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留美追忆

加菲熊UID: 103463

MIT留美追忆


送交者: jpeg 2003年6月10日02:08:24 于 [教育与学术]http://www.bbsland.com  

  
留美追忆

崔国文

　　我们一行50人作为新中国派出的首批访美学者于1978年底踏上了美国的国土。当我们穿着清一色且式样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黑色大衣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时（如图），引起了大批美国人的注意与好奇，他们中多数人主动地向我们打招呼。而我们对美国人和美国社会则怀有种种神秘感和警觉性……

一对素不相识的美国夫妇

　　1979年初，我们一行分别在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和美利坚大学接受短期的英语提高强化训练。某周末，我与我校的另一位访美学者张育曼离开住所外出遛弯，不慎迷了路，正东张西望地判断回程方向。突然，一辆小卧车停在我俩身旁，车内坐着一对中年男女。男士友善地询问我们：“你们是否迷路了？是否需要帮助？是否需要我们送你们回去？”霎时，我俩警觉起来，赶紧说：“不用，不用，多谢了。”“那就小心吧！”男士说完后驾车缓缓离去。

　　我们在警觉中思考着，停车者该不会是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吧？身处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要时时处处警觉啊。我们不能糊涂地上车，弄不好会出事。看来，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自己的脑海中仍然绷得很紧，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于是，我们两人边走边回忆着走过的街道，讨论着返回的方向。不一会儿，那辆小卧车又驶到了我俩跟前，那位男士再次友善地对我俩说：“看来你们是迷路了，告诉我，你们要去哪儿，我可以帮助你们，用车送你们。”

　　事已至此，我俩不得不悄悄地商量一下，考虑到是大白天，周围人多、车多，万一出现意外情况也可应对。于是，我们上了车。上车后，那位男士询问了我们的地址，并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妻子。他又询问我们来自亚洲哪个国家，当听到我俩来自中国大陆时，这对夫妇异常兴奋。他们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来自新中国的中国人。中国的邓小平先生刚来美国访问过，中美两国、两国人民应该友好相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良好的感情。我俩也从原来的困惑中解脱出来，向这一对素不相识的美国夫妇表示了真诚的谢意和友好的情感。

　　这是我初抵美国时，印象极为深刻的事情之一。它告诉我，在美访学期间应该实事求是地、真诚地与周围的美国人相处；无论如何，不能停留在原来简单化的机械思维方式上。

在MIT的中国留学人员

　　MIT（麻省理工学院）是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高等学府，来自世界各国的上千名留学人员在该校进修或攻读学位，其中包括约300名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同胞及华人。1979年初，我们五位大陆学者有幸首批进入MIT进修，在MIT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这终究是件新鲜事，尽管我们是一支最小的留学队伍。

　　当时，来自台湾地区的留学人员是在MIT的中国人中为数最多的，其中不乏是国民党党政军要员的子女。数十年来，海峡两岸老死不相往来，彼此毫无沟通；然而毕竟血浓于水，两岸留学人员总是互找机会相聚。聚会时，亦欢亦悲。欢的是在“莫谈国事”时亲热异常，形同家人；悲的是“开谈国事”时争得面红耳赤。我们这个在MIT的小小团队，人数虽少，却气壮如牛。辩论时，如有千军万马，来自香港的学生则在旁为我们摇旗呐喊。

　　当时两岸的隔阂、歧见之深是可以想象的。争论的要点是：“国共两党，为何一败一成”；“两岸为何要统一”；“为何不能有两个中国”；“大陆经济为何落后于台湾”；“大陆与台湾如何更有希望”等等。某些台湾留学生的言论尚在情理之中。例如，他们言及“国共成败之因”时指出，跟着蒋介石走的人太少了，主要是当官的和有钱的；而跟着毛泽东走的人太多了，是漫山遍野的百姓和穷人；国共两党之成败不言而喻。他们又言及，台湾今日若与大陆统一，台湾的生活水平岂不下降？将来大陆富了，台湾就不怕统一了。

　　事实上，两岸在MIT的留学人员，在工作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互相关心是主流。这个主流使我体验到了两岸统一的最基本因素----同为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文化。

难忘的留学生涯

　　我们常常羡慕现在的出国留学人员，这是因为祖国经过这二十余年的奋斗，科技发展了，国力增强了，留学人员各方面的条件大大改善了。

　　在祖国刚从十年文革动乱的阴影中走出之后不久，我们却身处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从而强烈地感受到我国在科技与经济上的落后。在访学期间，我时刻铭记着一穷二白的祖国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使命----努力学习、掌握西方国家先进的科技，早日为国效力。

　　在MIT材料科学与工程系进修的两年时间里，我深感当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水平和研究开发方面大大落后于美国；然而，我们亦有优势----实验操作能力强、工业实践经验多，这或许是得益于过去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开门办学”吧。为了多学、学好相关的科技知识、仪器操作技术，在这两年内除了工作日连绝大部分节假日也都在实验室内度过。导师特别乐意把工业界的实用性研究课题交给我来做，这可能是我更能胜任吧。

　　尽管几乎天天在实验室里干，但似乎从不觉得疲劳、从不觉得枯燥。因为重肩在身，不敢松懈。在我们首批访美学者中更有甚者，其中一位竟然在圣诞前夜一直在实验室工作至凌晨。待其打算离开实验室返回住所时，整幢大楼已经上锁，除了他，空无一人。圣诞来临之日，其只能一人呆在冷清的琼楼之内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百废待举，国力脆弱，外汇紧缺，因而我们留学的物质生活相当拮据。每人每个月的伙食费包干使用，计120美元；每人每月最高房租不得高于150美元，实报实销；每人每月零用钱30美元。手头上的钱真紧张啊。当与导师、同事以AA制一起就餐时，心中难免恐慌，担心费用太高，日后饿肚子。许多颇有意义的活动，因为要自掏腰包而不敢贸然前往。我们生来艰苦，不怕艰苦；但丧失学术交流的更多机会，心中着急啊。当然，这种现象也刺激我们奋而求学，以求早日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抵美前，一直听说美国国内的犯罪率较高，因而每日早出晚归往返MIT与住所时颇担心安全问题。游子在外，只能自己多加小心了。在美时尽管听到不少骇人听闻之说，但自己未曾遇到过。正当暗自庆幸时，不测之事也惹上了身。某晚九时许，我离校搭公交车返回住所时，在车站等车。突然一醉鬼向我跑来，满嘴酒气，使劲地拥抱着我，嘟嚷着要请我去酒吧喝酒。我躲闪着，他猛地从左右裤兜里掏出两瓶酒，举着酒瓶喊道：走，到旁边脱衣酒吧喝酒去吧！我连说，不，不，谢了。他挥舞着酒瓶，示意要砸我。周围几个候车者皆不敢言，正在纠缠之时，救命的公交车来了。于是，我使劲将此酒鬼推开，迅即跳上车。

　　返回住所后，仍惊魂未定，一个人愤愤自语道：美国这个鬼地方！同时联想起我们的一位女性访问学者丁在等公交车时发生更恐怖的一幕。某晚，丁在等车，三名黑人男子一拥而上，对丁说，请她陪他们玩玩。丁拒绝，这三人便你推我搡。情急之下，丁迅速跑向公路中间的分界线，并大喊：你们再过来，我与你们一起撞车。这三个家伙顿时一楞，伸出拇指道：你是真正的中国女人！

宛如亲人的华侨华人

　　波士顿地区的华侨华人颇多，其中不少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任职。在著名的哈佛大学和MIT等高校有不少华裔教授与学者。我们一行六位首批访美学者浸润在他们的亲情中，深得其益其惠。

　　1979年初，我们在MIT教授林家翘先生的亲切关怀和热情帮助下，都顺利地来到了各自仰慕已久却从未谋面的导师身边，开始留学生涯。当年在MIT有一批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知名华裔学者，如林家翘、李凡、卞学璜、韦潜光、梅强中、陈守信教授等，都曾给予我们极大的关爱和帮助，令人难以忘怀。

　　到了MIT后，我们立即全力以赴投入进修工作，较快地确定了研究方向并进入了角色。工作的紧张与繁忙使我们难以顾及日常生活，波士顿地区的华侨华人们发现之后，主动帮我们排忧解难，以使我们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在波士顿地区拥有著名的Joyce Chen餐馆的廖家艾女士，主动地将其一幢住宅廉价地租给我们，以方便我们的进修工作。在节假日甚至某些周末，廖女士经常请我们在其餐馆免费就餐，我们执意要付款，但不允准。她动情地说：“我只希望你们吃好、吃饱，身体好，精神好，进修好！”这种宛如亲人的嘱咐，感动着我们，震撼着我们。我们唯有努力拼搏，方能酬谢海外的华侨华人，方能不辜负祖国的期望。

　　在波士顿地区，全美华人协会的活动十分活跃。会长潘毓刚教授，早年由台来美学习，当时为波士顿学院的教授，经常组织华人的各种聚会或活动。其中不少聚会是专为大陆留学人员与当地华侨华人交流而举办的，他的家也是我们常去的乐园。每次聚会时，总有许多华侨华人参加，热闹非凡。经常到场的有上述MIT的教授及其夫人、廖女士、哈佛的肖庆伦夫妇、作家刘年令及其夫君、朱谱康博士夫妇等。

　　华侨华人们十分关心祖国在十年动乱后的改革与开放、建设与发展，异口同声地赞誉邓小平先生的远见卓识、雄才大略，都为新中国重振雄风而欢欣鼓舞。他们强烈地希望祖国日益强大，并把这种感情投入到我们的身上。可以说，在美华侨华人对新中国留学人员的这种关切之情，是早年留学人员取得出色成绩的原因之一。

　　近几年，在与来华的俄罗斯学者或学生的交谈中，常常可以听到他们的感叹：俄罗斯之所以不能像中国那样快速发展，是因为俄罗斯没有“邓小平”、没有如此众多的爱国侨民。
归心似箭

　　出国留学前，时任副总理的方毅同志曾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首批访美学者，要努力进修，学成回国服务。这正是祖国的期望。我们一定要在较短的两年内弥补我们丧失了十年的先进科技知识，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压力也恰恰是奋进的动力。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首批访美学者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在较短的两年时间内基本上追踪到了当时国际最新的科技知识、研究的方向与方法，实现了跨越式的前进。

　　在1980年下半年，我的导师----著名的高技术陶瓷专家Coble教授向我表示道：“你还年轻，如果你乐意，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博士生。”这样的愿望，我曾想过。但是我想，一旦如此，我在MIT的进修时间将大大超过原定的两年计划，这与我们的出国安排是不相符的。我必须以国家的规定为重，国内的同事也盼望着我尽早带回本专业领域的最新知识、动态与技术，加上我也十分思念着我的家人；因此，我迅速婉拒了导师的好意，并表示抓紧这最后的半年，努力向导师学习，努力完成导师布置的研究课题。当时，在波士顿地区的我国留学人员已过百名，我们首批访美学者的言行将对后来者产生影响，我们必须为后来者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当时，导师非常理解和支持我的选择，为我的进修创造了更多的条件，并为我参加各类本地和外地的学术活动提供全部的经费。

　　1980年12月30日，我们四位首批访美学者（另有柳百成、黄永念、岳曾元）一起搭机飞离波士顿，飞向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学校、同事和亲人们的身边。（作者现为清华大学对外学术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