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呼唤精灵的格拉斯和《蟹行》

燕鸥and小蟹UID: 19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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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曾

    《蟹行》

    君特·格拉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复活》，这些经典名作多采自现实生活中某些真实发生过的事，用艺术想象点化、展开。作家呼唤自己思维所锻造的精灵，降临到这件经过改制的外衣中，跳跃腾挪，演出一幕幕能吸引人窥探欲的活剧。这种“借尸还魂”的手法确实调教出不少人走上文坛，产生许多有艺术震撼力的作品。以源自真实的虚构，映照出现实人世间。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小说《蟹行》，同样也在这路径上姗姗而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行走的舞步更花哨一些。这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首部作品，选择了德国二战时期一段真实的历史，和三个真实的人物。考证式地挖掘史料，叙述这些历史和人物的前世今生。

    与真实相应的，是虚构的人物——德国女子图拉。作者命令她生活在德国纳粹法西斯当政的年代里，于是图拉的命运注定饱经沧桑。书中既有二战末期，希特勒政权垂死挣扎、疲于奔命的残局描写，也记录了苏军反攻后驱赶德国东部民众的非人道行为，以及图拉置身于战时难民流中的辛酸。两个精心策划的谋杀场面，点缀似地出现在小说里，是格拉斯考虑到如今读者的阅读口味刻意所为，抑或是作者艺术构思的必然情节？值得人们在读故事时揣摩。

    《蟹行》的故事颇吸引人：1936年，纳粹国社党瑞士分部头目古斯特洛夫已在瑞士侨民中发展了五千希特勒的信徒。奋起反抗虐犹暴行的犹太青年法兰克福特谋杀了古斯特洛夫。德国当局借机将古斯特洛夫奉为“烈士”，以其名字命名城市的广场、街道、集中营的工厂，甚至一艘豪华游轮。豪华游轮“古斯特洛夫号”在二战中被改成兵员运输船。1945年1月“古斯特洛夫号”载着数千德国士兵和包括四千多名少年儿童在内的万余乘客，在波罗的海遭到苏军潜艇攻击。鱼雷命中游轮，“古斯特洛夫号”海难中丧命大海的人比“泰坦尼克号”还多。在极少数生还者中，就有即将临产的德国女子图拉。图拉获救后即产下儿子保尔。在德国战败，分成东德、西德的政局变动中，保尔长大成人，逃往西德成为记者并结婚生下儿子康拉德。图拉生活在东德。柏林墙倒塌后，康拉德与祖母图拉团聚。从此康拉德备受宠爱，祖母对自己经历苦难的絮叨诉说和德国极右势力复兴新纳粹主义的毒化氛围，使偏激的康拉德成为新纳粹主义崇拜者。他最终实施了一场谋杀，杀害一个德国青年网友沃尔夫冈。原因是沃尔夫冈支持当年犹太青年法兰克福特的谋杀行动……

    这么一个纵横数十年时空的故事，在小说里表达得支离破碎。格拉斯的叙述是指东打西，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小说得名《蟹行》，就是说明作者笔锋行走的姿态，如同螃蟹般“横行不法”。

    读《蟹行》，首先令人敬佩的是格拉斯的胆识。用沪语说可称为敢于“挖疮疤”。德国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令人不敢恭维。特别是希特勒上台后那个年代，可视作德国现代史最黑暗的一页。然而作为德国作家，格拉斯毫不顾忌，秉笔直书，直揭自己国家的“家丑”。

    格拉斯在《蟹行》中选择“古斯特洛夫号”海难事件入手，也是非同小可的。这个事件犹如一具面目不清的“僵尸”：苏军潜艇击沉“古斯特洛夫号”，固然是消灭德军的行动，但也殃及如此众多无辜难民，特别是其中有四千多少年儿童。难以界定的这份尴尬，使“古斯特洛夫号”海难成为讳莫如深的史家禁区。新纳粹主义者们还以“丧失人性”为由，将此事件作为攻击的话柄。采用这个史料，格拉斯如同冒着唤醒“厉鬼”，有可能遭其反噬的风险。然而他不愧为文学大师，《蟹行》认定苏军潜艇是正义行动，无可指责，但对苏军驱赶德国难民，斯大林时期对东德内政的粗暴干涉等史实也作了无情地披露。尽管图拉这个文学形象是虚构的，格拉斯却用图拉的生活经历，凝练反映了从二战到柏林墙倒塌那段时期德国民众的辛酸历程。真实与虚拟，就这样在《蟹行》中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看来诺贝尔奖获得者确实不是浪得虚名。

    《蟹行》以其横七竖八的叙述方式，往复串行在史料和虚构中，不光以史鉴今，更警示性地用文学形象，提醒人们网络世界这柄双刃剑的锋利。德国的右翼政治势力用网络来迷惑不了解历史的青年人，使他们走上新纳粹主义的歧路，让两个没有家族世仇的青年互相憎恨，发生仇杀……《蟹行》所蕴涵的思考，远远超越很多其他的德国文学作品，也因此，这本书出版后两周就发行了25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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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GunerGrass（1927一）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废墟文学”的代表。

代表作包括：《平民试验起义》（1966）、《铁皮鼓》（1959），后者与《猫与鼠》（1961）、《狗年月》（1963）合称《但泽三部曲》等。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期出版了格拉斯文集（十卷本），收录了他的《相聚在特尔格特》、《母鼠》、《铃蟾的叫声》、《辽阔的原野》、《蟹行》、《猫与鼠》、《狗年月》、《我的世纪》、《与乌托邦赛跑》和《铁皮鼓》等主要著作。
  
格拉斯是阿瑟·叔本华的老乡，他们是但泽出身的两位最大的人物了。在我印象中，格拉斯没有明确表述过他对那位同乡先贤的态度，他不是思想型或学者型作家，似乎不太热衷于哲学，哪怕是文学色彩很浓的叔本华哲学；但我敢肯定，他受了那位悲观主义哲学巨擘的根本影响，我之所以说那种影响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如果说格拉斯有格拉斯的哲学，那么，他的哲学的根本也是悲观主义。

《铁皮鼓》的主人公奥斯卡刚生出来，就有了宿命论的念头，就想到了死：“奥斯卡躺在电灯泡下，既孤独又无人理解，他估计事情将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六七十年以后。”可以说，奥斯卡一落地，就是个悲观主义者；随着人生经验的增加，他的悲观情绪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得到了加剧，小说最后，奥斯卡阴差阳错地被捕，被强行送入疗养与护理院；在医院那似乎是白色的世界里，他唱的是一首献给“黑厨娘”的歌谣，在歌中反复出现的是“真黑”这两个字。

也许格拉斯看到的，并不全是黑暗；但他对人类社会不断重现的罪恶是警惕的。他于2002年出版的新作《蟹行》讲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难，即1945年德国豪华游轮“古斯特洛夫号”被苏军潜艇击沉，船上近万人丧命，其中有4000多少儿。在他眼里，自始至终，直到现在，围绕这起灾难的，全是罪恶。

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号称在任内创造了经济奇迹。他曾大肆辱骂格拉斯这样的异议分子为“”，这是一种小型犬，没病时也像得了狂犬病，为着某个目的，连荆棘都敢上。艾哈德之所以如此仇恨并藐视格拉斯那样的作家，是因为他几乎每出台一项政策，都会招致他们的批评。而在他的前任阿登纳治下，知识分子似乎都比较乖，只要有奖金拿，就甘愿“莫谈国事”。艾哈德这么一骂不要紧，“”们吠得更厉害、跳得更起劲了。至少格拉斯是如此，他与在野的社民党领导人格兰特成了好友。

其实，在艾哈德之前，格拉斯就不屑于政府的奖金，就爱议论政治。以他出生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他出生的地方（但泽位于德国和波兰交界处，这两个国家很少是睦邻，但泽历来是两国纷争最激烈的兵家重镇，所以是欧洲最伤感的城市之一，其历史整个是一部灾难史）、以他的家庭背景（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波兰人，他简直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儿子）、以他成长的背景（参过军、当过俘虏，还当过难民、打过工，早年一直在底层摸爬滚打），格拉斯必然要从政治的角度来从事文学，而且必然是左派，但他不是简单的、纯粹的、幼稚的左派。

1968年，具有明显左派倾向的大学生运动高涨；他既反对政府出台的以压制运动为目的的《紧急状态法》，也指责大学生们的乌托邦冲动和非理智举动；为此，他不仅没有成为青年的导师，竟然成了青年的敌人。

除了早年具有玄秘色彩的诗，格拉斯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充满了政治（或泛政治）色彩，而且他紧盯德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热点，以至有人嘲讽他“过度地在时髦浪潮里游泳”。如《铁皮鼓》说的是二战；长篇童话小说《鲽鱼》谈的是性别政治，尤其是妇女问题；科幻小说《红母老鼠》讲的是地球面临的原子弹威胁；而《蟹行》讲述的与其说是个军事事件，还不如说是个政治事件，对于那个历史事件的态度的探讨，则完全是在政治格局中展开的。

他的晚期小说，以《蟹行》为例，完全剔除了早年的繁复、虚化和夸饰风格，显得遒劲、朴实、直接，踵事增华、左右开弓变成了提纲挈领、集中打击，哪怕是惊心动魄的环节，他也没有重彩浓墨，一般的考证和交代，他都是一笔带过。有人会说，格拉斯老了，文笔中的血肉少了，色彩淡了，已没有早年生龙活虎的劲儿了。但我却更喜欢他这种似乎干巴巴的精道风格；在我看来，他早年那种肥嘟嘟的文风固然显示了包举的才华和强劲的力量，但也是才华和力量的浪费，所谓矜才使气也。他晚年的风格更亲切，像聊天，也像聊天中的辩论。或许，格拉斯觉得，他早年意识到的种种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消除；而他已年逾七十，已没有时间浪费在曲折而浩荡的笔法上了，他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观点摆出来，让能领悟的人们早点领悟，让能预防的事情早点预防。

□北塔

11yaoyaoUID: 177037

最近才开始琢磨这个作家,之前只是听说过

他的作品只读过一本<母鼠>, 还是挺有意思的

谢谢介绍,考完AW要再找几本他的读了再说,喜欢有点邪乎的作家,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