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与酒 --- 魏晋竹林名士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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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璧生




中国历史，多有乱世。魏晋之后，凡乱世必盛谈魏晋竹林风骨。

竹，这是一种何等神奇的精灵！我曾长久地驻足于丛竹之间，那直如刺、斜如倾的神韵，那错落有致，雅洁不染的气质，特别是逸竹横空一撇的情态，总教人浮想连翩，但倘要表达，又堕入一种“见意已忘言”的快意之中。我至今无法明白，看风中的竹林，与读王羲之行云流水般的书帖，听高山清泉般的古筝，见云雾中千回百转的瀑布，其感觉为何会那样相似。历史的和风，依旧吹拂着今天的竹林。这竹，“四君子”之中有它的一席，王阳明格物的时候凝神格过，郑板桥画过。而早在东晋时期的某一天，“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聚到茂林修竹之下，“肆意酣畅”，“竹林七贤”的名字，传过千年。从此，竹，在中国思想史上，承载了一种全新的精神意蕴。


或许竹林名士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群放诞不羁的疯子，在历史的舞台上不屑于与别人为伍，赤身裸形、狂饮烂醉地表演。但当我们的眼光，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可以发现，他们处于一种分裂之中——心理模式与行为模式的紧张和分裂。行为模式既可以是心理模式的表现，同时也可以是心理模式的反动。正因如此，儒与道的两种完全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相互对立的精神感受，才会常常交替着，又协调着，不经意间融入中国文人的骨髓。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魏晋乃是儒道精神的第一次全面融合时期。阳与阴，猛烈与温顺，坚持与随便，激烈地冲突、整合、交融，貌似变态的异端行动，却从精神上开拓了中国人的精神视野——从此，“竹”，作为一种大自然特为人设的艺术品，具有了深刻的美学意义。

“忧”，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既然儒生的命运，从孔子开始，便注定了要惶惶然于“立德”，“立功”，“立言”之间，极力去做“君之师”，把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与君王与百姓的夹缝之间，自然免不了一个“忧”字。范仲淹的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实是儒家一以贯之的精神。竹林谈玄的文人们的放荡不羁的外表隐伏着的是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儒家入世情怀。面对统治如墨般的黑暗，人民痛苦的挣扎，他们的良知时时痛鞭着他们的心灵：苍生的苦难，真真切切地现在自己的眼前，压在自己的肩上，熨在自己的胸口，他们多么希望能有一点透出光明的希望，让他们担负起国计民生！然而，在那样无边的黑暗中，正义还能存在么？良知还能宣泄么？杨修、孔文举、弥处士，不是一个个倒在莽夫的屠刀之下了吗？整个文人阶层，其实都处于覆巢之下，倘不做谋士、食客、奴才等贾府焦大式的人物，便早必须时时战战兢兢，以求自救自保了，还能够谈什么救国救民？嵇康不是二十年“未曾见喜怒之色”么？向秀的《思故赋》，不是刚刚开了个头就匆匆煞了尾了么？他们内心的愤怒、痛苦、压抑、悲悯，哪里敢轻易显形于色！然而，对人的尊严的洁癖一般的坚守，使他们鄙视、敌对权力者及其帮忙帮闲，由此也决定他们痛苦而绝望的命运。极度的无奈，极度的痛苦，深重的绝望!担负苍生的抱负，对黑暗的愤怒与对权势的反叛，没有以一种公然敌对的形式宣泄出来——因为活着已经是一种铁定的现实——而代之以一种傲然否定一切、嘲笑一切、玩弄一切的心理，并由此表现出来各种各样被常人视为变态的异端行为。虚无、随便、放纵竟成为这批最热烈最具正义感的竹林狂人的主要特征。酒几乎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刘伶，这做过《酒德颂》的狂夫，这“土木形骸”的始祖，竟乘坐马车，酣饮不休，且备锄头于车上，对马车夫说：“死则葬我。”在这里，连死生都是多么随便，无足轻重。以儒家入世思想为出发点的心理模式，经过清醒与绝望的双重洗涤，最终走向道家放达肆意的行为模式。

清代曾经历过魏晋相似的黑暗统治。文字狱的罗网拖过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连写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也会被判以反对朝廷而遭极刑。然而，现实的黑暗与苦难并没有刺激这群忧国忧民的儒门子孙在愤怒中重新审视历史与现实的勇气，没有产生过思想的异端。一群大师级的人物拖着脑后那根象征着民族耻辱的小辫子，一头钻进古书中，对每一个字进行极为繁琐的考据。“精神”业已彻底死亡，只剩“学术”在人格的废墟上自足地欢歌。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一个学术大师配得上“思想家”的称号。魏晋是竹的时代，竹的俊逸、中直、傲立、潇洒，使这一时代的政治黑暗与血腥并不能占满历史的全部篇幅，相反，一股清新而隽永的精神空气千古飘荡。而清朝则是病梅的时代，当龚自珍痛心疾首地发出医治病梅的呼吁，这个古老而苦难的国度早已病入膏肓。魏晋与竹林精神相比，清代考据大师们的精神世界显得何等委琐！



爱与绝望。每一个原子式的个体人的网一样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很容易地以该时代的价值标准去规范自己的行动与判定他人的行动。有一则寓言这样讲：某个村庄的人们都汲取着同一口井的井水维生，有一天，井水突然起了变化，凡是饮水者便会发疯。这个村庄中只有一个人没有饮井水，于是他立刻被视为疯子、公敌，受到同村的人的摧残，直到他舀起毒水一饮而尽。在人类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社会陷入整体性癫狂状态，熬过了历史精神的洗礼的清醒者，理智者，批判者便不得不被视为患虚妄症、自大狂的疯子，立即被“正常”的人们从同类中排除出去，遭受各种各样非人的摧残、打击、迫害。一个从满本子“仁义道德”的书缝中只看出“吃人”两个字的人，必定逃不了被满口仁义道德的民众吃掉的命运。而只有当历史的良知，不经意地从湮没了血火的烟尘中回头一望，才蓦然发现，十字架上的朽骨、耻辱柱上的精魂，朝圣路上的魔鬼，早已化作一颗颗璀璨的大星，以他们耀目的光亮，抚慰着这片无望的大地，那些曾经的疯子、狂人、异端、公敌，早已成为人类前进的先驱、驽手，成为因坚守良知而绝望着的人们坚守良知反抗绝望的精神力量——这些人注定将来也要加入群星的行列。对同类、生命的博大而绚丽的爱，使他们把他们的热血与绝望、悲悯和痛苦，直至他们的生命，献祭给他们如星空般灿烂的理想，献祭于历史的祭坛，献祭给令他们绝望的同类——他们以一连串的失败、死亡的事实，昭示他们确实在这无望的世界中存在过、坚持着，昭示着着像寒夜的岩石一样冷硬的人间，还残留着一点点良知；他们更以他们的失败，向历史证明他们的时代的荒谬不经、不可救药。

那狂醉在竹林之中的一群！他们的爱与绝望都是那样的丰富、强烈。他们的爱与良知是那样的充盈，以至于溢出他们心灵的容器，然而在没有尊严、正义与良知的黑暗而麻木的社会，他们的爱与良知却不得不时时自我压制、抑止。只有大爱大恨的情感基调，才能导致大痛苦大绝望大欢乐的心理。他们以各种变态的行动，坚持着他们痛苦而绝望的清醒，体现着他们对尊严、正义与良知的坚守。他们以各种变态的行动，宣泄出他们的绝望与愤怒。剖露出他们高贵而苍凉的灵魂。



守卫清净的内在精神。当社会堕入血腥、恐怖、麻木之中，人们往往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做一只快乐的猪，还是一个痛苦的哲学家。前者的选择无疑必须适应社会，参与种种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斗争，快乐是心灵麻木之后的感官的适意，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放弃尊严、良知。而后者则意味着思考、清醒并且永远的痛苦。要捍卫良知坚守尊严，便必须与世界为敌，甚至饱受摧残。他们失去的是感官的快意，得到的是绚丽的精神、丰富的思想。“快乐”是何等诱人，以至于大多数的人们心甘情愿地极力按照统治者治下的社会价值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动，并竭力卷入各种争夺之中，以求多分一杯汤羹。人们愈是如此，就愈加重了“痛苦的哲学家”们的痛苦与绝望。痛苦来源于以历史与理想观照现实之后发现的无法忍受的巨大落差。残暴的专制统治下不容许有个人的思想，然而，只有思想才能使人对理想与正义不断确认，使之在自己的内在理念中不断坚固，使自己避免陷入整体的癫狂之中，从而捍卫人的尊严。他们饱读诗书，通晓经史，因此他们可以明晰地辨析正义与非正义，对与错，而且，他们不惮于所处时代的世人看待他们，评价他们的眼光，而一任以狂人的姿态隐蔽地宣泄着他们的理想与愤怒。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们竟发出“非汤武而薄孔周”的声音！什么圣王学说，什么仁义道德，通通见鬼去吧！宝座上的“天子”，八方诸侯官吏，正是扰乱天下的凶恶残暴的屠夫！曹魏之篡汉，司马之篡曹，明显就是争权夺利，还搞什么“禅让”的把戏！不知书的所谓秀才，父别居的所谓孝廉，怯如鸡的所谓良将，在这污泥浊水的社会中，他们如鱼得水。一切都充满了虚伪无耻，天地间充塞着卑劣、下贱、龌龊的空气！他们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还与周围这群他们所鄙视的一群一起被称为人并且还活在这本不愿来的非人间，他们无法忍受与周围的肮脏的一群在同样的天空下存在着，无法忍受每天呼吸着那样下流下贱的空气，维护着自己沾染了同样下流下贱的灵魂。他们必须运用他们的每一条充满耻辱感与痛苦的神经，从每一步行动每一寸举止之中明明白白地昭示世人：无论如何，我与你们一切人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我绝不屑与你们一切人为伍！人们在“名教”的压迫下装模作样地表现着忠孝仁义，他们则干脆地“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出“名教岂为我辈设”的狂妄雄音。他们以竹林，以酒，以琴，以啸，以裸形，把自己从世界孤立出来，封锁起来，洁癖一般地守卫着他们清净透明的灵魂，他们的任何变态的行为，都是他们对黑暗的愤怒与对良知的守卫的耻辱者宣言。竹林之中，醉倒了一群疯狂的圣者，一群叛逆的天使，一群永远失败的千古豪杰！



思想与权力。在专制的黑暗王国里，思想是奔流沸腾的地火。墨一样黑得粘成一团的夜，吞没了每一个粉红的梦与细切的叫声。地火，这危险的多余物，在悄悄的集聚、燃烧。思想总被权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这是因为，思想永远是个人主义的，它使一个人产生理想、信念、勇气、力量，而专制权力则永远敌视个人，无时无刻要把一切纳入权力自己的系统之内。因此，思想与权力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然而，权力之所以成为权力，就是因为它掌握着生杀夺予的武器，而思想却是无形的。思想对权力的战争，是苍蝇对大象的战争。十六世纪的日内瓦共和国被置身于加尔文的宗教独裁统治之下，加尔文几乎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拥有天国与世俗的绝对权力并以此推行他的独裁统治。这时，卡斯特利奥站了出来。当卡斯特利奥以孑然之身，挑战背后站着整个日内瓦王国——包括教会、公民、军队、学校——的加尔文，他的心中，该是何等的苍凉、悲壮，而且骄傲！他知道他掌握着真理，然而，当思想面对面地成为权力的对手，权力出于无法抑止的恐惧，便会毫不留情地打击、迫害思想者，甚至把他们送上广场的火堆，把他们的头颅按到屠刀之下，以此阻止思考的继续。权力对思想的毁灭性是最大的，没有了大脑，思想自然成为一片空白；同时，权力对思想的摧毁力又是最小的，甚至会增强思想的力量——因为，当思想家头颅落地的那一刻，人类的精神星空又升起一颗明亮的星星。生命可以被残杀，精神则永存，生命的奋斗可以失败，而精神的力量却是永恒的，因此，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失败者有时更是胜利者。卡斯特利奥最终因为病死而逃过了被活活烧死的命运，但正是他的失败，映示了他精神的胜利。威茨格在《异端的权利》中这样评价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的这场苍蝇对大象的战争：

“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竹林的风声依旧沙沙地响，嵇康指下的广陵散为历史留下一个完美的梦，魏晋的墨一般的暗夜星空闪烁。



醒与醉。醉是一种深层次的分裂。屈子唱道：“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在众人看来，这江畔行吟的五闾大夫，何曾不是醉着呢？醒与醉是一对互对的概念，当社会陷入失去理智，失去常态的无酒之“醉”之中，你的酒杯却会使你从这样的“醉”中摆脱出来而更加清醒。有时，那些以酒为生的人，才是真正的最清醒的人。——当虫豸开始在大地上公然爬行，每一块黑色的土壤，都染满了人类的罪恶，每一片鲜红的晚霞都凝结着众生的冷血，你坚持着无希望的理想，你捍卫着被唾弃的良知——于是，你便只剩下“精神”，孤独与杜康。

有了酒，竹林热闹起来，空气中散漫着浓郁的酒香与竹叶清新的香味，琴声、人声，在空气中微微颤动。酒，造就了一个完美的精神世界。这狄奥尼苏斯神，他把患了洁癖症的理想狂们带进了一个纯精神性的存在空间。一杯杯火一样的液体流入口中，那呛人的烈香顿时塞满了眼睛，鼻腔，耳朵，断绝了心灵与外界的一切沟通，观照内心便开始了。那团烈火迅速流布全身，全身的每一条神经，每一个毛孔，每一种器官，都敏感地做出反应，点燃每一根神经，竖起每一个毛孔，烤热整个大脑，燃烧，燃烧！眼之所见、鼻之所嗅、耳之所闻，都感受得到灵魂之底反弹出来的真切的呼唤，那是遥远的仙乐，那是天涯的低吟，那是地底的行歌。被“现实”层层包裹、封锁、压迫的心灵，一层一层地解冻、开封，一切仿佛都已无所谓，一切全部在自然地麻醉。于是精神出现一种突如其来的惊骇，仿佛一切奇迹顿时兑现，大地布满鲜花，流满奶酪，黄金随处可见。在朦胧之中，灵魂从地底缓缓升腾、发散、拓展，弥漫了整个天地，“我”在层层禁锢中完全现身了！而且，“我”完全与世界合而为一，“我”就是世界！天地万物，皆为我备，灵魂在无边的黑暗中大兴奋而大飞扬着，每一阵呼吸，每一声谈吐，都仿佛令空气微微颤动。最亲切、最温暖、最惬意的感情，也从灵魂深处缓缓升起。——而同时“我”又仿佛与身体分离了，“人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为了艺术品”（尼采《悲剧的诞生》）……

当人们唱出“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时候，何曾不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呢，醉把灵魂摄入理想的精神世界，而“长醉不愿醒”只是一种空想，醉后面必然的醒又把人丢弃给铁一般冷冷冰冰的现实——于是，酒有了双重悲剧意义。

昏昭的混世中，酒往往并不单纯是为了感官刺激，而是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在独立特行的人们看来，他们太清醒了，以至于在一群无酒之“醉”的人中间呼吸，实在太痛苦了，这甚至使他们渴望暂时不太清醒，渴望醉，在醉中模糊了众生也模糊了痛苦。所以，“异端”永远和酒联系在一起。从嵇康刘伶，直到鲁迅，酒成为他们的精神最密切的伴侣。他们在混世不堪的世界中守卫着他们的人格与良知，他们与周围的一切如此格格不入，于是他们只有抱起酒坛，在大醉中执如椽大笔挥动金戈铁马，为历史留下失败者的通往胜利的精神记录。



一曲《广陵散》从刑场响起，竹林之中的高谈阔论、歌、酒、啸、奏，一切一切，都被降下了沉重的铁幕。

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人像嵇康这样精通乐理——他的乐理，蕴涵着一种潇洒而雄浑的精神，一种清新而激越的气质，一种高奇而猛烈的神韵。竹的俊逸，早已深深地融入这位被时人评议“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的名士的神髓之中，融入了他的音乐之中。《广陵散》的宫商角 羽中，该是如何飘洒与峻急，苍凉与清新，沉浑与隽永呵！

一双弹奏出亘古以来最美的曲调的手，被一种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扼杀了他拨动琴弦的力量。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把这一幕放到了《雅量》一节：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勒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想象一下吧，面对着死神的一步步逼近，刽子手手中的屠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凌厉的无比的刀刃，顷刻间就可以切断自己的头颅，当热血泉一样喷出来，当身躯石一样倒下去，那竹林的酣醉，酒、琴、诗、文，一切都将成为故事，化为乌有！这时，嵇康在想什么呢？他竟能神气不变，只要求为这即将无情地夺取他的生命的人间献上他最后一曲。死，算得上什么呢？竹林好友刘伶早就是“死的虚无党”了，死只是人类的自然归宿，摆脱了躯体的羁绊，重新回归自然。刑场上，为历史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广陵散的曲调在明晃晃的屠刀下悠悠飘出、传送、弥漫，天地之间充满了这即将永远消失的曲调，以此悼念着这同样即将永远消失的生命，同时唤醒了这生命中即将永远不死的精神。绝望的力量拨动着每一条琴弦，每一个细切的音符，都将成为永远的绝响！

在冰一般的屠刀下，谭嗣同高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引颈就戮。

在铁一般的枪口下，瞿秋白从容走到草坪中间，说：“此地甚好。”含笑饮弹。

真正的英雄，面对死亡的从容，是何等的相似！

屠刀，在颈上凌空劈下，那牵动着千秋万代人们的心，令人心驰神往的音调，霎时嘎然而止。广陵绝响！一个“绝”字，顿时令人心如刀绞。

遥远的绝响，永远的绝响。千古绵延，斜阳凝血。


竹林，依旧在风中呼啸，诉说；酒，依旧在醉倒一代代清醒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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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尚和隐士文化

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的形成，既和当时道家崇高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魏晋以迄南北朝，因卷入这种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大名士就有：何晏、稽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就是其表现。这种情况不但赋予魏晋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给整个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魏晋清谈风气之盛、之烈，后人很难想象。清谈又称“微言”、“清言”、“清议”、“清辩”等。这种清谈经常通宵进行，所谓“微言达旦”；有人耽溺清辩，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谓“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为了在清谈中应对制胜，竟至彻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晋人卫体弱而好清谈，一次在和谢鲲的通宵辩论中发病而亡，大概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这种清谈并不是漫无目标，而是围绕着当时的文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比如“才性之辩”，就是当时一个热点问题。又比如，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并称“三玄”），也成了清谈的重要内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学家，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稽康、阮籍，魏晋之际的向秀，西晋时期的郭象、裴等。


　　魏晋风尚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就是一例。“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有人认为，六朝诗风过于浮靡，这如果是指部分诗作，特别是后期的某些所有的诗都归结为浮靡，是失之偏颇的。有人喜欢把六朝的诗同汉赋相比，认为后者气势雄浑，而前者则纤巧有余，凝重不足。这是一个审美取向的问题。犹之听惯了黄钟大吕声响的人，往往会不喜欢丝竹轻音。其实，汉赋也好，六朝诗作也好；黄钟大吕也好，丝竹轻音也好，凡是优秀的，都有其美学价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来衡量。拿六朝的山水诗来说，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谢的诗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说得很中肯。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


　　总之，一个时代的文风、文韵，受当时的影响很大。六朝是如此，其他时代不也是这样吗？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隐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隐士”又叫“高士”。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黄高士墓”。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倪高士”。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大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所以《历代名画记》称之“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而传记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艺术”，却列入“隐逸”，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隐士”，因其“隐”，方有“高风”。《史记》中记古人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来隐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但德在何处？却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严光，拒绝了汉武帝的亲自征召和封赏，而隐居富春江。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据说这“风”，原写作“德”。在范眼中，严光之德崇高如山。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读〈严子陵传〉》一诗中说：“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说的更是击中要害，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见《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钓处》附）朱元璋虽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这段话却有值得思考的内容：隐居的人德就高吗？


　　实际上，从来隐士，大抵可以分为十种：其一是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从来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后隐，如陶渊明。陶是著名隐士，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当过官，因对官场不满才隐居。明代的沈周，一天官未当过，传列入《隐逸》。而他的学生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然后便安心隐居至死，但其传就未被列入《隐逸》而列入《文苑》。陶渊明也是先官后隐，但其“隐”的名气太大，超过其诗名，不过陶渊明后来是真隐了。像陶渊明这样先官后隐的隐士较多。其三是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而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分上不能算做隐士，但有隐逸思想。有隐逸思想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同的。其四是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其五是隐于朝。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这种人对国家损害最大。其六是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其七是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其八是以隐求高官，如唐代的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其九是不得已而隐，实际上从事最热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败后，为了逃避迫害，隐于禅，但他终生都忠于明王朝，终生反清，情绪十分激烈，一直没能静下来。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其十是先隐居，基本上是真隐，但等待时机，等到时机就出山，等不到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汉末诸葛亮、元末的刘基等。其次还有一种不得已的隐者，如明末清初的弘仁，早年攻举业，明清易祚之际，他奋起反清，失败后不得已而隐，但后来一变在思想上真的隐了。只要思想上真的隐了，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以“淡”、“柔”、“远”为宗的。


　　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谈起历史，“安史之乱”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之乱”前，封建社会蒸蒸日上；之后，每况愈下。时代对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而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影响更大。因为任何时代，社会的实际领导阶层只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凝聚起来，一齐为国家着想，国家就有希望，否则便会相反。从群体上看，唐代之前，知识分子都能为国家着想。汉代马援那句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后汉书·马援传》）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为国捐躯。唐代的知识分子们“不求生入塞，只当死报君”，“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要得此生长报国，何需先入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朝的君臣们共同努力，拧成一股绳，使国家强大起来。宋朝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好的，虽然没有唐代知识分子那样报国心切，而且也有一部分人颓废，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尚能为国忧虑。北宋的知识分子“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南宋的知识分子“一身报国有万死”，“位卑未肯忘忧国”。南宋早期有岳飞、陈东为国事努力，中期有陆游、辛弃疾等诗人拼搏于抗金第一线，晚期还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为国捐躯。而且厓山、海陵山的抗元军民们是集体牺牲，无一叛降，这是何等的气概，元以后便没有了。


　　唐以前，是君臣共同努力使国家强大。宋就不同了，臣民为国，而君相却卖国。名义上国家是属于皇帝的，而毁坏国家者，恰恰是皇帝。北宋败于宋徽宗及蔡京、童贯等六贼之手。南宋的支持者是宗泽、岳飞等人，而卖国的恰是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等。南宋末，国事也正败在宋理宗、宋度宗、丁大全、贾似道等君相手中。当宋朝的臣民抗元正激烈时，皇帝、太后却投降了，而且命令臣子投降。臣之努力正是为了报国报君，而君却如此，所以南宋之后，知识分子都寒了心。


　　元朝的知识分子则不再过问国事，元曲有“体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他夺了呵夺汉朝，篡了呵篡汉邦，到与俺闲人每留下醉乡”，“葫芦今后大家提，想谁别辩个是和非”。元代士人不问国事，终日在勾栏妓院中和妓女优伶一起鬼混，也和元的等级制度有关。元代的士人几乎是集体退隐。明朝的情况又特殊。朱元璋是个天才，他由一个贫苦的农民、叫花子，依靠士人当上了皇帝，但又总是怀疑士人看不起他，因而他大杀了一批士人，还发明了“批颊”即当面打士人的嘴巴，动辄便把士人打死、掼死，这是他自卑心理造成的，从而造成了士人的自卑。一个人只有得到别人尊重时，才能更好地为国为民着想；一个人得不到别人尊重时，他想到的往往只是他个人，甚至会毁坏国家、损害他人。所以，历代的功臣和士人都能尽力维护国家，而太监、佞臣等靠自残或迎逢而深居宫廷，他们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往往就会损害他人、损害国家。明朝的士人不被皇家尊重，在高压政策下，他们不得不为君所用，但也决无发明，仅是虚应故事而已。一旦高压解禁，曾被轻蔑的士人便只考虑个人，而不再考虑国家。当国家危难之时，很少有人挺身而出。明永乐年间预修过《永乐大典》的慧暕和尚说：“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到了永乐后期，国家尊重知识分子，对士人采取宽松政策，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还心有余悸，后来胆子大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传播画艺等为名，到国外去定居，在国外搞得好就不回国，搞不好又回到国内来，来去自由。这个时候，慧暕和尚又说：“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见陆容《菽园杂记》卷二） 朱元璋时代，知识分子虽然无负国家，但因心惊胆战，只能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事，个人的才智都没能很好地发挥。到了永乐年间，高压政策解除，知识分子得以解放，但曾被轻蔑又因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大都为自己着想，很少有人愿为国家献身，所以说“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但明代早期知识分子尚能知重名节，而中期至后期的知识分子连名节都不要了。《明史·阉党传》上有一段总结云：“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雠，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最后说：“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历代的知识分子对阉人是不屑一顾的，而明中期之后，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利益，竟附丽于阉人，充其羽翼，而且“列卿争献媚”，何其鄙也。到了这一步，这一批人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起码人格。


　　明末天下大乱，正是知识分子为国尽忠之时，可是朝中知识分子纷纷逃离。李自成打到北京城外时，崇祯帝敲钟召百官议事，竟无一人上朝。崇祯帝临死前写在衣襟上一段话就强调：“皆诸臣误朕。”（《明史·庄烈帝》）“诸臣误朕”实从洪武年间的“朕”不尊重“诸臣”积累而至。明末陈洪绶目睹朝中官员所为，他总结当时官员“皆身谋而不及国”（见《宝纶堂集》）。当年君待臣太狠了，君不把臣看重，臣也就不会把君看重，不为君谋，只好为身谋，也许是臣的素质低下原因之一。


　　明末清初，身为明朝高官并为一代名人的钱谦益、吴伟业、王时敏、王铎等等一大批文人都投降了清朝，心安理得地为新王朝服务。钱谦益的名诗：“春风自爱闲花草，蛱蝶何曾拣树栖”，正代表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心态。自古以来，忠臣不事二主，而钱谦益却自比蛱蝶，无须择树择主，真是太没骨气了。


　　清初，统治者开始整治这批没有骨气的文人。据康乾时王应奎的《柳南续笔》卷二所载《诸生就试》所云：“鼎革初（清初），诸生（明所遗秀才）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主试考官）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伯夷、叔齐，周初忠于商朝的隐士）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闻者无不捧腹。“（按《清朝野史大观》有相同记载，文字略异）清王朝告示隐逸之士，如果出来应试，朝廷便会录用。这些没有骨气的“隐士”便纷纷参加考试，一参加考试，就是想当清朝的官，也便失了节，便不是隐士了。但清朝录用的人数很少，大部分人都被赶回老家，官未当上，隐士也当不上了，好不凄凉啊，虽有怨也无法出于声，只好藏于心。清王朝在明清易祚之际杀了一批抵抗的文人，然后又收买一批有才学之士，隐居之士中有才学之士又一次被收买，对剩下的文人便愚弄一通，一脚踢开。有怨声又能怎么样?无非是咒骂几声。于是清统治者采取第三步措施，大兴文字狱，把一批有怨声的文人抓起来判刑，割去脑袋，脑袋一割，就不能再咒骂了，其他的文人也就老实了。软硬兼施，威恩并济，清统治进一步巩固之时，文人们也被整苦了。


　　从此，文人们无所适从，只好继续钻到故纸堆里考证点文字。无所适从之后，便是无不适从。清中期黄易写了一联云：“左壁观图，右壁观史；无酒学佛，有酒学仙。”正是文人们的生活写照。明朝君待臣开始硬，后来软；清朝的政策是一硬二软再硬，这软硬交替用于士人身上，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失去了士人在社会中的领导形象和作用。“无所适从”还反映了他们的苦痛，“无不适从”则自己变自己为无足轻重的小人了。洪亮吉那段名言：“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士大夫之行为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大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士大夫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们被朱元璋和清统治者整得不再尊贵了。古时候，士大夫有很高地位，很体面的身份，明以前士大夫（臣等）与君议事不用下跪，乃至“刑不上大夫”，现在他们动辄下跪，被打、被抄杀，与小人无异，甚至不如小人自由，身价如此，什么事还干不出来呢？


　　时代如此，文人如此；文人如此，时代如此，清王朝也就渐渐软弱了。


　　早期隐士，有自己的追求和志趣。有的确是厌恶官场生活，隐居后，致力于文化建设；有的隐居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如商山四皓，如陶弘景隐居山中，从事道、儒、佛的研究，但仍为朝廷谋划大事，被称为“山中宰相”。孔子曰：“隐居以求志。”隐居为求其志，而非消极无所求。


　　明清时期，朝中的官员都“身谋而不及国”，隐士们隐于山林、隐于市、隐于朝而皆无所追求。他们隐居是无可奈何，因此，明清的隐士隐也无所谓隐，官也无所谓官。只有一批抗清复明的志士在不得不隐的情况下而隐，后来却变成了真隐。


　　不论早期还是后期，隐者总的说来都是弱者。他们既不能面对现实拍案而起，或奋而反抗，或钻营求进，只好退隐，但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艺术等创作。他们或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或结庐于山林之中，所以中国的田园诗和山水画特盛。而且，隐士们笔下的山水画和田园诗虽然也风格各异，但在大的方面却有一个总的风格，这和隐逸者的性格基本一致有关。如前述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弱），其二是淡，其三是远。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尽管陶渊明也曾“金刚怒目”，但他隐居后的诗风总的倾向还是“柔”，鲜有刚猛雄浑的气势；王维也如此。“南宗”一系山水画从王维到董源、巨然到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画风也都以“柔”为特色。到了明文徵明、董其昌及清“四王”，其画更柔。“柔”是老、庄的境界，特别是庄子的境界。和历史上隐士一样，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有不同。老、庄的“柔”是外柔而内刚。《老子》曰：“柔弱者胜刚强”，“柔之胜刚”，“柔弱处上”，“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因之，老子守柔为了刚强和“处上”，“至柔”为了“至坚”，为了“攻坚强”；“无为”为了“无不为”，庄子同之。庄子的“柔”，更以无限的力量和冲天的气势为内蕴，以俯视宇内为高度，所以《庄子》第一篇谈的是“逍遥游”，其游固逍遥，然“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力量。他还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没有十分伟大的内在力量是无法实现的。


　　老庄之学在六朝时期最盛行，六朝人读老、庄，谈老、庄，学老、庄，外柔而未尝失去内刚。嵇康学老、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嘲弄贵公子锺会至遭杀身之祸而不惜。阮籍学老、庄，敢于装醉酒而拒绝帝王的拉拢，敢于长叹“时无英雄，而使竖子成名”。直到唐代李白学老、庄，仍不失为豪迈气概和傲岸作风，他们的作品都不曾有过软弱柔媚之气。唐人之前的画，线条虽然是柔而圆的，但却内含至大至刚之气，包蕴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宋元人学老、庄，外柔已向内渗透，但内在的生命律动仍跃跃欲试。而明清人学老、庄，早已失去了老、庄的内在本质，只见柔媚而不见刚强了，这在董其昌和“四王”的画中皆可见到。正是时代精神使然。


　　即使不刚强、不反抗，仍然动辄被腰斩、杀头、批颊、掼死，召之即来，驱之又必须即去，叹一口气都有文字狱等待。为了生存，如前所述，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因而形之于“态”（文学艺术作品），何来刚强？所以，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为不同：早期的“柔”是柔中见刚，后期的“柔”则是柔软无骨而萎靡了。


　　淡：老、庄的“淡”固然指自然无所饰，也就是“朴”，朴而不能巧，《庄子》云：“吾师乎，吾师乎……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外，《庄子》的“淡”还有纯、静、明白之意，《庄子》云：“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明白入素，无为复朴。”则早期的“淡”都有自然无饰、纯、静、明白之意。金人元好问说陶渊明的诗“老翁岂作诗，真写胸中天”。黄山谷《题子瞻画竹石》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这在早期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中触目可见。但后期的“淡”虽然看上去似自然无饰，然而刻意追求的“淡”却无法掩饰，完全靠技巧刻画而成。前期的“淡”，犹如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后期的“淡”，却如花园中的假山假水，固然也追求和真山真水相同，而人们在相同中却能看出不同。当然，后者的技巧比前者要高得多。董其昌、“四王”的画技巧皆高于前人，但人们在其画中仅见技巧，而见不到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后者有精神状态，那只是一种萎靡的精神状态。像恽南田算是真正的隐士了，他的画以“淡”为特色，但却可以看出是高度的技巧而成就的“淡”，非自然而然的淡。


　　远：逸士之所以成为隐士，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权，远离官场，他们或不愿爬上高处，或从高处退下来，都立在“远”处，“心远地自偏”，心远，其诗其画也自有“远”的感觉。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王维的“开门雪满山”，都给人“远”的感觉。我曾写过《诗有“三远”》一文，说：“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是平远，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是高远，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是深远。”而隐士们的“远”只是“平远”，鲜有“高远”和“深远”。具有隐逸思想的画家画山水也只求“平远”一种。元明清的画家甚至视“高远”和“深远”为压抑和险危，几乎所有的山水画都是“平远”之景。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尤甚。影响所至，无隐逸思想的画家也都向“平远”方面发展了。其实，“高远”和“深远”更有气势，而隐士们（包括隐于朝、市的“隐士”）“百年心事归平淡”，只在“平淡”上着眼，“平远”更近于“平淡”。他们还要“化刚劲为柔和，变雄浑为潇洒”，连“刚劲”和“雄浑”都要反对，因为这和“平远”、“平淡”不合，平远给人以“冲融”、“冲淡”的感觉，不会给人的精神带来任何压迫和刺激。一般说来，“平远”的用墨较淡，只画中景和远景，鲜画近景，淡而远，平而和，在平和、淡远中把人的情绪思维也引向“远”和“淡”的境界，这更符合隐逸之士的精神状态，也是山水画在艺术上更成熟的境界。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如武则天、慈禧，只一妇人，然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转自《魏晋风度》

燕鸥and小蟹UID: 199804

魏晋绝色美男子挨个数(作者不详)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大混乱还有种特产：美男子！那时节的美男比美女出名。偶胡说？！你要是不信，咱们做个民意调查：知道绿珠的举左手，知道潘安的举右手。来，统计一下，哪只手多。那时候，天天打打杀杀，谁都不能保证到明儿还活着。得，趁肩膀还扛着脑袋，把世间美好快快享受。规矩，礼法都滚蛋。赶走孔子换上老庄。万事追求自由，放诞。人生苦短，不如及时行乐：酗酒，吃寒服散(燥性药，发热，发春，发疯，激发灵感，跟现在的摇头丸有点象)，性解放……欢欢喜喜逍遥游！过把瘾就死。性情的放任，产生了对感观美的狂热追求。时有狂人提出：“重美不重德。”把后世老儒们气晕倒，在个性解放的今天，也要吓坏一排人。稍缓和一点的观点是：以美为才德。长得漂亮国家栋梁官场高升。瞧他们什么思维方式？！

尚美时代，有专门的帅哥录：《世说新语——容止》。这个小册子还只限于魏晋的文人名士：夏侯玄，嵇康，王衍，潘岳，夏侯湛…其后稀里哗啦，美男子层出不穷，发展出各种流派。有风度翩翩，一代英杰形：慕容廆，符融，陈茜；有英俊骠悍，堆骷髅成台的恐怖枭雄形：赫连勃勃，尔朱荣；绣花枕头一包草形的就更多了：谢珧，慕容宝，慕容超，赫连昌，元子攸。多是前几种人的后代，继承了老子的长相，没继承老子的才能。靠作情夫出名的各朝各代都有，没特点的本文便不提了。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审美情趣：人要长得高挑，白皙。服饰讲究舒适飘逸。汉人衣着最典型的是飘飘然的宽袍大袖。胡人本穿夹领小袖的利索衣服，后来也学着用大袖子兜风了。最好玩的数武士穿的袴褶：宽腿裤，在膝盖处系上带收一围，下边裤脚依然散开，成了好看的喇叭口，套在靴子外边(大致就是飞天舞里穿的那种喇叭裤)。上十万的官兵全穿喇叭裤出动，大裤摆一起扇，战场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种审美观大致合现在人胃口，此标准评出美男子肯定上台面，下面列出几位，均有美丽事迹做证据，应该不是吹出来的吧。

1.掷果盈车——潘岳(247~300)

此君即大名鼎鼎的潘安是也。西晋时河南人氏。表字安仁，小字檀奴，多好听！以至后世文学中“檀奴”或“檀郎”成了俊美情郎的代名词。潘岳年轻时，拿着弹弓到洛阳城外游玩，姑娘们争相向他丢水果，每每满载而归。常吃水果，补充维生素，皮肤更好，形成良性循环。MM们愈发狂热，干脆手牵手将他围起来，看个够。可惜照相术还没有发明，否则檀奴出本写真集一定很赚。有个人也学着潘岳的样子郊游，不幸他长得很丑，被人家吐唾沫。男性版的东施效颦！那是著名丑男左思,和潘安一起出游,结果回来的时候,潘安车上的水果够开水果店了,左思车上的烂砖破瓦头连盖间房子都有赢余.

潘岳不仅长了张锦绣皮囊还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很小就显露出文学天赋，被乡里称为"奇童”。二十来岁时，晋武帝司马炎一天兴趣来了，下乡耕田作秀，大伙纷纷写马屁文章颂扬其事。结果潘岳的赋作得最好。大臣们一看，这小白脸，算什么东西，马屁敢拍得比我们好！嫉妒得那个死。立马赶出朝廷。赋闲十年后，潘岳终于被重新录用。先后当了河阳，还令县太爷。颇有政绩。风雅县令在河阳县种遍桃树，时人号为“一县花”。此后在政坛屡升屡降，只到元康六年(296)前后,回洛阳任京官。几曾持才傲物的翩翩少年如今鬓发花白，饱尝宦海艰辛，学会了趋炎附势。时掌权的是丑八怪皇后贾南风。她外孙贾谧好结交宾客，组织了个文人团"二十四友"，为贾氏外戚集团进行文字煽惑。潘岳是其中最卖力的一位。精彩之笔，当数搞垮太子的阴谋。具体过程如下：潘岳写了一篇狂草，贾南风派手下的宫人将太子灌醉，哄他抄写。太子醉眼模糊，根本辨不清纸上啥内容。照着笔画胡乱描了一遍。太子的墨宝别人当然也看不懂，何况当时皇帝还是个白痴。这难不倒才子潘岳，他模仿笔迹的工夫了得，在太子的纸头上照原来风格添置笔画，成为反迹昭著的逆书。以笔为刀，杀人不流血！太子死后，赵王司马伦借口报仇，兵变入宫除尽贾氏一党。潘岳从前就得罪过赵王伦的boyfreund孙秀，这会儿当然死翘翘，还是满门抄斩。他一生孝顺，却连累老母丧命于东市。不亦哀哉！

八王之乱中政治一塌糊涂，潘岳偏要凑热闹，落了个为虎作伥的恶名。好歹在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这辈子过得不算太衰。其文风华美不却不失于雕琢;描写细致,尚不致于繁芜。善写清绮哀艳的悲情文章，很忧郁的一个美男子。在生活中潘岳绝对是个好男人，十余岁定婚，对发妻杨氏一往情深。杨氏不幸于元康八年(298)去世(死得是时候，幸与不幸，很难说)，潘岳的悼亡词写得缠绵悱恻，情真意切，是中国此类题材中最早的名篇。卿本佳人，可惜功名心太重，躁急干进，不知满足，终落得身首分离。当年洛阳城外的那些热情奔放的姑娘们想必都为人母了，有为青葱岁月的热情流一把泪的吗？

2.看杀——卫玠(285~312)

记得三国中杀掉邓艾父子的卫瓘吗？卫玠就是他的孙子，表字叔宝。这孩子自幼风神秀异，坐着羊车行在街上，洛阳居民倾城而出，夹道观看小璧人。八王之乱的前期，卫瓘一家子遭到楚王司马玮的屠戮。幸好卫玠跟他的兄弟因病住在医生家，保了小命。过两天楚王玮就垮台，卫家平了反。小小年纪就经历了骨肉分离，阴阳永别的悲剧，使卫玠对世界有了个清醒冷静的认识。八王之乱把西晋政权闹得一塌糊涂，胡人势力进入中原。天下大乱，卫玠费尽口舌说动母亲南下。他兄弟不肯走，后来死在匈奴人手上。一家子跑到江夏，妻乐氏经不住旅途疲惫，死去。征南将军山简赶快来抢这个钻石王老五，把爱女嫁给他。卫玠又往东行，来到了大将军王敦镇守的豫章。王敦见他一表人才，能说会道，很是器重。眼见王敦杀戮同族兄弟，卫玠感觉此人野心勃勃，久必生乱，不可依附。于是奔投东晋都城建业。建业的官员们久闻艳名，立即答应予以重任。江东人士听说来了个大明星，人山人海地围观，挤得卫玠举步艰难。这匆焕郏?尤话衙滥凶痈?鬯懒恕Ｕ飧龅涔示褪恰翱瓷蔽阔d”。所以我们fans追星的时候都该斯文一点，小心把偶像给看死了。

卫玠一生，没在政治上兴风做浪，没为中国文艺或科技的发展做贡献，军事方面更是碰也没碰过。这么个人，居然在《晋书》上有传记，可见“美男子”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传记里反反复复强调了两点：一是俊美，二是会嚼舌头。前后一串，倒是好适合作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

关于卫玠的美，《晋书》里用词有“明珠”，“玉润”等等，他为人喜怒不表于形。总之是个面无表情的玉人。可这玉人特爱开口。爹妈怕他磨牙磨得太累影响身体健康，限制儿子说话。真叫人吃不消。我们有时得对着进不去的BBS唉声叹气。一千多年前，卫玠也发出过同样的叹息。当时风气，最盛行，手里拿个麈尾，模样悠雅地清谈。刚开始时，“清谈”主要谈老庄之道，后来是天南海北乱侃，比如谈人家的长相和行为(两晋美男子多出名，也有这方面原因)。政治问题太敏感，最好避开。卫玠舌头痒痒，一遇机会，定要冒两句，听众个个惊叹。清谈高手王澄(小名平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人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卫玠会说，脑瓜也明智。看得准形势，懂得保身避祸。可惜身子太弱，一切白搭。偶以前以为现今是不会有MM选卫玠这号当丈夫的，作个初恋情人还差不多。后来在电视里看了花泽类，同样的体不胜衣，同样冷漠而理智。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余的。

3.凤皇止阿房——慕容冲(358~386)

名字咋一看像武林高手，他的武功有多高偶不知道，杀人如麻却是事情。这个小字凤皇的美少年是前燕开国皇帝慕容隽的幼子。五胡十六国时期倾国倾城第一人。短短二十几年生命，制造的轰动效应把北国江南所有美女都比化了。可惜五胡十六国这段历史不出名，他也跟着被尘封。偶很长时间都分不清五胡十六国跟五代十国，后来才知道五胡十六国跟东晋处同一时期，一个在北，一个在南。这时候中国就是南北分治了，不明白为什么书上的南北朝是从东晋灭亡才开始算的。

话归正题，前燕传到第二任皇帝手上便不行了，被前秦吞并。作为战利品，十二岁的慕容冲和姐姐清河公主被充入长安的禁宫，一对漂亮宝贝陪秦王苻坚风流快活。谁说男人女相有福的，瞧人家慕容冲多倒霉！后来苻坚因为影响不好，把慕容冲放了出去，等他稍大，安排做了平阳(今山西临汾)太守。十几年后，淝水之战，苻坚大败。慕容冲结集鲜卑人，趁乱而起，马踏关中，挥刀雪耻。几个兄长相继死后，他在阿房城继位，做了燕国皇帝。可巧此处长满了梧桐，翠竹。传说中的凤皇看到梧桐，常落下来休憩，用竹食填肚子。绿影婆娑的阿房真引来了个火凤皇。于是歌谣传曰：“凤皇凤皇止阿房”。桐竹纷披，玉面罗刹横刀跃马，真是花间喝道的场面！苻坚守不住长安，出逃，死在另一个叛臣羌族人姚苌手里。强大的前秦毁于一旦。攻陷长安后慕容冲唆使部下抢遍全城，活脱脱一个强盗头子。鲜卑人在长安拿够了，撑足了，打着饱嗝，泛起了乡愁，都嚷着要回家。东北华北的燕国故地，是叔父慕容垂的势力范围。慕容冲现在骑虎难下，一旦东归，皇位必然受到威胁。他跟手下将领产生了意见分歧，被杀。过过皇帝的瘾，死了也值。昙花一现，瞬间的绚烂，瞬间的消亡。有道是自古美人似名将，不许人间见白首。这句话讲多了也俗，常听人抱怨韩国电视剧，好端端地一定要在结尾害死猪脚，生拼硬凑悲剧美。慕容冲上辈子就没修好，又不肯老实安分修下辈子，悲剧猪脚当得浑然天成，不会有人骂编剧吧？数载娈童生涯，一朝铁血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曲折经历形成了性格的极端：外表阴柔，内心狂野，坚毅，为人狡猾且狠毒。

写到这里，偶脑海里晃着林平之的红影子：含着金勺出生，忽一朝大厦倾，忍辱负重，终一天血腥复仇，自己却在野心中毁灭。搞不清楚在这篇奇遇记中有没有个岳灵珊，我们只知道一个MM曾给慕容冲生了娃娃，可连姓氏都没留下来。就经验而言，要安慰如此一颗破碎的心，非需要母性很强，神经坚强的女人不可。

金庸几次演讲时都提到两晋十六国南北朝，他塑造人物时肯定受过这段史实的影响。令狐冲的放浪不羁明显源于魏晋风度，慕容复搞的复国运动其一串祖宗都搞过：慕容垂，慕容凤，慕容农，慕容泓，慕容冲，慕容盛(被这么些差不多的名字搞昏了头吧！)，到隋朝末年，慕容鲜卑在青海的另一支，土谷浑的可汗伏允又一回成功复国。这是最后的辉煌了。唐高宗时青海为吐蕃侵占。公元670年，末代可汗诺曷钵企图依靠唐军打跑吐蕃人。慕容氏复国的最后一击随着十万唐军尸骨终丧没在青海大非川。一直到上个世纪，金庸让这种复国精神在小说人物慕容复心里又复活了。慕容家的传统除了会打仗，爱复国外(治国却不怎么样，否则哪能创造这么多复国机会)，还有个特点就是外形好。出现慕容冲这么个集大成者，并非偶然。

有趣的是燕国皇室选继承人时，脸蛋漂不漂亮也是重要标准。晋朝“以貌取人”的风雅被慕容鲜卑发扬光大。二鬼子学鬼子那套往往比鬼子来得更猛！繁殖的结果是代代英俊骑士，个个欣长矫健。可最终燕国就是被一帮绣花枕头给玩完的。

4.侧帽风流——独孤信(502~557)

独孤信，出生在一个小鲜卑部落的酋长之家，原名独孤如愿。说到这个人，偶不得不提一下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著名的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时，将都城从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到了洛阳。此后北方的六个军事重镇变得不重要了。从前镇守六镇的全是贵族子弟，现在新添的尽是些流放犯。少爷兵们眼见工资奖金一月比一月少，最后落得跟流放的一个待遇，能不恼火吗！大呼造反有理，六镇相继叛乱。千万别小看了这场起义，北齐高氏，北周宇文氏，统一中国的隋朝杨氏，建立大唐盛世的李氏，全是在六镇烽火中打出头的。大帅哥独孤如愿也是这般登场的。在起义第一轮，独孤如愿站在朝廷这边，跟着亲政府的贺拔氏父子杀死了起义将领卫可孤，出了点小名气。起义第二轮中，不知怎么地进了葛荣领导的反政府武装。后来葛荣失败，独孤如愿跟着大伙一起被权臣尔朱荣收编。别抱怨他老是换主子，打来打去的那些将军们全不是好东西，小兵用不着讲什么主义，谁给饭吃就跟谁，人人如此。从后来的发展可看出独孤如愿不但无反骨，反而是个很讲义气的人。尔朱荣见小伙子精于骑射，一表人才，提拔他当别将。人长得醒目就是好，同样从葛荣那里投奔尔朱荣的高欢，因为形容顦顇，不起眼，只能充帐下随卒一名。高欢一世枭雄，当年却吃过以貌取人的亏。这时候独孤如愿才二十来岁，军中称之“独孤郎”，讲究修饰打扮，又喜欢耍帅，曾在阵前匹马挑战，力擒敌将。我们读的小说演义里，打仗都是单挑，其实，实战中单挑极为罕见。这一回是个特例。还是帅哥出阵，又有军事价值又有审美价值。呵呵，可惜没有录象。

独孤如愿战场得意，一路升迁。政坛风云变幻，尔朱氏灭门，新一代权臣高欢崛起。北魏皇帝不甘心做傀儡，想跟贺拔氏合伙除掉高欢。眼看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高欢搞个反间计，挑唆了个笨蛋害死贺拔岳。贺拔氏忙派独孤如愿去接管贺拔岳的军队。独孤如愿走到关中，发现那些兵士们已经给自己找好了个统帅，一看居然是小时候一块玩的黑獭。老相识，一切都好说，独孤如愿便又回洛阳去了。黑獭，大名宇文泰，管了几个兵，野心倏——一下子冲上天了。得到皇帝的正式承认后便在关中盘踞下来，不听高欢指手画脚。

北魏皇帝对高欢忍无可忍，西奔投靠宇文泰。独孤如愿一听到消息，老爹老妈老婆孩子全顾不上了，单骑追随而去。是因为对老东家贺拔氏遭遇感到不平，还是出于跟黑獭的义气，真有非走不可的理由吗？以至于抛家弃子，从此天各一方，生死永别。儿子独孤罗被高氏投入监狱，一关二十几年，终于一天重见天日，因为西边的父亲死了。

留？走？一个政治赌局。每个人都要从“高欢”和“宇文泰”之间选一个投注。就当时来说，高欢无论哪方面都是占优势的，西迁路上，不少人半道折回。就是贺拔氏的当家贺拔胜也是骑墙态度。用事后诸葛亮的眼睛来看，独孤如愿投得多么正确！在宇文泰扶持起来的西魏基础上，发展出北周，隋，跟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唐。隋朝的建立者是独孤如愿的女婿杨坚，唐朝的建立者是独孤如愿的外孙李渊。瞧人家独孤将军什么眼光！

从此独孤如愿为宇文家出生入死。战功赫赫。其中也曾因为打了败仗跑到江南梁朝休养。三年后，梁武帝准他北上，问他是否会去父母生活的山东(指高欢领导的东魏)，独孤如愿答得坦荡：事君无二。一心一意，继续给宇文氏卖命。

独孤如愿有谋略，最冒尖处是在文治方面。到秦州任刺史，人家几年裹不清楚的案子，他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政通人和，经济繁荣，远近跑来归附的流民有数万家之多。某日，独孤如愿到郊外打猎，等到晚霞满天，策马回城，迎风急驰，帽子无意中偏到一边。第二天起来一看，kao!满城人都侧戴帽子，学习这个帅呆了的新造形。

偶还找了个关于他的故事，酿古井贡酒的那口井，之所以好，就是因为独孤如愿曾经丢了把剑进去。沾上美男子的味道，水质不同凡响。

宇文泰见独孤如愿信著遐迩，能服众心，特特给他赐名为“信”。任命为八大柱国之一(政坛八大佬)。

宇文泰死后，八大柱国中的宇文护独揽朝政。大臣赵贵想与独孤信通谋，干掉操纵朝廷的宇文护，还权给宇文泰的儿子。独孤信说要考虑考虑。这一犹豫，命就丢掉了。

唐朝人说独孤信虽祸及自身，却惠及子孙。事实上他是个重事业不重家庭的人。如此人物，竟得如此结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人能全？

独孤信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事当数生出了三国皇后。他西奔后三十出头，又娶妻纳妾，养了六子七女，厉害的是六个儿子全是正妻所生。看来独孤郎心也有所属处。长女嫁给宇文泰的长子，四女嫁到李家，七女嫁给杨家，后来都是皇后(李渊母亲的皇后头衔是死后被儿子封的)，杨广，李渊，全是他外孙。值得一提的是独孤家的孩子个性都很强。杨广老妈，独孤迦罗是出了名的女权活动家，旗帜鲜明地提倡一夫一妻制，反对男人纳妾，把老公杨坚玩过一夜的宫女活活打死，皇帝杨坚还不敢反抗，离家出走生闷气。李渊母亲病在床上，脾气还很大，吓得好几个媳妇都不敢给他端茶送水。那群儿子也不省油，上面提到的那个独孤罗在高氏灭亡后跑来投亲，遭到了弟弟们的欺负，说他是丫头养的，没继承权。还是独孤迦罗出面打抱不平，认定独孤罗是嫡长子，可以得到父亲的爵位。皇后的话掷地有声，是真是假谁敢怀疑。独孤罗的生母究竟是谁，后世是查不出来的，她的命运一定很惨。

5.兰陵王——高长恭(？~573)

全怪一部胡言乱语的电影，把兰陵王说成是云南的野人。真正的兰陵王名高长恭，又名高孝瓘，是北齐大将，东魏大权臣北齐奠基人白手起家大英雄风流大丞相高欢之孙。高欢死后，长子高澄当上东魏第二任权臣。高澄政治上精明强干，却于29岁死在奴隶手里，丢下六个嗷嗷待乳的儿子，老四就是变成千古传说的兰陵王。值得一提的是，正史里忠实记录了另外五兄弟的母亲出处，就长恭例外：“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不知道是书史的遗漏，还是花花公子高澄自有隐情。不久叔父高洋踢走皇帝，自己称帝，北齐建立。这是个出了名的野兽世家，群交乱性，酗酒暴虐，以杀人为乐。高长恭生在其中，人算很不错的，只留下一桩八卦：皇帝赏他20个侍妾，他只收下一个。美男子眼光高，19个都成恐龙，就一个勉强算美眉。

高长恭骁勇善战，据说因为面相太柔美，不足威赫敌人，每每打仗都要带上狰狞的面具。最著名的一次是救援洛阳，他带领五百骑士，冲过周军重重包围，突入洛阳城下，城上齐兵认不出谁来了，怀疑是敌人的计谋。兰陵王摘下盔胄(注意，这里是个把脸罩得很严实的头盔，而不是面具，有人怀疑，“面具”的典故只是后来的编舞者编出来的)，示之以面容，城上军心大振，掉下弓弩手数百名，前来接应。很快周军被迫撤走。为庆祝胜利，武士们编了《兰陵王入阵曲》，戴着面具边跳边歌。

史载：“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木兰从军最好是投到兰陵王帐下，女儿家惊艳，为面具摘下瞬间的绝世风华，然后跟他一人一半分个红苹果。噢，心都醉了！

老天造人，总不愿造得太完美，高长恭染了个大毛病：贪财。门口常有行贿的进进出出。搞得老百姓都说三道四。属下尉相愿问他：“王既然俸禄那么高，何必如此贪？”长恭不语。相愿说：“您是不是因为怕自己功劳高，被主上忌讳，故意给自己抹点污垢？”呵呵，什么理由？此老兄说话技巧一流！长恭说：“是的。”相愿说：“朝廷如果猜忌王，这正好给他留了一条辫子抓。想求福反而招祸。”长恭泪下(那时候的人都是真性情，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从不死撑什么男子汉的面子。偶好欣赏！)，跪膝，请他给个安身的法子。相愿说：“王威名太重，最好在家养病，别干预政事了。”于是偶尔装装病。完全隐退，又不甘心。正处盛年的男子，谁愿意退休？何况高长恭不是当隐士的个性。

北齐末代皇帝高纬一天听了《兰陵王入阵曲》，对高长恭说：“入阵太深，毕竟危险，一但失利，追悔莫及。”长恭无心快语：“家事亲切，不觉遂然。”高纬一听“家事”这两个字，心生警觉。叫人给他送去一杯毒药。皇帝杀人，连理由都没扯。高长恭死时的年龄没有记录，估计才三十出头。留下个悲痛欲绝的遗孀郑妃，守着佛门孤灯，度此残生。

偶这笔头上死人都死麻了。这是段怎样的岁月：有广陵散的高洁，兰亭序的潇洒，敕勒歌的豪迈，种种的浪漫都只是逃避苦难现实的一醉。泼墨汉家子，走马鲜卑儿。红尘里一道道风景线皆在噩梦中的毁灭。神伤，为焚琴煮鹤般的凄艳。恨不能一把火燃烧掉千年的帷幕，一卷风吹干净中原的黄土，赏桃花，梧桐，碧竹，寻麈尾，冠帽，面具。用恬淡换他的功利，用善良换他的毒暴，用自足换他的贪残，可否能将结局改善？

不用说了，面对历史，变了过程，变不了结尾。

kiwiwiUID: 2119174

魏晋时期很多胡人确实牛，连姓氏都酷的样子。看独孤信一人把两个朝代的开国君主连在一起了啊

汉魂唐魄UID: 115649

补充一点，文章里说的不太明白。

五胡乱华的五胡十六国和东晋是同一时期，但是是在前秦败于淝水之战以后。
六朝说的是魏晋和南北朝的宋，齐，梁，陈。然后隋灭陈，二代而亡，唐一统。　

fmac97UID: 2164711

五胡乱华的时间好像不是在前秦败于淝水之战以后，
大概算起来应该在八王之乱（其时尚在西晋）之后。

[ 本帖最后由 fmac97 于 2006-7-4 14:39 编辑 ]

汉魂唐魄UID: 115649

原帖由 fmac97 于 2006-7-4 14:30 发表
五胡乱华的时间好像不是在前秦败于淝水之战以后，
大概算起来应该在八王之乱（其时尚在西晋）之后。

你说的不错，但是因为除了16国外，还有代、冉魏、西燕、吐谷浑四国都在十六国之外，并未统计其中。尤其是冉魏，算是一个汉人政权（颁布杀胡令）。所以有人建议把五胡乱华分为两个阶段，以淝水后前秦分裂分分割线，起始自八王之乱（因为某种程度上说前秦短期统一了北方，前秦和南渡的晋朝可以看做南北划江而治）。氐族符坚死后，北方再次分裂为多个国家。

因此，前一部分称为五胡乱华的胡亡氐乱，后一部分为五胡乱华的十六国之乱。当然，这是一个历史说法，有人不同意这么划分，但是我感觉这样比较准确。　

esyaoelleUID: 180382

余秋雨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嵇康，好多特别有才气但又命运不济。

处在乱世，好象也给文化发展提供了契机。

fmac97UID: 2164711

好像还有问题，
在公认十六国中，有不少都在淝水之战以前，甚至在前秦之前。
如前赵（或称后汉）（匈奴），成汉（氐），后赵（羯）等。

一般说来，五胡十六国的时间应该是从八王治乱到北魏太武帝一统北方（大概100多年）这段时间。

[ 本帖最后由 fmac97 于 2006-7-5 21:00 编辑 ]

汉魂唐魄UID: 115649

我考据了一下，据说五胡十六国的由来是因为北魏末年有个叫崔鸿私下撰写了本书叫《十六国春秋》。这本书我也没看过，不知道他说的十六国是哪十六个国家，为什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割据政权不计入在内。如果因为冉魏是汉人政权不计入的话，那么前凉张天锡也是汉人政权，却被计入十六国范围内。另外丁零王翟辽也在河南有个小政权，如果一定要精确计算，应该是六胡二十六国。

我一直以为一十六是虚指（就类似什么十八般兵器，三十六洞天一样），这种时代割据政权大都是拉拉杂杂，所以选取其中有代表意义的列数，可能这种认知起始阶段就有错误。但是考虑到中国历史上无论时间长短，都以统一北方或南方为一个标志做出阶段性分割线，我认为这种两分五胡乱华是相对合理的。

如果你认为一十六是实指或者二分反而混淆了十六国的感念，可以帮我看看崔鸿这本书为什么如此归类。

[ 本帖最后由 汉魂唐魄 于 2006-7-6 10:35 编辑 ]

fmac97UID: 2164711

呵呵，我也没看过《十六国春秋》。
但我想无论一十六是虚指还是实指，五胡十六国中都应包括我前面所说的前赵吧，毕竟是这个匈奴人建立的政权灭掉了西晋，而且这个政权也基本上统一了北方，紧接其后的后赵基本上也拥有其所统驭的疆域。后赵灭后，北方再次处于混乱的局面，直到前秦再次统一北方大部。
所以我看不出这种两分五胡乱华的道理。如果按这种标准（统一北方）做出阶段性分割线的话，好像能画出不少来，这样使得这段历史更加的混淆。

当然，我不是学历史的，以上的观点是我自己通过看一些历史故事得来的，有不妥、不当之处，请指教。

燕鸥and小蟹UID: 199804

汉魂唐魄 跟 fmac97 两位还真是认真
很佩服的说
高中学的是理科
对历史向来兴趣不大
因此一看到你们所谈的问题就有点头大
觉得自己应当去啃啃《资政通鉴》之类的书

fmac97UID: 2164711

我也是理工科出身，
大学学的是自控专业。

上学时，对教课书中的历史也不感兴趣，
只是从小爱听评书，对历史故事更感兴趣罢了。

能与 汉魂唐魄 就一些问题讨论一下，实感荣幸。
又知道了一些以前不太清楚的细节。

[ 本帖最后由 fmac97 于 2006-7-6 19:4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