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去西雅图玩,顺便逛了下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简称华大)
。早就知道萧公权,魏特夫等人曾在此执教,便特意拜访了下中国学系,现在是归在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下面.进去后误打误撞进了Prof. Donald
Hellmann的办公室,跟Prof. Hellmann聊了一会儿,了解了很多早期华大汉学发展的
过程,在这里便把它梳理一下。以下论述大多建立在与Hellmann的谈话基础上,所以如
有偏颇与失当之处,赖他不赖我;)
二战时期,美国专门收集战争信息并进行对敌宣传的机构是OWI(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该机构下东亚方面最重要的两个人便是George Taylor(泰勒)和John
Fairbank(费正清).虽然在行政关系上,费正清是要向泰勒汇报,但泰勒主管日本方
面研究,费主管中国方面的信息收集,二人其实地位相差不多。泰勒任期内最知名的成
就便是在他的授令下,Ruth Benedict写就了《菊与刀》一书。而费正清的贡献,可以
参阅他那本回忆录。
二战之后,泰勒和费正清也都回到了学术界,而恰是这两个人打造了当时美国两个最优
秀的汉学机构: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和华大的FERI(Far Eastern and Russia
Institute)。福特基金会在50年代中期拨款给哈佛,费正清在那里开办了东亚研究中心
;泰勒在西雅图华大拉到了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赞助,创立了FERI。当时战
争刚刚结束,各国政局变动,很多华裔,德裔学者便只好避难他乡,却也为美国大学吸
纳人才创造了天赐良机,当时哈佛有杨联陞,洪业等人,在华大这边,George Taylor
招揽了萧公权(K.C. Hsiao),李方桂,魏特夫(Wittfogel),卫德明(Hellmut Wilhem
),施友忠等教授。
萧公权先生年轻时在Cornell留学,是第一个在美国拿到政治学博士的中国人,据说他
当时在Cornell的博士论文刚出版就已被牛津剑桥等学校用作教材。49年后,萧先生辗
转到了华大并长居下来,当然也做了不少很好的研究。看问学谏往录,萧先生自述是在
华大认识了康有为的外孙,得到了很多康家的私藏史料,对康有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并写成了“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o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 ”。萧的后代David Hsiao据说后来投身地产业,发家致富,前些年给华大
国际关系学院捐了一百万美元。估计以后讲席教授也得冠以萧公权的名号吧。萧先生个
子不高,但为人素有中国传统名士风范,与夫人时时以中式服装示人,且自己常写中国
古典诗词。其家中家教甚严,儿子儿媳虽是在美国长大,却也要每周向父母问安。
60年代是美国最热闹的时代,也是华大汉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之后,华大便再难寻
找往日的辉煌.康达维留在华大教书,从事‘赋’和文选方面的研究,伊佩霞(
Patricia Ebrey)来到华大历史系做宋史研究(我上Ratemyprofessor.com看了下她的
评分,居然只有1.9分,这是我从上这个网站以来看到过的最低得分,看来是真不会教
书)。早期的FERI(远东与俄国研究所)也变身成了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现在的seminar也大都是偏向现代中国或中国与别国外交关系的研究,系里
的学生每周五在317教室开seminar的时候可能也不会知道50年前这里云集了多少位卓越
的学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