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梅自述：独闯美国上层社会

无奈花落去UID: 141145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3年11月01日00:12:19 星期六) , 站内信件

送交者: pine 于 October 30,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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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陈香梅应邓小平的邀请，作为美国总统里根的特使来到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会晤
。近20年来，陈香梅女士每年都访问中国。1990年起，她在中国教育界设立了陈香梅奖，
每年奖励一批优秀教师。1995年，她又设立优秀妇女读物陈香梅奖。
陈香梅女士，1925年生於北京。抗日战争期间，与支援中国人民的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
将军相识、相知，1947年与其结婚。1958年7月，陈纳德将军因病去世。陈香梅与两个女
儿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定居。经过40年的努力，她，一个东方普通女性只身走进美国的上层
社会，现为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

1958年隆冬，去华盛顿，别无选择

1958年7月27日，对我说来，是个阴晦的日子。我必须接受一个现实，曾经爱恋着我的亲
人━━陈纳德将军仙逝。「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夫妻恩爱的时
间毕竟太短了，仅仅10年。

是冬天带来了雪，还是雪带来了冬天？我已经分辨不清。我只知道大地没有了绿叶，没有
了花朵，更没有温馨。春也迢迢，梦也悄悄。 还没有把那颗残破的心收拢起，我又必须
接受另一个现实━━我被通知，必须离开我的工作岗位，离开我工作的公司。

美国中央情报局急於让我离开民航公司。这家公司是我丈夫一手创办的，我亲眼看它成长
，由几百个员工发展到上万名职工。我不忍离去。我在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工作，自己有
一个办公室。民用航空公司虽是陈纳德的财产，但他并没有把我安排在显要位置，他告诫
我说，要从基层学起。丈夫尸骨未寒，新老板如此对待我，使我深受伤害。既然他们不留
人，我为什麽还要留下，自讨没趣？

这时，我又收到律师的一份通知，要我到华盛顿处理与陈纳德将军产业有关的问题。陈纳
德将军的产业并不大，但叁与分割的人不少。他和前妻育有子女8人，连同我及两个女儿
，至少是12个人对遗产的继承有资格。陈纳德的遗嘱得在华盛顿听候查验。这不是一天两
天的事情。

面临着被驱赶和需要办理的应急事项，我选择了在华盛顿定居。还有一个原因是丈夫安葬
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我想每星期日能到墓前摆供鲜花。 华盛顿是白宫所在地，美国总统
之家。宾州路1600号是各地游客必到的地方，他们都想看美国元首住的地方是什麽样子。
华盛顿不像纽约那麽充满了过多的都市气味，也不像芝加哥那麽嘈杂，它的建筑，它的文
化，甚至它的气息，都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性。这座由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城市、美
国的雅典，能够接纳我和我的两个女儿吗？

只身起步，拒绝「我来照顾你」

婚後，我曾跟随丈夫从上海到香港，迁台北，又到美国，最後住在陈纳德的家乡━━路易
斯安纳州的梦洛市。当年丈夫陈纳德是携妻衣锦还乡，大众捧他，赞美他。对我自然也不
怠慢。但我知道，如果不是陈纳德的妻子，他们对我会不屑一顾的。 我的心理暗示没有
欺骗我。1959年，当我带着两个稚弱的女儿和一个受到尊敬的姓氏来到华盛顿时，我第一
个被告之的是：有些公寓不租给有色人种；有些甚至排斥东方人。我身为陈纳德太太，当
时占了点便宜，总算找到了一幢公寓。但美国人对有色人种、对东方人的歧视，着实令我
愤怒，非常不舒服。

1948年随丈夫回美国时，面对陌生的环境，尽管我心中战战兢兢，在大庭广众中说起英语
来有时不免心慌意乱，对美国的礼节与风俗，也只知皮毛。但我仍有安全感，因为美国是
丈夫的祖国；而他又是我寄托终生的伴侣。 现在他走了，情形迥然不同。我必须作出一
些重大的决定，未来的路，应该如何走？这些都需要我独自回答。 找个居所，这是首要
。

我的经济状况很不好。陈纳德去世时，我只领到300美元丧葬费。丈夫生前可领的退休金
，死後即告中断。原来还有一份保险金，但陈纳德的产业被冻结了━━5年内不得提用。
因为遗产分割还未协调好。 我只能靠自己的积蓄度日。我选中华府西北麻萨诸塞大道一
幢公寓，与两个女儿住进一套两间卧室的空房。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住这麽狭窄而拥挤
的房间。 陈纳德的一些挚友愿意帮助他30岁的遗孀。在我找工作的过程中，有几个人向
我求婚。他们说：「安娜（我的英文名），你一个女人住在华盛顿，怎麽应付得了？让我
来照顾你。」每逢这种「求婚」，我总是庄重微笑地回答：「我要葬在阿灵顿军人公墓陈
纳德将军的身旁，不能改名换姓。」

也有的男人要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谈工作，或谈谈我要出版的书。最初，我都置信不疑。
当我进入他们的办公室时，对方语言的轻佻、色迷迷的眼神，使我感到这些人想借机会「
吃豆腐」。

我清楚地知道，想要保有好名声，必须牢记一点，那就是自重。我不是讲道学的人，也不
自命清高，但我的处世有原则。我认为两性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但总也
得保持一份尊严，不能随随便便地和人有任何瓜葛，只有谨守自己的原则和标准，一定会
赢得他人的尊敬。

为了一个车位，一个黄种人的尊严 一个东方女人想在这既复杂而又充满种族歧视的美国
求发展，确非易事。 1959年，我在乔治城大学主持一项翻译机的研究。同时申请这份工
作的连我在内，一共有6人，我很幸运地被录取。

我白天从事研究，晚上教中文和自己读书，没有太多的时间叁加社交活动。

这时，发生了一桩事。我在做项目主管时，本应有我的车位。但是，单位却把本属於我的
车位给了一个白人。理由很简单，有色人种是不配有车位的。我也发现，在华盛顿致力学
术研究的中国人，待遇比美国人低，就连做亚洲研究工作这方面，中国人的意见也常得不
到重视。令我更为诧异的是，这个圈子里大多数所谓东方问题专家，多半是卷发蓝眼睛的
人。我问过一些中国教授和专家，为什麽没有论文发表，回答不是没有，只是文章有时被
冠上了别人的名字，如果提出抗议，饭碗就可能不保。我向朋友们提出：「我们必须走出
这个小圈子，为争取社会平等、机会平等而奋斗。」以後，我在美国各地以此为题，发表
演讲。我说：「华裔在美国已有长远的历史，我们应该有同工同酬的机会。」 我开始为
我的汽车车位奋斗。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4年一届的总统竞选开始了。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为自己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拉选票，特别是争取少数民族的选民支持。
两党都有人找我，希望我参加总统的助选工作。

「哪个党给我把车位找回来，我就加入哪个党！」我明确向游说我的人提出车位问题。

最後是共和党人为我争到我应有的车位。我加入了共和党。 面对种族歧视或对女性的偏
见，我记起陈纳德生前曾对我的劝导：「要消除烦恼，唯一的办法是增进你个人的见识和
能力。」在以後的日子里，我努力做到了。我专心学习公共演讲这门课，数年後，我在大
学及公共团体演讲时，每一次最少收费1000-2000美元。这是白人教授的费用。高兴时也
可以免费，但绝不少收费。 第一次叁与了失败的总统助选 1960年对我来说，是相当兴奋
的一年，我首次在美国叁加了政治活动。加入共和党後，第一件事便是替共和党提名的总
统候选人尼克松和洛克菲勒助选。开始，只是做些有关竞选的简单工作，比如：打电话、
请选民去登记、投票；对少数民族团体发表演说。如果选民提出有困难无法出来投票，工
作人员便要自告奋勇地去接他们。诸如此类的事。我从中知道一般民众在政治中所扮演的
角色。这一切，都使我兴奋，并认为过程「是很好的教育」。

在美国，每4年一届的总统选举，可说是一场白热化的战斗。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各地招
兵买马；各自选择开会地点；彼此大显身手。我第一次叁加的选民代表会是在迈阿密。那
里是「震耳欲聋的嘈杂和惊人的混乱，夸张、荒诞、刺激、五光十色的喧闹」。我对场景
的气氛感到兴奋，对尼克松的当选充满了信心。

尼克松的对手是约翰．肯尼迪。肯尼迪的竞选阵容强大，而且肯尼迪仪表堂堂，踌躇满志
。媒体对双方的总统候选人也表示了自己的倾向，甚至有的人在报纸上把尼克松画成褐鼠
来嘲讽。我依然选中为尼克松助选。我认为那些漫画不算什麽，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挠尼
克松取胜。我并没意识到我已投入了一个不可能取胜的战役。

在华盛顿，政治和招待会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谁以招
待会为业，那麽，他将成为政治上的主人。我定居华盛顿不足两年，便被认为是有社交能
力、非常好相处的人。我的言谈给人以启迪，并且使对方感到自在。我还是一个热情的厨
师，饭菜做得有奇异的亚洲风味，被我邀请午宴，成为一件令人渴望的事情。我的家开过
共和党竞选早期的战略和决策会议。

在尼克松━━肯尼迪电视竞选辩论後，人们已经认定我必输无疑，但我并不失望。竞选在
电视辩论声中结束，尼克松以甚微的票数输给肯尼迪。这是我第一次叁与竞选活动，它以
失败而告终。

无意在政府「打工」

为尼克松助选失败，但我接到当选总统肯尼迪的邀请，请我叁加总统就职的晚会。那是一
次盛大的舞会，叁加者都是政界名流及美国着名仕媛。我沉浸在舞会浓郁的政治氛围中，
兴奋不已。

肯尼迪执政期间，多次会见我，听取我对亚洲事务的观点。1962年5月，肯尼迪第一次正
式单独会见我，在以後的几次要会中，我也常见到他。1963年夏，肯尼迪在背痛发作时，
仍在百忙中会见并询问我的近况和工作，临别时，他送我一支有他签名的圆珠笔做纪念。
也许是偶然，在这年秋季，当我得知肯尼迪计划南行时，在一个晚宴上，我说：「南方这
时间境况不太安定，总统去南方似??不合时宜。」当时有人笑我杞人??天。想不到12小时
之後，肯尼迪遇刺身亡，悲剧发生。

我初到华盛顿时，只为了自己能够独立生活，为了争得一个平等的权利，没想到，从此踏
上了政坛。到了1966年，我的经济状况已有很大好转，我购买了一幢很大的寓所，1967年
，又搬进水门大厦。但是，我在政坛绝不是奉迎哪一方，我以我的鲜明的观点和磊落的作
风叁与政治。

尼克松以一个清贫的律师，曾成为加州国会议员、叁议员，当副总统8年。1960年竞选总
统，败给肯尼迪。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又告失利。经过一连串的挫败，1969年1月20
日，正式上任做总统了。

在竞选的前後过程中，我始终如一地支持尼克松，并且与他保持密切的联系。1968年12月
，总统当选人尼克松在组阁过程中，派人见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新政府。我说：「我
谢了。」我无意进入政府。令我感到惬意的是，1969年1月、1973年1月，尼克松就职大典
，因我是竞选功臣，由我负责主持尼克松就职典礼事项。以後的每4年，我都是座上嘉宾
。当时我的头衔是：共和党政务问题委员会顾问、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安格纽顾问委
员会主席、全国妇女财务委员会主席。这些，都是有职无薪。我乐此不疲。尼克松陆续派
我代表他到菲律宾、韩国、泰国叁加各项大典。

难闯的社交圈子

华盛顿如万花筒，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後，它不只是美国的首都，也是国际的都市，世界到
这里来的人各色各样。如果想在华盛顿扎下根，并有所建树，就必须想尽办法叁加社交宴
会。特别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女主人开的宴会，那里的白宫官员、国会议员、大使、将军摩
肩接踵，握个手，打个招呼，就可以找到进身之阶。

60年代在华盛顿，哪个要人的宴会邀请了谁，或哪个要人叁加了谁的宴会，彷佛是非常重
要的事。 初来华盛顿时，我应邀叁加了陆军上校马里兰．麦考密克家的一次宴会。马里
兰夫人将我介绍给当时华盛顿大有名声的交际夫人柏儿．梅丝塔。杜鲁门总统时代，柏儿
．梅丝塔被任命为驻卢森堡大使。百老汇以她的生平写了剧本《称我夫人》。她的丈夫是
俄亥俄州油田大王。夫婿去世後，她就到华盛顿定居。杜鲁门总统偶尔到梅丝塔家作客，
这位夫人的身份就此水涨船高。 梅丝塔用她那双犀利的目光，快速地打量了我一眼说：
「一位中国妇女来华盛顿干什麽？」尽管这话问得有些没礼貌，但我还是礼貌地回答说：
「在乔治亚城大学工作。」看似所答非所问，但在社交场合，这个回答也就避免了尴尬。
梅丝塔接着说：「亲爱的，你既年轻又漂亮，如果你想再结婚，到别的地方去吧，现在正
是时候。这里可不是结婚的好地方。但如果你想使社交界为你轰动的话，这儿正合适。华
盛顿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继而她又问我：「你的大名是不是登记在绿皮书中？」这
一问，真使我措手不及，我不知绿皮书为何物。梅丝塔又追问了一句：「我要打电话给你
，你的大名是否收录在录皮书中？」我必须面对绿皮书，如果我告诉她我不知它为何物，
我俩的友谊就会中断，华盛顿上层社会不使用名片，我急中生智地说：「我相信你会找到
我的电话号码。」 我的话灵验了。两年以後我的名字印在了绿皮书上。

所谓「绿皮书」是华盛顿每年出版的通讯录。里面除了总统府的重要人物清单、外交使节
和叁众两院的人名地址，还收录有地位、有声望的人名录，入选的标准相当严格，闹离婚
或出了丑闻的一定除名。绿皮书的页数不多，印数也不多，因此是华盛顿的社交圣经。

华盛顿社交界中的更迭，也是瞬息万变。通常，只要一个人的照片或事迹被发表在报刊或
影视荧屏，霎时间，每个人都会是这个人的朋友。一旦这个人病了，或声望下跌，人们也
会很快就忘了。柏儿．梅丝塔夫人就遇到了这个规律。没多久，她病了，这时，她才发现
自己的朋友如此之少。当时，有些报纸说我已取代了她的位置，成为社交圈最成功的女主
人。媒体的报道，多少起到挑拨离间的作用。梅丝塔夫人打电话给我说：「我不喜欢记者
们关於我们的报道，我要和你谈谈。」我如约到了梅丝塔夫人家，安慰她：「别为报纸上
的消息烦心，无论共和党或民主党当政，你都是大家公认的华盛顿女主人。」

从此，我和梅丝塔夫人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梅丝塔夫人病的时候，我时常打电话问候并
探望她，直到她寂寞地离开人世。

想及与梅丝塔夫人的交往经过，我想「名与利所值几何」？

1980年，我代表里根总统接受邓小平先生的邀请访问北京，终於踏上睽违30多年的中国土
地，也接受了国宾的礼遇，虽然我以陈纳德将军夫人为荣，但我更因能靠自己的努力，创
造自己的天空为傲；也更以在白人的天下，无畏无惧地和他们比高下为傲，因为要进入美
国的主流社会，真是谈何容易！

在美国，我有自己的天地，30多年来，从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福特总
统、卡特总统、里根总统、布什总统和现任的克林顿总统，对我都委有任务；而在美国的
叁众两院，共和党、民主党的领导们虽然此上彼下，但与我可说大都是相识或朋友，这是
日积月累的辛勤与人缘，也是金钱不一定能够全部买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