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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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国的经验却显示，我们不需要500或1000这么大面额的纸钞，相反，经验表明，目前支付技术条件下，约当于人均GDP千分之二的最大面额已足敷使用，而超出人均GDP千分之十的面额则是大而无当的，在各大主要货币中，只有欧元有500元大钞，美元和英镑都只有百元钞，日元最大面额一万，近似于百元美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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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是港元，按上述GDP标准，港币的最大面额500元就够了，实际上，港元早就有了千元大钞，可是，有大量证据显示，千元港钞的发行是个很大的失败；和所有大面额纸币一样，千元港钞从诞生之初起，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伪造，面额越大，伪造的收益率便越高，而纸币克服伪造问题的终极手段是规模优势，用巨大的规模一方面摊薄自己的印制成本，一方面稀释伪币，使得实际流通中的伪钞比例降低到普通交易者能够接受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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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纸币因面额过大而缺少足够的流通量因而无法将伪钞稀释到足够低水平时，它就会丧失交易者的信任，而同时增加了自己的单位印制成本，从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失败退出流通；实际上，过去十几年千元港钞正是处于这种尴尬境地，许多市民和商家都拒绝接受它，大部分柜员机也不提供千元钞，其发行量始终处于低水平并有萎缩趋势，发钞行也逐步在用500元钞取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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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伪造，大额纸币的另一个问题是找零困难，试想，为了达到与以往同样的找零满足率，比如至少能应付连续三笔最大钞支付，商家需要在钱柜里至少保留20多张百元钞，而以前则只需要保留百元以下的零钞，这样一来，便大幅增加了社会的现钞持有量；同时，大额纸币的出现相当于扩大了每个钱包的容量，降低了携带单位纸币的成本，这同样会增加社会总现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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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过度的现钞持有和流通是不应被鼓励的，现钞面额和现钞量的增长，激励了伪造和偷窃，加重了找零负担，也增加了纸币灭失和污损的风险与争议，从发钞者的角度看，帮助使用者避免这些风险，同时确保所发行纸币的信誉，是值得赞赏的，即便这会让一些人继续忍受偶尔才有的大额携带与支付上的不便，也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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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这些不便会引导人们更多的去使用更安全便利的支付手段，并进而迫使商家更广泛的提供这些手段；可喜的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大批商家已经对这样的需求做出了反应，倒是那些对市场需求向来反应迟钝的国企和政府机构，已成为制造这些不便的主要来源，比如国营加油站迟迟不接受银行卡支付，尽管如今的油价已让每次加油的支付额高达三四百甚至过千，还有各种公共事业、行政收费和罚款，也很少有支持现钞以外支付手段的，即便有，也常常因限于指定银行而带来比现钞更大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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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猿已不再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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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前《裸猿》的首次出版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是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运动走出生物学界而迈向社会科学领域时所扔出的第一枚炸弹，此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爱德华·威尔逊（E. O. Wilson）又分别于1975和1976年出版了引起巨大反响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和《自私的基因》，并非巧合的是，其间，莫里斯（Desmond Morris）与道金斯的共同老师尼古拉·廷伯根（Niko Tinbergen）与另外两位动物行为学家分享了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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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达尔文主义的迅猛入侵在当时的社会科学界激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这些著作让读者大开眼界、深受启发，因而也非常畅销，而同时，在知识界和社会精英那里，上述作者们却四处遭遇言辞激烈的反对、指责、嘲讽、抗议、甚至谩骂和鸡蛋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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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反应，无非是因为他们试图将在生物学界已趋成熟的基因和进化理论，运用到对人与社会的观察、分析和解释之中，用生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的眼光来考察人类的特征与习性，将昆虫和蜜蜂研究中获得的启示运用到对人类群体和社会的观察之中，这些做法，被许多人视为对人类神圣地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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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那时的裸猿还很害羞，尤其是其中的知识精英，不愿暂时脱下（即便只是在想象中）文明的外衣，接受动物学眼光的审视，也不愿接受自己与其他动物一样受生物学规律的支配这一事实，当然，在事关肉体的生理问题上，他们早已承认这一点，可是当生物学审视指向他们的行为、心理乃至思想时，便断然不能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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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读者或许很难体会当时的激烈场面和新达尔文主义的艰难处境，它面临着保守和进步派的两面夹击：在保守派看来，这是进化论对传统宗教和伦理体系的又一次进攻，在上一轮进攻中，达尔文主义已将神圣的人“拉低”为拥有共同祖先的动物界的一员，而这次，他们又要将其所珍视的人性、传统和道德还原为无关乎神性或灵性的遗传编码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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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进步派那边，当时主导思想界的行为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认为，通过理性的思辨与探索，借助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人类能够按其意志任意的或朝向公认良好的方向改造人性、行为模式、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可现在有人却用大量证据揭示了：人类的价值偏好、行为模式、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都有着深厚的生物学基础和古老的进化渊源，其中许多被基因编码在遗传物质中，虽然这些基因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会有不同表达，但它们是不能被任意改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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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当时的思想界更难以接受的是，基因基础的重要性意味着，由基因差异所导致的个体间、种族间、性别间差异，将不会被教育和文化熏陶等环境条件完全消除，这一点被认为是给种族和性别歧视提供了借口，甚至在有些人看来，提及这些差异本身就是不可容忍的歧视行为，这让他们想起不久前造成了巨大灾难的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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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上述困境的反应，几位有勇气面对挑战的科学家，选择了走出学术象牙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接与大众和非专业读者交流，以期扭转当时被左右两侧的反对者所主导的社会思想潮流，于是，继《裸猿》之后，诞生了一大批介绍和阐述现代进化理论的通俗作品，一些作者为此不惜放弃了大量学术工作，道金斯甚至干脆完全转变成了面向公众的新达尔文主义布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