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中国古代文明的七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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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guancha.gmw.cn/2003-10/031029/031029-20.htm

叶苏


     题外话：最近看了不少欧美以及日本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赞叹的同时，不由感受到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投入的太少，在清宫戏此起彼出的同时，却越来越少人认真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研究，因此不顾自己斤两，执意写点东西，做点匹夫的贡献。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知道一千多年后，科学文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如果这个偶然因素被排除，那么以古希腊的文明水准，稳定地发展，在之后几前年里，欧洲也完全可能成为封建时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只有中国在几千年里孤独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巅。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七次类似的重大打击，如果不是这几次巨大的打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欧洲的教士们还在几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样的方式在纸草和羊皮上记录时，就突破到近代文明来。
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看，这八个事件究竟是如何阻挡了华夏文明发展的车轮，甚至于将文明的发展倒车回去的。说只有七次，是因为这几次都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而类似陈胜吴广起义这样的事虽然是重大事件，但是对于中国整体的文明来说，只是农民起义罢了，特别是对于科学文明来说，并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会进行讨论

        第一件 秦始皇的焚书事件

       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了中国，又作了废分封，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从现代眼光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方士据说只有四百六十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的远。但“焚书”事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
据说在公元213年，当时有个儒家的学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议论对秦始皇的政策不满。丞相李斯是恐怕这些反对他的人危害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

    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能有人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豪言，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出现现代实验科学。


   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因此中国的科学和文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第二件事：独尊儒术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上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
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

       《汉书 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
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我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是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

       这一点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的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的是很丰富的感觉。

     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还是创造出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

    第三件事 金元入侵


    随着历史车轮到达宋代，中国特色的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宋代的科学文化也达到了高潮，理学家程頤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这个时机被错过，否则中国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这个时机的错过，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时期遇到这样好的发展时机。

    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导致中国北方的生产水平完全倒退。 由于金元都属于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后都按游牧民族惯例大肆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南方（其中唯一的好处是使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文明大大的发展了），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歧视汉人，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将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马场，不过由于明朝的经济文化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象在宋朝的那次那样明显。

        而中国封建文明也因此开始慢慢地走向下坡路。当金元的游牧民族逐步被当地汉民族先进的文明同化时，已经过了几百年，而再也没有机会达到北宋那好的时期。这当然是因为其后的唯一的汉族政权明王朝，在科技文明等发展的方面实在是做的最糟糕的一个朝代。


可以说几乎都是失败的，倒退的。 因此阻碍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事件里和明朝相关的是最多的。

第四件事 明朝的统治方针

         这样的段落标题似乎对明朝的统治者太过于苛刻了，但事实上一点也没错，明朝几代君王里除了明成祖万历帝 还算可以外，其他的君王都基本可算是昏君，整个国家在统治下，整个国家生产落后，毫无朝气，到处是密探的恐怖统治，可说是最差的封建时期了。 自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后，为了将元朝强制实行的牧业恢复为农业，将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不过这种开国时期的发展相当程度是在元朝长期的生产力压制后的反弹，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前朝政权来统治也都能达到开国时期的发展。由于对刚刚从蒙古统治压抑下，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着重，理学这时候发展成为用儒学中的伦理来管理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宣扬的不是发展，而是禁欲，只要维持原始的农业自然经济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去了，因此在后期，导致粮食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在这样的治国方针下，虽然在中后期，又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还是很难爆发出工业革命的。

       与此理雪家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宋朝理学初创时寻求天地间真理的初衷，变成完全僵化，沦为统治阶层工具的东西，在同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阶层整体被僵化，从而使得科学文明再一次停步了。

第五件事 明朝的八股文

        朱元璋有一次临朝听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时务，朱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茹责打了一顿。后来又让人继续读，读到最后才涉及正题，所提几条建议也还可行。他一面向茹道歉，一面下令纠正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通称“八股文”。又规定在科举中，应试考生也要按八股文体做文章，后来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人们思路。可是读书人为了考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文，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见对文明的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說：“八股之害，甚於焚书。”
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停顿了。

          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存在，当时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那就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九十二年开始了伟大的航海，甚至有证据表明，是郑和的船队（由他的副手率领）发现了美洲和澳洲。郑和的功绩我们都很知道了，可以这样讲，当时成为世界的霸主，建立日不落中华帝国的不二时机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主，郑和的宝船是1500吨的巨舰，百年后哥伦布使用的最大的船才100吨。只要郑和所进行的伟大事业能继续下去，现在在美洲，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将是中国人，可是由于明王朝的理学观念和下文所说的事件，使我们错过了在地球上拓展国土的最好时机。

       第六件事 明清的海禁和刘大夏的极端愚蠢

          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 可是前文已经说过明朝的治国方针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满足于自给自足的思想，发展生产对于明朝来说不不对的，因为这违背了简朴的美德。因此当时的永乐帝和大臣们没有一个从郑和的描述联想到其中的巨大商业利益。当然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国家，这些王孙大臣自然没有动力去海外捞世界。于此相反，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无不梦想着能打开到东方的新航路，带来大量财富，对航海都非常支持。不过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一直都有出海的传统，当时民间的海上贸易也相当繁荣，因此如果明能支持航海事业，中国人建立美洲殖民地完全是可能的。
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沿海，明朝便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屡颁海禁令。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十二月，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又宣布“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洪武十七年正月，“ 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明太祖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要处以严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至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没有过，从这点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


          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象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时侯欧洲的近代科学逐渐起步，中国的故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国门，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郑和死后，连国家进行的航海事业也停止下来，之后发生的事则是让人发指的损害民族利益的事。


     以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主的官员便停止了航海活动，理由是是航海太花钱，对百姓负担太重。由于郑和下西洋，并不象其他欧洲国家航海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向其他国家显示中华的威仪，因此很花钱。但他们没有看出航海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点反而是南宋的赵构做的很好，他是历史上最支持海上贸易的皇帝，原因是每年需要交给金国的岁币太多了，只能想办法多赚钱。话归本文，刘大夏这样做其实更深的含义是防止宦官的势力变大，但是从郑和这样少有的有作为的宦官身上下手，也可见这些人的眼光短浅。刘大夏据说是一个很认真的官员，而且还十分关注百姓疾苦，不过这个人实在受八股文毒害太深，目光短浅，居然做了一件人神共愤的事情，他将郑和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资料从宫里偷出来，全部付之一炬了。这个极端愚蠢的做法，可以堪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这样使得明的航海技术倒退了几十年，由于这是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关键几十年，刘大夏的做法可以说改变了历史。可笑又可叹的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还以为是为百姓做了件好事。可以说把这个人弄个铁像跪在郑和像前放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前也不为过。


    请大家原谅我对这个人咬牙切齿说了这么多，公正地说把责任归罪于他个人是不公平的，当时的明王朝的军臣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见识，只知道钻营，谋私利的庸碌之辈，因此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这样的说法。归根结底，是理学的保守思想和八股文毒害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即使是有见识的人也脱离不了这个局限。
让人惋惜的是，之后满清政府依然延续了“海禁”政策，甚至还在收复台湾后，曾经打算放弃掉，把百姓都牵到大陆，真是让人叹息。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保守落后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科技文明的大幅度进步的。

     因 此中国在古代成为海上霸主的梦想，终归还只是梦想罢了。中国不能成为
中国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中后期，这时候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可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保守更专制的统治。
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的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因此虽然被西方国家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洋务运动。

  第七件事 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失败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最后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可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他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的明智维新却成功的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强国。

因此我们必须检讨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明智维新却成功了。

     这个问题很多历史学家都有过论述，蒋介石也曾经评论过，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关键是双方领导人的认识不同。伊藤博文的着眼点，在与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有关联的问题—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故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相反的是，我国（清廷）李鸿章则是深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而已。 『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战，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内忧外患，祸乱纷乘。『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优劣，即于此判若云泥了！』

     其实这并不能完全怪李鸿章的见识短浅，他正是由于受到前文所说的僵化的中国八股文式的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国是天朝大国的思想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谁不是这样想的。

          当中国的确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时，这样想是自豪，而当国家已经落后时，继续这样想，就只是夜朗自大了。可惜由于前文所说的闭关锁国，国家落后了也没有人知道。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昏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了。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转而学习西方列强，相对中国来说，文化的失落比较少，也比较习惯，因此能十分彻底地学习，并掌握到西方的基本精神，而中国几千年的老大架子是很难取掉的，因此即使开始学习也能难作到虚心。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之后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实行的更彻底的改革时，只经过了短短的一百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务派的阻挠而夭折了，因此称为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还是要说，如果，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长，而变的如此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功，那么中国或许彻底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如果这六次事件的前几件没有发生的话，后面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我们的历史会更主动更积极地发展。

         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而且是那么多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绝断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 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惟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溶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

     因此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顶端是我们完全能实现的。

燕鸥and小蟹UID: 199804

可惜啊可惜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唯有尽力不让历史重演

绿洲里的骆驼UID: 2112781

咦，怎么没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呢？那个对中华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可是不能忘记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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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晚年，诸皇子为夺取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废太子允礻乃谋求复位，皇八子允（礻四共）野心勃勃，皇十四子允礻题和皇三子允祉也在觊觎，但是都枉费心机。工于心计的皇四子允诺礻真用两面派的手法麻痹对手，取悦父皇，暗中培植势力，收买人心，终于挫败诸兄弟，于欢圣祖宾天后登上了帝座。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用人重吏才，轻文士，行政以革除积弊、整顿吏治为首务，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刑法严峻，心谋刻深，其人其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在文字狱方面，雍正帝的指导思想是借助文字狱整肃朝廷风纪，戒毖风俗人心。雍正一朝历时虽短，文字狱却很频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雍正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几乎对每一宗案件前后都极尽必踪指示、别出心裁之能事，从而在文祸历史上创造了为可磨灭的“业绩”。

（一）   与惩戒朋党有关的案件

1、  汪景祺与钱名世案

汪景祺、钱名世是雍正文字狱卒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的是得祸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点战四川、青海、西藏等到地（当时川藏一带有叛乱），功勋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他一向依附雍亲王允礻真，妹妹是允礻真的侧福晋（副王妃）。允礻真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终因恃功骄纵、目无王法而失宠。雍正帝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一连串的打击相继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表。雍帝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毛病：一、字体潦草；二、成语“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①。“朝乾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终日勒慎，写作“夕惕朝乾”意思不变。年羹尧贺表用这们变换词序的成语颂扬皇帝，雍正帝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三月二十三日甚一日谕）。群臣闻风而动，发起了对年羹尧的围攻。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剥夺一等公；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雍正帝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大批人受到清洗、处罚。这就是著名的年羹尧案。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 祺斩首示众。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他潦倒文场近四十年，虽然中了举人，总与富贵无缘。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同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帝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读书堂西征随笔》原本久佚。据民国间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残本，内有《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一篇，文内极尽谀颂，至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又有《功臣不可为》一条，把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归罪于最高统治者。作者写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这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南是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行焉矣；

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日成）思慕魏片。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这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尧敲警钟。

《随笔》有些条目对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官场风气表示不满，据说还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为值钱”②。又非议圣祖谥号及雍年号，所作《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拆开为“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凡以“正”字为年号的都没有好下场，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正统”），明武宗（年号“正德”）等。

雍正帝批评所云“悖谬狂乱”，大概就指以上内容，但对汪景祺处罪的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后经地方官晓谕才安定下来。

钱名世处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虽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号  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礻题授定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允礻题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后立即解除仓皇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本是最不该提起有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帝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赐字题匾本是康熙帝宠异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雍正帝也偶而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雍正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主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帝还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帝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集名就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给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③，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学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干塔给披甲人为奴了。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直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

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

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

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这应是《名教罪人诗》中的标准作品。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人生至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据说他为人“非端士”，参与修《明史》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攘为己作。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样说，雍正帝也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谕旨中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然而没有“以文词谄媚奸恶有恶报”的，雍正帝同样“以文词为国法”。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叙附允（礻田共），为其争太子这位效劳，死后谥“文端”。雍正帝继位后削夺揆叙谥号，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允（礻田共）的另一党羽阿灵阿的墓碑也被改刻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雍正帝还把允（礻田共）改名为“阿其那”，允礻唐改名为“ 塞思黑”。二名均为满语，意思据说是畜牲、猪狗。

这类刻薄的恶作剧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2、  查嗣庭案

雍正帝继位之初，有两个最受亲重的人物，一个是年羹尧，一个是隆科多。隆科多是康熙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办理年羹尧的案时，雍正帝处处把他与年羹尧相提并论，逐步贬削他的恩荣与官爵。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怨望、讽刺”。这年九月，查嗣庭刚从江西返抵京师就被捕入狱。案件尚未了结，查嗣庭病死狱中。

所谓试题“怨望、讽刺”，指《论语》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心矣。”但猜忌的雍正帝进一步怀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及《传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包含更隐秘的讽刺。照他的理解，是咒骂“雍正”年号的；“其旨远，其辞文”二句是暗示两道题中的“正”“止”二字有呼应关系。真是了不起的附会。

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也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案发后，查嗣庭赴赣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都被彻底搜查。雍正帝从搜得的日记（似即《维止录》）中找出许多“极意谤讪”康熙政治的言论。如认为裁减闲散京官是翰林院的一大灾难；认为戴名世狱及康熙五十年科场案是因语言文字而杀人（按：清朝统治者从来不承认自己以语言文字杀人，即不承认有文字狱）；认为引见百官罢黜不合格者有失作贤之道；认为九卿会议是做样子，钦赐进士是例行公事，不能识拔奇才；认为殿试不完卷者黜退不取是杀一儆、无罪而罚，等等。日记“谤讪”前朝，试题“谤讪”当今，这就是清廷所宣布的查嗣庭的两大罪状。

此外，据说《维止录》首页有这样一条记载：“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以即位，奇哉！”被认为是借灾异咒谤雍正帝即位，雍正帝深信天命，求“祥瑞”唯恐不多，查嗣庭竟取唱反调，有人认为这是他得祸的真正原因之一。

雍正五处（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有关人犯作如下处置：

查嗣庭戮尸、枭首，子查氵云（一作查潭）斩监候（另一子查克上先已病死狱中）。幼子查长棒头三人和侄子查开等二人流放三千里外；家产抄没，折银充浙江海塘工程费用；兄查嗣王栗（官翰林侍讲）流放陕西，后来死于戌地，另一兄查慎行（官翰林编修）特许释归，不久病死。

其他牵连得罪的有：江西乡试副主考俞鸿图革职；江西巡抚汪氵隆降四级调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职发往福建工程上效力。传说浙东诸家桥镇（所属府县不详）关帝庙中有当地某学究题的一幅门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被查嗣庭采入《维止录》中，案发后殃及该学究。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帝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风不正。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作为处罚，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钱塘人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帝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帝才解除了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又撤消了观风整俗使。

每办一案都尽量有所创造，尽量在整治风俗人心方面做文章，以扩大“战果”，这是雍正文字狱的一大特点，是世宗操纵文字狱的“高明”之处。

查嗣庭结案后数月，隆科多得祸，四十一条大罪中有一条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罪状中也有“趋附隆科多”一条，这说明查嗣庭狱与隆科多有直接关系。但作为文字狱，查嗣庭狱基本上是独立的事件，不象汪景祺、钱名世二狱那样紧紧依附于惩戒朋党的政治斗争。

3、  谢济世、陆生楠案

谢济生、陆生楠安是一对孪生案件，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但胎育期长短不齐。先述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雍正帝用人的特点是倚重实心办事的吏才，不喜欢徒逞笔舌的文化之士。他的心腹干吏中有一个叫田文镜，此人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擢受河南巡抚。田文镜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科甲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向雍正帝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帝先已得到田文镜的密疏，胸有成见，对李绂的话置之不理。李绂接着上疏参田文镜。雍正帝虽然不高兴，还是派人去河南调查，果然发现田文镜的一些劣迹，但不尽如李绂所参。根据一些迹象，雍正帝越发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因而对田文镜愈益信任，宠益有加。

同年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根据从刑部外郎陈学海那里听来的材料（陈学海曾赴河南调查田文镜事迹），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帝不悦，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却坚持要上疏。雍正帝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帝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作如下处置：谢济世减死发配阿尔泰（今新疆阿尔泰）军前效力；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调为工部待郎（后因别的事革职）。

雍正七年（1729年），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上奏，说谢济世已招供他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王廷指使（谢济世可能被迫说了违心话）。雍正帝得奏，命斩黄振国，把李绂、蔡王廷投入监狱。李绂论罪当斩，雍正帝特予赦免，让他戴罪篡修《八旗通志》。蔡王廷判斩监候。直到乾隆帝退位后，李绂才恢复官职，蔡王廷也获释。

在李绂等人遭罪的同时，田文镜连连升官受褒奖，隶籍也由正蓝旗抬升为正黄旗。

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终于以李绂等人惨败、田文镜获胜而告终。因这场事件而引出谢济世、陆生楠两起同时发生的文字狱。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末年进士，因疏劾田文镜而得祸已见上文。此人颇有读书人的迂气，审问中，刑部尚书励廷仪问他受何人指使。他回答说：“是孔、孟指使。我自幼读圣贤书，只知道事上忠荩。见奸不攻，不是忠臣。”到阿尔泰后，他受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优待，得以从空讲学、著，著有《古本大学注》、《中庸疏》。后来锡保率军进驻阿尔泰，奉命监视充军的士大夫，谢济世等人的日子渐不好过。

和谢济世同时充军阿尔泰的还有陆生楠。陆生楠也是广西人，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傲慢不恭的神态，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到话，觉得是讽刺自己。雍正帝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就凭这毫无根据的猜疑推断，命把陆生楠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陆生楠著有《通鉴论》十七篇（似是在阿尔泰所著），谁知这十七篇史论竟害了他的生命。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锡保疏劾陆生楠小字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帝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双方观点大致如下：

一、论封建（分封制）。陆生楠主张恢复封建制，说：“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盲，皆郡县之故。”雍正帝追溯秦汉以来郡县制、封建制的沿革与变迁，说如今天下大一统，有何祸害，“陆生楠能明指乎”？斥陆生楠“狂肆逆恶”，“实天下所不容”。

陆生楠又说后世政治昏昧，是由于“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的缘故。雍正帝认为有贤君就有良相，隐隐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

二、论建储（立太子）。陆生楠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发论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说“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雍正帝驳斥说，太子应该博通古今，体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规矩，本朝国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陆生楠借古讽今，“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

三、论府兵制。陆生楠赞美唐府兵制，认为应当实行于今，使“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雍正帝斥陆生楠“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无养兵之费’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以不宥”。

四、论隋朝君臣。陆论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雍正帝指出文帝与炀帝的区别，说炀帝自取灭亡，不关天命。

五、论人主威权。陆论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雍正帝自辩称：“朕临御以来，日理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已意生杀人、赏罚人。”斥陆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恶乱，”“肆为咒诅”。

六、论宰相。陆生楠认为：“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说：“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雍正帝予以驳后表白云：“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

七、论王安石。陆论大意批评王安石刚愎自用，不信天命。雍正帝抓住个别字句故作异论,以显示高明，斥陆生楠“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八、论无为之治。陆生楠主张君主“不人人而有察”，“不事事而理”。雍正帝主张以汉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为，“勤劳自励”，对陆论加以驳斥。

以上是雍正帝在《上谕》中批驳《通鉴论》的大要。虽然陆生楠的观点不尽正确，雍正帝的批驳也有合理之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与一小臣争是非、论长短，未免显得胸怀不广。至于说陆生楠借古谤今，或许多少有一点，但也并非罪大恶极，非诛不可。

雍正帝先诛心，后诛人，对《通鉴论》批驳后，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一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雍正帝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疑心极重的雍正帝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帝却玩了个花招“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装作要杀的样子，最后宣布谢济世免死。谢济世被玩弄假斩把戏后终于不死。

谢济世在阿尔泰充军九年，乾隆初释归复职。他仍然不忘自己的著作，将《古本大学注》和《中庸疏》献进，请求颁行天下。并说明已把《注》中被指为谤讪的几句话删除了，分章释义依据古本（即《礼记》本），不遵朱熹的“四书”本。当时学者鄙薄宋儒，所以谢济世敢明目张胆排斥程朱，但官方仍扶植程朱学说，尊为正统。乾隆帝把书退还，传旨严斥。

谢济世后来改任湖南粮储道，继续注释儒经，陆续刻印成书。乾隆帝闻知，于乾隆六年（1714年）九月传谕湖广总督孙嘉淦，指出谢济世标新立异，“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命查明谢济世所著书中违背程朱、标榜他人之处，然后烧毁其书并印板。孙嘉淦遵旨输完毕，回奏说谢济世所注书有“四书”“五经”等多种，已印一百五十四本，刻板二百三十七块，已全部烧毁；注中虽有违背程朱学说之处，但立说浅陋，不足以惑世盗名，似不必逐条指谪。至此，谢济世注书案方告结束。他没有死于文字狱，一是情罪较轻，二是居官尽责，两朝君主对他的为人印象都不算坏。雍正、乾隆二帝处罪人往往凭个人印象和一时爱憎。陆生楠的得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雍正帝对他的印象不好，两次引见都引起憎恶。

               以上四五起文字狱或多或少都有惩戒朋党的用意，戒除朋党是雍正帝整饬风纪的主要目标，他即位之初就以《御制朋党论》颁示臣僚，要诸臣“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以同道为朋”的说法，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雍正帝把宋代以下的朋党之风归咎于欧阳修的“邪说”。经过雍正帝的严厉整饬，顺治、康熙以来的朋党现象大为减少，文字狱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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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曾静、吕留良之狱

1、  曾静投书始末

在文字狱的历史上，最善于作“奇文”的无过于清世宗；在清世宗的文字狱“奇文”中，规模最巨的无过于曾静、吕留良之狱。

这场大狱是从曾静投策反书开始的。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个男子拦轿投书。岳钟琪在轿中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十分诧异，当即把投书人带进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连忙拆读书函。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写信人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指斥、责骂之词，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对岳钟琪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康熙末年以军功累官四川提督，雍正初年随年羹尧平定青海立大功，封三等公，授川陕总督，握三省重兵。这个重要职位向来由满洲人担任，雍正帝破例授予岳钟琪，说明他对岳钟琪的格外信任。赤心事清的岳钟琪感恩图报，恨不得肝脑涂地。而当时朝野都传说他是岳飞的后代，臣僚中尤其是满洲贵族中的许多人对岳钟琪怀有忌恨和猜疑，诬谄他、说他靠不住的密疏有一大堆，雍正帝一概置之不理。岳钟琪本人也听到一些风声，心中惴惴不安，曾上疏辞职，雍正帝特予勉慰。如今竟有人上门投书策反，通天大案，非同小可。

岳钟琪即时派人密邀陕西巡抚、满人西琳来署会审。西琳因事未到，岳钟琪等不及，便单独接见“张倬”，不动声色地询问他师徒情况，想套取口供，而让按察使、满人硕色在隔壁密室监听，以作证见。“张倬”心存警戒，不肯说实话。问到谋反动机，只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傍晚时分，西琳也来了，询问变成审问，还动了大刑，“张倬”宁死不招。岳钟琪改变主意，与西琳商定明日由他设法骗取口供，而让西琳在密室监听。

次日依计行事，岳钟琪单独见“张倬”。“张倬”仍不吐实情，只说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他“一呼可定”。于是岳钟琪使出了最后一招——假意与“张倬”盟誓，表示愿意聘请“夏靓”同谋举事。“张倬”见岳钟琪情词慷慨激昂，受感动信以为真，终于说出了写信人和自己的真实姓名及乡贯住址，第二天又说出了“同谋”者的情况。

原来，“江南无主游民夏靓”的真姓名叫曾静，是湖南永兴人；“张倬”真名叫张熙，湖南安仁人，是曾静的学生。曾静原是县学生员，因考试劣等被革退，于是放弃学业在本地教书，人称蒲潭先生。曾静空增贫寒，失意无聊之中常杂记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和读书心得，以抒发愤懑，所著《知己录》、《知新录》中多有“悖逆”文字。如《知新论》称：“华夷之分大于群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义”，“夷狄侵陵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其神器，乾坤反覆，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大义觉迷录》卷一）。诸如此类，都是对满清统治极端仇恨的言论。他的“悖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清初一个学者的影响，这个问题学者便是吕留良。

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纶，字有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康熙元年崇德改名石门，故又称石门人，其地即今浙江桐乡县西南部）。此人先曾参加抗清斗争，顺治量应试为诸生，后来懊悔，抛弃科举，隐居著书。康熙博学宏词科吕留良被荐举，他誓死不赴，乃至削发为僧（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康熙二十二年卒。吕留良平生抱守程朱性理之学，尤重“华夷之辩”，宣称“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著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满、思念明朝的思想感情。他的高卧事迹和所著《四书讲义》、《语录》、所评选的八股文等，广为流传，在士人中影响很大，人胶尊称他为“东海夫子”，死后立祠祭祀，连浙江总督李卫上任之初也前往瞻仰，题匾颂扬。

曾静读过吕留良的著作，对吕留良深为仰慕，受其思想影响，对清王朝的不满日益强烈。所谓“江南无主游民”，就是表示抗满清统治。出于对吕留良及其学说的崇拜和信仰，案发前一年，曾静特派张熙到吕留良的家乡去访书。张熙在吕家抄录了吕留良的一些诗文，拜访了吕留良的几个门人，沿路又听到贬毁雍正帝的一些传闻。雍正帝自即位以来一直受谣言攻击（可能是争位失败的政敌暗中活动所致），遇上天灾人祸，民困人怨，谣传更多，曾静在老家也听过不少。张熙浙江之行的所见所闻使希望“变天”的曾静产生一种将要“变天”的感觉。当时民间传说岳钟琪上书指责雍正帝（实无其事），曾静于是选定岳钟琪为策反对象。他与张熙商拟了策反信，派张熙前往投呈，嘱咐张熙见机行事，路上倘若感觉时局不利就返回。张熙由川入陕，路上呼人议论都说皇上是好皇帝，不由心中发怵，本该返回，转而想既然来了一趟，索性豁出去，没想到中了岳钟琪的圈套。张熙上路后，曾静预料凶多吉少，便在衣服的底面写了几句话和“蒲潭先生卒于此”字样，准备一旦发生意外好让别人认尸。

以上是曾静使张熙投书策反的由来。张熙向岳钟琪所提供的情况当然没有这样详尽。他所交代的“同谋”，实际上仅仅是他和曾静平时所认识或听说过的一些人，这些人与策反活动毫无关系。所谓六省“一呼可定”，完全是张熙说大话。岳钟琪一时也难辩真假，六天内他连上三道密折详细汇报案情。雍正帝震惊之余，怀着庆幸和感激的心情作朱批赞扬岳钟琪，指授办案机宜。他在岳钟琪折叙及盟誓的一节文字旁边加批语云：

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誓盟，再无不消灾来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悦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

岳钟琪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所谓“君臣之情”，如此而已。

2、  雍正的“出奇料理”

案情线索基本摸清后，雍正帝传谕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搜缴其书籍著作；派副都统海兰到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十月，除已经去世的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及吕氏弟子严鸿逵（名赓臣）之外，其余数十名重要人犯全部捕到。主要有：曾静及其门人廖易；曾静熟识的刘之珩及其门人陈立安；刘之珩的老友谯中翼；张熙父张新华、兄张照、堂叔张勘；吕留良之子吕毅中；严鸿逵的门人沈在宽；为吕留良师徒刊刻著作的车鼎丰、车鼎贲兄弟；为吕留良编过文集的孙学颜等。搜得的书籍主要有：曾静家中“大逆之书”三册（似即《知己录》、《知新录》）；张熙家中“逆书”二册及策反信原稿（张熙随身携带的《拟生员应诏书》、《吕留良诗钞》及刘之珩刻印的《握机图》等，先已被岳钟琪搜缴而去）；吕留良及其弟子的所有著作，有讲义、语录、诗文集、日记等。

十一月，雍正帝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杭奕禄遵照旨意,向曾静等人宣讲清朝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及雍正帝的“天地之量，尧舜之仁“。经过一番攻心战，曾静当场痛哭流涕，俯首认罪，后来照清廷的安排定了悔罪颂圣的《归仁录》，颂扬雍正帝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的圣德。

第二年（雍正七年），两省所有在押人犯解到京师对质定罪，等待最后处置。成竹在胸的雍正帝在朱批中向宠臣田文镜、鄂尔泰“吹风”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朱批谕·鄂尔泰》七年四月十五日朱批）

雍正帝的“出奇料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归纳起来，大致为两项摆布。

一项摆布是对曾静、张熙从宽发落，利用他们作宣传。发案之初，雍正帝对张熙的自投罗网就深感庆幸，说是“上天神明之德，非人力之所能者”。读过“逆书”（即策反信）后，雍正帝自称先是“惊讶堕泪，梦中亦未料天下有如此论朕也”，接着故作大度，自诩“朕从来秉性，‘卒然临之不惊，无故加之不怒’二句实能之”（《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他明白，“逆书”中的“诬谤”别有来源，不是曾、张二人凭空捏造的，因此一再指示岳钟琪好生开导张熙，心中已拟定对张的基本策略——利用。利用的前提是感化，没有骨头的曾、张果然被感化。于是，七年（1729年）十月，雍正帝命免罪释放曾静、张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岳钟琪已与张熙吸盟过誓，岳是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此其一；因曾静遣徒投书，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这样说来曾静还有功，此其二。当然，这过是托辞，不杀曾、张的真正原因是要留下他俩现身说法，为雍正帝作宣传。

曾、张案件中牵涉到大量的“反面教材”，最触目的如曾静列举雍正帝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具体事实如写雍正帝与父皇“为仇为敌”；说仁寿太后之死是被迫自杀；说允礻乃、允（礻田共）、允礻唐之死是被杀害；说年羹尧、隆科多二案是“诛忠”；说雍正帝收纳了废太子的妃嫔，常带着大臣在圆明园饮酒作乐；说雍正帝私下派人从四川贩米到苏州发卖等，都是从道听途说得来的。按理说，这类材料谰言严格保密，防止扩散，可是雍正帝却有意公开，经加工后大作宣传。他下令编辑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大量“反而材料”充斥其中（当然都经过《上谕》批驳），堪称古今一绝。

《大奖觉迷录》经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宣讲这部奇书，尔后把曾静交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候使用；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尔后把他送回原籍候旨。雍正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不怕人们对他的种种贬毁，使谤言不禁而止。对于谤言的制造者，他下令彻底追查。地方官秉承他的意旨节节追踪，最后追查到已经败亡的允（礻田共）集团，据说是允(礻田共)身边的几名太监在流放广西、云南途中散播的。这样，雍正帝打击残余政敌又有新的借口。

“出奇料理”的第二项摆布是对吕留良、严鸿逵等人从严处罪，为风俗人心立戒。吕留良继承先儒“华夷大防”的思想，在其著作中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把元灭宋、清灭明看作历史上的大灾难。他记述南明永历帝在缅甸被俘递解回国时，满、汉官兵都倾心下跪；处死时“天地阴霾，日月无光”，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遭雷击。他的笔下称清朝为“清”、“北”、“燕”、“彼中”等，而不依功令称“大清”、“圣清”、“国朝”等。此外，他还对康熙时政表示不满，如文集内称：“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大义觉迷录》及《清代文字狱档》）

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严鸿逵等人仇视满清一如其师。严鸿逵在基日记中别有用心地记载灾异，曾怀着几分幸灾乐祸的心情记索伦（今内蒙古海拉尔市）地震；记热河（今河北承德市）大水，说淹死满洲人二万多。大学士朱轼推荐严鸿逵修《明史》，严鸿逵以死相拒。沈在宽则作诗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又云：“更无地著避秦人”（据《清代文字狱档》），又抄录吕留良私淑弟子黄补庵诗：“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蒋良骥《东华录》卷三十）

雍正帝在连篇累牍的《上谕》中狠狠批驳了吕留良、严鸿逵等人的上述思想言论，斥为“悍戾凶顽，好乱乐祸”；“丧心病狂，肆无忌惮”。他认为：“吕留良生于浙江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五月二十一日《上谕》；据《清代文字狱档》）他把吕留良视为“教唆犯”，认为浙江之所以“风俗浇漓，人怀不逞，”之所以出现汪景祺、查嗣庭等“悖逆”之徒，都是吕留良流毒作怪。为浙江一省的“风俗人心”着想，雍正帝示意要对“名教中之罪魁”吕留良处以极刑。有司秉承他的意旨，比照“大逆”律论拟吕留良身后之刑。

这时雍正帝又来了一招“出奇料理”，他命令各省学臣就吕留良该不该照“大逆”律治罪这一问题，向所有生员征求意见。生员必须就这一问题明确表态，向学臣出具结状，再由学臣汇总上报。同时规定：如果生员还有别的话要说，可以自行出具呈文独抒已见，交学臣转奏，这样做，名义上是说要听取天下公论，犹如孟子所云：“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以显示“大公至正”，其实是一种恐吓性的宣传。征求公意的结果可想而知：全国的读书人都一致拥护照“大逆”律治罪，没有一人有异词（的异词也无人敢转呈）。既然“国人皆曰可杀”，雍正帝于是名正言顺一就诸臣所拟裁决如下：

吕留良、吕葆中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折银充本省工程费用；

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及崇拜吕留良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一人受杖责，四人免刑释放。

对吕留良的文字著作，诸臣提议禁毁。礼部待郎钱以垲甚至提议禁毁天下所有私蓄家刻之书。雍正帝一概不同意。他认为书是禁毁不尽的，不如留给后世辨别是非真伪。“理学名臣”朱轼等人先已对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和《语录》作过逐条指驳，请求印发学校，雍正帝应允了。

至此，雍正帝的“出奇料理”可用一总结。计有三奇：谋反重犯免罪，思想“教唆犯”处重罪，一奇；“反面教材”印发全国大作宣传，二奇；定罪量刑之先广泛征求士人意见，三奇。此外，案发之初，审问官与犯人盟誓，也堪称一奇。

最后还有一奇：老子定案，儿子翻案。

雍正帝于十三年（1735年）八月驾崩。十月，已经继位尚未改元的乾隆帝违背父训，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他所持理由很简单：“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十月初八日（上谕）；据《清代文字狱档》）同时，乾隆帝还下令收回《大义觉迷录》，严禁臣民收藏。吕留良的著作也遭禁毁。在宁古塔的吕留良的后代后来有开面铺的，有开药铺的，有行医的，有的还捐了监生。乾隆帝把他们流放到更荒远的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三）   其他文字狱

雍正一朝的文字狱重点打击两类人，第一类是标榜“华夷之辨”，宣扬反清排满思想的人；第二类是攻击雍正帝本人或其父祖，或依草附木妨碍他独裁的人。第一类人中吕留良、严鸿逵最典型，但有的案件事主未必有反清思想。

徐骏诗案  徐骏是雍正初年任过刑部尚书的徐乾学的儿子，江苏昆山人，康熙末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人自幼佻达、狂躁，业师周云陔督责严厉，竟被他毒死，因而得“药师佛”之号。他做官后来本性不改，到处结怨，因作诗有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怨家指控为思念明朝，毁谤本朝。执法官比照“大不敬”律将徐骏处斩，诗稿焚毁。时为雍正八年（1730年）。其实，徐骏并无反清思明的意念，“清风”“明月”不过是套用诗家陈词。

吴茂育著书案  吴茂育是浙江淳安人，官宛平县丞，著有《求志编》，大约雍正十一年或十二年，被族弟吴（雨分）告发。浙江总督程元章审问后上奏清廷，认为该书评古论今，“语言感慨，词气不平，肆口妄谈，毫无忌惮”；李沛霖所题序用干支纪年，不写雍正年号，更属“狂悖”。雍正帝朱批命他严加审究，认为这种思想犯比“盗贼”危害更大，更难破除（此案对局未详）。

沈伦诗案  雍正十二年（1734年），江苏崇明人施天一因与同乡沈伦争田产结仇，遂提高控告沈伦所著《大樵山人诗集》有“狂悖”字句。两江总督赵弘恩查也沈伦列名沈在宽案，便逮捕了沈伦嗣孙沈自耕及收藏诗板的沈苍林（沈伦先已病故）。雍正帝在赵弘恩的奏折上批道：“凡似此狂妄之徒，自应彻底严惩，以靖悖逆风习。”（十二月初九日朱批）

在这以前，赵弘恩任湖南巡抚，曾发现浏阳县朱姓所编《朱氏家规》有“侏亻离左衽，可变华夏”等句，认为朱姓之人是曾静同党，严审而无结果。雍正帝指示他不必深究，但要严加训诲。时为雍正七年十二月。

在《大义觉迷录》的宣讲过程中，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件。

范时杰呈文案  福建上杭县童生范时杰读过《大义觉迷录》，便向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上呈文斥责曾静，颂扬雍正帝，想以此作进身之阶，果然得到刘师恕的表扬。当福建学政戴瀚按临汀州考试学子时，范时杰又上呈文驳斥曾静的“悖逆”言论，为雍正帝辩护说：皇上的帝位是三兄（诚亲王允祉）遵父命让给他的，皇上得位正当，没能杀兄屠弟的事。戴瀚当即拘审范时杰，追问“三兄让位”之说从何得来？范时杰答称汀洲城里人人都这样说。戴瀚上奏清廷，雍正帝命他会同总督、巡抚进一步审究。范时杰最后供称是自己想当然说的。雍正九年六月，经戴瀚等人奏准，范时杰交原籍地方官严格管束，令他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宣读〈〈大义觉迷录〉〉。这个拍马屁的小人没有想到拍马屁也会出差错，弄巧成拙，自寻烦恼。

屈大均诗文案  署理广东巡抚傅泰阅读〈〈大义觉迷录〉〉，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雍正帝念屈明洪自首，免戮尸，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戌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他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十，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礻乃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④。

再如僧人木陈(文心)生前受世祖礼敬,所著《北游集》记载他供奉内廷受恩宠及对世祖施加影响的一些事。雍正帝读后认为木陈（文心）“私乱记载，以无为有，恣意矜夸”，将影响世祖名誉，斥之为无知妄人，下令焚毁其书。僧人玉琳王秀弟子骨岩所著《侍香纪略》也以同样的原因被焚毁。

雍正帝崇信佛、道二教，但不许佛徒、道士干政，对他们防范很严。僧人迦陵性间曾是雍正帝旧友，死后褒荣显耀，但后来却说他“好干世法”，剥夺褒荣，并下令严格约束其徒子徒孙，不许保留迦陵性音的笔记文字。道士贾士芳经常入宫为雍正帝驱邪治病，据说一次因咒语中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之语，被雍正帝处死。

雍正帝是个迷信很深的人，他笃信天命，笃信“天人感应”之说，即位后大讲祥瑞。臣僚投其所好，所谓凤凰、甘露、卿云、灵芝、瑞麦、瑞谷、五星联珠、黄河水清之类，争相奏陈颂贺。雍正帝乘兴赏赐，上下皆欢喜。但也有过不愉快的场合。

邹汝鲁《河清颂》事件  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河道总督齐苏勒、漕运总督张大有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省巡抚相继奏报黄河水清。向来传说黄河清是圣人出世、圣人在位的瑞应，雍正帝喜不自胜。于是“皇恩浩荡”，给知县、参将、主事以上的文武官员每人秩加一级。太常寺卿邹汝鲁想乘机表忠扬名，便效法刘宋时的鲍照作了一篇《河清颂》献上去。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这句，原不过是套语，意思是说皇帝衽新政，天下风俗都变好了，所以有河清之瑞。没想到雍正帝阅罢大怒，说他是即位以来，事事效法皇考，恪守旧章，没有做丝毫改弦更张之事。责问邹汝鲁所谓“旧染维新，风移俗易”，“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邹汝鲁当然答不上来，于是革职，发往湖北荆州沿江堤岸工程处效力。邹汝鲁一心贡谀，没有注意回避雍正帝的大忌，即“不孝”之名。谤议都说雍正帝用不正当的手段袭位，甚至说他毒死圣祖。雍正帝为了洗刷恶名，用尽百计千方。邹汝鲁谄迷心窍，文字失于推敲，活该倒霉。

李凤翥《贺表》事件  李凤翥官工部待郎，建昌（今江西永修）人。这年他奏上《贺瑞芝表》，自称“蓬荜陋儒”。另表又称“掷地才疏，敢含毫而赋五色”。雍正帝读后挑剔了一大堆不是，说李凤翥既然以儒者自居，就应另倍敬慎，怎能信口开河。没有作赋而称“赋五色”；如果真的作了赋，为何又不献进？说李凤翥从前听“啊其那”（允礻田共）指挥，还能以儒者自命吗？说李凤翥在贴黄（奏折内容提要，用小纸条写出贴在奏折上）内把“赉”字写成“赍”字，莫不是讥笑他滥行行赏赉？如此轻慢疏忽，还象“儒者”的样子吗？于是命李凤翥明白回奏，最后处分想必不会轻。

雍正帝以全部身心听政理事，目光敏锐，事事精明，留给后世数百卷《朱批谕旨》等，令人惊叹。其训斥臣下、咄咄逼人之词，使人不寒而栗。在他的独裁下，朝政、吏治的确得到整饬，但文风士气却被摧折殆尽。雍正十一年下诏征举士人，想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以吏为治”和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雍正帝虽然放宽言路，但大家都无话可说。监察御史李元直不识时务，上任才半年就上了数十道奏章，指责大臣唯唯诺诺无所建树，说朝廷“有尧舜，无皋夔“。雍正帝责问他说：”有其君必有其臣，如果象你说的朝列没有皋、夔，我又怎能做尧、舜呢？“李元直抗辩不屈，眼看就要得祸。不料雍正帝却把他看作“诤臣”，召他入宫中当面奖励。李元直化险为夷，比谢济世、李绂幸运多多。



注释：①此据《清史稿·世宗本纪》及年羹尧传。据《清世宗实录》，年《表》把这句字成语颠倒误写为“夕阳朝乾”。

②全诗为：“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轻近午天。”咏的是圣祖赐诗杜诏（内有“云淡轻近近午天”之句），据《柳南随笔》等书记载，此诗是杜诏的诗友查慎行赠给杜诏的，第二句为“紫纶新诏赐绫笔”，或许是汪景祺抄录查慎行所作。新刊《读书堂西征随笔》残本内无此诗。

③上句后一“名世”指戴名世；下句后一“亮工”是指周亮工。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河南祥符人，明末进士历官至监察御史。入清历官至户部右侍郎，顺治、康熙间两次被劾入狱皆遇赦，康熙十一年卒。也有人认为后一“亮工”是年羹尧，因为年羹尧字亮工。

④也有人说裘琏得祸的原因是交结徐乾学、高士奇等人，雍正即位后，徐、高等人失宠获罪，裘受连累。可参读《清稗类钞·狱讼类》。

绿洲里的骆驼UID: 2112781

哇哦~好详细地说！

其实那位“十全老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才是给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化下的最要命的软刀子。这部书名义上是集大成者，实际上是统治者借编书之名发现并摧毁对满清统治不利的一切文化和文人。我们好些保存了几千年的文明到了这时被遗失殆尽......

立花道雪UID: 114678

，因此如果明能支持航海事业，中国人建立美洲殖民地完全是可能的。
中国人对太大的地盘没有爱好
越南 朝鲜 保持宗主关系就好
是历朝历代的想法

hakeemchoiUID: 193092

Originally posted by 燕鸥and小蟹 at 2005-7-21 20:07
可惜啊可惜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唯有尽力不让历史重演

说的好　

绿洲里的骆驼UID: 2112781

唔哈......

这才是我们记录历史，研究历史，铭记历史的原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