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回避的三个历史人物（转）

chusuifengUID: 15381

难以回避的三个历史人物（转）
发信站: 一塌糊涂 BBS (Sat Nov 15 11:00:10 2003), 本站(ytht.net)


难以回避的三个历史人物

雒青之


当全世界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敦煌学学术界翘首以待自己的节目—一敦煌莫
高窟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诞生100周年纪念。

一个世纪的风雨，清晰了一门显学的容貌。敦煌学在曲折发展中终于达到了空前
的程度，尤其是中国敦煌学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笼罩在敦煌学上空的疑云
迷雾，却久拂不去，历史风雨中的中国敦煌学面目斑驳，沉陷于理论的泥淖里难
以自拔。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这些人的评介问题已经使我们难以自噤—一回
避的时代已经结束，要么继续旧日经文的诵颂，要么进行深刻的反思，二者必具
其一，因为以上三人是所谓敦煌学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前提，任何企图绕开他们侈
谈敦煌学显然是徒劳无益的。问题是，这三个人的历史定位究竟如何？是像我们
多年来乃至今天仍然坚持宣传的那样，是“卖国贼”、“强盗’”、“骗子”，
还是对敦煌学发展具有历史功绩的普通民众与著名学者？笔者认为，结论应该是
后者。肩负十字架踽行敦煌学数十年的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我们进
行敦煌学研究的梦魇。在学术理论上正本清源、匡误纠错，是每一个研究敦煌学
行敦煌学研究的梦魇。在学术理论上正本清源、匡误纠错，是每一个研究敦煌学
学人起码的良知和勇气。这，也是笔者写作《百年敦煌》一书及本文的初衷。

王道士何许人也？一个草民而己。他是陕南某山区人，祖籍湖北麻城。父辈不知
如何入陕，本人不知如何入甘。推测而言，可能与战争、饥谨引起的流民迁徙有
关。1899年，作为游民的王圆箓来到敦煌，开始了他的莫高窟生涯，王圆箓这个
名字，是在他成为道士后改的。如果不是他于1900年偶然中发现了藏经洞，王圆
箓这个草民姓名，决不会见于经传的。及至他处心积虑地用他认为是最满意的方
式和斯坦因、伯希和做了交易，最终使石室藏书的精华部分流落国外后，落在他
身上的罪名也就难以洗刷干净。人们不假思索地一言以蔽之曰：“勾结外国强盗
的卖国贼”。特别是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即斯坦因、伯希和与王圆箓交易的性质
；王圆箓对藏经洞文物的权力与义务；王圆箓宗教行为的价值判断，许多人并没
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事物发生发展的本质，得出说服人的结论。因此
，笔者在拙作《百年敦煌》中探讨了这些基本观点。

关于藏经洞交易的性质问题，人们习惯上认为，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勾结外国强
盗骗子，出卖国宝，遗罪千古。

多年来乃至今天仍然坚持宣传的那样，是“卖国贼”、“强盗’”、“骗子”，
还是对敦煌学发展具有历史功绩的普通民众与著名学者？笔者认为，结论应该是
后者。肩负十字架踽行敦煌学数十年的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我们进
行敦煌学研究的梦魇。在学术理论上正本清源、匡误纠错，是每一个研究敦煌学
行敦煌学研究的梦魇。在学术理论上正本清源、匡误纠错，是每一个研究敦煌学
学人起码的良知和勇气。这，也是笔者写作《百年敦煌》一书及本文的初衷。

王道士何许人也？一个草民而己。他是陕南某山区人，祖籍湖北麻城。父辈不知
如何入陕，本人不知如何入甘。推测而言，可能与战争、饥谨引起的流民迁徙有
关。1899年，作为游民的王圆箓来到敦煌，开始了他的莫高窟生涯，王圆箓这个
名字，是在他成为道士后改的。如果不是他于1900年偶然中发现了藏经洞，王圆
箓这个草民姓名，决不会见于经传的。及至他处心积虑地用他认为是最满意的方
式和斯坦因、伯希和做了交易，最终使石室藏书的精华部分流落国外后，落在他
身上的罪名也就难以洗刷干净。人们不假思索地一言以蔽之曰：“勾结外国强盗
的卖国贼”。特别是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即斯坦因、伯希和与王圆箓交易的性质
；王圆箓对藏经洞文物的权力与义务；王圆箓宗教行为的价值判断，许多人并没
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事物发生发展的本质，得出说服人的结论。因此
，笔者在拙作《百年敦煌》中探讨了这些基本观点。

关于藏经洞交易的性质问题，人们习惯上认为，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勾结外国强
盗骗子，出卖国宝，遗罪千古。

客观事实是，不论我们对于祖国的文物宝藏空前规模地流失于世界各地多么痛心
疾首，这种感情表露体现出多么纯挚的愿望，当年王圆箓和斯坦因、伯希和进行
的交易毕竟是一种商业行为。斯坦因用七百两白银，伯希和用五百两白银，换取
了藏经洞里近二万件文物，连斯氏本人也毫不掩饰，认为确实便宜。可是，对于
王圆箓来说，他不认为有什么吃亏的，反而很高兴，觉得买主颇为大方。因为在
王圆箓来说，他不认为有什么吃亏的，反而很高兴，觉得买主颇为大方。因为在
此之前，当他想方设法把这些文物向地方官员“出卖”时，对方不是不识货，就
是只拿东西不给分文。而对于王圆箓来说，需要筹措钱款维修莫高窟和实现他“
宏扬佛法”的理想，因此，卖给谁都一样，只要付钱！有人说，一千二百两银子
能买下那么多珍贵文物吗？理论上当然不可能，但事实上就是买下了。王圆箓并
不知道那些东西是无法用金钱衡量其价值的。于是人们转换思考角度：这个愚蠢
的道士一定是被欺骗了。但事实是，在藏经洞文物交易的过程中，他表现的不卑
不亢，连老谋深算的斯坦因都觉得王道士确实“极其狡滑机警”，难以对付，不
能小觑他。只是在找到了两人对“大唐圣僧”、“大普萨”唐玄奘一致拜膜的通
道后，藏经洞的门才豁然开启，斯坦因的牛车才在隆隆声中载走了大批的石室藏
书。至于又有人说，这可能是外国强盗的伎俩，他用唐僧的神话蒙骗了王道士。
可惜这种推断依然有误。事实是，作为著名的学者、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确确实
实从青年起，就把我国唐代高僧玄类做为师表，崇拜不已，这在其学术著作中比
比皆是。

关于王圆箓对藏经洞文物的权力与义务，有人指出；王道士一没有权力出卖，二
有义务去守护。他未能这样做，自然应以“监守自盗”论处。但坚持这个论点须
具备两个基本条件：藏经洞是“国家财产”；王道士是“法定”或“准法定”文
物保管人员。问题是，这两个基本条件存在不存在？

众所周知，中国的寺院在历代皇权的推波助澜之下，不但享有特殊的政治权力，
而且伴生出独特的寺院经济。寺院田地可以免缴赋税，可以出租，寺院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连皇帝都要给著名寺院“进贡”。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中皇室供
王圆箓来说，他不认为有什么吃亏的，反而很高兴，觉得买主颇为大方。因为在
此之前，当他想方设法把这些文物向地方官员“出卖”时，对方不是不识货，就
是只拿东西不给分文。而对于王圆箓来说，需要筹措钱款维修莫高窟和实现他“
宏扬佛法”的理想，因此，卖给谁都一样，只要付钱！有人说，一千二百两银子
能买下那么多珍贵文物吗？理论上当然不可能，但事实上就是买下了。王圆箓并
不知道那些东西是无法用金钱衡量其价值的。于是人们转换思考角度：这个愚蠢
的道士一定是被欺骗了。但事实是，在藏经洞文物交易的过程中，他表现的不卑
不亢，连老谋深算的斯坦因都觉得王道士确实“极其狡滑机警”，难以对付，不
能小觑他。只是在找到了两人对“大唐圣僧”、“大普萨”唐玄奘一致拜膜的通
道后，藏经洞的门才豁然开启，斯坦因的牛车才在隆隆声中载走了大批的石室藏
书。至于又有人说，这可能是外国强盗的伎俩，他用唐僧的神话蒙骗了王道士。
可惜这种推断依然有误。事实是，作为著名的学者、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确确实
实从青年起，就把我国唐代高僧玄类做为师表，崇拜不已，这在其学术著作中比
比皆是。

关于王圆箓对藏经洞文物的权力与义务，有人指出；王道士一没有权力出卖，二
有义务去守护。他未能这样做，自然应以“监守自盗”论处。但坚持这个论点须
具备两个基本条件：藏经洞是“国家财产”；王道士是“法定”或“准法定”文
物保管人员。问题是，这两个基本条件存在不存在？

众所周知，中国的寺院在历代皇权的推波助澜之下，不但享有特殊的政治权力，
而且伴生出独特的寺院经济。寺院田地可以免缴赋税，可以出租，寺院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连皇帝都要给著名寺院“进贡”。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中皇室供
用的卷子，也是托汪宗翰“代求”的。求谁？自然是王圆箓了。可见藏经洞文物
归寺院所属确凿无疑。

既然藏经洞文物不是“国有资产”，王圆箓又不曾拿官府俸禄充当保管员，就不
存在“盗卖”、“监守自盗”之说了。问题本来就极简单，王圆箓既没有保护文
物的法律责任，也没有“无私贡献”的义务，他是出家人，世俗的道德难以约束
他。

关于王圆箓宗教行为的价值判断，人们往往爱用极端性贬意词。余秋雨教授的《
道士塔》似可为集大成者。诚然，这个“小道士”虽然经济帐算得贼精，但是其
艺术细胞委实少得可怜。他的愚蠢之处，是用出卖卷子所得的部分银子“装修”
莫高窟，塑造、彩绘他心目中“神圣”的《西游记》神话人物和其他神祗形象，
使一些有价值的前代文物被毁坏。但是，这种无意中的破坏毕竟在其宗教活动中
不占大的份量。王圆箓一辈子都在为恢复莫高窟昔日的荣耀做不懈的努力。他参
与或直接完成了“九层楼”“三层楼”、“古汉桥”、“太清宫”等建筑的修建
。补茸大小佛洞，建造厅堂客舍等寺内建筑，绿化寺外环境。今天我们引以自豪
的敦煌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一九层楼，就是王圆箓扩建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圆箓虽然掌管巨额资金，但他本人廉洁如贫，他的“红色捐献
簿上”，开支项目清清楚楚，这一点有斯坦因本人亲眼目睹的证明。有人说，王
道士和其他道士们用盗卖卷子所得的钱吃喝玩乐，显然是想当然而已。

王圆箓在二十世纪初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成为特定事件的关键人物，既有历史
王圆箓在二十世纪初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成为特定事件的关键人物，既有历史
的偶然性，又有其必然 是王圆箓，而非别人发现了藏经洞研究链条中不可弃舍的

一环。

王圆箓又是一个“ 狡猾”之徒，其高明之处，在于处心积虑，把石室遗书尽量掌

握手中，奇货可居。连斯坦因都佩服他这个能耐。他最终等来了满意的交易伙伴
。而这个能耐，使他实际上成了藏经洞的保护者。试想，如果让其他一个“不狡
猾”的道士担当此任，藏经洞的文物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就被大众“瓜分”完毕，
要么在天灾人祸中自焚自灭，象许多著名文物的遭际一样，要么被在自家门口的
国内的“寻宝人”搜盗殆尽，最终下落分明。

王圆箓的历史功绩的实质是：凡经过他的手卖给外国的石窟遗书，至今没有一件
毁损，全部静静地存放在国外的博物馆和科研单位里。而流失于国内的则绝大部
分不复存在。当年藏经洞文物总数达五万件以上，斯坦因、伯希和等人运走的不
到一半，那么，其余的东西如今在哪里呢？君不见藏经洞“劫余”后剩下的千余
件卷子，在宣统元年运抵京师时，被当时堪称“著名学者”兼朝廷大员的 “四人

帮”连偷带抢，做为私产，甚至把长卷一分为二，手段歹毒。

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的动荡年月里，适逢西方优秀的、卑劣的探险、考古者们
，纷纷前往中亚腹地探宝之时，历史推出了一个并不愚昧的王道士，与职业道德
及个人素质堪称当时一流人物的斯坦因、伯希和相遇，实乃不幸中之大幸。由于
这个历史的偶然性，造成了一个历史的必然—一敦煌学由此诞生！在被誉为本世
纪初“四大考古发现”之一的藏经洞的发现中，王道士永远是难以回避或排除的
纪初“四大考古发现”之一的藏经洞的发现中，王道士永远是难以回避或排除的
关键角色，是敦煌学产生的重要人物。从这个历史意义上讲，建立一个“王圆箓
纪念馆”也不是不可想像的。

与王道士相会于敦煌的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在世界上受到截然相反的
待遇：在中国，他们历来被指责为“帝国主义分子”、“强盗”、“骗子”、“
间谍”。而在国外，他们的肖像高挂在学术殿堂的上方，他们的有关著作成为敦
煌学研究的经典，他们的学术成就照亮了几代后学之士，他们的文化人格成为做
学文者的楷模。两种评判，就如同川剧艺术里的“变脸”，何其差别乃尔！

斯坦因最负盛名的是他的三次中亚考古探险，就是在这历时几十年的时间里，总
计获得各类文物数万件，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的有关收藏。那些包括藏经洞
发现物在内的敦煌古代文物，以及内容翔实、范围广泛的敦煌学巨著；极大地丰
富了中亚考古内涵；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使研究人员有可
能从学术研究的荆棘中走向坦途。结合考古发掘，斯坦因利用其渊博的知识，准
确认证了一些久已湮没于流沙的历史古迹。如中国史书所载“精绝国”，玄奘当
年经过的“覩货逻迹”，以及大名鼎鼎的“阳关”。

从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古探险的实际观察，他是最有职业道德、最注意文物保护的
学者之一。他的考古实践虽然采用多种方法，但从不采用本能使文物保存下来而
去破坏的手段。他的考古方法符合考古工作的一般要求。如果告知那些一味指责
斯坦因的人，斯氏发掘出来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的那些珍贵的文字文书资料，竞
然相当一部分是从臭不可闻的垃圾堆里翻捡出来的，相信者肯定不多。人们总愿
意把斯坦因和当代的揭墓贼联想在一起，以为他穿堂入室，然后一件件地拿走其
意把斯坦因和当代的揭墓贼联想在一起，以为他穿堂入室，然后一件件地拿走其
中珍宝。孰不知，斯坦因每到一地，目光首先倾注于遗迹的垃圾堆。这是因为，
经过当地“寻宝人”，亦即土生土长的文物盗贼的长期光临，容易得到的珍宝类
文物大都丧失殆尽，而保存在古代垃圾堆里的文字文书以及织帛类遗存物，是任
何“寻宝人”不屑一顾的。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尼雅遗址、安德悦遗址、楼兰遗
址，斯坦因和他雇佣的工人长时间地在刺鼻的臭味中，翻捡几个世纪前的垃圾堆
，寻找其中的遗存文物，得到了我们称之为“国宝”的东西，斯坦因堪称为“垃
圾博士”。

在清理遗址，发掘古墓，割离、搬走壁画这些考古内容方面，斯坦因表现了一个
有着良知的考古学家的理智。有的地方，他对清理出的壁画造像拍照后回填。有
的地方，他只一铲下去，探明文化层的关系即可。而有的地方，则需要做永久性
剥离搬迁，如坍塌的寺庙、“寻宝人”劫掠一空的墓宝、自然力下即将毁灭的遗
迹等。抢救性措施可能是保存这些遗存物的唯一办法。有些人对于中国的文物放
在外国总是想不通，但是如果对他说不这样做这些文物早就消失了，他们反而坦
然。这不是一种奇怪的心态吗？

斯坦因的地理考古与探测也极具水准。通过艰难的地理勘探，斯坦因解决了其考
古探险中一系列疑难之点。他沿途拍摄的山川风土人情民俗照片，生动高雅，为
其著作增辉不少，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那种认为斯坦因可能负有某种
“间谍”任务的观点，纯粹是毫无根据的臆想而已。

斯坦因身为著名学者、专家，其个人品行素质、在其对所从事的科学工作的责任
斯坦因身为著名学者、专家，其个人品行素质、在其对所从事的科学工作的责任
意识和献身精神上，中外学术界有口皆碑，无不予以高度评价。从兴都库什至帕
米尔，从昆仑山到罗布泊，从废弃了的古丝绸之路到风沙掩埋了的长城烽燧,斯坦

因一步步走了过来。在高山雪地，他曾冻掉了几个足趾。在罗布泊沙漠，他差一
点未能走出。在吐鲁番，他遭遇携带枪支的强盗。为了事业，他终身未娶，中国
大唐圣僧玄奘，始终是他行进路途上的“守护神”。1943年，八十一岁的斯坦因
获准进入他盼望已久的阿富汗去考古探险，却中风逝于喀布尔。根据本人遗愿，
斯坦因遗体被安葬于喀布尔公墓。当时，阿富汗、美、英、波斯、伊拉克、苏联
及许多国家驻阿代表参加了斯坦因葬礼，表示了对其的敬重。

斯坦因一生勤于著书立说，他的关于中亚的考证报告与研究论著一直到现在仍然
是敦煌学研究不可替代的珍贵原始资料，他是敦煌学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之
一。

在敦煌学建立上同样有卓越功勋的，是斯坦因同时代、学术活动上的强有力竞争
者法国学者伯希和。

如果说，斯坦因以其丰富的中亚考古资料和实物奠定了敦煌学的基础的话，伯希
和则凭借其深厚的汉学大师地位，以其对敦煌学资料的分析和研究，成为公认的
“敦煌学之父”。

伯希和自幼便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语言天赋，尤其对东方语言具有罕见的兴趣和才
能。他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不可多见的东方语言天才，他精通古汉语、梵语、藏
能。他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不可多见的东方语言天才，他精通古汉语、梵语、藏
语、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回鹊语、粟特语、吐火罗语、龟兹语、西夏语、
安南语等数十种语言。

1906年6月，由伯希和任队长的“法兰西中亚考察队”抵达新疆，开始了大规模的

发掘和考察。当听到敦煌藏经洞的消息后，伯希和车队进发敦煌，但由于种种原
因，他比迟一年得知同样消息的斯坦因迟了一步，那时斯坦因得到的十二大箱藏
经洞文物正“安安全全地寄放在安西县衙门”里，而斯坦因当时还在纵穿塔克拉
玛干沙漠，向和阗进发的路上。

王道士和斯坦因的交易为伯希和的效仿铺平了道路。王道士只认马蹄银，尽管他
丝毫不知道对方是多么杰出的学者。接过王道士递过的钥匙，伯希和秉烛三周，
从斯坦因过了一手的石窟藏书中精选出经卷写本和少数民族文卷共计六千多件。
可以说，藏经洞卷子里最有文物价值的，莫不被他搜罗而去。

1909年8月，伯希和将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带至北京 “六国饭店”，并用一口流畅
的汉语作了演讲。中国学者罗振玉等参加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罗振玉
相会伯希和并索要有关敦煌遗书资料，伯希和慨然相付，同时与之畅谈，据罗回
忆二人相谈投机，以至于“户外大雨如注，若弗闻也”，这就罗振玉著述《敦煌
石窟遗书》来由。之后，伯、罗二人关系日趋密切，学术交流频繁。从1910年至
1913年期间，4白希和从法国源源不断地给这位相识不久的中国学者寄来了包括古

典籍、地志、图经、星占书、阴阳书、古类书等敦煌写本的影照，这又形成了罗
振玉的《鸣沙室佚书》。伯希和的虚怀若谷不仅于此，他还同时对其他求教的人
振玉的《鸣沙室佚书》。伯希和的虚怀若谷不仅于此，他还同时对其他求教的人
在学术上给予帮助，包括中国学者王国维和日本著名敦煌学家羽田亨。中国敦煌
学的萌芽，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茁茁而生。首先是罗振
玉、王国维和伯希和的个人交往，为中国敦煌学的萌芽提供了一块小小的园地。
凭借这一块沃土，中国敦煌学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达到举世瞩目的境界。那
些认为中国敦煌学是中国人白手起家，与“强盗”无关的看法，显然是不客观的
。

除了国际学术交流外，伯希和在敦煌学领域内创造了若干个“第一”，成为和斯
坦因并驾齐驱的西方敦煌学研究权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同时代所有敦煌
学家。伯希和是最早对敦煌莫高窟进行编号的人，由于历史原因，这种编号目前
在敦煌学研究中仍然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参照。他是最早对莫高窟进行系统、大规
模摄影记录的人。其结果是六卷本《敦煌石窟》的大型画册问世。在东、西方，
这个画册成为启迪、研究敦煌学的钥匙。常书鸿走上敦煌，据他自己讲，就是从
巴黎街头书摊一册《敦煌石窟》画册引发的。现敦煌研究院一些老研究人员，也
承认自己从伯希和有关著述中受益匪浅。伯希和又是最早研究敦煌写本的人。从
1911年开始，他就开始就敦煌写本不断发表研究论文，其论文的价值举世共认。
伯希和还是最早为敦煌写本编目编号的人。最后，他曾详尽地对莫高窟壁画中大
量的题识、题款、榜题做了记录，形成了著名的敦煌学专著《笔记Ａ》和《笔记
B
》。从伯希和A、B笔记中最大获益者是敦煌学研究人员。研究人员珍重这两部笔
记的原因，是因为伯希和抄录下的题记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对洞窟壁画一个
世纪来，由于天灾人祸和自然因素而造成的某些题记的损坏、剥落、消褪，引发
研究困难时，尤其显得重要，它起了“孤本”校勘依据的作用。1994年，我国正
研究困难时，尤其显得重要，它起了“孤本”校勘依据的作用。1994年，我国正
式出版了伯希和AB笔记的译本，这成为中国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件盛事。

无论是斯坦因还是伯希和，敦煌的考古探险和敦煌学的研究，都只占他们一生中
学术成就中的一小部分。即使这一小部分，却已使其他研究者难以企及，因此，
无论身 前身后，他们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推崇，这其中也包括中国敦煌学前驱

人物罗振玉、王国维、蒋斧等人，他们对伯希和在学术研究上的帮助怀有深刻印
象，并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了敬意。

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的西亚、中亚考古探险热潮，实际上是一种世界经济发展背
景下的文化潮。精英人才聚集到这块广袤的沙漠戈壁上，凭借其才识进行了空前
的竞争。处于最黑暗历史阶段的中国自然无法与其较量，其直接后果就是国宝外
流。今天，许多人从单纯的爱国主义情感出发，对斯坦因、伯希和还有王道士予
以谴责，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明了内情的学界人也这样讲就不妥了。诚然，除
了精英外当年来到西域的也有如美国的华尔纳、德国的勒考克之流，他们曾大肆
破坏精美的壁画，成为人类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历史罪人。这些人在当时就遭到包
括他们本国学人的唾弃，是不可混同于斯坦因、伯希和而论的。

当我们冷静地审视历史，回顾百年敦煌时，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王圆箓
的发现，没有斯坦因、伯希和与之交易，就不可能有敦煌学这门学问。我们也不
能不宽慰的是，历史老人将“极其狡猾机警”的王道士和品学堪称一流的斯坦因
、伯希和“组合”了起来，在敦煌千佛洞里演出一场“悲喜剧”，最终使藏经洞
文物中的精华部分安然无损地保留下来，成为不幸中的大幸。人们习惯于用现今
、伯希和“组合”了起来，在敦煌千佛洞里演出一场“悲喜剧”，最终使藏经洞
的口号和原则去苛求古人，认为“应该如何如何”，这，不是太过于偏离现实吗
？但如果绕过此三人，不谈他们的历史功绩，那不就成了最新版的“鸵鸟政策”
？因此，不论做什么学问，包括敦煌学，顶要紧的是事实求是的学术态度。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之际，谨以本文纪念所有为敦煌学
发展做出过实际贡献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