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神六即将升空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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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南方周末》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51006/xw/tb/200510090027.asp

　　如果天气许可，中国第二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六号将于数天后发射升空，并在5天后返回。与“一人一天”的“神五”相比，“多人多天”的“神六”要进行一场更为自由、更为持久的太空之旅。
　　对世界来说，这是中国又一个“飞天神话”，然而“神话”不是凭空写就的，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又一声长啸，是几代航天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寻求民族自尊自信自强、寻求中国航天事业跨越式发展的坚韧探索。
　　本文试图深入到新闻背后，揭开飞船前身———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发射内幕，文中的主角们很多已经故去，他们没能亲睹今天令人骄傲的一幕。然而翻开尘封的档案，昔日一幕依然鲜活：中国航天人的奋斗和勇气、艰辛和希冀、智慧和执着。
　　这是一个在中国航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1975年11月26日至11月29日，中国继美苏之后成功发射并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中国再一次震憾了世界。
　　在令人神往的“神舟六号”将要升空之前，我们谨以此文向中国航天人致敬！
　　
　　“希望你们这一次能搞成功”
　　周总理严肃地说：“科学工作必须有一个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要好好研究如何培养人才。火箭生产要抓质量，在发射场测试一定要正规操作，讲秩序。希望你们这一次能搞成功。”
　　
　　中国于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美国《航空周刊》的老编辑克拉斯即发表评论说：“预计在10年内，也许就在1975年，将会有新的旅行伙伴加入美苏的秘密侦察卫星行列。”
　　新的旅行伙伴，即指“返回式卫星”。彼时，中国已经在秘密研制。尽管并不顺利。
　　1973年夏天，由上海航天部门研制的一枚运载火箭和第一颗“长空一号”电子侦察卫星运抵东风基地（编者注：即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枚火箭被命名为“风暴一号”。
　　8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听取上海试验队和基地关于卫星发射准备情况的汇报。
　　当汇报中提到在测试中连续发生两起操作事故时，周总理严肃地说：“李福泽同志，你是司令员，要好好整顿一下。科学工作必须有一个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要好好研究如何培养人才。火箭生产要抓质量，在发射场测试一定要正规操作，讲秩序。希望你们这一次能搞成功。发射前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多设想一些问题。”
　　当时，坐在一旁的基地一部部长石荣屺，听着周总理的批评，不禁想到了去年“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在基地进行首次飞行试验时的情景。那枚火箭由于生产质量问题，部件故障多得出奇，不是这里有毛病，就是那里有问题，本来，按照最初的试验计划，进场后一个来月就应实施发射，结果却用了118天。
　　周总理这时似乎也觉察到了大家的心情，放缓语气说，“真的发射起来要靠实践，失败也没有关系，要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要尽一切可能搞好，争取胜利。”
　　然而，质量问题要以正规严格的生产秩序作保证，要落实好总理的要求，这在那个时候几成奢望。越到“文革”后期，科技人员便越多地品尝到了动乱的苦果。这其中，除了科研试验规律性的失败之外，那种在研制、生产方面出现的只抓“革命”不尊重科学、不顾质量的问题，也对卫星的顺利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9月18日，这枚产于动乱年代的“风暴一号”运载火箭点火升空后，终因二级游动发动机燃气发生器出了故障，没有启动，致使运载火箭在飞行中失控自毁，连同卫星残骸坠落于甘肃省临洮县境内。
　　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又在全国展开。2月20日，基地两位年轻干部给江青写信，说基地不开展“批林批孔”。
　　3月13日，国防科委检查组带着江青、王洪文的复信和学习材料，乘飞机来到基地。检查组对基地常委成员全力展开所谓“帮促”运动，在仅仅一个来月的时间里就“帮促”了162次。基地常委11名成员被逐个排队，其中10人被列为斗争对象，预定要打倒其中5人。这几年，每搞一次运动，基地就免不了损兵折将。
　　1974年7月，第二颗“长空一号”电子侦察卫星和“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再次进行发射试验。这时，东风场区人们各怀心思，无法集中精力工作。7月12日，火箭点火起飞后，一级飞行段工作正常，但第二级火箭飞行到将近200秒时，主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致使卫星未能入轨，残骸散落于广西横县、博白一带。事后，基地派出搜索人员，发动当地20多万群众漫山遍野地进行查找和搜索，收集到火箭、卫星残骸共125件。
　　就在这次飞行试验中，中央专委成员张春桥，在听取卫星发射准备情况时，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名言”——要警惕“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飞天先行者凌空爆炸
　　张志勇一下惊呆了！愣了片刻，他醒悟过来，转身告诉了钱学森。火箭和卫星炸得粉身碎骨，残骸遍地，尚在徐徐燃烧，不少科技人员目睹这一情景，忍不住哭了起来。
　　
　　天高地阔，乱云飞渡。1974年9月，中国第一颗返回式科学探测卫星“尖兵一号”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在基地进行首次发射试验。
　　基地司令员李福泽此时已被隔离，这次试验任务便由基地副司令员张志勇等人组成试验临时党委。
　　张志勇虽然是这个临时党委的书记，但前来基地“放火烧荒”的国防科委检查组却揪住他不放，要他同时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接受群众批判，白天在发射阵地抓任务，晚上赶回基地机关向检查组交待问题。不少基层单位无心抓试验、训练和正常工作，每天都要按照“批林批孔办公室”的指示，派人观看和抄写“大字报”。
　　就在这种乱哄哄的局面中，11月5日12时50分，基地实施了对这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发射。
　　当发射程序顺利地进行到“1分钟准备”时，发射指挥员杨桓准确地下达了一系列口令，正准备喊出最后一个口令“点火”，卫星控制台操作员突然失声报告：“发现故障！星上大部分仪器断电！”
　　此时，离点火仅剩13秒时间了。杨桓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果断命令道：“停止发射！”
　　卫星和运载火箭断电后，基地指挥所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分系统查找故障原因，发现卫星地面综合控制台电源容量较小，脱落插头长线电缆电压下降过大，造成卫星电压不足而使一些仪器断电。于是操作人员迅速更改了卫星脱落插头的供电方式，最后，经过再次启动试验，证明卫星工作正常。
　　当日17时40分，发射部队重新组织发射，进入程序。火箭点火正常，但起飞6秒钟后，即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俯仰摆动，犹如醉汉般失去了平衡。飞行到20秒时，由于火箭姿态失稳，安全自毁系统启动，轰隆一声，运载火箭连同卫星凌空爆炸，一团巨大的黑红色的烟火在蓝天丽日下显得异常壮烈，爆炸残骸纷纷扬扬，散落在发射台东南方向大约500米左右的范围内，一间平房被一块火箭碎片砸透了顶，发射阵地周围的烟火燃烧了好半天才被消防人员扑灭。
　　火箭发射时，张志勇和钱学森等人正在敖包山指挥所。当调度中传来杨桓下达的“点火”口令后，XY记录仪开始记录。张志勇不知为何，心里总有些忐忑。他站了起来，对钱学森说：“我先到指挥所外面去，看看火箭飞行的情况。”
　　当他急步来到外面时，发射场上空出现的一个巨大的火球，浓烟滚滚，爆炸声闷雷似的传过来，脚下明显感觉到了一阵震颤。
　　张志勇一下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
　　愣了片刻，他醒悟过来，转身告诉了钱学森，随后一同驱车火速赶到现场。火箭和卫星炸得粉身碎骨，残骸遍地，尚在徐徐燃烧，周围不少科技人员目睹这一情景，忍不住哭了起来。
　　谁能体会得到，几年来，他们是顶着多大的压力，耗费了何等巨大的心血和汗水，才终于等到这一点火升空时刻的，而最后得到的竟是如此残酷无情的结果。
　　
　　发射为何失败？
　　0.4秒———胶片上记录得清清楚楚，地面安全指挥员按照要求所发出的安全爆炸指令，比运载火箭自身作出的炸毁指令晚了0.4秒，这证明了火箭爆炸的原因根本不是人为的。毛泽东主席听了发射失败的消息后，脸色凝重。　
　　爆炸发生后，基地指挥所一边发动部队清理事故现场，一边组织技术人员利用各种测量结果和残骸进行分析研究。当天晚上10点多，疲惫已极的张志勇在和张怀忠交换情况时说：“除了在技术上查找故障原因以外，是不是也要对别的问题考虑一下？周总理在中央专委会上说过，敌人在边境上设置了很多雷达和无线电设施，要防止他们掌握了我们产品的频率，利用电子进行干扰破坏。要向总参和情报部门联系一下，查查有没有这个可能。”
　　张志勇产生这样的疑虑是有原因的。多年来，基地一直紧绷着战备神经。就在半个月之前，基地组织部队在场区广泛搜寻外国空投下来的电子侦察设备，先后出动了近3000人，各种车辆200台和多部电台。搜索人员还在天仓北山以南10公里处发现了一具美国制造的大型塑料气球。
　　发射试验临时党委副书记张怀忠略微犹豫了一下，点点头道：
　　“有人反映这次发射失败是人为破坏的。”
　　张志勇大吃一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发射时，七机部有两位同志就在安全指挥控制站现场，亲眼看到基地安全指挥员下令按下了控制电钮，将正在飞行的火箭炸毁了。”
　　本来张志勇就几天没合眼十分疲劳，夜深人静又得到这样一个要命的消息，似乎脑袋也要像火箭一样轰然爆炸了。他急忙赶到一部，找来一部部长石荣屺和副部长韩可友。
　　“你们立即组织力量，连夜把无线电外测、遥测和光测的所有测量结果搞出来，作出结论。必须在天亮之前搞完！”
　　随后，张志勇又找来基地第一试验部安全指挥控制站的安全指挥员黄启华。
　　本来心地坦然的黄启华见张副司令亲自来询问此事，感到事情非同一般，神情顿时紧张起来。
　　“炸毁指令是我发出的，”黄启华很实在地承认了这一点，“但我是在观察到火箭左右大幅度摇摆后才下令炸毁的，这完全是按预定方案进行的。”
　　由于航天产品的高风险性，为了防止一旦出现故障而造成更严重的损失，运载火箭和卫星上都分别装有爆炸器和姿态自毁系统。飞行中，火箭如果发生了起火、坠落、折断、翻滚、垂直飞行或反向飞行的异常现象时，产品中的安全自毁系统便会自动发生作用，将自身炸毁。而当这一自毁系统也出现故障不起作用时，地面安全指挥员就有责任按下地面安全设备的控制电钮，通过遥控接通火箭上的爆炸装置，将火箭炸毁。这些都是发射预案所规定好了的。
　　“七机部有两个同志当时在你们安全控制室现场，他们说亲眼看到你按下了安全控制电钮，将正在飞行中的运载火箭炸毁了，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黄启华的脸立刻刷的一下变白了，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晃动了一下。
　　“点火后，导弹起飞离开发射架时就不稳了，横偏摆动得非常明显，从我们控制站这里看去，就像要掉在自己头顶上一样……至于试验队的那两个人，当时就吓得拔腿跑了，他们说的情况不真实。”
　　这时，发射场已经到处流传着“这次试验失败完全是人为破坏”，“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揪出阶级敌人”等议论。张志勇坐卧不安。运载火箭和卫星爆炸的问题压倒了一切，他想得最多的还是，地面安全指挥员在发出指令将火箭炸毁时，火箭是否正在正常飞行？按爆炸按钮是在火箭自行爆炸前还是在其后？黄启华和七机部两个人到底谁说的是真实的？
　　石荣屺和杨桓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连夜对测量结果进行判读、分析。幸运的是，在运载火箭从点火起飞到凌空爆炸的20多秒钟里，发射场区的光测、遥测、单脉冲雷达、测速测距连续波雷达和卫星跟踪系统的双频测速仪，均进行了正常的跟踪测量，20多台光学设备都进行了连续30多秒的跟踪拍照，如实记录了运载火箭起飞后姿态失稳和自毁坠落的全部实况，几套遥测设备也记录下了所有数据，为事后分析故障原因提供了客观依据。
　　从13台光学电影经纬仪记录胶片判明，火箭起飞正常，飞离发射台后仅6秒，运载火箭便出现明显摇晃，最后在飞行到20多秒时失稳爆炸自毁。
　　胶片上记录得清清楚楚：在爆炸前运载火箭发动机系统参数正常，控制系统也一直在进行稳定性控制，却唯独没有速率陀螺信号。由于运载火箭起飞后姿态发生大幅度俯仰摇摆，已超出稳定系统的规定值，使陀螺平台外环触碰到档钉，接通了运载火箭内部的安全自毁装置发生爆炸。
　　而地面安全指挥员按照要求所发出的安全爆炸指令，比运载火箭自身作出的炸毁指令晚了0.4秒。
　　0.4秒，证明了火箭爆炸的原因不是人为的。最为惊恐的黄启华得到了解脱，基地上上下下松了一大口气。
　　为了进一步弄清爆炸原因，技术人员根据测量结果和对火箭残骸所作的解剖分析，最后发现，是运载火箭控制系统俯仰速率陀螺通道的一根导线有暗伤，因为点火起飞后受到振动而造成短路，运载火箭稳定系统未接到该通道的输出信号，导致火箭失稳自爆。
　　这时已经是凌晨5点多了。
　　爆炸事故分析结果报到北京后，其时周恩来病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发射失败的经过。在汇报时，秘书人员看到，当毛主席听了这一消息后，神色凝重，一句话也没说。
　　实际上，这两年几次发射任务在发射场进行测试检查时，每次都发现了上百个之多的生产生产质量问题，有时甚至完全不能实施发射，只好再千里迢迢，拉回生产厂家重新检修，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此次发射失败，仅由于一根导线的暗伤而损失了运载火箭和卫星，使中国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上天时间被迫推迟了一年。
　　这一惨痛教训再次从反面证明，废弛规章制度和试验秩序的结果，必然使航天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得不到保证，进而酿成无法预料的悲剧。
　　
　　第一次有去有回的成功发射
　　1975年11月26日11时30分，载着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准时点火，轰鸣着离开发射台升空。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到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进入太空，是中国航天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意义重大的里程碑。
　　
　　第一次发射失利后，叶帅立即代表中央专门委员会表态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颓丧，要继续奋斗，再接再励，一定要达到目的！”
　　逐渐平静下来的科技人员分析查找了失败原因，举一反三，着手进行运载火箭的改进。同时，对原先总装完成的第二产品全部分解，返回各生产厂家，重新进行严格的质量复查。1975年7月，改进后的第二发火箭开始总装。官复原职的副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亲临现场督战。
　　10月16日，产品专列到达东风场区。在现场主持试验工作的是国防科委副主任马捷，发射场成立了由基地和七机部13人组成的试验临时党委，负责试验发射的统一指挥。
　　测试工作紧张而严格，操作人员从难从严，对发现的上百个问题，都作了认真分析，通过试验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处理。此外，发射场还对产品进行了多次地面试验。在对产品进行千锤百炼的测试检查工作的同时，各有关系统也都展开了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诸如发射程序的拟制，气象条件的拟定和天气预报的准备，发射窗口的选择（根据卫星轨道和技术要求，这次发射卫星的最佳时段只有10分钟）等等，使各个系统始终处于良好状态。
　　11月15日，在技术阵地完成了总装测试后的卫星和火箭转到发射阵地，发射部队经过10个昼夜的连续工作，顺利完成了星箭对接和发射前的各项检查测试工作。11月24日，试验领导小组负责人徐明、任新民、石荣屺、吴鹏联合签署了发射任务书，经批准，开始加注推进剂。
　　1975年11月26日11时30分，载着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准时点火，轰鸣着离开发射台升空。火箭在空中完成了一级关机、二级点火、星箭分离等程序动作后，卫星进入了近地点高度173公里、远地点高度483公里，轨道倾角63度的预定轨道。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到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进入太空，是中国航天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意义重大的里程碑。
　　下一个难题就是：3天后卫星的回收。
　　在卫星测控网中，除了需要技术指标很高的相关设施设备，并保持高精度的测控及安全可靠的回收系统，还必须具备合适的回收区域。而合适的回收区的确定工作，在这次成功发射之前6年，就开始进行了。
　　1969年4月，六部副部长王恕带领一支队伍，对四川、云南、贵州和湖南等地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勘察。有一次，勘察组从贵州安顺乘三辆车前往织金县，路经珠藏时，一群造反派把他们截住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到这里来？”一个头头模样的人蛮横地问道。
　　“我们是解放军，来这一带执行任务。”王恕和言悦色地回答。
　　“我知道你是解放军。我们这里又不打仗，你们能执行什么任务？肯定是另一派的人！”
　　为了保密，勘察组只能解释是执行特殊任务，但这却更引起了这伙人的怀疑。
　　“特殊任务？别想蒙混过关，我看你们像是省军区的！你们支持坏人，打击我们革命派，站错了立场，今天要是说不清楚，你们就别想走！”
　　这时，勘察队伍早已是人困马乏，现在又遇到了这样的胡搅蛮缠，许多人被激怒了。王恕只好转头做自己人的工作，命令就地休息待命。天色渐晚，勘察组被扣留了4个多小时，最后还是当地驻军的一位领导赶来做工作，造反派才将他们放行。
　　卫星回收区原先是定在昆明与安顺之间的。勘察组反复比较后，认为这里的回收条件不太好，如果卫星返回时略有超前，便会落到国外，而且这里的北盘江一带地形复杂，山高沟深，多有不便。四川遂宁地区属于低丘地带，机动范围大，交通也相对便利，并能满足卫星在返回前的一圈运行中飞经中国上空的条件，勘察组最后确定就将这一带作为返回式卫星回收场区。
　　
　　卫星突发致命性故障
　　“你凭什么能保证不出问题？”钱学森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严谨可靠的科学依据。
　　“凭什么？”祁思禹愣住了，但他很快就一掀军帽，坚决地说，“就凭我这一脑袋白头发！”
　　
　　“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从东风基地2号发射场起飞，将返回式卫星送入轨道后，基地测控系统实时跟踪，准确测量，迅速处理数据，很快得到了星箭分离的时间，卫星入轨几分钟即计算出了初轨根数。王盛元立即从测控中心报告了北京指挥所。
　　当天，钱学森和马捷等测控中心人马不停蹄，乘飞机从发射场赶到了渭南，卫星上天后，主战场便由东风场区移到了这里。这是中国开天辟地头一次回收卫星，上上下下都极为关注，大家全都将心提到了半空中。
　　事有凑巧，就在钱学森一行下了飞机，刚刚走进测控中心之际，已经运行了几圈的卫星突然发出了一种不祥之兆，技术人员报告说，遥测数据表明，星上气压下降，卫星处于不正常的危险状态。
　　这是一个致命的故障！
　　钱学森事先不是没想到卫星发射的种种波折，但他没料到刚进测控中心的大门便得到了这样的消息。
　　为了保障卫星运行三天和进行姿态控制，返回式卫星上装有专门的气源瓶。如果照现在这种情况发展，气压下降过快，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提前回收。
　　可是，这颗预定在天上运行拍摄三天的卫星，到此时才运行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刚打上去就收回来，空中拍摄计划显然就化为了泡影。而如果不提前回收，则要冒卫星因失去气压不受控制的风险，这更是大家不愿面对的。众人各抒己见，讨论了半天，决心难下。
　　“我看，先就按王恕副部长的意见，让卫星再运行一圈看看情况如何，”钱学森听了一会儿讨论，转向正擦着汗的副参谋长郝岩，“让轨道计算组再仔细分析一下，看看照现在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如果真要提前回收，最好赶在今天的最后一圈回来。”
　　轨道组组长祁思禹立即根据有关数据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到了指挥大厅，祁思禹见钱学森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紧紧盯着他，心里不禁有些发毛。
　　“计算结果如何？卫星到底还能不能坚持？”钱学森有意放缓语气问道。
　　“能坚持！”祁思禹非常明白他现在所说的每一个字的分量，他更知道，在这种关键时刻，含糊其辞是绝对不允许的。
　　“你凭什么能保证不出问题？”钱学森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严谨可靠的科学依据。
　　“凭什么？”祁思禹愣住了，但他很快就一掀军帽，坚决地说，“就凭我这一脑袋白头发！”
　　大家看着祁思禹，一时都没人说话了。“从气压曲线下降的情况分析，后面几圈的下降有减少的趋向，我们认为这是卫星在调整姿态时发生的现象，”祁思禹胸有成竹地说出他的理由，“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指令控制卫星，并使气压继续维持下去。”
　　按照这个分析，专家们又经过慎重研究，最后报告北京：卫星可以维持一天时间，建议第二天再考虑提前回收。
　　但是，卫星入轨后的这第一天，传回来的遥测数据不仅没有缓解人们紧张到极点的心情，反而使这种气氛更显得惊心动魄了。一开始，测控人员非常担心卫星气压下降过快，导致最后失控，但等卫星运行到将近10圈时，气源曲线却又几乎停住不动了。到这一天最后一圈时，气瓶压力仍保持了原先的数值。不可思议的是，星上其它数据都很正常，地面设备向卫星下达的各种指令也正常完成，星上反应非常灵敏。
　　怎么办？
　　测控人员已经冒着很大风险让卫星坚持运行了一天，到了第二天，面对卫星气压方面的异常信息，究竟是继续维持运行还是提前回收？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研究这一情况。讨论中，有的专家认为既然卫星气源曲线显示异常，就不应该继续冒险，卫星已经基本完成了拍摄任务，现在回收还来得及，否则的话，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就势必导致前功尽弃，悔之晚矣！
　　“我看可以按原定计划继续运行。”祁思禹反对第二天提前回收，他梗着脖子说，“气压下降过快是不正常的，现在运行快两天了，气源曲线又显示不动了，这更不正常。从目前得到的数据判断，很可能是气压瓶的数据传导系统在捣乱，而实际上卫星气压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其他几位专家当即对祁思禹的这一分析表示赞同，因为卫星到现在除了气压显示有些波动以外，其它各个系统的运转都处于良好状态。
　　指挥部决定按计划进行。当天晚上，张爱萍从北京打电话指示说：“胜利在握，千万不要疏忽大意。要双人双岗，精心操作，严密操作。”
　　
　　“能落在中国大地上就是胜利”
　　全国103条通信线路全部集中在卫星返回的所有信息上，数十万民兵在南方广阔的地域内时刻注视着天空。中午时分，贵州六枝盘公社一家煤矿上的4名矿工正坐在井口闲聊，突然看到一个圆乎乎的大家伙从天空飞落下来。
　　
　　11月29日，卫星在轨道上按计划运行了3天，完成了对预定地区的遥感任务后，最后决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上午10时许，在渭南测控中心指挥大厅内，已经坚守了3天3夜的测控人员格外忙碌，调度指挥员下达出一连串的控制命令，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十几个测控站，开动数百套测控设备，牢牢跟踪着卫星，紧张地测定了大量数据，并向卫星下达着各种控制指令。
　　在卫星返回前的一圈飞经长春和胶东两个测控站时，测控中心即根据实测到的卫星轨道数据，准确计算并预报了卫星调姿指令和两舱分离指令的时间。当卫星运行到第47圈，从苏联上空进入中国上空时，设立在新疆奇台的前置活动站准时发出了卫星返回调姿遥控指令。这时，地面遥测参数表明卫星调姿正常，卫星已经驯服地按顺时针方向转动了100度，头部朝向地面，做好了脱离运行轨道的准备。
　　配置在东风基地的活动测量站发出了两舱解锁的遥控指令，分离火箭点火，将仪器舱和返回舱成功分离。返回系统的程序时间控制器准确启动，舱体起旋，制动火箭点火工作，使返回舱进入返回轨道。在测控中心的控制室里，可以从函数记录仪上描绘出来的曲线上看到，返回舱正离开运行轨道，沿着缓缓向下倾斜的轨道向地面下降。
　　在最后考验的紧急时刻，一个更大的险情猝不及防地呈现在了大家眼前。
　　眼看就要到应该发出卫星开伞控制指令之际，测控中心的主副两台计算0机却出现了互相矛盾的异常显示：一台显示要发出时间音叉指令，另一台却显示要切断这个指令。
　　时间音叉指令是卫星安全返回地面前的最后一道指令，这个指令发出的时间既不能早，也不能晚。卫星什么时候抛掉外壳，打开降落伞，什么时候依次打开小伞、副伞和大伞，靠的就是时间音叉指令，可现在却偏偏在这一点上令测控人员左右为难。
　　卫星返回地面时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在时间上相差5秒钟，落点就会偏差40公里，而返回点的速度方向角如偏差1度，落点航程就会偏差300公里。地面遥控和卫星上的程序控制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否则卫星既有可能落到回收区外，又有可能摔得粉身碎骨。
　　仅在1959年，美国在它的数次发射中，就因为胶卷舱弹射程序出现故障而导致了几次失败。4月13日，“发现者2号”飞到17圈时，按计划进行了关键的胶卷舱弹射，但由于人为误差，弹射指令发出时间稍稍早了一点，致使胶卷舱落到了挪威北部离苏联边境不远的地方，人们事后推测，这个胶卷舱替苏联做了好事———一队迅速组织起来的苏联搜索队回收了这一意外礼物。11月20日，“发现者8号”在接受指令打开降落伞时，地面人员发现这一次分离的时间倒是不早，却又晚了一些，胶卷舱不知飘落何处，令美国人十分沮丧。
　　至于苏联，在这方面的事故更是不堪回首。
　　1967年4月，科马罗夫驾驶“联盟号”飞船升上太空，这是苏联雄心勃勃的登月计划中的一部分。但就在科马罗夫驾驶飞船返回时，由于回收舱的主降落伞没有打开，备用伞也出了问题，以至飞船着地时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50公里，当时美国设在土耳其的监听站记录到了“联盟号”飞船高速撞向地球时，科马罗夫极度痛苦的惨叫声。在飞船残骸附近，人们挖掘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了科马罗夫的遗体，苏联同美国展开的登月竞赛亦因此宣告失败。
　　现在，中国的测控人员也面临着类似的危险，这两台计算机相互冲突，究竟发不发开伞指令？
　　更要命的是，此时离卫星飞出中国上空，脱离观测段只剩15秒了！
　　祁思禹根据平时练就的一套过硬本领和丰厚的专业学识，迅速计算出了最佳开伞时间，旋即冲进指挥大厅，脸色苍白地大叫一声：“发！”
　　事后，人们曾笑传祁思禹在当时急得尿了裤子，跑丢了鞋子，这当然是一种过度夸张。但在那一时刻，许多测控人员提心吊胆，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是多少年后他们仍记忆犹新的。
　　29日上午11时许，返回式卫星携带着遥感资料，按原定计划准时返回了地面，走完了上天、入轨、遥感、返回的全过程。在卫星开始返回地面时，经计算，轨道预报落点在东经105度33分30秒，北纬26度25分，估计偏远了400余公里。由于回收区对卫星返回的跟踪稍纵即逝，指挥部立即命令六部刘文洪副部长带领回收部队飞往该区域搜索回收。全区跟踪测控基本结束后，尽管有了落点预报，但落点实情尚未证实，令回收人员和指挥部心里很不踏实。
　　这时，通过国家邮电部调集的全国103条通信线路全部集中在卫星返回的所有信息上，数十万民兵在南方广阔的地域内时刻注视着天空。中午时分，贵州六枝盘公社一家煤矿上的4名矿工正坐在井口闲聊，突然看到一个圆乎乎的大家伙从天空飞落下来，“刷啦啦”一声，它将一棵大松树巨大的树冠一扫而光，接着蹦落在了地上。
　　发现天外来客的消息很快一级一级报了上去，下午6时，国防科委指挥所通告，贵州军区在六枝盘公社坡了大队发现一空降物，已派民兵保护现场。回收人员立即火速赶到卫星降落地点，对返回舱实施了回收。
　　在北京，叶剑英高兴地边看着返回式卫星拍摄的照片，边对大家说：“偏远了400多公里，没什么要紧嘛。我们第一次回收卫星，能落在中国大地上就是胜利！”
　　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送到毛主席那里时，他由于眼疾那时已经看不太清字了。这以前，他曾五次审阅过有关返回式卫星的飞行试验报告。他让秘书人员给他一字一句念，对一些字句作了修改，随即签发了公报。
　　至此，作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能够回收卫星的第三个国家，中国再一次震撼了世界。


中国早期一颗返回式卫星安全返回地面，图为回收现场


周恩来总理曾多次视察发射场，右一为基地司令员李福泽、左一为基地政委栗在山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研制和发射东方红1号卫星的人员代表。东方红一号是中国第一颗送上天的卫星。


中国航天事业的老总们


1959年，基地创业者在隔壁滩上行军


1960年代，中国最早送上天的生命是这只小狗


卫星轨道专家祁思禹，曾参加过几十次火箭、卫星试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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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号升空么？
期待，希望一切顺利

绿洲里的骆驼UID: 2112781

新华网北京10月11日电 ：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负责人通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将于10月12日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择机发射升空。
　　神六发射升空是继2003年10月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后，我国进行的第二次载人航天飞行。目前，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BL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