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 我的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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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经验(2006-12-05 08:57:26)   李欧梵
我在哈佛任教，前后总共十年(1994～2004年)，是我在美三十多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站。在此之前，我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0～1994年)、芝加哥大学(1982～1990年)、印第安那大学(1976～1982年)、普林斯顿大学(1972～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1970～1972年)和达特茅斯学院(1969～1970年)教过书。前后换了六所学校，连我自己回想起来也很吃惊。
最后回到母校任教的机缘，我曾在《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谈过，主要是靠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对我在学术上的照顾。当年我和他素不相识，却因鲁迅研究结了缘，那时他是哈佛东亚语文学系的主任，极力争取一个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的职位，后来千方百计才从台大请来王德威，但德威做了三年就另谋高就，去了哥伦比亚(现在时隔十五年他又回哈佛再接我的位子，非但名至荣归，还顺理成章)。韩南和接任系主任的杜维明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请我到哈佛来任教。事后我才知道，哈佛请资深教授的办法和他校不同，先由系方遴选教学的经验第二部在哈佛教学的日子推荐，再报到校方，由文理学院院长亲自写信给同行学者评审，再把系方的候选人和其他四五位学者列在一起请行家比较，换言之，候选人必须在这个名单中脱颖而出，得到所有校外学者的支持。然后，再由哈佛校长亲自召集一个由校外学者和校内院长组成的特别小组，“开庭审讯”——我用这个字眼绝非故意耸人听闻，而是确实如此，出庭作证的是系里的全体教授，而小组成员的态度是有意的考核，盘问候选人的资格和学术成就，由系里各教授为不在场的候选人答辩。这种方式，可谓哈佛的传统，费时费事，我听后不觉出了一身冷汗，自己如何可以过得了关？
事后思之，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我的教学经验：前后在六个学校任教，认识的同行学者多了，别人为我写信当然水到渠成。然而所谓“同行”，其实人并不多：在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在当年屈指可数，除了龙头夏志清教授外(他当然也为我写了不少封信，我至今铭感万分)，其他的我这一辈人大多半途出家，以前多是学古典文学或历史。蜀中无大将，而当时的现代文学领域实在有待开拓，因此我和刘绍铭等少数人成了拓荒先锋。在印第安那大学期间，我和同事罗郁正、欧阳祯，并连同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共同组成印大出版社“中国文学翻译系列”的编委小组，以现代文学为主，后又出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系列，前后总共出版了二三十本书，成绩可观，我当然以主持人之一的身份获益。而我的学术成就，除此之外，就是靠两本书：改编自博士论文的《浪漫的一代》(1973年）和《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1987年)。
我自己知道，半途出家——由历史转到文学——看似顺理成章，然而在美国隔行如隔山的学术专业领域，我必须重新“再学习”(retooling)。在印第安那大学的六年，地利人和，使我得到不少教学的经验。我也曾在另一本书中提过：印第安那大学是我当时学术生涯中的“绿洲”。被普林斯顿解雇后，茫茫学海无所适从，好不容易找到印第安那大学的教职，而且继承的又是柳无忌教授的位置，何敢贸然从事？所以一边教学一边自己恶补。当时教的课程，除了现代文学外还有古典小说和历史，历史没有问题，但主要的还是古典小说，因此须花大量精力，从唐传奇一直读到晚清小说。由于张罗出版的事宜，我对当代台湾和大陆文学也特别关注。记得我们推出的翻译系列的第一本就是陈若曦的《尹县长》，花了不少工夫做宣传，所以销路不错，也得到不少学术界内外人士的好评。后来又连续出版了《黄春明小说选》、《台湾小说选》等，也因此结识了翻译大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总而言之，在印第安那大学的那六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在普林斯顿所受的怨气因此一扫而空，我从此也步上了文学之路。当时还年轻力壮，授课之外还到处赶着开会，为现代文学宣传，希望打破美国汉学界对现代文学的偏见；但为了证明这一门新学科的价值，我势必勤加耕耘，因此也写了不少篇学术论文，至今看来都是不成熟的作品，原因无他，就是我的文学训练不足，理论和方法都是摸出来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总不是正途，因此也促使我后来忍痛离开印大而转到芝加哥大学，以便为自己的文学训练打下更深厚的基础。
我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有八年之久，可以说芝大是我哈佛之外任教最久的学校，也是我学到东西最多的学校。我已经在数篇文章中详细说过，芝大像一所中古的修道院，而我在此修行的“武功”，则与文学理论有关，我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但读的却是西方理论。所幸我有一个好老师——芝大的同事兼好友余国藩，他不但是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也是《西游记》的英译者，而且他更是理论根底深厚的比较文学和宗教文学的名家，我有此好友相助，加上另一位好友——远在加州圣地亚哥的郑树森——的电话指点，终于在文学理论方面得以入门。但我从一开始就我行我素，不服膺任何理论大师，却尽量遍览群籍，揣摩各家“武功”，逐渐领悟出一个浅显的道理：理论和武功一样，愈练愈深，但千万不可随意出招——随便套用理论——而坏了自己的功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积累：积少成多以后，放在脑中冰冻不用，待到重读文学文本——初读文本不宜用理论——每遇困难时，理论自会从脑中解冻溢出，为我“照明”了文本中的内在枝节或文本背后的文化脉络。而枝节和脉络之间的错综关系更非乱套理论就可以解决的，后者更是如此。我往往得益于当年在哈佛做学生时旁听过的欧洲思想史课程，往往把西方理论本身放在思想史的范畴中来审视——特别是各家学说的谱系和来龙去脉——而能豁然贯通，即使不能贯通，也会有所深知(insight)。
这一套修炼功夫，全是在芝加哥大学学来的，它为我在哈佛任教打下了一个基础。记得在1992年我初次到哈佛访问时，就开了一个“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工作坊，当时哈佛学生还很保守，不知“文化研究”为何物，而我以芝加哥加上洛杉矶的经验，应付这绰绰有余，也趁机把一两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哈佛研究生狠狠地训斥一顿。我当时(也是现在)的观点是：所谓“跨学科”研究，不只是说几句大话而已，必须自己勤加修炼，至少可以除了本专业或本行之外，再加上一门学问的理论知识，才有资格跨学科。这当然得益于我的芝大经验，因为系里的同事，特别是在日本史方面，根本文史不分，而以理论横跨这两门学科。诚然，这种方式未免太过抽象，而我的一位日本史同事Harry Harootunian更是抽象得可以。他自知日文不行，但却博览群籍加以补足，当年理论功力仍不够深，多年后重读他的部分著作才知其用意所在。
芝大的经验令我尊重理论，但我教书时却不用理论，反而更注重文本背后的历史资料——资料愈多，愈有助于对文本的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尤其如此，因为它本来就是历史和文化的直接产物，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经典不同。由此看来，理论和史实好像是有矛盾的，其实不然，它们之间的“悖论”恰是解读文本时必备的张力，有了足够的资料准备，再以理论照明，得益更大更深。换一种方式亦然，在解读文本时往往发现内中不少枝节是与历史的资料有关，茅盾的作品更是如此，但文学却并非直接反映历史，所以必须步步为营，仔细推敲，因此这两方面(史料和理论)的知识愈多，对文本的理解也愈“入港”，而不会走入旁门左道，仅在卖弄理论，而随意拣一两个文本塞责。
妙的是我的这一套功夫恰好适用于哈佛，因为哈佛的中国研究较为保守，一向不喜欢理论，我因此可以深藏不露，必要时发发功就够了。但我对学生中有理论功底的人却另眼相看，仍要他们盯紧史料；而对于受过传统史料训练的学生，我却屡屡以理论问题刺激其思路，务期这两方面的张力得以充分发挥。这也勉可算是我教研究生的一个“秘籍”。然而，在研究的顺序上，我仍然坚持史料在先，理论在后，而非目前在美流行的理论先行法。
在芝大教学的另一个好处是自由：教授可以任意开课，也可以任意合作开课，无人干涉，除了极少数必修课外，自由开课和选课成了芝大的学风。记得我初到芝大时，同事对我说：“最好不要开物理或数学方面的课，其他的都可以！”这句话看是笑话，却也点出芝大作为顶尖学府的独特精神，绝对是学术独立，没有任何校方或校外官僚可以管，和现在的香港大学制度真可说是南辕北辙。所以我每当听到香港某官方要人说起要建立世界第一流学府的时候，心中就会暗笑，还不如让他到芝加哥大学念一年书算了。偏偏香港人在“名牌”主义作祟下，只喜欢到哈佛或斯坦福去“受训”，所以我时常作逆耳之言：就我个人的求学和教学经验而言，全美最好的学校不是哈佛和斯坦福，而是芝加哥，它非但在经济学界如此，在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亦然。当然，除了芝大校友之外，没有人相信我这句话。
从芝大转到洛杉矶，现在想来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几乎完全是私人因素造成的。到了洛城不到一个月，我就知道错了，但已经辞了芝大，只好硬着头皮打电话向韩南教授求救。我们素昧平生，他却非常真心地说：“这对哈佛是一个好消息，但现在没有位置，除非把我的让给你！”因此我等了四年，终于如愿以偿。
我虽对洛杉矶这个城市恨之入骨，但对加大洛杉矶分校仍存有好感，觉得这是一片资本主义文化沙漠中的绿洲，我在此城“落难”，却仍可在此学府中得到救赎。不知为什么，我在洛杉矶教过的研究生最多，而且和我的私人关系最密切，对我而言，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我也把所有的心血花在学生身上。加大的本科生乏善可陈，华裔学生或从台湾地区来的“小留学生”尤其知识贫乏，因此我干脆以全力教研究生。凑巧我的研究生大多是各地来的佼佼者：孟悦、陈建华、史书美、黄心树、明凤英、许子东……还有我一手提拔带去比较文学系的高材生王斑，真可谓济济一堂。真是教学相长，从这些学生那里我学得更多，所以研究生的讨论课变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重点。
除此之外，加大规模庞大，洛杉矶分校也名教授如云，除了汉学方面的史学家黄宗智和Benjamin Ellman，还有不少其他系的名教授时常演讲，于是我又找回了学生时代旁听课的习惯，但做了教授以后时间非自己支配，所以和在芝大一样，只能找机会去听听。该校其他系教授中我最佩服的是安德森（Perry Anderson），后来我的学生王超华得到他的赏识，并嫁给了他，也是一段佳话。
洛杉矶分校的艺术和电影学院名气甚大，有时我也去凑热闹听讲。最有趣的是听名导演Peter Sellars的课。他先是天马行空，乱讲一通，但过了一小时之后却逐渐露出真功夫，每每有独创之见，令我震撼。我往往坐在八百人的大教室最后一排，以为不会受他注意，却不料有一次在酒会中见到他，我颇觉腼腆，他却大笑一声说：“你是我的良心警察，当我看你闭着眼睛打瞌睡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在胡说八道了！”
洛杉矶的名教授也大多自命不凡，甚至有人以不接受哈佛的聘书为荣，当然更有教授会说：如果哈佛给我offer的话，我就会如何如何。这也是美国东西两岸学校对垒的良性反应，加州大学——特别是柏克莱和洛杉矶分校——恃才傲物，根本不把东部学校放在眼里，但对于哈佛却又爱恨交织，却不料我这条大池里的小鱼反而得到了哈佛的邀聘。也许，这又是我的幸运和缘分。

漠漠轻寒UID: 2433188

读了很有收获。Thanks.

treeliujingUID: 266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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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漠漠轻寒

robin119UID: 2598372

其实做什么学问道理都一样。深厚的理论和阅读积累，良好的学术氛围。读了很有收获 大家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