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 四万字血泪:昨夜，我含泪签发《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 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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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我含泪签发《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

    昨夜，我含泪签发《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这篇四万字的长篇调查是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所写，为此他历时数月、三赴河北邢台下辖的八县二区一市及邯郸下辖的武安市，采访了34位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多个艾滋病家庭，亲眼见到了8名艾滋病儿童，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

    昨晚在食堂吃晚饭时，负责编辑此稿的我的同事、周刊要闻部主任陈宏伟对我说，好几次我都编不下去了，太难受。夜里我签发这组稿子，几次因为流泪不得不停下，连电话也不能接。现在我写这几个字，还控制不住要流泪。以下是陈宏伟为这组长篇调查写的提要和王克勤的调查之一(共九篇)。 (写于11月30日上午)

     河南省上蔡县是中国最为著名的艾滋病高发区，那里的艾滋病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卖血。但在河北省邢台市，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这里众多的艾滋病人却有着别样的共同特点：到医院看病——医院动员输血——被发现感染艾滋病。

     卫生部公布：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血液传播为主，占72.6%；河北省卫生厅公布：河北省艾滋病八成感染者祸于血。

     邢台市“医院输血”与患者感染艾滋病毒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目前生存状况如何？有关方面对此有何解释？邢台“艾滋问题”将带来哪些社会隐患？
   
    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
   
    本报记者  王克勤
   
    2005年7月和11月，记者先后三次深入河北省邢台市所辖的桥西区、桥东区、巨鹿县、沙河市、威县、柏乡县、邢台县、宁晋县、广宗县、平乡县、任县以及与沙河市相邻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等地调查。

     记者进村入户，先后访问到了10名艾滋儿童，亲眼见到持有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HIV抗体检测确认报告》的儿童8名。

     “生不如死！”这不仅仅是艾滋儿童甜甜（化名）的爸爸张记录之感叹，更是记者访问过的许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叹。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认为，是医院“害”了他们，是医院为他们输了有病毒的血液造成了今天的惨局。

     “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输血造成的”艾滋病患者及家属对记者说。

     无论邢台官方有无解释，众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都把矛头直指医院。目前已经被推上被告席的邢台当地医院有：康泰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第二医院。

     有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邢台市各县大小医院私自采血的现象十分普遍。

     1998年，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李黔冀，曾经独自一人对邢台市大部分县的自采血情况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自采血液，伸向生命的魔爪》，于当年5月 20日发表于《河北日报》。文中称，遇到手术用血时，医院通常让患者自己去找血，对于不熟悉情况的患者家属，需要在知情人的引导下，向“血头”求助买血，医院只负责化验血型，其他一概不管。

     公开资料显示，1998年8月《献血法》实施以来，邢台市献血办在完不成有计划无偿献血任务的情况下，经市卫生局副局长贾东阳同意，市献血办有关负责人安排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通过“联络员”联系农民来市中心血站献血1668人，其中不到期献血的239人。

     为什么医院甘愿冒着被查处的风险热衷于使用自采血？

     “让患者省点钱少跑路”，这是他们挂在口头的理由。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查得知，从血站拿血，一袋400毫升的血液，得交给血站460元，医院只能在此基础上加30元左右的化验费。如果是自采血，医院只支付给献血者180元左右，其余的费用由医院分割。有的医院给献血者支付的比这个更少。因此，每袋血医院会有300元左右的收入。

     自采血在邢台甚至河北混乱的程度如何？

     当时的河北省副省长杨迁曾经于1995年4月8日做过这样的讲话：“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甚至一些个人，把采供血机构作为盈利创收的第三产业，出现了‘建血站、采浆站热’，医院建、防疫站建、卫生院建、乡政府建、个人也建。我省共有血站22个，其中3个没有经过批准，5个存在问题较多。采浆点14个，只有 1个经过批准。10个采血点都是未经批准的，自采自供血液的医院血库有132个，也只有1个经过批准。”

     种种事实表明，1995年前后在局部地区采供血造成艾滋病传播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旦这‘星星之火’得不到有效控制，将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在调查中，记者感觉到，邢台市艾滋病问题存在着许多社会隐患。比如许多接受采访的公众对于身边的艾滋病情一无所知；许多艾滋患者及其家属在承受巨大的生理、心理及经济压力的同时，却几乎得不到到任何救助；有关方面对艾滋病的防疫措施很不到位；个别艾滋患者开始有“报复社会”的心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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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博客主人：包月阳
    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1963年生于河南舞阳。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同年8月进入新华社，1994年获新华社首届十佳记者称号。1994年参与创办中国经济时报，对该报风格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1997年起任现职。2000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 中国经济时报报导全文
# ８岁艾滋女孩：“我要妈妈！”
# 一串沉重的名单，更多的艾滋儿童
# 艾滋家庭：生不如死
# 向医院讨回公道
# 显德汪医院的官司与“打砸抢劫”事件
# 自采血，伸向生命的魔爪
# “山西血”到底有无问题
# 李黔冀的抗争与遭遇
# 邢台艾滋隐患重重
# 中外重大污血案
# 是谁打开了潘多拉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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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艾滋病真相之一

    ■本报记者 王克勤

    “好闺女，你过来，以后，娘无法给你梳头了！你爹给你梳不好，娘给你把头发剪了吧！”

    ８岁的小女孩甜甜（化名），曾经与其他女孩一样，有着一头美丽的长发。两年前，躺在自家病床上的妈妈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狠心”地剪掉了甜甜那一头乌黑的长发。从此，甜甜一直留着短发——如果不是她穿着一身肥大的裙衣，看上去更像个男孩。

    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甜甜的妈妈希望自己的女儿漂亮，可她为什么要亲手剪掉女儿漂亮的秀发？

    这是一个生命接近极限的时刻，一个弥留之际的母亲，对于自己留在人世间惟一亲骨肉最无奈的关爱！

    甜甜的长发被剪掉不久之后，妈妈永远地走了，只留下甜甜和极度痛苦的爸爸！

    甜甜的妈妈是在３４岁生日那天死去的，死于艾滋病并发症。如今，正在村小学三年级读书的甜甜，也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

    甜甜的家在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册井乡张沟村，这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小山村。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３日，记者第三次来到甜甜的家里，看望这个腼腆而可爱的小女孩以及她的爸爸张记录。

    碎砖块垒起的院墙、七八块木板钉成的柴门，与两边邻居家整齐的院子、房子形成非常大的反差。院子中间有两间红砖平房，其中的一间里放着一个双人大床，占了屋子面积的三分之一。

    甜甜的妈妈就是在这张床上死去的。如今，甜甜和爸爸也就住在这张床上。

    甜甜的爸爸张记录从箱子里拿出一张白纸条，上面用红笔写着“爱妻，生于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卒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０日上午８时，享年３４岁，冤死！”（时间为农历——记者注）

    甜甜的妈妈，一个农村妇女，是怎样感染上艾滋病的？又是如何“冤死”的？一个年仅８岁的小女孩甜甜又怎么可能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呢？

    甜甜妈妈的死亡之路

    与她周围大多数小朋友一样，甜甜原本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２００５年９月初，张记录曾经给记者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和我亡妻在１９９５年结婚。婚后和其他人一样，男耕女织，虽不富裕，倒也相安。１９９７年，我女儿出生，这无疑给我们家增添了欢乐和动力，我在外打工，妻在家料理家务农活，憧憬着未来的好日子。这期间我妻子虽说反复有感冒、发烧、流鼻涕、体乏等症状出现，女儿也经常反复腮腺肿大、发烧，但这些都未能让我们预感到灾难的降临，只以为是常见病而已。

    直到２００３年秋忙时节，我妻子口中生疮，体困力乏，不思饮食，久治不愈。约在公历９月１５日半夜，我梦中被妻子叫醒，她说，确已感冒?身体不对，是不是到医院检查一下。

    第二天清晨，我同妻子一道到市中医院检查，化验结果：可疑。后经介绍赶至邢台市疾控中心，初诊为艾滋病，此后省疾控中心确诊了。

    当邢台市疾控中心的化验结果告诉我们时，我和妻子都傻了，什么话都不会说了，相对沉默，我们都明白，将会发生什么。我的思绪虽然千头万绪，但我不得不克制自己，故作镇定去安慰妻子，告诉她医生说了，化验结果不一定准确，并携妻乘车赶回家中。

    根据疾控中心医生的建议，第二天我携带女儿前往化验，结果祸不单行，女儿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张记录给记者出示了她们母女俩的两份《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４日，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正式做出了这样的确诊报告。）

    回到家中，妻子急切地问我：孩子怎么样。我不敢告诉她实情，只说孩子没事。从妻子那郁闷的眼神里我看到她有了一丝安慰，而我的感情却再也无法克制。不敢面对妻子，自己躲到厕所里失声痛哭。

   

    “从确诊到离开人世，也就４０天。”

     张记录告诉记者，“在我妻子病重期间，她曾一度拒绝吃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她没有生还的可能了——此病是绝症。我也知道她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不想为本不宽裕的家庭再添负担。但是为了不应失去的生命和没有希望的希望，我苦苦劝说我那苦命的妻子接受治疗，也托人在北京地坛医院询问疗法，但是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

    在从邢台检查回来后的２０多天内，“我妻子还能在我的搀扶下上厕所，在院子里坐一会。只是耳朵的听力急剧下降，口腔症状日渐加重。”

    然而，霜降的那一天，“她对我和前来探望他的内弟说，自己感觉身上一点体力都没有了。”

    张记录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那天晚上，我牵着病床上憔悴的妻子的手说：“你与我说会话吧。”她望了我一眼，有气无力地说，我对不起你，没给你生个儿子。有机会再成个家，生个或抱个男孩，为了以后有人照应你，好好照顾甜甜。

     面对善良的妻子，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失声痛哭，告诉她不要顾及我，保佑孩子。如果甜甜日后有什么不测，你把我也叫走（因为孩子的事情她不知道，我又不忍把实情告诉她，增加她的思想负担），而孩子的未来又是未知数，我虽然侥幸避过此难，而这个世界上已没什么事值得我留恋的了。有的只是生不如死，无绝期的恨。

     没想到这段话竟是我与妻子的生死话别，在剩下的日子里，她已经卧床不起，而且已听不到常人讲话了，喉咙也发不清音了，纵然有时看到她嘴里在呐呐地说，但是什么话我已听不清了。大约农历十月七、八、九这三天里，也就是她离开的最后三天里，我妻进食已相当困难，我熬制的草药送到她嘴边，她却难以喝下。买的流食也只能靠我用汤匙从嘴边慢慢送下。而且呼吸困难，喉中有痰，我曾示意让她咳出，然而失败了。

    农历十月初十这个令我终生难忘的黑色日子，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清晨，我正为女儿做饭，忽然听到妻子微弱的呼叫声，我的心一下绷紧了，急忙赶到她身边，发现她已奄奄一息：从喉咙里断断续续传出似是“甜甜”声，我忙把孩子叫到她身边，告诉她，孩子在这，你放心，我不会让孩子受到任何委屈。面对慢慢合上眼睛的妻子，我哭着叫着，你回来，你回来，你不要走，你不该走，我和孩子需要你。

    然而，她，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善良的妻子和母亲，一个有着许多未了心愿的人，却带着对丈夫和孩子的眷恋，带着满腔的怨恨，离开了人世，终年仅三十四岁。

     我凄凉地守在妻子身旁，任泪水无休止地流。抬头望望窗外的天空，天苍苍地茫茫，天啊，我妻何罪之有！不该呀不该，我儿生来无辜，心底无罪。既生之何夭之，我又有何罪，却生不如死。我叩地，我犯了何种天条地规，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难道去医院生孩子错了吗？那可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啊！”

   

    甜甜的妈妈被艾滋病夺走了年轻的生命。那么，甜甜的妈妈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呢？

    “妈妈是冤死的！”

    “是医院杀了我的妻子与孩子！”

    军人出身的张记录，从柜子里取出一把匕首，这是他当年参加对越战争时从前线带回来的纪念品。“如果不是答应了妻子临终的托付，不是考虑我死后孩子没人管，我早跟他们拼了！”

    记者先后三次见到张记录，这个汉子每次都泪眼汪汪，激动时拳头捏得嘎嘎作响，感觉他快要爆炸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太冤枉了！”

    “艾滋病传播主要有三个途径，性、血液、母婴，已经确诊我没有这个病，从小生长在这山沟的妻子没有可能接触到有这个病的人，妻子的作风与为人在村里是人人称道的。”

    “那么，惟一的原因就是血液，她这一辈子就输过一次血，生孩子时输的！是医院把艾滋病毒输给了她，吃娘奶长大的甜甜也便被害了！”

    对此，张记录提供给记者的材料上是这样写的：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８日上午，我妻子因分娩住进沙河市康泰医院２楼１６号病房，第一次交付药费１０００元，其间医院进行了常规化验，而后开始输液。

    血常规化验得出我妻子因妊娠反应出现贫血，需要补充血液，于是医院在农历１８日为我妻输血８００毫升（供血者姓王，因时间太久，名字记不清）。我们交付现金９２０元。

    ９月２６日，农历８月２５日傍晚，我妻子出现分娩症状，因难产，需做剖腹产。我在手术书上签字后，于晚９点左右进手术室（手术医生有王顺英，主治医师小马——名字不详，护士长韩仙梅，供氧师——姓名不详，麻醉师——医院临时聘请，姓名不详）。

    ２３时３０分左右，护士长韩仙梅抱着我女儿找到我，告诉我女儿于２３时１５分出生，并一同到一楼接生室称重。

    次日凌晨１点左右，我妻子从手术室推出，待常用药输完后，即输上血液４００毫升，交付现金４６０元（供血者为徐，名字记不清）。

    七天恢复观察期后，即农历９月３日（公历１０月４日）出院，并补交医药费１０００元。其间我女儿曾一度高烧，后经治疗，方转正常。

    在生下女儿后，我妻子经常身体欠佳，易发烧，随时间推移，逐渐饮食减少，身体虚弱，四肢无力、失眠。女儿身体也一直反复感冒发烧，腮腺肿大，经多方治疗，效果不佳。

   

    ２００３年９月，张记录的妻子与孩子被判了“死刑”！

    为此，张记录写了四条理由陈述自己的意见：

   

    那么病源从哪里来？本人认为，只有在康泰医院住院期间输血所致。

     第一，住院期间，医院曾为家妻输血１２００毫升（分两次，前８００毫升，后４００毫升），且供血来源为私人输血（王顺英曾说过，咱有自己的输血队，都领有健康证的）。第二，我妻子身体自生下女儿后，一直欠佳，近期尤为严重，且症状和发病规律、年限符合ＨＩＶ。第三，医院在输血来源上属违法采血和输血，有此隐患，不得不疑。第四，我女儿身染此病，完全是由当时其母输血或哺乳所致，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综合上述理由，本人认为，造成如此严重的人为伤害事故，完全是由康泰医院在采血、输血过程中不经检验、违规采血所造成，它使我的妻子和女儿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无情地剥夺了她们的生存权，使我原本和睦幸福的家，变得支离破碎，而我本人也面临着被感染的可能，每天生活在生与死的恐怖之中。

   

    张记录曾经多次到这个医院讨说法。他告诉记者：“他们要我出示输血单，我说这些都在你们这里。后来我明白了，我们出院时连病历都没有。于是我一直向他们要病历，但到现在也没有要上。我们农民打官司怎么能打过他们呀！”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记者曾经两次专程前往位于沙河市显德旺镇的康泰医院求证，均被告知“领导不在”。后来记者曾经打电话给这个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医院血液管理非常正规，不存在任何问题。”

    父女活着之痛

    “千般苦难集于一家，千古奇冤降于一身，天地不公枉为天地！”这是张记录写在自己家惟一的一张全家合影照片背后的文字。

    艾滋病不仅夺走了张记录妻子的生命，剥夺了小甜甜的生存权，而且也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健康。

    与此同时，“艾滋病综合症”如同生化冲击波一样，在甜甜与她爸爸的周围全面爆发了：

    “人们像躲瘟神一样的躲着我们。”张记录说。

    自从甜甜及妈妈的病情确诊以后，“我们再怎么捂也捂不住了，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人们看我们的眼神都怪怪的！”

     埋葬了妻子后，这个曾经在老山前线荣立过集体二等功的工程兵，首先失去了在附近选矿厂的工作。“我再解释都没有用，他们也在怀疑我，谁也不愿意与我在一起工作。每月打工所挣的８００元钱，本来是家里最核心的收入来源，现在一分钱的来头都没有了。连孩子上学的学杂费都是卖了粮食才交上的。”

    “一直想打官司，但是我现在连去邢台几块钱的车费都拿不出来！”

    “想过出去打工，但是，我走了，甜甜谁来管？”

    如今的张记录是既当爹来又当娘。“知道孩子生病，所以不能让她饿着呀！咱没什么好吃的，但要让孩子吃饱饭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带这个孩子。自从甜甜娘去世后，连她姥爷、舅舅一家都很少来往了，甭说别人！”

    张记录每天除了操持家里那３亩薄田，便只能一门心思做甜甜的“保姆”。他说，“也不好到别人家里去串门，不好让人家难堪啊！”自从妻子离开人世之后，他从来不在别人家里喝一口水。其他的，就更不用谈了。

    “虽然不是咱自己造成的，但是与任何人接触，都感觉低人一等。”

    “人人都怀疑我。”

    “别人家都是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自己却搞得家破人亡的！”

    “自己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生活却没有着落了。”

    “真是生不如亡啊！”

    “想到这些真不想活了！”

    他给记者的来信中说：

   

     尤其严重的是，妻子离开之后，我和孩子成了村里的新闻广角、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女儿在学校常常受到其他学生的奚落。每当孩子回家告诉我说，“爸，他们都说俺有艾滋病”的时候，我的心犹如刀割，与女儿抱头痛哭，然后违心地告诉她，甜，别听他们胡说，不要理他们，好好学习。

    孩子是单纯的，我哄一阵子以后，她不再说什么，但我心里清楚，这都是这些孩子家中的父母议论我的反射而已，虽说他们表面上见到我不说什么，有的还安慰几句，然而从他们异样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他们对我是心存芥蒂的。

    人啊，父老乡亲，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可谁能理解我呢？

     面对流言蜚语，我只能采取无奈的沉默，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没人会相信你。只有随他去说，做一个不是贼，却像贼一样过日子的人。什么人格、尊严，丢掉吧，为了女儿，夹着尾巴做人，实在忍不住了，回到家中，关上门，对着亡妻的照片哭诉一番，然后告诫自己要忍耐，擦干泪，不要说为什么。因为古人有云：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有时我真的想抽刀与康泰了断这份冤仇，然而想起孩子，我不能。女儿惟一的亲人，惟一不嫌弃他的只有她的父亲，她不能再失去我。

   

    “没娘的孩子像棵草啊！”

    张记录说：“最近电视上在演《大长今》，孩子爱看电视，看着看着就哭起来了，嘴里喊着“妈妈，妈妈，我要妈妈！”我的心啊，说有多疼就有多疼！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抱着孩子一起哭。”

    在讲述这些时，记者看到他的泪水已经浸透了整个衣袖。

    张记录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孩子说：“甜，要记住，你娘是冤死的，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人。爹报不了这个仇，你一定要报！”

    张记录说：“孩子她娘真是太善良了，就是在她人生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她还时时为别人着想，每次医生来输完液，她都不让医生把输液器带走，要当着她的面销毁，看着她这么做，让我心碎！”

    张记录曾经在甜甜妈妈的坟头发下重誓：“我现在活着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按你的嘱托，带好我们的孩子甜甜；二是豁出一切来，为你们母女讨回公道！”

    张记录说，我相信国家的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道，只是我现在没有任何能力打这个官司，“他们有权有势！我一个贫困的庄稼汉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一方面在为这份冤屈痛心，另一方面在为孩子担心。

    甜甜能活多久？能不能成人？以后能不能结婚？“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我是她爹，我就得尽父亲的责任。”

    记者看到，他家一进门的正面墙上贴着一张大大的奖状，上面写着“张某某同学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荣获二年级第一名”

    甜甜最大的理想是长大后上大学，做科学家。

    张记录说：“虽然我不知道女儿的未来，也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但我必须为女儿而活着！即便现在生不如死，也得坚定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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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艾滋病真相之二

    ■本报记者 王克勤

    在河北邢台，艾滋儿童并非甜甜一人。

    ２００５年７月和１１月，记者先后三次深入邢台市所辖的桥西区、桥东区、巨鹿县、沙河市、威县、柏乡县、邢台县、宁晋县、广宗县、平乡县、任县以及与沙河市相邻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等地调查。

    记者进村入户，先后访问到了１０名艾滋儿童，亲眼见到持有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的儿童８名。他们与甜甜一样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雪雪（化名），女，８岁，一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２日，记者在沙河市柴关乡的一个小山村里见到了雪雪。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自家的屋子里写作业。雪雪看上去与所有的孩子没有两样，小姑娘的头上别了一个蝴蝶状发卡。相对来说，雪雪要比甜甜幸运得多：她有两个姐姐以及偏爱她的奶奶。然而，她的妈妈依然无法与艾滋病抗争，已经于２００２年农历６月１８日死亡。

    雪雪１７岁的大姐与家里人一起告诉记者：雪雪的妈妈原本身体好好的，１９９７年农历５月１９日，她在自己家的炕上生雪雪，造成大出血，于是家人匆忙将她送到离她们最近的沙河市康泰医院抢救、输血。“不知道输了几袋血，从医院回来以后，好好的人，就经常发烧、贫血、还爱跑茅房。一开始以为是感冒，后来越治越治不好，曾经还以为是肺炎，后来人家医院确诊了，才知道是这个病，医院也不要这样的病人，回到家里，没多久便死了。”

    一家人都去化验，大家都好好的，“就我小妹感染上了，她是娘输了血以后，吃娘的奶长大的。”

    雪雪的父亲目前在附近的一家煤矿下窑挖煤，“一个月能赚个七、八百的。”他们说，“咽不下这口气，但又不敢打官司，一打官司，全传出去了，我们一家人以后怎么活啊！”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３日，记者再次去看望雪雪时，她为记者背诵了她最喜欢的课文《小乌鸦和妈妈》，当她背诵到“森林里有个乌鸦妈妈……小乌鸦依偎在妈妈的怀中，他们温暖极了”时，她的泪水从眼框里刷刷的流下来，流进她的嘴里，滚向她的下颌，滴在她的衣服上，湿了好大一片。

   

    山山（化名），男，９岁，三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父亲也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沙河市柴关乡的一个村庄，山山与奶奶、爸爸以及姐姐一起住在这里。记者见到他的时候，山山与一伙小朋友们从院落外边的马路上玩耍归来，脸上还流着汗水。

    山山的爸爸告诉记者：“他妈生他的时候，是１９９６年农历１０月，我们住在沙河市的康泰医院里，孩子还没有生

http://www.cet.com.cn/20051130/GUONEI/2005113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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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家庭：生不如死

    ——邢台艾滋病真相之三

    ■本报记者 王克勤

    “生不如死！”

    这不仅仅是艾滋儿童甜甜的爸爸张记录之感叹，更是记者访问过的许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叹。

    “心上扎着千把刀，身上刺着万根针是什么感觉，我就是什么感觉！”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人没有了，在家的人，也是活死人！”

    记者访问过的许多家庭，都是整个家庭被艾滋病判了“死刑”，只是“死得早与迟的问题”。

    沙河市白塔镇某村的艾滋儿童丹丹的爸爸，十分激动地对记者说：“我们是被医院给满门抄斩了呀！”

    丹丹全家，除６１岁的爷爷没有感染艾滋病外，她的爸爸、妈妈以及自己，没有一个幸免此难，妈妈已经死了。丹丹的爸爸说：“不知道哪天是我与女儿的日子。我们已经被判了死刑啊，只是等天数，熬日子了。”

    因此，丹丹的爸爸觉得活得太没有意思了。“我常常想，拼死算了，但是上有老父亲在这里呀，我怎么能就这样死呢？！”

    艾滋病死者的冤屈

    “他们死不瞑目呀！”

    “许多人到死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死者的亲人们说：“本本分分的庄稼人，怎么就会感染上艾滋病呢？”

    “有的也知道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但就是到阴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感染上这个病的！”

    邢台市威县３９岁的农民王树强（化名）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含冤死去的：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３日，王树强因肝病发作住进邢台市惟一的三甲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该院对王进行抽血化验，测定王血液中ＨＩＶ呈阴性反应。之后，医院分三次为他输了６３０毫升血。几天后，因治疗不明显，王转到收费更加低廉的邢台市第二医院。

    入院后，这家医院即采血化验，查出他感染了艾滋病。

    “查出结果后，邢台市第二医院便拒绝对他进行治疗，并强行让他出院回家。”王的家人说。

     一个月后，王所在乡村便接到威县政府盖着公章的《通知》，要求“做好病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监控防治工作”。于是，村干部对王的妻子说，“他的血有毒，不让出去，要隔离起来。”村干部还传达精神说，“上面有规定，你如果传染给别人了，要负法律责任。”王的妻子说，“那我们被传染了，由谁来负法律责任？”

    一方面，县政府要求对王树强及家人进行“监控”；另一方面，“到死也没有防疫站的人来，没有任何救治药品到来。”

    从此，王树强被关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吃饭由家里人送，两个儿子也不敢到他的房间去。

    同时，村里与周围没有人敢来他们家了。

     不知道自己害了什么病的王树强，愣是要求再上医院。于是，家人又将他带到邢台市第二医院。“一个医生对我们说‘刚才院长命令，不许你们在这儿住，不许给你们化验，也不许给你们开药，叫你们快走。你要是光肝炎这病，再厉害我也不能不让你住，关键是你还有艾滋病。’一听这话，俺孩子他爹当时就傻了。我们说，做做ＣＴ检查行不行？医生说：给钱也不给做！病没看成，反过来原本是走到医院去的人，出医院时连腿都抬不起来了！”王树强的妻子对记者说。

    回家后，王树强在自家的隔离间里，不吃饭、不吃药、不输液。在床上躺了十几天便死了。死后，他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入棺材，第二天便埋了。

    为了其他家人的安全，许多患者被极其“残酷”地与家人隔离起来。

     邢台县山区某镇有一位老太太，２００３年４月被确诊为艾滋病，被从医院“赶出来”后回到家里，老伴与她一起从大房搬到后边一间小屋。原本五个孙子从小都由老太太带着，一直与老太太睡在一起。从那以后，几个孩子再也没有与奶奶在一起。另外，原来她一直在伺候着老伴与一家人，从那以后，老伴不仅不让她做任何事情，而且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让她动，“要吃馍馍，我给你掰”，“你要喝水，我给你倒”。她的儿子对记者说：“这是对老人的折磨与摧残，她只知道自己得了传染病。”

    “其实，许多艾滋病人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隔离、歧视、冷漠折磨与摧残死的。”

    记者发现，其中也有部分人知道自己被确诊为艾滋病了，但这“等死”的日子非常不好熬啊！

    此次记者调查到的患者，只要被确诊为艾滋病，无一例外地被拉回家里等死。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痛苦

    “死者死得冤屈，活着的人活得更加冤屈！”

    “窦娥有冤枉了还能说出来，我们这冤枉连说都没法说呀！！！”

     第一个打艾滋官司的王为军，向记者讲了他家的一些遭遇：１９９９年５月，王为军的妻子死于艾滋病后，村里关于他家有艾滋病的事情已经传得人人知晓。他说： “出了这事以后，村里的乡亲像躲瘟疫一样躲我。我女儿当时两岁，刚学会走路，她在外面路上摔倒了，那些人在远处看着，连一个拉她的人都没有；她想吃糖，街上的小贩一看她过来了，远远地就把糖扔给她，钱都不敢要。”

    那年，她妻子送葬时，按农村风俗，家里做了许多饭菜，没有一个人敢吃。“好好的整锅整锅的面条，我想送给人家喂猪，人家都坚决不要！”

     艾滋病是绝症，人人知道。感染了艾滋病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我们活着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沙河市白塔镇某村３２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李某，妻子去年被艾滋病夺走了生命，８岁的女儿与他一样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说“不敢想呀，一想就绝望，过一天算一天吧，孩子小啊！”

    有一位５０多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说：“孩儿们也不能到我跟前来，周围更没有朋友来看我。我都变成孤家寡人，这样活着还不如早点死了好！”

    艾滋病患者家人的痛苦和委屈

    “最怕孩儿们发烧、感冒！看到他们痒，发烧，我心里就乱成一团，头脑里空空的。觉得活着不如死了好！”

    邢台县一个小山村里，公公、婆婆先后被艾滋病夺走生命之后，二儿媳妇最担心与老人一起生活直到上小学的几个孩子。她的哭声，让记者感到窒息。

    她说：“８年前孩子的奶奶就在医院输过血，这些年来，她经常痒，痒了，孙子们就帮她挠痒痒，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虽然孩子们都做了检查，没事。但是，“他爷爷不是也做过两几次检查，都没有事情吗？第三次却又查了出来，让我们相信谁呀？”

    她说，孩子们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心里的压力压到哪天才是个了结？至少得２０年吧！２０年呀，这是什么日子？

    这对因患艾滋病已故的老夫妻的长子对记者说，“母亲死后，父亲又倒下，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得了什么病。父母亲要把自己隔离到小院的破屋子里。我们心疼呀！”

    他告诉记者：“亲戚朋友上门来骂我们兄弟俩，我大伯骂我说，‘你没钱让老人住院，我掏钱！”我们何尝不想让父母住医院呀！亲戚们一片怨言，都在骂我们不孝。我们左右不是人！”

    人们不断来问我们，老人得了什么病，我们不能说是这个病，不然，我们以后没有办法在这里立足，就我们这样的农民到哪里去生活啊？

    “人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艾滋病家属，他们总认为你的家人得了艾滋病，你一定就是艾滋病人。”艾滋儿童甜甜的父亲张记录告诉记者。

    同样是艾滋儿童之父的王为军告诉记者：“我这讨说法的５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外面经常受到欺负和冷落，无数次地和人家发生争执、谩骂，甚至动手。”

     他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日，我去省里的一个部门，他们见到我连问都不问，‘呯’把门关上了，说世界艾滋病日刚结束你们就到处跑。我一听就火了，我说我不是艾滋病，我的孩子虽然是，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们说：‘你怎么不是？你妻子是，你女儿是，你肯定也是，你不是那是因为你没被查出来！’”

    正如张记录所说，“面对流言蜚语，我只能采取无奈的沉默，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没人会相信你。只有随他去说，做一个不是贼，却像贼一样过日子的人。什么人格、尊严，丢掉吧！”

    邢台的许多艾滋病感染者及家属，面对记者的到来，非常感动，他们说，没有人把我们当人，就你还来看望我们。

    艾滋家庭的贫困

    “楠楠，你最想吃什么？”

    “大米饭。”

    “你最想要什么玩具？”

    “三轮的童车。”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上大学，考博士。”

    “你长大以后最想干什么？”

    “想当老师。”

    “最想当怎么样的老师？”

    “当我们村里的老师。”

    这是记者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３日与柏乡县龙华乡艾滋儿童楠楠的对话。一个８岁的女孩最想吃的既不是巧克力，也不是果冻或者火腿什么的，而只是大米饭！

    她的双腿残疾的奶奶告诉记者，“没办法呀，现在这社会干什么都得花钱，我和孙子两个病人，没钱怎么活呀！”

    沙河市白塔镇某村的丹丹一家也是这样，丹丹与爸爸都得治病，６１岁的爷爷只好捡破烂来补贴家用。丹丹的爸爸虽然也是身患重症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但他每天却不敢有半点怠惰，一大早就得去附近的小煤矿为人家开矿车，“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每月也就赚６００元。”

    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情况，那个煤矿还不知道，否则他会像册井乡张沟村的张记录一样，只能靠贫瘠的土地维生了。

    记者访问的３４位艾滋病及感染者中，几乎清一色是普普通通的农户，其中大部分家庭就算在当地的农村来说，也是很贫困的。

    本来，邢台市就是河北省经济水平比较差的地区，而这些农户又是这个地区很普通甚至贫困的农户。

    “我们落得这样惨，都是医院害的！”在采访中，无论有点经济能力的，还是非常贫困的家庭，他们大部分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告医院！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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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医院讨回公道

    ——邢台艾滋病真相之四

    ■本报记者 王克勤

    “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输血造成的！”

    记者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认为，是医院为他们输了有病毒的血液从而造成了今天的惨局。

    “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输血造成的！”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记者手头的两份官方资料值得认真阅读。

    这两份官方资料分别如下：

   

    之一：血液传播是目前中国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２００４年初，卫生部官方公布：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８４万人，其中艾滋病患者约８万例，整体上居全球第１４位、亚洲第２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布在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同一时间，卫生部统计显示：血液传播是目前中国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母婴三种方式传播。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血液传播为主，占７２．６％；经性接触途径感染占８．４％；母婴传播感染为０．３％，还有１８．７％的传播途径不祥。

   

    之二：河北省八成艾滋病感染者祸于血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日的《燕赵都市报》报道，省卫生厅有关人士介绍，自１９８９年我省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１９９５年在有偿供血人员中发现艾滋病局部流行以来，艾滋病在我省的流行经过了传入阶段、局部流行阶段和快速增长阶段。目前，我省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数在全国处中游靠前位置，为疫情较重省份。据悉，我省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感染时间集中，主要是在１９９５年前后通过有偿采供血感染，占感染者总数的近８０％，但从总体上看，我省艾滋病还处于低流行状态，只是局部艾滋病感染者高度集中的地区，经过较长时间的潜伏期，其发病高峰正在到来。我省１９９５年前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已经进入了发病和死亡高峰，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集中死亡现象。

   

    那么邢台众多的艾滋病祸从何来呢？无论邢台官方有无解释，众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则认为“都是输血害了命！”于是他们把矛头直指医院。

    目前已经被推上法庭的邢台当地医院有：康泰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第二医院。

    蓄发五年，王为军愣是打赢了艾滋官司

    ３８岁的农民王为军，家住距沙河市康泰医院只有三、四公里远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邑城镇。１９９７年７月３０日，为了生育女儿佳佳，王的妻子靳双英住进了康泰医院。８月１日，顺利产下８斤重的佳佳。

     之后，医院的院长王顺英不断来找王，要求为她的妻子输血。“她说，‘你输个血，身体恢复会快一点。’她三番五次来动员，有好几次，我的岳父岳母都在场。其实，我妻子当时只有２８岁，身体非常好，但是想到医生总是为咱好呀，再者，不能让两个老人有想法。于是便输了血。”

    ８月４日上午，王为军交了血款。中午，医院为靳双英输血４００毫升。之后，便出院了。住院期间总共花了１２００元，血款占三分之一。

    第二年春节后，靳双英开始出现口腔溃疡，并不断发烧。刚开始，王带着妻子到附近的小诊所、小医院看，结论是“局部感染”、“有炎症”、“缺乏维生素”等等，吃了不少药，总是不见好。

    后来，又跑了乡医院、县医院，不断抽血化验，但都没有结果。

    到冬天的时候，烧已经退不下去了，什么药也不起作用。

    第三年，也就是１９９９年春节后，靳双英住进了邯郸市最好的中心医院。不断抽血、化验，依然没有结果。一个月后，医院请来北京的专家会诊。一周后，靳双英所住病房的另外两个病人突然被转到其他病房。

    不久，医生对王讲，“你妻子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以后防疫部门会来找你。”之后，便让他们出院了。

    回家后，眼看着妻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就是没有人来找。于是王便找到医院，医院让找防疫站，王又找到防疫站。

    之后，防疫站来了许多人，此时，靳双英已经不能走路了。工作人员给王一张纸条，让王到北京地坛医院去取治疗艾滋病的药。

    此时，王才知道妻子得了艾滋病。打电话给北京，对方称，病人不来没办法给你药。王打电话向防疫站求助，几天后，来了三个医生说，“人已经不行了。”当年５月１６日，靳双英死了。

    埋葬了妻子后，王为军按防疫部门的要求，带着两个孩子去检测，王与儿子均没事，女儿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又被当头打了一棒”的王为军，左右想不通，于是他像疯了一样到处跑，他要问出个所以然来，“这病是怎么得的？”

    当年６月开始，王为军便走上了上访之路。为此他发誓：“不为妻女讨回公道，决不理发”。

    披着一头长发的王为军，从县里、市里到省里，再到北京，不断上访，“不知道跑了多少趟，走了多少遍”。

    苦苦的上访有了一些结果：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底，沙河市卫生局做出了一份调查报告，称“康泰医院确实存在违规采血，但是给当事人输的血没有问题。”。拿到这份报告后，王为军来到卫生部，医政司的官员说，从这个调查看，没有相关佐证能证明医院血液是健康的。

    与此同时，南方周末等几家媒体也将王为军的遭遇进行了公开报道。

    在王为军的苦苦上访下，卫生部防疫司曾经三次发文至河北，要求认真调查，“但都没有结果”。

    ２０００年春节后，王为军再次找到卫生部，一位官员告诉王为军，“真正要讨回公道，你要走司法渠道，就是卫生部做错了，你也可以告！”

    这句话鼓励了王为军。于是，在媒体记者及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帮助下，４月１６日，王为军一纸诉状将康泰医院告上法庭，并一次性提出索赔１５３８．７７万元。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５日，王为军拿到了民事判决书，判决书部分支持了王的诉讼请求。此后，经过上诉和几次重审后，２００４年４月３０日，王为军终于拿到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这份判决维持了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３）邢民一初字第８号《判决书》是这样写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个人或单位都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靳双英在被告处住院，接受治疗，其本身并无过错。被告违反有关献血和输血的规定给靳双英输血，事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毒，被告不能证明其所输血为健康血液，又不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靳双英是通过其他途径感染的艾滋病毒，即其不能就其医疗行为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毒之间无因果关系和其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或过失提供证据，并且被告违规采血的过错是明显存在的，参照有关司法解释，对于原告合理的治疗费用和相关费用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康泰医院赔偿王为军共计３６．２万多元。

    当天，王为军来到妻子的坟头，在亡妻坟前埋掉剪下的须发。

    这位河北农民用五年时间打赢了这场官司。虽然对赔偿的金额仍有看法，但对于因输血感染艾滋的亡妻和８岁女儿，他多少有了一个交待。

    然而，执行赔偿如今又难住了王为军：到目前为止，经过法院多次执行，王仅仅拿到了１１万多元的赔偿。

    记者近日见到王为军时，他依然在找法院，在索赔的路上苦苦奔走。

    正是他如此艰难地打赢了这场官司，王为军成了河北省打赢艾滋官司第一人，也成了《河北日报》评选的“感动河北”２００４年十大人物。

    无独有偶，在王为军与康泰医院苦苦“叫板”的同时，与他有着同样遭遇的沙河市柴关乡某村农民高ＸＸ也在苦苦找康泰医院讨说法，几年下来，高ＸＸ得到一次性补偿７万元，记者得到的一份有高ＸＸ签字的《协议书》：

   

    协议书

   

    经高ＸＸ，李增春两家关于高妻女患病造成家庭困难自愿商定，由李一次性补偿救济柒万元整（７００００元），在友好的基础上并起法律效益（力），永久了结。

    李增春

    高ＸＸ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２日

   

    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的李增春，便是康泰医院院长王顺英的丈夫。

    王为军还告诉记者，与他住在同一个镇的村民高成海（化名）的妻子也死于艾滋病，高自己也是艾滋病毒携带者。高已经从康泰医院要来一些钱，至于多少，他不知道。但高成海面对记者却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说，“我得过我的日子，我得生活。”

    其实，与王为军有着同样遭遇的沙河市册井乡张沟村农民张记录，也曾经多次到康泰医院讨说法，他告诉记者，院长对他说，就你一个小张沟的，你愿意往哪告就告吧。

    为此，记者专程走访康泰医院以求证这些说法。

     在沙河市显德汪镇的马路南侧１００米处，有一个独立的大院。从它的侧门进入，记者看到，院内有一栋白磁砖贴面的三层楼，楼顶架着“康泰医院”四个大字，门庭的两边各有两块铜牌，写着“沙河市显德汪社区服务中心”以及某某学校教学医院、某某定点医院等。记者进入这栋大楼发现，上下三层足足有４０多间房，什么妇产科、内科、五官科门类齐全，还有不少的病房，来自附近村庄的一些村民有的在那里输液，有的躺在病床上。

    院长的办公室在三楼，记者虽然没有找到该院院长，但在楼道里却发现了该院的宣传广告。有一栏里关于该院院长的介绍是这样的：“王顺英，1党员，２０００年以来，先后多次受到沙河市表彰，１９９５年任该院院长，原来是显德汪矿医院妇产科主任。”

    在楼道西侧的宣传栏里，记者看到一张很大的照片，上面写着“中国医院院长大会嘉宾纪念，北京人民大会堂，２００４年６月。”

    另一个宣传栏上写着“２００４年９月，我院集体撰写的《产后出血的诊断与急救》论文，在北京全国急救医学发展高层论坛会议上交流”。

    与康泰医院打了整整五年艾滋官司的农民王为军，对这个医院了解更多，他告诉记者，康泰医院是一家私营医院，是王顺英他们个人投资，于１９９５年办起来的。

    他说，之所以好多农民不敢打康泰医院的官司，他自己也苦苦打了五年多才有结果，是因为康泰医院的背景太深了。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日《南方周末》关于王为军的一则报道称：记者几乎每到一处采访都被告知，那家民办医院很有背景，院长的妹妹是沙河市副市长，弟媳是邢台市市长。

    邢台市人民医院输了艾滋官司

    王为军打赢艾滋官司的事情，当地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患者及家属都知道了，许多人也学着王为军开始找律师、上法院了。“我们要讨回公道！”

    记者从当地媒体的报道上看到，邢台市规模最大的综合医院，也是邢台惟一的“三级甲等”医院和国家级“爱婴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也卷进了艾滋官司中，并且成了艾滋官司的输家。

    代理艾滋病家人状告该院第一案的律师陈英可，给记者提供了大量案卷与当地媒体的报道。一则２００４年８月发表于《河北法制报》的题为《威县一农民告倒医院，艾滋病亡者家属获赔３．６万元》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邢台市威县一农妇将邢台市人民医院和邢台市第二医院告上法庭，称她的丈夫（也就是本报道所述王树强）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感染了艾滋病。近日，受理此案的邢台市桥东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邢台市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各种经济损失３５９７６元。

     报道还说，威县农民王某因患肝炎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３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治疗，并于１７日进行了输血。输血前王某进行各项检查，其中ＨＩＶ呈阴性。在人民医院经过了３次输血后，王某于７月２２日又转到邢台市第二医院，并于７月２５日做了抽血检查，２８日检测显示其ＨＩＶ呈阳性，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王某于同年１０月１７日死于家中。王妻遂将两家医院起诉至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邢台市人民医院无法说明王某在该医院期间对其输血过程中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故判令邢台市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各种经济损失３５９７６元。

    该案代理律师陈英可告诉记者，此案判决后，邢台市人民医院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医院特别提出，“应当追加供血单位邢台市中心血站参与诉讼”。原因是，根据《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血站是血液制品生产、供应的法定单位。

    目前二审尚未宣判。

    无独有偶，就在记者调查邢台艾滋病问题期间，父母均死于艾滋病的邢台县某山村村民梁光明（化名），经过反复取证，也把邢台市人民医院告上了法庭，因为１９９６年这家医院曾经为他母亲输过血，今年１０月１０日，邢台市桥东区法院已经正式开庭审理此案，目前尚未宣判。

     从梁光明给记者提供的，他母亲在邢台市人民医院的病历档案上，记者看到，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７日，患者做完子宫全切手术之后的该院《手术记录》上是这样写的：“手术顺利，出血不多。术毕，安返病房，回房血压１６／１０ｋｐａ，尿管通畅，尿色清。液体输入顺利。切除之标本送病理检查。”

    当天，该院却为患者进行了输血。从当天该院的《输液记录》上，记者看到，“输血４００毫升，血型为Ｏ型，储血号４１３，供血人胡三”。

    梁光明告诉记者，他母亲住院治疗前，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也很少生病，“但出院后，老感觉到身体难受，发低烧，浑身痒，有时候把浑身上下都抓破了”。２００３年，在当地一家权威医院，其母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已到晚期。

    当年７月５日，梁的母亲在家中病逝。随后，梁的父亲也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经过国内权威医院治疗，无力回天，２００４年７月５日死于家中。

    一年时间，父母相继去世，对梁光明兄弟两个家庭来说，打击太沉重了。他的妻子对记者说：“医院想杀人就直接杀了我娘，为什么又把我爹也搭进去呢？现在我们家大大小小哪个感冒、发烧了，一家人都吓得心神不定。这是啥日子啊！”

    梁光明父母曾住过的房间里，桌椅上积满了灰尘，空气中飘荡着阵阵霉味，值得注意的是，墙上的两本挂历已经定格在其父母去世的日子。“我们没有打扫过，觉得父母死得冤枉，所以保存原状”。

    “说实话，我们村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我父母得什么病去世的，但没有人跟我们说破，不过跟我们来往的人少了很多，平常关系比较好的人也很少来往”。

    梁光明说：“我们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感染上艾滋病，肯定是输血感染的，而献血人胡三，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梁光明兄弟一直没能弄明白，胡三到底是谁？他还有没有把血卖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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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德汪医院的官司与“打砸抢劫”事件

    ——邢台艾滋病真相之五

    ■本报记者 王克勤

    自称为“燕赵大地一颗璀璨明珠”的显德汪煤矿，位于沙河市显德汪镇，这个年产１３０万吨煤炭的煤矿，在这个区域建立了一家比康泰医院规模更大的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该院距康泰医院仅数百米之远，与康泰医院并列成为记者调查发现的这个“艾滋病高发区”的两大医院。

    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也因艾滋病纠纷被推上法庭，成为艾滋病官司的输家。

    代理艾滋病家人状告该院第一案的律师甄一峰，给记者提供了大量案卷与当地媒体的报道。记者按照甄一峰律师提供的地址先后两次上门访问，均未见到当事人，有村民告诉记者，“女人已经死了，男人还有病。”

    根据律师提供的综合情况与对村民的访问，记者了解到：

    ４９岁的农民贾学府（化名）是沙河市册井乡贾沟村人，１９７９年，娶妻王玉颖（化名），开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

    但１９９５年，不幸突然降临到这个殷实美满的家庭。

    这年年底，王玉颖因子宫肌瘤在显德汪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为此输了４００毫升的血，前后住院一个来月。

    出院以后，王玉颖就感觉身体像永远恢复不好似的，总是浑身没劲儿，发烧不退，过去勤快利落的人，现在什么都懒得动，脸色也不好看。

    到医院一看，说是得了黄疸型肝炎，后来虽然黄疸型肝炎好了，但还是感觉乏力，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２００２年，王玉颖到沙河市二十冶医院检查，又查出丙肝抗体呈阳性。

    医生说，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的，问她是不是输过血，并暗示贾学府，如果他妻子丙肝久治无效，低烧不退，可能和另一个病人一样得了艾滋病，所说的“另一个病人”，是在显德汪医院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的一个人。

    但夫妻俩并没有相信医生的暗示。

    贾学府继续给妻子治疗，光在邢台市人民医院就住院三次，前后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借债十几万。

    结果，王玉颖的病始终没有见好。

    王玉颖的弟弟在沙河市当老师，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他对贾学府说：“我姐过去输过血，你还是带她去防疫站查查血吧，统统查一遍。”

    检查的结果，妻子王玉颖ＨＩＶ检测呈阳性。

    １０月１３日，河北省艾滋病防治中心确诊，王玉颖患艾滋病，其丈夫已感染艾滋病毒。三个孩子没事。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２日，《燕赵都市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律援助，牵手艾滋病患者》的报道写道：

    于是，在律师的帮助下，他们将显德汪医院告上法庭。虽然他们当时在这个医院住院时没有留下任何直接证据，但是代理律师为他们调查取得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７日、５月２５日，邢台市桥西区法院中兴路法庭两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被告方显德汪医院几乎没有证据来说明其自身的医疗行为没有过错。最后，在法庭的支持下，双方同意达成调解协议。

    ２００４年７月５日，邢台市桥西区法院下达《民事调解书》，要求“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叁拾万元整（３０００００元）。案件受理费１０６３０元，其他诉讼费１８５８元由被告承担。”

    ３０万，毕竟是自己讨回的公道，但面对这用生命换来的巨款，贾学府心中凄苦依然。他对代理律师说：“我们一家对你都感恩戴德，但给我拉一火车钱，我也不愿意成今天的样子。”

    贾学府说，在他们那儿，有病大多去显德汪看，因此，输血得病的不止他一家。他向记者数了数，某村谁，某村谁，都得了类似的病，都在显德汪输过血，有的已经死了。

    就在他打完这场官司后，邑城的一个人还找到他家，说他的妹妹也曾在一个医院输过血，得了类似的病，问他怎么打官司。

    因艾滋病失去妻子的贾学府，痛苦并没有结束，他还在苦苦地支撑着自己已经被判了“死刑”的生命。然而近日，显德汪医院的上级单位——邢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却在一份文件中称他们是被贾学府“讹诈”了。

     这个正式的文件是这样写的：“刘显红（另一个艾滋病人，下文将有详细记述——记者注）之所以提起所谓的病因与显德汪医院有关的诉讼要求，不排除把国有企业作为唐僧肉、吃大户的因素。也与２００４年７月艾滋病人贾学府讹诈邢台矿集团总医院有关，当时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为息事宁人，迫于压力，接受市桥西区法院主持的调解，以赔偿３８万元而告终。这一事件起到了很坏的负面诱导作用。”

    贾学府的事情还没有终结，这个输了艾滋官司的显德汪医院却又惹上另一桩艾滋官司，而且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于７月７日正式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宣判。

    显德汪医院上演艾滋病人“打砸抢劫”事件

    就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８日，显德汪医院里却又上演了一场被邢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称为“艾滋病人来医院进行‘打砸抢劫’”的事件。

    １１月１０日，被打受伤的艾滋病人刘显红，带着自己年仅８岁、同样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儿子，随着其他几位受伤的亲人，专程前往北京，到公安部申冤，刘的丈夫、公公、婆婆目前均受伤住院，尤其是第一个挨打的公公，被打得腿、胳膊、肋骨四处骨折。

     刘显红向记者展示了一张两米多长的横幅，上面除了许多她受伤亲人的照片外，写着这样一些大字：“艾滋病人泣血向矿医院讨说法，遇邢台矿务局显德汪矿毒手”。记者还看到，每张照片上都有说明，照片说明是这样写的：“被打的患者”、“被打昏的患者亲属”、 “患者父亲被打，左臂左腿肋骨骨折”、“患者丈夫被打成重伤”、“患者母亲被打昏在地上”、“腰部被打伤的亲属”、“患者弟弟耳部被打致残”、“打折的镐把和血迹”、“矿医院围观人群”等等。

    艾滋病人刘显红给记者一封状纸，上面是这样写的：

   

    我叫刘显红，女，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０日出生，原籍陕西省紫阳县，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８日与邢台沙河辛庄村朱现平结婚并定居在沙河市辛庄村。

     我们原本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邢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来辛庄村普查，我被检查确定为爱滋病病毒携带者。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一个和睦的家庭转眼之间失去了往日的幸福和温馨。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８岁的儿子也在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２日被检查确定为爱滋病毒携带者。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遇到这样的事情如同晴天霹雳，让人多害怕、多伤心！伤痛悲愤之余，想想近１０年来的生活情况，我们家都是非常本分的老百姓，从未有过任何不良行为，我们夫妻从未出外打过工，我的丈夫现在检查没有感染。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８岁的儿子，尚年幼，怎么可能被感染爱滋病呢？经咨询邢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他们分析：我们母子被感染艾滋病病毒只能是我输血，然后通过母婴方式传给儿子。现实中，我这一生惟一的输血，就是生育女儿（１９９５年）之后在显德汪煤矿医院住院输过血，当时动员我输血的医生也承认给我输的血是非法的自采血。

    开始我们怎么也不相信这样的事实，我公公、婆婆多次去显德汪医院，找到当时给我接生和输血的主治医师白申庭医生（现为显德汪医院妇产科主任）。白申庭医生承认当年给我输的血是医院违反国家规定私自采的血，且未作任何检测。另外，她也承认当时在那一时期的输血患者中，有许多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我们对白申庭医生的谈话做了录音。

    我们老百姓相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的天下，应该有讲理的地方，我们老百姓也相信国家的法律。我们在２００５年７月份采取诉讼的方式向邢台市人民法院提出民事侵权诉讼。

    在邢台市中级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显德汪医院竟然多次威胁白申庭，不让她出庭作证，更不让白申庭说实话，致使案件的审理无法正常进行。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为了在有限的生命里，给自己和孩子讨个说法，使更多像我一样的人避免伤害，我与我的丈夫被迫无奈到显德汪医院找院长马振兴商量怎么解决问题。医院的院长和医生始终不与我们谈怎么解决问题。从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去医院找他们，他们都躲着不见。１０月１７日，我从早晨在医院等到下午４点，医院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安慰的话，我当时感到在这个世界怎么这样让人伤心，想想我自己，美好的家、美好的一切都毁在这些狼心狗肺的医生手里，年纪轻轻的天天面对这样悲惨的现实。尤其是想想我那无辜、可爱、可怜的儿子，我气得实在受不了，我用医院的墩布把医院的玻璃打坏了十几块，希望医院能有人出来给我一个说法，我们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两条人命就毁在医院的一个违法的自采血！

    孰料在共产党执政的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老百姓眼中是保护人民的公安干警为了几个令人作呕的铜锈，在众多群众围观的眼皮之下发生了令人震撼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公安干警参与的针对我们手无寸铁老百姓的血腥暴力。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８日上午，我们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我和我的丈夫、公公、婆婆、弟弟、妹妹到医院静坐，要求医院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在上午１０点多的时候，我们当地的显德汪煤矿派出所一姓邢（邢振峰）民警带着３０多人，统一穿着崭新的警服，戴着钢盔，人人手持棍棒、镐把，冲入医院院内，不由分说冲着坐在医院当院的我和亲属进行疯狂的暴打，瞬间，我那６０多岁的公公、婆婆及亲属都被打到在地。当时，血流遍地，惨不忍睹，当时围观的群众非常多，有一个摄影师把当时被袭击后的血腥场面拍了下来。（如果）这些打人的人是歹徒，我们毫无怨言！就是医院的工作人员，我们也能接受！关键是我们年轻力壮的民警，一边打一边喊：“使劲打，往死里打，领导说了，有矿上担着，打死没事”。

    这群跟暴徒一样的民警，对我和亲友进行了长达３０余分钟的血腥暴力后，在众多围观群众的高声谴责声中离开现场，后来我知道，有十几个围观的群众向邢台市的、沙河市的公安局１１０打电话，而且还有十几个群众给报社打电话。当时，《燕赵都市报》的记者来到现场，给河北省委发了内部参考。

    在围观群众的搀扶下，我这个艾滋病毒感染者有幸没有被打到，我向离事发地点仅５０米的显德汪派出所报警、报案，求他们到现场看看，救救我们老百姓，他们谁也不出警！没有一个人理我们。我们自己打电话向沙河公安局报警，他们说我们被打的地方归邢台市管理，我们又向邢台市的１１０报警，下午四点多从邢台市来了几个民警，其中有一个是公安局的局长，我就抱着他的腿，求他救救我们！我们后来的亲戚有２０多个都给他跪在地上，求他：我们老百姓被打了，您去５０米外的打人现场看看。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局长才到了打人的现场，这个时候离发生残暴袭击已经有６个多小时。

    这个局长到了现场以后，他看到当时一片狼籍的场面，一直不停地摇头，说：‘你们这是干什么？马上先抢救人。我们的家属听到这些话都感动得落泪了！看到到处是血的院子，跟着去的民警都低下了头。

     当时的场面，因为是老弱病残被打伤、打晕的人都躺在地上起不来，我们用自己买的纱布简单地裹住了伤口，这样现场遍地是血。当时打人打折的棍棒扔得满地！我的公公被打折了腿、腰椎骨折，打折了肋骨；我的婆婆脑袋被打伤，腿被打得不能走路；我的丈夫被打得颅骨骨折，我的弟弟被打得右耳穿孔；我的妹妹被打得手指不能伸曲等等，我由于感染艾滋病毒被打得最轻，全身被棍棒打得遍体鳞伤。在这种情况下，是我们自己的亲戚从百里外叫来救护车，把受伤最重的６个亲戚送到沙河中医院救治。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日，在没有人管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到邢台市市委上告，接待我们的信访局长把当时到现场的公安局长叫到市委，当着我们的面情绪非常激动说：“出现这样严重的事件为什么不向市委报告？当时就决定成立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而且，要求先给我们治病。

    从案发到现在已过去一个月了，打人的凶手没有一个人落网。我们找到派出所的所长，他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此事负责，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们只有向上级反映了！

     我作为一个母亲，本来到我们国家的医院生孩子，医生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就给我输了没有检测的违法的自采血液，让我和我８岁的儿子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可以说我们身心疲惫！！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已达到了极点！！！万万没有想到，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竟连累了我十几位亲属惨遭毒打袭击。让我更难接受的是，袭击我们的歹徒竟然是应该保护我们老百姓的民警。我一个老百姓没有能力给民警钱，只有被污染的热血。可是，无论有钱的煤矿给你们警察多少好处，你们警察应该知道你们头上顶着的是共和国的国徽，不应该为了钱来袭击无辜的老百姓，我真特别痛心！假如我们在做违法的事情，假如我们是去医院闹事，我们在医院去静坐，去要求我们受到伤害的说法，这一个个没有人性的民警在我们悲伤的伤口上，又给我们撒了一把盐，我特别难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这些日子我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我总是在梦中被吓醒。我已经被无辜地感染了艾滋病毒，就是好好活着也没有多长时间，我原本想在我即将失去生命的时候，给我现在天真烂漫的女儿留下她能活命的一点要求，我万万没有想到是我们的“人民警察”撕碎了我和我们全家的生活！！！我虽是柔弱的女子，我也想和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同归于尽！使他们得到应有的下场。我的亲属、朋友也有在公安部门工作的，他们劝说我应该相信国家的法律，我最后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公安部向各位领导求救，请各位领导给我最后的希望和信心，依法维护我和我亲属的合法权益！

   

    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显德汪医院上级单位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常重视，第二天便向邢台市委做出了正式的书面报告，这个标题为“关于艾滋病患者刘显红聚众打砸抢劫显德汪矿医院，群体殴打致使六名工作人员受伤的紧急报告”是这样介绍的：

   

    ２００５年９月７日以来，沙河市刘石岗乡辛庄村艾滋病患者刘显红?女，３１岁　及其亲属以其感染艾滋病与显德汪矿医院有关为由，多次纠集数十人至两百余人到显德汪矿医院和邢矿集团总医院滋事。１０月１７日和１８日，３０多名滋事者两次到显德汪矿医院打砸抢劫，致使６名工作人员（其中１名医院医生，５名矿保卫科员工）受伤（其中重伤２名），且事态呈扩大升级之势，严重影响了显德汪矿医院和矿务局总医院的正常工作和医疗救护秩序。目前，显德汪矿医院门诊已处于完全瘫痪状态，病区处于半瘫痪状态。因此，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将会影响显德汪矿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２００５年初，在沙河市对艾滋病调查中被诊断为艾滋病患者的刘显红，以其感染艾滋病与显德汪矿医院有关为由，于２００５年７月向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１２０万元。刘显红称其艾滋病是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６日在显德汪矿医院妇产科生孩子住院输血造成的。２００５年９月７日，市中院民一庭第一次开庭审理，因没有刘显红曾在显德汪矿医院输血的证据而休庭。庭审前，刘显红多次聚众胁迫显德汪矿医院院长马振兴和妇产科医生白申庭出具曾在显德汪矿医院输血的证据，致使庭审后多次聚众滋事行为的发生。

    １０月１７日，刘显红与其丈夫朱现平等３０多人围堵医院，打砸门诊住院部、妇产科及医院办公室的门窗及办公用品，封堵药房、收费等窗口，迫使医院停止诊疗工作。１０月１８日，事态进一步升级，门诊收费处三台微机被砸烂，数万元收费现金被抢，正在岗位工作的医务人员遭殴打，一名医生、五名保卫科员工受伤，其中两名保卫科员工为重伤，现正在邢矿集团总医院抢救。

    对于艾滋病患者刘显红和显德汪医院所谓的医疗纠纷事件，邢台市公安局、矿山分局及派出所做了大量的工作，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根据１０月１７日、１８日的滋事行为，完全可以按群殴事件定论，但因犯罪嫌疑人为艾滋病患者，在全国尚属首例，无法对其采限?取　有效的强制措施，而且刘显红对打砸抢劫、打伤人员大包大揽，致使传唤取证工作极为困难。

    二、原因

    刘显红在诉状中自称：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６日凌晨３点从家中出发，至６时许在显德汪矿医院生一女婴。显德汪矿医院经反复核查，没有住院记录，包括住院收据存根、病历在内的任何资料，也没有输血的问题。刘显红向法庭提供证据也仅仅是当日值班医生白申庭在其准生证上的签字记录。

    刘显红之所以提起所谓的病因与显德汪医院有关的诉讼要求，不排除把国有企业作为唐僧肉、吃大户的因素。也与２００４年７月艾滋病人贾学府（化名，见前文——记者注）讹诈邢台矿集团总医院有关，当时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为息事宁人，迫于压力，接受市桥西区法院主持的调解，以赔偿３８万元而告终。这一事件起到了很坏的负面诱导作用。

    三、建议

    艾滋病患者刘显红及其亲属多次扬言要扩大事端，越级群体上访，借助于媒体进行曝光。刘显红本人及亲属还手持盛有血色液体的注射器，威胁医院领导及工作人员，甚至威胁前去劝阻和维持秩序的警务人员。为此，建议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此事，协调沙河市委、市政府和邢台市公安、卫生等有关部门，采取断然措施，尽快妥善处理解决此事。

   

    不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邢台的一些医院，会不会再次上演类似的艾滋病人“打砸抢劫”事件呢？

    “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共同的情况，即‘治病——输血——被发现感染艾滋病’，如果政府对此不狠下决心认真彻查，这样的‘打砸抢劫’事件还会发生！”陈英可律师非常痛心地对记者说。

    李黔冀对记者说“邢台艾滋病人至少有２００多人。”

    是不是呢？

     记者看到，去年８月，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报道是这样说的：２００３年年初，邢台市辖的沙河市被卫生部确定为全国首批５１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之一，在邢台市卫生局的几份汇报文件中，记者得知：河北省１９８９年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出自邢台市，而到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邢台市已发现６３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疫情涉及８个县市区，仅２００３年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２０例，疫情呈明显上升趋势。而在记者看到的几份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报告中，这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无一例外都曾因病在医院输过血。而报告中也无一例外注明，医院用来输血的血源不详。

    那么，邢台的艾滋病与血液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邢台的血液管理是不是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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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et.com.cn/20051130/FOCUS/2005113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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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艾滋病真相之九

    ■本报记者 王克勤

    隐患之一：“邢台的人们还蒙在鼓里！”

    记者连续三次深入邢台调查采访，其间，除了接触大量的艾滋病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及其家属以外，还接触了机关、学校、商场等许多的邢台人，当记者问及邢台艾滋病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一脸茫然。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难以置信：邢台，他们的身边，怎么会有艾滋病呢？

    记者采访过一位邢台某医院的副院长，这位副院长痛心地告诉记者：“邢台有艾滋病的事实再也不能捂下去了，不说其它人群，单就目前的邢台各医疗单位的医护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防护意识的前提下，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感染者。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隐患之二：艾滋患者救助状况令人担忧

     记者所看到的艾滋病家庭，几乎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许多家庭由于不明不白地治病，花去了不少冤枉钱，致使债台高筑。由于家庭收入微薄，本来患病的身体，营养严重不良，贫困又在加剧艾滋病患者死亡的速度。一方面是物质上的贫困在折磨着他们身体；另一方面，精神上的贫困在推残着他们的心灵。

    由于身患艾滋病，许多人失去了朋友、亲戚，更多人成了孤家寡人，记者看到，不少艾滋病患者及家属精神几近崩溃。

    “你是第一个来看望我们的人！”好多艾滋病人及他们的家属对记者说。

   

    隐患之三：对艾滋病及其患者的防疫措施不到位

    好多艾滋病人在被确诊之后，便回家等死。从此，再没有任何卫生防疫及医疗机构向他们提供最基本的人道救助和治疗。

   

    隐患之四：个别艾滋患者开始“报复社会”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接触到最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在１９９９年就已经确认感染艾滋病的高某，至今，已经换了四任妻子。

    无独有偶，在沙河市柴关乡某村，一位感染者的母亲告诉记者，感染者的妻子死后，作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他又娶了一个妻子。老太太悄悄地告诉记者：“全家人都知道，就他的妻子不知道，都瞒着她呢。”

     记者在北京的采访过程中，遇到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是个只有２３岁的女孩子，高高的个子，白白静静的，非常漂亮。她告诉记者，她曾想报复社会，想让更多的人像她一样受尽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折磨和摧残。她说：“我是无辜的，一次外伤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我曾经两次自杀，都被家人救活。”现如今她自己漂流到北京，“希望死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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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国污血案

    曾经把前总理推上法庭的“法国污血案”，是一起震惊世界的因输血造成的艾滋病群体性杀人事件。

    早在１９８３年，法国卫生化验室主任已向卫生部总局长报告：捐献的血中染有艾滋病毒。然而有关单位为了赚钱，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解决，反而对此守口如瓶。

    １９８５年２月，美国可以检测艾滋病毒的血液检测系统被推荐给法国血液化验室，但在５月份由前总理的顾问主持的有关部门会议却决定推迟使用这个检测系统，直到８月才开始实施检测。同年６月，全国输血委员会决定停用未经消毒的血液制品。

    令人费解的是，这项决定不是立即生效，而是从当年１０月１日才开始实行?

     结果，１９８５年３月至９月，有１２００名血友病患者因使用全国输血中心被感染的污血而染上艾滋病，其中３００人已经死亡，还有４０万人染上肝炎?更有甚者，直到这年１１月，法国梅里厄研究院仍往欧洲、北非、中东和南美的一些国家出口未经检验、消毒的血液制品，１９８５年共出口９０００瓶。这家研究院出口时持有的竟是法国卫生部当年发给他们的出口许可证?

    丑闻披露后，舆论哗然。受害者要求赔偿，政府却拖延不办。

    １９８８年１月，法国血友病患者协会负责人勒鲁提出，给因输血而受感染的血友病患者和艾滋病患者支付赔偿金，但未等到政府的肯定答复他就病逝了。１９８９年３月，协会的新任主席在报上对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以赔偿就要控告政府。数月之后，政府才决定给受害者建立“救助基金”。

    此案发生７年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法庭才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３日对此案做出判决。案件主犯、输血中心主任加雷塔被判四年徒刑和５０万法郎的罚款；判另一名医生阿兰四年徒刑，缓期两年；判原卫生部总局长雅克·鲁克斯四年徒刑，缓期执行。受害者方面，按受害程度，他们仅仅获３０万、１０万、１万或５０００法郎的赔偿。宣判结果一公布立即引起广泛的谴责。在法庭上一位受害者的母亲悲愤地喊道：“一个孩子的生命仅值５０００法郎，天理难容?”有人高呼：“国家是杀人犯，法庭是同谋 ?”一些人则表示要继续斗争。在法庭外，预防艾滋病协会的会员躺在大街上示威……

    血浆事件在法国各界引起巨大反响，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１９９９年２月９日，前总理法比尤斯，前社会事务部长杜福瓦夫人，前卫生部国务秘书埃尔维被以非故意杀人罪推上被告席。最终宣判结果是：前总理法比尤斯和社会事务部长杜福瓦被无罪释放，前卫生部国务秘书埃尔维被认定有罪，但免于刑事追究。

    二、日本污血案

     在日本，因在１９８０年代出售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制品而造成输血者感染艾滋病，一家日本医药公司的三名行政人员在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４日被判入狱。这起曾在日本造成轰动的污血丑闻，使得当时约１８００名血友症患者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艾滋病，其中估计约有５００人现已死亡。但三名罪犯被判入狱的时间都很短，最长的刑期仅有两年。

    这家名为“绿色十字”的日本医药公司在１９８０年代经营进口血液制品。尽管当时已经知道未经处理的血液制品很可能带有ＨＩＶ病毒使患者感染艾滋病，而且日本政府也已宣布了加热处理的安全措施，但这家公司却出于经济利益而拒绝执行上述规定。当时的公司总裁害怕库存的血液被处理后公司赔钱，于是在１９８５年３月同意出售这批进口血液，而且在１９８６年公司开始出售经过处理的血液时，没有对已经售出的污血回收，这直接给患者造成难以挽回的危害。

    这三名公司的主要行政人员在１９９７年即被起诉，但官司一拖再拖，最终在２０００年才被宣判。当时的公司总裁目前已经７９岁，其余两人也分别７２岁和６９岁了。在这期间“绿色十字”公司已累计向患者赔偿了约２亿多美元。同时受到控告的还包括其它５家日本医药公司和日本政府。人们普遍对日本医药行业和公共卫生部门感到愤怒不已，认为他们缺乏对血液制品的有效管理，才最终酿成了这样的惨剧。而受害者的家属对三名罪犯被判如此之短的刑期也感到非常失望。

    三、加拿大污血案

    １９８０年代，成千上万的加拿大人因输血而感染上艾滋病和丙型肝炎，被认为是加拿大医疗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医疗卫生灾难。据加拿大血友病学会透露，大约有１１００加拿大人因输入了污血而感染上艾滋病毒，另有１万至２万人因污血感染而患上丙型肝炎。迄今，虽然已死亡的受害者尚没有确切的数目，但知情者估计，死者不在少数。

    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加拿大有关机构曾为此案举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听证。未直接对具体人提出指控，但建议政府向受到危害的至少１２０００名加拿大人提供赔偿。有报道说，１９９８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和有关省政府批准了一项高达１１亿加元?约合７亿美元　的赔偿计划，但赔偿对象不包括１９８６年以前遭感染者。

    与此同时，加拿大皇家骑警也收到一些投诉，指控污血事件涉及刑事犯罪，呼吁警方介入。于是，在１９９７年，皇家骑警就对此立案展开调查。

     被告的４个医生是：佩罗特医生，６６岁，前红十字会输血部门主任，被控未对可能患有艾滋病的捐血者进行检查；渥太华７５岁的弗雷兹，前联邦政府卫生保健部门生物制品局主任；鲍彻医生，６２岁，前卫生保健部门生物制品局血制品处负责人；罗德尔医生，７０岁，曾任美国阿穆尔制药公司副总裁，被控未向卫生部汇报血液产品的安全问题。被告加拿大红十字会被控６项危害公众安全罪。

    　加拿大皇家骑警在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经过５年的调查，加拿大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２０多年前大规模污血感染事件终于有了结论。警方污血案调查小组以刑事疏忽罪、危害公众安全罪、未及时依据食品及药物法发布通告罪等将４名医生、加拿大红十字会和一家美国药厂告上法庭，为成千上万的受害者讨个说法。

    四、中国内蒙古清水河县非法采血案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０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卫生防疫站接到内蒙古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疫情报告：在该院住院治疗的清水河县西岔村农民陈玉莲被查出患有艾滋病。

     经询问，陈玉莲无吸毒史和婚外性行为，输血感染艾滋病因此成为最大的可能。防疫人员查实，陈宝莲曾于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０日在清水河县医院进行宫外孕手术，共输血１２００毫升。２００２年９月，她还曾出现咽痛、发热等症状，一年中体重下降了２０余斤。防疫人员随后发现，陈玉莲两次采血的血源分别来自孙某和林峰。孙某是本地人，采集孙的血液标本检测ＨＩＶ抗体为阴性。孙的嫌疑被排除。而林峰已于２０００年离开了清水河县，不知踪迹。公安部门查询得知，４７岁的林峰来自河北丰宁县，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在清水河县居住，以向县医院卖血为生。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０日，林峰在清水河县医院第一次供血，２０００年８月８日最后一次供血，先后与２８名患者做过交叉配血实验，１３名患者接受过其供血。进一步追查的结果是：这１３名接受林峰供血的患者除两人在手术后不久就已死亡外，其余１１人的ＨＩＶ抗体均为阳性。更令人震惊的是，二代感染现象也已经出现：其中两名患者的家人经夫妻性传播已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１日，呼市卫生部门认定清水河医院对自愿卖血者在未做梅毒、艾滋病化验的情况下，采用其供血，属于非法采血。截至目前，该县已送检在清水河县医院的供血者、受血者及密切接触者等高危人群的血液标本１６２份，发现１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２人已死亡，３人经夫妻性生活致使配偶感染艾滋病病毒。幸存的１４名感染者中，７人已发病，相关流行病学调查还在继续。

    清水河县医院重大医疗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卫生部部长吴仪高度关注并做出指示：要一查到底。

    ６月，有关部门依法立案侦查，清水河县７名相关责任人涉嫌“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玩忽职守罪”被取保候审。

    ２００５年初，清水河县原卫生局局长李占平、副局长杨飞，被清水河县法院一审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５年和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４年；清水河县医院原检验科主任尹智芳涉嫌“非法采集供应血液罪”，已被移交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清水河县医院原院长王晓林、副院长张俊、医务科长李秀英、总护士长刘永平４人解除取保候审；原县委副书记、县长去俊义被党内警告处分；原分管副县长胡文明受行政降级处分。

    ■资料之二

    全球艾滋病流行现状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最新统计的数字显示：估计全球共有ＨＩＶ感染者３９４０万人（３５９０至４４３０万）；２００４年当年，全球估计有４９０万（４３０－６４０万）新感染者，３１０万（２８０－３５０万）人死于艾滋病；２００４年，每天估计有１４０００人新感染ＨＩＶ，其中９５％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一半左右的新感染病例发生在１５－２４岁年轻人

    亚洲艾滋病流行情况

    《２００４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情况报告》称，亚洲地区艾滋病感染人数增长最快，２００３年全球新增的５００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有约１００多万在亚洲；２００３年全球死于艾滋病的２９０万人当中，有５０万人在亚洲；印度成为仅次于南非的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艾滋病流行现状

    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数量在亚洲占第２位，在世界占第１４位；截止到２００４年９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８９０６７例，其中艾滋病病例２０７８６例，累计死亡报告５０２４例；估计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为８４万?其中艾滋病病人约８万。

     中国累计报告的ＨＩＶ感染者按性别人数比为（１９８５－２００４年９月）：男性７０．２％，女性２９．２％，０．６％不详；中国累计报告的ＨＩＶ感染者按年龄人数比为（１９８５—２００４年９月）：小于２０岁５．３％，２０—２９岁３４．７％，３０—３９岁３４．６％，４０—４９岁１５．６％，大于５０岁７．９％，不详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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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邢台艾滋病真相的思考

    ■崔克亮

    潘多拉的魔盒如今在河北邢台被打开了：

    在邢台，已经发现的艾滋患儿至少有２０多人，艾滋病毒携带者至少有２００多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累计访问到的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毒感染者总共３４人，其中已经死亡１４人，许多死者的坟墓上依然培着新土。

     河北省卫生厅有关人士介绍：“自１９８９年我省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１９９５年在有偿供血人员中发现艾滋病局部流行以来，艾滋病在我省的流行经过了传入阶段、局部流行阶段和快速增长阶段。据悉，我省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感染时间集中，主要是在１９９５年前后通过有偿采供血感染，占感染者总数的近８０％。但从总体上看，我省艾滋病还处于低流行状态，只是局部艾滋病感染者高度集中的地区，经过较长时间的潜伏期，其发病高峰正在到来。我省１９９５年前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已经进入了发病和死亡高峰，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集中死亡现象。”

    看着记者笔下的一个个如蓓蕾初绽的儿童，可能来不及播放花季的芬芳，来不及展示夏叶的绚烂，就要将人生永远定格在他们生命的春天，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不能不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

    众所周知，在古希腊神话中，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正是普罗米修斯美艳绝伦的妻子本人。那么，肆虐于河北邢台的这只潘多拉之盒究竟是谁打开的呢？

     是这些患者自己吗？可是，艾滋患儿甜甜的父亲张记录说：“我家在远离城市的小山村。艾滋病传播主要有三个途径，性、血液、母婴，已经确诊我没有这个病，从小生长在山沟的妻子没有可能接触到有这个病的人。妻子的作风与为人在村里是人人称道的。惟一的原因就是血液，她这一辈子就输过一次血，生孩子时输了血！医院便把艾滋病输给了她，吃娘奶长大的甜甜也便被害了！”

    是的，无论邢台官方有无解释，众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则认为“都是输血害了命”，因为，众多艾滋病人的患病过程有个共同特点：到医院看病——医院动员输血——发现感染艾滋病。

    那么，邢台的艾滋病与血液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邢台的血液管理是不是存在问题？血站、医院、政府职能部门是不是在隐瞒真相并推卸相关责任？它们分别应该负什么责任？

    记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调查资料。读者据此应该可以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现在，我们期望，有关部门能够提供更加全面的情况，给公众一个更加明晰的判断，给那些已经冤死的和即将冤死的生命一个清楚的交待。

    我们还关注：潘多拉之盒为什么会被打开？如何从根本上保障潘多拉之盒永远不被打开？

    我们认为，立法滞后是邢台潘多拉之盒被打开的第一个原因。

     我国保障血液安全的法制建设始于１９８４年，早期着重于对进口血液制品的检验管理。从１９８７年起，卫生部颁布了《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法规，规定血液和血液制品必须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监测。但这些法规及相关法律都没有规定违法责任、罚则，或规定得不够具体。直到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起生效的《刑法》，在第３３３条、第３３４条中对血液领域的犯罪作出了明确的刑事处罚规定。此后，自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０日起实施的《血液制品管理条例》、自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及《血站管理办法》才先后对罚则作出规定。尽管我国现在在保障血液安全方面的立法和政策尚属完善，但对因输血造成感染者的赔偿却依然缺乏详尽的法规、政策依据。而笔者注意到，邢台大量的违法采血和输血案例却都发生在１９９７年以前。缺乏法律强有力的威慑，这可能是当时私采乱输大肆泛滥的根源之一吧。

    有关医院、血站有法不依，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在采取措施打击非法采集和出售血液方面态度不坚决，惩治力度不足，致使这类违法活动在部分地区十分猖獗，应该是邢台潘多拉之盒被打开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关于血液安全管理方面的立法虽然较为滞后，但绝非无法可依。但由于供血者（及血头）与血站之间、供血者（及血头）与医院之间、管理者与医院、血站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关系，使得国家法律徒然成为他们眼中可有可无的‘白条’。这种利益可以是显性的经济利益，也可以是能使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仕途、“政绩”和官场门面等等“长线利益”。这种纽结的利益关系可以从他们闪闪烁烁、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姿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难怪虽然有卫生部、省政府的三令五申，而他们依然我行我素。

    有人早就说过，中国其实不缺法律，缺的是对法律严格的执行，如果中国现有的法律能真正落实一半以上，中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面貌。从某种角度看，此话确实不无道理。“法律白条”正是中国法律公信力锐减的根本原因。而法律恰恰是一种要给人们提供最稳定预期的东西，法律恰恰是一个国家中最不能被打“白条”的东西。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能给这个国家的公民提供对未来生活的最稳定预期，那还能指望用什么来提供呢？

    对引致血液传输不安全的惩戒条款如今都白纸黑字写在中国的多部法律法规中，但愿这些白纸黑字不要再变为一张张“白条”！这也是避免潘多拉之盒屡被打开的最有力保障。

http://www.cet.com.cn/20051130/CAIJING/200511301.htm

esmeirasUID：202885

惨啊...........

晨曦UID：177893

kelly_liUID：131944

听说 在贫困山区 有的人就靠卖血为生阿！！！时刻生活在死亡的边缘 真可怜 却有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