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海人看香港

闲情UID: 111016

《明报》

许纪霖

一、沪港文明将"接轨"？

　　来香港一段时间了，给我这个上海人最好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香港人的文明。每天上班，要换二部巴士，等车的队伍永远是那样地秩序井然，只要有二个人以上，必定会形成一个自发性的排队序列。在超市或街头，偶尔被人撞了一下，也会听到几乎是脱口而出的道歉声：SORRY！

　　这些东西，在香港人看来，乃属于做人的ABC，是一个现代文明人的起码准则。但在大陆，"精神文明"讲了多少年，恰恰在这些小地方，从来没有文明过。上海算是大陆公认最文明的城市，亦无法免俗。公共巴士来了，乘客一拥而上，讲的是丛林规则，你推我挤，谁孔武有力，谁就占得先机。争的也不过是几个破位子，但不去争一把，好象有点对不起自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争白不争。香港人很聪明，没有实际利益的东西是从来不去争的，更不用说争口气了。我经常注意到在香港的地铁中，座位空在那里，许多人宁愿站一会儿，而没有兴趣去坐一坐，令我大惑不解。

　　至于道歉，上海人简直比北约还当一回事，轻易不肯开这个口。撞了就撞了，我又不是故意的，你还要我怎么样？好象一声SORRY是个原则性的大问题，除非过错，决不道歉。有时候，你被撞了，遭白眼的还是你自己！谁叫你在乎，谁叫你计较，活该生气。

　　表面上，上海人很精明，一点儿不肯吃亏，连一个小小的座位、一声微不足道的SORRY，都不肯轻易放过。但正如朱熔基当上海市长时批评的，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比较起来，香港人就高明得多，该争的就争，该让的就让。

　　上海人也有秩序的时候，那是在有权力维持的时候。每当上下班的高峰时刻，在公共巴士的终点站，有关部门会出动一帮退休的老头老太，戴着袖章，挥着小旗，拉起绳索，制造一个人为的排队秩序。但这个秩序，不象香港那样是自发的、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假如没有那些代表了权力的袖章和小旗，上海人仍然习惯于"一拥而上"。

　　一个都市的文明程度，只要看其是否有自发的社会秩序就行。香港人守秩序，讲礼貌，富于职业精神，只要稍具公正心，都会承认香港人比上海人要文明得多。香港人的文明从何而来？这大概要归功于这一百年的法治。法治之下，人们服从普遍而平等的规则，尊重了别人的权利，才能获得自家的权利。权利的相互尊重，就产生了现代文明的秩序。

　　自发秩序之建构，非几代人的潜移默化而莫成。但若要毁之，三年足矣。以我这些年几次到香港的观察，香港的自发秩序非但没有长进，倒是有明显的退步。在地铁和火车站，如今好象也时兴大陆流行的"一拥而上"，全然无视"先下后上"的传统规则，更不要说排队了。站方煞费苦心在站台上划的上下客黄线形同虚设。至于行人乱穿红灯，也已经让人见怪了。

　　在自发秩序方面，上海虽然不及香港，但它正努力地与国际"接轨"，大有改进。然而，本来文明得多的香港，如今却不自不觉地与大陆"接轨"。在不远的将来，难道上海与香港真的在这方面会完全"接轨"？届时，是以上海的进步为标志，还是以香港的倒退为代价，抑或二者兼有？

二、在香港找文化

　　我本来以为，文明与文化是一对兄弟，文化人必定文明，文明人也必定文化。来到香港以后，这常识竟然发生了问题。

　　香港人比上海人文明，此乃不争之事实。但香港人未必比上海人文化，这一点不服也不行。一般上海人，即使是一个开车床、纺细纱的蓝领，他的文化趣味与名牌大学毕业的、在高级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白领也相差无几。走进上海人的家庭，仅仅从房间摆设上，你很难辨别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居室呢，还是普通工人的住屋？因为一般上海人有"媚雅"的癖好，即使看不懂，也会买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放在床头，也许它要花掉一个月的工资，但饭可以少吃，百科全书没有万万不行，否则会被人讥笑"没文化"。"没文化"，在上海人听来，简直比被人骂"阳痿"还要刺耳。上海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也像国人那样随地吐痰、乱抛纸屑、一拥而上，但就是比较有文化。

　　我不幸染上了上海人的顽癖，一来到香港就找文化。兰桂坊是大名鼎鼎的了，第一个周末就约朋友直奔中环。在我的想象中，兰桂坊应该是一条幽深的小巷子，沿着碎石铺的小径，缓缓上行，异国情调的酒吧、咖啡馆，一个比一个文化。到了兰桂坊，却让我大失所望：酒吧是正宗的，咖啡馆也属一流，但好象总是缺了点什么。

　　是什么呢？我回到家里，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兰桂坊所缺的，正是上海咖啡馆里那种不经意间流露的文化情调。李欧梵教授那年来上海，晚宴散去，一帮朋友带他去淮海路附近的两家咖啡馆小坐，一家叫"汉源书屋"，另一家名"上海，1931"。李教授一进门，就惊叹不已："为什么香港和台北就没有这样文化的咖啡馆？"可惜李教授上海去得早了一些，还未及领略新近开发的衡山路酒吧一条街，其号称上海的香榭丽舍大街——否则他的"双城记"故事又要重写了。

　　回过头再说香港。我又到报纸上去找文化。我在上海最喜欢看的，是文化新闻或评论。但翻遍香港的大报小报，却是只见"娱乐"不见"文化"：从子虚乌有的黎明为舒祺殉情，到紧追不舍的窦唯与王菲之婚变。好象艺人的新闻价值不再是艺术，而是隐私。我为明星的私生活成为公众消费的大餐感到悲哀，但更悲哀的是为香港：在报纸上再也找不到对艺术本身的重视。。有什么样的传媒，就有什么样的市民。小报也就罢了，难道大报也非得如此，难道在香港真的不再有一个真正有文化品味的社群？对香港已经有一番心得的上海朋友魏君告诉我，如今的香港，有上流的英语文化，也有底层的岭南文化。前者只认洋文，拒绝中文；后者认的是大陆同胞也看不懂的粤语中文。在香港，独缺的是精英的中文文化，而且越来越缺。过去还有五十年代从大陆流亡过来的文化人撑着，而今，这批文化人老了，后继无人了，香港也就不文化了。

　　文化不文化，外人很难置啄，但毕竟用的是同一种文字，文字是文化的标尺。我不敢说香港没有文化，毕竟还有那么多的作家，毕竟还有大张旗鼓的"香港文化"。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标尺，媒体的文字最能说明一切。我经常在报纸上读到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字。记得有一张还算有名的大报，在报道朱总理人大记者招待会时这样写道：朱熔基透露，他在俄国与叶利钦总统会见时，两人摸胸、熊抱、贴脸。我的老天，这样的"咸湿"文字怎么会出现在一本正经的新闻报道体中，而且无人见怪？难道香港的中文已经真的"咸湿化"了？

　　文化与文明是那样地阴差阳错，于是我自说自话地得出了一个结论：上海人文化而不文明，香港人文明而不文化。但我知道，这话说出来，大概两边都要挨批评。看来我香港呆不了，上海也回不去了。

三、开放而封闭的国际都会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香港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在香港呆的日子越长，我越来越发现，很难用YESH或NO来回答。

　　到中环、铜罗湾走一走，香港真是一个万国商品博览会，我本来以为这几年上海的商场大发展，与香港的距离应该所差无几。但休假回上海，重返淮海路逛一圈，用香港的眼光打量，即使是数一数二的"巴黎春天"时装百货，论款式，论品种，皆差之远矣！在购物上想赶上香港，恐怕上海还有一代人的路要走。

　　香港人不仅在物质上消费全世界，而且在娱乐上也是世界公民。我是一个电影迷，以前在上海靠每年进口的十部好莱坞大片解馋，几乎饿死；只能靠质次价廉的盗版光牒充饥。如今在香港，全世界的影片如八面来风，令人目不暇接，只恨春夜苦短，阮囊羞涩，不能一一大快朵颐。幸而我还不是音乐迷，否则要侍候接踵而至的各国顶尖乐团，肯定又是一项额外的苦恼。

　　香港寸土如金，但香港人舍得在公共建筑上拿大手笔。尖沙咀的香港文化中心，论剧场、音乐厅，似乎都不及上海新盖的大剧院和兴建中的东方音乐厅那样美仑美奂，但其空间宽敞的演艺大厅，气势是那样的轩昂高贵，又岂是小家璧玉式的上海大剧院可以比肩的？尽管后者出自法国名设计师之手，但上海人只肯拿出市中心人民广场一小块地，让其勉为其难，螺蛳壳里做道场。香港毕竟被大英帝国的贵族传统浸淫多年，最讲究空间气势。气势上压倒了来客，尊贵就自在其中了。

　　香港人在消费上是国际的、全方位开放的，他们的精神是否也如此呢？说到这里，我就不敢有太多的恭维。香港人很香港，只看到眼皮底下的那一寸土，少了一点国际大都市本该具有的全球意识。虽然香港的命脉与世界的联系丝丝相扣，但香港人好象是偏僻山庄里的一群村民，更关心的还是村庄里发生的琐琐碎碎，哪里出现了"校服色魔"啦，哪里巴士又压死了三个路人啦。有一天国内发生了一件很有新闻价值的大事，竟然也上不了电视新闻的要目，头条照例是邻村(澳门)发生的一起枪击案。也怪不得电视台的编辑没眼光，他们其实很掌握一般香港人的口味：山外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村里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中国大使馆被炸，总算激起了香港媒体的热情，大小媒体轮番轰炸。即便如此，香港市民的反映似乎也是平平。且不说一般平头百姓了，以我所在的大学为例，教授们反应之冷漠，令我实在吃惊。这点新闻，甚至连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都没有资格，主题照例是买楼、马经或校园政治。都说大学是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是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在香港，连大学的教授都如此本份、职业化，那么，又有谁肯出来管管山外的闲事呢？

　　一个香港的朋友感慨地对我说，香港好歹也算"国际"特区了，却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关心国际问题，尤其在多半留过洋的知识圈。为什么呢？她分析说，是因为香港人向来没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置喙。在无力感的训练下，只能培养一群只看到自己脚底下的经济动物——唯有自己的房子，才是最实在的。这位朋友很为这样的特区而羞耻。不知道她的说法对不对，我只能证实一点：我的家乡上海也有这样的功利主义毛病，但恕我直言，等我看到了香港，才发现上海的毛病还不算最重。

　　香港和上海真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一对有过殖民地经验的难兄难弟。在如今的世界上，它们都算得上国际大都市了，又在暗暗较劲，看谁更"国际"。但香港人和上海人的精神骨髓里都有着一股与"国际"格格不入的小家子气、封闭的山民心理。两个都市在其他方面可以比试比试，上帝保佑，可千万不要在比俗上一争高低！





只眼观港
许纪霖

1、题解

　　前段日子，我答应给《明报》副刊写一篇《一个上海人看香港》，一个"以前在上海也是风头十足、如今成为"在港海派"的朋友，好意地提醒我，在香港写东西，你不要期望像国内那样有轰动效应，写了也白写。我顺口回了句玩笑话：不写白不写，白写也要写。过去，在《新民晚报》上，哪怕登一块豆腐干文章，一千万上海人民都看到了：不读《晚报》的算不得上海人。现在，香港的报纸多如牛毛，哪怕你耸人听闻地喊一万声"打倒**"，也无人答理。

　　结果有点出乎意外。涂鸦之作刊出之后，竟然不少人在打听这个许某为何方妖魔。就我听到的直接反映，不是"好得很"，就是"糟得很"。看来香港人比较起"打倒**"，更在乎对自己的说长论短。一个还算厚道的香港朋友，迟迟疑疑地向我坦白：你的批评不无道理，不过，这话最好不是由别人来说。我如梦初醒：哦！这道理就像自己的孩子自己骂得，外人骂不得。

　　好了，如今一写专栏，哪怕是个把月的临时工，大概也要激起更多的民愤？香港毕竟是大英帝国的百年殖民地，在这里混饭吃，也要讲一点英国绅士的Fair Play。我想，索性将专栏命名为"只眼观港"。意思不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半清醒，一半糊涂，说瞎话，诸位看客千万当不得真。此为题解。

2、香港书展

　　我是只书虫，喜欢的书从来不肯放过，不搞到手会寝食不安。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去年访台湾路过这里，早了几天，没碰上，今年断断不能错过了。会展中心气宇轩昂，场面隆重，叫人不由得不整整衣襟。过去在上海，每年的文汇书展总是畏缩在工人文化宫逼仄的一角，与文化人的社会地位倒也相称。书展在香港能够如此扬眉吐气，登大雅之堂，令我平添了几分想象的空间。

　　及至入内，方知真正扬眉吐气的，不是我等中年书生，而是我的学生辈。在身边拥来挤去的，大多是二十上下的大中学生。在他们身上，书商们也用足了功夫，最佳的位置、最好的展台，都是娃娃天地。我来来回回逛了几圈，没有发现任何猎物，仅有的几种学术书，也早就是烂熟的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身份的边缘。

　　瞥见家乡来的展台，心头一热，直奔而去。近至跟前，竟大失所望，整个展台不仅设计土气，显得寒酸，且书种也不齐整，置放散漫。难怪门庭冷落，人气全无。

　　迎面撞见一个学界朋友，也是两手空空。我问：明年还来么？他答：让我女儿来顶替吧！她肯定喜欢。

　　逛书店之于书生，是有所获而可喜，无所获亦欣然。令人陶醉的是书店中那种书香。香港书展让我感受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滋味。仿佛是观赏一个与己全然无关的万花筒。花筒转完了，也肚子饿了，该吃饭了。

3、Page One

　　说起香港的书店，最有味道的要算Page One，中文名字颇雅，叫叶壹堂。它在香港有两个分店，据说铜罗湾时代广场那家生意不错，却不讨我的欢心，学术书少不说，环境也过于局促。我只踏进过一次，再也没有回头的欲望。

　　如同跑娘家一般频繁光顾的那家，座落在又一城。店面之宽敞，很有点望不到尽头的感觉。一排排黑柚木的书架，势态高贵，令人肃然起敬，不由不臣服于知识的尊严。书的陈放也是错落有致，极富韵律感。庄重的气氛中，一盏盏垂落的紫色吊灯，又透出了几分亲切和温馨，让敬畏的心情放下了许多。

　　我的同事钱博士，也是上海来的书虫。早就听闻Page One的威名，一再缠着我为他带路，结识新情人。对于书虫来说，书店肯定比情人还可爱，情人还有看厌的时候，书店永远会让人有意外的惊喜。他一跨进店堂，两眼顿时放光，口里啧啧称好，半日不舍得离去。大概相看两不厌，只有Page One了。

　　这里的书价要比旺角那些二楼书店贵一个档次，但物有所值。书虫进书店，不仅是买书，其实也是在享受雅致的情趣。就像在咖啡馆里喝咖啡，与在家里喝感觉不一样。我最喜欢的，还是Page One那个古色古香的纸质书袋，有一只青蛙在跃跃欲试。拿在手里招摇过市，好像身价也高了几份。

4、九龙塘

　　一提起九龙塘，香港人的第一个反应是：那里有好多情人酒店的啦！我对那些遮蔽在高墙背后的温柔梦乡毫无雅兴，也乏想象能力。令我心醉的倒是九龙塘散发出来的那种情调，欧洲小镇般的古雅、安谧。香港犹如上海，最好的东西都是殖民地的遗产。上海的城市精华在法国城(法租界)，香港呢，大概非九龙塘莫属。

　　我喜欢在日暮黄昏，独自到九龙塘倘佯。沿着幽深的小巷，去试探它的神秘。紧挨着我的，是两边爬满青藤的古墙。说它古，大约也不过我父亲一般年纪。这也够了，毕竟经历了都市的百年沧桑。墙是一块块石头砌起来的，饱经风霜。我喜欢石砌的建筑，比起砖墙的普罗和玻璃墙的浮华，石头给人以一种厚重的实感，贵族而不轻挑。圆明园被一把大火烧了，唯独留下来的是那些石头。千年以后，梦幻的又一城也许会消失，九龙塘的这些石墙，却能永恒。

　　一条百米长的巷子勾起我无穷浮想。其窄不过一人之宽，两人迎面走来，必须侧身而过。穿越其间，两边院落吠声不已，不免有些许恐惧。我想象着电影中的一幕，两个冤家仇人在此狭路相逢，谁都不愿示怯退缩，两人越走越近，都在紧张地考虑该如何出招——这个一气呵成的长镜头，足足可以拍二分钟！

　　哈佛的李欧梵教授正在构思他的间谍小说，场景选在香港。我建议他，间谍就扎寨在九龙塘吧。李教授竟然大感兴趣，说下回来香港，一定要到那里实地勘察。

5、欺生的巴士

　　香港的公共交通，大概是全世界最发达的，仅我住的沙田第一城，就有二十几部巴士，通往四面八方。便利则便利也，不过，以我的经验，坐车还是要有点吃螃蟹的勇气。

　　香港的"公共"巴士，并不包括外来人，其实是很欺生的。在国内，到一个新地方，先在车站的站牌上，看清乘到第几个站，上车之后，有售票员或自动录音提醒，保证过不了站。但在香港，这套经验全然不灵。站牌上的站名似有若无，让人看得一头雾水。车上亦无报站系统。每乘一回新路线，就好像是一次小木偶历险记。先占据顶层头排有利位置，鬼鬼祟祟地比照地图，仿佛在侦察地形。当然可以开口问路，但车长威严若父，行车期间与其交谈，罚款五千蚊！问乘客呢，语言不通尚在其次，有时候，连他们也被转得蒙查查。除非对经过的街区了如指掌，即便是老香港，也难以指点迷津。不少在香港常来常往的大陆客，从来只有坐地铁的份，遇到地铁不达之处，只好照顾的士的生意了。听说我是香港巴士的常客，都敬佩得不得了,视我如哥伦布二世，又纷纷称赞我已经是一个港人了。原来，港人与非港人的区别，是在这里。

　　不过，如今通往外界的机场巴士是一个例外，每到一站，以粤语、英语和国语各报一遍，让人坐得心安。什么时候，最国际化的香港，巴士也能与外界接轨呢？

6、赏花Party

　　大学服务中心的昙花含苞欲放，花的主人熊小姐郑重其事地给我发了一个电子请柬：周末晚上七点整，邀请各位出席赏花Party。昙花一现犹如人生苦短，如何知道开花的确切时间？她很有把握地说：我会算。怕我爽约，又补充了一句：你不是说在香港没有文化吗，我们为自己造一个文化小氛吧！真不愧为花都昆明人出身，熊小姐算得分秒不差。待我准时赶到Party，六株昙花，犹如一群卵生姐妹，已经在那里争相斗嫣。我生平从未见过昙花，昙花一现之于我更是千年奇观。只闻得阵阵幽香袭来，挑拨着心灵处最温柔的一块。

　　你看，昙花的开放是否有点像新生命在临盆前的挣扎？熊小姐对昙花的观察，还带一点生命的体验。果然，伴随一阵阵的抽动，花苞逐渐张开，稍不留意，就放大许多。刚才还是羞羞答答，不过个把小时，已经是骄傲怒放。

　　出席Party的客人屈指可数。其中一半竟然是老外。要不是吴先生一家四口，连同怀抱中的婴儿倾巢出动，不免有点凄凉。熊小姐说：她给不少朋友打去电话，其中一个回答最妙：你们这么文雅啊？假如，赏花Party改成麻将Party,七时恭候，九时入席，在一片哗啦哗拉的雀牌声中，冷眼看花开花落，大概就会门庭若市？

7、吵架

　　来香港半年，最让我佩服的，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当众吵架。过去在上海，出街十次，起码有两次目睹路人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语相向，脸红耳赤。上海还算君子之地，动口而不动手，换了北方，三言不合，就打了个人仰马翻。这样一比较，香港实在是一个太文明不过的城市。

　　我请教香港朋友，假如你在外面受了委屈，比如在巴士上被踩了一脚，对方又不道歉，你会不会与他吵架？他楞了半天：不会啊，只要他不是有意的，干么要吵架？吵架要花时间，还有精力，不划算啊。

　　市场社会真是好，凡是在投入/产出的工具理性之下估量一番，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看来，文明还有其功利主义的基础。

　　然而，拿这同一个问题，问上海人，他会这样回答：要看我什么心境。要是刚好碰上胸中积压一股恶气，谁惹恼了我，就往他头上撒，算他倒霉！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有气要出，有火罐子要炸。

　　那么，是否香港人就活得那么舒坦，全然没有丝毫压抑？香港朋友又楞了半天：有气，也不能找人出气呀。不吵架，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人格的尊重。

　　文明依赖于功利主义，还是表面。即使是市场社会，也有超功利的道德规则，犹如上帝之绝对律令，哪怕功利上再划算，也不得违背天条。香港之所以为香港，文明之所以为文明，乃是有此不易之天条。

8、排队

　　香港人另一个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功夫，是排队的耐心。礼拜天菲佣放假，一家老小，外带客人，在酒楼店堂里排上一、两个小时，哪怕空气混浊，无处安坐，也毫无怨言。排队，成为香港人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标志，好像没有什么人会去想一想，这行为本身是否合理。我有一个深圳朋友来香港作客，主人就让她享受了一回同甘共苦，吓得她再也不敢周日过来香港吃饭。

　　某个周二的晚上，我去看电影《海上花》。买票的队伍蜿蜒曲折，犹如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这么多的观众，影院本该开足售票窗口。奇怪的是，派出的几个职员，不是来开新窗，而是优化排队秩序的。多设了几道栏杆，让队伍变得更加蜿蜒。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国内早会有人大声嚷嚷，要求影院多开窗口，所谓大民主是也。但在这里，除了我在队伍中愤愤腹议之外，所有香港同胞都是神态安详，一付司空见惯的样子。最后让我也变得奴性十足，乖乖地等候了三刻钟，才慢慢挪到窗前，还差点误了场。

　　是否一百年的殖民教育，让香港人潜意识里都习惯了认同现实秩序？秩序代表着规则、公平和法治。至于这秩序是否有改进的必要，甚至是否天然合理，这念头大概很有点犯上作乱的意味。多少年不让你想，最后也就不会去想了。偏偏我头生反骨，多想了一点点，活该心理不平衡。

9、程序合理性社会

　　说到香港人注重排队，认同秩序，倒最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按照马克斯.韦伯他老人家的意思，所谓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就是讲究程序的合理性。至于实质是否合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发现香港人的思维果然偏重于程序合理性。假如要筹办一个会议，先考量的是会议的程序：分几单元、每单元几小时、要否论文、要否评论——会议的主题和内容？哦，这个以后再研究。学位论文也是这样，内容如何还在其次，首先形式上要像一篇论文。有教授在课堂上泄露天机：我的责任不是教你们如何写"好文章"，而是如何"写好"文章。论文不在于好坏，只要符合规范就是合格！

　　规范、程序、秩序，都是技术层面的玩意儿，它们完全是无内容的、价值中立的。只要掌握了这个，就像学会了一套公式，接下来可以解出无数方程。你问这内容好不好？对不起，这需要另外的智慧了。香港一百年的殖民教育，培养的就是专管程序合理性的技术专家和公务员。久而久之，也成为社会的主流思维。

　　一对内地移民的香港夫妇，生了一个小孩，仅仅因为结婚证有小纰，就迟迟领不到出生纸。父亲一怒之下，索性将婴儿扔在衙门，方才引起重视。办事员这样解释：我们必须按照规则办事——-看，这就是程序合理性社会。

10、管闲事

　　上海人有句口头禅：管我啥事体？意思是这事与我不相干。上海人的不愿管闲事，在国内是出了名的。但比较起香港人，还是小巫见大巫。

　　日前有报纸报道，一对吸毒夫妇双双跳楼自尽。路人见状，竟然纷纷躲避，唯恐染上霉运。香港人对身外事反应之冷淡，不要说管，连看热闹的雅兴也没有。一日黄昏我在寓所附近饭后百步，突见几辆消防车呼啸而来，原来有一座楼闹小火灾。我三步并作两步赶过去，发现连一个围观的人也没有。上海人闲事不管，但最喜欢看热闹。有个极端的说法，在人头攒动的南京路吐一口痰，然后蹲下去，保证不一会儿，里三层、外三层，所有人都要来看个究竟，交通为之阻塞。在香港，是否要等到大火烧到了自家门口，才稍稍会探出头张望一眼呢？

　　问路是探测一个地方风土人情的最好方式。在美国不用说了，不等你开口，还在东张西望，就有人主动来问：Can I help you?北京人也有百倍的热忱，可以唠唠叨叨对你说个半天。在台北，一次我要去唐山出版社书店，一个台大的学生特意(并非顺路)为我带了两里路，领我到门口。上海人只要不是太忙，也会详细向你指点，还会顺便指出哪一种方式更省车钱。在香港呢，我个人的经验是对你不亢不卑，言简意胲，既不失礼，也非热情过份，颇有点英国人的脾气。

11、漫画

　　如今香港的青年一代，个个都是漫画迷，迷得昏天黑地。中学生平均月支一百六十元买漫画，一成以上月花四百。漫画展上，动辄千金狂购漫画书的少年，不在少数。犹如上了瘾的可卡因，饭可以少吃，汽水可以不喝，没有漫画看，万万不行。

　　漫画的前身，过去上海人叫小人书。在我识图的时代，一分钱可以租一本在书摊上看。它曾经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的乐趣。然而，小人书就是小人书，长大成人自然不好意思看，也没有兴趣看。这个传统在国内遗传至今。我曾经以为从日本掀起的漫画风暴，也会席卷神州。几年过去了，漫画在国内依然是"小人书"，哪个大人若捧一本漫画，如痴如醉，一定会被人认为发育有问题。

　　但在香港，漫画好像早已超越了小人的界限。地铁里面，看得入迷以致过了站的，经常是发育良好的青春男女，即使做了父母的，也有成年人的漫画书在恭候他们。

　　漫画既然如此风靡，必有其中魔力。一个偶尔过过漫画瘾的朋友告诉我，漫画制作之精良，岂是过去的小人书可以比肩！它可能是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就像电影一样，最初纯粹是商业的娱乐，为正宗文化人所不屑，慢慢地为艺术收编，开始表现一些很复杂、很前卫的内容。漫画是否也会步电影之后尘？这个世界有太多不让人理解的东西，我们都已经老了。

12、图像族

　　若问当今两代人有什么区别？大概可以说，我们还是受文字熏陶的一代人，而下一代，已经是为图象摆布的新人类了。这一分野，在香港似乎比国内更分明。

　　图象与文字，是两种文化表达，也是不同的认知系统和思维方式。图象与文字所展现的，有时候并非同一个世界。且试一下，用文字去想象一个东西，与用图象去表现，有什么差别？人类的祖先，那些山顶洞人，最早也是图象族，在壁墙上刻一些图腾之类。等到迎来了"轴心时代"，发生了文字的突破，才有了人类文明。文明的增长跟着人的抽象思维，亦步亦趋。

　　千年河东，千年河西。也许，在又一个千禧年降临之际，符号的世界将回到直观的世界，我们将再一次成为图象族。看看香港的报纸，哪张最得下一代的欢心？《苹果》啦。其它报纸，虽不叫苹果，也多少苹果化了。网上也差不多。文字时代的DOS早已扫进历史垃圾堆，一统天下的是网上"苹果"WINDOWS。不要说中小学生，文科大学生也越来越怕文字，连Ph.D.也谈文色变。中文系博士的宿舍里，漫画书堆到天花板，恨不能所有的教科书、指定参考书都漫画化。当然，假如平时的Paper、混学位的毕业论文也收漫画，最为理想。

　　我们真的面临一个反"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真的在"倒突破"？我有点杞人忧天。

13、电车

　　到了港岛，只要有可能，我都要过过坐电车的瘾。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一切都在奔驰的时代，电车偏偏以其不协调的姿态，慢悠悠地独步于世界。它犹如一个风烛残年的百岁老人，参透了人生的机锋，任凭他人争先恐后，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

　　在一切活动的东西中，大概没有什么比有轨电车更古老的了。一个世纪以前，电车还是工业文明的象征。许多人都是通过坐电车，经历了文明的第一回洗礼。人间沧桑，地覆天翻，以神州之大，如今何处还有叮铛作响的电车可觅？除了香港，没有了。

　　过去上海也有电车。我家附近，就有一个站点。轨道一直向前延深，直通繁华的南京路。童年最愉快的记忆，常常与这电车紧密相连，它似乎是一座将我与外部世界连接的桥梁。这桥梁如今荡然无存，上海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记忆。

　　一个都市，不能没有历史。比如深圳，就年轻得浅薄、缺少点份量。人生最可怕的，不是没有未来，而是丢失了过去。上海与香港都曾经有过骄世的历史，然而上海拼命逐新，一度恨不得将传统通通扫地出门，如今悔之晚矣，只能重新制造假古董。而香港呢，幸好守住了保守的大英帝国传统，让过去继续在未来中绵延。

　　张爱玲生前喜欢在电车的叮铛声中入梦，她听得懂它们的语言。鸣乎！假若张爱玲再世，也只能到香港来怀旧了。

14、幸福的猫狗

　　一个社会是否人道，不必看人，只须看猫狗。自从人类占据了地球的霸权，动物就成了最大的弱势群体。连过去不可一世的百兽之王狮子老虎，也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何况小猫小狗乎！所以，猫狗的命运，也是弱者的命运。

　　香港虽然不是猫狗的天堂，但依然要比国内仁慈得多。它们像每一个香港人一样，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有自己的生存权和娱乐权。我经常看到，在我的寓所附近，有一家子狗，大小共四只：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在蓝天白云下自由地嬉戏。这景象让我温馨，让我感到这个世界还有点仁爱，还值得留恋。

　　也经常在报上读到，为了救一只遇难的流浪唐狗，在香港会郑重其事地出动消防车。没有人会感到小题大做，浪费了纳税人的金钱。而国内的那些同类，命运就要悲惨得多。无证狗在国内，几乎是格杀勿论。本来，猫狗是小孩的天然朋友，然而，不正常的宣传，使得无知的儿童以虐杀小动物为乐。我知道的一则真事，是几个小学生放学回家的路上，将一只小狗活活用石块砸死。我悲哀得只剩下一个与鲁迅同样的愿望：救救孩子！

　　香港也有几个小学生，在上学的路上，为了救一只陷于困境中的小猫，最后连上课也迟到了。校长听说以后，不但不以为忤，还在全校公开表彰。

　　哪怕仅仅是因为猫狗，我也会喜欢香港。

15、新生报到

　　刚刚走下校车，就感觉今天的校园有点异样。一群群学生身穿各色服装，又是唱又是跳，如同过嘉年华一般。向人打听，方知是大学新生报到日，按照大学的传统，老生在这一天要尽热表现一番。各系之间还有无形的竞争，看谁最夺目抢眼，最显地主本色。

　　工商管理学院的学生一身黄色T恤，在那里尽情蹦跳：B.A.this way!B.A.this way!那快乐是单纯的，也发自内心。因为在研究所的缘故，我虽然在大学工作了半年，对香港学生的了解依然很少很少。不过以我的直觉，比较起大陆学生，他们要单纯、青春得多，更像一个学生。大陆也不是没有迎新，但那个场面全然没有嘉年华的欢快，倒有一点公事公办的刻板。老生中也有热情洋溢的，但多心怀鬼胎，盼望交结老乡、觅得佳人。我在大学教书近二十年，眼见大陆的学生年龄越来越轻，暮气越来越重。说好了是少年老成，说坏了是老于世故。各种各样的社会压抑，反复灌输的功利观念，令大陆的学生早早失去了青春，常常令我感觉面对的是一群早熟的一代，但已经发育畸形。

　　香港的学生也有各种压力，幸而他们没有经历那么多的复杂、那么多的龌龊，总算还能跳、能唱、能青春。五十年以后，马可以不跑，舞可以不跳，但愿香港的大学生依然这般清纯。

16、校园竞选

　　说到香港的大学生，我还留意过几场校园的竞选。竞选的位子没什么了不得，大多是学生会领导一类。但竞选者都很认真，如同角逐特首一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助选班子，在饭厅的每个桌上都布置有宣传品。还在广场上拉开演讲架式，安上高音喇叭。虽然底下稀稀拉拉没有几个听众，演讲者依然神情严肃，俨然在万众面前，宣布自己的竞选纲领。

　　大学生活其实是社会生活的预演，一个理想中的社会架构，最好在大学里面彩排一遍。尽管这样的竞选多具象征意味，却是大学生社会化的必修课程。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往往由校园的生活所塑造。假如校园里面充斥着长官的意志，学生只会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又如何指望成人的社会会有真正的民主。

　　如今香港学生所操练的，只不过是民主的ABC。但凡事都从ABC学起，最怕的是连学ABC都没有兴趣。以我个人的经验，入门一课是最难学的，待得入了门，要忘也难。

　　同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其国家的民主化与他们的大学生活就有直接的关系。韩国的大学生充满儒家的入世精神，天下兴亡书生有责，那是高丽大儒李退溪先生留下的传统。香港是一个公认的自由社会，但也有自由而不民主的讥评。倘若香港要从自由跨越入民主，最好的捷径，不如学一学韩国，借用邓小平他老人家的话，叫做"从娃娃抓起"。

17、大学图书馆

　　假如我是一个大陆来的学生，一定会很羡慕香港的同学。不仅因为能跳、能唱，而是享受的图书馆：自由地在书库中穿梭，自由地翻阅各种杂志，自由地使用公共电脑和公共网络——

　　假如我是一个大陆来的学生，我想告诉我的香港同学：在我们那里，这些可能是连我们尊敬的师长，也不敢想像的奢望。只见他们常常为借一本平常的书到处寻觅，为找一本外文杂志费尽心机。既然老师都这般可怜，我们就不再追问，为什么做学生的就不能分享与老师同样的书藉，为什么宽敞的书库不让我们自由进出，为什么学校的电脑总是像大街上的网吧一样收费昂贵，为什么图书馆的座位永远是那样地紧张、稀缺。

　　假如我是一个大陆来的学生，我会奇怪在香港的图书馆，为什么总是那样读者寥寥，为什么众多好书躺在书架上昏睡不醒，为什么堂堂大学生更着迷漫画书，为什么大学的求知氛围如此稀薄。

　　假如我是一个大陆来的学生，我一定会为我的大陆同学自豪。他们是那样地条件匮乏，是那样地求知不易。然而这一切外在的束缚和限制，都无法阻挡他们追求知识的愿望和勇气。

　　假如我是一个大陆来的学生，我只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哪一天让我的学生不再继续我读书的艰辛，哪一天他们可以像香港学生那样，自由地出入知识的乐园。

18、洋名的好处

　　在香港，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洋名，相互之间的称呼，也多用洋名。起初以为这是殖民文化的游戏，直到有一天，一个香港朋友告诉我，刚来香港那会儿，也觉得香港怎么如此崇洋，连名字都要沾点洋气。时间呆久了，才慢慢体会到洋名的种种方便。

　　比如吧，你有个同事，叫王蕊丽，英文名字叫MARY，虽然不是你的顶头上司，但也挂了个主任之类的头衔。且请教如何称呼她：王主任？太一本正经了；王蕊丽？有点不礼貌；蕊丽？别人会以为我们有什么暧昧关系；王小姐？孩子都有3个了，好像很有点调侃；王太太？她先生好像不姓王；王女士？那是书面语，写得说不得；王同志？"同志"就更不得了；王大姐？只有新华社里面才这么叫法。阿丽？只有身份低的才愿意领受——想来想去，只有叫英文名字最为恰当，一声MARY，既亲切，又不亲昵，任何场合，任何时候，老少咸宜。

　　中国人称呼，首先要确认你与他(她)是个什么关系，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叫法，这就是孔老夫子两千多年前强调的硬道理："正名"。西方人没有这个"正名"这个概念，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声MARY，朋友叫得，上司叫得，儿子也叫得。名字就是名字，并无任何贵贱褒贬之意。

　　看来，中国要实现自由平等，十四亿人民最好像香港这样，每个人都起一个洋名。

19、梦幻又一城

　　又一城是香港的骄傲，据说代表了二十一世纪的购物广场。如果是坐地铁去那里，要走一段长长的人行通道，你仿佛在穿越魔术般的时间隧道。待到走入广场的入口，你的眼睛会顿时一亮：未来的梦幻之旅开始了。

　　又一城的一切是那样的新潮，新得令人眩目。它好像不是交易的商场，而更像一个炫耀的展览：一家家店铺犹如缤纷的彩台，竞相用色彩、线条、块面和造型，展示自己的身价、风格和独特的经营理念。它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只顾有距离的欣赏赞叹，差点忘了商家还想赚你口袋里的钱。

　　在大厅的敞开式大玻璃幕墙面前，你可以饱览九龙塘的全景。当白云从眼前缓缓飘过时，你还以为真的已经走进未来。又一城让你暂时忘却失业的烦恼、楼市的萧条，不期然产生一个真实、可触摸的幻想：明天更美好。

　　那里飘来了悠悠扬扬的铜管乐声。广场的中央正举行大型美食Party，一支乡村乐队在西洋凉亭里面欢乐地演奏，四周挤满了吃得更欢的食客。此景此情有点像美国的小镇狂欢。在都市这样一个匿名社会里，又一城制造出一个虚拟的社区，仿佛二十一世纪的人际生活，将再次回到令人怀恋的传统社群。不过，有人在一旁轻轻地问：这是免费的么？你这才如梦初醒：梦幻又一城，永远是一个梦幻而已。

20、致李家乐

　　最初发现你，是在湾仔的摄影展上。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从贴在墙上的作文纸上，我读到了你的《从八岁衍生的十八岁》。我为香港而欣慰：在这个文字萧条的世界里，终于还有一颗闪烁的星星。

　　以后，我们在《明报》"世纪"版上做了邻居，我经常聆听你的"少年心事"，感觉那心事早已超越了18岁的年龄，有一份香港少年中不常见的敏锐和早熟。我更惊讶你对文字的独特感觉和老练的驾驭能力。我对朋友说，假如中文系真有慧眼，应该让这位文学少年直升研究生，看看那些学中文的硕士、博士，有多少连文字都未过关！

　　然而，我终于获悉你报考了医科，不禁地有些扼腕。我知道在香港最好的学生不会去读人文，商科与医科公认是最明智的选择。我理解你立志于儿科医生的慈悲关怀，然而，不知你是否也意识到，在这个人文精神日趋稀薄的社会中，对于那些孩子，最令人忧虑的还不是身体的健康，而是灵魂的苍白与贫乏？

　　鲁迅最初选择的也是医生，当他目睹国人一张张麻木的脸以后，终于发现救心比救命更重要。于是，他拿起了那支"金不换"的笔；于是，就有了让我们敬仰的世纪文豪。

　　香港从来没有过自己的鲁迅，也乏穿越时代的一代大家。假如二十一世纪真的成为图像族的世界，是否也该反省一下，我们这些文字族的责任？

21、科教兴港

　　那天与陶杰先生聊天，最热的话题是那23000名"白卷英雄"，它占了中五会考生的六分之一。这本身已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社会上下的麻木，仿佛其犹如旺角的肮脏一样，早已令人见怪不怪。股市爆跌是金融危机，生产白丁算不算教育危机？难怪香港有这么多的漫画Fans，难怪有人会认为香港文化就是声色犬马，难怪众人对建成数码港疑虑重重：一个教育失败的社会，所失败的将不仅仅是教育。

　　有人辩白说，香港施行的是精英教育，所以在教育普及方面难免疏忽。精英教育是否成功，这有待专家来置评，我所知道的，只是我的那些"在港海派"朋友，他们的子女原来在沪学业平平，跟随父母移民来港之后，通通摇身一变，在学校成为拔尖的精英。上海的教育本身也经不起恭维，为什么这些孩子到了香港就可以猴子称王？其中一个孩子今年高考，兴趣是国际政治，先杀回老家报考复旦，竟然铩羽而归：离录取差100多分，回头再考香港的一所名牌，竟然易如翻掌。当然，与他比试的不是香港的一流精英，后者早已到飘洋过海，到哈佛、牛津渡金去了。但这些一流的精英在海外是否仍然精英？

　　朱熔基上台伊始，号召要"科教兴国"。香港的教育如此不堪，若董特首真有治港的雄心，何不搞一番"科教兴港"的发展战略？

22、笑

　　到一个新地方，我很留意人们会不会笑。我来自一个不会笑的国度，那里的人经常铁板着一张脸，进得商场，尚未开口问价，心里已经吓丝丝，唯恐得罪了活阎王。香港是一个会笑的城市，每个服务窗口的里面，都盛开着一朵笑的鲜花。以我经常光顾的那家银行为例，小姐们永远是那样的欢欢乐乐，充满了活力和亲切，令人恨不得每天存一笔钱去。

　　空姐会不会笑最能反映民情。大陆的空姐论年青漂亮，大概在全球也名列前茅。但个个都是冷美人，千金难买一笑。一次我乘坐一架国字头航班，只见一位空姐不仅肥胖如猪，满脸横肉，而且始终哭丧着一张脸。在走道上无意间与乘客相撞，竟然虎眼一瞪，不知道歉。看得我生理厌恶，差点要投诉。相比之下，香港的空姐虽然年龄大一点，"美商"("智商"之套用也)低一点，但懂得微笑，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温馨。

　　笑也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笑得不好，比哭还难看。如今大陆为了揽客，商场中的小姐也常常笑容满面。但那个笑太职业化，笑得做作，笑得蹩脚，令人怀疑她不是对你，而是对你怀里的钞票微笑。我很认真地研究过香港店员的微笑，那个笑虽然也职业，但职业得自然、单纯，不含杂质。我想，他们大部分人一定很敬业，懂得享受职业的快感，才会笑得那样天然。

23、手机族

　　写完这个标题让我很犹豫，如今在香港手机的普及率是二人之中一部，除掉老人小孩，几乎是人手一部。手机普及到连街角无证小贩都不稀罕，这个族也算全民皆族了。是否正宗港人，除了看其是否会坐巴士，一个更有效的"辨夷夏"办法，就是查手机。巡警在街上发现偷渡疑犯，不必检查证件，只要让他出示手机就行了。从公用电话到手机，人类的通讯进步真真神速。记得十年以前，我在上海不要说手机，连住宅电话都不普及。打一个电话，要到弄堂口的公共电话间去排队。经常前面一个妙龄少女正与男友发嗲，从"侬猜猜我是啥人"开始，嗲了半天还未进入正题。等得实在心焦，恨不能一把卡住她的脖子。普及了手机是否就不必卡脖子了？好像未必。香港的手机族有个怪毛病，一上地铁或巴士，就忍不住掏出手机，声音抑扬顿挫，八成是闺房密语，让你不听白不听，享受合法窃听的乐趣/痛苦(取决于你有否窥私癖)。有几次我故病重犯，又有了卡脖子的冲动，最终还是忍气吞声，不敢。流风所及，也波及到香港的跟屁虫深圳。一个朋友在深圳的巴士上，旁边一位花枝招展的性感女郎，用那涂着紫红指甲油的两个纤纤手指，从小包中夹出迷你掌型手机，旁若无人地大声嚷嚷：酷哥吗？我老公今天过香港啦，赶快过来吧！

24、大学

　　港大、中大和科大，这香港大学中的"三巨头"，我对它们的了解只是皮毛，不妨谈谈皮毛也罢。大学像地窖里的酒，越陈越香。论资排辈，港大很可以摆摆老资格，当然只能关起门来在香港比。我最喜欢的是港大的建筑，充满殖民时代的风韵，庄严、神圣，让人真正感觉到什么叫知识的殿堂。大学本来应该令人有敬畏感，港大就有那么一点点，只要你不撕开了那皮毛去看。中大的传统是四大书院。古代那些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大多躲藏在云雾缠绕的高山俊岭。把中大安置在大山里面，不愧为中国国粹。据说当代思想大师哈贝马斯来访，也赞叹校园的美丽。可惜的是如今山里过于热闹，早已失去了寻道的神秘，更无隐居的雅趣。唯一让人留恋的，是沿着爬满青藤的小径，在荒野的山坡拾级而上，尚能品味几分古人入山求道的意境。最年轻的科大最咄咄逼人，好像要重新塑造一遍大学的理念。第一次去科大让我吓了一跳，以为那是一个国际跨国公司的香港总部，或者是数码港的样板建筑。它露骨地炫耀工业文明的伟大，所有的管道系统故意铺排在墙的外面。科大犹如一头硕大的机器怪物，每天批量生产市场需要的知识人才，而上上落落的电梯就是那流水线上的传送带。但科大的海景实在迷人，这个科学巨兽还知道找一个温柔的梦乡。

25、色情

　　日前看无线的"星期三档案"，众人声讨香港媒体的色情化。可怜天下父母心，每天买回报纸，要一页一页翻检过。然而色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位母亲携宝贝儿子行街，走过报摊，那些全裸、半裸、似裸非裸的性感女郎扑面而来，母亲最怕童言无忌：妈咪，这个阿姨为什么不穿衣服？为什么光着身子？为什么——

　　愈是禁忌的愈是好奇，大人尚且如此，何况儿童乎！色情其实是人类文明的副产品，你看海洋公园里的安安、佳佳，它们就没有色情问题。人们还担心它们少色缺情。文明说穿了就是一个禁忌，于是被禁忌的就成为了稀缺资源，有了市场价格。一个市场社会只要还讲文明，还有禁忌，就免不了色情的商业化和商业的色情化。

　　何为色情，从来没有客观的标准，在乎多数人的性反应而已。然而性反应又取决于禁忌的范围和反复刺激的频率，它与前者呈正比，与后者呈反比。大陆文革期间，西洋裸女名画也成为禁忌，以至偷窥的青少年贪婪女体，因此而性犯罪。如今名画早已开禁，如果谁看了仍然性欲盎然，肯定不是名画色情，而是自己的男性荷尔蒙有问题。

　　写到这里，忽起一歹念：假如施行以色攻色，凡见色心喜的，强令参加为期四周的解色学习班，严禁请假，天天八小时看四级色情片，反复刺激，乃至最后大倒胃口，不知是否医治良方？

26、黄子华

　　承蒙陆离女士的错爱，坚邀我观赏黄子华的"十年栋笃笑"。我犹豫自己不谙粤语，怕在现场"拾下拾下"。但她专门为我笔录了台词脚本，还让我的"港事顾问"朋友保驾护航。于是我决定去领略"真正的香港文化"，临行前心情之紧张，比赴托福考场有过于而无不及，加紧温习了台词脚本不止两遍。好在黄氏的"栋笃笑"实在逗乐，尚未见得真人，已经让我笑成一团。

　　伊利沙伯体育馆2500个座位统统爆满，黄子华甫一亮相就赢得满场欢呼，那风头较之"四大天王"毫不逊色。难怪本周的《快周刊》有读者来信，不满封面人物被小燕子垄断，强烈要求黄子华接班。看来下一世纪的"栋笃笑"，有望搬迁至红勘乃至政府大球场。

　　黄子华果然名不虚传，单枪匹马就将气氛调度得高潮迭起，逗得观众人仰马翻。连我那位平时性格内向的"港事顾问"，巴掌也拍得通红通红，而且还有本事将掌声拍得震天之响。我特别留意周围的fans，多与他相若，三十岁上下，受过大学教育，白领或公务员阶层。他们都是香港这艘大"铁达尼号"的搭客，命运随香港而浮沉。而黄子华针砭的港事港人，从股市楼市的"凶兆"，到"三位一体"的李氏家族，每每与这个阶层的身家性命休戚相关。一场"栋笃笑"下来，等于浏览一幅回归后的"清明上河图"，肯定比听董特首的施政大报告过瘾。

27、栋笃笑

　　栋笃笑何许玩意？我的思想发生短路，总要将它同上海菜"腌笃鲜"混在一起。我的"港事顾问"告诉我，它是英文stand up comedy的译音，是一种一个人站在那里表演的戏。。但我还是顽固地认为它就是"腌笃鲜"。吃过的食客一定知道，这道沪上名菜将腌肉与鲜肉一锅煮，再加上时令冬笋，最后那个味道鲜得你打耳光也不肯放。栋笃笑也是这样，将生活中好的、坏的、甜的、辣的通通搅在一起，再放上一些佐料，也笑得你上气不接下气。假如黄子华的戏演到一半，忽然接到电话，说是家里着火了，且看你舍不舍得回家救火？

　　北方好象没有栋笃笑，传统的相声多是两人搭档，一个逗，一个喂，犹如《X档案》中的联邦调查局侦探。上海有一剧种，叫独脚戏，形式上与栋笃笑差不多，但娱乐性实在不敢恭维，如今濒临绝种矣。

　　黄子华的栋笃笑应是西洋的移植，talking show的港化。它取材于现实生活，将人生漫画了给你看。真正的栋笃笑其实是最本土、最民俗的，它不像书面语文化可以翻译，可以成为全人类的享受。口语文化的意蕴最复杂、最不确定，理解它犹如剥笋，剥去一层还有一层，全凭你对背后的语境之理解。黄子华所调度的与其说是语言，倒不如说是港人的生活经验。真的要感谢陆离女士的热情，让我体会了一回人类学意义上的"香港文化"。

28、鬼片连台

　　香港人喜欢鬼片。今天打开报纸，翻到电影版，吓了我一跳：《盗墓迷城》、《死国》、《夺命传说》、《十字恐魔》、《猛鬼女社工》——真是鬼片连台。

　　人人都怕鬼，否则黄大仙那里不会每天香火萦绕。但为什么又那么喜欢鬼片？少男少女喜欢有他们的道理。情窦初开的小情人买两张票到影院，黑漆漆的环境，银幕上又是鬼影憧憧，这个时候爹娘姐妹远在天边，通通靠不住了，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身边那条温柔的臂膀。看到恐怖之处，女孩子"哇！"一声尖叫，男孩顺势将她揽入怀中——-这动作自然又贴切，很有英雄救美人的气概。鬼戏制造的虚拟险境，成就了多少有情男女。出得影院，无疑是定情求婚的最佳良机。

　　不仅少男少女，都市人都爱看鬼戏。现代人生活过于平淡，从生到死，每一个节目像电视预告一样，都会准时上演。没有鬼的日子，就缺乏悬念，没有刺激。但真正的鬼来了，又人见人怕。于是，看鬼片等于一次模拟的人生探险。叶公好龙者，每每要大过其瘾。

　　即使人生不如意的，楼市套住的、被炒了鱿鱼的、老婆红杏出墙的，鬼片也有镇痛的奇效。在阴森森的影院被折磨两个小时，完了推开太平门，走到大街，外面阳光灿烂，顿时有从地狱回到人间之感：啊，活着多么美好！

29、说港沪

　　经常有人问我，你在香港习不习惯？我总是回答：没什么异乡感。上海与香港，犹如一对卵生姐妹，相象的地方不要太多。

　　两个大都市，街道布局，模仿欧洲，空间上很紧凑，大街上永远熙熙攘攘，人气旺盛。不象皇城北京那样大而无当、杂乱无章。两地的街道，虽然弯弯曲曲，却编排有序，不用问路，数着门牌号码，顺藤摸瓜，定能找到。这办法，在北京就不灵。一次我去车公庄大街10号，下车一看，已是6号。二个门面的距离，却走了我足足半小时！难怪李欧梵教授要说北京只是一个有文化的大村庄。

　　香港和上海都见多识广，见了稀罕事也不一惊一乍。十年前北京办人体艺术展览，去开眼界的人流，将美术馆附近的交通都阻塞。但移师到上海，观众竟然少得门可罗雀。若搬到香港，情形肯定更惨。上海与香港都是东方的大码头，吃遍了各国文化的顶尖菜肴，有一流的鉴赏眼光，却也落了个眼高手低的陋习，自己下厨去烧两个菜，八成端不上台面。

　　因为见多识广，也比较公正，没有小家子气。上海的作家恨透了我们这帮评论家，因为上海人缺乏本土意识，不肯讲自家人的好话，每次评文学或电影大奖，都慷慨地赠与友邦。香港也是这样，这次亚洲周刊评世纪文学百强，排名最前的金庸，不过区区第29位，连我这个从不看武侠的外人，也感到不平。

30、赌马

　　九七以后，舞照跳，马照跑，经济不景气，香港最大的舞厅打烊了，马倒是越跑越欢。临近周末，地铁火车上，人手一份"马经"，为如何下注禅思竭虑。除了赌马，还可以博六合彩，香港人的博弈生活真是丰富。

　　大陆过去批评博弈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我却发现那是资本主义僵而不死、长命百岁的秘密所在。在一个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里，一个靠摆摊为生的穷光旦，你可以剥夺他的财富，却万万剥夺不得他对明天的期望。赌马也好，六合彩也好，都是专为普罗大众准备的一个永恒的梦想。博弈业是最公正的，它不管你是李嘉诚，还是卖菜阿伯，幸运的轮盘转到谁就是谁。这似乎在暗示芸芸众生：机会永远对你敞开，一夜致富并非梦想。

　　人是为希望生存的，可怕的不是贫困，而是失去了对明天的幻想。幻想是否兑现尚在其次，最要紧的是有这样一个伴随你一生的诱惑和希望。

　　难怪这里的穷人从来想不到造反，难怪香港总是那样社会稳定、安定团结，原来社会有太多的安全阀、缓冲器，原来每一个人心里都晃动着一个似有若无的腾达梦想。为大陆的社会稳定伤透脑筋的中央政府，何不向资本主义的香港借鉴借鉴？管它姓社还是姓资，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够稳住百姓的就是好猫。全社会都来做梦、造梦，红色江山岂非长治久安？

31、拜拜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终于到了与"非常沙龙"说拜拜的一刻了。说到拜拜，有点奇怪，问了很多香港人，都说不出意思与拜拜类似的广东土话，大概岭南人是天下最好客之人，摆下的长宴，足以白头偕老？

　　不过，香港的编辑和读者倒是天下最宽容之人，这一个月来，听凭我这个外来和尚独霸沙龙，大念歪经。所谓"只眼观港"，或许是瞎子摸象，摸来摸去，尽是片面而已。或许是枪手射靶，闭起另一只眼，只是为三点成线，枪中靶心罢了。

　　我自己的感受，倒是真正体验了一回香港人的生活节奏。白天温(wen)食，早九晚五；晚上为保教授乌纱帽，要写专业论文，此外再为专栏再日产五百，对我这个在上海浪荡惯了的自由文人，确实有疲于奔命之感。然而，据说这正是香港人的常态。我很欣慰，我终于可以与亲爱的香港同胞实现"三同"了(文革期间，小知识分子必须下乡，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以后，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看法，阶级感情才会变化，阶级立场才会转变。而用现代学术的话语，叫做从外在视角变为内在视角，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变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变了没变，只有天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终于可以从坛上走下，在台下找一个前排的位置，悠悠闲闲地看别人演戏了。看戏的人生，真好。

katkatyyUID: 134326

有意思。

sydney1979UID: 175385

很好的文章，像是出自大家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