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求职工作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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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求职工作随笔之一——北京印象  

华夏文摘



前　言



我是一名原在美留学生，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后回到北京求职。临行前，许多朋友建议我把回国后的经历写下来，贴到网上与大家公享。因现在希望回国发展的同学很多，但苦于缺乏有关的信息，特别是同道者第一手的亲身经历。如果有人能向大家提供这些，会是一件受欢迎的事。这篇随笔就是源于这个初衷。至今已回国一月，尚未最后落实工作，“待业”在家。找工作之余，“提笔”将如今的苦乐慢慢道来，也算向朋友们交差。



我以前从未用过中文软件写东西，现在用的输入法也只是最慢的联想全拚，能写多快、多好、多久、尚不得而知。反正尽力而为就是了。章节中的内容皆为真人真事。如果可能，我会将一些地址，电话等也贴出，比如人才公司的联系地址，相信有些同学会感兴趣。除了找工作过程中的故事外，我也会将回国后发生的其它事情，事无巨细，流水账地写出来。因点滴小事，也都是回国伊始生活、心理落差的反映。后来者也将会有类似境况，有前车之鉴可少走一些弯路。若有网友觉得小事无聊，那就只当写给大伙儿茶余饭后看着玩儿，聊解乡愁吧。本人写作水平与网上的如林如橼巨笔们相比实在业余，若有时笔不自禁，贻笑大方，或情之所至，破笔生乱花，万请网友们原谅指正。



由于某些原因，此文是请一位朋友代贴网上。网友们若对某一话题感兴趣或需要国内的某些信息，可请鄙友代转告，我一定尽力帮忙。



我写这篇随笔是应朋友之邀，同时也替大家尽一点义务，无所谓版权问题。若有转抄转贴是大家的恭维。但恳请抄全贴全，以免断章取义，误导他人。我在此先谢过。

　　

（一）



临行前的两天，在最后几天修改文章的忙乱中，还没意识到要离开学校、离开美国。当送机场的同学的车开在大学城小镇的街上时，才猛然间对自己说，要回家了。看着车窗外待了五年多的校园，那路那楼那人流，其中多少苦乐，都结束了。



承西雅图几位朋友盛情，途中在西雅图停留几日。正好我父母结束了在美的会议和旅行，也在西雅图会合。每日里观光欢聚，连西雅图的绵绵细雨也不曾勾起太多的离绪，直到临行前的午夜，在机场等芝加哥飞来的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一丝失落淡淡袭来。看着四周空荡荡的候机室，这就是美国，那个初来乍到时的神秘之地，几年来的拼搏战场，拚到如今刚有点自如了的“家”。可又要走了。十几个小时后，我就要回到中国，重新踏上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故土。此去不同于当年离开中国，也不同于以往回国探亲，此去不知什么时候再会回来。想到此处，不觉叹一声人生有趣又无奈。



因为是九月初，不是假期，飞机上的乘客大多是留学生的父母带着第三代。一路上倒也吵吵闹闹不寂寞。飞机在北京降落时，机上没有了往日坐满学生时的欢呼声。老一代们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早已不再轻易激动。而那些第三代们，还不懂他乡与故乡的不同。但愿他们比他们的父辈们更幸运，不必再尝思乡之苦。



边检，海关一路顺利，艾滋病查血早已取消。弟弟和他的朋友小张开了两辆车来接我们。小张是弟弟的大学同学，现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业余也做一些其他的事。是当今京城里不少的大款一族中的一个。据说他去美国，在纽约第五大道的一家店里让人误认为是日本人，一气之下花１０００美元买了一根皮带。去年我回国承他相请在一起吃过顿饭。席间听他开导如今市面上的种种关节，倒也受益菲浅。



我随小张的车走，只五万公里的桑塔那，看上去不少“沧桑感”。大约是保养及开城区的缘故吧。车一路开来，小张问我在美拿了什么学位，答博士。“噢，没拿博士后学位？”我赶紧解释博士后不是一个学位。而是在固定工作前的一个过渡期。热门专业如计算机，很少有博士后，往往硕士就工作了。而工作难找的专业，如数学，物理和我所学的生物类则积压了不少的博士后。小张又问：“那你有绿卡了吗？”“没有”。“怎么这么多年还没绿卡？”“……”“那你还能回去吗？”“得重新办邀请、签证”。“噢……”问完这些，小张算是明白了我的境况，然后转而“安慰”我：“嗨，在美国也不好混，回来也不错，慢慢儿来吧”。



小张与我的这段对话，在此后的几周里与不同的人多次反复。当人们明白了你放弃了人人渴望的美国梦，回来当一个又得重新办出国的人，那么顺理成章的解释就不言自明了。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朋友们中对回国留学生比较普遍的的直觉反应。作为回国留学生，对这种下车伊始就要经历的“贬值”过程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提到国内把博士后当一个学位，顺便多写几句。我９３年回北京时，就在报上看到过“博士后学位”的说法。后来我去语言学院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咨询时，还向那里的人提过这个问题。当时他们告诉我那是记者的外行语言，国家教育部门对此是有数的。我听了倒挺放心，觉得还是咱政府信得过。可后来，在联系国内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地有人问我有没有博士后学位，似乎这已是真的一个学位了。报上也在大力宣传国内的博士后制度。后来９６年７、８月份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国家教委的一个官员介绍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最后的结论是，“博士后已成为据有中国特色的，我国独创的准学位制度”（大意）。此时我刚刚完成论文答辩，以为可以“学成归国”了，看到此文，不由得哎哟一声：“坏了，还是少读了一个学位”。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博士后始于几位美籍华人学者的建议。由教委统抓的博士后系统，在人事，经费，家属调动等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与效率。但其适合中国国情之处未必在于学术上，因为我国的问题还不是人材过剩多得没处去，而是人材的合理使用。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僵硬的人事、管理体制。从这个意义来说，倒也确实是中国特色。但与学术水平并无太大联系。而随意冠以与国际接不上轨的“准学位”，似乎“独创”得出轨了点。



我家住在海淀附近的一所大学里，楼前正是一个大操场，操场墙外就是马路。回到家的第一天清晨，６点多就醒了。听着窗外的人声，公共汽车声，这就是我在美国每天梦里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站在窗前，看刚刚亮起的东方，不远处那一排高高的杨树，还有一半的树冠被罩在淡淡的雾里。附近一个部队大院儿里传来断断续续的起床号声。那一瞬间，心里悠悠的回家的感觉，难以言表。窗外操场上学生排起了队在做早操。队里的男孩子们睡眼懵懵地随着音乐敷衍了事，几乎只有手指头在动作。当年被迫早起做操的痛苦在这一刻才稍许记起一点。那青春少年的日子，好象很久远了一般。趁别人还没起来，我一个人走出学校后门。后门那条小街还是那么脏脏的，路旁的摊子比以前更多了。我等在一个

油饼摊前等着那个外地小师傅现炸现卖热热的油饼。加州的朋友们大概每天都能吃上中国早点，而对我这个在中西部小镇窝了五年多的“乡下人”来说，手捧一块现炸的油饼，是只应天上有的好日子。



吃完早饭，计划下来必须要办的几件事，首先要上户口，回家首先要做良民。到了街道派出所，申明所要办的事，所里的民警死活找不到我的“底儿”了。老户口，老身份证都找不到。看了我半天之后，一个领导模样的最后说：“那就补上吧”。问到我接收单位时，答没有。于是在户口本儿工作栏上落下个“待业”。然后在隔壁身份证办公室交两张照片１０块钱办证。被告三个月后来取。从头到尾，只看了我的护照，连领馆的回国证明都没要。如此顺利，出乎意料。我一位朋友的弟弟从外地大学毕业回京，人事部同意自找工作，但只因没有具体单位，已三个月还没上成户口。



办户口时，须重新打出一张户口页。用计算机的民警五大三粗，看上去象个老工人模样，可在键盘上的打字速度立刻令我觉得自己“有眼无珠”。当用边上的针式打印机打印到最后一行时，小小的户口本纸已令打印机显示“无纸”而停止打印。这是平时用打印机时常见的麻烦，只见那位“老工人’民警拿起一张纸向打印机进纸口轻轻一插，“骗过”纸张检测，一声轻响，最后一行打出。我不由得心里佩服这巧妙。



下来一件事是买自行车。在北京没有自行车就象没了腿一样。做好决定就直奔海淀商场。如今的海淀早已是鸟枪换炮了。小门小脸早已被大商业楼取代。原来的海淀商场现在是四层带地下室的大商城。进了店门，首先要适应一下国情，即每一平方米的面积要搁上好几个血肉之躯。在此情况下，不仅谦让是谈不上了，而且还得奋勇直前。眼瞅着前边儿两位女士间只有半人宽的空间，还没容你决定是穿过去还是绕过去，后面的人流已生生的把你“塞”了过去。好在那两位女士倒也没显出在意的样子。毕竟是本乡本土的人，几分钟后就目中无人，回乡随俗了。从小就在这片儿长大，虽说去了几年地球那边儿，还不至于如此快地忘了本。自个儿对自个儿说：咱就是土豆，不装那洋蒜。



卖自行车的是在海淀商场的地下室里。价格从７、８百到３、４百的车都排在那里。因为刚听完一位朋友家里三年被偷七辆车的故事，临来前就做好了决定，买最便宜的。最便宜的是三百九十八块钱的永久。看着自打我记事儿就没变过样式的永久，直琢磨这厂咋还能赚钱。几位看上去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七手八脚地替我挑了辆车，然后冲那边一示意：试试吧。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我的“试车场”就是眼前这挤满了人的营业厅。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骑车上学，就赶上一个下大雪的早上，就是在离这营业厅一百米不到的苏州街上，把一个女孩子“追”到了墙角根儿上才没人车两伤。在美国五年多没碰过一下自行车，没想到今天又要在这苏州街口受考验了。当时一咬牙、一跺脚，屏住息、提住心，还真在

人丛中转了个圈。当真是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



买完车，顺便在四处转一圈。吃了两串羊肉串儿。味儿一般，可倒都是羊肉，不象以前尽拿牛肉蒙人。转过母校八一中学门口，还那样，可一晃都十几年了。骑过海淀体育馆，见墙上有颜色漆喷的“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ＯＯ”，没想到ＶＡＮＤＡＬＩＳＭ都到了海淀了。中午放学的时候，街上挤满了中学生。如今的学生们，无论穿着还是神情都透着年轻一代好日子。我拿着根冰棍儿（１．６元）在路旁站着瞎看着。马路对面一个秃顶老外在车流中逆行狂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这边一个美国中学生模样的小老外在人群车流中跌跌撞撞地ＲＯＬＬＥＲＢＬＡＤＩＮＧ。街上的人们普遍的神情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年轻的女子们很少有不化装的。看着红男绿女们在边上走过，我最后不得不认同一个由国内去美国短期访问的朋友的感叹“咋满脸苦难的中国人都去了美国了呢？”路过书店时顺便花１９块８买了一本近来“洛阳纸贵”的《中国可以说不》。顺手还在小摊儿上花１５块钱买了个自行车前挂的筐。就这么骑了一段，突然发现脚下不对劲，低头一看，新车上的脚蹬子掉了下来。赶紧上路边儿修理一番才勉强回到家。临进楼道，想起来还没给车上牌照，骑出去可能会有麻烦。抬头看见满楼道积满尘土的不知哪家的自行车，一看左右没人，顺手扒下一张照，安在自己车上。得意之余，不由得内疚地叹一句：唉，人学点儿好不容易，咋学坏就这么快呢！



过了几天，在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偷自行车和旧自行车集市的报道。介绍偷车情况的严重。看完只当看别人家的故事。心想这辈子被“ＴＯＷ”过，还没被偷过。可恨的就是这“一闪念”，几个礼拜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在热热闹闹的大街上，我那刚放在那儿没多久的新自行车外带一个自行车筐就生生的不见了，被偷了。悲痛之余，于是决定不再买车了。以后出门儿，骑我爸的车。



一日傍晚，闲来无事，翻了翻新买的《中国可以说不》。网上评论已不少，回国后也有人对我提起，并赞不绝口。所以一直想看看这本褒贬如潮的书到底说了些什么。刚翻过几页，觉得作者那种随意、口语化的词句看上去似曾相识。再过几页，想起来了，象王朔小说里的词儿。如果王朔那半真半假的调侃可被称为“大众”文学或“俗”文学的话，那“中国可以说不”所谈的政治是不是可被称为“大众”政治或“俗”政治呢？小说可以“俗”一点儿、“小市民”化点儿，可事关国际、国家的外交、政治岂是随意可以“俗”起来的。尽管作者们开篇即声明自己并非专家学者，却斗胆在书中处处下“斩钉截铁”、“专家”式的论断。这些非专家学者的作者们似乎缺乏基本的国际政治、经济知识。并显然没有受过基本的科研训练。书中多的是情绪化的词藻堆砌，少的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狭隘、狂热的民族主义不可能把中国领向现代化。如果对落后这个事实都拐着弯儿的不承认，那怎么能指望卧薪尝胆地去寻找和改变落后的原因呢？对那些对书中所涉及问题本来不太了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将起什么作用还很难说。



北京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交通和污染了。人多车多到处拥挤。但最令人头痛的是无论人或车都不守该守的规矩。首先汽车从来不在线中间开。由于处处堵车，司机开车时要不断地到处找空子钻，随时准备换道，可还不能让后边的车占了先。所以永远是压着线开。以至习惯成自然，前后几十米没车时也霸在路当中。为了在车丛、人丛中穿行，司机们都习惯于快速大角度地转方向盘。高速公路开放后，许多司机在高速行驶时仍按老习惯做，以至于出了不少危险。经过适应后发现高速公路上开车的决窍竟然是少转方向盘。如果说行人、骑车人对开车的有气的话，坐在车里的看着车外人们那副“我就不信你敢撞我”的架式，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北京的汽车好歹还得按红绿灯走，可自行车根本就是无法无天

。警察也根本不管。除了个别年纪大一些的还给红绿灯点儿面子以外，年轻的完全是“跟着感觉走”。外加我这“回乡随俗”的，更是添乱。不过有趣的是大家对这乱似乎适应得不坏，也不见得到处都是交通事故。怪不得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把北京的交通形容为“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ＨＡＯＳ”。习惯了之后倒也是一种没人管的自在。唯一令我摇头的是几次看到司机们硬是对着排队过马路的小学生们开将过去，生生地把队伍断开，把孩子们逼得在满街车丛中乱跑。不知是我们的文化中少了点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呢，还是当代中国艰苦的生活泯灭了我们的爱心。



回家后每天在外奔跑不少，所以对北京的出租车倒也“打”出了不少经验。在北京，上车后告诉司机去那儿后，司机往往问：怎么走？其实倒不一定是司机不知道路，而是在北京到处堵车，距离近的路不一定是最快的路，所以可有好多种走法。司机问你的同时也是看看你识不识行情。有一次一位女司机就把我当成了“老外地”，竟然绕着海淀转起了圈子。但总的说来，蒙人的司机并不算多。一个多月里我坐过不下五六十次出租，有问题的也就一两次而已。待钱花得差不多了，对北京也适应了之后，我更多的是坐小巴。坐小巴的窍门儿是最好在上车前就对这一段的车价有个底儿。千万不要问：到ＸＸ多少钱。问出这话，您就等着多交一块钱吧。



如果说交通问题除了造成低效率以外，尚可忍受的话，北京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就是空气污染。刚回北京的第一天看见满天的灰蒙蒙，还以为是雾。直到在每天的“雾”中开始不停地咳嗽起来时才切身体会到什么叫空气污染。有一天，下了一阵小雨。雨过天晴后，一下子天蓝得难以形容，这才象我记忆中的秋高气爽的北京。而这样的天气，我回京近两个月，仅雨后一天而已。平日里，人象被闷在一个“ＳＭＯＧ　ＣＨＡＭＢＥＲ”里一样。空气污染不仅是每天外出回来后满是尘土的衣服、鞋子，弹得起烟尘的袜子，更是明显的生理损伤。自回京后，就不断地吃各种药压咳嗽，毫无效果。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竟然在报纸、媒介中很少有关于空气污染的讨论，好象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一般，根本没人管一般。我只希望政府部门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象北京的骑车人那样对自然规律抱那种“我就不信你敢撞我”的心态。违背客观规律的代价难道付得还不够吗！



随手写来的初回北京的印象，全是小事儿。大家看得一定象我写得一样累了。下来两章写写找工作。



哈密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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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求职工作随笔之二——求职初探  

华夏文摘



回国工作是我当初离开北京去美国读书时就做好的决定，所以书还没读得怎样就一直在盘算着回国以后干什么。出国时是９１年，此前在国内一所农业大学读完硕士后又在北京一家科研单位工作了两年。在当时的情况下，比较现实的想法是回来后能找一家与应用开发有关的单位。这样的话既可以在收入上高一些，千把块钱吧。同时也可做点实事儿。纯科研单位的日子是过够了。我想这样的经历和想法在大伙儿中还是挺普遍的。

第一次回国是９３年底。刚一下飞机，看到弟弟腰里别的大哥大，就意识到我两年前的想法已经落后了。国内的变化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在家一个月中其他事情不再多说，有两件事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在此用点笔墨写一写。



我有一个朋友小李，父亲曾是一所大科研所的研究员。小李高中毕业后功课不好，在８０年代初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形势下，只好去了他父亲的研究所当了电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他混在一起成了“铁哥们儿”。读书不行，可他一手电工电器活儿是没得说。逮什么拆什么，拆什么会什么。我家的电器他恨不得全拆过、全修过。而且还啃啃哧哧地读了一个夜大文凭。在９０年代初，提出辞职干起了汽车防盗器的销售按装。辞职报告打上去竟然不批准。于是他每天在外面挣他的钱，还在单位照领一份工资。钱挣大了，车也开了，日子很苦却对我说决不回头。９３年他父亲因病去世，留下遗嘱希望能买一块墓地，将来妻子过世后也能合葬。可是所里对这位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科学家的最后愿望反复扯皮。原因是由于是高级别，死者必须葬在八宝山。其中既有科研所自己也没办法控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冷漠。心里凉透之后，小李自己花了３万块钱在郊外买了一块地了却了父亲的心愿。然后回到所里将所长、书记一一骂个狗血喷头，最后回到家里痛哭一场。在他向我叙述这过程时，对我说：“我是个小电工的时候，谁都能使唤。现在我骂谁谁都不敢吭声，因为现在他们谁也拿不住我了，因为我有钱。我能干我想干的事，我爸一辈子想都没敢想的事儿，我妈求人求不来的事儿，因为我有钱”。



另一位朋友小陈原是家大公司的业务员。别的一家公司的一件生意中买卖双方起了官司。一方携款消失了。另一方找不到当事人，却抓住了当时去蹭了顿饭的小陈。私下愿给他５万块帮助找人，遭拒绝后就告到了小陈的单位。与他一向不睦的处长不问青红皂白，先停了他的奖金，停职交待。一番折腾也没个所以然。且不说处长有没有法律权利调查小陈工作外的事（事件始终司法机关从未介入），最后连原告都不见了。事情不了了之之际，小陈提出了辞职。他的父母（两位老党员）对儿子说：辞职可以，但要把事情说清楚，要有个清白是非。这样的想法听上去挺开明，也挺合理的。可小陈交了辞职书的第二天就离开了公司去外地做生意去了。至今已三年，那个事情还是没结论。小陈与我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说的一番话倒让我觉得挺有意思：什么清白？他们老一辈，为了清白折腾了一辈子。一辈子，几十年，时时刻刻都要表态，站队，交待。唯恐交待不彻底，态度不端正。可真是“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清白故，两者皆可抛”。可他们做了什么坏事了？什么也没做！这世界上大概找不出比中国知识分子更老实的人了。可他们为什么老觉得生来就有罪呢？可就这样凑着赶着地夹着尾巴做人，清白讲清楚了么？越讲越不清白，越讲越黑，更何况压根儿就没清白问题。一天到晚凑着赶着地讲清白，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你的工资、级别、房子、还有清白都捏在别人手里吗！可我现在不用再做这些了，因为我有钱！我可以自己租房子，买保险，我为社会服务，社会为我服务，只要不犯法，就谁也管不着我。只要我有钱，我就能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日子。我可没这工夫再象他们一样一辈子时间光顾了讲清白，连自由都可以不要了。只要我不犯法，只要法院不找我，我就是清白的。



小李和小陈在“钱”里找到了尊严和清白。钱的力量使他们不必再象他们的父母一样逆来顺受了。而他们的故事却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的社会的变化。从前那个单一的社会结构，正在一点点地改变。现在，１９９３年底，如果你有能力，如果你敢闯，社会已经开始提供了那么一个空间让你施展。你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挣你的房子、工资和医疗，而不是靠大锅饭里可有可无的标准。那些将人们束缚在大锅饭里的因素，房子，医疗等等，随着个人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淡化。如果你有钱，社会已完全可以提供你所需要的服务。而不再需要靠向领导表清白来得到。而不象以前那样，无论你是有能力的还是没能力的，敢闯的还是不敢闯的，清白还是不清白，都让一口大锅罩在一起，煮在一起。你没有机会，你只能逆来顺受。虽然这种变化还很初步，这个空间还很小，但已经令人看到了一点点的光亮。９３年底这次回国时与同学朋友相聚几回，凡是那些还如几年前一样在国家科研单位的，聚在一起时都听我侃，侃美国是这样那样的。而凡是与那些下了海的朋友们在一起，全是听他们侃。听他们侃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多少的精彩和艰苦。可当我问他们还愿不愿意回大锅饭时，无一例外地答不可能。再问他们为什么，答为自由。这些例子使我意识到我原来的想法要改变，要跟上形势。隐隐约约地，我感到将来回国后的空间很有可能要超出原来设想的大学科研所的范围。而对这个空间，当时我还并没有具体的感性认识。



第二次回来是９５年底。因离毕业已比较近了，所以带着简历什么的“有备而来”。以前我说起要回国工作，别人只当我瞎嚷嚷，没人当真。这次见我不是开玩笑时，家人朋友们纷纷劝我要谨慎。虽然没有人说我不该回国，但总的反应是负面的为主。９５年底的北京与９３年底已大大不同。９３年时因申办奥运会所带来振奋与秩序早荡然无存。人们每日里谈着抢劫，谋杀，贪污腐败的案件。从混乱的交通到没人管的污染，到处给人一种人心涣散的感觉。回家后的十天里，每天听到的都是这些。我有一种几乎被炸蒙了的感觉，直犯晕。如果一切都是黑暗没有天理的话，那这国家还有没有希望？那些想为这国家做一点事的人还有没有机会？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文化注定如此低劣无望，那么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理由又是什么？这些虽然是远了些的话题，但却是在当时那种“四面楚歌”的境况下自然而生的想法。直到十天后，我的一位朋友小丽来看我，聊到傍晚９点多钟。我送她出门在校门口打的。等车时小丽随口说：北京的治安还不错，晚上出门还不用太担心。我听到这句话，差点儿没回去取钱包替她付车钱。这是我回家十天第一次有人说“好话”。这多多少少替我燃起了点儿“希望的火花”。



然后开始的是摸北京的工作市场，给自己定位。因为没什么前例可循，所以既不知道去哪儿找工作，也不知道自己值多少钱、该要什么价儿。去了留学人员服务中心，那里的几大本用人需求全是科研所大学的单位。去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人才交流中心，满墙的招聘启示全是招销售、司机、服务员之类的。问问那些工作人员象我这种情况的应去什么地方，应是什么工资范围，别人看着我直发愣，谁也说不清楚。通过同学、朋友的介绍，我又去拜访了一些在人事方面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在一位退休了的原科学院某所主管人事的老师家里，听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你现在进一个效益中等的单位，按留学人员政策应该是有二室一厅的住房，如果能兼上一两个课题，每月收入应该是不错的，大约能拿到近１０００人民币。听他的口气，１０００已是不低的收入了。另一位同学绕了不少圈子替我打听外企人员的收入。但那个圈子里的人一般不谈收入的事，所以几经周折给了个中层人员大概５０００块钱这么一个数。又有一个和外企圈子熟悉些的朋友却张嘴说了句：“国外回来的博士，２千５美金一个月吧”。于是乎，把我闹了个糊涂。这个收入范围的上下限差别也太大了些。到底哪个是“实盘”？就这样，又经过一两周的奔跑，这个问题才慢慢清楚了起来。原来这些人谈的是属于几乎是不同空间里的事。国家单位、民办单位、合资外资，这些不同的经济形式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几乎是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规律在运行。在人员积压，超编低效的国家单位，也许并不缺什么留学归国人员，也不指望你来改天换地。多你一个少你一个，没什么不同。看在国家政策的份儿上，给你个工作已是不错。更不可能给你高工资待遇。从效益上和人人摆平的大锅饭原则上来说都不可能。１０００的月收入指的就是这个圈子。而在那些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合资外资企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儿。高工资是要靠真出活儿才行，况且没有任何保障。可以说大差别的工资收入其实是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制度。那么，在回国找工作时，首先要想清楚，你要走进哪一种经济制度？并且有规范寻职途径的全是国家全民单位。如果要去国家科研单位以外的地方，得通过别的方式来进行。从我个人在科研单位的经历和别人的许多前车之鉴，我觉得自己应该到国家单位外的市场经济里去试一试。其实在美国过的不也是国内看来悬得乎的没保障的生活么。所以我在此后的求职方向主要是国家科研单位以外的选择。但提醒网上朋友们在看我这些杂谈时千万注意，个人情况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国家单位，科研单位中其实也未必没有前途，那里不缺我一个，可不一定不缺您。切不可受我个人主观看法影响，以偏概全。



此后又谈了几家别人介绍的单位，还与当时北京尚不多的人才公司联系了一下。国内的人才公司往往直译为猎头公司（ＨＥＡＤ　ＨＵＮＴＥＲ）。一些他们的地址电话等我将在下一章一并写出。在此顺便提一句，北京人中，特别是年轻人中，礼貌待人还是相当不错的。与一些公司的电话来往中，对方一般也都很耐心、得体。对我来说这是很令人欢喜的变化。在与这些单位接触的过程中，因有朋友介绍，对方一般都比较热情，但最后往往并没有实际的结果。几次以后一位稍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一些原委。首先，国外的留学生有回来意向的并非少数，也经常有人回来探听接触。但真正回来的并不太多，往往解触一下后就没有了下文。几来几往，国内的单位也就失去了兴趣，不再当真。另外，国外回来的学生一般学历高，所以要求待遇也高。在国内能在高待遇位置上的人也是一步步做出来的，这些位置是不会轻易与人的。如果想回国初始就有较高的待遇，只有在外企才会有这种可能性。被外企派回是各方面看来都比较理想的方式，进可功，退可守，物质心情双丰收。



而这种理想模式大概也是许多在美中国同学的想法。这个模式的根本还是在美国找到工作。国内的人总问我为什么不在美国办好绿卡身份之类的，甚至置好房产置好地后再到国内来发展。对这些问题我只好苦笑。虽然找个博士后或别的活儿养活自己并不难，但说到在美国刚从学校出来就找份好工作的艰辛，有不少苦水可吐的朋友们大概不在少数。在此我就略过了。即使愿意回中国，在美国找派回中国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并非家家美国公司都如中国人自己一样对中国感兴趣，只有比较有实力的公司才敢到中国来发展。要找到与中国有生意交往的公司就得有一番折腾。然后还要专业正好对口才有机会。而由美国直接派回的例子中，很多是已在美国本公司工作过一段后才被派回的。当然，还有一些同学凭自己的才能，刚出校门就被录用派回中国独挡一面，而免去了我如今的这番待业曲折。那么得承认这样的机会并非容易，这些同学的学识能力也非我辈能比。



毫无疑问，国外的中国人都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开放、发展。也在探讨着我们能在这个过程中做些什么。一般来说，大家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个相近的共识。那就是中国在未来的年代中，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无论是大胆地，还是羞羞答答地，都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沟通。那么，顺理成章地，就会需要参与这一过程的人员。国外的留学生或有过留学经历的人员，正好可以在此发挥优势。这也是许多回国留学人员，包括我自己，选择回国时的“理论依据”。然而，这个看法还是失于简单，还停留在比较定性的层次。中国目前与世界接轨的程度有多大？在这个过程中对人员的需求有多大？这些稍定量的问题似乎并不好回答。从我个人来说，对这些问题也不曾考虑得很深入。经过两次回国探亲时与国内一些单位接触之后，我总的感觉是目前中国大部分的企业还在原来陈旧的计划经济的系统中缓慢而沉重的转动。而与国际经济秩序接轨的还只是薄薄的一小层，包括在华的外企等。这个接轨空间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其大小尚不成规模。并且，这个接轨空间的层次还比较低，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秩序别别扭扭的初识。若想在其中发展，对这个现实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北京期间，仗着手里的几个美元，出门一般都以坐出租车为主。北京的面的还算得上方便又便宜。来往的不少朋友也“发”得不错，有车有“大哥大”，尽管大部分是公家的。在这样一种高消费的氛围中，我得承认自己多多少少有点“晕”。直到有一天傍晚，从动物园坐小巴回家，卖票的已把到海淀的票价降到了一块，比公共汽车也就高几毛钱了。然而，任凭卖票的声嘶力竭的吆喝，任凭北京１２月傍晚的冷风，３３２车站上排队等车的人们，却丝毫不为所动。我看着这为省几毛钱站在冷风中的长长人流，对自己说：这才是中国的大多数，这才是中国真正的现实。

哈密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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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求职工作随笔之三——人才公司  

华夏文摘



随笔前两章刚发出，就收到许多朋友的回应和问候。因为无法一一回函，请大家原谅，并在此谢谢大家的关心和鼓励。回国已两个多月，工作尚无着落，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我父亲左眼视网膜脱落，前后已住院４０多天。手术后效果不佳，还要转院重做，我每日里要在路上花几个小时奔波于医院和家之间。虽然为这些事折腾得很累，但我还是很高兴。当父母家人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再远在他乡帮不上忙。其中几次三番早上６点到医院排队挂号的“艰苦”、面对僵硬的医疗制度的无奈，以后若有机会再慢慢道来。因为这些原因，这随笔写得越来越慢。许多朋友来函中向我询问在国内求职的信息，特别是怎样与国内的人才公司联系。原计划写到后边时再将一些人才公司地址电话贴出，看来这样可能会拖得太久。所以现在干脆将这一章单另出来，将我手头所有的一些资料先给大家列出。有些朋友们可能马上就能用上。以后若有新的材料我也会补充进来。找工作过程中的其他故事将拖后一步，在下来一章里再写.

下面就是一些人才公司的联系地址等。电话、传真的地区号省略。另外，国内的许多电话与传真是用同一条线，所以传真前最好先通话告知。



北京曼帕尔（ＭＡＮＰＯＷＥＲ）表现管理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２７，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８号富华大厦门１１层Ｋ，Ｍ座电话：６５０２３２６６，６５００１１９６传真：６５００１３０２



北京海淀职业介绍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０，海淀大街３号电话：６２５７２６４３，６２６４２８１５传真：６２６４２８１５



北京迈波斯（ＭＰＯＳ）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３４，西城西四大红罗厂乙三号招待所２号楼１，２室电话：６３０９５８０１－３６５传真：６３０９５８０１－３６５



波森人才公司（属北京外企管理局）北京１０００２１，　朝阳门南大街１４号电话：６５０８２２２８，６５０１６６７７－３３０９１，－３３０６２传真：６５０８２２２８



长安人才服务中心北京１００８６５，复兴门外大街１０号中国职工服务中心电话：６８５９３２８８，６８５９３２８９传真：６８５９３２９０



长行逶氏人才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８０，北京８７３６信箱上行电话：６２５７２２７４传真：６２６１５９４９



人事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８，海淀北三环中路７７号北影厂内，人事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电话：６２０４１７６８，６２０４１７６７传真：６２０１３６３８



赛思人才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２９，朝阳安外安苑北里２５号楼吉林大厦四层电话：６４９２６２１０，６４９４７６８４传真：６４９４７６８４



泛亚博杰咨询服务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２９，朝阳区安惠新里甲１０号泰德商务花园Ａ座１１２室电话：６４９３２１６１传真：６４９３１１０２



工商人才服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５０，宣武区珠市口西大街３０号电话：６３０４９０６９，６３０４６９０２，６３０４７２４４传真：６３０４６９０２



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３６，复兴路２５９号，巨星大厦４层电话：６８２７０４６０，６８２９０４６４传真：６８２７０４６７



四达人才交流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２８，朝阳区光熙门北里２２号，远方饭店２４０１室电话：６４２２２３４９，６４２２５５８８－２４０１传真：６４２２２３４９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　（中智）北京１０００２０，建国门外光华里１５号三艾会所２层电话：６５９１９５７３，６５００２３８５，６５０１７７８８－２２１传真：６５００２３３１



中新人才报价系统　（属北京青年报）北京１００００６，北京饭店兴源村５２０１房电话：６５１３７７６６－５２０１，９２２４该处不收传真，最好先要表格填写后再于简历同寄。



纵横人才服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８，北太平庄马甸西村路６号电话：６２３８５８０５，６２０１８９３２，６２０１８９３３传真：６２３７２９０３



北京电话人才网电话一：１６０１１５５　（见后注）



北京电话人才网电话二：１６８９０６８９



北京世纪人才有限公司ＩＮＴＥＲＮＥＴ金才网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ＣＯＭ．ＣＯ．Ｃ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智联专业服务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２７，工体北路新中西街８号，亚洲锦江大酒店１９０４号电话：６５００７７９４，６５００７７８８－１９０４传真：６５００７７４３



ＫＯＲＮ　ＦＥＲ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平（光辉）北京１００００４，朝阳区东三环北路８号亮马大厦办公楼１５０３号电话：６５０１１９６１，６５９２５７９８／９９传真：６５０１１９６２ＥＭＡＩＬ：ＫＦＩＮＴＬＢＪ＠ＧＡＴＥ．ＣＡＳＣ．Ｃ



Ｎ．ＮＥＴ该公司的北京代表叶龙先生听说我在网上写东西，特地请我代他向国外的朋友们问好。朋友们若想了解国内的求职可能性，欢迎与他联系。叶龙先生也是从国外学习后归国，所以对国外留学生的情况有切身的了解。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Ａ北京１０００２２，建国门外永安东里，米阳大厦１０９号电话：６５９４０５１１传真：６５９５４８７０ＥＭＡＩＬ：ＮＩＣＨＩＮＡ＠ＰＵＢＬＩＣ．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ＮＯＲＭＡＮ　ＢＲＯＡＤＢＥＮＴ　ＩＮＴＬ。（雷文国际管理顾问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０４，新源南路６号，京城大厦１３层电话：６４６６３０１９，６４６６００８８－１３４８传真：６４６６３０１７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ＳＴＵＡＲＴ，ＢＥＩＪＩＮＧ北京１０００１０，东城区史家胡同５１号电话：６６０２２８４２传真：６６０８２７６０



ＳＴＥＲＩＬ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ＣＨＩＮＡ北京１０００１６，蒋台路２号南侧，丽园中心３１１电话：６４３８２６８０－２６８２传真：６４３８２７１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ＭＥＲＣＥＲ　（伟士顾问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１６，亮马桥５０号，燕莎中心雷格斯商务中心Ｅ座电话：６４６５１２３８传真：６４６５１２３６



注：１６０是北京近来流行的服务电话，包括几百家行业信息公司。原理上类似美国的１－９００。现在北京的电话已都改为了程控，每月自己去电话局或代理处交电话费。电话网上的各种服务也快速兴起。但许多人不知道这些服务是收费的。一位高考班主任用热线为全班学生查高考成绩，月底电话费２０００多。包括我自己也没料到这些变化，在用人才网热线时还跟电话线那头的小姐穷侃半天，事后才明白让那小丫头多赚了我不少电话费（２块钱一分钟，按热线不同有别）。其他热门的还有股票行情热线等。


以上列出的猎头单位的收档范围较大，特别是中国的猎头公司，基本上是低中高级人才简历都接受。而几家国际猎头工司就主要面向中高级人才，服务对象也主要是外企。中国的企业还不太习惯于通过签约猎头公司招人。从我接触的这些公司看，外企的中高级人员还是比较缺，但猎头公司手中的资料库往往很局限，中国以外的求职资料尤其少。经常是手里有一急求却找不到人。在亚洲地区，人才要求又往往类似，在本地区内合适人选不容易找。而在北美、欧洲的中国人对于猎头公司来说正是今后的主要目标。所以有回国打算的朋友们，最好尽早在这些公司中挂个号。不知道哪天机会就会找上门来。

哈密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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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求职工作随笔之四——在京待业  

华夏文摘



在国外，说到回国内工作时，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说回国学生如过江之鲫，可身边见到回去的并不多。有的说国内张开了双臂需要回国留学生，并可举出不少成功的例子。但同时又有人回去后就没有了声响，甚至不得不又重新背井离乡。那么，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这次回到北京几日后，先与过去的同学朋友打一通电话，招呼一声。同时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信息，建立联系。上一章中所贴的地址电话仅其中一部分，其他一些因仅与我自己专业有关，就没有贴出。总的说来，如我在前面所提过的一样。在国内同时存在着多种的经济形式。其中占主导的还是全民国营的单位。那么在这些单位里是什么情况呢？我在此举例说明，我有位大学研究生时的同学比我早一年在国内拿到博士学位。现在一家科研所工作。记得有一次回国时去学校看他。见他除了身上的衣服换了，肚子里的学问大了之外，住的宿舍里还是十几年前上大学时的那些东西。兜里的钱也不见得比当年多多少。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请他撮一顿。这次见面，已经工作成家了的他也不比上次好多少，每月工资３９８ＲＭＢ。他是国家“九五”计划项目的主持人，据他说也是由于所里“老家伙们”争不匀情况下，让他捞了个便宜。加上项目主持费及其他补助奖金之类的，每月现金收入大约在９００ＲＭＢ左右。如果有朋友准备回国后进科研所，那就很可能会面对类似的情况。但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在这些国家单位里的隐形收入。在北京，一室一厅的房子，带直拨电话和三气（煤气、暖气、热水器的约定俗成的叫法），租金要２０００ＲＭＢ。我同学的二室一厅的房子，在北京就就相当于每月近３０００ＲＭＢ的价值。顺便提一句，北京的租房价根据地段、设置、中间人等差别会很大。比如说有人手中有一套空房，但因是单位所分，所以不能公开出租，通过个人关系私下租出一般就便宜许多。这样一来，加上国营单位的医疗劳保等，我同学的实际月收入应定在４０００ＲＭＢ以上。但保持这个水平的大锅饭的代价就是承受国家单位、科研所的内耗、低效等等弊病。在此我并非一概而论在国家单位、科研所里就做不出事情。但其中人才、时间的大量浪费却也是不争之事实。当你只有９００块钱收入时，你怎能不每天为油盐酱醋烦心，发挥接受了多年教育后的所长从何谈起？在基本的生活问题都没法解决的情况下，做点事情又从何谈起？有趣的是，我听着老同学把国家单位、科研所中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之后，难以相信他竟然还能甘于在其中陷着苦熬。我问他想不想跳出那个单位，他说当然想。那为什么不跳？他说他爱人在外地，仍要靠他的单位将她的户口调入北京。更何况如果在北京没有单位，马上就没有房子住。听了他的理由，我无言以对。能说他错吗？能说他看不清利弊吗？能说他没有闯劲吗？可谁又能保证，中国真能发展到无所谓那个叫户口的东西？谁又能保证，在中国靠自己的努力就一定能给自己头上挣上一片瓦？谁又能说那种浪费自己生命的选择是心甘情愿的？



那么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应该会有的。至少在这世界上，还有在大锅外的活法。这大锅外的活法也养活了世上不少的人。然而在中国，对刚刚踏回家门的留学生来说，对那些还在他乡苦苦等待的人们来说，这个空间在哪里呢？我在前面提到过国内市场经济所提供的空间，也提到过我自己对这个空间的过于盲目的高估。那么，回国留学生在这个空间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呢？我们应该怎么在这个空间和这个社会中定位呢？



说句老实话，放弃了实际收入近４０００ＲＭＢ的大锅饭的，一定会希望有更高的回报。从国外回来，即使已为大幅度的生活落差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所有保障全得靠自己的情况下，也得有不低于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ＲＭＢ的收入才能立足，才能专心做事。但是即使这样的收入，在普遍的低水平收入的环境中，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高不可攀的。在北京地区，下岗工人的工资仅每月２２０ＲＭＢ，许多单位甚至还达不到国家规定的这个标准。那些高收入的工作，决不是没人愿意干的，换言之，也不是轻易能让你撞上的。在国营单位，这样的收入几乎很少。在效益好的民营单位，中高层人员才能拿到这个数。在外企，不缺司机、文秘人员，而极缺中高层人员。而这些人员大部分是从国外本部派来，或在本地经长期雇用后提拔的。普通的中层人员可到１０００元左右。我的一位朋友在外企工作了１１年，现在年薪２万５千美元。以上这些，不包括新区、开发区的情况，对那里的情况我并不清楚，所以不能擅言。但由我自己申请的情况看，在这些地区，申请加入并可以被录用的人是供过于求而不是供不应求。因为许多工作并不是只有个别人能胜任的。而在一批都可胜任同一工作的人中间，初来乍到、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的留学生们脱颖而出的机会并不占优。



看到报上的广告，１０月２３－２４由四达、纵横和工商几个人才交流中心（联系地址见上章）在首体组织了一期大型人才招聘洽谈会。我专门带好一堆简历赶去。到了首体，门前空荡荡的，不少人也象我一样在打听这个招聘洽谈会。弄了半天才搞明白是在首体滑冰馆，其实已经出了首体在北图的对面。挤过门前卖冷饮、食品的摊贩群，顺手买了一个煎饼，特意让多加点辣吃上去才香。又顺手买了一叠招聘信息资料。招聘洽谈会的门票１０块。进去后发现人还真不少。而且大家都穿戴很得体，真象是找工作的样子，看上去气氛很不错。招人的总共有大概３００多家单位。国营、民营、合资、外企都有。最多的单位、最热门的专业是保险业、房地产业、与计算机相关的专业以及应用工程方面的专业。从各单位所挂的人才需求牌子上看，主要的需求是中下层人员，象推销员、业务员、司机、财会等。偶尔有招聘高学历的。我只在一家公司看到了招博士学历。从收入来看，大部分是在２０００元月薪以下。最高的是年薪６－８万。所招的都是高级工程师。因为对其他专业我不太懂，所以注意力主要放在生物类的公司上。全场大概７、８家挂生物技术牌子的公司。经过与他们交谈，发现规模都不很大。产品也是在某一领域里的较单一的东西，所需人员主要是推销类的。招聘单位对我这样的情况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在与他们的交谈中，他们更关心的却是我为什么回中国来。我翻了翻刚买的招聘信息资料，其中主要的也是中下层人员的需求。这大概反映了国内人才招聘市场的基本情况。做为回国留学生，实事求是地说，在知识层次上都比较高，同时在待遇和工作的要求上相对也比较高。这样的情况在目前的招聘市场中并不是左右逢源。在外表看来热气腾腾的人才市场中，那些在国外听得人跃跃欲试的成功故事并不普遍，留学生与大多数的用人单位的供求配合之中还有相当的错位。



做为留学生，应当看好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领域和空间，而不是盲目寻找。那么留学生的优势在哪里呢？而不足又在哪里呢？我在求职简历中特意强调了世界市场正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两大趋势，高科技向市场的快速转化和全球市场的一体化。面对这两大趋势，中国的企业正面临如何参予未来的高科技竞争和打进国际市场的挑战。为了适应未来、迎接挑战，现代企业人员既需要对现代科技有着广泛了解，又要有能力参予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而这两点正是国外留学生的长处所在。而这听似有理的长处在实际工作中看来，却又太虚。从我接触的单位来说，几乎无一例外地问我即刻能做什么，有什么项目，有什么客户，能给企业带来什么效益。这样的思维既反映了国内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实用要求，又反映了这些企业注重短期行为的特点。没有丰富的国内实际工作经验、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正是归国留学生在国内工作初期的最大弱点。对企业的这些实用要求，我只能实打实地回答，目前来说非我所长。但对留学生的所长之处，国内企业又是怎样看的呢？大多的回答是，我们对国际市场不了解，目前还没有人员能力进入国际市场，所以无法用你。然而这个逻辑却又可以反过来看。没有能力进入国际市场、对国际市场不了解正是因为没有人员，才需要这些方面的人员来打开局面。对同一情况的不同视角，大概反映了狭隘与希望共存的现实吧。这说明目前还只局限于本国市场的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没有走上世界舞台的思维。留学生们的远期的、高层次的优势在回国就业的初期，并不一定就能马上发挥。能在战略层次计划发展、招募、使用人才的往往是有较强实力的大企业。



当我写到这一章时，自己的感觉是比较零乱。难以给出一些有结论性的线索。若再提跟着感觉走的话，这感觉应该表达了目前国内经济、分配体制多样化的特点。极其活跃的和极其死板的体制并存，极高的和极低的收入并存，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并存。你要想知道怎么治国平天下，问问街边儿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准也是一套套的听得你直发愣。对于大到国家未来，小到个人生活，每个人都有一套看法。夸张地说，中国缺啥都不缺主意，１２亿中国人恨不得有１８亿主意。具体到求职找工作，同样，首先是情况复杂，其次是人言混乱。目前国内的社会结构向多元变化，各种经济空间并存。但并不是身在国内的就都能清楚地面对客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国内在经济、体制各方面快速的变化，许多即使身在其中的人，也未必真看到或理解了目前中国多种多样的生产、分配方式。应了一句身在庐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老话。归国人员向别人询问求职找工作的信息时，得到的回答也常常是五花八门，根据对方的素质、看问题眼光、所处社会空间等，会有很大的差别。对于刚进家门的归国人员来说，可能会一下子摸不着头脑。而且因为太“虚心”反而容易失去主见。容易听到好的就头脑发热，听到坏的就灰心丧气。容易让人发热的，无外乎是看到往日的同学许多混得不错成了大款。那么一定要明白，他们之所以有今天，是这些年在国内投入的时间、努力和机遇的结果。如同你在国外的投入造就的条件，你国内的同学不一定有一样，国内老同学现在所有的，也不等于是你回家伊始就会有的。相对来说，灰心丧气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听着身边来自各类人群的抱怨，确实不容易不受影响。回国求职最好要多些耐心，保持冷静。



我在写这随笔时，原想多列些事实少加自己的主观评论。但在写的过程中，发现仅给出一些事例不足以把情况都说清，而且许多的事例又与自身的体验很难分开。所以在叙述过程中也议了不少。既然写了，我想还是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章写的是回来后最初的求职摸索中的一些经历、认识。看来工作还得找一段，后边还有不少好写的。但希望大家看的时候能有客观的判别，以免被我一家之言所误。最后是可为还是不可为，还是让大家自己来判断。



写了不少沉重的写几句轻松的。看我写了几句油饼儿，竟有人千里迢迢给我送来四字“馋死我了”，可见网上与我同好的馋虫不少。饱汉不忘饿汉饥。以后吃什么好的也会与众兄弟们分享。前几天在东单同仁医院对面的一家湖南菜馆吃了一顿。此馆招牌上打着毛主席家乡菜，打这样招牌的在北京不少。这家馆子的菜吃上去还真不错，地道的湖南风味。从原料到员工全是湖南的。我最喜欢的是一道腊肉炒笋片（２８元，算贵的了）。真正的湖南腊肉，面儿上一层辣红辣红的颜色，闻上去那个香，吃上去那个辣，没得说了。没吃完的连汤带水全打包带回家下顿吃。家门口有家小馆子，虽小却有几道拿手的四川小吃，担担面，赖汤元，豆腐脑，都四、五块钱一碗，我每次至少都要来三碗。每到吃不下就想想在美国受苦的同学们，直到吃得站不起来为止。相比而言，北京市面上的外国饭菜就差了不少。现在流行的袋装汉堡包，只是一片小小的肉饼加上一片快认不出来了的生菜叶子。面包还是甜的，怪怪的味道。在海淀影剧院斜对面开了一家新的麦当劳。我在那吃了个ＭＡＣ　ＣＨＩＣＫＥＮ套餐，１９块８，味道倒还行，可就是套餐中给的可乐是小号杯，而不是在美国的中号杯。ＦＲＩＥＳ的纸盒也只是装得瘪瘪的。店中的洗手间是我所见过的麦当劳中最小的一个，仅一平米多大小。更差的是中关村的ＰＩＺＺＡ　ＨＵＴ，质量不好还巨贵。每人得买不给添加的、只有半罐量的饮料。喝惯了尽管喝的饮料，我喝了两杯还口渴，可不敢再要了。桌上也没有ＰＩＺＺＡ　ＨＵＴ该有的辣椒和ＣＨＥＥＳＥ瓶。同去三个人吃了１７０多块钱。有趣的是一位小姐穿了一身紧得不能再紧、曲线毕露的超短迷你装在座位间扭来扭去推销啤酒，惹得不少小伙子又掏腰包，也招来不少女顾客的怒目横视。但近来真正让我大饱口福的还是在去苏州看外婆的时候大开吃戒，十天长了七磅。那一段的故事还要请大家耐住性子，待我在后面的章节中再来分解。



哈密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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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求职工作随笔之五——苏沪行  

华夏文摘



我父母是五十年代进京的南方人。最近报纸电视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谁是北京人。据说８５％的北京人都是五十年代后来到北京的。满大街操着外地口音的老北京已成为了北京的一个特色。这一热门话题的源起是如今在京的外地打工族和本地人的相处关系。北京晚报上还专门开了一个栏目叫：我在北京打工，这些都是题外话了。我父亲原籍上海，母亲原籍苏州。家里的许多亲戚还在那里。我小时候曾在苏州外婆身边许多年，至今还与不少苏州的同学好友保持着联系。每次有机会，我总会回苏州看外婆，也顺便大吃一趟。真论吃，北京现在除了派头儿外，特色还真不多.

因为外婆在苏州盼得急，所以我回到北京后两周就准备回苏州。去民航售票处一问，到上海的单程机票人民币７５０元，然后还要从虹桥机场坐车去苏州，又贵又麻烦。于是决定坐火车。相信回来两周的适应已能够对付这趟旅程。因为火车卧铺也不好买，所以通过学校里的一个旅行社订票，票价２７９元，加５０块订票费。两天过后，通知我与某人电话联系取票。电话打将过去，与对方说好一个地点去碰头。正好我第二天外出办事，就约在了东四十条地铁站外边见面。对方告诉我他骑一辆极破的摩托车。见面一看果然是一辆没法儿再破了的车，骑车人倒是个见面熟，我们就站在地铁站外聊了几句。三言两语后我听出了票的来源。原来是通过车站的工作人员把票截留下来私下售出。有关系的中间人在这过程中得利。为酬谢车站的哥们儿，他前几天刚请他们去北戴河玩儿了一趟，反正铁路上的人本来就不要车票。临走他还专门提醒我下次买票可直接找他。这我明白。八八、八九年十亿人民九亿倒（卖）那会儿就学过跳中间人的这招儿。



车票是从北京到苏州的１０９空调卧铺。中午１２点多钟从北京站发车，我１１点左右来到北京站。因为北京西客站的开通分流，北京站已不象以前那么挤。广场上人不多，秩序也挺好。车站大楼与对面的国际饭店遥遥相望，加上附近刚落成的不少高大建筑的相衬，说不上气势不凡，倒也是气氛不错。看来人一少，什么都看着顺眼。中午我在车站里的一个柜台前买了两个馅饼。正吃着，忽听卖馅饼的年轻妇女对刚走过来的一个中年男子喊道：主任，您甭吃这个，待会儿我给您重新打馅做几个好的。听了这话，我正拿在手里的半个馅饼不知是该吃下去还是该放下来。



排完２０分钟队，在人流中挤过两道关口，又提着包走了好几百米，终于上了车。上了车的人们在纷纷抢占行李架上的地方，往毛巾架上挂毛巾，然后拿出各种各样的茶杯，保温杯、搪瓷杯，雀巢咖啡瓶、果酱瓶、应有尽有。我带好了一叠厚餐巾纸，再买了一筒矿泉水，估计能对付一天了。火车还没开，所以车里的空调也不象在起作用，老练的乘客们早已把车窗都打开了。熬不住车里的热劲儿，我就站在站台上看人流进出。从车头到车尾每节车厢前有一个乘务员在收票。除了一个女乘务员很认真的样子外，其他的男乘务员穿着的制服不是没扣扣子，就是帽子歪戴，再加上长长的头发，我越看越像小时候电影里的国民党匪兵。一阵吆喝之后，车开了。人还没坐稳，迎面过来一个乘务员，热情洋溢地对我招呼着：嗨，兄弟，有什么吃的吗。我立刻热情洋溢地回答：嗨，能有什么呀，这水还是买的呢，还他妈挺贵。没过一会儿，又过来了一个乘务员，又是热情洋溢地对我喊道：嗨，兄弟，有什么吃的吗。我此刻真觉得惭愧之极，真恨不得能变出点儿什么给他。好在车上带东西的乘客不少，很快，几位乘务员找了一堆吃的，拿着几瓶啤酒进了乘务员室。火车开出北京站没多久，我们车厢的中年女乘务员来给大家把票换成卧铺牌儿。身后跟着几个补票的人。待人少些之后，又不断地有其他车厢的乘务员带来一些补票的。每次乘务员和补票人都走到没人的角落低声交谈。说不上鬼鬼祟祟，反正也跟地下工作接头差不多。一次，我听见她问了上下车地点，然后说了一个数。我一算比正常票价要高出近二百块。心里不由得说真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大概叫靠火车吃火车吧。我边上坐着一拨外出开会的大学老师，一路上不停地评点着所有的一切。见到一位补票人没办成，一位中年女教师很内行地说：现在做事都要有好处的，要补票总得给乘务员塞上十块钱，她才会给你在列车长那里说好话。我听了只好唉一声，好可爱的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们。



空调车厢到了晚间冷得不行，旅客们抱怨纷纷。厕所的脏臭我在这里不想再多着笔墨，反正中国的厕所的改进永远是令人感觉最慢的。列车在黑夜里咣铛咣铛地走着，不时地开过铁路边的小镇。比起许多年前来，一路上不知多了多少灯光。经常会看到路旁一座座高耸的大厦在照明灯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经过泰山时可以看到直达山顶的灯火。毫无疑问，中国大地正在一点点地告别黑暗。早上起来后在餐车花２５块钱吃了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条。不一会儿，进了江苏。火车隆隆开过长江大桥时，一位乘客对他６、７岁的小女儿说：这就是长江。



车到了苏州，我熟门熟路地找到平门桥下人民路旁舅舅的家。外婆早已望眼欲穿。顾不上洗澡，我迫不及待地坐下来大吃一顿我在美国天天梦见的苏州菜。外婆给我做了一锅我喜欢吃的腌嘟鲜，是将咸肉和鲜肉炖在一起的汤，加上笋片、冬瓜、扁尖。那个鲜哟。用苏州人的话来说：鲜得眉毛要掉脱。由此开始了我在苏州的“吃之旅”。此后清早起来，先到楼下的面店吃上一碗面。苏州人的面讲究下得要清爽，面浇头有大排、鳝丝、鱼块，肉丝等好多种。不想吃面可以来碗馄饨。馄饨汤是在大锅里炖了好久的骨头汤，撒上一把葱花，香腾腾地冒着热气。现在卖小馄饨的已经不多了，因为利太薄。卖的都是虾仁或鲜肉的大馄饨。记得小时候冬天上学路上，在居委会开的小馄饨店里花上一毛钱来上一碗热热的小馄饨，那暖暖的感觉至今也忘不掉。无论是面条还是馄饨，都是以一两为单位的。吃惯了粗鱼大肉的北方人还真得习惯一下才能适应这种南方人的精细劲儿。不够还可以吃一旁的烧卖、小笼包。若想吃咬一口一口汤水的生煎包子，得等到下午，那是苏州人下午辰光的点心。



在苏州时正是中秋加国庆期间，因为不能滥发奖金，苏州的厂家就以各种改头换面的福利将钱发下去。最普遍的是购物券，凭券到指定商店购足券上金额。我在家中无事，就跑了好几趟这样的采购。在一个叫一品香的熟食连锁店买了一百八十块钱的熟食，在一家超市买了一百块钱的日用品，还给表弟买了一件李宁牌夹克，在一家水果批发站提了两箱苹果、梨。这一切都归功于舅舅和表弟所在单位的效益好。即使在向来富裕的江南，我听到的最频繁的词仍是“下岗”。所谓下岗其实就是失业。下岗工人在苏州的工资（救济金）是每月１６８块。所以人们把下岗人员称为一六八。后来又增加到了每月２１５块。人员的大量下岗已成为国内企业，特别是内地企业的很普遍的情况。在国有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国家已无法继续背着亏损企业的包袱走下去了。然而完全的甩包袱又不现实。尽管９６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以及以后的一些舆论显示着中央已决心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做一些大动作，但实际的变化却又是缓慢得很，显得犹豫不决。既要以变求生，又要稳定，要找到河里的下一块石头确实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大批下岗人员失去了工作，从苏州到北京，小摊小铺里、饭店旅馆中那些从事简单劳动的却都是外地的或农村的人员。本地人宁愿拿着两百块钱在家抱怨，也不愿出来流汗挣钱。据北京晚报调查，１０．８万下岗工人中只有２．１万有再求职打算。怕丢面子似乎还是其次，更主要的心态是：国家总不能不管吧，社会主义总不能饿死人吧。下岗人员还企望着目前的情况是暂时的，还企望着不久还能回到原来的生活中，换言之，大锅饭中。大部分人心中对当前改革的现实还没有真正地认清，还没有真正地明白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和无情。在所谓大社会小政府的转化的过程中，国家在给人们逐渐提供更大施展空间的同时，也在一步步从保姆的角色中摆脱出来。国家看来不可能再回到通包通保的过去了，将来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奔，而许多人或许是还不愿意承认这现实。更有些人员下岗之后也开始重新求职，却马上发现自己几乎一无所长。在抱怨自己没有机会的时候，却很少有人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竞争力？大锅饭里争吃争喝时养惯主人翁的姿态，在要出力竞争时则只会一个劲儿地为自己的无能委屈。这些人的生活向谁讨？而这些问题又是谁之过？



在苏州的同学中也有一些混得不错了的。听说我回来，又相聚一起叙叙旧谊。最好最热情的办法莫过于吃。承他们的好意，又品尝了不少苏州流行的菜肴。还在外游玩娱乐好多次，吃茶，唱歌。大多数是由他们付款。不少也都并非他们自己掏钱。在这些情况下我心情并不自然却又无所作为。空洞地、愤怒地谈国内的腐败特权大概是反腐败中最容易的事了。然而腐败却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与我们紧紧相关的周围的人们，也许就是我们的同学好友邻居，甚至家人。当你面对与你相关的特权腐败时，才会真正体会到特权腐败几乎根本就是我们生活、文化的一部分。称反腐败任重道远，不足以言其艰难。



在苏州最快活的时候莫过于和表弟表妹们逛街。从前，从平门桥沿人民路走到苏州的热闹地方观前街，在人们印象中是好长的一段。经过五、六年的市政建设，人民路自北寺塔到南门近十公里的距离已是笔直的一条大路。路两边商厦林立。到了晚上灯火辉煌。在目不暇接中不再有远的感觉。走过老宅旧址因果巷口时，哪里还有儿时记忆里的排板门和石台阶。在巷（街）口银行大楼的大理石门外，是市政府所立的一块半文半白的石碑，记载了人民路改造工程的始末。文采、书法皆佳，体现出苏州古城悠久的文化历史。在碑旁却是一个齐膝高的落了漆的消防桩。这在别人看来不协调的旧物却让我的心一下子悠了起来。二十多年前，我在这消防桩上爬上爬下度过了童年。桩上的铁链还在，那个能在侧面绕圈的铁环却不见了。而那铛啷啷的声音却分明又在我心里轻轻响起。



观前街和人民路的交口处矗立着好几座购物中心。令我感兴趣的倒不是其中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购物中心顶上的小吃美食城。来上一碗鸡鸭血汤，几块蒸糕蒸糖藕。下得楼来，在观前街沿街的小摊上，来上一碗豆腐脑，撒上点咸菜末儿和葱花儿，再浇上几滴辣椒油。从左边的农人摊上要上一盘油爆田螺，在田螺鲜咸的汤水中慢慢品味。从右面的老好婆摊上来上几块炸得焦黄喷香的臭豆腐，蘸上辣酱更吃不够。小表妹吃不下的我全部代劳。吃完了再到一旁买上两根赤豆棒冰，慢慢地消食儿。走过两个街口，战斗力又恢复如前。目瞪口呆的表弟表妹们怎么会明白，这样的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点儿不差的Ｄｒｅａｍ　ｃｏｍｅｓ　ｔｒｕｅ。每夜里非吃到１０点多才回家，在表弟表妹们的汇报声中听外婆对晚归的小赤佬们的埋怨。如此这样，十天不到，体重就长了７磅，却是“衣带渐窄终不悔”。



因为家里的一位亲戚自美国回国由上海入境，所以与舅舅借了一辆车去上海虹桥接人。出苏州时特地在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里穿过。园区里仍是大片的空地，但公路设置已建全。已有许多厂房分布其中。整个规划气势颇大，几乎看不出这是在一贯以精细小巧为主的江南。车向上海的路上，初秋的江南风景如画。可以看到这一带已非常城镇化。交通便利，路边小镇的商业设施也很发达。沿途看到不下五、六处高达几十米的围网围住几平方公里的草地。我原先并不知道为何用，后来才看出是高尔夫球场的ｄｒｉｖｅ　ｒａｎｇｅ，旁边往往又有一片ｍｉｎｉ－ｇｏｌｆ的场地。两者相加给高尔夫迷们远近都有的一点满足吧。



在虹桥的出站口，我与所有的接机人一样伸长着脖子等待着班机的到来。飞机到达后，我与所有的接机人一样激动地好奇地看着那些带着异乡人表情的回乡人。在这一瞬间，我好象觉得自己从来不曾离开过这里，从来不曾在他乡五年，从来不曾几周前刚刚回来。看着那群不久前自己也身为其一的来自他乡异国的人群，竟然会有一种羡慕和隔膜的感觉。羡慕他们刚刚从另一个世界过来，羡慕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会回到那一个世界去。他们每个人都好象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个故事。他们来了又会走了，回到那神秘又令人羡慕的那一边，他们似乎并不属于这里，这里已是他们的过去。我无法解释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也许我只能称其为国内一个接机人看那一族幸运的出国人的心情，也许这就是当初别人看我这个回乡人的心情。然而当我重新努力找回了那个不久前刚从同一个海关走出的自己时，我才意识到这里的误区有多大。因为我太知道了，无论在天涯何处，中国永远是那一族出国人的一切。



不久几天后我又重回上海去看姑妈和姑父。从苏州去上海大概不比从天坛去颐和园更困难。火车、长途汽车几乎几十分钟一班。早上１０点钟我奔着苏州火车站遛达过去，中午１２点我已在上海的一家酒楼里做我最梦想成真的事：吃。眼前摆了几样上海的小菜。黄泥螺、黄喉、糟蛋、鸭掌鸭胗，还有一份近来风行的清蒸鲈鱼。酒足饭饱后乘上地铁一路直奔锦江乐园。从那里叫了一辆出租到了姑妈家所在的住宅小区。姑妈和姑父都已退休。住在一座高层住宅的２０层。三室一厅的房子，设计合理，大厨房（５平米）大厕所（７平米）。房内的装饰、浴室里的用具比我在美国的住所强。表妹告诉我装修花了近４万块钱。这４万在北京决不会有这样好的活儿。从楼上望下去，空气比北京清爽多了。远近既有农田，也有别墅住宅区。到了晚间，上海的灯火虽还不能说连绵，却也让我看得不愿睡去。



第二天一早，坐地铁到人民广场。地铁站地下的通道连着附近的地下商业区。人民广场下有一个香港名店街，买各种时髦的衣物饰品。走上地面，正是新建的上海博物馆。馆外的绿地甬道清洁整齐，不象北京的工程，到处堆放着东西，好象没有一个工程能有干净干脆的收尾。站在人民广场看四周林立的大厦，数了数有４０多座，其中有１５座上还搭着脚手架。逛完了人民广场，在小街里慢慢向外滩方面走。一路上看到不少工地。工地外大多搭起了围布，工地里泥沙四处，外边干干净净。窄窄的马路上，半边在施工，另一半边照常行走并无泥土。在北京看惯了北方的大大咧咧的操作方式后，不由得不佩服上海人“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细劲儿。走饿了便在一条食品街上几十家饭馆中挑了一家，吃了碗羊肉面外加一盘白切羊肉。可惜不是时令，吃不上更鲜美的羊糕汤。那得在深冬的晚上，在南方湿冷的天气下，进一家热气腾腾撩人食欲的羊肉馆，盛上一大碗烫烫的羊杂碎汤，面上撒上一把青蒜叶子，呼哧哧地吃得背上直冒油汗。



吃罢由外滩坐车往南浦大桥去。花五块钱上到桥上看远远的浦东和陆家嘴。那边也是高楼林立，但显得宽敞了许多。而市区这边，则是拥挤多了。南浦大桥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雄伟，裸露的水泥结构显出工程的粗糙。桥头南浦大桥几个字也已褪了色。桥下有一家证券交易所。大约两百平米的大厅里一面墙上是一个大屏幕显示着行情。屏幕前摆的几十把椅子上坐满了人，都是老头儿老太太。我听边上一个老头儿对别人说他今天等一只股票降到２９．９０就买。待屏幕上的数字到了２９．９１时，我见他眼睛盯着屏幕走向一旁的收款台。



总的来说我在南方看到的金融气氛比北京浓厚。有线电视上有一专门的即时行情频道。客户随时都可通过电话交易。真正坐在交易所里的主要都是退休老人。我有一位朋友，就是每天在家办公，在近来的牛市中做得不错。在与他交谈时，我看着这位初中学历下只用了两年就拿下了八级英语证书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听他谈股票、市场、政治，我不禁想，如果我们的体制能让每个人都可以凭努力而富裕，谁能说有一天这不会又是一位Ｗａｒｒｅｎ　Ｂｕｆｆｅｔ。目前国内与股票上扬相反的是期货生意的下落。因为国家尚不允许大宗的战略物资上市，所以中国的期货市场几乎离开了期货交易保值的初衷，而以投机为主。由于小宗货物的市场总量小，所以操纵的可能性很大。资金雄厚的庄家常常暗底下吃尽后利用逼空赚钱。但也正是货物量小，也有原以为笃定的多逼空会让卖方到处搜罗平了仓的例子。这些又都是题外话了。



在上海几日使我对上海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从前我记忆中的上海是又挤又乱。而我这次看到的是开放了仅几年的上海，已让我感觉到其巨大的潜力和难以估量的未来。在看惯了北京乱糟糟的大街后，我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眼睛般地看到，在上海狭窄的小街上到处有交通警维持秩序，红绿灯前连自行车都不敢越线一步。这在北京的小街上不可想象。上海人守纪律讲规矩，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有板有眼的做事方式和上海人敏锐的市场意识正是上海可以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原由所在。当北京人还在玩儿谁也不在眼里的八旗大爷劲儿时，上海已经以其一贯的精明务实走向了世界。怪不得人们说，政治的大手笔在北京，但经济的大手笔将在上海。如果说北京给我一种深刻而沉重的感觉的话，上海给了我清爽和希望。



在江南吃了十几天后，最后从苏州坐１１０空调车回北京。巧的是又碰上了同一乘务组，又碰上了乘务员热情洋溢地对我喊：嗨，兄弟，有什么吃的吗。这次我给了他两块外婆塞在我包里的咸鸭胗肝。车到北京，我越过还在左顾右盼的外地乘客们，熟悉地向地铁站走去。在这一刻，我已没有了一个月前踏出海关时的那个异乡人的感觉。在地铁的隆隆声中，我靠在车厢门上看着在地铁入口处买的足球报，听着边上两个小学生在认真地说着班干部改选的事情，只觉得那么轻松、那么自在。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城市，这是我的生活。我所关心的，我所在意的都在这儿。空气污染政府到底管不管，打架下来又会有什么新招儿，过两天得招呼几个朋友吃上一顿现今流行的红焖羊肉羊蝎子，国安队还剩两场比赛……



北京，我真的回来了。



哈密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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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求职工作随笔之六——攒机与上网  

华夏文摘



一些朋友问起我国内计算机市场及服务的情况。我对计算机是外行，充其量是个大路货用户，说不出太多的技术内容，只好给大家写些我自己经历的事情。北京我家里原有一台３８６杂牌儿机，是自９０年来的第二代了。原来还可用来做点文字处理。我回来后想扩大一下用途，七搞八搞，干脆不工作了。在此严峻形势下经考虑决定得动点大手术。要么买一台整机，要么将这台３８６升级。最终设置定在了ＰＥＮＴＩＵＭ１００，６速ＣＤ—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上街一看这样的原装机得一万七以上。组装机便宜些，也得到一万二以上。又看到报上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报告，市场上所有组（拼）装机都不合格。买不起原装，与其花大钱买不合格的组装机，不如自己装。这样一来就只好选择了如今在北京赶超电脑信息时代的流行手段——“攒机”，意为自己买件儿攒（ＣＵＡＮ２）一台.

要攒机，就得上中关村，出门儿就是。我有几个朋友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开店，所以没动手之前先上他们那里咨询了一下。在以前，进中关村任何一家店，没听哪家说有接不下的活儿。反正是你要什么他有什么，没有的先应下来一转身上隔壁觅去。这里边儿的故事，网上有中关村经验的朋友们一定比我更有得说。经过这些年，中关村的门脸儿变化不大，但里边儿的生意变了不少。一个是专业化的水平提高了，各店慢慢有了自己的专门方向。还真有店家对我说他们只做某个件儿。另外经过市场竞争，多多少少进入了平均利润的阶段。大公司开始在售后服务等方面展开竞争。现在在国内ＰＣ销售最多的是台湾的宏基（ＡＣＥＲ）。还提出了一套中国电脑时代的发展战略——全民电脑（ＢＡＳ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号称是ＰＣ与ＮＣ之外的第三条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在报上展开论战，反正老百姓们也看不懂，随专家们怎么说吧。



在中关村现在有两处大的电子零件市场。一家在海淀影剧院侧后边儿往知春里去的路口。另一家在原来的中关村农贸市场的大屋子里，就是北大出来岗亭的拐角口，原来的农贸市场现在加了地下室和二层楼。上下的两层是公司的办公室和储藏室，每间屋子也就十平米大小。中间一层是销售大厅，密密麻麻地排了上百家公司的柜台，每个也就几个平米，雇个外地年轻人看着，生意谈成，就上或下楼去取货。大厅里挤满了人，卖的东西几乎无所不包，凡攒机用得上的都有。我手里捏着张朋友给写的条子，上面列了我要买的件儿以及近来的价钱。临来前，朋友告诉我别说是自己用，就说自己也是中关村公司的，是替客户攒机。我如此这般，挨着摊儿一家一家问。三家过后我已俨然一付圈里人的架式了。我要买ＣＰＵ，主板，内存条，硬盘，光驱，声卡显象卡。买不叫买，叫“拿”。各家的品牌不同，价钱差得不小。所以小公司给客户攒机，用低档的件儿攒出来的同样配置能赚客户不少钱。同品牌的件儿在市场里差价则最多三十块钱，主要差在了进价上面。砍价超过十五块，摊主一般就不会做了，看来利也挺薄的。买卖做成时，卖方会给你的货上打一个章，然后开张发票，并信誓旦旦如假包换。我明知不可能全是真货，也辨不出真假。只好看看包装盒。凡是英文不对、拼写错误的一律不买。这样的判定方式也说不上有没有道理，至少能买上个正品包装盒。然后还痞着腔儿地对摊主说：我可看好你这摊儿了，进门儿左边儿第三家儿，你要是卖我假货，我可让人砸你这摊儿来。可真懂货的也有。过了一个多月，我的一个电脑大拿朋友去中关村“淘”件儿，一块板子能看上半天。问他看什么，告我说是看焊点工艺，用的什么焊材。这大概是比较专业的了。我反正是找好品牌的最便宜价儿买，买到便宜的就是好，部件间的配合就谈不上了。把买到的一包件儿拿到朋友的公司去看，大家觉得还行。然后回家“攒”将起来，用用倒也不错。是真货还是假货还是不追究的好。其实我心里也明白，摊主门自己也看不出真货还是假货，全听上一家中间商的。在外摆摊儿的也赚不了多少钱，最赚的是手里抓着货源的。有了货源还得有资金，否则，小批量的根本批不出来。前一段中关村最火的是４速光驱。因为发达国家市场上的４速光驱已不再生产，而中国市场正方兴未艾。手里有货源的翻手就能挣大钱。



攒完了机子就得上点儿软件。走出电子市场，外面晃悠着不少人，看样子大多是外地的民工。看你走近，会靠上前来轻声问：买软件吗？我差点儿回答：要桃木的。去年回国时听说国内软件市场火爆，曾有朋友托我在中关村替他看看。我去时正赶上大扫荡。到处空荡荡的。每家公司门上都贴了一张市政府的通知，严打盗版软件。半年过后，游击队又转了回来。一张光盘三四十块钱，装着七八十套软件。被冠以“大全”、“仓库”、“一条龙”，也算是名符其实。但软件质量也有差别。许多软件并不把所有文件都装全。比如说ＷＯＲＤ里少装了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ＣＨＥＣＫＥＲ等。电影光盘更贵一些，色情片卖到１００块。在此要声明以上数据并非亲身收集，乃阅自《北京晚报》。



升级计算机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从ＰＣ时代更好地进入ＮＥＴＷＯＲＫ时代。所以得写写北京的联网世界。我９５年底回家探亲前曾在学校查了一通中国的网络服务公司，还拷了一大堆软件，甭管有用没用，只要是网上不要钱的就往家带。回到家里，才发现当时国内对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要求还大都处在叶公好龙的阶段。当时的ＣＨＩＮＡＮＥＴ，上网初装费就要１０００块。对于对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理解仅处在送ＥＭＡＩＬ的父母来说，这笔费用太高了点，况且老年人们对高新科技有一种本能的畏缩感。所以决定不装了。可过了几天与一个朋友闲聊，他提起刚装上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我问他是哪家公司，什么费用。答是科学院的一个什么基金会，不要初装费。我一听喜出望外，要下了电话就与他们联系了一下。三个小时后，就来人在我的机器上倒腾了一通，告诉了我ＬＯＧＩＮ、ＰＡＳＳＷＯＲＤ，就说行了。然后就剩下我对着机器发愣了。



我在美国用的是ＭＡＣ，啥都是设好的，奔着那些ＩＣＯＮ摁就是了。而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ＵＮＩＸ的ＳＨＥＬ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我除了会用ＰＩＮＥ，其它的一窍不通。可基金会的人明明告诉我可以上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于是我又跑到他们的办公的地方去询问。他们是租了一家中学的几间房间工作。做为中国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先驱们，我确实很佩服也很感激他们的工作。几年来，在网上生生地看中国的网络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确实全亏了这些在国内摸索的朋友们。基金会做技术的两三个人而已。据说最大拿的是一位兼职的北大博士生，说不定就是大伙儿中哪位的同学。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上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呀。然后在ＵＮＩＸ下打了个ＬＹＮＸ。确实哗拉拉地出了一大堆东西。我哪儿懂得这里的奥秘，只是觉得跟在美国看到的不一样，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正与他们瞎搅着，我突然瞥见对面屋子里的一台机器上，正显示着一张我熟得不能再熟、亲切得不能再亲切的图案——ＮＥＴＳＣＡＰＥ。我心情激动得几乎深山里来了解放军般地扑将过去：我，要的就是这个。回答是：这是带ＩＰ地址的联接，接这个，五万块钱一年。听得我凉了一半，可又琢磨着有问题。因为在美国大家不都是通过电话线用ＮＥＴＳＣＡＰＥ的吗。正在与旁边的人胡聊的当口，有人来问怎么用ＮＥＴＳＣＡＰＥ，嘿，机会来了，不会做饭，不等于不会吃饭，我赶紧大言不惭的打出在美国每天上网几小时的经验（此话是实情，只是上网的工夫没用在正经事上），自告奋勇地向旁人展示ＩＮＴＥＲＥＮＴ的绚丽多彩。在这过程中，趁机找到自己学校的ＨＯＭＥＰＡＧＥ，然后从学生名单中找出几位计算机系的同学的ＥＭＡＩＬ地址。回家后赶紧用刚装上的网络向外发ＥＭＡＩＬ呼救找帮助，高技术时代确实不同了。一来二去，我总算搞明白了我那一大堆软盘上的ＷＩＮＳＯＣＫ、ＮＥＴＳＣＡＰＥ是干什么用的。可有了ＷＩＮＳＯＣＫ，不知道数据设置还不行。所以又回到基金会的办公室，问他们要这些数值。可巧，就在这几天，基金会的几位也琢磨出来ＷＩＮＳＯＣＫ是干吗用的了，设好了数据，还拐上了几个国外同学没听说过的技术上的弯儿，算是中国国情吧。几番折腾之后，我终于在北京用ＮＥＴＳＣＡＰＥ上网游逛了。唯一的问题是速度太慢。为了给表弟看一张美女图，愣得等上好几分钟。但至少我这是左邻右舍中第一家。邻居们纷纷到我这里来取经，没几天，就好几家入了网。信不信由你，我已毫无异议地被公认为我们楼里的计算机大拿。



从我在北京上网的亲身经历中，我体会到国内的网络事业刚刚起步。重点还主要在硬件的设置上。网络公司也罢，顾客也罢，还不太懂什么叫服务。户头开好之后，懂的可以干随便想干的事，不懂的只能发发ＥＭＡＩＬ。网络公司还没有意识到，越发达的服务意味着公司做得越好，顾客需要懂得越少。另外，由于语言障碍，中国能参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中的信息分享的程度有多大尚无法断言。我曾有人因用ＮＥＴＳＣＡＰＥ查询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未果让我帮忙。我先发现他的拼写错误，是ＮＥＵ，而不是ＮＥＷ。然后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查不到，改查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再一层层查下去就有了。这是语言而不是计算机问题，也是非英语国家的一个额外问题。其他其实都非常简单，多见多用自然就会了。而国内的学生们，基础原理学得很好，对软件应用接触很少，眼光必然受到局限。随着进一步的开放，相信这些障碍必定会一点点消除。



９６年９月再回北京，情形又有了很大的变化。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已是满街谈论的话题。报摊上与电脑有关的报纸、杂志不下五、六种。网络公司的广告也到处都是。我加入的基金会网络也已有了现成的教材，新用户人手一份。还可花３００块钱买设置好的ＷＩＮＳＯＣＫ和ＮＥＴＳＣＡＰＥ，回家按说明装上即可。看到这些变化我真是非常高兴，咱也能把事情做好做象样。在外边的朋友们若有机会，万请伸把手帮帮国内的网络事业。北京现在有几十家网络公司，主要的有国联公司、东方网景和邮电部的ＣＨＩＮＡＮＥＴ，外加科学院，北大清华的教育网。商业公司其实走的也都是邮电部的线。价格有不少的分段，平均下来将近１５－２０块钱一小时。有些公司在周末，晚九点后还有半价。因为我所在的基金会的出线速度较慢（６４Ｋ），且只支持１４．４的ＢＡＵＴ　ＲＡＴＥ。所以我特意去了两家商业公司，看看他们有什么新鲜东西。



走进一家网络公司在亚运村的办公处，宽敞的前厅装饰得金碧辉煌。一位西装笔挺的小伙子把我带到一台计算机旁，热情地向我介绍他们公司的ＨＯＭＥＰＡＧＥ（国内称为黄页，怪别扭的，不如ＨＡＣＫＥＲ翻成“黑客”自然）。我请他能否给我演示一下用户上网的全过程，我自己带着拨号软件。他为难地表示，眼前这台机器不行。于是又领来另一位很干练的年青人。又经过一番口舌，结果是满厅五六台机器没一台能给我演示。于是我又被带到后边的技术部，因为象我这样“懂行”的顾客并不多。经过与技术部门的一番交流，我终于明白了满公司就一只ＭＯＤＥＭ，而现在正被用着。这公司的设置，我听不懂，他们也说不清，反正告诉我要买他们的软件才行，软件中包括了所有的东西。那份软件叫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　Ａ　ＢＯＸ。每份１０００ＲＭＢ，其中的ＢＲＯＷＳＥＲ是ＭＯＳＡＩＣ。我听了差点儿跳起来。太黑了，ＷＩＮＤＯＷＳ　９５才卖多少钱一份儿！然后我问用户能否ＴＥＬＮＥＴ。技术部的告诉我，好象不行，好象只有总经理才有权用ＴＥＬＮＥＴ。看到此处大家别笑，这些网络公司设置的基本服务各不相同，各有特点，说不清个为什么。比如都不支持ＮＥＷＳＧＲＯＵＰＳ，所以ＡＣＴ是看不到了。此外，这些公司都对客户称速度快，无阻碍。其实都是指拨入的电话线。真正慢的是主干光缆线。各家其实用的是一回事儿。顶多邮电部的直属公司比其他公司有些优先而已，那些半价减价里面也名堂不少，并非清清爽爽一句话。我咨询了另一家网络公司，情形也大致一样。广告上的和实际中的差别不小，不仅用户不太清楚，连公司员工也并不一定都明白。网络公司也承接ＨＯＭＥＰＡＧＥ的服务。价钱也不贵。我见到的最便宜的是６０００ＲＭＢ一年。可打电话去一问又发现有不少出入。做一个ＨＯＭＥＰＡＧＥ只要７５块钱。服务人员竟对我说一个ＨＯＭＥＰＡＧＥ只要５Ｋ空间就够了。这能是个什么活儿，可想而知。而那些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注册事项、设计中应注意事项，也从未听向用户提起过。这一类服务还处在起步阶段。同样的服务在其他地区价钱就贵了许多。比如在苏州，上网费每月６００块钱限４０个小时。一个ＨＯＭＥＰＡＧＥ是月费１万的天价。



在外面报上的广告中，网络公司竞相提供对用户的免费培训，把自己的培训都称为最复杂、最完善、最免费的服务。我看了觉得这不是成心吓用户吗。我父母这一类用户本来就对这些高科技玩艺儿又爱又怕。生怕太复杂学不会。明明可以让专业人员制做得好一些，可非要让用户们人人去琢磨。计算机工业越发达，就越专业化。用户界面就应更简单。最终目的是应该不用学就会用。如果有一个广告说什么都不用学，就会用我的产品上ＩＮＴＥＲＥＮＴ，那肯定会吸引更多的用户。可话又说回来了，中国人主观能动性特强，凡事总爱问为什么，从根儿上刨起。现在北京电脑热中满大街的培训班，恨不得个个从二进制讲起，弄清楚所有原理后，就以为应用问题会迎刃而解了。电脑热有点脱离了将电脑做为提高工作效率工具的初衷，好象非得把每个用户都变成电脑专业生不可。书店里最热门的书，前边两百页全是计算机原理，真正应用的没有多少，内容也陈旧。用户中用ＮＥＴＳＣＡＰＥ的已经不少，可书中最ＵＰＤＡＴＥＤ的内容还只是寥寥两页ＭＯＳＡＩＣ的介绍。但无论如何，国内的电脑热潮在以一种超出我们想象的速度快速发展。只要看看街上的ＡＴＭ、售票处的联网机器一天天的多出来，就知道，咱们也没闲着，咱们也在赶。

哈密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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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求职随笔之七——事事多磨  

华夏文摘



好多的朋友来Ｅ－ｍａｉｌ，问我最后工作找到了没有。我一直没有回答，倒不是卖关子，实在是不少曲折。给大家写了两章零碎之后，这一章接着来写工作的事儿。



回到北京后，总共发出了不下几十份求职简历，包括以前贴出过的人才公司、北京的一些生物公司、外企公司、亲朋好友介绍的关系等。反正有机会就使劲儿地推销自己。还与外地包括上海、深圳等地联系了一通。在不断地寻找新途径的同时，其他能做的就是在家等着了。



开头的时候比较狼狈，几乎看不到什么可能的机会。然后就慢慢地有人来联系了。我在简历中个人技能方面，提了一句使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通过网络进行情报收集。这其实只是一种工作技能，并非什么特长。可却招得许多计算机公司前来联系。可能是近来这方面的需求很大，所以在简历中看到一个网络字眼就行。在电话里一问，往往是硬件推销或软件开发类的工作。我得承认做不了。也有几次冒充内行问问自己的价钱，一般都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左右。对那些在科研所里熬着的同学来说，２０００块钱是个并不算低的数目了。但象我们这样的“外来户”，如果不进国家单位，将来要自己租房，没有一定的收入是不行的。所以根据我在各方面收集的情况，在后来填写的资料中，我在工资栏上注明５０００以上面谈。



接着又去了几次人才招聘会。一次是在工人体育馆（１１月１６－１７日），是北京科技周的活动之一。大约有８０多家单位。层次比我上次去的招聘会要高，但单位还是以机械、电子类的为主。生物公司类的工作几乎没有，仅有几家医药公司招推销的。过了一周，又去了在国际展览中心的外企招聘会（１１月２３－２４日）。这次就热闹得多了。售票处挤得人山人海。外面站了一圈儿打扮入时、花枝招展的小姐，而男士们则在售票口个个奋勇、人人争先。这番情景看得我心里直颤。幸好中国如今也有了市场经济，边上就有卖高价票的，每张２５块（原价１０块）。我买了张高价票向入口处走去，却见到入口处铁栏杆旁又有一售票口。此处排队买票、秩序井然。真不知那边乱成一团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我这无缘无故的冤大头又是为了什么。这大概也是中国现实的一个小缩景。多种体制并存，要耐心多看才会瞧出门道儿来。进得门来，先取一份公司名单，然后就融入了滚滚人流之中。尽管说中国人多，我回来两个多月，见人最多的还得数这次，摊位间的通道几乎水泄不通。好在来求职的都是比较年轻的，看上去教育、修养都比较好，互相之间都很礼貌谦让。招人单位都是国外的大公司，仍是以应用技术为主的公司占多数。我所知道的北京的生物类公司仅在场中见到一家。以往在别的招聘会中成为热点的港台公司，此时却比较冷清。招聘公司摊位上的人员主要是中方雇员，仅极少的几家见到外方人员在“看摊儿”。有趣的是在场中看到很多外国人也在满头大汗地填表，许多看上去是在北京上学的外国留学生。我转了一圈一张简历都没送出去就打道回府了。外企与国外公司的操作基本类似，专业上稍不配合就不太有机会。现在看上去市场较大的是电子、机械等应用专业的工作。但收入上与国外相比就低了许多。我的一位朋友在美国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了两年，因家庭原因回到国内，在同一家公司的中国部工作，现收入１万五千ＲＭＢ。另一位朋友在美拿到计算机硕士后回到北京，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月薪一万，这些收入在国内已是极高的了。所以想回国发展的朋友们在收入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能以在国外的标准来考虑。



除了那些２０００块钱类的工作电话联系外，也有一些朋友帮助介绍了许多单位。但一般经初步接触后就觉得希望不大。回来后的前两个月其实只有一次真正的面谈。对方是一家民营的投资公司。如国内的许多民办公司一样，这家公司通过前些年的贸易机会赚了不少钱，现在想在其他方面，比如高科技等，进行投资。１１月初，通过一位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朋友的介绍，我与公司的总经理见了面，谈了近两个小时。总经理人不错，是学经济的硕士毕业生，也曾去过国外不少地方。就象我朋友介绍的一样，很仁义、很讲道理。我谈了一些我自己回国的想法和我自己认为可以利用的一些优势。他听后觉得还不错，也谈了他的一些想法，同时强调了在这类公司中最需要的是通才，而我的高学历背景令许多公司却步。另外，公司的项目许多是要摸爬滚打的，不知国外回来的学生能有多大适应性。更何况公司目前没有对外的项目，太高太远的想法还不现实。就这些，我又谈了我的看法，表示自己在综合能力方面至少不比专业能力差，也有吃苦的准备，做事总是要踏踏实实地来。另外个人能力的发挥要遵从公司的大战略。同时，我的加入也许可以把对外的大门打开一些。总的来说，谈得还可以。



几周以后，又进行了第二次面谈。看来总经理已有了一些决断。所以寒喧几句后就谈到了比较具体的事情上，比如进公司后做的项目、工资待遇等。我心里挺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我基本被接受了。当时总经理提到了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在外省的一个项目，另一个是北京总部做项目策划。因为我觉得刚回来应当多在下边做做，积累一些经验，所以比较倾向于去外省的项目。然后谈到了工资，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主义者。据实告之如果去国家单位会有４５００以上的实际收入，所以问了我在人才招聘方面比较内行的朋友后，希望收入在６０００－８０００之间。这样可以不必每天为油盐酱醋发愁，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干更重要的事。如果公司需要在员工中进行平衡，也可适当商量。总经理听后说工资不是问题，员工中的平衡不必担心，根据具体人应有具体安排。然后，谈到上班时间，我希望能有两周的准备，因为我父亲还要在近期做一次眼睛的手术，家里可能需要人奔走。另外我需要一些时间处理一下联系的其他单位。因都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最好有个交待。总经理很痛快地答应了。并告诉我在几天内通知我公司最后的工资ｏｆｆｅｒ。



经过两个多月的到处奔走，终于，我现在算是有了个工作了。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看，公司挺不错，挺有干头儿。一直想干点事情，现在终于机会来了，下来就是看自己能干不能干了。在下来的几天里，我四处打了一通电话，发了一通Ｅ－ｍａｉｌ，向朋友们报告好消息，特别是国外的朋友们。经过这一段工作有了着落，至少说明回国来也能发展。另外一家我有联系的公司与我接触，我告诉他们我已有了工作。还有一家外企通过一家猎头公司招一个农业方面的经理，因为我已有ｏｆｆｅｒ在握，又想知道自己在外企值多少价儿，就给对方开了一个月薪１万五。其实几乎不可能，因为通过了解，这家外企对农业部里专门在这方面做的中层人员才开到两千美元月薪。在四处报喜中，还与人交换了不少信息，找到两个很有潜力的项目。很有可能就会给公司带来效益。因为公司离家较远，我还开始托人在公司附近找出租房屋。



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几天后，我的朋友告诉我，经考虑，总经理觉得我能力很强，应该去外企工作，可以更好地发挥。公司目前来说还用不上我这一类人员。我只得说谢谢总经理两次花时间与我谈话，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合作。显然，说我能力强等只是好话，给我个台阶下而已，并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原因可能还是总经理仍然吃不准，不愿出如此价码用一个吃不准的人。事后我问了好几个猎头公司的朋友，他们一致认为对回国学生来说，６０００－８０００是个非常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的价位。但很显然这个价位仍不是所有国内企业都有魄力（并非没有能力）承担的，许多企业可能因为看不到更高更大前景中的机会，而看不到能使他们进入这些机会的人员的价值。另外，从我这个例子里还能看到的是，在国内，办事方式与外面不同，哪怕到了最后，都还不能算数，变化的可能性很大，往往要好事多磨。



那天傍晚，从一个朋友处办完事出来，在建国门外长安街上向地铁站走着。北京正是大风降温，凛冽的风沙直吹进好几层的衣服中，空着肚子更觉得寒风刺骨。回家已久，只有用项，没有收入，因担心长期没有工作会坐吃山空。出门在外不敢再象刚回来时那般挥霍，少坐出租，少在外吃饭，还是快走几步赶地铁再倒车回家吃饭。从贵友到国际俱乐部，一路上大街两旁的霓虹灯把长安街闪得红红绿绿。路上下班的人们也都在急急忙忙地往家赶。看着这灯火中的车流人流，我脑子里竟闪出一个怪怪的念头：这些人真幸福，他们都有工作。有个工作多好，你可以偷懒，但也可以使劲干，至少有个使得上劲的地方。



至此，回国后找工作的第一回合算是结束了。我并不在乎一时的不顺，也不在乎一时期望过高带来的跌落。只是每在不顺跌落的时候，要问一下自己：我错了吗？我对这个国家的信心错了吗？我对知识的信心错了吗？此后的两个星期，一切都比较沉寂。前一段期望值过高，注意力也太集中于个别公司，当没有得到实现时，有一种一下子走投无路的感觉。这时一位朋友问我，对回家的决定后悔不后悔。我想情绪低落是有的，但后悔决不会。回家就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的，只是有思想准备与去亲身经历有大大不同而已。但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哪有轻易言败之理。



回家后的几个月，除了找工作外，主要的时间都为了父亲的病跑医院了。父亲在八月去美开会前日夜不停地校对一套教材，临行前的晚上才完成。在美期间一路上旅途劳累，最后一天突然左眼失明。一向克己的父亲为了不影响别人，一直等到飞机飞入中国国境后才告诉母亲。到家后就上单位合同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因长期用眼过度造成眼底出血。医院开了两周的针剂让回家静养观察。一周后因针剂效果不明显又去医院复诊。被确诊为视网膜脱落。在后来所遇到的病友中许多人都有同样的故事，看样子视网膜脱落被误诊为眼底出血确实很常见。确诊后医院通知马上住院手术。因过度拖延会造成脱落的视网膜增生粘连而难以恢复。入院后一周在手术前一天突然被通知原定的手术大夫要参加帮助残疾人项目，手术要延后。这一延就又延了两周。终于做完手术后，我向大夫询问手术情况，除告知情况较复杂外，对其他含糊其词。我想做手术不会跟做实验写报告有太大的区别，其中避而不谈模棱两可的往往是有问题的。果然，术后一段时间后发现修复的视网膜有一处没有复位，很可能造成重新脱落。于是又让我们转到另一家医院进行激光治疗。我在早上六点前起床，坐一个小时的车赶到治疗医院，排队挂号后赶到父亲住的合同医院带他前往治疗的医院。每次都要在候诊室等一个早上，有时还等到下午。几次治疗后仍旧不行，又转到第三家医院检查治疗两次，历时几周，其间还专门去了一趟全国眼科之首的同仁医院会诊。最后我父亲所在合同医院告诉我们，他们所能做的只能如此了，我们必须考虑转院治疗。因公费医疗的种种限制，只能转到该合同医院的上级医院。但上级医院没有床位，只好回家等待。等待时，修复的视网膜如我们一直担心的那样再次脱落。在家等了１０天，终于又重新入院。经几日检查后，大夫告诉我们，由于前一次手术的失败，下来的手术会很复杂。把握不大，手术方案尚不能定，可能要根据手术过程中的情况决定。听了这大实话，我们心里没了底儿。开刀以后再定该怎么做，至少对病人和家属来说听上去太悬了。正在此时，我们托的拐弯抹角的朋友终于帮忙排上了同仁医院的床位。经再三权衡，家里最后决定去最好的同仁。于是又是几天的早起，从西郊跨过整个北京城到崇文门的同仁医院。挂号、就诊、检查，然后回家等请人关照了的高价床位。一个月后，高价床位终于排上了我们。如果是平价床位可能要排近４、５个月。高价病房类似饭店的单人标准间，有电话、冰箱、电视、阳台。有带浴缸的洗澡间。各方面的服务都很规范，条件非普通医院能比。价格也不低，人民币４５０元一天。而父亲在另一家医院的病房才７块钱一天。经三天例行检查后，又动了第二次手术。手术中，眼睛中开始渗血，为保险起见，停止了手术。术后几天，因淤血吸收较慢，医院建议我们回家静养一段。其间每周复查一次。于是又有了每周一趟路上的奔波和在候诊室一上午的等待。但总比住院时家里人每天都跑医院节省时间。经几次检查，同仁的权威专家告诉我们，若继续手术，病人要承受很大的痛苦。因病人长年用眼过度，有多种眼内疾病，既使手术成功，恢复视力的可能性也极小，将来可能只能依靠右眼仅存的０．３的视力。医生要我们考虑是否终止治疗。


自从眼睛出现问题后，父亲的情绪变得很沉闷。他工作了一辈子，与书本打了一辈子的交道，每天在书桌前从早坐到晚，读书工作几乎是他唯一的生活。现在突然不能看书了，他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他觉得自己变得无用了。每天一个人坐着的时候，他总不断地用手捂着右眼，努力地用失明了的左眼向前看，好象在期望着复明的奇迹会突然发生，他还在盼望着又能看书、上课、带研究生。但随着病情的发展，他一点点地失去了希望。他终于明白，他要被迫换一种生活了。最后，父亲还算坦然地接受了这结果。他仍不知道将来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他还要一点点地重新适应没有了书本的生活。能令他欣慰的是，那套花费了他１５年心血，令他失去左眼的五版教材获得国家二等奖。是值还是不值，我们这一代人不去评判上一代人的选择。做为儿子，我只能尽我的力量去奔走，我不愿再提医疗过程中人为的耽搁，不愿再提无奈的医疗失误，不愿再提医疗报销中的多少刁难。尽管我们自己承担高价部分的医疗费用，我仍不得不低头去满足小人的捉弄以求报销几千元的平价费用。不是这费用不合理，而是肖小弄权。不是我无力承担这费用，而是希望父母们能觉得国家不曾忘记他们一辈子的奉献，晚年仍能依靠他们相信了一辈子的党和政府，能觉得安慰。比起那些我在同仁诊室里每天碰到的来自外地的病人们，我们家已是太幸运了。那锦州倒闭工厂的工人，面临的就是在眼睛和债务间的选择。那西安的一家在走廊里走投无路地反复计算着医疗、住宿的上万元的费用，无法决定是走是留。面对所有这些令人疾首无言的痛苦，我再不愿问为什么。而对失败的治疗结果，我竟然为父亲感到一种高兴。高兴他终于不得不卸掉压在背上这么多年的沉重。无论这沉重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在这沉重下，父亲这一代人几乎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工作之外的生活，更谈不上享受没人管的自由、享受有钱的自由。尽管是无奈的，但父亲终于可以离开他的书桌了。我在心里祝愿父亲从此有一个轻松愉快的晚年。

哈密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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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求职工作随笔之八——求职结果  

华夏文摘



前一轮工作找下来，结果是两手空空。但也有不少收获。首先，发现北京国内单位的人才中心总的来说是以面向中低层为主的。在我的接触中，他们向我提供的信息往往与我自己的想法相距较远，帮助并不太大。相对来说，对国外留学生能提供比较有效的服务的往往是国际性的猎头公司。他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在华和在亚洲地区的各国企业。如果以外企为主要求职目标的，应以与这些猎头公司接触为主。如果求职方向是中国企业，那么比猎头公司更重要的是有关人员的推荐。说白了，要靠关系。在我求职过程中，与国内企业间有进展的接触几乎全是通过朋友推荐的。在这一阶段中，接触了不少人和事，从中看到各方面的可能性还是很多的，但要进入这些圈子才行。而进入这些圈子，本身就需要时间和机会。所以回国工作，要准备好花几个月时间进入才行。求职过程中，通过介绍结识了不少朋友。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的眼光也在一点点地打开。在到处可闻的报怨声中，在令人疾首的脏乱差外，中国仍是不可否认地在变化着。在这变化中工作的人们，无论是忽上忽下的民营企业家，还是在政府部门里苦熬的机关干部，无论是政经界的风云人物，还是大街上的芸芸百姓，有能力有抱负的大有人在，每个人都在睁大着眼睛寻找着机会，每个人都在为未来的机会做着准备。

不久后，经朋友介绍，我与一家美国的环保公司在京办事处约了一次面谈。这家公司主要以在中国做环保方面的咨询为主。我的专业方向是生态学，同时对咨询方面很感兴趣。所以这家公司的情况与我的专业背景有不少相关之处。在面谈时，我首先与公司的中方主管谈了二十分钟。主管向我介绍了公司的情况，谈了环保工作的良好前景。确实，随着生活的发展，几乎人人都知道环保在未来肯定是一个极重要的领域。然后他告诉我公司主要以对外服务为主，近来还有世界银行的项目。公司本身与中国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某高级领导曾称公司的总裁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显然，这些虚而空的情况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又与刚吃完午饭回来的美方主管见面。寒喧过后，３５岁模样的高个子老美大概觉得与我说话还挺沟通，一不留神儿就打开了美国人滔滔不绝的话匣子。而这话匣子里倒出来的，则是与刚才中方主管截然相反的内容。他从被迫参加莫明其妙的宴会喝了２４盅茅台说起，谈到中方参加公司组建的单位（科委、研究所等）遇事不见踪影，各种门路插进公司的人员素质低下又无可奈何，公司每年要亏上百万，如果没有那个世界银行项目早该关门大吉了。在抱怨完中方人员在背后骂他之后，他最后“充满信心”地对我说：看看窗外那污染，干环保就得来中国，在美国没什么好干的。我听了哭笑不得。



去外企是我原来计划中比较理想的进退皆好的选择，但经过在国内一段时间后，我最终决定不把外企做为首选。主要原因是在外企除了收入较高外，其他方面限制很大。由于外企工作有明确的分工和计划，对雇员的要求只是按分工计划执行。工作方向、范围明确而局限，有时遇到机会因工作范围的限制而不得放弃。而在中国企业中，就有了较大的灵活性。当然，随之同来的是中国式的模糊，什么都可能，什么都不一定。所以得根据各人的看法决定利弊了。此后，虽然有朋友帮忙介绍了几次待遇不错的机会，但我还是耐着性子等了一下，希望还是找到符合自己想法、能用上自己长处的工作。



回国近三个月后，我在美时曾帮助做过一点咨询工作的一家厦门股份公司与我进行了接触。该公司是一家国家控股的特区股份公司。到底算什么性质的体制，我也说不清。公司总经理与我谈话时提到，随着公司实力的增加，公司的发展战略要从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科技领域转变。这一转变的根本在人才，所以公司此时求贤若渴，急需对高科技有较深广理解，又有对外经验的高级人员。公司将对这些人员的工作大力支持以完成公司的战略转变。这些计划与我自己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吻合的。尽管公司的这些计划在具体工作中能有几分兑现尚难肯定，但这是在我求职过程中唯一的一家想法与我相近又许诺给予支持的公司。在与其他的公司的接触中更多的是我求人家给个饭碗，并得经过较长时间才可能得到公司的信任。所以，我自问，有一个能尝试自己想法的地方并能得到支持，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尽管最终工作中的结果尚难预料，但目前的开端对我来说却是迄今最好的了。所以经过几次进一步接触，我与这家公司达成了工作协议。在工资待遇部分，尽管不能与国外的收入相比，但已提供了在国内来讲较高的条件，可见公司所谓的战略转变和广招人才并非只说说而已。



因父亲的病情，公司同意我一月初再前往厦门。但已让我考虑我将来的工作。公司基本的战略设想是利用美国的人才、知识资源，引进在我国有市场前景的高科技产品，如目前热门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这项工作的关键在于对国内需求市场和对国外高科技市场的了解。所以既需要以广为长处的通才，还需要在具体技术方面的专才。这大概是公司下一步的扩展方向。因为前面我已领教过不少的空话大话，也有了不少轻信的教训，所以对现实的期望值还是放得低一点的好。公司到底是个什么光景，将来的工作中我能否顺应具体国情，公司能否接受我们这些留学生，这些待我到厦门后才会有分晓。


此时刚过新年，几日后就将离京赴职。因去厦门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网上，所以在此将求职的故事匆匆收笔，传给朋友代贴。希望我的求职过程能对大家有帮助。待在厦门安顿好之后，希望能有时间再回网上，给大家写写在国内工作的事。

哈密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