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香港 （转） 附qq群108291515 [复制链接]

港漂，顾名思议，就是漂泊在港的异乡人，其实更准确地说，是近十年香港放宽内地人进港读书和工作的政策下，那些漂至香港的内地族羣。

现在香港各大学每年招收逾万名内地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硕士生。根据最新政策，这些学生毕业后可无条件留港一年，期间找到工作，即可继续留港。

这个羣体愈来愈大，如果将来有一部分人融入本港，成为香港一分子，他们就是「新香港人」。这种「新香港人」夹着几个标签来港，可能是「高考状元」， 可能是国内的「富二代」，但更大的标签是「中国八零后」或者中国「独一代」（国内「一孩政策」下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十多二十岁，孤身上路，一个人背着 自己的背包，告别家人、朋友或者恋人，走到中国最南端的一座陌生的城市。

他们带着各种情感和梦想来到这块地方。没有人能向他们保证，他们一定能获得些什么。这其实是一笔青春的赌注。

访问他们的时候，我想，我愿意让他们接手管理建造未来的中国香港吗？

我想我是非常愿意的。香港是我们的，其实也是属于所有人的。

楔子：眼睛的故事

在北角英皇道一间茶餐厅内，我点了一碟叉烧饭。当我咬着一片半生熟的煎蛋之际，坐在我对面的Lily开始谈到她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前北京广播学院）的经历。 是艾慕杜华。那是她最喜欢的电影导演。

茶餐厅的杂音彷佛渐渐退去。在一个说不出的地方，飘来了Caetano Veloso的《鸽子歌》。Cucurucucu。Cucurucucu。Cucurucucu。

充满情欲、异色、性变态的艾慕杜华，飞到银幕下一对一对睁大了的年轻眼睛里，又飞到他们一些人的心里面。那个介乎于开放与不开放的年代，一些奇异的 场面，一些忐忑不安的年轻心灵，最终化成了家书，成了漂移在外对故乡母亲的「表白」，最终，毫无悬念地，变成了学校领导对教授的批评。但是，在那座校园， 艾慕杜华的电影仍是一年一年的在放映着。赤裸地。灵欲交缠。

好多年后，Lily第一次被艾慕杜华震撼了。艾慕杜华已经不再「地下」。教授每年覆述着当年的故事：「我以后还是要每年放一次这部电影。」

教授对同学说：「你们长大了。」

几年之后，个子娇小的Lily来到了香港， 她最近完成了《岁月神偷》的后期工作。

「八零后？我们八零后的唯一共通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共通点。」Lily意简言赅。从桂林到广州到北京再到香港，她背着自己的梦想不断漂移。

拜盗版电影光盘兴起所赐，中国的「八零后」花了两三年时间，看了人家一百年的光影记录。有的电影让人开怀大笑。有的电影让人看完后，呆了一阵，眼泪 就掉下来。那时她还努力学好英语，希望考到美国去，「改变自己命运」。同一时间，她靠电影去「旅行」，透过电影，她找到了她向往的光影世界。Lily呷了 一口茶：「我还看了贾璋柯的《站台》。」

她的朋友Rebecca也是桂林人，喜欢看的电影是周星驰的《喜剧之王》，而不是另一部内地大学生喜欢的《西游记》。因为在《喜剧之王》里，那是他真实的自己。」

本来以为Lily和Rebecca都是典型的中国「八十后」，即是独生子女，即是被社会学家批评为「懦弱、自私、没主见、缺乏团队精神、即将垮掉」 的那一代；令我诧异的是，眼前坐着的两人齐声否认自己是独生子女。Lily说：「我是双胞胎」。我愣了一下，转过头瞧了瞧Rebecca，她不说话。我问 她：「你也是？」Rebecca瞪大了眼睛，露出一个「说出来你未必相信」的表情。她迟疑了一会才开始讲她那段奇异的的故事。

原来眼前这位大眼姑娘，她的眼睛天生就有问题。小时候，她外表看来跟正常孩子无异，直到有一天，她妈妈教她认字，她认了老半天认不出来，妈妈火了， 禁不住骂道：「你怎么就这么蠢，老认不出来！」娃娃委屈地哭着脸说：「不是啊，我看不见！」妈妈吃了一惊，这才知道孩子眼睛害了病。

娃娃弱视严重，她妈妈获准再生一个孩子，所以Rebecca是中国「八零后」少有的非独生子女。问题是：眼前的Rebecca，她的眼睛看上去并没有任何问题，她甚至连眼镜也不用戴。「你的眼睛现在好了？」我问。「好了。」她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满腹疑惑。

究竟Rebecca后来遇到什么奇遇？在这里卖个关子，我们现在先跑去看看其他「港漂」在港的生活情况。

师父写下：时，空，皆无法改变，而时空却可以改变。

这很难理解。我的早期理解是一个逗号可以改变一切，师父说：不，你仔细看。

我说，上句和下句就有一个逗号之差别。

师父说，你只看到表面，你仔细看，差别不只一个逗号。

从日落到日出，我将手上捧的两字看到快不认识了，师父将我叫入房中说：你看出差别了吗？

我说，我只看出一个逗号的差别。师父说，你已离答案很近，但是离答案愈近，便愈容易找不到答案。

我跪在地上请求师父参破。

师父说，看，其实是两个逗号。

——韩寒《长安乱》

触到了我的痛处

有人说，看你结交什么朋友，就会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香港人功利，往往看你住什么地方，就知道你的生活怎样，你的「状态」如何。

为了完成这篇关于「港漂」的访问，我跑到浸会大学的男女生宿舍，跑到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港漂」位于奥海城的住宅，然后又跑到另一个「港漂」青年在油麻地的木板隔间房……总结地说，所有他们住宿的地方，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漂」。

现在，我正跟着杨鑫这个能操一口流利美语的中国精英，经过两道天桥，拐进西九龙的奥海城。

这个两房海景奥海城单位，一踏进去，就是闷热，看不见窗子，杂物衣服铺满一屋，之前购买的SONY液晶体电视的纸皮箱仍然摆在柜顶。为什么大厅看不 到窗户和海景呢？原来主人翁杨鑫在大厅中间竖起了两个宽三呎的高身大柜，把大厅的另一边都遮住了。两个高至近天花板的柜之间留了一个通道，形成一个门口通 道的样子，于是大厅隔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近门口的大厅，放了沙发和平面电视机，另一个是穿过两个高身柜中间通道的自制大房，里面摆了一张床和一张计算机 桌。杨鑫很快开了空调。一室的凌乱，代表了他「漂」的状态。

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笈美国再获摩根士丹利（俗称「大摩」）聘用的杨鑫，是典型的海归精英，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海啸，全世界投资银行风声鹤唳，裁 员不绝，偏偏在这时候杨鑫获聘进入了白人当道的国际投资银行。那时候，在西九龙高尚地段的摩根士丹利办公室内，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还能上班。同事 突然被勒令在一个小时之内收拾好个人对象然后被保安「押走」的场面，已经变成办公室常态。杨鑫凭着过人的实力在外汇部门留了下来，身边留下来的同事也是各 有所长的世界各地的精英。他们当时谈的话题不是汇丰是不是需要供股和大幅削减派息（尽管「大摩」正是最早发出这个「恐怖预言」的机构），他们谈的话题是 「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

「香港人比谁都勤劳！」

一年之后，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杨鑫的家倒凌乱得像爆发了一场大战。

在山西太原长大的杨鑫，正如所有「中国八零后」一样，他自小听惯外界批评「八零后」懦弱、自私、不靠谱的声音，但他从不「对号入座」。「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他们讲的不是我，他们讲的可能是百分之八十的人，而我可能属于那百分之二十。」

「以前感觉香港是中国的一块地盘，但被英国抢走了，但同时香港又非常繁荣，感觉有点复杂。」

多年以后，踏足了传说中的香港，感觉反而不大。「香港是世界其中一个城市。」

杨鑫美国硕士毕业后来港两年，对这块地方并没有很大的归属感，他不谙广东话，平时用英语跟香港的朋友沟通。他觉得香港没有本身的文化习俗，例如没有 地道的小吃。他觉得在美国，他们会有一个热爆全城的话题，例如某个脱口骚引发的争议，在中国大家会谈「春晚」，但在香港，大家谈的是最近工作怎么样。

他关心宏观局势，拥有世界视野，香港年轻人反对兴建高铁并不是他关心的项目。他有自己的理想，将来成立自己的生意，回到中国大陆，发挥自己所长，贡 献社会。在他心目中，香港人非常勤劳。「比大陆人还要勤劳？」我追问。「香港人比全世界任何国家的人都要勤劳。」杨鑫坚定的说。

我接触过很多「港漂」，他们都对香港前景很乐观，杨鑫是唯一的例外。杨鑫几乎是不带感情的说，香港一直拥有两大优势，港口和金融，现在港口优势已经 消失，至于金融方面，只要中国开放外汇管制，香港的优势也会随之消失。「香港人有什么可以做的吗？」我急切地问。「香港能做的不多。」杨鑫几乎马上给了答 案。虽然我个人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但他这样一说，还是触到了我的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