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分享]不忍埋没——红军唯一的女将领张琴秋(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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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晨曦发的

偶遇，转自河南精英网，新添标题。很传统的人和故事。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那些过往。

    苏井观（1905-1963），河南潢川人。国家卫生部副部长。  苏井观的妻子是红军唯一的女将领张琴秋

　　在红军将领中，张琴秋是唯一的女性。虽然邓颖超、蔡畅、刘英、贺子珍、钟月林、邓六金等老大姐也参加了长征，但从事的大多为机要、秘书、及党团妇女工作，没有在红军作战部队中担任高级职务。1955年授衔时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在红军时代担任的最高职务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而在红军时期，张琴秋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陈赓、陈再道、王宏坤、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王新亭、刘华清等这些威名赫赫的共和国的大将上将们，当时都曾是她的部属。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组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张琴秋与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二十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同为西北局委员，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而她的这一职务往往容易被人忽视。

　　2000年出版的《张国焘传》，将张琴秋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等人并列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建国后张琴秋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没有在部队工作，所以1955年没有给她授衔。否则的话，以张琴秋红军时代的资历，是完全可以授中将乃至中将以上的军衔的。在《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由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介绍我军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将领的《解放军将领传》中，张琴秋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权威的《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认定张琴秋是红军唯一的女将领。建党80周年前夕，北京一家著名报纸在“80位共产党员的故事”中，称张琴秋为“红军唯一的女师长”。但这是不准确的，张琴秋并未担任过其所说的“妇女独立师”的“师长”，而是“妇女独立团”的团长。但她后来所担任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却是远远高于师长。

　　从上海大学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张琴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04年11月15日，张琴秋出生于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一户小康人家。1912至1920年，张琴秋一直就读于石门振华女校。在这里，张琴秋结识了她的小学同学孔德。从振华女校毕业后，张琴秋先后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和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校读书。在上海读书期间，张琴秋经常去看望也在上海的孔德，很自然地认识了孔德的丈夫沈雁冰（茅盾），接着也认识了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早在1921年4月，沈泽民就经沈雁冰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3年夏，张琴秋考取了南京美术专科学校。正巧，党派沈泽民去南京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两人于是同行。入学不久，张琴秋由于家庭困难，便辍学回到母校振华女校担任代课教师。在半年多的代课日子里，张琴秋开始真正接触到社会，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她看到了军阀统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感到非常茫然。张琴秋把自己郁积在心中的烦恼和苦闷，全盘写信告诉了沈泽民。她的直率和富于反抗的见解使沈泽民深为感动，他发现年轻的张琴秋是一位有志向，有理想，善于思考的青年，便多次热情写信帮助，并先后寄去《社会科学概论》等许多进步书刊。在沈泽民的帮助下，张琴秋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努力追求真理与光明。这一时期，他们通信频繁，感情也日渐升温。

　　1924年初，张琴秋辞去母校的代课教师，来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后考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一所进步的学校，瞿秋白、蔡和森、沈雁冰、俞平伯、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等人都是该校的教师。恰巧，沈泽民此时已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琴秋与时任社会学系系主任的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同为社会学系的同学。1924年4月，经杨之华等人的介绍，张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张琴秋与沈泽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婚后他们与沈雁冰夫妇、瞿秋白夫妇比邻而居，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生活。

　　1925年1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一百多人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春，沈泽民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大会，会后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5月，张琴秋生下了女儿张玛娅。由于生孩子，张琴秋留了一级，与博古、杨尚昆、李伯昭（杨尚昆的夫人）等成为同学。

　　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学生回国分配工作。张琴秋和沈泽民也都回国。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毅然决定把孩子留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医院。在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尚未认清王明真实面目并支持王明的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沈泽民被刚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王明派沈泽民作为中央代表，并担任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但不久，在党内资历很深、见风使舵投靠王明的张国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

　　初到鄂豫皖苏区的张琴秋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一身戎装，英姿勃勃。

　　在去鄂豫皖根据地的路上，张琴秋和沈泽民化装成巨商夫妇。一个是西装革履的潇洒阔老板，一个是雍容华贵的阔太太。1931年5月上旬，他们来到鄂豫皖苏区的中心金家寨。在鄂豫皖苏区，张琴秋任培养干部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化装刚来到鄂豫皖苏区时，大家都说沈泽民带来一位漂亮的夫人，对这个洋学生出身的女人能否当好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有怀疑。但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张琴秋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短枪，英姿勃勃。当时红军女战士屈指可数，而女指挥员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张琴秋能以非常标准的军人姿态和响亮的口令使大家感到惊叹。进行政治动员时，她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更令人信服。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张琴秋便预见到回国可能带兵，她不仅在校内的队列训练中非常认真，还同男人一样在夏季去搞野战演练，从摸爬滚打一直学到连、营、团的战术指挥。

　　到了1932年秋，在蒋介石二十万大军的“围剿”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在决定红军的行动方针的黄柴畈会议上，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人都赞成红军主力跳出鄂豫皖根据地，越过平汉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伺机歼敌后再返回根据地。但沈泽民却不愿走，主张分散打游击，表示要留下来坚持斗争。他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我的岗位在苏区，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我的职责是和苏区人民在一起，坚持武装斗争，保卫苏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沈泽民受王明的影响，思想较“左”，对工作满腔热情，却缺乏领导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徐向前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谈到沈泽民时说：“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工作热情积极，是个好同志，但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派幼稚病。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

　　在沈泽民的坚持下，张国焘最后同意他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此时已担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师长为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王树声）的张琴秋随大部队转移。由于长期的劳累，而营养又不良，沈泽民的肺病复发了。经常吐血不止，这让张琴秋非常担心。大部队转移前，张琴秋与沈泽民依依惜别，成了他们一生中见的最后一面。张琴秋要沈泽民先去上海治疗肺病，茅盾也这样说，但沈泽民不肯离开苏区。主力红军转移后，在敌人的严密“围剿”下，留守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沈泽民又感染上了疟疾，生命垂危。1933年11月30日，沈泽民病逝，享年33岁。

　　1963年4月15日，沈泽民的迁葬追悼仪式在湖北红安隆重举行。张琴秋携女儿玛娅参加了迁葬仪式。抱着沈泽民的墓碑，张琴秋不禁潸然泪下。在回顾沈泽民时，张琴秋曾深情地说：“泽民同志是我一生中的良师益友。通过他，使我找到了党。从此，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救出了我这条温柔的、又好似迷途的羔羊。否则，像我这样的人，至多不过当一名贤妻良母罢了。没有党的引导和帮助，决不会走上革命道路。这是我永远也忘怀不了的。”

　　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2年11月间，在红四方面军翻越巍巍秦岭，进入关中平原前夕，张琴秋被正式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也是土地革命时期乃至整个战争年代，女战士在我党军队中所担任的最高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张琴秋为红军唯一的女将领毫不为过。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谈到张琴秋的政治工作时说：“
琴秋同志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原为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认真积极，起了很大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长途西进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行动。张国焘却以保密为由，事先既不在领导层中研究商讨，进行中又不向指战员解释。他的这种家长式作风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极大不满。同时，指战员们都希望尽快结束这种无根据地的盲目流动。12月初，当部队西行至陕南城固县小河口镇停下来以后，各种意见都出来了。红四军政委余笃三和四方面军总部的干部王振华、朱光等私下酝酿着，要到中央告张国焘的状。一天，张琴秋与旷继勋、余笃三、刘杞、王振华、朱光等几个人便请教威信很高的鄂豫皖根据地领导人曾中生。曾中生很理智，说向中央反映情况固然好，可江西距此遥遥几千里，怎么个去法？况且，即使到了中央，中央会不会听，还是个未知数。鉴于此，曾中生建议不如写一份意见书，由他送张国焘。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曾中生根据大家的意见，写了份材料，准备交给张国焘。同时，大家又推举张琴秋去做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工作，以争取得到他的支持，毕竟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关系较为密切。张琴秋将大家的意见向陈昌浩说了以后，陈昌浩立即报告了张国焘。

　　张国焘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应付这些同志的要求并缓和部队的不满情绪，于12月8日在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会上，张琴秋和到会的其他同志，都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家长式作风提出严肃的批评。并要求立即停止向西转移，迅速在川陕鄂一带创建根据地，尽快把今后的行动方针告诉中央。张国焘对提意见的同志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

　　在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下，红军以势如破竹之势挺进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张国焘对于在小河口会议上给他提过意见的人却一直怀恨在心，此时他认为打击报复的时机已经到来，开始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杀害。张国焘一天突然找张琴秋谈话，要她揭发曾中生等人的“右派”活动，并交代与他们的关系。张琴秋实事求是地谈了小河口给张国焘提意见一事的经过，在《我的声明书》中说：“我曾经同李特同志谈国，我们总觉得这样将部队开跑，领导上总是不正确的。”张国焘见她态度强硬，拒不认错，于1933年春撤了张琴秋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派她到红江县（今通江的涪阳坝）担任县委书记。她也是川陕苏区的第一位女县委书记。当时，有不少人都为张琴秋的撤职而不平。但她却刚正不阿，对于张国焘的打击，从不屈服。她胸怀宽广，一切以大局为重，她认为只要是党的工作，干啥都行。她接到通知后，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走上了新的岗位。

　　1933年夏，张琴秋从红江县委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当部队离开通江、巴中、南江一带北上时，张琴秋带领五百名女战士，担任护送三百名红军伤员的任务。在苦草坝附近时，她们遭到了军阀田颂尧一个团的袭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她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打得敌军晕头转向，敌人还误认为是遇上了红军主力。张琴秋抓紧时机，向敌人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组织大家向川军的士兵喊话。川军士兵们纷纷调转枪口，产生哗变，将川军营以上军官们捆了起来，投降了红军。捷报很快传遍了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从此，“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枪”，及“女将军张琴秋指挥如神”的故事在根据地广为传颂。

　　1934年3月，在反敌人“六路围攻”胜利不久，张琴秋被正式调到红四方面军中著名的妇女独立团担任团长兼政委。这支“娘子军”从团长、政委一直到普通士兵，都是清一色的女子。她们都亲切地称张琴秋为“琴秋姐”。在红军三个方面军中，以四方面军中的女战士最多。妇女独立团全团上下的平均年龄不过20岁，连以上干部，都是“老革命”，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于是成了她们青睐的对象。总指挥徐向前在妻子程训宣被张国焘在“肃反”中杀害了，此后便是孑然一身，而单身的高级领导人当时是很少的。有的女干部借汇报工作的机会，都喜欢在徐向前面前多呆一会。但他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只谈工作，不讲闲话，女干部们吃了闭门羹，只好悻悻离去，对徐向前敬而远之。妇女团中唯有一人敢和徐向前说笑几句，她就是川北人称为“张大脚”的张琴秋。

　　徐向前说张琴秋是一位“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妇女团直属方面军总部指挥，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期间，常常向总指挥徐向前汇报妇女独立团的工作、生活情况。有一次她汇报说：“有些干部爱往妇女团转，想是找老婆哩。”徐向前问她该怎么办？张琴秋无奈地说：“我没办法，婚姻自由嘛！”徐向前一听就急了：“没办法？你那团是战斗队，不是老婆预备队。妇女团应作个规定，不准谈情说爱，不准男同志去团里乱串，不准结婚，不准……”徐向前接连说出几个“不准”。但张琴秋却不怕这位女干部敬而远之的总指挥，与他辩论起来，说革命包括妇女彻底解放，女人最大的追求是婚姻自由，不准结婚可以说，不准谈情说爱不妥。徐向前说军人与老百姓、与地方工作的妇女不同，硬是没那么多的自由。从严治军，才有战斗力。张琴秋提出说士兵不准结婚，干部结婚可加年龄限制，大龄的可以，年小的不可以。徐向前没有听取张琴秋的意见，最后一锤定音：“妇女团内一律都不准结婚，凡要求结婚的，调出妇女团。”

　　西路军失败后张琴秋被俘，后经党中央营救出狱回到延安。

　　1936年7月，在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已怀孕的张琴秋作为西路军组织部长，担负着繁重的干部调配工作。不久，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要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张琴秋送到西路军总医院去，以使她安全分娩。

　　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虽英勇杀敌，但仍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1937年3月14日，陈昌浩在甘肃石窝山南麓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包括张琴秋在内的二十多位师团级干部参加。陈昌浩宣布：军政会决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两位首长离开部队，突围回陕北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由李先念、李卓然等负责指挥西路军余部突围。当晚，陈昌浩和徐向前悄然离开了部队。临别时，鉴于西路军失败，陈昌浩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与张琴秋说什么话。

　　张琴秋在分散突围中被俘，“马家军”审讯她时，战友怕她那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抢着替她回答说叫苟秀英，四川人，45岁，伙夫。就这样，张琴秋在战友的掩护下，暂时躲过了劫难，被押送到西宁羊毛厂做苦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当敌人知道她原来就是早已闻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时，顿时欣喜若狂，感到“立大功”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两位女战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赏。

　　1937年8月，张琴秋被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不久，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敌人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接出狱。10月，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回到延安，张琴秋犹如久离母亲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倍感到党的亲切、组织的温暖。她看到延安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激动得热泪盈眶，迫不及待地向组织要求工作。

　　在张琴秋的多次请求下，她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进行短期的学习。1938年春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任生活指导处主任，后调抗大女生大队任大队长。在抗大女生大队期间，张琴秋管理着五个分队的七八百人的学习、训练和生活。当时延安经常遭日军飞机的轰炸。女生大队地处清凉山，山高目标显，时刻都有遭到敌人空袭的可能。张琴秋沉着果断，以她多年丰富的组织领导经验，在短时间内作出了巧妙而周密的安排。每天一大早，她就指挥各分队学员带上干粮，分散到事先划分好的山沟中去上课。等到太阳落山时，响亮的号声又召唤她们回到学校住地。这么大一支队伍被她安排得有条不紊，保证了大家的安全和学习、训练的正常进行。

　　不久，张琴秋又调到王明兼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任教育长。1939年“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倡导建立女子大学，并个人捐赠300元钱作为女大的筹建资金。张琴秋不仅是个经验丰富的组织领导者、训练有素的军事教官，而且也是个出色的教育行家。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张琴秋充分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教师们一起安排制定教学计划。为保证教学计划的顺利执行，她除自己兼课外，还在百忙中抽时间深入课堂听课，收集意见，并及时将意见转达给教师，使女大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受到同学们的好评。

　　陈昌浩赴苏联后，张琴秋热情接待陈昌浩的原配妻子刘秀贞；在和陈昌浩的婚姻名存实亡后，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婚。

　　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回到自己的故乡武汉，后来回到延安，在中宣部当了一名普通的科长，同时在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兼课。在延安，他们夫妻团聚了。每逢周末，张琴秋就到陈昌浩那里，并悉心照料着陈昌浩与前妻刘秀贞的小儿子陈祖涛。陈昌浩过去的老部下王树声、李先念、李天焕等，这时也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节假日也常到陈昌浩居住的窑洞里去看他和张琴秋。

　　由于过度劳累，陈昌浩的胃病复发，久治不愈，在缺医少药的延安无法根治。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骑马时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共中央于8月20日作出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医治。同时毛泽东也批准陈昌浩可以携陈祖涛一同去苏联治病。8月27日，周恩来、陈昌浩、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以及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高岗之子高毅、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在延安机场登上了一架道格拉斯飞机。张琴秋也到机场为陈昌浩送行，两人依依惜别。

　　在对待陈昌浩的前妻刘秀贞及其孩子的问题上，张琴秋的做法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秀贞带着长子陈祖泽经重庆千里迢迢奔赴延安，但此时陈昌浩已去苏联。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他们找到了张琴秋碰碰运气。面临这种尴尬情况，张琴秋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热情的她对倍感失落的刘秀贞的生活作了妥善的安排，还将陈昌浩临行前给刘秀贞的一封信读给她听，大意是对刘秀贞说：谢谢你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来延安，我又不在此地，实在对不起你了。希望你好好听琴秋的话，安心学习文化，以准备将来搞好抗日工作。

　　在张琴秋的帮助下，刘秀贞很快就办理了入伍手续，先在延安干部子女保育院工作，后又安排在保育小学工作。在张琴秋的帮助下，努力学习文化与政治，进步很快，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了一名光荣的抗日战士，也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刘秀贞与张琴秋亲如姐妹般地相处着，坦诚相见，相敬如宾。延安的工作是紧张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她们白天忙完各自的工作后，晚上还要聚在一起，点起油灯，自己动手捻毛线，常常是边捻边谈，直到夜深。如此以往，不但丰富了日常生活的内容，也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张琴秋常常是主动地向刘秀贞谈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使刘秀贞又感动又钦佩。
　
　　有一天，张琴秋突然对刘秀贞说：“你和昌浩是结发夫妻，感情也很好，
　　又有两个孩子，过去是革命与战争使你们分离了；现在我应该退出来，让你们团
　　圆。”她的话讲得平静、诚恳而又真挚。
　　刘秀贞听了，连忙答道：“那不行！我没有文化，又没有做工作的本领，完全不能帮助昌浩工作；你和我不同，你有文化和工作经验，你过去帮助过他工作，今后还可能帮助他工作。你们的结合才是般配的，退出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琴秋呀琴秋，快别这样说了，你若再这样说，那就是赶我快点走。”刘秀贞也说得十分坦诚。

　　张琴秋听后，不禁为刘秀贞的聪明、果断和坦率感到深为佩服。一道棘手的婚姻难题，被刘秀贞的一席话轻而易举地化解了。这时，张琴秋才鼓起勇气向刘秀贞转述陈昌浩临走时留下的话：“我要去治病，不能见刘秀贞了。她帮我把两个孩子抚养大了，我永远是感激她的。现在已成了这个局面（指他与刘、张间的婚姻关系），只有请组织上帮助解决吧！”

　　谈到这个问题，刘秀贞后来也说：“昌浩遇到了困难，我要帮助他，也只有我才能帮助他摆脱困境。”不久，在组织的帮助下，刘秀贞正式解除了她与陈昌浩的婚姻关系。就这样，一场历史遗留下来的婚姻难题，在张琴秋、刘秀贞这两个女人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中，妥善地解决了。刘秀贞后来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周益结了婚。周益怀着对老首长陈昌浩的崇敬与热爱的朴素阶级感情，默默地担负起照顾刘秀贞生活与抚养陈昌浩后代子孙的责任。
　　　
　　在陈昌浩去苏联治病并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无法回国不得不长期滞留苏联后，他与张琴秋的婚姻便名存实亡，组织上也同意了张琴秋提出的与陈昌浩解除婚姻关系的要求。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为夫妻。苏井观在鄂豫皖苏区时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兵败后，他随李先念指挥的一支游击支队冲破敌人的重围，到达新疆星星峡，被奉党中央指示来接他们的陈云接到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1941年苏井观回延安以后，他和张琴秋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每逢节假日，苏井观都要派警卫员陈明镜牵着马，去把张琴秋接到柳树店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卫生部来相会。

　　他们的婚礼在苏井观居住的窑洞里举行。徐向前和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许多老战友都赶来向他们庆贺。新房的墙壁上张贴着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友撰写的一副对联：“两位老家伙，一对新夫妻。”这时苏井观已经三十八岁了，而“新娘”张琴秋还比他大一岁，都已不再年轻。与苏井观、张琴秋交往很深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因在重庆而未能参加他们的婚礼。1943年7月，周恩来、邓颖超由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当时延安的一家饭馆里宴请了苏井观和张琴秋，向他们表示庆贺。周恩来与苏井观频频举杯敬酒，显得很高兴。显然，对于他们的婚事，周恩来感到很满意。

　　“部长当翻译”，张琴秋的故事传为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张琴秋担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丈夫苏井观则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夫妻两人都是部级领导，这在当时还是凤毛麟角的。1958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地区的纺织厂出现了片面强调产量，生产质量大大下降，消耗成倍增加，各种事故不断出现，企业管理十分混乱现象。针对这些问题，1958年和1959年，纺织工业部责成张琴秋先后在青岛、西安主持召开了两个全国性的会议，全面地贯彻党中央关于“多快好省”的方针，否定了那种只要“多快”，不要“好省”和只讲拼命，不尊重科学的做法。当时，反右倾的浪潮已在全国掀起，一些好心人在会下悄悄地劝她说：“张副部长，过得去就算了吧！这些事又不只是我们一个部里有，你没看现时的形势，你这样做不怕别人反你的右倾吗？”张琴秋严肃说：“我理解同志们的好意，但我不能不讲，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什么时候都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她这一席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肺腑之言，深深地打动了大家的心，一致表示拥护张琴秋的意见。

　　张琴秋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但她从不以领导自居。1953年，她率领纺织工业代表团去苏联访问，翻译人员不够，她就主动给随她出访的工程技术人员当翻译。回国后，“部长当翻译”一事于是传为美谈。1960年，张琴秋到上海国棉二厂蹲点，时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厂方考虑到她的身体和工作，把她安排到生活上有所照顾的高级宾馆住宿。她坚决谢绝了人们的好意，搬回厂里和大家住在一起，同喝一样的酱油开水，同啃一样的糠窝窝头。就连在她家里工作多年的炊事员李师傅和徐阿姨，回忆起在张琴秋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时，也十分感慨地讲道：“张副部长对人太好了，不仅自己把我们当成亲兄弟姐妹，而且，还经常教育孩子们要尊敬我们，帮助我们干活。和张副部长相处这么些年，从没见她跟我们红过一次脸，她给我们留下的全是亲切和温暖。”

　　张琴秋的晚年生活与蒙冤而死

　　1952年4月，滞留苏联十余年的陈昌浩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及幼子陈祖莫回到北京。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处于革命友谊的考虑，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在自己的寓所宴请陈昌浩夫妇。张琴秋与苏井观夫妇二人，以及其他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也在座。昔日在红四方面军时，陈昌浩颇受张国焘器重，是张国焘之下的二号人物，从红四方面军1931年成立时起便一直担任总政委，位高权重，可谓叱咤风云。但如今，面对已是共和国将军与部长的昔日的部属，地位已于昔日有天壤之别的陈昌浩一一拱手，以示歉意。见到张琴秋时，陈昌浩握手时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回国之后的陈昌浩位置尴尬，工作迟迟得不到解决。闲来无事，陈昌浩便经常去张琴秋家串门。张琴秋和苏井观总是以礼相待，并将陈昌浩关于自己工作的想法告诉了中央。

　　苏井观、张琴秋夫妇定居北京以后，相敬相爱，过了一段十分美满幸福的生活。50年代，张琴秋在填写干部登记表“家庭人口”一栏时，说她有四个女儿，即张玛娅、她妹妹张兰的女儿张克宁、苏井观哥哥的女儿苏玉雪、苏桂芳。在四个女儿中，最受张琴秋夫妇宠爱的是张玛娅。张玛娅是在苏联长大的，养成了许多外国人的习惯，如喜欢游泳、滑冰、打猎和听古典音乐。对于张琴秋来说，玛娅不只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还因为她从小没有得到过母爱。而作为母亲，在女儿面前，张琴秋不免有一种内疚感，因此总想在日常生活中设法加以补偿。张玛娅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老俩口真是乐不可支。小外孙女成了家中的宝贝，一下班回家，他们二人就争着抱。

　　张琴秋与苏井观的感情十分融洽。都已年过半百的他们还经常手拉着手，在院子里散步、聊天，或者紧挨着坐在沙发上谈笑。心情愉快时，张琴秋还要苏井观和她一起放开嗓子唱歌。张琴秋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经过苏井观几句话的开导，也就如释重负似的，心情变得愉快起来。张琴秋对苏井观的业务能力很推崇。她常对孩子们说：“你们长大了，别学我，要学你们的爸爸，掌握一门专业知识。你们看你们的爸爸，参加革命以前，就是一个合格的医生。现在，他当卫生部副部长，就比我在纺织工业部工作轻松得多，贡献也大得多。”

　　1964年5月26日，苏井观病逝。张琴秋与他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为寄托自己的哀思，她克制着悲痛，拿起笔来，写了一篇悼念苏井观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张琴秋在悼念苏井观的文章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井观同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我影响很深。二十多年来，我从未看到他愁眉苦睑过。什么艰难困苦，他都能忍受得住。别人有苦恼，经过他的开导，往往如释重负，心情变得愉快起来。”此后，每年清明节，张琴秋都要带着一家人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在苏井观的骨灰盒前献上一束鲜花。

　　张琴秋在纺织工业部工作了近二十年，她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祖国的纺织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的女将军、女部长，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最后却被林彪、江青一伙人的残酷迫害致死。张琴秋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又曾是陈昌浩的妻子，西路军失败后还被俘过，尤其是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一件事，更使她蒙受不白之冤。有一次，张琴秋听毛泽东作的内部报告。当毛泽东讲到“有些人‘夜郎自大、好大喜功’”时，张琴秋就顺手把这八个字写在自己笔记本扉页毛泽东像的上边。没想到“文革”期间，张琴秋就因此被定为“反党分子”。康生主抓张琴秋的案子，逼迫张琴秋交代她与王明、李立三、陈昌浩等长期旅居苏联的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关系。

　　张琴秋被定为“反党分子”而受迫害致死后，“四人帮”中的某个成员说：“张琴秋生的女儿，绝不会是好人”。这样，张琴秋唯一的亲生女儿张玛娅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就和丈夫一同被分别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张玛娅被折磨得神经错乱，听觉失常。1976年，张玛娅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送花圈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有什么不对？！”就因为这一句话，张玛娅遭受了更大的迫害，最后被迫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而死。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琴秋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6月23，党中央为张琴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先念、王震、余秋里、陈锡联、胡耀邦、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徐向前元帅亲自主持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给予张琴秋以很高的评价：“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她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忘我地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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