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歌曲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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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零年代人的音乐——流行歌曲的宿命生于七十年代

来源：搜房社区


　　那些声响让人可以随时被击中，随时想起晦涩而闪亮的日子，其中包含着最初的理想与爱情，还有一场覆水难收的青春。

　　简单的歌词就是听得懂，并且与人一定要有肉体关系——共鸣内部、涨缩血管与神经的关系。

　　去卡拉OK发现正在传唱的陌生新歌越来越多，就觉得自己老了，不是吗？3岁小孩都会唱“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啦。

　　1980年2月20日，中国大陆首次有了自己的流行歌曲排行榜，由北京电台和《歌曲》杂志主办的这次评选活动共收到了22万封群众来信，入选的都是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它们是：《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响》、《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大海一样的深情》、《青春啊青春》、《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太阳岛上》、《绒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永远和你在一起》。

　　无数看不见的电波在空中交错，耳熟能详的调子每天都在大众的生活中流淌。《军港之夜》使苏小明、《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使关牧村成了最早的流行歌曲歌星，李谷一则因为演唱《绒花》时采用了“左派”听来颇受刺激的气声而受到批评——这不是在模仿邓丽君吗？邓丽君的登陆具有重大意义。这位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天才中文女歌手以暗涌的方式冲破了禁欲主义的闸门。《再见，我的爱人》、《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何日君再来》、《小城故事》等亲切绵软、有着浓郁酒吧和舞厅风格的歌曲，可谓20世纪的光辉印记。如果用纯粹的流行音乐艺术观去审视，邓丽君的早期旋律都“很中国”，音乐借用了大量民乐和地方戏曲元素，优美而琅琅上口，歌词虽浅显但均带有浓郁的文学意境和精妙的叙事性，寥寥数语便开掘了听者强烈的画面臆想和情感互动。

　　远航归来的船员们带回四个喇叭的双卡录音机和邓丽君、刘文正、凤飞飞、张帝的磁带——成为港台流行歌曲的民间传播者。一个早已永远靠港着陆的船员回忆起这段往事，脸上仍禁不住浮现出当年的热火朝天：每当休假的时候，他的录音机就整天发烫，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都可能闻风而至，不停地翻录，直至磁头衰竭。相当于中国月人均收入1/5的原版带太昂贵，于是，2元一盘的TDK翻录磁带成为人们对于娱乐生活力所能及的渴望；没有双卡录音机的人就把两个“半头砖”用外线连接起来翻录，甚至把两个“三洋”直接面对面外录的也有……

　　对禁锢的冲决来得迅猛异常。恢复高考，“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我们来到树下读书”；包产到户，“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而东方歌舞团的二胡演奏员成方圆的翻唱则使那些没有机会得到原版磁带的叛逆孩子听到了美国歌星卡彭特的流行歌曲。风从八面来，“八十年代新一辈”充满自信地相约：“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中国广州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和中国台湾的滚石唱片公司是两岸流行歌曲的梦工厂鼻祖，分别诞生于1979年和1980年，都曾走过最初的十年鼎盛辉煌。后人评价，二者都达到了音乐工业的水准，只不过“太平洋”更注重“工业”，而“滚石”更注重“音乐”。“太平洋”的录音设备和立体声原音带生产线的建立仿佛变相的印钞机，一盒卖价7元左右的磁带经常可以发行到几百万。他们捧红了程琳、沈小岑、朱晓琳、费翔等，也是80年代中期第一个推出境外歌手的音像公司。

　　“滚石”的成立，仿佛一个代表着对音乐创作的执著与坚持的新生婴孩。首先“淘”出民歌时代极具影响力的张艾嘉，由当时刚刚从中国医药学院毕业的罗大佑担纲，在1981年推出了《童年》专辑。张艾嘉成为《光阴的故事》、《是否》等经典华语流行歌曲的首唱者。1982年，罗大佑的《之乎者也》出版，被评价为“在台湾国语流行乐坛投下的一颗改变流行乐史的原子弹”，成为“青年时代的先知兼代言人”。除了罗大佑，在中国台湾乐坛还有两位众所周知的“音乐教父”——李宗盛和小虫。李宗盛为芸芸众生的愁苦悲喜而吟唱，在纷纭无常的世事琐屑中，带给凡人一些无以言状的温暖。流行风云变幻，“滚石”逐步网罗了包括香港的Beyond在内的几乎整个港台华语流行乐坛的精英。《音像世界》曾刊登了一张“滚石”全家福，罗大佑、李宗盛、小虫、张艾嘉、潘越云、齐豫、齐秦、张洪量、马兆骏、赵传、陈淑桦、周华健、黄品源、娃娃等几十位华语流行乐坛的顶尖歌手浓缩其中，彰显出流行歌曲的震源力量。

　　1989年，摇滚乐像一支火把扔在了中国人民情感和欲念的干柴上。摇滚乐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唐朝、黑豹、指南针、呼吸、何勇和张楚……发行量达几十万几百万的唱片，露天体育场里人头涌动的演唱会，我们将记住这些轰动一时的单曲和唱片：《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太阳》、《梦回唐朝》、《Don't break my heart》、《姐姐》、《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1993年南巡讲话以后，从崔健那发福的脸上一眼便可看出，他也在这场淘金大潮中发了一笔。然而，他却仍然倔强地告诉人们：他现在有车有房了，可他仍觉得一无所有！

　　崔健是时代难以忘怀的名字。他目光所及，是现代人在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生存体验和精神困境。他胸怀理想，目光坚定，远离平庸，拒绝沉沦，反抗虚假，坚守生命真实和艺术真实。他的歌体现了一个艺术家对现有秩序及历史境遇的深刻质疑以及对真、爱、自由等人类精神本质问题的形上思索。

　　多年之后，也许忘了歌词，也许忘了旋律，忘不了的是“流行歌曲”这个特定名词对于曾经青春的打动。某种时刻，某个角落，打开某个记忆的按钮，那些被时间潮水淹没的往昔岁月，会借助某种声音或图像，从很遥远的地方，悠悠回访今天的生活。于是，关于某些逝去忘返的片段，就像黑白电影一样，又在空旷的心里慢慢播映起来。

　　我的一个女友很痛苦地说“苏芮已经胖得走了形”，那表情就好像她自己被判决终身肥胖了一样——她的青春，曾被苏芮高亢而不尖锐的歌声附体。不久前，音乐人高晓松在电视上做节目的时候，十分真诚地感谢苏芮带来的“在悲伤中前行的执拗”，那是他的青春纪念。那种悲天悯人的大气、情到深处的孤独，绝不是如今的男女呢喃小调所能企及的，高晓松说，他从中获得了对音乐的最初认知并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形成；他说自己很幸运地生在那个时代，而不是在今天十几岁的年龄去崇拜松垮的谢廷锋之流。

　　所有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那一拨，用自己的青春发育见证了华语流行歌曲的变迁，很多年过去了，那些声响仍让人可以随时被击中，随时想起晦涩而闪亮的日子，其中包含着最初的理想和爱情，还有一场覆水难收的青春。

　　小虎队散伙了；黑豹唐朝沉默了；张雨声、黄家驹英年早逝；敬业的刘德华40岁仍以20岁的形象和20岁的对手抗争；英俊的张国荣开始穿着裙子SHOW——现在去卡拉OK，发现热闹传唱的陌生新歌越来越多，就觉得自己老了，不是吗？3岁小孩都在唱“肇事司机耍流氓”啦。

　　人是社会的动物，个人是冲不出时代樊篱的，更何况那天生就带有的文化胎记。如今的中文流行歌坛，从创作到歌手一直到制作品质已经一路滑坡，全面倒退。中文流行唱片的价值观也已经被泛滥街头的D版唱片彻底改变。可怜那些唱片公司，只得被迫制造短命、廉价、不忍卒听的垃圾，以求活路。

　　虽然各大金曲榜、歌曲排行榜此起彼伏，各种颁奖晚会亦层出不穷，但是在颁奖晚会现场，这样的场面却并非鲜见：当观众甚至是一些歌迷听到获奖歌名后面面相觑：你听过吗？

　　原来，表象热闹的流行歌坛好像一个没有瓤的玩偶——与大众做着残废的游戏。

　　回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单业内人士对排行榜趋之若鹜，歌迷们也紧紧追随着排行榜中升降浮沉的歌星动态；特别是以推动内地流行歌曲发展为宗旨的“原创歌曲”排行榜的兴起，着实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摇旗呐喊的功效。然后就变了，排行榜越来越大，原来一家家电台操作的年度大奖变成了各种各样的联合榜，仅去年一年中，这些联合性的颁奖典礼就有十余次，但随之而来的是意见越来越多，冲突越演越烈。

　　现在的歌坛已进入“批量生产”，一张新专辑，从创意、写作、配器到录音、包装、发行，完全按工业化流水线操作，迅速而连环。可就在这同时，艺术创作所需要的生活感悟与真情飞扬却被空洞的表白和造作的煽情取代，在某个原创音乐流行榜的获奖金曲中，以“爱”为名的曲目竟达1/3强。

　　创作者在歌词上顾弄玄虚，他们不知道简单的歌词就是听得懂，并且与人一定要有肉体关系——共鸣内部、涨缩血管与神经的关系。后记：

　　如今的时代，可以让我们娱乐的东西似乎太多了，网络，游戏，锐舞，足球等等。速食文化已经成为主导消费，没人关心它会存在多长时间，只要能带来新的刺激和感动就足够，用人文的眼光和手段把生活打扮得丰富多彩显然过时了。当疯狂之后的空虚已经成为娱乐的一部分的时候，提出文化、追求与精神的言论是要贻笑大方的。

　　这个时代毫无经验可言。你可以继续充实你的大脑，你可以默默地耕耘事业，你可以沿着文化的道路走下去，甚至你还可以高声尖叫，抨击时尚。只要你不期待大众回应，只要你不天真地认为有人会因你的作为而改变，那你会活得非常快乐。流行歌曲现今的地位已经尴尬，市场已经萎缩，而你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天翻地覆，如此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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