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芳：在美国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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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芳
转自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kejiao/230/6500/index.html


（崔芳，1997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硕士毕业，进入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工作。1998年调入人民网，任记者和编辑。2001年7月，进入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习。）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号称在美国排名第一，也就是世界第一。我不知道这样的排名使用的什么指标，怎么权衡，教授、学生、设备、出版物，可能都有。而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约瑟夫．普利策”的名字。

　　普利策新闻奖，其声誉等同于科学界的“诺贝尔”，或电影界的“奥斯卡”。

　　而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创始人便是约瑟夫．普利策。早在1902年，普利策就在他的备忘录中记载下他的新闻教育观。他写道：“我的想法是将新闻作为一种崇高的知识分子的职业，用实践的方法鼓励、教育现在、将来的从业人员。”他的梦想在1912年9月25日得以实现，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成为美国培养新闻从业人员、探讨新闻现在和将来的最好学校。

　　教授、学生、设备、出版物的情况，因为没有与美国其他学校相比，也不敢妄加评论。不过，总的来看，还是符合一流学院的要求的。教授中一部分是专职的，有着长年的新闻从业经历或新闻教育背景，许多兼职教授是来自《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纽约媒体界的知名记者、编辑。学生中最多的是硕士生，也有少数博士生和在职人员。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不招收本科生。今年招收的硕士生共212名，包括来自24个国家的32名国际学生和33个州的180名美国学生，其中1/3的人有新闻从业经历，美国学生中大部分都是刚刚从其他大学毕业。我是唯一一名来自中国的学生。设备方面，除了教学楼外观上不够现代，其他的设备都比较先进。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新媒体都有实验室，机器和软件都是最好的，最酷的是在新闻学院大楼可以无线上网。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出版一本《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杂志，是美国新闻业的专业杂志。

　　美国大学一般开学的日子在8月底、9月初，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部分学院也如此。但因为新闻学院硕士项目只有一年时间，从去年开始进行改革，提前一个月开学，邀请各个领域的教授、专家举办讲座，让大家尽快了解纽约各个方面的情况。

　　这里新闻的讲授方法跟国内差别很大。或许是秉承了普利策的新闻教育观吧，实践性很强，新闻理论方面讲授得很少，学生基本上被当作记者/编辑，教授是主编，实验室便是新闻工作室，而每个学生也会被分配到一个社区蹲点（beat），像国内媒体的记者站一样，每人负责报道该地区的所有新闻。这些报道与最重要的的一门课“报道与写作（RW1）”紧密相关。“RW1”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据说，“RW1”和“beat”是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生和毕业生最熟知的两个词。这也难怪，“报道和写作”可能是新闻工作者的主要任务。第一学期我每周3天上“报道与写作”课，其中一天上午讨论，下午进行限时写作训练。另外两天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写新闻，在规定时间内交主编（教授），完全模拟现实新闻机构的做法。教授按照新闻专业标准批改学生的报道，毫不留情，直至体无完肤。许多学生都已经为那些苛刻的评语暗自掉眼泪了，但更遭的是还得重新采访和改写。

　　我在这方面已经吃了不少苦头。用英语写作是一方面，最大的困难还是对美国文化和制度的了解和适应。比如说采访教会和警察，我简直一点概念都没有。因此，需要频繁地提问，甚至问一些愚蠢的问题。美国同学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我却得加倍努力。

　　另一门必修课是读报。《纽约时报》是所谓的大报，每日必读。另外可以自选一张小报，《纽约邮报》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硕士论文是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项目。因为论文最后的形式通过印刷、广播、网络等不同载体体现，大家干脆叫它“硕士项目”。我想我的论文将会在新媒体方面。每周我还有其他3门必修课和一门选修课，因为兼职教授平时还有其他工作，因此有的课也安排在晚上或周末。这么紧张的课程，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是常有的事。新闻学院学生小报上的标题经常是：“一周无眠”、“学生晕倒在计算机旁”，好象是工作狂，但是真的万不得已，教授、同学和自己不断给自己施压，挺恐怖的。开学一个月后，一名美国同学不堪压力，已经打道回家。而教授的说法是“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不相信眼泪”，希望自己足够坚强，能够经受得起这样的挑战和考验。

　　除了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美国比较有名的新闻项目有：哈佛的Nieman Fellowship、斯坦福的Knight Fellowship、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西北大学。其他还有许多大众传播的项目，不知道他们的教学方法和紧张程度如何。但是可以肯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文科和社会科学本来就很不易，而新闻恐怕是最难的了。

[ 本帖最后由 eachyu 于 2006-3-14 14: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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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日记·开篇的话

崔芳

      



    人民网的领导和编辑鼓励我将留学生活中的所见所想、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并建议通过人民网与广大网友交流，我异常感激，但也不胜惶恐。首先，关于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已经被谈论得很多，也有这方面专门的书籍发表，我惟恐自己没有更多新鲜的观察和观点。另外，由于我的项目只有一年的时间，课程非常紧张，来不及对一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惟恐浮光掠影的印象和个人化的感想引起误导。

    最后决定还是开这个“留学日记”专栏，一是为了不辜负领导和同事们的期望，一是我自己确实也想将这一段特殊的经历保存成文字。如果网友中的一个、两个能够从中有所收获，或者能够认同我的一个、两个想法，于我也就是莫大的欣慰了。

    需要向网友澄清的是，说是“日记”，主要取其反映个人生活琐事之意，其实“留学周记”可能更准确一些。

    崔芳，1997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硕士毕业，进入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工作。1998年调入人民网，任记者和编辑。2001年7月，进入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习。


人民网 2001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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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日记·初识纽约

崔芳

      

    7月中旬，我暂别人民网，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求学。

    我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位于纽约市。在克服了时差和最初的“文化震荡”之后，我便开始“马不停蹄”，探寻纽约的风景和文化。

    几个星期之内，那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已经在我脑海中凝固成具体的形态。我走过华尔街，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隔着哈德逊河向自由女神挥手；我在大都市博物馆欣赏世界各国的艺术成就，在中央公园的长椅上度周末，聆听黑人爵士乐；我在世贸中心上眺望整个城市，在唐人街吃点心，观看橄榄球比赛和市长竞选演说。

    我已经能从容地穿梭于纽约市各条地铁线，准确地计算街区之间的距离。当然，我也几乎能够赶上纽约人飞快的步伐，脸上勉强挂上纽约人优越而冷漠的表情，甚至我也开始讲带严重纽约口音的英语，将纽约当成自己的城市。

    而纽约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摩天大楼、金融中心、百老汇歌剧、多民族文化，似乎所有能想到的词汇加起来也不足以概括。一些朋友问我，对纽约的印象如何，与我想象中有何差别？我真的说不清楚。

    也许，以北京和上海作参照，纽约比我想象得要小。特别是曼哈顿，面积和人口怎么也赶不上北京和上海的任意一个区。纽约的街道比我想象得窄，而路两旁林立的高楼大厦，更使得“窄”的感觉被无限夸张。纽约没有我想象中豪华，许多建筑看起来破旧不堪，大部分纽约人衣着朴素。纽约甚至没有我想象中繁忙，特别是夏季、周末，纽约人喜欢去其他地方度假，整个城市就显得空荡荡的。

    但纽约也有许多出乎我意料的地方。在纽约，我看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肤色的人，听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语言。同样操着西班牙语的人，他们来自那么多不同的国家，而同样是中国人，大家又讲着多么多不同的方言。不同的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和平相处，互相包容，形成纽约独特的风景。而联合国大厦设在纽约，就显得再融洽不过了。

    纽约的公共交通异常便利。虽然纽约的地铁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但网络纵横，几乎可以通达每个角落。公共汽车路线也很多，而且，还可以在地铁和巴士之间互相转换。与北京相比，纽约骑自行车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人将骑自行车作为一种体育运动，而非交通工具。当然，纽约是一个可行走的城市。从我住的地方到学校，大约有8个街区，一般情况下只用8分钟就可以走到。

    纽约的“不眠”程度另我惊讶。这个被称为“从不睡觉的城市”，不用说整个夜晚灯火通明，地铁在不停地运转，纽约人也似乎愿意“当天睡当天的觉”，就是说，每晚12点钟仍是工作、学习、玩乐的时间。因此，夜晚的纽约，其活力丝毫不逊色于白天。

    纽约尽管脏，但依然很美。它是这样一个城市，就像你自己的恋人，远离它的时候，那么令人心驰神往，而靠近它的时候，又那么和蔼可亲。你觉得你拥有它，又好象不是。它有魅力，也有缺陷。

    而我初次认识纽约，就在爱它和恨它之间徘徊了。


人民网 2001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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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日记·我的9月11日

崔芳

      



    9月11日星期二，阳光明媚好天气。我一早起来，便收拾好地图、笔记本、照相机等，准备到皇后区采访。星期二是我“采访和写作”课中惯常的“采访日”，而当天是市长和市议员初选的日子，学新闻的学生当然不能错过这样的大事。我的计划是上午9时到晚上9时采访，11时交稿。

    我又查看了一遍日程表和采访清单。奇怪，我有点磨磨蹭蹭。也许是学习任务太重了，该兴奋的时候却觉得疲倦。离开住所已经上午8：30了。大约一刻钟后，我走到新闻学院附近1路、9路地铁站。想到要出去一整天不停地采访，我犹豫了一番，决定先查看完我的E-mail再离开曼哈顿。

    走进新闻学院大楼电梯的时候，两名清洁工在谈论飞机相撞的事。我一直在想着竞选，也没有在意他们的话题。他们可能惊讶于我的不感兴趣，其中之一提高嗓门对我说：“你知道吗？两架飞机撞在世贸大厦！”我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新闻！”冲出电梯，发现许多教授、学生、行政管理人员、清洁工也纷纷跑向电视机房。美国有线电视网在不停地更新着报道。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世贸大厦摇摇欲坠，五角大楼浓烟滚滚，大家都摒着呼吸，被电视上的“刺激”画面惊呆了。后来传言说纽约大学被炸了，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哥伦比亚大学，引起又一阵恐慌。

    我决定先打电话，将这一突发事件马上告诉人民网的编辑。电话打通了。同事告诉我说已经在强国论坛上看到了有关新闻。同事一定只看了文字报道，没有看到电视上的恐怖画面，当听我说要到现场采访时，竟然提醒我别忘了带相机。

    去向新闻学院的领导汇报，被告知公共交通停运了，学校所有的课都停了，建议我尽快给亲戚朋友打电话报平安。去现场已经不可能了，突然想到有几个朋友在世贸大厦附近工作或居住，开始联系他们。电话打不通，发了邮件，开始觉得恐慌。接到了人民网领导的邮件，提醒我注意安全。接到通过电话的同事的邮件，强调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现场。给家里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希望父母没有打开电视。更多的朋友发来邮件，都在为我担心，我向他们保证我很安全。

    其实，我觉得很不安全，心理上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我的大脑已经拒绝处理信息。“重大新闻”的我与“确保安全”的我互相搏斗，职业的要求使我觉得呆在电视机前是自私行为。后来整个上午都很难过，为了世贸灾难本身，也为了自己的“不够专业”。

    下午想去献血，想去做志愿工作，发现都不受当局鼓励。于是约新闻学院的同学一块出去，许多地方警察已经戒严，在所能到达的街区转悠了半天，拍了一些照片，但没有成功采访仍旧陷入震惊的市民，大家都不敢张口谈论世贸大厦。回到学校后，试图与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联系，询问一下在世贸大厦中国公司的情况，电话没有接通。又给所有认识的哥大中国学生打了电话。晚上8：00时左右，终于联系上了所有在世贸大厦附近的朋友。

    晚上开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几乎没有入睡。“采访和写作”课的教授已经邮件通知，星期三出去采访，题目必须是“世贸大厦被恐怖分子袭击”。


人民网 2001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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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日记· 纽约人：昨日之日不可留

崔芳

      



    地铁开始通车，股市恢复交易，学校开学，商店开门，体育比赛重新上演，但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纽约所独具的活力。当过去10多天的恐怖灾难开始沉淀，许多纽约人意识到，他们再也不能回到9月11日以前的生活了。

    在世贸中心的废墟上，救援人员仍在紧张地工作着。近6，400名依然失踪的受害者，存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说，只能靠奇迹来找到生还者，奇迹会发生，但非常渺茫。亲戚朋友的最后一线希望只剩下找到失踪者的尸体，哪怕一片衣服也好。否则，幸存的人们无法埋葬对亲人的记忆，无以寄托他们无尽的哀思。

    在曼哈顿的上城，虽然相对远离世贸大厦灾难现场，但仍可以看到、感到，纽约变了。几乎每个商店外面都挂着一面美国国旗，许多报摊在出售世贸大厦明信片，人们穿着“美国遭受攻击”等字样的T恤，胸前佩带着各种美国的标志。

    沿着百老汇街往曼哈顿的下城走去，一路上有的地方在捐衣物，有的地方在献血，饭店义卖，歌剧义演，大家都想为纽约做点什么。街上的人见了面，相互之间多了眼神的交流，多了“你还好吗”的问候。这些让人感动的场景，却颇具讽刺意味地透露着纽约的不正常。

    纽约人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早上起来，他们不敢再打开窗户，眺望远处，在他们的视线所到之处，再没有那两座摩天耸立的“双子楼”。他们曾经自由出入的教会、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现在需要排队等待严格的安全检查。纽约人不再拿市长朱利安尼的失败婚姻开玩笑，他们也不再谈论警察酒后驾车的问题，市长、警察、消防队员成为这个城市的英雄。纽约人不敢做旅行计划，他们不敢把子女送回学校，他们甚至不敢进入高楼。“9·11”惨案，让纽约人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这个大都市的脆弱。

    没有了世贸中心的纽约，缺少了欢笑，缺少了生机，缺少了安全，缺少了灵魂。世贸中心的旧址，将成为纽约人心中长久的伤痛。   

    但“希望仍在，祈祷仍在，爱仍在”。纽约人终究会坚强起来，将纽约建设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城市。

人民网 2001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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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学生日记：月是故乡圆

崔芳

      

    纽约这几天天气阴沉沉的，凉飕飕的，一下子进入了秋天。我的心情突然地也进入了伤感的季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和国庆节一起来了，思乡也变得双倍的沉重。

    尽管学业繁重，生活被各种各样的课程塞满，但在上课、采访的间隙，在午夜梦醒时分，思乡的情绪还是不知不觉地滋生、蔓延。而临近中秋这个中国传统的团聚节日，这种思绪就变得异常的清晰。

    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游子心，游子情，千载悠悠，不可抗拒。国内的朋友写信来，开玩笑说给我寄月饼过来，告诉他们说最好把他们自己寄过来。给家里打电话，父母的叮咛也是一样，中秋要吃代表团圆的月饼。在月饼的问题上，父母坚持“形式重于内容”。没办法，有时候象征意义确实不需要理由地渗透着我们的生活。

    于是，星期天花了两个多小时，去皇后区法拉盛买了两盒月饼。其实，我也不是专程去那么远的地方买月饼。本来法拉盛就是我的“记者驻地”，早在一个月前，我就得知当地的华人社区策划了中秋庆祝活动。但因为世贸中心灾难之后，不适于举行大型欢庆活动，因而改成了纪念活动，我采访的兴趣也就陡然剧减。加上天公不作美，从下午就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等我到达法拉盛之后，雨下得更大了，所以买了月饼就打道回府了。

    回到住处，雨还没有停。估计在美国的第一个中秋节要在“凄雨冷风”的无可奈何中度过，只好一边抱怨纽约的天气不配合我的心情，一边计算着纽约与北京的时差，希望故乡的明月能够撒在我的窗前。

    星期一，期望中国同学会会组织中秋活动，但没有。感觉除了我自己在制造节日的气氛之外，周围都很安静。想想我在国内的同事们、朋友们，大家不管是仍在坚守岗位，还是回家与家人团聚，抑或趁着假期出去旅游，到处都会被节日的浓郁气氛感染，不禁顾影自怜。

    后来，晚上碰见我的韩国同学，邀请她来品尝中国的月饼，当然，我也不放过机会，告诉她中秋的重要性，也忘了问她韩国是否过中秋、怎么过中秋的问题。

    星期二，中秋都过去了，异常地失落。不过，总算天气很好，所以一直等待月圆之时，才肯上床睡觉。

    月是故乡圆，起码这次真的是了。


人民网 2001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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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学生日记：又见纽约蒙阴影

崔芳

      

    9月11日世贸中心危机以来，纽约的天气基本上蛮合作的，天高气爽，使人们从恐怖灾难的创伤中逐渐恢复。但是，一个月的时间，还不足以让纽约人稳定自己心跳的速度，“炭疽热”的突然降临，使他们再度陷入恐慌。10月12日星期五上午，全国广播公司（NBC）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总部传出“爆炸新闻”：一名女职工成为佛罗里达州之外的首位炭疽热感染者。她是NBC晚间新闻节目支持人汤姆·布鲁康的私人助理，在9月底拆看一封写给布鲁康的“可疑信件”时，发现信封里有粉末状物质，几天之后出现了炭疽热症状。经过不同医生测试，被诊断为皮肤性炭疽热。

    随后，《纽约时报》发现了装有白色粉末状物质的“恐吓信件”。因为佛罗里达州感染炭疽热的是“美国媒体”的工作人员，人们渐渐怀疑媒体机构可能是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而纽约是媒体之都，在洛克菲勒中心和时代广场附近集中了多家大的新闻媒体。星期五下午，美联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等纷纷采取措施，加强安全，特别是邮件室，基本上都被关闭。

    由于新闻媒体本身处在公众视线聚焦之处，“炭疽热”的字眼通过媒体，迅速传遍了纽约整座城市，甚至于美国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炭疽热”使仍在试图恢复正常的纽约，蒙上又一层阴影。

    “炭疽热”刚刚在佛罗里达州被发现的时候，特别是在最初担心世贸中心的灰烬残迹中含有生化物质的疑虑被打消后，生活在纽约的人多少有些侥幸，以为纽约遭受的灾难已经足够，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将转移到其他城市或者驻其他国家的美国机构。但是，纽约竟然没有对炭疽热免疫，而对可能是生化武器恐怖袭击的猜测，对于已经生活在恐惧中的纽约人，无疑是雪上加霜。

    记得星期四晚上，一位上海的朋友打电话，提醒我出门要小心的时候，我还说：“炭疽热发生在佛州，离我远着呢！”第二天上午，本来是我们的期中休息日，新闻学院安排了一名心理医生给我们做讲座，“新闻记者、恐怖主义和心灵创伤”。讲座结束之后，就得知全国广播公司一名女职工被确诊为炭疽热感染，狼真的来了。

    于是担心自己患的感冒是否是炭疽热症状。后来去采访，发现更多的纽约人已经在医院急诊室等待测试，询问他们各种各样的身体不适是否是炭疽热前兆。即使明知道是被蚊子叮咬的包，还是担心与炭疽热有关。

    在世贸中心之后，纽约人的恐惧是：害怕进出高楼大厦，害怕乘坐飞机、地铁、长途汽车，害怕走在桥梁上。现在，他们的恐惧中又增添了一项：害怕打开邮件。

    其实，更多的恐惧是无形的。在纽约，不知道何时、何地，何种恐怖事件就会发生。恐惧已经渗入到日常生活、渗入到人们心灵深处。

    住在我隔壁的日本同学说，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来纽约真不逢时。而一位住在波士顿、早就计划在本月底来访的朋友写信说：“出于安全考虑，我暂时不去纽约了。”

    曾经风光无限的纽约，几乎要成为恐惧的象征了。


人民网 2001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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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日记：美国朋友与她的中国情结

    Arianne Gaetano是我最亲密的美国朋友。早在1995年，我们在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读书时认识。后来，她在北京做博士论文，离我住得很近，我们就常在一起聊天。今年夏天我来到纽约后，因为她住在波士顿附近，我们又有机会重拾往日友谊。

    Arianne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可以写通顺的中文论文，她也有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葛婷婷。写到这里，我突然记得提醒自己，这篇日记一定先让她过目。她一直关注着人民网上我写的日记，这次可以让她作回第一读者了。婷婷在南加州大学读人类学博士，她早就修完了所有课程，只剩下论文要写。印象中她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写论文。据说，她的博士项目已经耗时9年。一些亲戚朋友都开始取笑她的“旷日持久”了。但我非常理解她的难处，如果你们知道她的论文题目竟然是“中国‘打工妹’研究”，想必你们也会同情她的。

    婷婷在中国前前后后住过多年，东南西北也作过好多实地考察。所以，导致她论文“拖拉”的原因不在于她不了解中国，恰好相反，她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不比我这个中国土生土长的社会学硕士差多少。记得有一个笑话，大致意思是：外国人在中国旅游一星期，感觉了中国，可以写一篇文章；在中国呆一个月，认识了中国，可以写一本书；在中国住一年，了解了中国，什么也写不出。我想，婷婷因为了解中国，知道中国社会的复杂、文化的深奥，以至于不肯简单地对打工妹现象做出结论和解释。当然，最终她会理出一条线索，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做得漂漂亮亮。我在此也将最真诚的祝愿送给她，希望她能顺利完成写作和答辩。

    婷婷热爱中国，她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不难找到中国的痕迹。在她的书架上，躺着一大堆关于中国的书。她不仅自己热衷于中国文化，还满怀激情地带动她的男朋友Andy讲中文。Andy已经熟练掌握外国人为了训练中文不同声调而常说的“我问你”，不是“我吻你”（或者反过来说）和“妈妈骂马吗”，他还会配合动作，背诵“鹅鹅鹅”等一些简单的诗词。后来婷婷和我干脆正式送他一个中文名字：崔安迪。

    婷婷待人很真诚，喜欢“呼朋唤友”。在我们认识之前，她在长沙当过英语老师，因此刚开始她讲中文有湖南口音。但是我发现，除了偶尔将“法律”念成“法录”，她区分“蓝”和“难”没有丝毫困难。在北京住了两年后，婷婷的中文更是炉火纯青了。但是，前不久，她却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劳动节期间，婷婷邀请我们几个中国同学在波士顿小聚。席间她向我们诉苦说，崔安迪的前任女朋友要嫁人了，邀请他们到纽约参加婚礼。可是安迪竟然答应自己出席，却替婷婷回绝了。婷婷说起这件伤心事，一激动竟脱口而出：“安迪是个wang ba（王八）。她本来想说“霸道”，头脑中想到的是ba wang（霸王），说出来后变得面目全非，逗得我们开怀大笑。安迪竟然一下子就明白了，说婷婷这可是你自己承认的，朋友们都可以作证，婷婷顿时“无地自容”，肯定暗下决心，不再教安迪中文了。

    不过，比起大多数美国人来，婷婷可以算是“中国通”了，她的笑话只是口误而已。婷婷告诉我说，在她去中国之前，她所认识的人为她送行。其中一个说：“真可惜，你去中国，不是日本，没有机会看到长城了”。另一个接着说：“真可惜，你去北京，要能去中国的首都上海多好啊！”

    我知道这绝对是真实的故事。所以，我更加珍惜有这么一位美国朋友，关注中国，热爱中国，有勇气和毅力来完成中国“打工妹”的研究。


人民网 2001年11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