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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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评论者指出，标普此次降级不是一个财务和技术判断，而是一个政治判断，这一观察是对的，不仅标普自己并不否认，而且从一个细节中也可看出：标普最初的计算中存在2万亿美元的误差，经财政部指出后，他仍坚持原先的判断，问题是，在两党谈判的整个过程中，被提议的最高削减额也不过比最终协议额高出2万亿，显然，这一差异在标普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他对中期收入能力的判断早就可以做出了，他的第一条理由，似乎仅仅是个用来充实报告的托辞，真正的理由还是政治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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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标普对政治态势的判断能否自圆其说呢？答案是否定的；假如标普将稳定财政的希望寄托于增税，那么，他抱最高期望的时间应该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当时对减税不甚热衷的民主党牢牢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但实际上，民主党并未动手增税，而同时却大幅度扩张财政开支，而完全不顾忌债务失控，这一点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之际已十分明朗；显然，假如标普的原则是前后一致的，他应该在那时候就感到绝望，并作出降级决定——如果连民主党控制府院时都做不到增税，你还能指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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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增税并不能改善长期财政基础和债券信用，它只能提高短期偿付能力，一个税负高企，财政长期紧绷在拉斐尔极限边缘的政府，从长期看绝算不上一个财政稳健和信用可靠的政府；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增长，而此时增税将是对实体经济的一个重大打击，这也是为何民主党即便想增税也不敢选择现在这个时机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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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他武断的假定两党合作是控制财政恶化的必要前提，或至少是优势条件，因而将共和党人尤其是茶党的强硬和不妥协姿态视为重大不利，实际上，这一点恐怕是促使标普作出降级决定的决定性原因，有些评论者干脆一语道破，将此次降级称为“茶党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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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两党合作真的必须吗？它真的是优势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历史经验反而告诉我们，合作和妥协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能拖则拖，从政治妥协和交易中产生的，多半是推迟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层次和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和开支削减，需要的是一个同时控制府院且拥有压倒性多数的单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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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考验美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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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乌克兰似乎正穿越重重迷雾而滑向内战；面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匆忙拼凑的临时政府看来缺乏清晰一致的应对策略，好像也未能有效地调动和指挥军队，无论其表态还是行动，都显得十分混乱而无力；所以从战术上看，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是节节败退，而俄罗斯当局则正一步步取得它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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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战略上看，得失或许恰好相反，假如乌克兰最终失去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甚至更多东部州，倒未尝不是好事，摆脱这些亲俄地区，可以让乌克兰更加无所羁绊、义无反顾的投入欧洲和美国的怀抱，融入现代文明；而且遭此一劫之后，未来几代乌克兰人大概都不会对与俄罗斯发展亲密关系有任何幻想，相反，俄罗斯将被当然的视为其头号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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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国际环境，尽管会带来些紧张和焦虑，对于乌克兰的未来制度发展却相当有利，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一个中小国家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并且选择投靠美国作为抵御这一威胁的依靠时，就很可能在宪政建设、面向市场的制度变革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韩国、台湾、以色列、新加坡、香港，都是这一规律的杰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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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崩溃为这份名单增添了蒙古和格鲁吉亚两位新成员，这两个原本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脱离苏联集团并明确了亲美亲西方立场之后，都经历了最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其改革的彻底和迅猛，都远远超出波捷匈等同样从铁幕中逃脱出来，但远离东西方对立前线，因而较少感受到东方大国威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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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关系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首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转变消除了上述变革在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可能遭遇的障碍，让精英和民众接受美国作为其制度模范和价值标杆，实际上，与那些所谓文明古国相比，中小国家的精英层原本就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心理和价值转变，他们在历史上从来都只能追随其他主流强势文明，差别仅在于仰慕和追随的对象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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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政权方面看，为赢得必要的国际支持，在受威胁时获得保护，有困难时获得援助，当权者即便不想追随国内精英的倾向，也不得不迎合美国对其制度与政策的期待，在市场制度建设上，接受美国专家的建议，满足IMF的标准，在这些外部约束的作用下，这些国家即便未能建立宪政，其人民也可享有起码的人身安全、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和创业与经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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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机制能够起作用，需要美国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和有说服力的切实行动为这些前线国家提供帮助和保护，否则，这些国家就只能在东方大国面前忍气吞声以求自保，就算不投怀送抱也最多争得个中立地位，就像当初的芬兰，其实，格鲁吉亚在谢瓦尔德纳泽时代、乌克兰在本次变故之前，也都还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