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我最在意我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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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成钢/文  

白手起家的美国新移民、飞扬跋扈的金融大鳄、对冲基金业的元老、热衷于发表哲学见解的思考者、鼎力支持美国自由派的政治活动家、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大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眼中的罪恶之源、各国投资者追捧的先知圣贤……种种不同的角色错综交织于乔治·索罗斯的一身，他得到的崇拜基本等同于他承受的怨恨。在汹涌的全球金融危机面前，索罗斯又有什么样的思考与感悟？本报与相关机构合作，向读者完整呈现本次索罗斯的中国行以及其中碰溅出来的思想火花。

问：我记得2003年你接受我采访时曾说过，相比于投资而言，你更有兴趣从事慈善事业，帮助世界上那些正在走向开放的国家，现在还是这样吗？

索罗斯：是的。但是在2007年8月，我决定重新出山，因为我看到金融风暴即将来临，我很担心能不能保住我这一生赚取的资本。所以我重新进行投资，成功地渡过了风暴，没有损失一分钱，而到了今年初，我又“归隐”了，所以现在我是一个自由人。

问：从你的经历来看，你似乎总能安然渡过危机，而且在此过程中，你还对市场和资本主义发出了一些最为根本性的询问。你能否大概地讲讲你的哲学见解？

索罗斯：我对市场的看法与大家公认的看法不同。公认的看法是，市场能反映出所有现有的知识，因为市场比任何单独的市场参与者更能知道未来的走向。这在我看来是错误的，我认为市场总是扭曲现实，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因为人们不可能准确地预知未来，因为未来尚未发生。但是，市场上的状况会影响未来。因此，我提出的第一个哲学原则是，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把这叫做“易错性”（fallibility）。第二个哲学是，我们对世界的误解、我们对世界的错误看法，其实反而会改变历史，我把这叫做“反身性”（reflexivity）。

问：你最近还说，政府不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承担完全责任，责任应由私人部门承担。你的这一观点，是根据你的哲学见解而形成的吗？

索罗斯：人人都会判断错误。显然，对于金融机构的经理和银行家而言，犯错误是很常见的。但监管部门也会犯错误。这场金融危机的责任应由监管部门承担，因为它们未能有效地实施监管。它们本应掌握更多的情况，因为市场并不能纠正自身的错误，每当发生金融危机时，市场总是需要监管机构的介入，从而得到拯救。所以我认为监管机构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问：不是有市场的“无形之手”吗？

索罗斯：“无形之手”的确是存在的，但像所有人类创造的工具一样，市场也是不完美的。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

问：我们曾在中国民众中进行过一场调查，发现大多数人都将你的名字与“金融大鳄”联系在一起，不过最近几年也有人称你为“投资大师”，你喜欢用哪种说法来描述自己？

索罗斯：投资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还拥有一家“开放社会基金会”，我对它非常重视。而且，我还有一套哲学，它指导我如何挣钱、如何花钱。这套哲学才是我最为在意的东西。自从出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我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所处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一直为这个问题而困惑，也一直试图解决它。其实这才是我最主要的野心。对我而言，金融市场就是一个实验室，可以帮助我来研究现实。在大多数人看来，股市似乎是脱离现实的，总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但在我看来，金融市场的运行是一门科学，我们可以凭借它来研究社会的运转方式和人的行为方式。

问：你从这个实验室中发现了什么奥秘？

索罗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总是不完美的，而原因恰好就是，我们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参与者。在通常情况下，为了获得知识，我们必须拥有一些可以据以判断正误的独立的标准，但是，我们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参与者，从而无法拥有独立的标准，因为我们的行为、思想和观念其实会改变现实。所以，如果实际情况不能提供独立的判断标准，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行动，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行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这就是社会事件与自然现象的区别。我们可以通过自然科学获得许多有关自然现象的知识，但在社会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我们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标准来判断人们观点的对错。

问：你曾经采取过一些极其大胆的投资行动，最著名的就是你对英镑和泰铢发起的冲击。如果我们假设有所谓的“对”与“错”，那么你认为你所进行的这些冲击，以及你可能曾对港币进行的冲击，究竟是对是错？

索罗斯：实际这些行动一点都没有错。人们通常很难理解这一点。我是在金融市场上从事投机活动，我是按照通行的规则来做的。既然投机并不在被禁止的行为之列，那么我的投机就没有什么错。事实上我只是一个金融市场的合法参与者。我的行为无所谓道德还是不道德，这和道德毫无关系。

问：那么你会称此为 “无关道德的”（amoral）？

索罗斯：是的。如果我违反规则，那就是我错了，但我没有违反规则。我采取的行动有时会产生惊人的结果，但这不是我的责任，这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的责任。事实上，我更关心如何制定更好的规则，因为我希望市场运作良好。但我也了解市场的缺陷，而且从中获益。我能很好地解释市场都有哪些缺陷，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有时我的意见并不是很受欢迎，但我仍会提出这些意见。

问：中国人对于那些事件记忆犹新。在当年港币遭到冲击时，香港政府的官员制定了应对冲击的计划。现在回头来看，你如何评价他们的做法？

索罗斯：我认为他们很好地捍卫了港币的币值，值得嘉奖。他们原本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并且获得了成功。但在英镑一事上，当时英镑的汇率是难以维系的，必然要得到调整，而当时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我就卖空英镑，迫使英国政府允许英镑贬值。事实上，英镑的贬值让英国人长出了一口气，因为贬值之前的汇率是错误的。在英镑贬值之后，英国经济就恢复了。我当时进行投机活动，并非为了帮助英国经济的恢复，而是为了赚钱。但我当时的行为阴差阳错地帮助了英国经济。我的这些投机活动没有一点错，我也没有一点负疚感。有人认为我向慈善事业捐了那么多钱，是因为我有负疚感，错！我捐钱是因为我觉得，我赚到的钱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和子孙后代的生活需要。我是真心地去帮助他人的。

问：你还说过，过去60年全球经历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是，美元一直是一种世界储备货币。而现在，情况似乎已经不同。我们应当为此担忧吗？

索罗斯：我认为所有人都应为此担忧。25年来，美国人一直在超前消费，赤字也变得日益庞大，到2006年接近其GDP的7%，但这样的局面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在未来，美国的赤字将大大降低，因为美国人的消费将减少。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将不愿购买美国国债来支持美国的过度消费，而是因为住房贷款将让美国人身负重担，不再享有积蓄。如果房价上升的话，他们还可以出售房屋，从而得到额外的钱来消费，但问题在于，现在美国的房市正在崩溃，因此美国消费者将必须储蓄，他们将无法像在过去25年里那样尽情地购买中国商品。

问：中国领导人近来一直在谈论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在哪些方面发出更大的声音。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索罗斯：我想这是非常合理合法的要求，因为中国的经济在增长，所以理应得到更多的话语权和份额。中国承担着更大的责任来维持金融市场的良好运转。事实证明，那种金融市场能自动纠错的想法是错误的，那正是英美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引发了金融危机，所以想要全球性的市场，就必须有全球性的监管。中国也必须是全球监管的一部分，必须负起新的责任，对全球经济的未来发挥积极作用。

问：你曾经称奥巴马总统是个讲实效的人。但我们也看到一些评论说，奥巴马总统将类似于当年的吉米·卡特，在任期的第一年里，尚可以将经济问题的责任全盘推给前任，但在第二年，就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经济挑战。你觉得奥巴马政府一年后的情况将会如何？

索罗斯：我的看法倒是，奥巴马对上届政府的批评还不够。因为事实是，连续25年来的不良的政府开支造成了美国现在的问题。但奥巴马现在正想着要做一个团结美国的人，他希望美国人不分党派，都支持他的政策。他没有将自己的政策与前任划清界限，而前任政府恰恰对金融危机进行了错误的应对。奥巴马现在也陷入了这样的错误，他对银行的重新注资并不够积极。我确实支持甚至崇拜奥巴马，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他的政策持批评态度。

问：那么你的建议是什么？

索罗斯：我建议强制性地向银行注资，而奥巴马却主张这应该出于自愿，现在银行不喜欢政府帮助所附带的种种限制，于是它们希望将从政府得来的借款返还给政府，而不是用于放贷，所以这不是一种成功的政策。

问：在新一代中国人中，富人越来越多，人们试图理解财富的意义。你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你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曾遭纳粹迫害，然后在美国致富，你亲眼目睹了大国的兴衰和社会的演变。你想和那些正在走向富裕的中国人分享什么看法？财富的意义是什么？

索罗斯：我非常钦佩我父亲。他从不关心物质财富，而我这个儿子却这么崇拜他，并且赚了这么多钱，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我的确受我父亲的影响很大，他告诉我，大脑的智慧要比财富更为重要。对大多数人而言，财富代表着权势。但对我而言，财富代表着自由。有了财富，我可以摆脱社会领域的万有引力法则，这就是自由。

问：你认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之中吗？

索罗斯：我不能确定，但我能确定的是，我们需要一个新世界，因为既存的世界秩序已经崩溃了。世界各国的关系必须更加以法治为基础，而不是以单纯的力量为基础。我认为，这是世界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芮成钢系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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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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