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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 重读《围城》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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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1 12:57:4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文 / 如莲欣悦
转自:    http://www.21red.net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讽刺杰作。自从《围城》诞生以后,关于其主题意蕴的论争纷纷扰扰,莫衷一是。人们从社会本质论,典型说,历史反映论,文化反省,哲学意蕴等角度去阐发解释它;有人认为是婚姻的围城,社会的围城,时代的围城;也有人认为是无解的语言城,没有主题的空城。究竟如何看待《围城》的思想意蕴呢? 我认为《围城》是一部有着多重意蕴的作品,多重意蕴决定了对它的解读必然是多角度的。正如主题的丰富性构成《红楼梦》的精神内涵一样,多重意蕴也正是《围城》的艺术魅力所在。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社会、人生、人性三方面探究《围城》的深层意蕴。本文认为:《围城》表现了作者对中西文化交流撞击后的畸形社会,进行了无情的展示和辛辣的讽刺;通过对男女婚姻爱情家庭事业的描绘,在哲学层面上对人生价值和人性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目的在于展示人性对自我的束缚,挖掘植根于人性深处的两面性,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关注人类生存、关注人性、关注生命的悲剧意识。其丰富的思想意蕴突破了特定的时代文化局限,从而使作品得以在任何时代和文化背景下都能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启迪。
   


      一、充满荒谬性和悲剧性的畸形社会环境
   《围城》所展示的是一个处于中西文化撞击、合流后的畸形社会,是一种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物质、精神文明不断冲击的古老腐朽的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大碰撞的畸形而变异的社会环境。
      《围城》以诙谐生动的比喻揭示了西方文明与中国封建思想合流所产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个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小说嘲讽了“国粹”和“洋物”掺和在一起产生的不伦不类现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作者对此调侃道:“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是对表面上提倡中体西用,实际上顽固坚守中国文化的腐朽守旧者的一种嘲讽。据清朝洋务派主张:“中学”,即封建主义文化思想是根本,这个“体”不能变;“西学”即西方自然科学和政治学说,它的“体”不能用,只能用其“技艺”。钱钟书对中西文化合流所产生的蜕变人格的批判,表现了这种人格在现实生活中与时代精神的矛盾。从方鸿渐得到又失去鲍小姐,到方鸿渐、唐晓芙、赵辛楣、苏文纨之间的情爱纠葛,从都市的庸俗生活,到三闾大学的教书生涯,名利争斗从来没有停歇过。须知此时正是国难当头,日本人攻陷上海、南京,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也正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书中的方鸿渐们,躲在逍遥的大上海、世外桃源般的三闾大学:尔虞我诈,争风吃醋,谈情说爱,打发着空虚无聊的人生。这些人物的生活及思想与所处的时代氛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意义在于让人物的精神世界得到深层次的表现,使人们在反差中见识了他们——一批置国难于不顾的一类知识人群体和个人的灵魂以及畸形环境下灵魂的畸变和挣扎。方鸿渐懦弱、懒散且虚荣 ,苏文纨虚伪无情,赵辛楣率直兼蛮横,韩学愈、高松年等,或阴暗钻营,或拉帮结派以排除异己,或营私舞弊、伪善欺骗,都没有健全的人格。其他如曹元朗、董斜川、沈太太等共同经历了由中国传统文化人格向西方文化人格的蜕变过程。然而,他们的血液中遗传着中国封建文化的因子,由于对西方文化的皮毛了解,在人格上他们共同表现的,乃是中西混合、半土半洋的特征。董斜川曾出任捷克军事参赞,骨子里却封建味十足,说话口气活象遗少,捧着同光体的僵尸炫耀自己,写些晦涩难懂的旧诗,可笑十足却不自知,连文坛泰斗苏东坡也不放在眼里。此外,李梅亭、顾尔谦等以国学为本,却善于投机钻营、阴险自私、道貌岸然。孙柔嘉人并不如其名,既不柔顺也不美好,表面上天真幼稚,内心则工于心计,靠玩弄手段,赢得了方鸿渐的爱情,最后却因自私狭隘整天吵架,亲手毁了自己的家。这些故纸堆里产生的人格,构成了蜕变人格的表现环境。蜕变人格是中西文化合流产生的畸形儿,他们在西方文化面前只有盲目的崇拜,没有理性的认识,热心汲取的不是西方先进的科学及民主思想,而是以个人身心快乐为本的人生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围城》将这些人的灵魂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予辛辣的讽刺。
   

      中国几千年固有的封建思想文化,与深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钱钟书既生动地描绘了中西文化合流而产生的荒谬性,还展示了这两种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性,以及冲突时无可奈何的悲剧性。方鸿渐的父亲是个十足迂腐守旧的封建遗老,他顽固坚守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标准,视一切外来文化、新文化为洪水猛兽。他处处显示封建家长的威严,不许方鸿渐自由恋爱,阻止孙柔嘉外出工作,就像几千年的古董,像他送给方鸿渐的那只落在时间后面的老钟,书中老钟寓示着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的冲突。《围城》还揭示了在这样的封建大家庭里, 礼教森严,人们却没有正常的爱心,婆媳相互敌视,妯娌明争暗斗,方鸿渐“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觉得它藏有多少仇嫉卑鄙,现在为了柔嘉,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恍然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间甚至父子间的真情实相”。这样的封建家庭和受现代文化影响的方鸿渐的小家庭自然要产生矛盾摩擦。孙柔嘉和方鸿渐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两人左右为难,受足了气,只好在彼此身上出气。
   

    东西文化、新旧思想的矛盾不仅表现在封建的家庭生活中,还表现在人类文明的传播地---大学校园内,三闾大学正象一个封建大家庭,什么秘密都保不住,口舌多得很,上下级、同事之间无不趋炎附势,钩心斗角,争权夺势,角逐名利。并且人人都热衷他人的隐私,散布谣言,恶语伤人。正是学校里的流言把方鸿渐匆匆推入婚姻这座围城里,使他没有任何精神准备就糊里糊涂和孙柔嘉定下了终身大事,在三闾大学这座舞台上演的每一剧,都留有文化巨手操纵的痕迹。受制于文化是人们自身无奈的选择。《围城》不仅描绘出一个东西文化相互交融冲突的环境氛围,揭示了社会文化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同时还形象地表明人物本身也是各种文化交织的产物。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不仅表现在方鸿渐生活的外部环境中,更积淀和内化在他的心灵深处,直接构筑着他的精神围城,为他在超越现实的道路中设置了双重障碍,他不但要敢于向社会挑战,而且首先要能够向自己挑战,向自己体内的母体文化挑战。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强调国家,压抑自我,将自我纳入道德伦理的范畴,以个性的牺牲、自我人格的萎缩,来换取社会秩序的稳定;西方文化强调个人,强调自我,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及精神人格的超越,因此,自由、自主、弘扬自我是西化人格的精髓。作为留学欧洲的学生,西方文化唤醒了方鸿渐的个性意识,他想超越自我,实现人生的自由,但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从外到里桎梏着他,压抑着他,包围着他,成为他身上沉重的枷锁,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围城”。两种文化相互交融于方鸿渐身上,统一又对立,矛盾又调和,从而构成方鸿渐自身对立的人生态度和双重人格特征:既觉醒而又懵懂、聪明而又怯懦、自信而又自卑、正直而又无能、冲动而又无力。他懦弱虚荣同时又与身边的假丑格格不入,不愿做或做不来堂堂君子,又鄙视势利小人,所以只能在自身的欲望与道德之间徘徊、在思想与行动之中犹豫。方鸿渐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归宿,只好痛苦而麻木的奔突、挣扎、甚至沉沦,他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爱上孙小姐,然而当口舌很多的三闾大学传出了他们之间关系暧昧的谣言时,他便如在云里 ,失掉自主,身不由己地与孙小姐订了婚,后又迫于情势匆忙结了婚,方鸿渐在两种文化的心理交战下,半被动、半主动地一步步走进人生的围城。他曾想摆脱社会的束缚,过一种自主的生活,可最后却陷进了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围城。婚姻本身不能束缚人,人对于婚姻的选择贯穿着人性的摩擦与碰撞,人的本性才是束缚人的根本原因,而本性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意识,是一种文化的积淀,这也深刻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独立自主的历史要求和这一要求在当时无法实现的社会历史悲剧。
   


      二、畸形社会下的人生困境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对特定的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反思的艺术结晶,表现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切关注。二十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人被宣布为应该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的批判态度中”。钱钟书就是这样一位对现代人生困境和人性弱点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的优秀作家。在《围城》序中,他写到:“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 ,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他所选择的主要社会环境是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这是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汇之地,主要人物是出身传统士族家庭,先受中国传统教育后又接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这种特定的环境和人物使作者有可能更深入广泛地展开对历史文化和人生命运的探究。《围城》从哲学层次上揭示了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极深刻地表现了人在精神围城不自由的虚无荒诞。《围城》展示的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平凡普通的现实生活,就像生活本来的样子,没有催人泪下的曲折故事,没有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但作品在对人物基本生存状态的展现中却蕴含了深沉的生命意蕴,一种生命的孤寂与悲凉,痛苦与无奈。这是一个虚伪丑恶、荒唐无聊的现实世界,这种虚伪和荒唐无处不在。无论是在封建乡绅的大家庭、上海大都市、还是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三闾大学,到处都充斥着无聊、虚伪和自私。这种现实环境使得每一个想超脱世俗、寻求自我与整体价值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无可奈何的境地。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开始重新关注人类的生活环境和人性的悲哀。二十世纪初“性格与环境”小说家哈代认为,人生俱来的本性牢牢掌握着人的命运,人生存的自然环境左右着人的命运。美国作家德莱塞(《嘉莉妹妹》)、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也持自然主义观点,即极端彻底、原原本本地反映现实,探索人的困境的根源。这种理论的基点在于:其一,反映人的本能和欲望,这显露了人性的阴暗与悲哀;其二,在于社会环境力量,暴露了社会发展所带给人的恐惧和无奈。
  

      在现实中国传统社会生活规则中,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和确认的,每个人的自身意义和价值都显现在与他人的对应关系上,建立关系的成与败意味着自身追求的成与败。而《围城》的每一个生活场景,都表现了一种人与他人关系的紧张和不和谐状态:相互之间“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伤你的皮”。书中每个人物之间,无论关系多么密切,心理上都存在着无法沟通的隔阂,方鸿渐无论是与父亲、朋友、同事还是与情人妻子,都存在着这种隔阂。难怪他叹息:“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感情,要找同伴来分摊”?而大家“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人开罪自己……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个人的价值必然无法得到确认:方鸿渐想摆脱旧式婚姻,却不能得到父亲的理解和认同:他向往纯洁美好的爱情,却得不到所爱的人的谅解和接受:他努力追求事业的成功,却难以对付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希望寻求美满婚姻的寄托和归宿,却由于与妻子格格不入而落空。方鸿渐的人生追求经历了几重波折,最终以全部失败和完全幻灭而告终。《围城》在主人公从追求到幻灭的过程中,展现了人与人之间无法打破的心理隔阂和难以把握的人生机缘。追求价值面临世界邪恶的种种否定而变得毫无价值。设想,连最亲爱的人之间都难以彼此沟通,互相信赖,那么他人岂不更是“高墙”和“地狱”?连自身的命运都难以主宰的人是否还有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力量?作者正是通过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引发读者对人生、爱情、命运的深邃思索,使读者在笑过之余又沉浸在深沉的理性活动之中,去寻找超越丑恶现实的出口。然而现代文明带给人类的危机和困境是人自身所难以超越的。正如作者在另一篇《上帝的梦》中写的:“现代人不仅在荒漠深山中感到孤独,就是在稠人广众中也感到孤独,这乃是由人际的疏离造成的。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性受到机器文明的制约,人只注意同机器保持同步,而不关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作者把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作为现代人的现实选择,却把无路可走和无可奈何的困境作为追求和选择之后的必然结果,从而表现出真正深刻的现代性,这与整个二十世纪现代哲学思潮和现代文艺思潮是相适应的。
  

   
         三、现代普通人的生命历程与人性的悲哀
  《围城》不仅表现了人生的无聊和价值的虚无,现实世界的荒唐和堕落,更从哲学的高度切入人性的深层,以一种哲学的穿透力来洞察纷繁的人生世相,揭示了人类自身软弱、孤独和绝望的心理世界。人类追求价值的热情一方面无法对抗巨大的现实力量,另一方面也总被自身的脆弱所冷却。关注人生,关注人性,关注生命,是二十世纪以后文学永恒的主题。作为一位睿智的学者,钱钟书以学者的睿智和深刻的批判眼光,不但对中西文化撞击、合流而生成的种种荒谬畸形给予了无情的展示和辛辣的讽刺,更重要的是又借助于通常的爱情婚姻故事,在哲学的层面上对人生价值和人性本质进行了深层的思考。
  

      方鸿渐的绝望和幻灭不仅来自于荒唐的现实环境,也来自于他自身的懦弱无力。现实和自我的双重压力使他心灵逐渐沮丧、消沉、颓唐。他常常否定和嘲笑现实,但自己却也被别人嘲笑为全无用处,正是由于他自身的软弱和性格的缺陷,使他总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比如由于生理冲动轻易地被鲍小姐玩弄,无法拒绝不爱的苏小姐而失去了心爱的唐晓芙,听凭孙小姐用心计摆布,没有确认是否爱她却又与之结为夫妻。方鸿渐是现代中国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既没有足够的能力拯救自己于困境,又没有足够的勇气逃离世俗,因而他只能在围城中奔突挣扎,听凭命运之舟将他随意安排,而精神便在身不由己的现实中逐渐萎缩、消逝。对社会和他人来说,他是一个多余而无用的人:既与世无争又与世无补。方鸿渐正是在经历种种挫败之后,由原来充满热情的追求自由爱情变为不无麻木地进入婚姻的围城;由原来热烈地追求唐晓芙,不能容忍两人之间有丝毫误解,到对这种追求的否定;由原来对旧式婚姻的反感变为对它的赞美。原先那个用全部心血去爱一个绝世无双的真正女孩子的方鸿渐,那个敢于蔑视一切庸俗的方鸿渐已经死掉了。“他想到重逢唐晓芙的可能性,木然无动于衷,缘故是一年前爱她,怕苏文纨,给鲍小姐诱惑这许多自己,一个个全死了”。上帝死了,剩下的只是纯粹的个人化欲望冲动,人类自身就是如此软弱。现实注定了方鸿渐没有进入理想境界的路,也没有逃离庸俗现实的路。我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在归隐山林时写下“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诗句,在陶渊明时代,他还能摆脱樊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现代文明已使得人类丧失了这种返归自然的可能性,它不是剥夺了人的自然性就是把它异化。方鸿渐在遭受挫折和打击后,甚至没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去咀嚼属于他自己的那份伤痛:在追求唐小姐失败后,他觉得天地惨淡,至少自己的天地变了相,……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人家的天地里,他进不去,而他的天地里,谁都可以进来。《围城》不仅描写了方鸿渐对人生价值的追寻,更表现了他的寻求、印证自我价值过程的艰难曲折和每次努力后的失败,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现代人的心灵孤独和一无去处的现实困境:现代人生不过是进城、出城,冲进去、逃出来,周而复始,永无止境,无论冲进、逃出都是无谓的,人生终究不可能达到自己原来的意愿,往往是你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又终非你所要的。更何况方鸿渐只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既不具备古代英雄的理想和力量,也不具备海明威式硬汉子的刚强和毅力。正因为如此,他的人生历程就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和高度的概括性,不但概括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且也象征着那个时代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作品折射出人类的永恒困惑和人生的永恒困境这一主题,却没有把整个人生都限制在这个主题之中,作品本身又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实现了对文化、人生、人性的超越,因而《围城》拥有着一般现实主义作品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和深度,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艺术存在。
  


      钱钟书先生向人们展现了一个有着种种缺点的普通人追求—失败—再追求的生命历程,方鸿渐在性格上有着现代普通人的种种特点:聪明机智,幽默富有洞察力,对周围社会的虚伪狭隘抱有一种批判嘲讽态度。虽然他也撒点小谎,骗张文凭,学无专长,但不失善良正直。他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主动性,缺乏自主有为的精神,缺乏坚定的性格和健全的人格,很容易被环境和他人左右。是一个不讨厌,但全无用处的真实的现代普通人,一个非英雄形象。在现实的冲击下,这样善良懦弱,缺乏强大精神力量的人最容易被撞得头破血流。在恋爱、事业、家庭方面,方鸿渐的人生追求经历了几重波折,最终以全部失败而告终。《围城》通过方鸿渐从追求到失败的过程展示了人类追求与失败的主题。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到十八世纪歌德的《浮士德》,再到十九世纪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都展示了人类与命运、环境的抗争,在抗争中显示出人类人格的力量,理性的光辉。尽管主人公大多是以死亡为终结,但其死亡是一种清醒的飞蛾扑火式的,不肯降格以求的执着,显示出人类对自己的信心和对追求的肯定,他们在毁灭中升华了自己的生命和尊严,在死亡中精神得以永存。追求和失败的悲剧,一方面表现了个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群体中最终意义上的微不足道,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显示了人类在生存过程和争取理想过程中蓬勃的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人公大多有崇高的理想,完美的人格,坚韧不拔的意志,他们的追求是伟大的追求,他们的失败是英雄的失败。但二十世纪以后,在现代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人类的精神力量和意志品质,不但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而且还出现了严重地退化和异化,特别是经过几次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人们不禁询问,人究竟是什么呢?在卡夫卡笔下,人在环境和现实的压榨下收缩自身,最终异化成丑陋的昆虫。在《围城》中,方鸿渐奋力去追求恋爱、事业、家庭,却总是一事无成,每一次都奋力追求希望,但结果却离目标更遥远,必须再次踏上跋涉的艰苦旅程,于是一次又一次落入了失败与追求的永恒循环。方鸿渐,一个在围城中挣扎后逐渐走向消沉颓废的普通人,他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强大的毅力抵御外界的打击,总是:追求—失败—再追求—再失败,他只能在一个个围城中奔走挣扎,听凭命运之舟载着他无奈地漂流,他的精神被希望—失望折磨得痛苦不堪,在外界的打击下,其精神世界只能逐渐收缩乃至消弥。刚出场时的方鸿渐还谈笑风生,热情洋溢,充满着理想寄托和精神追求,愈到后来,却愈发沮丧畏缩,麻木不仁,仅仅只是更好活下去的生存本能。《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由于人们追求的理想往往是从自我出发的一厢情愿,因而,浪漫的情感在严峻的事实面前常常碰壁,人们不甘心于失败,于是新的一轮奋斗又开始了,除非他能领悟和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等待他的,仍将是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围城》就成为人类全部挫折的象征。钱钟书对方鸿渐的塑造没有理想化,他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人,没有英雄气概,没有崇高品质,一个无法超越自我的平凡人。钱钟书笔下的围城人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许多形象一样,都是这样的寻梦者和精神流浪者。当传统的信念、道德、家园,被二十世纪的急风暴雨击得七零八落以后,他们无不在艰辛而孤独地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希冀找到一个理想的精神港湾。然而,每每事与愿违,最后又无不感到被社会所抛弃的孤独寂寞,一种刻骨铭心的绝望感、失落感和荒谬感。从卡夫卡笔下的无名人K(《城堡》)、加缪笔下的莫尔索(《局外人》)、乔伊斯笔下的反英雄(《尤里西斯》)到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莫不如此,都不约而同地写出了人类的永恒困惑和人的永恒困境,体现了作者对人类基本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对人性弱点的理性思考,同时又告诉我们:人性虽然易为围城所困,但围城并不是无出路的,这种出路在于读者去思考,去寻找。
  


      叔本华曾说过:人是有欲望的,欲望的本质是不满足或匮乏感,其本质就是痛苦,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产生痛苦,得到满足就感到无聊、疲惫,欲海难填,旧欲望满足后立即产生新欲望,新的痛苦。生命整个儿根本就是痛苦,它是和痛苦不可分的。叔本华这个悲观主义哲学家冷酷地告诫人类,希望得不到是痛苦,希望实现了也是痛苦。我国古代的老子对一切看得更透彻:他认为,为吾有身便有痛苦。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钱钟书对其笔下的方鸿渐的人生历程的描绘,蕴含了一种关注生命深层的悲哀与孤独、痛苦与无奈。《围城》的深层意蕴正在于此:它洞穿了蒙在婚姻、爱情、家庭生活表面的单薄面纱,揭示了处于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夹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从而对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病态和生存困境进行了批判和探索,是一部思索人性和人生本质的哲理小说。钱钟书以自己的深刻捕捉到二十世纪人类的某种深层精神特征,反映了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
  

      综上所述,《围城》表现了中西文化交流、撞击后的畸形社会特征,体现了作者关注人生,关注个体,关注生命的哲学思考及悲剧意识。它拥有一般现实主义作品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和深度,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艺术存在,无论在过去、现代或是将来,都将带给读者深刻的思想启迪!

[ Last edited by rhwfyf on 2005-6-21 at 1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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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1 13:06:44 |只看该作者
密密麻麻的,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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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1 13:11:17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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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1 13:11:30 |只看该作者
谢谢提醒~:)
编辑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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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1 13:13:06 |只看该作者
耐心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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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1 13:21:23 |只看该作者
汗~
字太密怎么改呢?
不会每句话之间也分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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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1 15:12:51 |只看该作者
嘿嘿~~一般来说晚上和周末比较有闲心耐心看长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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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重读《围城》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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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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