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普林斯顿的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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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普林斯顿的留学生涯


送交者: jpeg 2003年6月10日02:07:39 于 [教育与学术]http://www.bbsland.com  

  
我在普林斯顿的留学生涯

裴定一

　　1978年12月25日，我作为改革开放后由教育部派出的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五十人中的一员，从北京出发，途经巴黎、纽约，于次日到达华盛顿特区中国大使馆。我们在出发前大约一个月得到出国留学通知。按照中美双方协议，中国的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需在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宣布建交前到达美国。由于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我们到达美国的消息在当地媒体上都有广泛的报道。

　　出国前已没有时间进行外语培训，到达华盛顿后，我们分别到Georgetown和American两所大学接受三个月英语培训。我被分配到Georgetown大学，这个学校设有专门为外国人到美国留学所开设的短期培训班。我所在的班有一名美国教师和十几名学员。学员中除了我们中国学者之外，还有来自非洲和南美的留学生。

　　我在大学期间学的第一外语是俄语，第二外语才是英语，就学了一个学期。研究生一年级学的英语，主要是培养阅读英语科技读物的能力。从那之后就把外语全丢了。到美国后，对于我来说，最迫切的是提高口语能力，扩大所掌握的常用词汇量。

　　在课堂上，那位美国女教师会尽量让我们多开口说话，训练口语能力。每天给我们布置一些课后阅读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介绍美国的历史和地理。对于我们来说，陌生词汇太多，晚上我们绝大部份时间都在查字典，这些词汇在生活中也并不常用。总的来说，这三个月的英语培训，对我们这些第一次出国的人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在Gerogetown培训英语的20多人，住在邻近中国大使馆的大使官邸内。从住处到学校，可以乘公共汽车，也可以步行。华盛顿经常下大雪，踩着齐膝的大雪返回大使馆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在中美宣布正式建交后，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初访问美国。我们有幸参加了卡特总统在白宫玫瑰花园为邓小平访美举行的欢迎仪式，还有卡特总统举行的欢迎酒会及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答谢酒会。在大使馆举行的酒会上，我们这批访问学者与邓小平同志分批照相留念。但遗憾的是，由于使馆工作人员在冲洗照片时出了差错，我们都没能拿到照片。

二

　　见到小平同志，我们都非常激动。没有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们都不会有机会到美国去留学。

　　1959年，我从家乡的江苏省南菁中学毕业，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学制五年。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是系主任。四年级时，我挑选了数论代数专业。1964年大学毕业又考取同系研究生，导师是华罗庚教授。那一年，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而我们这批研究生集中在当时建立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年主要学外语和政治。由于我们没有去农村，留在北京继续业务学习，这样做是否合适，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引起很多争议。我们在这一年中经常要接受“红与专”的教育。一年后，我们也终于中止了业务学习，去了农村。1966年6月，从农村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我离开北京，分配到大庆油田当了一名采油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采油工人用“量油测气，清蜡扫地”八个字描写采油工所做的工作，每天三班倒。我所在的采油队队长是一名西北老石油工人，我和队上的工人们都相处得非常愉快。大约一年后，队长对我说，听说你是学数学的，以后就不用上井了，担任采油队食堂会计吧。从此我承担了会计和喂猪两项任务。我在接班时，队上仅有一头老母猪，当我离开这个队时，这头老母猪已生了两窝共14头小猪。1971年落实识分子政策时，我从采油队调到了大庆油田研究院计算室，利用数学和计算机研究油田的开发。

　　在我与华老的通信中，得知他又恢复了“文革”前已开始的推广统筹法的工作，并且又增加了推广优选法的内容。有一次当华老见到黑龙江省委领导时，提出希望借我到他身边协助他的工作。得到同意后，我于1972年9月到沈阳与华老会合，参加了推广双法小分队。之后我们去国内十多个省份推广双法，直到1977年底，我的工作关系从大庆油田调到中国科学院。

　　我接到教育部赴美留学通知后，华老建议我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学习，他为我写了推荐信。通过大使馆联系，普林斯顿大学很快接受了我的申请。我在出国前一个月之内很快就联系成功了进修的学校，而且是一个著名的常青藤大学，我成为改革开放后普林斯顿大学接受的从大陆派出的第一个访问学者。

　　在华盛顿完成了三个月的英语培训后，我于1979年4月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我在大学时的老师王元院士的弟弟当时在华盛顿附近工作，他开车把我从华盛顿送到了普林斯顿。当时在该校数学系任教的郑绍远博士为我预先安排了住处。我们初到美国，受到这些热心华人的关照，使我们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环境。

三

　　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全世界最杰出的数学家中招聘教授是它的传统，所以一流的学术水平得到世界的公认。1979年我到该系时，当时有K.Iwasawa和G.Shimura（志村五郎）两位数论方面的大师在该系任教，他们都是日本人。我选听了他们讲授的课程。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打算跟志村教授研究模形式理论，于是我主动找他谈了我的想法。当时他对于像我这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的业务基础毫无了解，我向他介绍了在大学阶段所学的课程。对我的情况有初步了解后，他接受了我的请求。

　　上面已经提到，我在大学四年级进入数论和代数专业学习，当时给我们专业讲课的老师除了华老之外，还有王元、万哲先和曾肯成等一批在华老带领下在数论和代数的研究方面已取得很多成就的青年学者。我们除了学习数论和代数方面的一些基础课程之外，还通过课堂教学和讨论班等形式，学习了以华老为首的我国一批数学家在解析数论、典型群和多复变函数论方面所提出的一些有独创性的研究方法，以及所取得的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成果。我们在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方面有了较好的基础。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是一定能做出成绩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很不幸，正当我们在学术上跃跃欲试想干一番事业时，我们被迫中断专业工作十多年时间。我到普林斯顿后，看到了由于我们长期与国际学术界的隔离所带来的落后，发现自己的专业知识存在薄弱环节，特别是在一些活跃的领域，如代数数论、代数几何等方面。

　　值得庆幸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又在世界顶尖级数论大师志村教授的指导下重新开始了数论研究。

　　数学系的学术气氛很浓。每星期系里有一次讨论班，报告人一般从校外请来，有时也从国外请来。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院落与大学校园相邻，我们也经常去研究院听报告、查资料。数学系老师们每天下午有一个喝咖啡时间，除了咖啡也还有一些小点心，在紧张的冥思苦想中间得到一个小憩，更重要的是为老师们提供一个相互切磋，联络感情的场所。系图书馆有丰富的数学藏书，“自助”式借书，十分方便。

　　我选择了半整权模形式作为我的研究课题。在开始阶段，我和志村教授每星期有固定的一个小时约会时间。在进入课题研究阶段后，我需要时常和他约个时间面谈。模形式理论是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的数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由于它与数学上其它分支有广泛的联系，因而有很多应用。例如，后来在90年代出现的轰动国际数学界的Fermat大定理的证明中，就利用了志村在模形式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结果。

　　我夜以继日地研究了一年多时间，最后终于得到了结果。而我所获得的结果发表在“美国数学会论丛”（Transactions of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上，被国外有关文献多次引用，该结果在研究Zeta函数特殊值的算术性质和三元二次型表整数等问题中都得到了应用。

　　1980年华老率领中国数学家代表团访美，代表团到访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时，华老得知我的研究工作很有成效，很是高兴。我在普林斯顿学习两年，1981年离开普林斯顿前夕，数学系主任项武忠教授对我说，当我刚开始和志村教授接触时，志村对我毫无把握，后来就刮目相看，赞不绝口了。我回国后，志村在关于我的成果的一个评价材料中说，这个成果“是近15年来模形式理论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989年我的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94年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专著《模形式和三元二次型》。我感谢志村教授对我的指导。

　　1981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我的研究方向逐渐从数论转向密码学，密码学中要应用很多的数论知识，它在网络信息安全中发挥核心的作用。我在密码学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影响。曾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集体奖）。我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在国际上担任了亚洲密码会指导委员会委员。

　　小平同志的一次讲话，让我踏上了留学之路。而在普林斯顿的留学，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作者现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广州大学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