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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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尔萨斯历来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也伴随着大量的误解，而在主流经济学界，他甚至早已被视为破产理论而遭鄙弃，不过在现实中，他的阴魂却始终难以被驱除；反对者最初选择的攻击点是他的边际产出递减律，认为边际产出未必是递减的，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完全可能持续递增，因而问题就变成技术进步是否足够快从而将资源极限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不断拉高，而马尔萨斯并没有论证为何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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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创新浪潮中，技术进步似乎没有上限，但尽管如此，在以百年计的长期，这一反驳是琐碎而无力的，因为马尔萨斯理论并不需要假定边际产出在任何时候都是下降的，而只须假定它最终会在某个边界附近开始下降，从系统论角度看，指数式增长的系统，必定存在一个负反馈机制来构成其边界，否则它将是爆炸式的，不可能稳定存在，假如技术进步果真能解除对增长的限制，人口以不久前曾有过的3%年率增长（相当于每25年翻番），不到200年便可以每平方公里1万多人的密度铺满整个陆地，再过几百年便可耗尽地球上全部碳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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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反驳更有效：马尔萨斯没想到会出现避孕套；不过该反驳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马尔萨斯不恰当的将人口内在增长动力建立在人类情欲的基础上，而现代避孕手段让人们在满足性爱需要的同时得以控制生育数量；但达尔文已经为人口增长动力指出了更坚实的基础：整个进化史就是生物个体想方设法尽可能多的留下后代的历史，今天活着的人得以存在，便是因为他们的历代祖先都继承了足够强烈的生育繁衍意愿，而不仅仅是他们喜欢性爱；实际上，在面临资源压力时，独身和溺婴等生育控制手段始终被广泛使用，避孕药具只是让控制方式变得更人道，而并不会削弱进化所赋予的繁衍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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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反驳是基于加里·贝克尔的理论，贝克尔指出，生育决策并非简单的数量决策，也会考虑质量，因而生育仅仅是家庭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生育数量将取决于投入产出比；在现代城市文化和就业环境中，若父母期望孩子健康、体面并获得良好地位和前途，需要在抚养和教育等方面做高额投入，假如每个孩子所需投入越来越高，生育数量便相对减少；事实上，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伴随的人口趋势，显然支持了上述理论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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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迄今我们对城市化所带来的低生育率只有不足两代人的经验，难以预料质量上的投入何时会开始或是否已经开始报酬递减，而且，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说明，基于投入产出的均衡生育数量会处于替代水平之下，因而城市化在某些地区所导致的极低生育率完全可能只是短期或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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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牺牲数量而追求质量的生育策略要成为优势策略，前提是被牺牲掉的数量必须在第三代之后得到补偿，比如，你为了第一个孩子能有出息而不生第二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必须给你带来额外的孙子或曾孙或玄孙，否则你在遗传收益上就亏了；而从策略竞争的角度看，亏损策略终究会被遗传收益更好的优势策略所替代，而事实上，我们很难相信那些受到更好教育、前途更光明的孩子，果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更多孙辈，事实很可能恰好相反，这就更让人怀疑质量策略能否长期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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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人指出，影响生育意愿的不仅是遗传因素，还有文化，而文化的传播比基因更快捷便利，完全有可能，当支持多生策略的基因在人群中扩散时，文化影响却把其中足够多的人不断拉入少生的队伍中；但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从未有人论证过，在缺乏遗传优势的情况下，少生策略何以会成为整个人类的长期主流策略？缺乏遗传基础的文化和价值观潮流是飘忽多变的，尽管西方文化目前占据主导，但文化和价值多样性程度始终很高，而只要其中一部分支持多生，其影响何以不会随其人群规模而扩大？穆斯林社区在西方的日益壮大，似乎正在为我们展示这样一种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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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马尔萨斯真正有力的反驳是：人口有可能被疾病长期压制在资源供养极限水平之下，英格兰在首次黑死病大流行（1348年）之后三个多世纪的历史，很可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但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与过去的不同是：马尔萨斯理论的漏洞被现代医疗和防疫体系补上了，因而它在今天比古代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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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假如我们将目光放远到两三代人或者更大的时间跨度上，那就很难将马尔萨斯弃之不顾，他的理论仍将是我们观察和思考人口问题时无可替代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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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仍将是世界引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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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的两届任期，无论评价如何，都将被作为冷战后最重要一章而载入史册，它以911为始，以金融危机为终，其间贯穿着两次战争，罕见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并伴随着一批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初级资源价格的持续迅猛上升；911发生之初，许多人惊呼，世界不再是那个世界了，那么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世界究竟有了什么不同？尤其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还是那部推动世界发展的引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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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盛顿开始，美国政治中便埋藏着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认为旧世界是个充满了阴谋、狡诈、冲突和陷阱的是非之地，美国人应安于呵护和经营自己幸而发现的新世界，远离旧世界的纷争，后来当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时，许多精英对此角色是十分冷淡而不情愿的；这种孤立主义只有当美国面临一个明确而直接的敌人——比如珍珠港后的日本，冷战中的苏联——时，才会被对抗的需要所压倒，而且往往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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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冷战刚结束时，许多人担忧美国会退回孤立主义，幸好此后随着第三波民主浪潮推动，各国政治经济转型颇为顺利，而全球化和市场化又推动经济持续繁荣，外面的世界看起来没那么糟糕和讨厌，美国也乐享其领袖地位；911终结了这一状态，但它却没有指明下一个方向，尽管恐怖主义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是直接的，但它却不是一个足够清晰和明确的敌人，更缺乏常规的组织形态和区分边界，所以，恰当的反应是出击与之对抗，还是关起大门洁身自保，对此美国政界显然并未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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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派的答案是前者，希望通过制度输出和强势主导国际秩序，来消除恐怖主义的制度、社会和经济背景，在911打击的最初年月，该路线得到了充分支持，但随着战争的拖延、伤亡扩大、老欧洲的不合作和军费开支的失控，风向逐渐转变；最后，金融危机又施以致命一击，它极大的动摇了政治精英对美国能否维持和负担世界领导地位的信心，奥巴马政府从国际事务中全面退缩，将领导责任推向其盟国、北约，甚至联合国，这一点在利比亚危机中展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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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后一条路线得以确立并长期化，那将是世界人民之大不幸，过去30年的市场化、全球化和各国制度转型所建立的全球新市场体系的基础将被动摇，离开美国这部引擎，该体系将难以顺利运转，离开美国对全球市场所需最低制度和秩序要求的保障，各国的产权保护和市场化政策取向将难以维持，而离开美国这座价值灯塔，迄今支持全球市场发展的文化和价值风向也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