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国

燕鸥and小蟹UID: 199804

在线阅读   http://nr.book.sohu.com/7/0604/72/column220567260.shtml


中国人在哪里迷失了自己？
　　　百年中国，从末日之中的大清帝国到今天，中国人无时不刻不在梦想着富国强兵，“超英赶美”，紧追在西方国家的后面，紧赶慢赶，时至今日，除了少数东部地区的“橱窗”城市，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依旧在生存和发展的主题下，与贫困斗争。
　　反观之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在一片战争的废墟中，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便重新跻身发达国家，国力强大，民间富足。
　　这是为什么？
　　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牺牲，中国从晚清的暮气中走出来，经过“五四”的洗礼，在二、三十年代，爆发出惊人的文化活力，旋即又进入革命的风暴，直到79年代末，才从迷梦中惊醒。
　　当前，这个社会正经历着“庸俗、劣质、僵化、腐败、没有生机、没有内涵、没有后劲、没有创造”的痛苦的癌变。
　　这又是为什么？

　　叩问历史，反思现实。
　　姚国华先生积聚大半生的思考和5年呕心沥血的系列力作：《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上卷《文化立国》、下卷《大学重建》），以哲人的深邃和思想者的勇气，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了深层的思考：
　　一个民族贫穷和腐败的根源是文化生命的弱化，是自信心的失落、价值观的迷失、创造力的匮乏、凝聚力的瓦解，是人文精神的沦丧。中国现代化的尴尬，源自于文化的积弱；中国的未来，在于实施文化战略，以文化立国，全面进行大学的重建。

碰撞：两种文明的核心比较   

　　5000年华夏文明，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方式基础上，体现着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以农为本的乡土中国，在依赖自然、融入自然、回归自然上有自己独到的生命体验，中国古代诗歌和文学的发达，皆是这种生命体验的表征。但在这种以直觉体验为主体特征的文明中，缺乏实证科学的精神和理论的解析。中国人关于人与世界的终极关怀，主要就是道家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和佛家万念皆空的人生信念。与此相应的乡土社会没有历史进化，只有自然演变；生活方式没有发展，只有知识、经验、技术的代代重复。农业文化倾向于自然状态，不鼓励人们超越直接生活经验，去追求对象世界、彼岸世界的生命意义，这注定它发展的极限。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原本并没有“发展、进步”的观念，只有“轮回运转”、“治乱交替”、“分合循环”的观念。
　　而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的工商业文明。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的孔子在宣扬着“君臣父子”的伦理道德，建立农业社会的文明秩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致力于建设希腊文明的信仰和理性。在信仰和理性的大厦之上，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欧洲找回了自己，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突飞猛进，在近代开始超越烂熟的东方文明，成为成就卓越的文明主体之一。

　　姚国华先生将这两种不同文明体系的发展理解为这样的途径：
　　西方文化根本上是立足彼岸的信仰主义，表层是严谨精确的理性主义，道德、功利是末梢上枝叶和果实；抽象原则自上而下落实到个人的物质利益层面上，尊重私有财产、个人自由甚至个人隐私，相互间的道德（及法律）基于不言自明的公理和终极关怀，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大建筑很快便立了起来。即：信仰→理性→道德→功利。
　　中国文化根本上是脚踏实地的功利主义，表层是温情脉脉的道德主义，理性、信仰是末梢的工具和点缀；天人合一的根系虽然很发达，但个人体验自下而上却难以提升，道德规范总是被物质利益瓦解，实用理性、实用信仰更是像纸一样单薄，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和周期性动荡。即：功利→道德→理性→信仰。

百年中国的激变，是两种文明体系大碰撞的百年。“天朝大国”的子民，在这一百多年的痛苦转型中，从未如此困惑和迷失。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曲折反复，且至今没有完成观念转换。师夷之长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变法冀求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的建立，才最终确立国家的独立地位。在中外文明激烈的冲撞中，中国人培养了自己新的民族精神，重新获得自己立足的空间和精神的归宿。
　　但是，经历过文革的混乱，从经济改革中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社会，面对繁荣富足的发达国家，依然没有摆脱落后、自卑的困惑与迷失。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系列领域内的困境。

　　姚国华先生这样评价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困境：“庸俗、劣质、僵化、腐败、没有生机、没有内涵、没有后劲、没有创造。”
　　以“功利”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主导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文艺界一片荒漠，“下半身写作”大行其道；欧美大片充斥街头，风头远远盖过国产片，哈日、哈韩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学术界腐败横行，教授院士满天飞，硕士博士遍地滚，科技竞争力指标却连年下滑，学术成果却屈指可数。诚信这样的基本道德问题，居然成为媒体和大众讨论的热点。
　　……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困境？

反思：向左看，向右看
  

　　姚国华先生在《文化立国》一书中，环顾了世界各国和一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俄罗斯模式：俄罗斯的西方化、现代化历程经历了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公元10世纪弗拉基米尔大公决定皈依拜占庭式的东正教，以取代传统斯拉夫人信仰的原始多神教。第二个周期，是18世纪初彼得大帝实施的变革。第三个周期的起点，是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30年代，与遭受经济危机席卷的整个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照，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计划经济、文化封闭、政治专制的条件下，仅仅用十多年的强行军，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化为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国，创造了世界工业化最快的奇迹，为打败法西斯准备了雄厚实力。这三个周期的特征分别是：思维上的教条主义、情感上的国家主义、行动上的集体主义。

　　日本模式：日本是个孤岛上的单一民族。自古以来，岛民们孤独与自卑，因此对外部更有好奇和渴望。他们总感到自己处在强大的世界帝国——先是中国，后是西方——的压力下，因而要奋发图强，急起直追，全面学习，主动改革，提升自己的实力。在受到西方强势文明冲击时，它也曾一度采取闭关锁国的消极防御政策，但当人们意识到锁国无效时，便全力以赴地学习西方，进行“明治维新”，展开一场为生存而竞争的急行军，紧接而来的是对他国的主动侵略。战后，在国家至上、集体意识的支撑下，日本经济快速复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路，仅仅花了20年左右的时间。姚国华先生认为，“武士道”精神，乃是日本复苏的重要精神支柱。

　　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以华人为主的实体（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大陆中国除外）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优势在于：一是继承了中国人实用主义、现实主义、技术主义生存方式及千年文明积淀的高度智慧；二是把传统家庭、家族、乡里等小圈子里的和谐人与人关系，发挥于经营网络之中；三是离乡背井的人们，在脱离祖国后的生存压力之下，孤立面对异己文化的挑战，被迫融入并形成自新意识；四是脱离了传统母体内的乡土社会，摆脱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包袱，以及实现社会革命与重建的巨大代价。

　　而亚非拉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则是“文化自主日渐丧失，政治腐败越陷越深，经济效率极端低下，社会动乱频频发生”。这一切，都与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有关，当人们内心拥有基本的信仰，由此派生出普遍的理性原则，法律和公德就能够得到自觉的约束，政治权力就能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而一个没有普遍的精神信仰的社会，人的追求限于世俗利益，物质欲望容易膨胀到失去约束的程度。世俗权力总会有一些无法约束的死角，那里必然产生腐败。拉美、东南亚和非洲的现代化之癌，与腐败密切相关。

　　姚国华先生总结道：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单线的、唯一的、共同的发展模式，并不存在一条普遍的“现代化”道路。一个民族发展不是依靠外部推动，而是凭借内在力量的激励、积蕴和发挥。开放、接轨只是外在条件，文化反省和新的文化建构才是内在根本。

棒喝：文明的兴亡，系于内而不在于外
  


　　无论个人还是民族，根本的命运都由自己内在的文化所掌握。在中国的现代转型任重道远的今天，对于当前中国的现代化主流观念，姚国华先生在书中的导言《主流现代化观念的质疑与反思》中大声质问：
　　我们准备了这样一种文化吗？——它不是一堆空洞的抽象概念，不是一套传统或外来的知识体系，不是一串苍白的摆设、排场、装饰、宣传与表演，不是一些低俗的娱乐消费，而是国民精神里的信念、理性、情趣、想象力、创造力。
　　我们准备了这样一代知识分子吗？——他们不只是掌握某种知识结论的学者，或有一技之长的专家，而且是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博大的战略心胸，灵动的创造思维，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情操，健全的自由意志的现代精英。


斯宾格勒历史哲学的启示：每个文明都在自生自灭，并不存在单线的、必然上升的人类进化规律。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能解释文明的起源、发展和衰落。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世界历史存在过的21种到26种社会或者文明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后，得出结论：文明的成长，取决于内在的应战意识和创造精神，而非外部的机遇和手段。文明生长的关键，是要由对外部的应战转移到内部的人格精神的培养之上。
　　而因《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而享誉世界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预测，21世纪世界的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不同文明体系的冲突，不同文明体系是以各自不同的文化为内核的，新的国际冲突正以文化差异为标准划分阵线。一个文明体系的发展，取决于内部的信任和文化凝聚力。
　　《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一书轰动全世界的日裔美藉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文化是经济生活的内在灵魂。他将文化与制度分开，指出在制度趋同背景下，文化是决定经济成效的主要因素。

呐喊：文化立国，文教兴国
  

　　中国的地域太大，人口太多，文化太宽泛，成分太复杂，组织太散漫，结构太不稳定，相互间的共同利益、信仰、规则、约束太小，统一的民族意识缺乏，民族凝聚力不强。经济发展给人的满足小于贫富差别给人的不满。靠什么力量凝聚这个民族？
　　回答只能是一种：开放背景下的文化综合与创造过程，只有文化的进步才能真正激发人们的生机和活力，才能让每个人获得真正的精神的充实与安顿，国家和民族才能保持进取的整体生命力，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80年代以来，经济决定论一直主导着社会舆论；当经济增长碰到社会腐败、经济无序的问题日益严重时，才有一种相对深入但仍然一样幼稚的体制决定论流行。然而在中国，却从未产生过建立在独立个体之上的法理文化。法律以理性为基石，道德以信仰为基础，在一个普遍缺乏信仰和理性的国度，如何能用制度去主导社会的均衡发展？
　　为此，姚国华先生大声疾呼：科教兴国是不够的，应当进一步提升为文教兴国。

　　那么，如何进行文化立国、文教兴国呢，姚先生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化战略。　（本专题撰文：华敏）

[ Last edited by 燕鸥and小蟹 on 2005-11-23 at 17:55 ]

rhwfyfUID: 201077

看见标题眼熟就溜进来了
大二上过他的人文选修课
还成～

绿洲里的骆驼UID: 2112781

Originally posted by rhwfyf at 2005-11-22 22:29
看见标题眼熟就溜进来了
大二上过他的人文选修课
还成～

在哪里？..envying

燕鸥and小蟹UID: 199804

Originally posted by 绿洲里的骆驼 at 2005-11-22 22:38


在哪里？..envying

作者简介
姚国华：生于湖南南县，1981年起就读于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哲学系，四川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教于衡阳工学院马列室，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12年。
　　1994－1997年，开创当时全国瞩目的文化绿洲--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无形学院及《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等，获国家级教学一等奖。本书历时5年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