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 创新能力不足的根子在哪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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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不足的根子在哪里？

2007.3.8.

大家都知道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也认识到和承认这样的事实，（请见新华社昨天发布的科技部长徐冠华先生的谈话），可是究竟创新能力不足的根子在哪里呢？

从我的观察和经验来看，答案很简单：用客观的科学和技术标准来看，我们绝大多数的大学教授、研究员在学术上是根本不合格的。他们培养的硕士和博士因此也基本上是名不副实的。这样的人不能承担起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主体责任。

这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社会性的人力资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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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不足的实质

教育别人的人，必须具有更高的水平和更多的经验。由于我国长期对教师和教授的逆向选择，我们的教师和教授，整体上来讲，远不是同代人中相比最聪明和最有能力的人。

大家都知道的简单事实是：在国际上，我国的教授和研究员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多只有一般博士后的水平；在国际上，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40岁之前就已经会被确定不可能被给予研究和教学的职位和责任。但是，在我们这里，他们不仅可以作教授和研究员，甚至很多还可以做长江教授、系主任、院长、长江教授甚至院士。没有按照真正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水平来选拔高水平的研究和教育人才，人为地把许多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提拔上来成为学术带头人，正是造成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和可持续发展乏力的根本原因。拔苗助长的结果，是使很多本来可以通过努力提高的人，失去了提高自己的机会。更为恐怖的事情是，因为教授和研究员不能象一般企业的雇员一样被解雇，大量这样的人会自然会误导新的人才的培养和阻塞新的人才的发展，这一状况会保证在以后20到30年中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持续不足。

大家都相信科技投入增加是科技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没有错。的确，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增加，我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和实力在过去10多年中有明显的提高，但这提高主要表现在劳动密集性比较强的方面和跟踪性研究开发方面，而不是原始创新和国际领先的研究方面。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不是劳动密集型的事业，也不是资源开发类产业，在加大投入和增加设备的基础上，最关键的是要有高水平的人才与正确的评价和激励机制。而这两方面正是我们最有问题和有极大的提升空间的地方。

科技投入增加的情况下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实际上是简单的投入产出效率低的问题。效率低则必然导致竞争力下降。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会导致资本和劳动力转移，伴随着企业重组或破产和工人被解雇。但是，对于以大学和研究所为主体的智力密集型研究事业，破产和研究人员被大量解雇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即使是重组也是几乎不太可能。

知识社会和经济中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是竞争性非常激烈的智力活动。人海战术可以增强我国在一般领域的跟踪水平，但在原创行高的创新研究和开发问题上，人海战术总是不能凑效的。2005年5月，应美国国会评估美国技术竞争力并提出维持和提高竞争力的建议的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组织了一个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高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内的20人委员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Norman Augustine任委员会主席。2005年10月中旬，这个委员会发表了《站在正在聚集的风暴之上－增强活力使美国走向更美好的经济未来》（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Energizing and Employing America for a Brighter Economic Future）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基本思想是要求美国政府增强美国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以应对未来的经济发展的挑战。这个报告的开篇第一句，就引用了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这Julius Axelrod的话：

“99％的发现是1%的科学家作出的。（Ninety-nine percent of the discoveries are made by one percent of the scientists.）”

相信这样一个重要的科学院报告中这样明确地阐述关键创新的重要性，不是一时头脑发昏和夸大其辞。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是非常之少的。所以，为了能够培养具有原创能力的人才和有机会产生原创性的工作，国家和社会需要保证一定的研究和教育规模，并且保持一定规模的研究性基础设施。同时，这也能保证原创性的工作一旦出现，能够有足够的人才和设施充分掌握和发挥原创性工作带来的发展机会。

NAS报告全文可在以下网页下载：http://www.nap.edu/catalog/11463.html

个人的经验

谁也不能否认我国过去十多年中科技投入增加和科学力量的增长的事实。同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国际上的评价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就是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创新能力相对来讲并没有明显提高。我们缺乏真正能够活跃在国际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人才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绝大多数科研机构，目标主要放在提高国内经费和评比中的竞争力，并没有把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真正推动社会科学和技术发展作为自己的真正目标。科技部、基金委、科学院和教育部都在努力地选拔和培养优秀的人才。可是，这种选拔只局限在选拔国内已有的人才，并没有努力去吸引和选拔国际上真正优秀的人才。所以，我们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总体上来讲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象我这种内战外行，外战内行的人最大的可能是被排挤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不过我自己觉得还算是比较幸运了，虽然被排挤，还没有被彻底挤坏。其实，相比之下，我在国内能够做出现在的研究成果，没有被荒废掉，已经算是比较幸运。不过，总体来讲，国际上和国内同行都知道，我只是个个案，极少有人在这样的排挤下还能坚持下来做好研究。

我当初回国的时候，毅然决然，正是因为我认为国内科学投入在增加，科学和高技术发展需要具有象我这种研究和训练背景的人。回国以后，埋头研究，努力提高本研究单位的研究水平和在国际上的交流和影响。八年过去，我自己的研究已经在本领域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而其它的努力则是毫无希望，进一步的学术发展受到莫名其妙的打压和排挤。鉴于国内整体科研的状况，我并不认为我个人得到的是“特殊待遇”，而且大家上下其手的时候对我已经是比较客气的了。所以，这实际上是比较普遍的问题。

我以前对很多事情从不公开抱怨，以至于国外有许多不错的正在找研究职位的年轻人产生错觉，觉得我可以在国内做不错的科学研究，大概他们自己也有机会。所以，为了不误导他们，我现在也会直言不讳地把事实的两方面都告诉他们。学术大环境不够好，所以不要轻易回国，除非你确定找到一个有希望发展的小环境，除非你不想做真正的研究，只是想在国内混饭吃。现在不是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不值得放弃家庭和能够拥有的更好的生活for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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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7-98年决定回国时，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回国。直到现在，许多国外来访的人，包括科学家和产业界人士，也还在问我这样的问题：像我能作这样的研究，又有相当的国际竞争能力，在国内工作又得不到足够的承认，当初为什么要回国。当然，我自己坚信我的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会得到更多的承认，但是我对同样的问题的确也感到迷惑。不过，正如彭恒武先生所讲，回自己的国家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的人也并不比任何人少一些爱国，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理由。

我喜欢中国，也喜欢美国。中国最近十几年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方，而美国过去100多年都是。当然，中国和美国不好的东西我都不喜欢。我在Columbia大学化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杜邦公司的研究所做博士后，具有最好前沿基础研究和产业研究的基础和经验。决定回国，当然不可能是因为在美国没有发展。当时我在杜邦的上级得知我希望回国，建议我加入杜邦中国公司。但是我认为我更适合做基础性的研究和训练前沿科学和高技术人才，并且可能在将来起到促进基础研究和产业界的人才和知识交流的作用，所以我还是决定到国内的学术界工作。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的优势，是既可以进行研究，又有培养人才的任务，可以招收自己的研究生，（虽然我们天天在为社会培养人才，可是连教师证都没有）。在很多国家，研究所是不能独立招研究生的，如果不能招生，我当时应该不会考虑到研究所工作。90年代末的中国科学院，因为有“百人计划”这样的人才计划，是充满变革的希望和年青的活力的。所以，作为刚开始独立工作的年青人，我当时回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学术上的发展空间。可是正因为如此，才有一些人非常嫉妒，要努力破坏我的发展前途。如果今天才考虑回来，这种活力和年轻人的发展空间已经大大缩小，我很可能是不会选择一开始落脚到中国科学院的任何一个研究所工作。（大学也很成问题，可能最后两个地方都不去，还是替杜邦工作算了。）

我个人看来，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实施十年，带来了科学院人才的短期繁荣，但也可能成了科学院未来持续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其它地方的人才计划也差不多，在科学院就讲科学院的事情，希望不被别人利用成为攻击科学院的工具）。中科院“百人计划”中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投入不分领域，一律200万，以至于不少重要的和能够产生原创性发现的实验领域的工作不能开展，而对某些领域来讲，这样的投入在国外也是过多；二是“百人计划”三年的考核时间过短，不能够实行较高标准的严格考核。“百人计划”考核的淘汰率很低，无论研究水平和研究潜力如何，很少听说有考核不过关的。至少本所一个也没有。这两个问题上科学院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科学院的传统上一直是追求卓越的，因为以前不太需要看人脸色。现在已经是今不如昔。财政部是按人头给钱的，要是淘汰多了，财政部将来不继续给钱怎么办？不过这却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本来，国外tenure制度中，启动投入也很多，但是一般不会因为类似原因放弃学术标准。这是遴选高级人才必付的成本之一。我的博士后导师告诉我，他开始做助理教授那一年，全美国一共招了8个实验物理化学的新助理教授，六到七年之后这几个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拿到了终生教授职位。这几个人中其中就包括一个在Columbia化学系做助理教授的李远哲先生的公认非常聪明的美国学生，可见淘汰之严。

这样下来，“百人计划”长期实施的一个结果，是为中国科学院积累了不少研究水平不高，基本目标是保住自己已有的位置，而不是真正进行创新研究的研究员。这些人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中间研究和管理力量，决定着中国科学院的基本研究政策和行为。可怕的是，由于这些人还相对年轻，这种状况将会持续20到30年。其实，这些人不做学术带头人，做做助手还是不错的，如果收入和待遇可以保证的话。虽然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来和被意识到，从最近一两年开始科学院已经要确定一定的“百人计划”（后来好像叫引进海外人才计划，因为早已超过百人了）淘汰比例，但是，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操作方法看来还是很成问题的，并不能保证能够吸引和培养更好的人才。以前高等学校进行的研究活动较少，科学院可以相对集聚国内的优秀人才，现在，面临着全国数百所高校的人才竞争，这种相对的垄断优势已经不存在了。当然，一般高校在引进人才的问题上，相比之下可能比中国科学院还有问题，因为对科学研究的认识不清楚，他们也并没有真正地去引进更好的人才。

孔子在《论语 阳货篇》中说：“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也。”

错误地被选拔出来的人，即使不是很坏，也会因为水平和认识问题阻塞创新性人才的发展之路。他们面对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自然会觉得难过，会想尽办法来表明自己也不错，有时候甚至会不惜排挤更优秀的人，以保住自己的地位，这是人性中的自我保护的心理使然，而我们的制度正好给了这些人表现出人性中缺点的机会。目前国内官场混乱，学术界混乱，其实其根本原因正在于选不出好的人。大多数人患得患失，所以就不再能够秉持公义，少数人自然就弄虚作假，也得不到及时的制止。做人和做事的标准乱了，严刑峻法也不能遏止，何况现代的和谐社会是不能动不动就用严刑峻法的。所以，需要找到根本原因，并对症下药，否则决不能解决问题。

答案其实是很清楚的。Edward Shils在《学术的秩序》一书的《学术聘任的标准》中说：“任何一个补充教师的决定，都是大学的学术方向与质量的一个决定因素。每一个晋升一位已经聘任的教授的决定，也同样是未来方向与质量的一个决定因素。对那些保证在未来几十年作为大学里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学术成员的聘任或晋升的决定，比任何的大学管理改革或任何的教学大纲与课程计划的修订，更能保证未来一代的学术质量。”或者可以说，一个研究机构的整体水平，取决于被它淘汰的研究人员的水平。所以，哈佛大学化学系就曾经出现过后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人居然没能获得终生教授位置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是证明哈佛大学专门淘汰杰出的人，和我们的情况正相反，哈佛大学化学系留下来的几乎从来没有平庸的人。

现在大家动不动就讲学术自由，其实Edward Shils在《学术的秩序》中特别地强调了对于学术水平平庸的人，是不应该有什么学术自由的，因为他们首先就不具有社会支持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资格。太多平庸的人具有了学术自由，不胡来就是不可能的事了。其结果，则是社会对学术自由的不信任，使学术自由的不到社会认可，从而将学术自由的根基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