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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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偏好确实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起因，正是中国政府为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义务而于2006年9月实施的《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该条例切断了象牙进口的传统渠道，而同时，根据2008年CITES会议的分配结果，中国市场到2017年之前的合法进口量被限制在了62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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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只是国内传统象牙消费量的零头，而且按目前的趋势，显然不可能指望2017年之后的配额会更高；这一局面一旦明朗，随即产生了类似于一位产量稳定的著名画家于壮年突然病逝的效应，象牙制品立刻在收藏市场受到热捧，此后四五年内，其价格以每年接近翻番的速度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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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并不是收入增长推动了象牙消费，而是禁售法规限制了未来象牙供应，令其有望成为绝版珍品，满足了作为收藏品所需条件，因而受到收藏者和投资者的热烈追捧，在此过程中需求曲线已虽商品性质的改变而大幅移动；而同时，禁售法规又无法控制住偷猎和走私，结果导致了一种末日来临之前的哄然抢购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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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效应同样也发生在供给端，盗猎行动已发展为类似于对未来现金流一次性提现的做法，假如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期是可靠的，那么按其现值提出来，和定期获取现金流，效果就是一样的，可是当这个预期靠不住时，立即提现便是理性选择，显然，禁售法规越严苛，供方对未来出售象牙而获取现金流的预期就越靠不住，因而越倾向于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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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禁售法保护野生动物，是非常荒谬的做法，就好比用禁止农产品交易来保护耕地；要知道，需要保护的野生动物种群，而不是动物个体，更不是动物器官，象牙作为大象种群所生产的产品，其市场价值恰好可以为保护这些种群提供激励，同理，只有粮食卖的出好价钱，农民才会保护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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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种群所面临的首要威胁，是丧失栖息地，其次才是偷猎，而要说服当地居民将栖息地留给野生动物，并忍受这些种群带给他们的种种不便和伤害，就必须要让他们相信，这些种群的存在能给他们带来切实的好处，而禁售法却恰恰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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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野生动物的人们，本应为象牙的高价格而庆幸，这是说服当地农民为大象保留栖息地的最好理由，不幸的是，借助“没有买卖便没有杀戮”这句煽情口号，他们将这一市场价值变成了盗猎者与保护者之间的残酷杀戮，以及当地农民的冷漠旁观，或许还略带庆幸，因为大象与农耕社区之间历来存在不小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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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将价格激励落实为对野生种群的切实保护，需要建立相应的产权制度以避免公地悲剧，这或许有些难度，但决不会比目前的反盗猎行动更难，因为这相当于让牧民为保护自家的畜群而执行反盗猎，无疑比缺乏激励的官方反盗猎队更加起劲和认真，而象牙的市场高价恰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执行所需财力。

假如一个当地部落或地方政府被赋予一个大象种群及其栖息地的排他性用益权，或者私人公司通过拍卖获得类似权利，按目前行情，几支象牙便可帮助他们购买一辆丰田皮卡或几百支AK47，比起得不到收益却要冒生命危险、还时刻面临贿赂诱惑的现有反盗猎队伍，当能更好的实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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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现象的过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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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allergy），是免疫系统对入侵身体的外物作出过度反应时所表现出的症状，它是生理系统与所处环境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并且这一互动关系超越了个体生命而延续于漫长的进化史，其表现也随个体成长发育和生活史而不同，过敏症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了我们观察文化与生活方式变迁，和理解这一变迁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很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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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过敏症患者的比例在现代有显著增长，近几十年更为翔实的统计数字不仅确认了这一趋势，而且发现速度比原先认为的更快；有意思的是，经济越发达，城市化程度越高，过敏症越普遍，看上去，现代化所带来的人口迁居和人员流动性可能是个关键因素，因为迁移到陌生环境的人会接触到更多陌生的过敏原（alle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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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美国的情况中也得到了印证，美国同时满足了经济发达、高城市化率、高移民比例、高国内迁移率等几个条件，而过敏症也最为普遍；考虑到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大规模国内移民，以及各大区域之间巨大的生态差异，可以预见，未来一些年，过敏症在健康问题中的排名将迅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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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过敏原之所以带来麻烦，是因为免疫系统在个体生活史（特别是幼年期）中能够对特定过敏原作出调适，据进化医学（evolutionary medicine）名著《我们为什么生病》介绍，该调适机制有两个方面，一是免疫系统能对特定过敏原产生针对性抗体，由于免疫防御机制分多个层次，假如这些抗体能帮助前沿防线成功实施防御，就不需要激活处于纵深防线的IgE，而正是后者导致了表现为过敏症状的剧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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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IgE被激活的阈值是可调的，特别是在幼年期，因而对过敏原的早期接触会提高阈值，而成年后才接触陌生过敏原就可能有麻烦；反应阈值的可调性，从许多儿童过敏症在成年后自动消失的现象中，也得到了印证；这一调适机制可视为个体在发育过程中按所处环境条件而设定参数的过程，是在防御失败的风险和过敏代价之间做出一次权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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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化史角度看，另一种调适会经由自然选择而在基因层面上发生，调适的遗传后果将随种群所处的地域环境而产生差异，这意味着，当人们从其祖先世代生活的地方迁往别处时，可能会先天的对某些过敏原不适应，而且这种不适未必能通过幼年接触史得到充分调适，比如美国非裔的过敏性哮喘（asthma）发病率比欧裔高出39%，或许就是因为非裔的免疫系统更难适应北半球的植被与花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