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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木白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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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8 10:02:3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B]

此书上《潜科学》丛书之中的一本。它力图以确凿可靠的科学史实为依据，从科学蒙难这个侧面来研究和探讨科学发现由“潜”到“显”的规律。所谓科学蒙难，就是指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种种因素，使某些科学成果在发现或公认时间上被延迟，在传播的空间上受限制，以及使发现者本人遭遇不幸等现象。因此，如果说丛书的其它几本是从正面去考察造成科学增长的原因，以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推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那么，可以说这一本书是从反面来分析阻碍科学增长的因素，以吸取教训，克服障碍，促进科学技术的顺利前进。
　　这里，我们考察和剖析了科学技术发展史上蒙难的32个事例。就每个事例来说，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现象，其原因是多种多样和错综复杂的，但其中却存在着带有普遍性的一些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一）传统观念的束缚

　　新的科学发现和理论常常是原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是与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因此，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固执于旧理论，必然造成科学成果在发现和公认时间上的延迟和传播空间上的限制。
　　原有的科学理论可以有效地指导人们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然而，如果把它看成是僵死的、绝对不发展的，那么就会束缚新的科学发现。19世纪90年代，勒贝格在前辈数学家所取的成果基础上，大胆地改进了黎曼积分，以函数值相近的区集分划代替了求积区间从左至右的分划，以集合“测度”的一般理论代替了粗糙的“广延”理论，于1902年写出《积分、长度、面积》一文，提出了新的点集的测度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积分----勒贝格积分。这种积分克服了黎曼积分的缺点，应用范围也广得多。从而，勒贝格解决了大数学家波莱尔．约旦等多年来一直在想而始终未能解决的难题。但是，数学家们受传统的黎曼积分的束缚，不愿接受勒贝格积分，指责它破坏了黎曼积格积分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一直受到冷遇，而勒贝格本人也因些受到污蔑和人身攻击。直到1910年，由于勒贝格、斯蒂吉斯等人的深入研究，在概率论、调和分析等领域找到了应用，逐步形成了以勒贝格测度和勒贝格积分为基础的一个新的数学工具，勒贝格积分这才得到分认。同样，受传统的地壳固定论的束缚，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推迟了30年之久才得到公认；受传统的牛顿力学的束缚，爱因期坦的相对论不能及时为人们所接受，以至于爱因斯坦并未因创立相对论而获科学界的最高奖赏；受传统的活力论的束缚，维勒人工合成了尿素未能及时得到公认；受传统的热素说的束缚，卡诺未能发现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受传统的燃素说的束缚，普利斯特列“当真理碰到鼻子尖上的时候也未能发现真理”；受传统的欧氏几何的束缚，高斯不敢发表自己关于非欧几何的研究成果，亚．鲍耶和罗巴切夫期基关于非欧几何学的研究也未能及时得到公认。
　　传统的科学方法为人闪提供了思维规范。当新方法与这种规范相冲突时，则往往不能及时为人们所接受。1926年，玻恩发表了短文《碰撞过程的量子力学》，首次提出了波函数的几率解释。随后以以长篇文章和专著详细讲讨论并发展了这一最子力学的新方法。这种新方法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而且得到了实验的证明，它使得量子力学成为一门统计性的数学物理理论。这种方法与自拉普拉斯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方法--决定论--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就连对量子力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普朗克、爱因斯坦、德布洛意、薛定锷等人也不愿接受，甚至提出了许多批评，致使诺贝尔基金会拖延了28年才为几率解释的创立者玻恩授奖。

　　（二）学术权威的压制

　　科学史表明，科学蒙难也来自学术权威的压制。某一学科领域形成了权威，就是这门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学术权威可以带领和指导广大研究者继续向这一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探索。学术权威对科学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权威是相对的，作为一个学术权威，如果把自己绝对比，看不见或看不起别人的成果或贡献，甚至采取学阀的作风，那么，他就不仅不可能起到学术带头人的作用，而且还会压制科学新发现，阻碍科学新生力量的成长，从而造成科学蒙难。
　　学术权威对科学新成果的压制，首先表现为对不出名小人物的发现置之不理。1826年，青年学生阿贝尔解决了许多大数学家多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他将研究论文《论一类极广泛的超越函数的一般性质》提交给法国科学院，该科学院秘书、著名数学家傅立叶只读了引言，便委托数学权威柯西去审查。但是，由于柯西的忽视把稿件丢在什么地方，竟记不起来了，直到两年以后，阿贝尔已经去世，失踪的论文才重新找到，而论文的发表则被拖延了12年之久。同样，1829年底，18岁的青年数学家伽罗华，将自己关于群论的研究论文递交法国科学院。然而，柯西和傅立叶却把这份极其重要的论文给散失了。1831年1月，伽罗华又将其论文交给著名数学家泊松，再次遭到了指责和否决，论文整整被压制了17年。直到1846年在刘维尔主编的《数学杂志》上发表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其次，学术权威对科学成果的压制，还表现在对新成果的贬低和攻击上。1884年，瑞典化学家阿伦纽斯提了了在化学发展中带有革命性的电离学说。他先把新学说的思想汇报给母校乌普萨拉大学的克列维教授，热切地期望能得到支持和帮助。然而，他却意外地遭到了教授的嘲讽。克列维说“阿伦纽斯的想法纯粹是“胡说八道”，是把“鼻子伸进不该去的地方了”。当他在乌普萨拉大学博士学位答辩会上宣读论文后，教授们个个怒不可遏，认为他的想法“纯粹是空想”。更有甚者，当他的论文公开发表以后，便遭致了更大规模和更加猛烈的攻击。英、法、德、俄等国家的许多一流化学家，也群起而攻之，化学界形成了一条国际反对阵线。其中有，以发现元素周斯律而享有盛名的门捷列夫、以研究溶液理论而著称的阿姆斯特朗、以发现溶液渗透膜而闻名的特劳贝、以研究溶液电动现象而为人注目的魏德曼等等。他们认为，由于电离学说违背了戴维和法拉第所建立的经典电化学理论，因而是“奇谈怪论”，“不值一提”。于是，这一学说长期得不到人们的确认。
　　学术权威对学学人才的压制，在科学史上也是不少见的。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发明了用漂白粉洗手的消毒法，预防产褥热病获得成功，被誉为“母亲的救星”。可是，他在维也纳做了“产褥热的来源”的学术演讲后，却遭到了他所在的教研室主任克雷因教授的反对，并因此而被维也纳总医院解雇了。后来，他申请到大学任教，也遭到了拒绝。青年教师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后，马上遭致当时一些赫赫有名的数学家的激烈攻击，其中攻击得最为激烈、最为长久的却是他的老师、比他年长22岁的著名数学家克隆尼克。克隆尼克认为，康托尔关于超限数的研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数学疯病”，并在许多场合下，用各种头刻的语言，粗暴地、连续不断地攻击康托尔达十年之久。康托尔一直在哈勒在学任教，薪金很微薄，几次想在柏林得到一个薪金较高、声望较大的教授职位，但由于克隆重尼克横加阻挠一直未能实现。他的学术论文也由于克隆重尼克的阻挠而一再延误发表的日期。克隆尼克的激烈攻击，使得康托尔的精神状态受到了极大损害，在40岁进患了严重的忧郁症，极度沮丧，神志不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这种精神病时有发作，使他不得不经常住到精神病院的疗养所里。这是数学史上一个发人深思的重事件。

　　（三）习惯势力的阻挠

　　科学成果作为一种新事物，它本质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与人们长期形成的习惯势力格格不入。习惯势力是一种顽固的势力，对科学新成果总是极力排斥和阻挠，而由此造成科学蒙难。
　　墨守成规的保守思想，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习惯势力。它阻碍科学发现的事例，在科学发展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中国古代历法改革之所以多次受阻，主要就是由于当时朝延中保守势力的破坏所造成的。南北朝时代的祖冲之，经过精密观测和推算，改变了19年7闰的旧历，定出了391年置144个闰月的新闰周，于公元462年制订了与实际更为符合的《大明历》，并进呈给当时朝延。然而，这一改革在朝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以朝延宠臣戴法兴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攻击祖冲之的改革是“削闰坏章”、“诬天背经”；1093年至1095年间，沈括就提出了用“十二气历”代替原来历法的主张，这既符合天体运动的规律，也有利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安排。然而，这一主张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顽固守旧派的“怪怒攻骂”、极力阻挠，结果“十二气历”整整被掩没了八百年之久；1481年，俞正写了《改历议》一文，供礼部及掌管钦天监的官员参考，可是他却被攻击为“轻率狂妄，宜正其罪”，并送入了监狱；1517到1518年间，漏刻博士朱裕上言改革，仍遭阻拦，回答他的是：“古法不可轻变，仍旧法”。同样，人猿同祖的理论长时间得不到确认；琴纳的牛痘接种法迟迟不能推广；莫尔斯的电报、贝尔的电话拖延了发明和应用的时间等等，也都是与保守势力的阻挠分不开的。
　　旧道德是习惯势力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计划生育事业的开拓者、美国著名医学家玛格丽特．桑格，为了解除妇女的沉重负担和痛苦，从本世纪初就开始积极倡导节育，并研究了节育方法，制成了避孕药，开办了节育诊所，受到美国广大妇女的响应和支持。然而，她的这些节育活动却被一些人说成是“非法的”、“不道德的”。纽约道德维持会会长安东尼．康斯托克，在1873年促进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禁止利用邮政和火车、轮船传递色情品的法律中，塞进了一条禁止避孕用具和禁止传播避孕知识的条令。他把这些避孕用具和药品说成是“猥亵、下流、淫荡、邪恶、污秽和令人作呕的东西”。若触犯康斯托克塞进法律的这些条令，要被判处十年监禁和巨额罚款。康斯托克授意在纽约州刑事法中确立的条令，规定得更为严厉：无论什么人以什么理由宣传节育，都将被判为犯罪。在美国，桑格的节育诊所连遭查抄，他本人多次被捕入狱，受尽了折磨。在中国，桑格也受到了无理指责。当她来中国宣传节育时，有人污蔑她要使中国人灭种。在日本，桑格先是遭到日本政府不允许她上岸的无理阻挠；排除重重困难上岸后，又企图阻止她宣传节育。后来，经过桑格长期而顽强的斗争，克服了旧道德的重重阻挠，才使这一造福于人类的伟大事业得以存在和发展。
　　男尊女卑也是一种习惯势力。马克思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然而，从科学史上看，人们往往认不清这一点。许多杰出的女性，本应对科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却得不到相应的条件，找不到相应的职业，甚至受到歧视，遭遇不幸。著名数学家果尔丹的学生爱米．诺德曾发表过六篇数学论文，并且当她父亲退休后，她到了著名的数学城哥延根，得到了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常识。然而，当希尔伯特为她争取讲师资格时，却遭到了学院教授们的反对，理帖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教授们说：“一个女人怎么能做讲师呢？如果让她当了讲师，那她以后就会成为教授，成为大学评议会的成员，难道能允许一名女人进入评议会吗？”；从而把一名杰出的数学新秀拒之于大学讲坛之外。俄国女数学家苏菲．柯瓦列夫斯卡娅在国内得不到上大学的权力，从国外留学回国后也找不到相应的工作，不得不又到他乡去寻求职业。世界上仅有几位一生中获两次诺贝尔奖金之一的玛丽娅．居里，在十分艰难的生活环境和实验条件下从事研究工作，无人问津，只有在她丈夫不幸去世后，才“继位”当上了大学教授。
　　还有一种习惯势力就是“马太效应”。《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中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科学史家罗伯特．默顿指出，在科学界也有类似的现象，“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做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做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这种现象就是科学上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的存在，使得许多不出名的年轻人、“小人物”的科学创见和研究成果得不到发表的机会，即使发表也往往得不到科学界的重视，从而出现科学发展史上的憾事，甚至铸成大错。伟大的科学幻想小说家凡尔纳，在他34岁时完成第一部科幻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向出版社投稿十五次，连遭拒绝，直到第十六次才得以发表。这不仅使他的作品推迟了问世的时间，更严重的是，使得他开辟的对科学技术发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新领域蒙受了灾难。美国青年史密斯，根据他多年积累的资料编绘了世界上第一张最为系统的地层表??“美国沉积地层表”，成为生物地质学的创始人和先驱者，然而曾被排斥在科学殿堂之外，二十余年无人理睬。

　　（四）反动阶级的扼杀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因此，社会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在处于没落时期，特别是当科学成果触犯其阶级利益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扼杀科学成果，摧残科学创造者，阻碍科学的发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难怪有人早就说过，如果数学上的定理一旦触犯了人们的利益（更确切些说，触犯了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利益），这些定理也会遭到强烈的反对。”
　　在西方，扼杀科学成果最为严重的莫过于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势力。在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着一切领域，“自然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即便出现像罗吉尔．培根的实验科学那样的伟大思想，也只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自然科学经历了漫长的黑夜。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教会的斗争，其结果是以资产阶级的新教会替了旧教。当自然科学触犯了新教的利益时，同样更遭到残酷的迫害，在这点上新教与旧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血液由右心室经过肺动脉支管和在肺组织内与它相联结的肺静脉支管流入左心房的正确看法。他认为，存在着一些看不见的微血管，它们和极纤细的肺动脉、肺静脉分枝相联结，并预见到血液按心肺血液循环流动的意义。然而，这位正要发现血液循环的科学家，却被宗教裁判所于1553年10月连同他的著作一道被送上火刑场，使血液循环的发现推迟了七十多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写了《天体运行论》一书，提出太阳中心说。正是因为这一学说第一次沉重打击了长期为宗教神学所利用的托勒密地球中心说，深刻地触犯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当《天体运行论》发表后，立即遭到反动教会的激烈反对和攻击，并把此书列为禁书。更为甚者，意大利哲学家和科学家布鲁诺，由于宣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进步的哲学思想，于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由于宣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被判处终生监禁。总结这段科学发展的历史，恩格斯说：“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力而斗争。”在俄国，沙皇政府对科学家的迫害也是十分露骨的。1863年，伟大生理学家谢切诺夫发表了《大脑反射》这一不朽著作，为科学认识人脑活动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但是，就是因为这一著作支持了唯物主义，而遭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他们下令没收、查禁这一著作，解除谢切诺夫的教授职位，并被列入内政部危险分子的“黑名单”，长期受监视和打击。
　　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科学技术人才的摧残同样是十分严重的。清朝治黄专家陈潢，于1677年组织和领导了治理黄河的巨大工程，调动几十万民工，治理几百里河道，筑堤坝，堵决口，挑引河，疏河道，调节河水流速流量，借水力疏浚海口等等，使黄河河水流归故道。一个时期之内，黄淮没有大水灾，大运河漕运畅通无阻，灾区人民逐渐恢复生产，免遭家破人亡若难，取得了清朝二百六十多年来治理黄河的最大功绩。然而，陈潢的正确思想和方法，却遭到封建官僚们的非议和攻击。他们坚持错误的主张，反而加罪于陈潢，将其“解京监候”，致使年富力强的治黄专家积郁成疾，含冤饮恨，惨死京城。从而使当时的科学技术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
　　作为反动阶级集中代表的反动党派，更是扼杀科学技术成果的一股恶势力。德国的纳粹分子成立了“反相对论公司”，极力反对相对论的传播，围剿爱因斯坦等犹太族科学家，致使德国一大批一流的科学家不得不逃亡于国外。中中的国民党政府也曾严重地破坏了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1943年，侯德榜博士研制成功了新式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碱法”，为世界制碱法的扩大生产试验工作被迫停止。抗日战争胜利后，永利职工筹建碱与氨联合的工厂，但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只热衷于到处进行掠夺式的接收工作和准备反革命内战，根本不关心和支持这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技发明。这样就使建造中的联碱厂被迫中止，半截未完工的厂房矗立荒野。“侯氏碱法”作为蓝图在档案柜里沉睡了六年之久。

　　（五）认识水平的限制

　　科学发现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现象，任何一项科学发现，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然而，人们认识程度的提高，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不平衡的，不可能同时达到一个水平上。因此，就是在时代条件基本成熟的情况下，有些科学发现了DNA的遗传本性，说明核酸在生物体内占有重要地位，这在核酸认识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成就。然而，由于当时人们只对蛋白质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对DNA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因此人们很难设想DNA能够作为遗传信息的载体。当艾弗里等人发表了他们的实验报告时，非但没有立即使科学家们接受DNA是遗传物质的正确观念，反而引起了科学界的极大惊讶、怀疑和非难，致使艾弗里的科学结论在近十年中没有得到科学界的足够重视。一个本应由此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学者，却失去了获奖的机会。科学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诸如由于整个社会的认识能力所奶，从亚里士多德提出整体性原理到人们对这原理有深刻认识和应用时，已经历了二千多年的漫长历程；圆锥曲线的理论，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提出来了，而在二千多年以后的17世纪才被人们派上用场；罗吉尔．培根的实验科学思想在13世纪就已形成，而他的著作直到18世纪才公开出版发行，等等。
　　社会的实验条件，是直接影响人们认识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的认识，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人的实践，由人的实践决定的。一个学说、一种思想、一条结论，在它提出之际，不能及时为人们所接受、不能得到公认，有的就是因当时实验条件所限制。1677年，列文虎克用他自制的显微镜第一个观察到了微生物，并已接触到了细胞，但由于他的仪器不精确，错过了发现的机会，致使细胞的发现拖延了二百多年。1844年，威尔斯发明了N2O麻醉剂，并亲身体验取得成功，但是由于人们不理解其中的原理，特别是他在当众实验时失败了，因而他想在牙科手术中推广，便遭到反对，并受到攻击，致使这项发明迟迟不能推广使用。加罗德于1908年在科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揭示了某些疾病和基因之间的关系，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领域，提供了把正常人与遗传性异常病人的生物化学加以比较的研究方法，然而，由于没有相应的实验条件，难以得到充分验证，也使他的研究成果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引起科学界的重视。
　　个人的认识水平有时也直接影响科学发现的进程。1824至1826年间，萨迪．卡诺已开始否定热素说理论并理解热功当量。1830年，他更具体地意识到，他把蒸汽机和水车相类比是不恰当的，有一些热在机器操作过程中转变为机械能，从而丧失了。因引，他就放弃了热素说而采纳了热只是各种物体中许多微粒运动的看法，认为热和机械能是可以相互转化和等价的。这实际上已初步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然而，1832年，卡诺不幸英年陨落，他的大部分科学文稿被销毁。幸运的是，其中关于能量守恒和转化思想的部分手稿，被他弟弟保存下来了。但是，由于他弟弟对这一科学新思想毫无认识，结果这部分手稿被埋没了46年之久，直到1878年才公布于世。

　　（六）管理政策和方法的不当

　　一个国家的科技管理政策和方法是否正确，是直接影响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科学史上，由于科技管理政策和方法的不适当而造成科学蒙难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三种情况较为突出。
　　其一是闭关自守。中国明代末年的医学家吴又可，为了解决广泛流行的瘟病，立足实践，正视现实，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病原说--戾气说，写出了《瘟疫论》一书，从病因、发病、传染过程和治疗原则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此，把瘟病、瘟疫和伤寒明确区分，为中医学揭开了新的一页。然而，由于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推行的是闭关自守的政策，使得中医学界不了解随着文艺复兴蓬勃发展起来的西医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天于瘟病的研究成果，因而也就不能理解吴又可提出的病原说、特效药的主张，结果这一先进思想被不声不响地埋没下来，使中医学关于瘟病的研究迟了三百余年。
　　其二是行政命令。这方面教训最为深刻的就是苏联对相对论、控制论和共振论等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已超出了学术讨论、争鸣的范围，是从行政上下命令进行攻击和围剿的，严重地阻碍了这些理论在苏联的传播、研究和发展。
　　其三是不能正确处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1952年，日本化学家福井谦一等三人在美国《化学物理》上发表了《芳香烃化学反应活性的分子轨道理论》一文，创立了分子前线轨道理论。尔后的几年中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应用量子力学的理论和方法计算电子密度和描绘能级图，把简单分子轨道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不使用大型计算机做复杂的精确计算的情况下，能较好地推测和解释一些化学反应的结果。然而，由于日本当时只注重技术及其应用，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提倡模仿，忽视创造，因此，福井谦一的创造性发现在国内得不到发表的机会，更谈不上受重视了；在国外发表以后，日本人仍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直到三十年后的1981年，福井谦一的理论才得到国内、外的公认，他才因此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七）错误哲学思想的障碍

　　有研究表明，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深受哲学高潮的影响，而正确的哲学思想常常是科学的先导。这从正面说明了哲学思想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相反，错误的哲学思想往往是科学前进的一种障碍，也是造成科学蒙难的一个因素，它从反面说明了哲学思想对科学发展的作用。
　　举例言之，宗教神学是整个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一种错误的哲学思潮，它对自然科学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那时，数学成了数的神秘论，天文学成了妖法和占星术，物理学成了神奇的魔术，化学成了炼金术，……一切科学都披上了唯心主义的神秘外衣。正是由于宗教神学的影响，许多著名科学家走上了歧途。法国数学家巴斯卡，创立了数学归纳法，发现了二项式展开的系数规律，提出了射影几何的一个基本原理，并由此做出了四百多个推论，而与费尔玛一起奠定了概率论的基础等。然而，由于受宗教神学的影响，他从童年起就想把宗教信仰与数学的理性主义调合起来。宗教神学逐渐主宰了他的一切，使得他不仅对数学逐渐厌烦起来。而且像个苦行僧似的，把一条有尖刺的腰带来刺肉体。正当他年富力强，在科学上完全能够继续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却放弃了科学研究，热衷于神学。由于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不满39岁就离开也人世。印度著名数学家拉马努真是一个虔诚的婆罗门教徒。婆罗门教的素食主义使他在苦行中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婆罗门教的教规使他不愿远离家乡，所以未能得到良好的学习和工作条件，33岁时就结束了一生。中国自隋唐以来，佛教和道教盛行，使著名天文学家一行的大衍历也带有不少神秘特点，如采用象数占巫和阴阳语言等。
　　17、18世纪延续下来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对科学发现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了。康德于1755年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但是由于科学界严重地受着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束缚，使这一学说整整40年没有引起重视，甚至出版康德这一著作的出版商也遭到破产。
　　在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德国，同样也使许多科学发现受到了阻碍和限制。1827年，德国物理学家欧姆，通过实验发现了“欧姆定律”，并发表在《数学推导的伽伐尼电路》一书中。但是，这一发现却遭到了物理学家、唯心主义者鲍尔等人的攻击和诬蔑，致使它十几年后才得到公认和广泛传播。
　　错误哲学思想对科学发现的阻碍作用，从科学家个人来看，表现在科学家本人受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恩格斯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历史表明，一个科学家如果受错误哲学思想的支配，那么他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往往迷失方向，误入歧途，甚至中止、否定自己的科学发现。比如在数学、力学、天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贡献的伟大科学家牛顿，由于受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束缚，把天体看成是亘古以来从来不变化的东西，结果在无法解释行星绕日旋转的切线运动的原因时，便求助于上帝，提出了所谓神的“第一次推动”。恩格期指出：“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挑战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段时期。”又比如，普朗克在实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能量子概念，开辟了量子力学的新领域。这是物理学领域最伟大发现之一。然而，也由于他深受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影响，把已确立的牛顿力学、麦克期韦电磁理论看作是绝对不变的，因而不能将自己的伟大发现贯彻到底，在量子力学的大门口整整徘徊了15年，最后经过先后两次修改，竟完全否定了自己这一重要的科学发现。

　　（八）嫉妒思想的干扰

　　嫉妒思想严重地影响着科技队伍的团结和集体力量的发挥，它是扼杀科技成果，埋没科技人才，阻碍帝学发现进程的一种消极因素。它是科学前进的一种反作用力，造成科学蒙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18世纪，英国著名实验生理学家、外科学家约翰．亨特（J.Hunter，1728-1793），曾成功地掌握了睾丸移植术，不仅进行过自体移植，而且还作过异体移植，把雄鸡的睾丸移到母鸡身体中去，累获成功。这本是内分泌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献，但是，亨特的妻弟霍如（E.Hozhe 1756-1832）却对这些成果非常嫉妒，竟在亨特死后，把亨特的睾丸移植实验记录，统统暗自烧毁了，从而给内分泌学的的发展赞成很大障碍。
　　老师嫉妒学生，也是科学史上常见的现象。法拉第进入皇家学院以后，进步非常快，接连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朋友们都为之高兴和称赞。然而，当法拉第的成绩超过他的老师戴维以后，戴维便燃起了嫉妒之火。戴维不仅一直不改变法拉第实验助手的地位，而且还诬他剽窃了别人的成果，极力阻拦他进入皇家学会。结果大大影响了法拉第首创精神的发挥，限制了他的积极性和探萦精神。戴维虽然在发现法拉第这个科学人才上是有功劳的，但戴维的嫉妒思想却阻碍了法拉第的迅速成长，给科学的发展带来损失。
　　嫉妒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同行的同辈人之间。1883年，俄国的梅契尼柯夫发现了吞噬细胞，这对于揭示人体为什么会生病的奥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可是，正当梅契尼柯夫踌躇满志地准备乘胜追击的时候，反对意见接踵而来。除了权威们的粗暴指责，学者们的冷嘲热讽外，还遭到了同行们的嫉妒。有的临床医生轻蔑地说：“这个梅契尼柯夫算老几？他连医生执照也没有呢！他不过是个自然科学家，区区细菌的猎人罢了??他怎么能够懂得预防疾病？”这种嫉妒思想大大地妨碍了梅契尼柯夫预防方法的推广。我国战国时期，民间医学家扁鹊，医术高明，关心群众疾苦，在劳动人民中间享有极高的声誉。当他晚年在秦国行医的时候，秦武王听说他医术很高，就想请扁鹊给他治病。于是引起了身居太医令李醯的嫉妒，怕扁鹊会夺去他的地位，就别有用心地对武王说：君王的病，在耳之前，目之下，如果让扁鹊来治，不仅不能治好，还会有耳变聋、眼变瞎的危险。他竭力进行阻挠，同时暗下毒手，派人把扁鹊刺杀了。就这样，由于嫉妒，夺去了一个杰出医生的性命，使得扁鹊的名著《扁鹊内经》也失传了。可见，嫉妒所造成的科学蒙难之深，对科学发展的危害之大。

　　（九）争名夺利的诋毁

　　事实表明，争名夺利给科学发现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它既可以使发现者精力分散，从而影响发现的进程和质量；又可以使发现者本人的威信降低，影响科学成果的广泛传播；还可以使发现者将科学成果商品化，不愿做高难度的探索，热衷于“科学的小买卖”。因此，争名夺利的诋毁是造成科学蒙难的又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科学史上，由于争名夺利造成的科学蒙难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著名化学家杜马的学生、年仅29岁的罗朗，提出了有机物的一元学说。这一学说与流行于当时的贝采里乌斯的二元学说是背道而驰的。而当时的多数化学家追随贝采里乌斯的二元学说。因此，罗朗学说刚一提出，就遭来了化学界的激烈反对和攻击。起初，化学家以为罗朗的学说就是他老师杜马的观点，便把矛头指向了杜马。而杜马立即出来解释说，那里罗朗的观点，而不是他的观点，不要强加于他，并表示他也是极力反对的。于是，使罗朗学说迟迟得不到公认。然而，当后来罗朗的学说得到实验的证明以后，杜马却摇身一变，贪他功为己有，声称罗朗提出的一元学说是他自己创立的理论，而把罗朗抛之一旁。罗朗说，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他就成了它的创立者；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他的老师就成了它的创立者。这样，他无论怎样都不会正确，而杜马却无论怎样都是正确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罗朗直言不讳地提出了申诉，但是未获得成功，反而加深了杜马对他的敌意。杜马靠他的声望和权威，无情地把罗朗排挤到边远地区的校里去都书。

　　（十）自然灾害的袭击

　　自然灾害的袭击也是造成科学蒙难的一个因素。一个科学发现，有时在发现进程中，遇到了自然灾害的袭击，结果推迟了发现的时间；也有时在发现之后，遭到了自然灾害的破坏，结果使发现本身被埋没了，影响其传播。比如，1803年，发明家富尔顿经多年试验，造出一个艘轮船，并在塞纳河上进行试航。开始时一直很顺利，可是，后来一个夜晚突然一阵狂风暴雨，把整个轮船摧毁了。这样，富尔顿就只好再重新设计制造，并于1807年试航成功，整整推迟了四个年头。
　　应当指出的是，以上关于赞成科学蒙难的十个原因，有的是属于科学技术领域的，也有的是属于社会方面的，还有的是属于科学家个人的。而科学技术领域、社会和科学家个人又是相互联系着的。因此，一个科学发现或发现者本人的遭难，往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前面分析每个事例时所谈到的因素，只不过是多种因素中的主要因素而已。
　　考察、分析和研究科学蒙难，是为了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接受启示，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克服和避免科学蒙受损害，以推动科学更加健康而迅速地向前发展。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克服和避免科学蒙难呢？
　　首先，要克服和避免科学蒙难，就要极大程度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一项科学成果做出之后，人们能否迅速接受它，除了有它自身是否完善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取决于客观外界条件，而社会的鉴别能力和认识水平又是其中的关键。在欧洲的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一切，科学根本没有独立生存的权利。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奉行的是“愚民政策”，广大群众没有搞科学研究的自由，只有官方的“科学”。在那个时代，一个新成果，是不可能迅速为人们所接受的。在今天，已经彻底改变了旧时代的那种状况，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客观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人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而且现代的科学知识总量在急剧增加，技术更新的周期在迅速缩短，这就给社会的知识水平和鉴别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只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迅速普及现代科学技术，把人们的科不学文化水平提高到现代化的高度，才能加速科学发现的进程，并保证今后的科学发现顺利得到公认和更快的传播，充分发挥其效益。
　　其次，要克服和避免科学蒙难，也要加强科技政策研究，提高科学管理水平。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及时识别出一项新发现的重要意义，那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之外，还要有高水平的评审组织，以及时鉴别出新的发现，推广新的科学成果。同时，我们还要提倡伯乐精神，对那些扶植和支持科学发现有贡献的人，应予以鼓励。相反，也要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对那些有意制造科学蒙难的人和事，要给予应有的限制和惩罚。
　　科学成果是科学人才创造的，因此发现科学人才是更为重要的。合理的科技政策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是及时发现人才的重要生活、工作和信息条件，尊重他们的劳动，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以尽能少的代价、尽可能快的速度去获得新的发现。
　　第三，要克服和避免科学蒙难，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高科学工作者的理论思维能力。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当代理论思维的精华，它区别并高于各门具体科学，这是因为它研究的是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就是说，它比起其它任何具体科学、视野要广阔得多，目光要深邃得多。它能视常人之所不见，疑常人之所不疑；它能启迪智慧，使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所以，科学工作者既要根据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努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更要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训练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以提高科学发现的效率和识别真伪的水平。
　　第四，要克服和避免科学蒙难，还要加强科学队伍的建设，提高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素质和科学道德水准。在社会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科学工作者个人的素质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了。科学发现是一种探索性的劳动，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此，对科学工作者来说，就必须培养创新精神，勇于向未知领域进行探索，敢于向权威挑战；必须培养顽强精神，乐于在困苦中求索，善于在失败中取胜；就必须培养忘我精神，正确对待荣誉，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忠于科学事业，不惜为科学事业献身。
　　总之，科学发现中的蒙难是一种历史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注意研究这些现象产生和演变的规律，吸取以往的教训，不为断总结经验，采取有效措施，科学蒙难现象不仅可以大大减少，而且还可以克服和避免，来保证科学技术事业顺利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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