，也就说不上对君主政体的忠诚。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更早的时期。在1789年，人权这一政治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自由竞争这一社会问题。

在英国又发生了什么呢?从改革法案开始到废除谷物法为止的一切问题上，各政党不是为改变财产关系而斗争又是为什么呢?他们不正是为所有制问题、社会问题而斗争吗?

就在这里，在比利时，自由主义和天主教的斗争不就是工业资本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吗?

难道这些讨论了十七年之久的政治问题，实质上不正是社会问题吗?

因而不论你们抱什么观点(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好，激进主义的观点也好，甚至贵族的观点也好)，你们怎么能责难克拉柯夫革命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领导克拉柯夫革命运动的人深信，只有民主的波兰才能获得独立，而如果不消灭封建权利，如果没有土地运动来把农奴变成自由的私有者，即现代的私有者，波兰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你们使波兰贵族去代替俄罗斯专制君主，那只不过是使专制主义改变一下国籍而已。德国人就是在对外的战争中也只是把一个拿破仑换成了三十六个梅特涅的。

即使俄罗斯的地主不再压迫波兰的地主，骑在波兰农民脖子上的依旧是地主，诚然，这是自由的地主而不是被奴役的地主。这种政治上的变化丝毫也不会改变波兰农民的社会地位。

克拉柯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虽然这次革命暂时被雇佣凶手的血手所镇压，但是现在它在瑞士及意大利又以极大的声势风起云涌。在爱尔兰，证实了这一革命原则是正确的，那里狭隘的民族主义政党已经和奥康奈尔一起死亡，而新的民族政党首先就要算是改革派和民主派的政党了。

波兰又重新表现了主动精神，但这已经不是封建的波兰，而是民主的波兰，从此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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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地球在转动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科学家。他是第一个制造和使用天文望远镜的人。他论证了地球的自转和地球绕太阳的公转。还通过实验，发现了落体定律、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抛体运动规律，以及物体运动的相对性原理等。从而奠定了近代实验物理学的基础，为牛顿建成力学大厦准备了材料，被人们誉为“当代的阿基米德”。

此篇演讲为伽利略为维护哥白尼学说被教会判罪囚禁前一年即1632年发表的演讲。

自然科学的结论必须是正确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昨天我们决定在今天碰头，把那些自然规律的性质和功用谈谈清楚，并且尽量地谈得详细一点。关于自然规律，到目前为止，一方面有拥护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立场的人提出的那些，另一方面还有哥白尼体系的信徒提出的那些。由于哥白尼把地球放在运动的天体中间，说地球是像行星一样的一个球，所以我们的讨论不妨从考察逍遥学派攻击哥白尼这个假设不能成立的理由开始，看看他们提出些什么论证，论证的效力究竟多大。

在我们的时代，的确有些新的事情和新观察到的现象，如果亚里士多德现在还活着的话，我敢说他一定会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我们从他自己的哲学论述方式上，也会很容易地推论出来，因为他在书上说天不变等等，是由于没有人看见天上产生过新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旧东西消失，言下之意，他好像在告诉我们，如果他看见了这类事情，他就会作出相反的结论；他这样把感觉经验放在自然理性之上是很对的。如果他不重视感觉经验，他就不会根据没有人看见过天有变化而推断天不变了。

如果我们是在讨论法律上或者古典文学上的一个论点，其中不存在什么正确和错误的问题，那么也许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寄托作者的信心、辩才和丰富经验上，并且指望他在这方面的卓越成就能使他把他的立论讲得娓娓动听，而且人们不妨认为这是最好的陈述。但是自然科学的结论必须是正确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讨论时就得小心，不要使自己为错误辩护；因为在这里，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只要他碰巧找到了真理，那么1000个狄摩斯提尼和1000个亚里士多德都要陷于困境。所以，辛普利邱，如果你还存在着一种想法或者希望，以为会有什么比我们有学问得多、渊博得多、博览得多的人，能够不理会自然界的实况，把错误说成真理，那你还是断了念头吧。

亚里士多德承认，由于距离太远很难看见天体上的情形，而且承认，哪一个人的眼睛能更清楚地描绘它们，就能更有把握地从哲学上论述它们。现在多谢有了望远镜，我已经能够使天体离我们比离亚里士多德近三四十倍，因此能够辨别出天体上的许多事情，都是亚里士多德所没有看见的；别的不谈，单是这些太阳黑子就是他绝对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要比亚里士多德更有把握地对待天体和太阳。

某些现在还健在的先生们，有一次去听某博士在一所有名的大学里演讲，这位博士听见有人把望远镜形容一番，可是自己还没有见过，就说这个发明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他叫人把一本课本拿来，在书中某处找到关于天上的星星为什么白天可以在一口深井里看得见的理由。这时候那位博士就说：“你们看，这里的井就代表管子；这里的浓厚气体就是发明玻璃镜片的根据。”最后他还谈到光线穿过比较浓厚和黑暗的透明液体使视力加强的道理。

实际的情形并不完全如此。你说说，如果亚里士多德当时在场，听见那位博士把他说成是望远镜的发明者，他是不是会比那些嘲笑那位博士和他那些解释的人，感到更加气愤呢?你难道会怀疑，如果亚里士多德能看到天上的那些新发现，他将改变自已的意见，并修正自己的著作，使之能包括那些最合理的学说吗?那些浅薄到非要坚持他曾经说过的一切话的鄙陋的人，难道他不会抛弃他们吗?怎么说呢?如果亚里士多德是他们所想像的那种，他将是顽固不化、头脑固执、不可理喻的人，一个专横的人，把一切别的人都当作笨牛，把他自己的意志当作命令，而凌驾于感觉、经验和自然界本身之上。给亚里士多德戴上权威和王冠的，是他的那些信徒，他自己并没有窃取这种权威地位，或者据为己有。由于披着别人的外衣藏起来比公开出头露面方便得多，他们变得非常怯懦，不敢越出亚里士多德一步；他们宁可随便地否定他们亲眼看见的天上那些变化，而不肯动亚里士多德的天界一根毫毛。

(演讲于一六三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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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科学探索的动机
[德]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麦克斯·普朗克六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

这是爱因斯坦于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麦克斯·普朗克六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讲稿最初发表在1918年出版的《庆祝麦克斯·普朗克60寿辰：德国物理学会演讲集》。1932年爱因斯坦将此文略加修改，作为普朗克文集《科学往何处去？》的序言。



各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也实在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对他们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末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

我很明白，我们刚才在想象随便驱逐可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对建筑科学庙堂有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天使也会觉得难于作出决定。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庙堂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类人，那末这座庙堂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些为天使所宠爱的人吧。

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但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很不一样，不象被赶走的那许多人那样彼此相似。究竟是什么把他们引到这座庙堂里来的呢?这是一个难题，不能笼统地用一句话来回答。首先我同意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以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cosmos)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理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像在所有这些可能的图像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它在描述各种关系时要求尽可能达到最高的标准的严格精密性，这样的标准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达到。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对于他的主题必须极其严格地加以控制：他必须满足于描述我们的经验领域里的最简单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上的完备性来重现一切比较复杂的事件，这不是人类智力所能及的。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但是当人们畏缩而胆怯地不去管一切不可捉摸和比较复杂的东西时，那末能吸引我们去认识自然界的这一渺小部分的究竟又是什么呢？难道这种谨小慎微的努力结果也够得上宇宙理论的美名吗？

我认为，是够得上的；因为，作为理论物理学结构基础的普遍定律，应当对任何自然现象都有效。有了它们，就有可能借助于单纯的演绎得出一切自然过程(包括生命)的描述，也就是说得出关于这些过程的理论，只要这种演绎过程并不太多地超出人类理智能力。因此，物理学家放弃他的世界体系的完整性，倒不是一个什么根本原则性的问题。

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由于有这种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可以假定，会有许多个同样站得住脚的理论物理体系；这个看法在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物理学的发展表明，在某一时期，在所有可想到的构造中，总有一个显得别的都高明得多。凡是真正深入研究过这问题的人，都不会否认唯一地决定理论体系的，实际上是现象世界，尽管在现象和它们的理论原理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这就是莱布尼兹(Leibnitz)非常中肯地表述过的“先定的和谐”。物理学家往往责备研究认识论者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我认为，几年前马赫和普朗克之间所进行的论战的根源就在于此。

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我们看到，普朗克就是因此而专心致志于这门科学中的最普遍的问题，而不是使自己分心于比较愉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我常常听到同事们试图把他的这种态度归因于非凡的意志力和修养，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我们敬爱的普朗克就坐在这里，内心在笑我像孩子一样提着第欧根尼的灯笼闹着玩。我们对他的爱戴不需要作老生常谈的说明。祝愿他对科学的热爱继续照亮他未来的道路，并引导他去解决今天物理学的最重要的问题。这问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并且为了解决这问题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祝他成功地把量子论同电动力学、力学统一于一个单一的逻辑体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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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
　　1974年11月13日，阿拉法特踏上了联合国大会的讲坛，让整个国际社会选择“橄榄枝还是自由战士的枪”。

　　抛开这惊世宣言不说，仅仅是这名巴勒斯坦领袖在联合国的出现已经是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阿拉法特在联大上的讲演(节选)




多年以来，巴勒斯坦人民经受着战火的煎熬，被驱逐，被打击，过地流离失所的生活，整个民族流的血永远都无法被偿还。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我们的民族怀恨在心并进行报复。我们没有仇视我们敌人的民族，也没有失去分辨朋友和敌人的能力。

　　我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及巴勒斯坦革命领导人的身份保证，在我们说到巴勒斯坦人的明天时，我们也包括了那些与我们和平共处的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我们不希望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再流一滴血，我们也不想再有杀戮。

　　我请求你们帮助我们的人民取得自治的目标。这项权利被写在联合国宪章中，而且在宪章起草的那一天起，已经在联合国的历史中被反复使用。我再一次请求你们，帮助我们的人民回到我们的家园，武力、暴政地压迫迫使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土地，而我们想回去，想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自由地生活，享受我们应得的一切权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其他民族一起共建人类文明，只有这样耶路撒冷才能再一次成为所有宗教和平共处的神殿。

　　我请求你们帮助我们的民族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

　　今天我来到这里，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请别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