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我在联合国实习三个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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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羊城晚报-金羊网(广州)　作者:闫超

在英国读硕士期间，我一直寻找在英国媒体实习的机会，都没有结果。没想到申请去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实习一事，倒是无心插柳，得以实现。2004年10月18日，我开始了在联合国总部为期三个半月的实习生活。

A 初来乍到闹尴尬

联合国实习生需要办理临时通行证才能够进入总部大楼。当我手持褐色通行证准备进入曾无数次在电视上看到过的建筑时，心里既兴奋又激动。

实习生每天都需经安检通道进入总部大楼，程序之严格比机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随身背包和外衣必须过安检，男士的皮带、女士盘起的长头发也成了检查对象。于是，我干脆每天披头散发进入大楼后再整理。

我的实习部门是新闻部新闻媒体司下的新闻产品推广与发行组。我的上司是来自比利时的卡罗琳。上班头一天，卡罗琳邀我共进午餐，我高兴地答应。

大楼主餐厅是半自助餐，按照点菜分量付钱。我自顾自付了钱便去找位置，结果只见卡罗琳面带尴尬地过来坐下，对我说：“我在找你，因为是我邀请你一起吃饭，所以应该我付钱，你自己付掉了对我有点不礼貌。”我的脸一下子热了，为自己忽视了这个礼节而连忙道歉。

联合国的实习合同上写得很清楚，对于实习生，联合国不负责食宿，不提供任何报酬，联合国给的只是机会。

B 抢手的“包身工”

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卡罗琳联络各国媒体。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国内为工作人员设有不少语言课程，中文课就是其中的热门之一。我的不少同事都是“中文迷”，在走廊上碰到我总不忘抓紧机会过上两招。

新闻媒体司的几个部门都与中国媒体有紧密联系。而这些部门中能熟练地说、写中文的人，除了忙碌的中文电台工作人员外，便是相对自由的我了。于是我便成了“抢手货”，在各部门需要使用中文时，被临时借来借去。

无论什么人要借我，都必须得到卡罗琳的同意，否则她就会因为没有受到尊重而不悦。和卡罗琳关系好的人，可以优先将我借去，关系一般的就要排队了。我好像成了卡罗琳的“包身工”，但我并不介意，因为可以尝试不同的工作。

C 声音录进联合国纪录片

一次，电视制作部门借我去帮助给联合国的一部纪录片“2004年度回顾”的中文版校稿。我在录音室等了好久，制作人玛丽才姗姗来迟。“很抱歉，请再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还缺一个女声画外音，”她说，“中文台只有两位女士，可她们都在忙着录制节目。”

我脱口而出：“你们需要怎样的声音，你觉得我可以吗？”“你愿意吗？”玛丽有点惊喜，“当然可以，你的声音听上去不错，但是你要说普通话，而不是广东话。”

“我只会说普通话。”我高兴极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好，不要急，我们先把校正的工作做完，再来给你录音。”玛丽也兴奋起来。

虽然最后只有两句台词，但声音留在了联合国的纪录片里，还是让我兴奋不已。为感谢我的小小贡献，玛丽将配音后的样带复制了一份，给我留作纪念。

这次经历让我对视听部门的工作有了浓厚兴趣。由于中文是联合国电台六种语言之一，中文台更是活多人少，每周三制作“一周要闻”时更忙，中文台主任刘克凡每逢周三就借我去帮忙。中文台的7名同事都是“自己人”，工作内容又有采访、剪辑等能让我发挥专业知识的机会，因此我去那儿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甚至常盼着他们来借我。后来，我终于有机会转到中文台实习。

D 莽闯安南办公室

熟悉了联合国大厦里的人和事后，我便到处打听如何才能见到秘书长安南。

安南的办公室在38层，而我在8层。一天吃午饭时，我突然想：找到他的办公室，不就可以见到他了吗？我迅速啃完鸡腿，走进了电梯。

电梯走走停停，最后，里面只剩下我一人。哪里来的“扑通、扑通”的声音？原来是自己的心跳。

“叮”，38层到了，电梯门缓缓打开。我不知是哪只脚先迈出去的，总之两只脚还没有都走出电梯，就被身穿保安服的两座“大山”挡住了。

“大山”甲很礼貌地问：“能看一下你的证件吗？”我忐忑不安地晃了晃脖子上的出入证。

“很抱歉，这不是有效证件。”

“这是的，我每天都用它出入大厦。”我狡辩，想拖延时间。

“不，我的意思，它不是出入这儿的有效证件。”他一本正经地解释。

“呃，嗯……”

“那么，请问你有没有预约？”“大山”甲尽职尽责。

“哦，对不起，我想我走错地方了，”我摸摸头，装出茫然的样子，这时候只能装傻了，“我是新来的实习生。”

“大山”们皮笑肉不笑地做了个“请你马上离开”的手势，并替我按了电梯，他们心里大概想：你这样企图混进来的小角色，我见多了！

终于有一天，安南安排与实习生会面并合影，这个消息成为实习生中的头条新闻，因为不是每一届实习生都有此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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