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大学物理系教授高海燕自传1（转） [复制链接]

唐晓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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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10 12:58:4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人物素描：高海燕，实验核物理学家。上海人，8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89年赴美留学，94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博士后研究之后，97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2002年受聘于杜克大学，现在是杜克大学终身教授，并担任杜克大学物理系副系主任。本篇访谈由海燕本人口述整理而成。

　　一、家庭的影响和童年

　　要谈我个人的成长经历，首先要说说我的家庭。我的爸爸是浙江黄岩人。他的经历比较坎坷。他中学毕业后做到了中学校长。当时国家提倡“有志青年去大西北”，所以他也就响应国家号召，热血沸腾地报考了青海民族学院。当时他的目标是毕业之后去西藏，在那里做民族工作。59年到61年之间是“三年自然灾害”，爸爸在那里没有少吃苦。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也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63年他回到上海，在上海近郊插队入了户。

　　父亲是学文的。在文革的时候被安排抄写大字报。一次他写得实在太累了，写错了一个字。结果就被关了起来，关在长兴岛（上海边上的一个小岛）一段时间。父亲是个非常豁达的人，他从来不记仇，他总是说没有什么不好的人，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那样。我们家从来都是往前看。所以周围的朋友、邻居和同事都特别尊敬我爸爸。差不多我初中的时候爸爸被平反。他平反之后，领导要调他去中学工作，但他决定在当地乡镇企业发展，一直从事企业管理直到退休。

　　妈妈家在上海宝山，毕业于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长春气象仪器厂。那个年代是文革，专业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妈妈自从毕业后，就没有再接触过自己的专业。那时候在长春，因为我们一批人来自上海，就被看作是“上海帮”，那时候有所谓的“武斗”，通常几批人打得不可开交。

　　我是出生于66年，原名陈燕，后改名为高海燕。海燕在当时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名字，父母给我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能像海燕一样高高飞翔吧。从小父母对我管得就不多。他们一直认为：重要的事情是为女儿创造好的学习条件。那么创造了条件之后，如何实现，就要靠自己了。

　　谈到读书，我想我以前对于读书的概念其实是很幼稚的。因为从我开始懂一点事情开始，就知道爸爸曾被抓过。我小的时候，一年在上海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下一年在长春和妈妈在一起。有一年春节我和妈妈一起回上海探亲，爸爸有事出去，很晚还没有回家，妈妈非常担心。在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母亲总是特别担心父亲。那时候是冬天，天气特别冷，妈妈带着我去公共汽车站等爸爸。我不太懂这些东西，后来才明白这与政治有关，与愚昧有关。那时候我就暗暗下了决心：我如果读书好，就没有人能欺负我的爸爸，所以我要读书读得比谁都好――这样人家才能不欺负我父亲（声音一度哽咽）。

　　我从小就很独立。个性比较强。这里还应该提一提我的外婆。我的外婆是非常能干独立的女性。刚解放的时候，她在上海从事妇女工作，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女性，就靠一点东西，她就能很好地养活一家人，并去帮助别人。只可惜我的外婆因为哮喘，去世得比较早。我的妈妈也非常独立，当时在上海和长春两地生活，所以我有时候会想，也许是妈妈继承了我外婆的性格，我又继承了妈妈的性格（笑）。

　　我小的时候一直喜欢唱歌。当时我梦想的地方是长影乐团。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过，长影乐团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乐团之一，《我的祖国》、《敖包相会》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均出自该乐团。那时候家长都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孩能够进文工团。觉得这是比上山下乡要好很多的一条人生道路。所以我那时候学唱歌，还学拉小提琴。

　　时候转眼到了73年，妈妈总算能调回南方了，准备把我寄宿在姑妈家。这样将来可以进长影乐团。但是我不太愿意远离父母，而且加之对北方的饮食不太习惯，就随妈妈一起回到了南方。那个时候，我在上海上了一年小学，因为妹妹出生了，所以我就去了江苏昆山，边上学边帮助妈妈抚养妹妹。妹妹比我小8岁，我们姐妹俩感情非常好。

　　那时候在昆山北窑工业区的子弟小学读书，小学老师姓曹，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教书教的非常好，但是非常辛苦。有件有趣的事情：当时我们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里面上课。每节课一个小时，前半个小时是三年级的课，后半个小时是五年级的课。所以对我来说，先上半个小时的三年级的课，然后曹老师就会让三年级的同学做作业，同时给五年级的同学上课。而我听完三年级的课之后，就会接着听五年级的课，这样学到了好多知识。

　　昆山北窑原先是个劳教农场，后来变成了一个工业区所以地特别多，我们就开垦荒地。我们当时种毛豆、向日葵、山芋，收获的时候，每个上学的小朋友都可以带很多农产品回家。通常是妈妈还没有买到，我已经带回家了。所以我想现在我还是喜欢在自家院子里面种东西，与小时候的经历不无关系（笑）。

二、中学时光

　　来说说我的中学时光吧。我在昆山一直呆到77年，然后回上海，在上海我考入了行知中学。这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抗战时在重庆一手创办的学校。前身叫做育才学校，后来迁移到上海，改名为行知中学。当时上海有十个区，十个县。大概的市重点中学有十几所。行知就是其中的一所，学生的主要来源是崇明县和宝山县。我第一年中学时还是回家的，从初二到高三就一直住校。所以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不错。

　　行知中学的老师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他们都是宝山县最好的老师，绝大多数毕业于文革前，可谓“群贤毕至”，非常认真负责。我印象中，数学、物理和英语这几科的老师尤其棒。如果要说影响最大的老师，我想是物理老师张安伦。她和著名电影演员陈冲的妈妈张安中是堂姐妹。她年轻的时候经历很坎坷：她一直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位物理学家，但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她走上讲台，把自己对物理的热爱传递给学生。听她上课，能真切地被她对物理学的那种执著和热爱所感染。

　　英语老师也要提一提。我初中和高中的两位英语老师，赵雪芳老师和林和卿老师刚好出自同一位外语专家的门下。这位外语专家是当时出口译制片的翻译。我的英语老师对大家的口语发音要求非常严格。我日后用比较纯正地道的英语和同事交流时，常常感悟这得益于中学时打下的坚实基础。

　　初中考高中是全县统考。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行知高中。在高中时，最让我骄傲的有两件事：一是高二的时候我担任班长，那一年我们班获得了“上海市三好班集体”的荣誉称号，我代表班集体去领奖。参加夏令营得到了一次去济南泰安旅游的机会，还爬了泰山。另一件是高三时，我被评为“上海市三好学生”，这次是去了北京清华大学，在那里住了十天。即将去清华读书，所以那次的清华之行印象特别深刻。

　　谈谈高考吧。猜猜看我当时的理想？说出来你不一定相信。我中学时对越剧着迷，高三时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报考上海市越剧团。但是越剧团需要的两个“硬指标”我都达不到：一是上海市户口，二是身高，差了两厘米吧（笑）。所以我才放弃了这一想法。

　　填志愿的时候我有几个想法：我喜欢清华的物理系，在我印象里，清华的学风朴实，清华的学子朴实，这都是我所喜欢的，所以这是第一选择。第二个选择是复旦的生物系，那个时候生物算是新兴学科；但我觉得天地很大，不想一直留在上海；第三个选择是南京大学的生物系。所以最后志愿是这样填的：第一志愿清华，第二志愿南大。

　　高考时我回到江苏昆山，算是“客场作战”。如果在行知中学考试的话，监考的都是自己的老师，老师会送来橘子水和冰毛巾。而在昆山，我和妈妈住在县教育局的招待所里面，晚上很多人在一起讲话，吵得我睡不着觉。当时考完之后，感觉非常不好，觉得没有达到自己最佳水平，后来成绩出来之后，还是我们高中第一名。

　　清华派来了招生老师到上海做宣传。这个老师正好也是上海人，他来了之后，在各个市重点中学做宣传，要找最好的学生。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我考取清华之后，他专门来接学生。大概有70多个考入清华的上海籍学生，装了满满一节车厢，那时候上海到北京还没有特快列车，我们大概颠簸了20多个小时才到北京。我们这70多个人关系很不错，就首先要归功于当年火车上开始结下的友谊。后来大家分布在清华的各个系，每次见面都特别亲热。

　　我是我们当地文革之后最早的一个大学生，尤其还考上了清华大学。这在当时我们那里算是比较轰动的事情。我妹妹喜欢建筑和环境工程，后来她考上了同济大学，当时她的分数也达到了清华的录取分数线。

　　三、清华岁月

　　高考的时候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和生物共七门科目，前六门每门100分，生物30分。我的高考成绩在清华物理系一届上百人中算是前20名的水平，但不是最顶尖的。当时憋了一股劲，一个学期下来，我考了最高。在清华物理四年我一直是全系第一名。

　　刚进清华那会儿，我有两个感觉：一是清华特别大，自行车是最重要的代步工具，没有自行车真是寸步难行；二是课间换教室特别匆忙。那时候课间只有很短的十分钟时间。人群熙熙攘攘，大家摩肩接踵。即使是你撞了别人也不用说“对不起”，因为别人很快就会撞你的（笑）。

　　刚进清华的一个小插曲是国庆35周年阅兵。高年级的同学为了这次游行，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选择一些低年级的学生去参加，我就很幸运参加了这一庆祝活动。那时在天安门前人山人海，特别热闹。

　　在清华，老师的水平都很高，他们研究教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对我来说，从行知到清华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明白了大学学习光靠老师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学会如何自己去图书馆，去找资料，以前中学时，我会光顾图书馆借点小说看看，后来明白了图书馆不光是一个休闲的场所，也是一个学习的场所。

　　物理系分专业的时候，我选择了核物理作为自己的专业。重要的原因就是居里夫人和吴健雄――这两位我所崇拜的女性物理学家都是做核物理的――就是这么简单。如果说还有其他理由，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几乎就是一部核物理发展史。你看看近几十年的诺贝尔奖，与核物理相关的占很大一部分。核物理对于物理学的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来谈谈理论和实验这两个部分，以前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理论，后来张礼先生，清华的一位老教授，曾经是留英的，也在加州理工学院作过访问学者，他给我们开过一门暑期课程――现代物理学引论，就是告诉大家一些最前沿的理论。他给我专门提过建议，说做实验应该更适合我。这差不多是在大二的暑假。

　　虽然有张老先生的指导，但坦率地来说，上大学之前接受的动手方面的训练很少。在中学，也就做过一些生物方面的实验，一些简单的解剖，物理方面的实验是比较少的。进了清华后，我觉得动手方面的训练还是不足。我们课程设置中分普通物理实验和近代物理实验两大类，近代物理实验包括穆斯堡尔效应这样的实验，核物理专业还有核物理方法导论的实验。采集数据，分析数据，最后再写实验报告。来到美国后，我觉得比起美国本科生的动手来，我们的训练还不够。这些年肯定有进步，所以这样的训练在当时也算是很不错了。

　　大学期间我还读了很多课外书，琼瑶的言情小说当然必不可少（笑）。大陆的作家我比较喜欢王安亿、宗璞、张抗抗、王蒙、贾平凹等。我发现了一个巧合，我喜爱的女作家大部分都是上海籍，或是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上海。我从小在上海长大，也在其他城市呆过，所以城里城外都经历过，特别能够体会故事中包含的意思。我还喜欢读一些世界名著，比如《傲慢与偏见》、《双城记》等等。

　　我在清华的四年是比较典型的80年代的大学生生活。经历过文革动乱的日子，大家普遍觉得要把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风气非常踏实。学校里面很少有人经商。大概有几个同学从外面买来一些东西，再回学校里面卖。但是老师当中绝对没有。

　　要谈对大学毕业之后的打算，说真的我当时没有特别考虑过。80年李政道先生主持的CUSPEA考试在物理系学生中特别有名。当时北大和科大考 CUSPEA的风气比较浓厚，相比较而言，在清华就没有那么浓厚的气氛。一些学生考CUSPEA，花在系里面的专业课上的时间就相对比较少。所以有些老师觉得专业课与CUSPEA考试在时间方面有冲突。当时也有老师帮助应试训练，但是他们更看重物理学的素养。清华在当时和德国的研究机构有一些合作，所以院系的老师给我设计了一条“4+4”的道路：就是用4年读完本科（那个时候清华本科五年），然后送到德国联合培养，再用4年拿下博士学位。我大一就过了英语六级考试，上了两年德语。当时觉得自己的德语学得很不错，但是96年到德国做实验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德语已经全部忘光了，当然这是后话（笑）。当时我觉得这个计划很不错，所以没有怎么想过到美国读博士的道路。

　　我的毕业设计被安排在原子能研究所。在那里，我遇到了我以前的先生。他要到美国读书，我就随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已经是88年5月中旬了，和系里面提出我的想法后，清华的老师非常遗憾，但是他们还是尊重我的意见。我当时要结婚，大家都不是特别理解。但我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年轻的时候人总有比较冲动的时刻。毕业的时候，我费了一番力气，在原子能研究院谋得了一份职业。

四、加州理工的日子

　　我原来的先生先到了密苏里大学，他给我寄了一些申请材料。其中包括密苏里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密苏里大学先录取了我，所以我先去了密苏里大学，当时出来时I-20上用的是密苏里大学，按要求必须上完一个学期，所以我在密苏里上了一个暑期的课，然后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在加州理工的日子是从89年秋天开始的。

　　我想每个留学生都会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出国，离开父母的情景。89年4月19日，是我离开中国的日子，父母当时去机场为我送行，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飞机慢慢爬升，我鸟瞰上海，泪水不由在眼眶里打转。我要离开中国，去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了。我91年回了一次国，见到了父母、亲戚，那是很不一样的，生活过两年，再回到熟悉的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来到美国之后，我适应得比较快。在实验室里，刚开始对自己的自信心不是特别足，有些害羞，但一直按部就班的前进。我所在的研究小组，每周五会在一个西班牙风格的教工俱乐部吃饭。加州的天气特别好，大家喜欢坐在室外边吃边聊。除了工作之外，他们的话题海阔天空，比如棒球赛和最新的电影。刚开始我真的是一句话也插不上。因为说到球赛，我不懂规则和球星的名字；侃电影的话，我没有看过几部。如果说我到美国来之前的一些电影，那就更是一无所知了。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有了改观，我努力学习他们的文化，加上我的性格比较外向，所以很快就交了很多朋友，大家相处很舒服。

　　我做学生的时候别提有多开心了。社交生活丰富多彩：学校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经常在家举办聚会，也经常被别人请去参加聚会。开的聚会真是多的数不清（笑）。我还做过一年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所以在当时加州理工那个社区里面，大家都认识我。我的朋友很多。朋友多的话你就会觉得生活比较有趣。

　　我现在常对学生说，做学生的日子是最开心的。有的时候你可能项目做得不好，有些沮丧。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其实你要做的事情是定义非常明确，目标非常清晰的。如果把研究继续深入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最难的事情往往是与如何确定题目。你到底要研究哪个方向。你要知道哪个方向的问题你很感兴趣，但同时也有做出来的可能。最后的一点，你要争取到研究经费，否则你有再好的想法也没法实施。

　　我第一个学期就是助研。低年级的研究生往往课程很重，通情达理的导师就不会对研究要求太高。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要上课就不做研究，我的研究进展得也不错。我当时选了一门“电动力学”，这门课每周要交三次作业，每次都是很多题目。我经常做作业做到两点，到了早晨六点就要爬起来。有的时候实在是起不来（笑）。现在想想，最紧张的可能就是到加州理工的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月，一个quarter过后（加州理工学期采用quarter制，暑假算作一个 quarter，平时还有三个quarter），对这一切就比较适应了。后来就没有觉得那么累。你看看那些文件夹（指着书橱里里面的文件夹），都是我在加州理工选课时记的笔记或是做的作业。应该说我选的课还是比较多的。

　　我读书的时候，从来不熬夜。因为我不相信熬夜。如果熬夜只有40%到50%的效率的话，那么我想还不如好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效率会更高。

　　90年代初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人就已经不少了。清华、科大、北大、复旦的人居多。那个时候，留学生们开始转到计算机和电子工程这样的专业是挺普遍的事。所以我刚到加州理工的时候，这也是我让我有些沮丧的事情。总有些中国学生会搞的聚会，碰到了新朋友，就会互相询问，你是哪个系的？我说我是物理系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出来了，还干吗读物理呢？”

　　这样的话的确让我很沮丧。我记得很清楚有个复旦的李兆平，当年的CUSPEA获得了全国第一名。我去的时候，她刚刚准备要毕业。我印象特别深，在一个聚会上，我遇到了她。我就去请教她在物理系学习的一些经验。她一方面很欣赏我，另一方面却说“现在出来的人已经没有再向我请教有关物理的问题了，所以你这样问我，让我倒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李兆平和她先生现在在英国名校任教授。

　　别人给我的信息让我很是苦恼和迷惘。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来仔细想想自己将来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两个问题是：自己究竟要学什么？毕业之后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现在想学什么都可以，甚至去学电影；既不用担心导师会不高兴，也不用担心其他学校的或是其他专业的导师没有钱来支持我。那么我会学什么呢？提一句：加州理工也有文科（笑）。我想到了最后，我还是要学物理，因为我很喜欢她。既然要学物理的话，那么什么物理都可以，天体物理、固体物理、粒子物理，显然核物理还是我的“老本行”。我同时还会想如果我真的学了别的科目，将来毕业之后会去做哪方面的的事情。想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物理还是我最喜欢，也是最适合自己的。所以后来一些学生遇到了迷茫，我会和他们说，迷茫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有的人会迷茫很长一段时间，这就不幸了，因为迷茫会对你的成长有一些耽误。博士毕业出来，又是很多人要迷茫了，究竟是继续做学术，还是到工业界去打拼，还是转行再读个什么？我前面花了时间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不会去工业界。所以我毕业时想都没有想过要去工业界。这不是说我对工业界有任何偏见，但是不适合我。所以我非常明确，先做博士后，再去找教职。

　　在加州理工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轰动全美的中国留学生卢刚杀人事件。这个事情当时对留学生震撼特别大。另外一个学生更受导师的器重，卢刚就想不通。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学到：如果单纯地把人才定义为智商高那就太狭隘了。情商很多时候更加重要，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要善于把握心理平衡。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自己要想清楚。别人可能就是比你做的出色。有的学生甚至想，导师就是对他好，不对我好。这是一种没有长大的表现。中国以前的教育有些偏差。如果有的地方，好学生比较少，所以老师就特别娇惯。出了什么错，那么一定是别人的问题。这个学生成绩这么好，怎么会是他的错呢？这些是对于成长非常不利的做法。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妈妈经常对我说：成绩好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工作就是在读书。如果你读不好书，这就好比我在上班，却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一样。妈妈一直和我强调独立生活能力。她对这方面看得很重：比如如何和长辈打交道，待人接物是不是很有礼貌。所以我从小就注意观察父母是如何与亲戚朋友打交道的，当别人有了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帮助别人。他怎么对待长辈的。我的父母就是那种别人对他们一份好，他们起码要回两分；别人有五分好，他们就要回赠十分的那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让我从小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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