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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韩少功
                                                                　　

     1

　　很多年前，我在湖南的汨罗江边插队，常听当地一些农民聊天。在我那个村子的附近，山头还有抗日战争时留下的战壕，偶尔还能在草丛或荒土里找到一颗锈垢缠裹的颗粒，磨一磨就亮出铜泽─是子弹。子弹证实了史料上的记载，那里曾发生中国军队截断长岳公路日军的阻击战。

　　农民把兵称为粮子。农民说日本粮子好可怕，说那时候一个受伤的日本粮子进了村，可以吓得全村的男女老少跑个精光。

　　对付这个兵，还是个掉队的伤兵，上百号男子没有人想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2

　　多少年后，刚刚进入90年代，我听说过法国巴黎曾经有一个酒会。主人是来自台湾的一位文化高官，主宾则是大陆一些有名气的文化人，还有少数几个法国朋友应邀作陪。主人明明可以说一口漂亮的国语，也明明知道他的主宾们听不懂英语，但更愿意用英语致词。译员当然是有的，但只把英语翻成法语，把面面相觑的一大堆中国人晾在一边。

　　一个中国留学生觉得不对劲，准备提请主人注意到这一点。居然有一位作家拉住了他的衣袖。

　　“不要非礼，这可能是人家的习惯。”

　　一种奇怪的形势就这样持续下去。主人对主宾们致词，压根不在乎对方能否听懂。这种决非疏忽的轻慢，竟然有受辱者毕恭毕敬的容忍，而且不准别人代为反抗。

　　沉默的一群仍然听不懂，但没有人退场，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用这种双方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句：

　　“先生，请你说中文。”

　　3

　　听说以上情景的那一刻，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唯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


　　美国长篇小说《根》里面有一段情节：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宁愿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决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而坚持用非洲母语称呼自己：昆塔。可惜，只剩下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名字，一代代秘密流传下去，也只具有象征意义。作为托比的第七代后裔，作者只能用英文深情地回望和寻找非洲。

　　4

　　在1994年春，我一次次听说中国人应该让出西藏——说这话的西方人，从来没有想到他们应该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把南非还给黑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给原先的土著。也没打算要求英国放弃北爱尔兰。

　　在半个多月的域外旅程中，也许我的结交范围有限，我发觉同行的中国人一碰到这个话题就吞吞吐吐，就左右旁顾，就盯着烟头作深思状作叹息状作理解状。也许出于生计等方面的隐秘原因，他们必须出言谨慎，必须顾及当地西方主人的脸色。只见到一个中国人敢于对此正色。这个人平时不大言语，以致我一直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常常不觉得他在场。但他突然冒出来，突然用不大流畅的奥式中文说：

　　“不要上西方政客的当。”

　　他说：“西藏是一回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今天是西藏，那么明天就是新疆，是东北，是台湾和香港。”

　　他又不大说话了，直到离开餐厅，无声地没入夜色。

　　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还算不上地道的中国人。他只是祖籍广东，自己为越南籍，然后是澳籍。他也并不拥护共产党，在他逃离到澳洲之前，红色政权杀了他的父亲和好几位亲人，没收了他家几十公斤黄金。他乘一条渔船在公海和印尼荒岛上飘泊数月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还知道，他是个与巴黎的演讲厅和话筒无缘的穷人，眼下领着失业救济。这个世界很难听到他的声音。

　　5

　　海南有一句戏谑，说一个椰子砸下来，足以打中三个总经理。这说明了一种社会现状，一种市场经济的奇观。似乎一夜之间，公司如林，连少女和儿童的节日祝词也是“恭喜发财”。

　　大浪淘沙，几起几落，然后我看到有一批人，正在社会的底片上逐渐明晰地显影。他们大多年轻，手握巨资却不张扬，暗藏野心却有职业性的老成和审慎，他们是名楼名车名服名表的买主，却已经及时地风雅和朴素，比方对走路和家常小菜更有兴趣。他们勤奋如牛马，目光正越出国界，一旦进入商品经济更抽象或更宽广的领域，比方染指金融或期货，就往往比外交官更为谙熟伦敦或芝加哥的时间，更为清楚英文或法文的各种名称缩写。

　　他们巨大的购买力，买出了境外的中文热，至少在香港等地的销售行业是如此。售货员们争相学习普通话，把操国语的外来人当作可能的大主顾。“会国语者优先”的招聘广告，也一一出现在报端和大街小巷。

　　稍微敏感一点的人，都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亨廷顿－－哈佛的终身教授，也感到了这种热烘烘中文的压力。他终于在1993年《外交》季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因差异而引起的冲突，是最为暴烈的冲突，因此儒教文明，还有伊斯兰文明，将是美国在冷战之后最大的威胁。在同年12月的哈佛大学一次讲座中，他更把话说白了，提出政治学必言霸权，美国应该联日，拉越，压俄，共同来“围困中国”。

　　倒是一些实业家，能够一眼看穿亨廷顿，不过是从经济战车上飞来的一颗哲学炸弹，手里不是冲锋枪而是计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装，桌上不是军事地图而是销售帐表，前面不是铁丝网而是“进口限额”、“关税法案”之类所保护着的市场纵深。一场民族之间的经济大战迟早要接火，或者说已经接火。

　　6

　　终于找回了民族这个词。但这个词使用得最多的今天，也是它的词义实际上日渐空虚的时候。美国就很难说是一个民族。它包括唐人街，韩国城，小东京，犹太区，意大利街，墨西哥街，操西班牙语的果农，操挪威语的麦农，祖籍在波兰的矿工，哈莱姆区的黑人老太，还有印第安保留区载歌载舞的男女……这全都是美国，也几乎是世界。在1990年的调查中，美国人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异族混血的产物，牵连到至少两种以上的血统以及文化根源。

　　民族似乎仅仅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可以放装入录音带，带上它，任何人都无须害怕离乡背井，也永远不会离乡背井。

　　近年来的左派文化运动，重要的战线也在语言学展开。少数民族以母语捍卫文化平等权和文化多元的愿望，反抗中心，挑战主流，哪怕面对美国总统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索尔·贝娄等等大人物的联名讨伐，也决不骨软。个别极端者，甚至坚决不读莎士比亚，发誓回归印第安民歌或阿拉伯神话。宁愿狭隘，也决不卑屈。宁愿孤立，也决不背弃。这个运动在美国的英文简称叫PC，与个人电脑的代号同名。

　　但我想到它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另外两个更为响亮的音节：

　　“昆塔。”

　　血色昆塔。

　　我们回到了前面说过的那一个画面，昆塔宁可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也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他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诘问：这样做值不值？用英文是否就不能保护自己的尊严？就不能活下去也不能得到幸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的血是否完全白流？是否只是一种愚蠢一种狭隘一种可悲者自作自受的臭污水？他因此而承受的所有鞭刑，只配受到后来人在吃饱喝足之后哈哈嘲笑？

　　7

　　地球并不算太大，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一个人走出县，走出省，当然也就可以走出国，可以爱其它的国家。正像我们不可想象黑人都留在非洲，白人都守住欧洲。我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常常并不比国内的朋友离我更远─无论是地理的距离还是心理的距离，那么也就无须大惊小怪。

　　但一个人真正热爱远方土地，会首先热爱脚下的土地。我不得不一次次回望身后的一切，从陌生中寻找熟悉，让遥远的山脊在我的目光中放大成无限往事。人可以另外选择居地，但没法重新选择生命之源，即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即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的人口和灾难压榨得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你没法重新选择父辈，他们的脸上隐藏着你的容貌，身上散发出你熟悉的气息，也许更重要的是，这里到处隐伏和流动着你的中文，你的心灵之血，如果你曾经用这种语言说过最动情的心事，最欢乐和最辛酸的体验，最聪明和最幼稚的见解，你就再也不可能与它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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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tyUID: 108295

同意楼上的。

speedboatUID: 121434

呵呵~~~我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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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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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自私，习惯的冷漠，坚定的宗教和所谓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