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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智商迷信
黑狐狸 04-03-17
大学里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弱智”一类的词汇。对于我们瞧不起的人，我们脱口而出的往往是“弱智”、“白痴”、“低能儿”或者“傻x”。多少年后，当我回首自己的大学时代，最想说的一句话也是－－你当初为啥那么“白痴”！
不过，当年在大学里我却并不认为自己多弱智，还颇为自己的智商自豪。我是个智商迷信者，特别热衷的一件事情就是夸耀自己的智商，还特别喜欢别人夸我聪明，假使有人说我是天才，我也会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
现在想来，这种迷信最初的来源是高考。我高考成绩很不错，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这就算是成功吧。于是，这种经历给了我一种错觉，那就是自己智力出众，未来的成功亦指日可待。后来我组建北大青年策划协会就是这种智商迷信的结果。我在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情况下，竟然狂妄到给企业搞营销策划，现在想起来真让人哭笑不得。
我相信如我当初一样迷信、愚蠢、狂妄、幼稚的大学生如今并不在少数。我曾经采访过几个辍学创业的大学生。我发现他们身上颇有我当年的“风采”，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一样盲目迷信自己的智力，狂妄无比。如今，这些泡沫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公司基本上都已人去楼空。
在智商迷信的狂躁中，大学也扮演着很不光彩的角色。我记得北大曾经弄过一个状元墙――把各科状元的照片放在最显著的三角地供大家崇拜。我想，这面墙将作为北大诸多耻辱中的一个载入史册。
还有不少学校有着更为荒唐的举动，那就是给状元们发奖金。试想，在这样的鼓噪下，能有几个状元不自我膨胀，自觉高人一等呢？
与状元的膨胀相对应的是低分者的自卑。这种自卑与状元的膨胀同样是愚蠢的表现。为了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下面我来讲一下智力和智慧这两个概念。
关于智力
智力是一个生理概念，标志着你的大脑容量和运算速度等等，它有个量化指标被称为智商。这玩意如果厉害的话，在考试中特别占便宜，因为考试这玩意特别需要大规模的记忆和抽象思考问题的能力，而且强调速度。智力特别像电脑的CPU，如果速度不够快的话你玩电脑游戏，做三维动画的渲染，运行大型软件就会非常不爽。
除了考试，下棋的时候也特别需要智力。尤其是围棋、象棋，需要在很短时间内计算很多种变化，如果脑袋速度不快的话这玩意玩不了。李昌镐的智商据说有130，看来他成为世界围棋第一人是有生理基础的。
除了这两个方面外，好像科研也比较需要高智商，但这也并不绝对。我在大学里曾问过一个研究语言学的老师，我问他什么样的学生能搞他这个学问，他说有兴趣的学生。
除了上述几个领域外，我想多数行业对智力要求并不高。先说说政治这个行业，比如在美国，当总统就不太需要智力水平，比如小布什就经常被嘲笑智商低，可是老百姓一样支持他。除了总统，州长似乎也不太需要智商，比如那个影星州长施瓦辛格看起来不像智商太高的。
说完政治界我们再看看经济界。我们看到中国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很多都是小学文化的，美国富豪也有小学文化的，比如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很多大学生都听说过新东方学校的创办人俞敏洪，老俞的智商应该不算很高的，当年他考了四次大学才考上。
经济界之外呢？再说说文化界，我们知道大作家沈从文数学是考零分的，智商应该不算很高。至于唱歌、跳舞、演电影的文艺界人士，就更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了。
由此可见，智商其实并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世界上的职业成千上万。对智力要求高的行业屈指可数。对多数行业来说，你的智力只要正常就可以。这个也可以借电脑“CPU”形象说明。如果你拿电脑只是上上网，写写文章，我建议你只要弄一个P2就可以了，没必要P4，迅驰。我们的智力也一样，够用就行。实际上，经过了高考，我们所有大学生的智力肯定都是够用的。
所以我说，那些状元的自我膨胀，那些低分者的自卑都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关于智慧
如果说智商是硬件的话，智慧就是软件。我们的电脑硬件性能再强大，如果没有好的软件运行也白搭。我认为我们大部分人这点做得不好。就是没往脑袋里装什么好软件，倒是装了不少游戏软件和病毒什么的。这使许多智商很高的人变得越来越愚蠢。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讨论什么是智慧。
毛泽东写过一篇文章《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我觉得人的正确思想就是智慧。毛泽东在文章里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脑子里长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
我觉得我的智商迷信的错误就在于，认为智慧是从脑子里长出来的，也就是说，由于自己天生聪明，就天然的无所不能，即使我没有经历过的玩意自己也能操作。这种思想哲学上叫主观唯心主义。我从中学起就知道这玩意，可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染上这个病毒。
智慧有什么用呢？或者说，正确思想有什么用呢？用处太大了，毛泽东这一介书生不就靠它在短短28年的时间里把一个一盘散沙，被外国人打得满地找牙的国家统一并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吗？他不就是一个农民，读了几年师范，在北大当了一段图书管理员吗？若说智力，我觉得他应该不算很高的。因为他的老师说，毛的数学成绩并不好。但是，前面我已经说了，智力这玩意不在多高档，多豪华，够用就行。智慧才是最宝贵的玩意。我在大学里最大的失败就是从来没有拥有过智慧。
我想大学生朋友读到这些不妨反思一下。你拥有多少智慧呢？或者说，你拥有多少正确思想呢？比如，你对这个国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能够正确认识吗？你对这个世界能够正确认识吗？你对你自己能够正确认识吗？你对你所学的这个领域能够正确认识吗？你对你所在的大学能够正确认识吗？你对充斥在你周围的谎言能够正确认识吗？
我觉得，这些问题没有几个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很多大学生都会凭着自己坐井观天得来的知识自以为已经能够正确认识上述所有问题了。这也正是我们大学生最可悲的一件事情。本来是井底之蛙却以为自己能够俯瞰地球，本来是愚蠢之至却以为自己聪明无比，本来满脑子错误观念却以为自己已经拥有智慧。
现在，毕业多年的我与你们有所不同的是，并不是我已经拥有了智慧，而是我已经知道自己曾经的愚蠢以及为什么会愚蠢。而且，我不会再自以为聪明，认为自己获得了正确的思想。正确思想的获得实在是太难了，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没有获得过正确思想。
所以我建议大学生朋友，进入大学后把自己大脑的操作系统重新安装一次，然后再谨慎的、按照正确的方法安装一些好的软件。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正确的安装方法是什么。
智慧的获得途径
毛泽东说，正确思想来自实践。实践如果细分的话又可以分两种，间接的和直接的。间接的如读书，上网等等，即“读万卷书”。直接的如工作，调查等等，即“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来大家都知道，可现在这年月大家太浮躁了。真正能做到其中之一的人并不多。大家忙于学英语，参加各种考试，或者打电子游戏，读各种垃圾读物。就是不往自己脑袋里装那些增加智慧的东西。所以，大学生也就越来越愚蠢。
即便有些同学读了很多书，但是，也并不一定能获得智慧即正确思想。因为智慧的获得除了实践之外还需要思考，尤其是正确的思考。如何正确思考呢？这得需要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而这两项，又是我们中国人比较薄弱的。
我阅读过很多讨论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的文章。有一种观点便认为，这是由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所造成。
这种论点并不是太新鲜，但确实容易被国人忽视。国内早有学者认为，中西方走上不同道路的根本原因是文化的差异，而文化的差异与思维模式的不同息息相关，思维模式形成的关键是地理、人文环境。
中国古代气候、土地条件较欧洲优越，又与外界隔绝。在封闭而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延续发展了原始人类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思维模式，即所谓的“前逻辑思维”模式。这种模式重感知轻理性、重经验轻分析。从中国的四大发明以至书法绘画等都有体现。这种文化有助于陶冶心性但却与科学精神相悖。
而西方古代气候、土地条件较差，地域狭小，相互交流频繁。因此自古就将自然作为研究的对象，形成了理性思维的习惯。于是古埃及为农业的需要发明了几何学，希腊人很快学会并进一步发展了数学、哲学、解剖学等。现代的民主制度、经济制度也无一不是这种科学的理性思维的产物。而中国从未认真反思过国民的思维方式问题，因此到了近代全方位落后，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其实仔细分析根源还是思维方式。目前社会制度的缺陷从某个角度看，也确是跟领导人、学者和民众的思维方式有关。
邓曾经说过，改革最大的失败在教育。我自己这么多年所受的教育便是明证。
我回想起自己受到的这17年教育（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军训1年，大学4年），说实话，属于完败。这17年间，我读了市重点的小学、省重点的中学、全国重点的大学，按理说，我已经受到了中国最好的教育，应该是个人才了。但实际上，我出了大学校门以后就是废物一个。脑袋空空，愚蠢无比。
直到2000年8月之前，我对自己的愚蠢还是浑然不知的。8月1号我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做策划是个转折点。在那里我真正碰到了我人生的几个导师，像杨东平老师，小崔和我的师兄海啸。尤其是小崔，是个做事情特别认真的人。他不允许我耍小聪明，一个节目是不是能做，一个道理是不是能讲清楚，需要策划人员做非常详尽的案头工作，也需要策划人员拥有特别扎实的知识储备。而且这个知识储备不是我储备的那些垃圾知识，谎言和错误观念，而是真知识。
可惜，我当时的能力根本达不到他的要求。我受到17年教育的结果就是眼下这个废物，到了真正需要能力，需要真知识，需要科学的思维方法的时候，什么都拿不出来。我懊恼不已，羞愧不已。选择离开了《实话实说》。
这段失败的职场经历是我反思的开始。从2001年到2004年整整三年，我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思考，这几年就好像重新读了一次大学，现在我写下的这系列文章，就是这三年积累的爆发。
一个人真的不是天生就会有智慧的，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最深的体会。智慧是从不断的实践，思考中得来。但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偏重对我们智力的训练，却缺乏对我们正确思考问题能力的训练。我们成了做题机器，考试机器，记忆大师， 却成不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而现在的社会，急切需要的就是这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企业大声疾呼缺乏人才，另一方面竟然是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
指望大学在短时间内改变是不可能的，大学生需要自救。不是一味的抱怨，对抗或者随波逐流，而是尽可能利用大学提供的资源自己拯救自己，努力培养自己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根据我的经验和观察，不是你求老板给你工作，而是老板求你为他工作。
如何获得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有许多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我在《文科生怎么变得更聪明》一文中已经部分涉及了这个话题。我的案例丰富后，也许我还会写《理科生怎么变得更聪明》。
关于聪明
这里我再解释一下聪明这个概念。智力和智慧是来自西方的概念，而聪明是国产的。汉语里聪明既包括智力又包括智慧的意思。很多商家利用这个概念的含糊，说你吃了我的药就会变聪明等等，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聪明理解成智慧，它充其量是让你的记忆力有所提高。
关于 “思考”
我在大学里一个误区就是对“思考”的排斥。有一句名言是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在大学里也有这样的心理，看某某一思考，我就会在一旁嘲笑。因为我们那时流行的是无哩头，是后现代，是拒绝深度和思考的。“思考”的人就是玩深沉，装大尾巴狼。Bill Gates说“20岁不是谈恋爱的年龄，而是应该思考这个世界的年龄”，呵呵，我们当时是正好把这句话颠倒过来理解的。
多年以后，我回头想想，思考还是需要的，也许不必纠缠于终极关怀这样形而上的问题，就是思考一下世界、国家、社会、我们自身的具体问题就已经够我们的大脑忙活了。更何况，今天的世界充满了谎言和陷阱，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像傻瓜一样被人愚弄。还有，如今的社会已经是知识社会，有一句话是说“知识就是权力”，我认为，与独立思考能力相结合的知识才是权力。所以，思考能力的强大与否直接决定着我们在未来社会中的位置。
结语：
走出智商迷信，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获得智慧。你会达到一种新的人生境界。
附录：一篇颇有启发意义的网文
《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作者：佚名
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什么？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在哪里？解答了这个问题，才是揪住牛鼻子，答案并不难得出：那就是：一个社会的主体：人的素质的高低。
我们二十年来是怎么发展的？看看吧：先靠吃毛泽东时代的老本，还记得八十年代初的滥发金吗？那就是吃老本。现在的国企改革，更是明目张胆的吃。
二靠卖土地，上海的大发展就是典型。
三是靠吃中国的自然资源，许多是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被我们致富吃掉了，荒山涂陵，草原变成沙漠，还有，在沿海出卖廉价劳动力，就算这是唯一亮点。
中国社会的好多问题，归根揭底是人的素质问题，有一个命题是人们爱争论的：中国人到底聪不聪明？有些人跟者外国人起劲，说中国人是最聪明的民族，拿出的证据全是外国人嘴里讲的，根本经不起推敲。要谈聪明，那就要辨明什么是聪明的标准，其实标准不难定：
一看他的行为活动，行为总是受大脑支配的。老干蠢事，老干鼠目寸光的事，老干杀鸡取卵的事，你能说他是个聪明人吗？中国人现在，过去，干了多少蠢事？这些都是一个聪明的民族干的事情吗？
二看思维能力的强弱，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的强弱，记忆力，观察力是辅助能力，没有思维能力，其他任何能力都不能物化为社会的进步，财富的积累。可以肯定的说：中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是非常薄弱的，中国大学的大教授们，抽象思维能力都不强，不然他们为何是“解释别人理论”的教授，“跟国际潮流的”的教授，无他，他们想不出自己的东西。
没有受到充分教育的工人农民普通大众，其思维能力就可想而知了。
大家都看出来了，目前的问题在制度，其实这并不是终极原因，如果我们刨根究底的问，为什么形成这样一个不好的制度？美国人亨庭顿（那个大讲文明冲突论的人）说得好：制度的背后是文化。然而我觉得还没有刨到底，文化的背后又是什么？
文化的背后是民族的行为模式：比如我们中国人办事情重经验，“摸石头过河”，这就是行为模式。还不够，打破沙锅刨到底，行为模式的背后是什么？是思维模式，这才算到了问题的根子。
其实也不难理解：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人之所以统治地球，就是因为人有大脑，有思维能力。因此，思维能力的强弱与否，就决定了人的属性的强弱与否，我们中国人有多少人活得象一种动物，因为思维能力太差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也就离动物差不太远。
看看我们中国人抽象思维能力差的表现（行为模式）：
1、爱赌博世界有名。赌博是靠碰运气，不靠动脑筋。
2、爱看别人干什么，自己紧跟。
3、迷信，666，888的数字 居然可以卖大钱，而且全社会都不以为荒唐。
4、经验主义盛行，学雷锋，树典型，取经团，为什么要取经？因为他不能通过思考，得出符合自身条件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好去照别人的做，农业学大寨，全国都开梯田。现在是工业学广州，全国都引资招商，摸石头过河，经验主义的代名词。实际上摸石头能过河吗？摸总还是有个方向的，往哪个方向去摸：我们下意识里把四小龙的经验搬来了，按他们的经验，按他们的方向在摸石头。
5、自然科学更不提了，能把外国人的理论理解透彻了，就可以作院士了，要创新。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6、从个人到社会，中国人行为模式的另一大特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文革，左的极端，现在，右的极端，唯钱是命，连救人都先讲价钱，堪称世界文明史之奇观。这种走极端的行为模式，实际上就是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的外在表现，走极端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振荡，社会财富在剧烈的振荡之中，严重损耗。古代也好，今天的也好，这样一个周期律，我们并没有跳出来。
7、在文化上，喜爱武侠，喜欢皇帝，全民兴趣低俗化。不正视历史，善于健忘。
8、不爱读书，不爱思考，由于大多数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差，，很难通过思考获得行动的指南，得到由思考带来的成果和收获。因此也难以形成思考的习惯和兴趣。在这方面，中国人中也还是有反例的，只是太少，太少，凤毛麟角。象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无非就是掌握了一些逻辑推演的方法，在中国就算神人了。还有，古代的墨子，现代的毛泽东。
墨子，没有多少学者记得他，他热爱思考，他说：“义者，利也”，看看有几个专家把道德和利益的关系说得如此透彻。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个思考者，这也是他能成大业的原因，毛泽东中能得到如此崇拜，实在是中国人中善于思考的人太少了。
我敢大胆的预言：如果不极大的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再好的制度也要念成歪经。民族的高素质与好的制度会互相促进，互相推动，良性循环，而只改变制度，一个低素质的群体最终会让它变色。
近来，一批学者谈到了，注意到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美英是好的市场经济，而拉美是坏的市场经济，可见，制度并非万能，执行制度的主体对制度有很大的可伸缩性，对制度有很大塑造能力。不过，并不是要否定制度的效用,日夜企盼一个好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在中国早点建立起来。
那么，一个抽象思维能力强的民族，又具有什么特点？
对比美国、英国、德国，我们可以看到：
1、 热爱学习，热爱读书。
2、 执政集团对国际、国内社会的发展趋势有很强的预见性，因而能在问题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及时采取措施，或者果断决策，对国家发展的方向进行调整。
3、 富人集团不对弱势阶层竭泽而渔，实际上也是一种预见性，如果竭泽而渔，将会危及国家的稳定，进而不能保证拥有财富的长久性。
4、 政治体制能够不断调整，重法治，轻人治。这并不是他们天生来爱法治，而是认识到法治是一种科学的治理国家的方法。
5、财富的运用，比较合理，愚昧消费很少，有热爱科学，喜欢探索自然的文化，没有什么饮食文化。
抽象思维能力强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体现，归结一条，具有很强的预见能力，预见能力，就是逻辑推演能力，抽象思维能力，政策制定得好不好，非得有预见能力不可。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具象思维方式（我不知道该怎么取名），或者称作象形比赋。
比如：因为8发音同“发财”，因此8获得青睐，这是一种低级的、大概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幼年时期的一种思维模式，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联系：同音－》同功效。
巫婆咒人，把一个纸人心上插上针，放到人枕头底下，“可让人心疼疼死”，同型－》同功效。
象型联系，是我们中国人自产的（然而却是不正确的）有抽象思维萌芽态的一种思维方式，各种迷信，大多来源于此。
怎么解决？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先天不足，一点补救办法都没有吗？
有的，那就是：教育！教育！教育！教育首先传授的是固化了的人类的思维成果。接受知识的过程同时，教育还在训练思维能力。
世界上有两个强大的国家：德国，日本。德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是世界第一的，爱因斯坦，普朗克，还有我们的共产主义指导，马克思都是德国人。德国的强大不难理解。
日本是亚洲国家，抽象思维能力方面，亚洲人固有的欠缺是存在的，但日本人极端极端重视教育，据说，在1910年，日本已经完成了全民义务教育，当时有县长因为筹措不够教育经费而自杀的，可见日本在完成教育普及方面，动用了国家强制力。弥补了不足，因此日本的强大也是自然的（日本近年来的徘徊根本原因是他们的创造力不足，是抽象思维能力不强的先天弱点的体现）。
一个政府，什么都可以不管，唯独教育，是国家强盛的命门所在，要动用国家的力量，在教育上采取国家强制，哪怕把裤子当了，也要把一两代人的教育搞上去。
一旦整整一代人的教育全部上去了，人的素质提高了，整个国家会进入一种良性循环，民主、法治将自然而生，一个具有良好素质的人的社会，它会有很强的自我完善，自我修复，自我创造的能力，会有强劲的自我提高的内驱力，一个民族是否具有进步的内驱力，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的现代史。中国从清朝到现在，现代化的过程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外部，国外殖民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残酷的剥削、压榨，中国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和苦难，把中国人逼者要搞现代化，要革命，要独立，要学习文化，摆脱愚昧。
中国建国后，前一个外驱力不存在了，但是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切身体会还在，受外国人欺负的亲身体验还在，生活极端贫困的驱动力还在，还有自我提高的紧迫性。和平了五十年，前一个外驱力的作用已丧失殆尽，现在只剩下生活水平低的外驱力，但只对工人农民起作用了，国家机器的执掌者用财富转移的方式，提前解决了生活水平问题，在他们那里，所有进步的驱动力都不存在了。
外驱力全部消失，又无内驱力，走向堕落和毁灭，是迟早的事，然后，帝国主义再来侵略，历史再来一次循环，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无数个恶性的循环。
教育怎样产生内驱力？受了教育的一代人，更加体会到教育的重要性，如果他是官员，他一定会重视教育的投入，如果他为人父母，他会把教育当成子女的头等大事。
反之，教育不普及到一定程度，在教育普及的基础上教育水平不上到一定程度，社会一定是一种恶性循环，那怕有少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他们抵抗不住大部分无文化的人群的反向拉力，只好随波逐流，或者独善其身。
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具有一种奇怪的人格，跟社会主体的大多数无文化、低素质是有一定关系的。要记住，历史的方向就是所有人行为的合力方向。在目前，在中国这种合力还是向倒退指着在，要扭转，就看教育，能否动用国家机器，得到国家强制力的普及，只要教育的普及过了某个临界点，社会就会进入内驱力的自动造血状态，如果不够，那么国家在教育的普及化，教育的全民化方面要当仁不让，强力支持，强力造血。一直到中国的强盛真正到来。但我对此很难持乐观态度。
何时拒绝哈佛——闲话学校崇拜
2004-05-14 点击: 119
何时拒绝哈佛——闲话学校崇拜
饶毅
这是我近年写专业外文字以来感到比较难写的一篇文章,不仅因为写它
有点命题的起因,而且猜想不论是出于已经形成的社会思维惯性,还是出于对社会
现象不同的解读,许多人会有和本文相左的意见。为了给正在求索的后来学子及
其家长们在选择成长道路时提供一个视角、或者至少是一个参考意见,我还是敲
出了这篇文章,并且干脆给文章拟了一个足以称为耸人听闻的题目。
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
对于有些学校、或者有些人来说,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过
的学校在教学实质上和其它学校并没有大的差别,差别就是学校的名字和外界对
学校的一般看法。这样,如果学生没有自己的发展,毕业后总想靠所读学校名誉来
过日子,和书装了一个封面好像差别不是很大。
有许多中国学生和家长，很重视大学在社会上的一般“名气”，而且学生常
常很在意大学排名。有人喜欢一辈子以自己上过的大学来定位自己和他人，而许
多家长也以子女所上的大学来作为衡量家长自己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是否成功的
标准。这些现象，不仅在中国比较普遍，在留学海外的华裔里也不少见。有些海
外的华裔好象说提倡子女自由选择,但是一说到子女上什么学校时,仍然流露出对
学校的过分重视。于是乎,任何人成长与其所受的教育场所有关，但教育场所不
能决定其一生，这个本来浅显的道理，好像在华裔社会里不容易畅销，至少周光
召先生觉得有些中国学生和家长追求读中国或美国名牌大学追求得太辛苦了，建
议我依自己的经历，写点文字和这样的青年学生及其家长聊聊。这个题目他给了
我已近两年,我开了个头后怕写不好就拖下来了,最近在北京听说周光召先生在其
他场合谈起这事，感到于心不安,回美后抓紧时间写完。
我先得说明我不认为自己成功了（而且我不觉得成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另外在我看来,任何人将自己作为成功的典范来谈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本身难以避
免被归为愚蠢。不过,不成功不能阻碍我聊学校对人起到的影响（和没有起到的
影响）。何况因为我读过的多个中美学校之间外观差异比较大，要聊这方面，不
完全是外行。我从1978年到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读大学，然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
读过两年研究生（没有毕业），85年到美国就读于旧金山的加州大学（UCSF），
博士后期间在哈佛大学，1994年迄今一直任教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简而言
之，在中国，我没有上过最有名的学校，而在美国，我却没有去过不是一流的学
校。因为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学校的人，我可以不犹豫地验证常识：每个人的能
力不能以其曾经就读的学校来判断。
为方便我举例, 可以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大陆留美的人员当中看到：做出重
要而有创造性研究的王晓东，在大陆念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在美国是得州西南医
学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在社会一般观念里，他上的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学校，
但是他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四川大学电子系毕业的王有勤到美国读电子学研
究生以后不久却转学到霍普金斯大学读听觉电生理的研究生，博士后在UCSF，以
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他领导的实验室成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听觉皮层实验室，
他有能力和兴趣从电子转向神经生物，和他在中国大学训练大概没有关系,而是
他自己对科学的兴趣和判断。生物化学家傅新元的研究能力,我想既和他的南京师
范学院大学教育无关,也和耶鲁大学没有太大关系,他在西奈山医学院就开始做出
很突出的工作,以后离开耶鲁相信他也会有好的研究。做出聪明老鼠的神经生物
学家钱卓,设计的实验也特别聪明,他的成长不仅华东师范大学不起关键作用,就
是和他目前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关系也不是很大关系,我相信他转到波士顿大学
去以后,还会有漂亮的(可能更漂亮的)研究工作。
我绝对不是说中国名牌大学没有优秀毕业生。我自己的朋友里自然也有中国
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骆利群，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毕业
生，美国Brandeis大学的研究生，UCSF的博士后，他近年在斯坦福的研究工作很
杰出。因为家庭关系,我听他父母讲过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我觉得他专业成就是他
自己能力所决定,和科大少年班或者Brandeis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有在许多学
校都可以得到的一定环境，骆利群都能凭自己的天才和努力而有好的成长，因为
他主要是自己决定自己。北大、清华当然有好的毕业生，生命科学里，现在科罗
拉多大学的韩珉、耶鲁大学的邓兴旺、普林斯顿大学的施一公分别在发育生物学、
植物生物学、结构生物学有很出色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北大、清华的大学训练
造就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起作用。二十多年前北大、清华生物系
对科学有深刻理解的老师很少,也就难以要求他们对韩珉、邓兴旺这样的学生有
特殊的教育。据我所知,北大有些毕业生在离开母校多年而可以客观地审视母校时,
也觉得学校没有真正给学生极大不同于中国其它学校的教育。当然这也和专业、
时间有关系,有些专业的学生在有些时候确实只有在北大清华才能碰到杰出的教
授。就生命科学领域来说,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没有、恐怕就是很少。二十年前,
中国生命科学里科学研究杰出的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里面以教
书的为主。对科学没有深刻体会的人教书的效果,可以被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学生
靠自学而超过。现在各个学科有多少变化,也是需要问于专业人士,不是靠学校名
称可以断定。北大有没有特殊的科学精神?从我能看到的情况来说,迄今没有证据
表明这样的假说能成立。
就是在美国,哈佛也不是都是好学生。在我直接接触过的多个学校的学生中,
第二笨的学生和最懒散的学生都是我在哈佛看到的学生,当然我直接接触的学生
人数有限,不具有统计规律。在中国和华裔社会里，常常有人很关心某人毕业的
学校，甚至因为学校而影响到人的关系。在美国，特别是在学术精英群体里，对
个人在专长上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其曾就读学校的注意。美国特别好的学校对中
国各个学校的了解,如果没有中国人在旁边提醒,常常搞不清楚。就是听说了,也
难有感性认识。这就好比中国学校不知道印度学校好坏一样,再有印度人解释,中
国人自己难以有强烈印象。
在我们华盛顿大学研究生录取委员会上，大家重视学生具体表现，我们取的
美国学生有名牌大学的也有名字都难记清楚的学校。中国申请者里面，几年前我
们曾拒绝中国名牌大学的一位，虽然她所有(在校和美国标准考试)的分数都很高，
却说不出为什么对研究感兴趣。美国和加拿大学生里面也是一样。反过来, 美、
加学生中也有我们学校录取后,却拒绝我们而去名气比我们差很多的学校的事例，
但是他是奔某个非常出色的教授和他的研究领域而去的，我们觉得这样的学生作
出了合理的决定，而不会因为我们的神经科学在全美通常认为是最好的几个之一,
而觉得那样拒绝我们的学生搞错了。
有些华裔家长拼命要求子女进某些特定大学,以便其后能进好的医学院或者
研究生院,在我看来也是过度操心。这些医学院和研究生院并不是按照一般华裔
家长的标准来招生的。华裔家长压学生上某个或者某种大学的做法,实际上既不
利于学生自然成长,也不一定有利于达到家长自认为好的目标。我在哈佛碰到过
华裔大学生,有的对家长怨声载道,上大学以后对家长有逆反行为,家长自以为对
学生的好心反而阻碍他们发展。
大学教育不难超越
人的专业能力和大学的社会声誉脱钩的原因有多个。大学教育比较基础,除
了特殊情况,常常不能直接影响学生的关键发展。比如在很大范围内,许多大学的
老师教学比教科书好不了多少也差不了多少,那么学生自学书籍就很容易消除教
学的差别。能把课程教得很不一般的大学老师就很少:在中国少是因为没有很多
大学老师有真正深刻的学术认识,在美国少是因为研究做得好的人很不重视教学。
一个学校如果教学深广度不能超过标准教科书很多,其教育优势就可以被学生自
我发展所超越。
中国大学里,有极少数老师是真有水平的,如果他们对学生有个人辅导,有可
能造成和其它学校的重要差别。不过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面本身很少,有些有名
的老师名不副实,有这样的人辅导还不如没有,有些老师名副其实,但是没有时间
和兴趣对学生个别辅导。所以,大学期间如果学生自己有能力加上努力,是不难超
越学校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在二十年前,许多大学老师都不读研究文献的,如果学
生自己能读,而且读出门道来,很容易在理论方面超过大学的和有些研究生的老师。
对于研究科学的人来说,大学教育不如研究生教育重要。研究生是直接引入
研究前沿,而且是个体化教育、对人的影响比大学的大班教育要大得多,且留下的
记录在学术界可以有意义。所以科学研究能力和研究生教育的关联要远大于和大
学教育的关联。
虽然我不觉得中国学生一定要上哪几个大学,但是我觉得中国学生在选择研
究生教育时,要十分慎重选择研究机构和老师。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同样一个学生
来说,去有些学校和老师那里读研究生,几乎是学术自杀。以我近十年介入中国的
经历和参与中国高校教授评审时的观察,中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还需要很多的进
步才能赶上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生教育总体来说,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是中国
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但是注意,这也是总体而言,有些专业最好的不在上
海,比如结构生物学最好的在北京的生物物理研究所。有些专业、或者有个别的
老师在高校也许可以提供比科学院要好的研究生教育。
我觉得目前更普遍的情况是:许多学校和老师不配带学生、耽误了学生
的培养、没有使他们的潜力发挥出来。我对研究生教育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我
要是直接写出哪些学校多数研究生导师都应该下岗,不仅可能得罪太多人,而且如
果统称某个学校,总会冤枉一些老师(模仿一个笑话:如果要高校的研究生老师排
成一队,隔一个要下岗一个的话,一定有漏网的,如果要都下岗,一定有冤枉的)。
所以,大学生在报考研究生以前,多问真正懂、而且有公心的老师和同学,来
帮助自己避免跟不称职的老师做研究生。不能因为大学普遍鼓励大学生上本校研
究生就被其中某些便利所诱惑。在咨询时,明确知道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可以客观
评价研究生的名单,要靠自己根据专业咨询。而且, 并不能保证自己学校的老师
会客观告诉学生应该到哪里读研究生:有些大学老师本身就不懂,有些懂了却出于
私心不告诉学生。最近中国有个机构向大学老师发问卷评估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
教育水平,虽然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总体被评为第一,其学术声誉却被评为第四,
在北大、清华、复旦后面,学生转来给我看,我想,这反映的不是上海生科院的教
育水平,而是中国参加评审的大学教授有多差:要么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学术声誉,
而用的是大街上路人的标准;要么他们对科学院过去几年的变化毫无察觉,不知道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在国际上发表了多少和什么样的论文;要么他们知道而不客
观地评价。过去4年,全国大学里面在生命科学作出的重要研究和国际上发表的重
要论文总和,有可能不能超过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一个所,更不太可能超过
包含有多个研究所的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如果大学生咨询的是搞不清楚这样情
况的大学老师,那么也就得不到正确的信息。
中国也在变化
有些家长和学生以为如果今后到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找工作,它们都很重
视应聘人员曾经就学的学校一般名声。实际上,这也是过时的老皇历了。至少在
我所熟悉的中国几个最好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它们在聘任教授时,重视的也是科
学研究能力(包括已有记录和潜力),而学校名声已经不重要。聘任者的大学教育
情况,几乎不在考虑范围。因为在科学院、北大、清华、复旦、科大和中国其它
主要机构,这些年都希望学术进步,所以它们对要聘任的人都看重研究,看的是发
表论文的质量,有些学校在碰到看不懂论文质量的时候,就看重刊发其论文的杂志
名称,照样不看重应聘者所毕业的大学。我相信其它一些学科也是同样情况。所
以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过分看重大学名声,对于将来在中国的发展也不是那么明
智。
当然,如果教育质量确实有显著的差别,那选择大学是重要的。我们说书的封
面不那么重要,并不否定书的内容的重要性。比如现在耶鲁大学的遗传学家许田,
大学在复旦大学,那里的遗传学教育当时比中国一般学校是要好很多,对于他以后
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复旦毕业的学生很多,很少能成为许田那样优秀的
遗传学家,即使有一定外界条件,也不能代替个人自身素质和勤奋努力。
对于目前中国大学教学质量,我没有能力逐个评价,要求教于了解具体情况的
其他人。我猜想大多数学校的大学教育差别还是有限。就是复旦以前的遗传学教
学优势,据许田和复旦的金力说目前也急待改进。
中国近年出现的一些优秀生命科学家,也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成就在中国很突出,
而不是靠他们的大学学历。北京的王志新和饶子和,都是工农兵学员,在生物物理
不同领域做出了好的研究。现在中国科学院的陈竺,文革期间没有读过大学,读的
是医专,以后在上海二医和法国读研究生。他和陈赛娟在上海二医领导的实验室,
不仅90年代研究在中国突出,我最近评审中接触过中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几乎全体
生命科学的教授情况,我觉得,陈竺和陈赛娟90年代在上海二医的工作就是拿到现
在也比多数大学教授的研究要好。陈竺在美国没有长期待过,可是他的英文比许
多在美国待过的华人还好。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裴钢,大学在沈阳药学院,研究
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他90年代中期回国后, 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中国生命科
学界在国际杂志发表的文章最多的。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张旭,大学在第四军医大学,
研究生在瑞典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99年到科学院后,在受体转运方面有新发
现,2003年中国第一次请国际专家逐个全面严格高水平地评审时, 张旭是真正受
国际专家肯定的。(我得说明一下,以前中国媒体常说谁被国际专家肯定,有时是
真的,多数时候要么是没有的事情要么是别人顺口随便说的。对张旭的评价,是专
门将他的研究材料寄给多个专家以后、又有专家到中国答辩后特意评审作出大段
评论和结论。)上海还有一位人类遗传学家孔祥银,没有研究生学位,却发现了两
个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有两篇《自然 遗传》的论文,是成就和学历比最高的。
所以,对于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来说,以为大学名声对今后在中国发展重要,
也是要看在什么行,不然的话,盲目奔向某大学的名声,就是今后在中国工作,或许
已经失效了。
对题目的说明
主要意思写完后，好像得解释一下题目。我两次放弃过哈佛大学，但是都不
是什么英勇举动。对我的专业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哈佛，而是UCSF。不过到中文环
境，常有人提起我去过哈佛做博士后而不提UCSF的研究生。其实我是拒绝哈佛才
去UCSF做研究生的，对我来说, 特别是二十年前我喜欢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
的结合,哈佛能给的研究生训练不如UCSF。所以我是选了专业上更好的学校，只
是没有依中国社会的一般想当然的错觉而已。博后我去哈佛是因为我想去特定教
授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博后结束后，我放弃哈佛医学院眼科系的教职而到华盛
顿大学。这一个决定，不仅专业发展上对我好，还包括对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来说，
最合适的环境不同。哈佛大学对于助理教授有特殊的压力，在那里升终身教授理
论上标准特别高:“全美这个领域第一”(哈佛的人实际上靠掌握“领域”的大小
来变通提升的难易，要不然，哈佛的终身教授岂不是个个都要得诺贝尔奖,而实
际哈佛终身教授有许多不是某个公认领域第一)。在那里做助理教授把握不好很
容易急功近利的赶快到好杂志上发论文，而不能潜心研究。而且因为哈佛升终身
教授人数有限，造成年轻教授之间容易“别苗头” 、不合作、甚至有人际关系
紧张的情况(我曾经看过两年轻人一开始就在后面互相妒忌、攻击)。这在一般美
国学校很少出现，所以对于知道这些情况的人来说，并不一定选在哈佛做助理教
授。虽然华裔对哈佛的特殊喜好是不争的事实, 实际哈佛并不是在所有专业全美
第一。结果是，华裔放弃哈佛的不多，但是我的非华裔同事和朋友中有好几个放
弃哈佛的。所以,放弃哈佛既不勇敢,也不新鲜。
就我自己的大学教育来说，虽然我当时很不愿意,曾经准备下年再考没成。
但从长远来说,上江西医学院对我不一定不好，我不用特别看重学校的考试分数，
我也不太在乎时兴什么，自己有许多时间发展兴趣。要是学校造成一个时兴的东
西，年轻时我也不能保证自己有能力抵抗周围的环境，也许浪费更多时间。如果
在其它学校有太大的竞争压力或者乱赶时髦时,说不定被挫伤热情或者被误入歧
途。我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象我一样到没有名气的学校,也许只是重复塞翁
失马的精神安慰。
一个人不仅受毕业的学校影响有限，就是在学校工作的，影响也是有限。伯
克利加州大学名气不可谓不大，可是目前没有一个生物的诺贝尔奖，西南医学中
心不可谓普通意义的名牌大学，可是它在生物医学却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工作，
而且目前有好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在那里工作,其学术环境比绝大多数学校要好,
象王晓东那样多次拒绝伯克利加州大学,也是有道理的。另外,对于有些人来说,
环境很重要,而对于另外的人,或者在有些时候,环境的影响却有限。
在中国上大学不过是一次阶段性考试的结果。一个人的动态变化在某次考试
时反映不能保证全面,不出现波折才是奇怪。象1977年1978年的高考,因为多数省
份录取率不过3%,一个题目的对错就可以产生表观百分比上很大的差别,上什么学
校等于是由没有统计差别的分数所决定。何况,能不能依靠中学水平和大学低年
级教学为主的老师出的考题,来反映学生的能力,本身就是问题。我相信,中国有
些学科的天才,在高考和各种竞赛里面是难以反映出来的,甚至可能上大学的机会
都没有。
最后说明,既然看人不可过分看曾经就读的学校,自然也包括反对专门歧视名
校出身的事情。专门折磨北大、清华毕业生的人,我也曾经当面指出他们这样好
像是有毛病。所以，以毕业学校来断定人的能力，或者矫枉过正专门讨厌好学校
的学生和毕业生,这两个倾向都是对学校名称盲目崇拜的后遗症。
在华人交流场合,我被问到关于大学的时候不少。以后再有人问我,我就折磨
他来看这篇作文。
2004年3月7日
天才黄金律
黎鸣
一、什么是天才？
什么是天才？一般来说，天才即是天生的具有某种特殊能力的人。这里有几个概念需要界定。一是“天生”的含义；二是“特殊”的含义；三是“能力”的含义。
“天生”，如果完全排除后天人为的影响，便只能是从娘肚子里出来，其基因即是天才的基因。这样的天生的天才有没有，或有多大程度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笔者在这里也不拟回答。因为笔者自认为不是基因专家，而且即便是基因专家恐怕也很难回答，更不可能断定，人类自古以来的天才，其之所以是天才即在于他（她）们具有天才的基因。如果真是只坚持这种观点，人们就将会问，那些天才的父母为什么不是天才？更进一步，那些天才的儿女为什么不是天才？这都是一些没法回答的问题。
正是因此，我在这里界定“天生”一词的意义，将排除基因决定论。我认定，天才从出生开始，基本上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或者说即使有差别也不是人们容易识别出来的。这符合迄今为止人类中的真实的天才们刚出生时的实际情况，也可以免得神经质的父母们对自身的基因能力过于自负或过于自卑，反而懈怠了对孩子们从小的后天的培养的努力。
为此，我初步界定“天生”为孩子们出生后遭遇到的当下“天然”的生态、人文、环境条件，其中首先是家庭的文化环境和邻里的文化环境条件。中国古代孟母三择邻的故事，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培养天才的故事。真要比较起来，家庭中父母，尤其母亲的人文影响往往显得更重要。此外，在“天才”的孩子后来成长的过程中也同样遭遇到如此“天生”环境的问题，作为一个特例，遭遇狼窝的人类婴儿将可能成为“狼孩”，即使他（她）拥有“天才”的基因为也将无可奈何。这样一来，当下的社会环境也便纳入到天才成长的影响中来。如此说来，人们会认为我是一个天才发生的环境决定论者。其实，我下面要讨论的“天才意志规律”恰恰是非环境决定论观点，至少不是唯环境决定论观点。
其次是“特殊”，“特殊”即不是一般，更是超出常人。再就是“能力”，能力大小总是相对的，在一定范围大小的人群中，总会有能力出众的人。我们在这里所认定的天才，不是在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学校、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甚至不是一个国家里显得能力出众的人，这很容易象传统的中国人那样，把有权有势的人、当官的人当然地看作是“天才”，这样一来，皇帝也便是当然的最大天才了。他们是不是天才，与我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因为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天才，主要是如本书中所讨论的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那样，是对全人类具有长久思想（观念、知识）影响的人物，或者说我更注重讨论这种思想创造型的天才。
为明确起见，我在这里索性定义天才为：在某一项有益于人类的事业上具有特殊才能和贡献的人。这种天才既有在事业进行过程中的天才的卓越表现，又有事后，甚或盖棺之后的真实的天才的卓著的成就。对于大天才来说，他（她）对于后来的人类将会有比较长远的影响。由此可见，认定一个天才，决不仅仅是指一时一事，而是既要看其天才历事的过程，还要看其最后的真实的成就，甚至该成就还长久地影响着后来的人类。有天才的过程而无重大的成就，不能算天才；偶有成就而仅靠一种侥幸，即无天才的过程，将无以影响后人，也即不足为训，后一种人算不算天才无讨论意义。
二、天才意志规律
在界定了天才的含义之后，我们来探讨天才意志规律。意志是一种主观范畴的人类精神状态，而且基本上是属天后天发生的东西，不会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但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们出生之后所遭遇到的当下的“天然”的环境却不能说没有天生的关系。天然的父母，天然的父母人性、文化素质，天然的家庭、社会人文环境……，若依照这条线索讨论下去，人们必然要认为我是个客观的、环境的决定论者，但我偏偏要讨论的是属于主观范畴的天才者自身的意志。既然最主要的还在于天才者本人主观上对环境的某种应对的（精神）状态——意志，所以，环境的影响更决不是最重要或至少不是唯一最重要的了。这里基本上认定，真正更重要的还在于天才者本人为应付环境所激起或生发的某种主观的精神状态。
我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主要还是从前面描述的三位大天才的经历中取材和取证，如此得出的结论能否成为如笔者所称谓的“规律”呢？这可由读者们去自行判断，不过笔者是颇为自信的，因为，其他天才们的经历大致也都具有类似的情况。
作为一个人，想成为一个天才，或者至少一个能人，他（她）将不得不面对的最大的障碍，我认为有三个。第一大障碍是人们自身；第二大障碍是当下的物质一精神的环境；第三大障碍则是社会中有组织的反对势力，其中一般来说首先是代表合法暴力的政治当局。这三大障碍起作用的方式常常是连环的，即一环扣一环，三重连环的障碍使得大多数人成不了天才，只有极少数人能幸运地冲出这种三重连环障碍的包围而使自己成为天才。但不管怎么说，克服自身的障碍事实上最重要，而且也最难，绝大多数的人们成不了能人，当然更谈不上成为天才，他们更主要的应该责备的不是别人，而首先应是他们本人。固然，不是说所有能克服自身障碍的人就都一定能成为天才，事实上另外两大障碍的力量也是非常巨大的，它们足以消灭许多人的幻想和希望。然而，一个人如果连自己自身的障碍都克服不了，他们是根本不要去想具有克服其他障碍的可能的。因此，笔者认为，克服自身的障碍虽不是成为天才的充分条件，但却是第一必要条件，或者说，这是想成为天才者的第一道必须跨越的阶梯。
什么是意志？意志是人们使自己的意识进入贯注状态的一种能力。按中国汉字的拆字游戏，意为立、日、心，即是指人们把白日里清醒时刻的心（精神、意识）树立起来，而不是躺倒做白日梦；志为士、心，即是指保持士兵在战斗时刻的心理状态，也即警惕而注意的紧张状态，而不是懒惰、松懈。意志的力量即人们使自己的意识比较长久地保持贯注状态的力量，或简言之，集中注意力的力量。
笔者基本上认为，一个人的意志力量即是他（她）克服自身障碍的力量。套用一句常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这里要说的是，一个人偶尔集中注意力于某一目标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集中注意力于某一特定的目标。这里加进去的“某一特定目标”很关键，无目标的集中注意力不能叫做集中注意力，目标经常变换且太离散而毫不连贯，如此的集中注意力已丧失了集中注意力的意义。
“滴水穿石”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天才一生从事一项事业且取得巨大的成功，其中的道理也不必太复杂，很显然，一个一辈子心猿意马的人是决不可能成为这样的天才人物的。所以，这里要讨论的天才意志规律，道理同样是很简单的，也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可惜绝大多数的人在生活中却偏偏很难服从，也不愿意服从。由此可以说，并不是人人都想成为大天才的，除非成为大天才可以一蹴而就，不用费吹灰之力，否则，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成为平常人的，因为人们太愿意接受当下的轻松和闲适了。
说到人们要有意志力量来克服自身的障碍，究竟人们自身的障碍具体而言是什么呢？
按照笔者在《问人性》一书中的观点，人人从生至死都是具有三大原恶：任性、懒惰、嫉妒。任性的人不愿服从任何规律，只愿凭着自己一时的欲望和情绪行事，因此一生毫无远大志向或目标；懒惰的人太愿意追求当下的轻松的闲适，即使有过远大的志向或目标也只是不可能付诸实现的空言；嫉妒的人心胸狭隘，永远都在败坏的情绪之中自寻烦恼，很容易萎靡不振，精神抑郁，根本无力从事开拓的事业。所谓克服自身的障碍，说白了即是克服自身人性中的原恶：克服任性、克服懒惰、克服嫉妒。能够克服自身人性中的原恶的人，如果再加上具有远大的人生目标和抱负，他（她）就是一个具有意志力量的人，他（她）即登上了走向天才之路的第一阶梯。
从前述三位大天才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很容易证实上述的论断。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的作文中，即透露出他要成为一位为人类服务并献身的伟人的志向。在此后马克思的一生中，他没有食言。他的意志是坚定如一的，是始终一贯的，他不逃避困难，决不为贪恋暂时的轻松和舒适而放弃自己的志向。在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他曾希望去做一位哲学教师，可是命运没有安排他去成为又一位学院派的哲学家，而是在政治当局的阻止下逼迫他走向了社会。在这期间还曾有人帮助他进入普鲁士政府的官场，去做一个坐办公室的行政官员，但马克思毅然拒绝了走这条可能使他在后半生过得轻松而闲适的平庸之路。这两次拒绝，（前一次是被拒绝，后一次是主动地拒绝），决定了马克思此后一生的路，使他逐步走上了批判社会，并从而力图改造社会的社会思想家和社会革命家的不归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他成了他自己曾自许的“不畏攀登”人类思想高峰的攀登者，其中的艰辛，凡看过前面“咏叹调”的读者自然都十分清楚。显然，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仅有效地克服了自身人性的原恶，表现出了对人性规律的执着地遵从，对人类高尚事业的勤奋地追求，对眼前荣华富贵的庸人梦的鄙弃，更重要的是，他具有高度明确地为全人类服务的伟大的人生目标和抱负。显然可以认定，马克思之成为大天才是确实符合了上述的天才意志规律的。
弗洛伊德也一样。弗洛伊德中学毕业之后之所以选择学医，与他初恋时的恋人对他说过的一番话不无关系。他想使自己成为一位为天下穷人医治疾病的好医生。这种高尚的选择起初甚至也让他的父母感到惊讶，因为尽管从小弗洛伊德就是一个乖孩子，学习自觉地用功，一直名列前矛，但却从未曾露出过想当医生的兴趣。一个人在爱情中表现出来的高尚情怀往往是天才绽放出最初信息的当口。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当年马克思写给燕妮的大量爱情诗中也能发现。
本书讲到的三位大天才可以说都是神童，从表现来说，或许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还更明显地具有了执着于某种专门事业的追求的倾向性。
弗洛伊德的排除干扰集中注意力于学习和钻研的意志力量确实是罕见的。一直到25岁获得博士学位之前，他克制自己决不考虑恋爱问题。在最初提出精神分析的性动力原理——俄底浦斯情结之后的将近十年中，他所遭遇到的孤独、歧视、打击的痛苦决不是常人可以忍爱的，但他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矢志只从事自己选择的事业，一直把它推举到最高峰。没有坚定的意志力量，他不可能造就自己成为一位大天才。
爱因斯坦的经历依然可以证实天才意志规律，而且或许还更明显。爱因斯坦从小就表现出了对物理学科的偏爱，为了这种偏爱，他甚至可以做出常人根本不敢想象的怪事（如逃课，主动提出休学等），但爱因斯坦绝对不是过去人们传说的，小时候是个学习非常迟钝的孩子。爱因斯坦开口说话比常人晚（将近三岁），这曾经让父母担心他是否有智力障碍，但事实上并不是。爱因斯坦从小就特别有主见，甚至中学尚未毕业就因为受不了希腊文教师的讽刺挖苦，而擅自打报告要求退学，还决定放弃德国国籍。此时的爱因斯坦还只不过是个十五岁的孩子，这种事一般的孩子是肯定不敢为的。
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物理学研究才能是非常自负的。由于他的特殊兴趣，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特别专注的。他的理性思维能力开发得特别早，十二岁时就开始了阅读康德的哲学书《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即使一般成人看起来也相当吃力。他在九岁时即开始自学欧几里德几何，又接着自学了高等数学，如微积分等等。中学退学时，他请求数学教师为他开了一个证明，证明他已经是一个小小的数学家了。沿着自己的目标，他毫无顾忌地矢志前行。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任性”，但这与笔者所定义的任性原恶不是一回事，因为他并不因此而伤害别人，而且也不一定妨害自己。说白了，他没有违背任何自然或社会的“规律”，他所违背的只是常人所认定的世俗。与任性原恶不同，后者违背真正的自然或社会规律，且常常从害从开始，以害己告终。从这里反而更看出了爱因斯坦朝自己选定的目标勇敢前进的不同凡响的意志力量。
以上讲到的三位大天才全都是犹太人。笔者认为，在遵循“天才意志规律”方面，犹太人比之其他民族的人类往往具有其天然的优势。这是因为，人类的意志力量与人类的执着的信仰往往有紧密的正相关性，由于犹太人具有信仰一神论的天然传统，所以有这方面的天然优势。与此恰恰相反，中国人最不利，因为中国人基本上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即使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为多神论或杂神论者，而更多的人其实只是迷信者。迷信与信仰不可同日而语，迷信是完全被恐惧、焦虑、孤独所驱使，并受世俗利益所支配的，是完全被动的“信”，与信仰不同，信仰是主动地“信”，是发自人们主观能动性的精神状态，而人们的意志力量正是发自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力量。
这里想提请读者注意，信仰决不仅仅只是宗教信仰，上面论述宗教信仰只是历史的原因所致，因为历史上的信仰的确主要是指宗教信仰。进入21世纪之后，再只谈宗教信仰是非常不够的，也是有害的。上帝早就“死了”，人们的信“上帝”，将愈来愈显得是在进行自我欺骗。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更不能只谈宗教信仰，因为历史上中国人本来就缺乏对任何“神”的虔诚的“信”，而只有迷信。新世纪的人类应该有新的人类价值的信仰，比如对追求真、善、美的人类价值的信仰。新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学会拥有这种全新的非宗教无神论的信仰。
三、天才磨压规律
迄今为止，人类中的天才半都不是他们当时代的骄子，他们的天才似乎是被他们的同时代人折磨和压迫出来的。这样的天才可以举出一大串，无论古今中外。在中国古代，有如孔子、孟子、庄子、屈原、韩非子、孙膑、司马迁、贾宜、李白、杜甫……；在西方古代，有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更重的是西方的近代，有如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儿斯宾诺莎、卢梭……。本书中的三位大天才其实也都是如此。
严格地讲，所有的人类天才似乎都跑不出这个规律。他们都必须经受得住同时代人对他们折磨和压迫，乃至迫害。经受不住这种折磨、压迫和迫害的人，很可能还等不到他们获得成功就已经死去，甚至更过早地死去。中国唐代有不少寿命极短的诗人，如李贺、李商隐等，他们的死肯定与这种“磨压”有关，他们也因此而往往被人们称为“鬼才”。
关于这个“规律”，中国古代留下了不少著名的言论，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应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一段：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迷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本人也是受了极刑的奇耻大辱，而忍辱发愤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其他的名言则还有如“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枪打出头鸟”，“露头的椽子先烂”等等。
天才是人类中的能力出众者，遭到同时代人的嫉妒、迫害、恶杀，是很自然的事情。天才所受到的外部压力比常人肯定要大许多倍，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实际上天才受自己的意志力量的内在的压力也不轻，他（她）得以百十倍于常人的意志努力，强制自己把兴趣和注意力仅倾注于他所关心的目标。通常人们说一个好演员尚且“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何况要做一个在某一方面、某一个领域独领风骚的天才，可见他（她）要怎样地克制自己的原恶和原欲，而专心致志地从事他自己所选定的事业，并自觉自愿地经受住怎样的艰苦磨练。
说得好听一点的，是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比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在这里，孟子把时代对天才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压力笼统地说在一起了，外在的压力是天才者被迫而不得不经受的，内在的压力则为天才者自觉自愿地经受的。后者属于前述的天才意志规律，前者才属于现在正讲到的天才磨压规律。历史上中国人常把“大任”只理解为当大官，甚至做开国皇帝。这实在是太误导中国文化的走向了。弄得中国满历史（如二十五史）全都充斥着帝王世家、文官武将，这可以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天才之所以在人类世界中显得奇少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中国，大家都想当权力的天才，而权力不过是暴力的隐身者，所以，在中国，对天才的压迫不是一般的嫉妒、排挤，而是必欲先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赤裸裸的打杀。因此，在中国打杀天才的事是极其严酷的，正是如此，鲁迅先生称中国为嫉天才的地狱。在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思想家天才几乎绝了种，大量存在的是善于伪装、用心险恶、玩弄权谋、诡计多端的天才。马基雅维里到了中国，他会自觉望尘莫及。中国官场上的天才个个都是马基雅维里，且远远超过马基雅维里。
回顾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大天才的成才史，差不多很少有不是在其中浸透了汗水、泪水甚至血水的。一帆风顺的天才有吗？我不敢说绝对没有，或许在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方面能发掘出几个，但即使如此，我却敢肯定，绝对不会发生在中国。
回到本书的三位大天才，他们的经历显然证实了天才磨压规律。
爱因斯坦在中学时即受到希腊语教师的厌僧，逼他离开学校。在大学几年，他的行为也不被老师看好，以至毕业对他来说即是失业。其他几个同学都顺利地在学校里找到了工作，而他想谋一个助教职位就是不可能。为此，他曾憎恨母校，尤其系主任韦伯教授。大学毕业后的两年失业，加上与米列娃的恋爱得不到父母的赞同，更加上私生女儿丽莎儿的降生，着实给初入社会的爱因斯坦不少折磨。但由于同学格罗斯曼的帮助，他进入了伯尔尼专利局工作之后，后面的路就愈来愈顺利了，直到三十年代政治风云突变，纳粹上台，这时给予他的迫害不过是让他换一个地方继续从事他的研究罢了。
相对于自然科学大天才的爱因斯坦，社会科学的大天才马克思和心理科学的大天才弗洛伊德的命运就坎坷多了，尤其是社会科学大天才马克思，自从选择了批判社会的道路之后，他就基本上没有享受过几天安宁的社会和家庭生活。办报纸，报纸被勒令停刊；办杂志，杂志受到了来自权力和金钱两方面的封杀；去巴黎，遭法国驱逐；去布鲁塞尔，遭比利时的驱逐；最后总算在英国伦敦勉强安顿下来，但却几乎是终生贫困，生活拮据；生育了七个孩子，竟困贫病死去了四个；到了晚年，仍旧是贫病交加……。就是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折磨和压迫之下，马克思留下了上千万字的思想丰富的著述，参与了第一国际等重要的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作为人类思想大天才的马克思的生活，现今的人们有谁愿意重复过上一遍呢？
心理科学大天才弗洛伊德的命运比马克思强多了，但所受的折磨和压迫也是不少的。
幼年时家境的贫困自不待说，正是因为家境的贫困才迫使弗洛伊德不得不离开大学的研究岗位而进入社会当上了私人开业医生。由于是犹太人，他为了想当上大学的副教授，尽管学术上不是问题，却仍然不能不求人、送礼、走门子。
由于学术观点的离经叛道，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梦的解析》出版后受人轻视，六百本初版书花了八年时间才卖完，而且有人竟然不看他的书就写书反对他的观点。有十年时间他是在几乎完全的孤独中奋斗。人们的流言蜚语把他说成是伤风败俗的下流学者，走在路上会有不懂事的少年朝他仍石头。他的关于幼儿性欲和恋母情结（俄底浦斯情结）的观点让人们诅咒，被人们喻为把最肮脏的粪缸搬进了们的起居室，甚至人们的卧室。直至今天，他的这种观点也常常让人诟病。
到了晚年，纳粹的迫害终于使他不得不逃离自己居住了七十九年的故乡（维也纳），而至客死他乡（伦敦）。
关于天才的磨压规律，我想不难得到人们曾遍的赞同。如果说前面的天才意志规律是正规律（命题）的话，那么显然，天才的磨压规律是反规律（命题）。不论正反，却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天才不得不跨越的阶梯，虽然跨越了这两道阶梯的人不必一定成为天才，但却可以说，不能跨越这两道阶梯的人必不能成为天才。
四、天才减压规律
天才减压规律，又可以称为天才自由规律，或天才异地新生规律。自由永远是相对的，在高压之下的突然放松，实际上就是自由。“减压”对于天才来说常常是成就的关键。始终生活在高压之下，天才的生命常常易遭到夭折。
历史上天才的“减压”过程往往是通过迁徙或逃离原居住地来实现的，例如笛卡儿、伏尔泰、卢梭之逃离专制的法国。笛卡儿在荷兰生活了近二十年，犹如经历了沙漠中的苦难之后进入一片绿洲，天才获得了突然发光的生命。波普在逃离了纳粹的虎口之后来到了伦敦，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兴奋之余写下了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上书成了预测近半个世纪人类社会走向的先知之书，作为科学哲学家的波普一下子成了社会科学的天才。
天才减压规律在本书中所述的三位大天才的经历中也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
马克思不仅在普鲁士的德国无法生存，即使在欧洲大陆的法国、比利时也难以生存，只有到了相对自由的英国伦敦之后，马克思才总算可以勉强地定居下来，并且大英博物馆的丰富的图书文献也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爱因斯坦在德国出生，却在瑞士读大学，后来虽然发迹在德国，然而真正使他在世界上成为科学大明星，还不得不感谢英国天文学家实验观测的大力支持。在这里，真理被发现的价值高于政治上敌对的壁垒，英国科学家不惜以民族英雄牛顿的败落来高宣德国犹太人爱因斯坦的科学新发现的荣耀。在德国纳粹上台之后，爱因斯坦被宣布为德国的第一号敌人，美国人接纳了爱因斯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让爱因斯坦的后半生获得了他向往已久的安宁。
弗洛伊德的“减压”过程首先也是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帮助之下实现的。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邀请弗洛伊德赴美讲学并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之举，使弗洛伊德多年受到学术界压抑的情感获得了真实的解放。中国人的俗话说：“墙里开花外香”，这种情况也真实地反是非曲直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诞生、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外国的美国和作为外（医学、心理学）学术界的文学艺术界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给予了极力的推崇。弗洛伊德没有得到诺贝尔医学奖，却获得了德国的歌德文学奖；奥地利、德国的科学院、医学界、心理学界没有承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美国的心理学界、医学界以及欧美的文学艺术界、电影界却承认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这明白地显示了天才的异地（包括异领域）新生规律。
天才意志规律、天才磨压规律和天才减压规律共同组成了天才黄金（三段）律，这是任何人想要登上天才宝座而不得不跨越的三道阶梯，只要有其中的一个阶梯跨越不过去或未获得跨越的机遇，天才就将不可能诞生。虽然这个天才黄金（三段）律并不保证一定可以诞生天才，但却可以说，没有获得这个天才黄金（三段）律所蕴涵的基本条件或机遇，天才是必不可能产生的。
用这个黄金（三段）律来考察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很容易解释，比之欧洲的历史，尤其是欧洲的近现代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天才，尤其思想的天才，科学技术的天才会如此出奇地稀少！
论意志，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本就输却欧洲人一等，更不要说比犹太人；
论磨压，中国人给予天才者的不仅仅是磨压，而是残酷的打杀，连一个诗人李白都是“世人皆欲杀”，更不要说其他思想的天才；
论减压，中国的大一统，让天才者无处可以逃避，中国天下之大超过欧洲，却只是专制者布满了天罗地网的天下，思想的天才多半都具有批判社会、质疑权威的倾向，因此，他们将天然地被专制者及其附庸视为异己乃至敌人，在中国，凡被官府视为异己的任何思想天才都将只有死路一条，要么彻底放弃其天才的思想，要么就是生命的死亡，甚至诛连九族。这后一点尤其不能与近现代的西方比，在资本的势力可以抗衡暴力的权力的国度，天才们往往可以获得大片可以让其喘息甚或自由的飞地或绿洲。
本书中近述的三位大天才就在不同程度上得力于这种飞地或绿洲的帮助，从而可以任其天才获得成长和发展的机遇。
我相信，中国也将会成为新时代的天才人物的大绿洲，虽然这仍旧需要今天全体中国人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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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3-17 01:38:27
发表于 2004-3-17 08: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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