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法域] 伽比奥·施瓦布：关于非人的宇宙志沉思：贝克特的《迷失者》与利奥塔的《景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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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9 21:27:4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伽比奥·施瓦布：关于非人的宇宙志沉思：贝克特的《迷失者》与利奥塔的《景地》
内容提要：本文将哲学沉思与文学阐释融为一体，对贝克特的文学作品《迷失者》与利奥塔的哲学文章《景地》做出了并列阅读。作者认为利奥塔对非人的思考与贝克特对人类辖限的探索之间存在着多重共鸣。例如，二者都大胆使用了“灵魂”这个词；都对涉及初始铭记的移情过程感兴趣；儿童或婴儿的形象也都在他们有关人类的思考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作者特别具体分析了《迷失者》中独特的叙事中介以及贝克特对语言的超常使用。她指出贝克特的文本能诱发出读者强烈的情感投驻，打破他们熟悉的感知模式，并将其释放到一个未见、未闻、未想的领域。作者还比较了利奥塔和贝克特对待分化和去分化的不同态度。
关键词：非人，后人类，婴儿，灵魂，移情
杨玲，译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reads Beckett’s The Lost Ones in tandem with Lyotard’s “Scapeland”, blending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together into one seamless whole. She argues that there are multiple resonances between Lyotard’s thinking of the inhuman in “Scapeland” and Beckett’s explorations of the human liminality in The Lost Ones. For example, both dare to employ the term "soul" in their exploration of the posthuman condition; both are interested in the processes of transference that engage primordial inscriptions; both reserve a central place for the figure of the child or infant in their thinking about the human. The author specifically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unique narrative agency and Beckett's extraordinary use of language in The Lost Ones. She suggests that Beckett's text elicits an intense affective cathexis on the part of readers, breaking through their familiar modes of perception, releasing them to the realm of the unseen, unheard, and unthought. She also compares Lyotard's and Beckett’s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differentiation and dedifferentiation.
Key words: inhuman, posthuman, infant, soul, transference
　　　　　　　　　　　　
      灵魂被转移到一个颇为不同的立场，换句话说，从那儿看去所有的对象都不同了。
                                                                  ——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
      抽象不是对形式的否定：它假定形式是折叠的，仅以“心灵风景”（mental landscape）的方式存在于灵魂或脑海里，存在于高处(upper altitudes)。
                                                                  ——吉雷斯·德鲁兹（Gilles Deleuze）
      灵魂的不幸被物质的潮涌擦痛(rubbed raw)了。
                                                                  ——让-弗·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这种气候对灵魂的影响是不能被低估的。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在收入《非人》（The Inhuman）一书的短文《景地》中，利奥塔对(philosophize)想象的风景和魂景（land- and soulscapes）进行了哲学思考，沿着上承亚里士多德、下启康德及以降的一种西方空间哲学的脉络，设想着这些人类无法栖息的空间。利奥塔称引用了康德对灵魂转移到一个不同立场的反思，见上面的题辞，并将灵魂的这种状态称之为vesania或“系统性的”疯狂(‘systematic’madness)。我们或可认为，贝克特的《迷失者》在读者心中引发的，也正是这种状态。
         对利奥塔哲学和贝克特文学的并列阅读，不妨从二者最引人注目的契合开始：他们都强调了，或更确切地说，都敢于，在哲学著作和探索后人类境况（the condition of the posthuman.）的哲理文学中使用“灵魂”一词。后人类有灵魂吗？存在一个后人类的灵魂轮回(transmigration)吗？法国思想超越了主体的死亡，难道就是为了回到灵魂？今天，我们在哲学性地谈论灵魂时，即便没有一丝同情的瑕疵之感，也总会觉得在做不名誉的妄断。我想起10年前在一个名为“情感的话语”的会议上，当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使用“灵魂制造”（soul-making）一词时，听众的震惊反应。虽然这个词在指称音乐时，似乎还妥帖，但以哲学的，而不是诗歌的、或口头会话的方式应用到人身上，就略微有些不合时宜了。
         那么，从德鲁兹、德里达到利奥塔、贝克特等众多法国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t)哲学家和作家为何坚持要在其后人类测绘中调用(invoke)灵魂呢？灵魂这个词似乎已经构成了某些哲学和美学的核心。在这些旨在探索人类的边界，以及文化审美客体，或虚拟空间和想象世界对边界形成所起的作用的理论中，灵魂被构想为人类及其他者之间的一个移情场域(a site of transference)。后人类的兴起中对灵魂的坚持,也许表明我们又一次在根据自己的好恶重新划定人的边界，纳入或排除他者。灵魂曾被当作人类最显著的特征，历史上，它也是一个最厚颜的种族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场域，曾被用来将原住民和动物一块儿驱逐出人类社群。今天我们在质疑后人类是否有灵魂时，不可能不想到这个可耻的殖民历史，其中，原住民是否有灵魂的问题决定了两种破坏性的选择：即种族大屠杀或传教士殖民(missionary colonization)。当贝克特探索着一群被征服的人的虚构文化时（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圆筒的实验状态里），我们听到这些问题的回响；当利奥塔将人类的制造定义为一个暴力的驯化过程时，我们同样听到了这些问题的回响。
      《迷失者》的开头如同一个写有诡异场景之舞台说明的剧本，它用后现代的抽象手法，唤起（evoke）了一个类似但丁的《炼狱》的空间：
   “住所里，迷失的身体游荡，每一个寻找着它失去的（躯体）。大得足以使搜寻无果。窄得足以使逃跑白费。在一个出于和谐考虑，周长50米，高16米的扁筒内部。光。它的暗淡。它的昏黄。”
      这是个一丝不苟地按照几何形体和尺寸建立起来的空间，其中居住着200个凄惨、衰弱、被征服的人类残余分子；他们的文化，似乎是按照一个难以捉摸的秩序——倘不是一个陌生的、原理不明的和谐——组织起来的。当贝克特把200个行将消失的人放到他的住所时，他莫非想到了那个古老的基督教定义，即人类是“一个拥有200个灵魂的村庄”？他们裸露的身体——只有“肉和骨头存活着”——在徒劳的搜索中游荡，有的动个不停，有的爬梯，其他的则坐着一动不动。圆筒的整个表面差不多有一千二百万厘米，筒内有凹槽(niches)和暗室（alcoves），它们在一条横穿地板和天花板中间的虚线上，如洞穴一样陷进墙里。这个住所是由一个匿名的、去体的(disembodied)、热衷科学观察的声音、描绘的，它记录着空间和运动，和谐与纷乱。我们读到，这个压扁的圆筒，“出于和谐考虑，周长50米，高16米”。（我们不禁想问，什么样的和谐？）梯子，住所里的唯一物件，却“被不顾和谐地靠在墙上”。和谐似乎是由不规则，而不是对称，促成的。我们被告知，凹槽和暗室“被排成直径约十米的若干个不规则的五点图案，而且狡黠地不在一条线上。这样的和谐只有一种人才能享受，即对凹槽有长期经验和精细知识以至脑子里装有整个系统的完美图像。但这样的完美图像是否存在，值得怀疑”。
         是谁在讲述这个遥远的住所和它在一个未知空间中的神秘位置呢？Le Depeupleur是贝克特作品不祥的(ominous)、几乎无法翻译的法文标题。那么谁是这个depeupleur，谁通过他在篇名里的出现，标记出贝克特文本里的一个中心视角？巴迪欧（Alain Badiou）将他描绘为起着一个界定性他者（a defining other）功能的单一化者（singularizer）。巴迪欧认为每一个搜寻者都是在求索他的或她的depeupleur：“它是每个人固有的他者，这个他者使我们单一化，将我们从无名状态中撕扯出来。” 如果巴迪欧是正确的话，那么题目指的就是一个匿名的他者，一个从未被当作人物纳入贝克特的虚构世界中的人。但我们也可以将depeupleur看作是一个“去-众”的人，他使一个地方空无人烟，如同样不祥的德文翻译Der Verwaiser所暗示的。最后，我们还可以把他视作一个匿名的叙事者，他的功能不是一个作品人物，而是这个后人类空间的一个虚拟组织者，暗示这个空间和它的人口可能有独特的虚拟性，是由组织者的计算眼（computing eye）想象出来的。计算眼能感应（attuned to）肉眼（eye of flesh）无法见到的虚拟秩序，这对圆筒构造的和谐设想非常必要。贝克特其实是在玩弄不同层面的虚拟性。作为作者，授权给这个作品的人，他将住所策划为一个封闭圆筒的虚拟计谋，悬置在“一个巨大的，不可测度的时空”。此外，他选择了一个去体的叙事声音，这个声音被当作一个计算眼，能够感知和记录物质的眼不能见到的秩序。
      在当前哲学思想的语境里，我们可以将贝克特的住所看作是后人类的一个虚拟化。和科幻小说用未来的假想现实形态（the mode of a presumed reality of the future）来描绘后人类的做法恰好相反，贝克特坚守着一个仅仅是虚拟的未来，即未来被呈现为一个思想试验(a thought experiment)的效果。鉴于我们能把“迷失者”视作最后的人类，把叙事中介(narrative agency)视为后人类，这个思想实验就将自己置于人类和后人类的过渡空间。书中的许多标记都唤起了一种末日感，倘非未来感的话，不过这个未来宣布的也就是我们已知的人类的末日。“这可能是他们住所的末日了。[……]这可能是一切的尽头”。“但总有足够的东西存活，为这个小人族(little people)指示他们的余薪迟早的熄灭”。并且，作品以对圆筒的最后状态和小人族末日的一瞥结束：
      上面提到的轻微的唧唧声同时安静下来，突然沉寂淹没了所有微弱的呼吸声。圆筒，搜寻者的小人族，和第一个搜寻者的最后状态大致就是如此，如果一个男人在不可思议的过去第一次俯首屈服，如果屈服的概念还能维系。
      那么这个启示录式的图景（apocalyptic vision）到底传达着后人类——其不可思议的过去可能就是人类的过去——的什么讯息呢？叙事中介在描述这个彻底陌生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时，使用了一种徘徊于伪客观的观察与哲学性的反思之间的笔调。他被塑造为一个文化局外人，某种民族志的撰写者，尽管他对另一个文化的纪录，完全有赖个人的视角和推理。这个小人族似乎既不使用口头或书面语言，也没注意到一个观察者的存在或受其影响。他们要么在至高的冷漠中消沉，要么在罕见的暴力发作中内爆。这个叙事中介，如我们所见，拥有对圆筒的总体视觉（total vision），圆筒里的居民则没有这种能力。泼拉什（David Porush）认为，这个叙事中介是将圆筒想象进存在（imagined the cylinder into being）的“无所不在的智能”；凯纳（Hugh Kenner）也说“这个声音来自宇宙空间”。为了感知到圆筒建构的和谐，观察者必须要能够在脑海中映射出整个系统的完美形象。叙事者因此将圆筒构想为一个巨大的，但却几乎闭合的系统，对这个系统的感知依赖一种整体（holistic）视觉，要求一种虚拟（后人类？）的眼，而不是一个赋体的(embodied)叙事中介的肉眼。此外，协助感知的不是实物，而是虚拟的边界：“圆筒底部包含三个不同的区域，是由肉眼看不见的，存在于脑海或想象中的轮廓鲜明的边界划分的。” 空间就这样被“去-构”（de-composed）为一个拥有虚拟边界的虚拟空间，其界限还和任何拥有实在边界的物质空间一样严格。
      不过，只有叙事者一个人表现出适应这种空间的视觉，并用连续的一瞥（apercues）来记录场景。他（它？）没有为“迷失者”的异域文化(alien culture)撰写一部伪现实的民族志，而是为了我们提供了从不同角度观察圆筒后得到的系列速写。这些速写简要地聚焦了抽象的不同层次，如空间组织和文化代码，以及不同的时间框架，包括最后对圆筒的终结状态的一瞥。由于这些速写彼此互不相干，没有形成一个关于“迷失者”的时空和文化组织的综合性纪录，它们反映出观察者的一种尝试性形态(tentative mode)。这个观察者不仅强调了他对推理的依赖，而且对自己掌握的文字和概念也很怀疑。但叙事却因此保留了“迷失者”无法化约的他形（otherness），仅仅展示出了一个一开始就被以虚拟模式铸造的文化的系列假说性具体内容(hypothetical concretizations)。以这样的方式，叙事从“对住所的第一瞥”，进行到“爬梯者规则的第一瞥”，最后以“圆筒的终结状态”的一瞥结束。在文本的开头，记录的声音和视力配合，描述了暗淡、昏黄的光线对“搜寻的眼”（searching eye）造成的后果。接着，这个声音又让自己适应了触觉和声响，描述了圆筒的气候对皮肤造成的后果。由于筒内的温度差不多每4秒钟就变化一次，在极冷和极热之间摇摆，导致皮肤缩皱，“身体和身体之间擦来擦去，发出枯叶一样的沙沙声”。当皮肤仅剩下因不自觉的接触和气温的淫威所产生的一点知觉，耳朵也被纯皮制的地板和墙壁所麻木，只能听到少量的声响。在“身体互相打击所发出的砰响声中”触觉和听觉聚合了，伴随着的还有“脚步的沉默”，“带刺植物的摩挲声”和“无法形容的接吻声”。
         在随后的“气候对灵魂的影响” 一节中，“灵魂”出场了。我们听说，灵魂比皮肤遭受的磨难要小，不过，叙事声音(narrative voice)立刻又把注意力转移到皮肤上，皮肤“依然在虚弱地抵抗着”，比陷入“失明状态”的眼睛的抵抗要有效的多。但这种注意力的转移遵循的却是一种凝视的逻辑，只能在灵魂对身体的铭刻(inscriptions)中发现灵魂。“皮肤的虚弱抵抗”是和“灵魂的虚弱抵抗”相匹配的，我们从中能探察到人性的残余(a remainder of the human)，近于一丝同情的瑕疵——“悸动还在”。正是这种虚弱的抵抗在圆筒的事物秩序和叙事者的语词秩序中插入了一个差异的振颤(a vibration of difference) 。与此相连的，叙事声音变得不太确定，玄想和遣词用字方面也更加犹疑。尽管观察似乎还是绝对可靠，仅只记录着圆筒的确凿存在，阐释和语言却容易犯错，容易被熟悉的概念侵蚀或荒废。即便是圆筒的确实性也被神秘(mystery)浸染：“只能在圆筒内部找到确实性，筒外只有神秘”。
      文本的整体视觉或“中央计算眼”(central computing eye)还成为一种追踪文本/喻象运动的混合阅读(syncretistic reading)的组织原则。这些运动阅读穿越空间、语言和确实性的神秘。即便《迷失者》的叙事声音被组织为一个中央计算眼，它也不是一个赛博格(cyborg)的声音，或一个在圆筒内生产数据的人工智能的声音。贝克特，实际上是在用这个声音引逗出(tease out)计算和思考之间，收集数据与记录灵魂的悸动之间的根本不同。在《没有身体的思考能够继续吗？》一文中，利奥塔写道：“如果你在描述数据的筛选和列表时，就认为自己在描述思考了，那你就是在默杀真理(silencing truth)。因为数据不是给定的(given)，而是可给的(givable)，筛选(selection)也不是选择(choice)。思考和写作、绘画一样，都只不过是让一个可给的东西走向你”。在《话语/喻象》（Disours/Figure）一书中，利奥塔还坚持认为在文学语言中，话语和喻象的关系不能被化约为纯粹的语言学运作，因为这个关系也是在原初过程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个原初过程受情感和欲望的力量驱使，将灵魂的悸动铭刻在话语和喻象的形式中。在《迷失者》中，原初过程的运作甚至渗透了对圆筒的描述，尽管表面上看，这个描述“冷漠地专注于所有这些数据和证据”。贝克特还在数据中插入了难以觉察的错误和矛盾，用以嘲弄客观观察的冷漠距离。只有那些真正进入叙事者的数学、几何和计算游戏的读者才能发现其中的错误。这些数学错误相当于叙事者众多不合语法规范的句子，它们不仅标志着对语言学和科学定律的抛弃，对诗歌自由的大胆使用，而且也标志着原初过程的运作。
      依赖情感和欲望的踪迹,“中央计算眼”这一技巧为贝克特文本所引发的强烈情感投驻(affective cathexis)作好了准备。情感在语体(the body of language)上的阈下铭刻(subliminal inscription)，经叙事声音的介入，强烈打动了感官，唤起了有关移动或凝固在空间的身体的视像(visualizations)，冷热的触觉，以及身体相撞和皮肤摩擦的声音。选择让叙事声音以计算眼的方式运作还创造出了话语和喻象的特殊压缩。其间文字的隐喻力量和句法的韵律力量汇合，产生了一种超越视觉，包含声响、触摸和嗅觉的吸引力。人们只有对组织计算眼、标志贝克特文学语言中原初过程运作的浓缩、移置和重复、断裂和折叠加以特别注意，才能领悟到话语和喻象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这个叙事声音非但没有被化约为冷漠的数据记录，反而对它话语里所展示的小人族的文化，有着高度的反省，即便算不上全神心的投入。于是，搜寻者和攀登者的迁移也被嵌入了一个原基性（rudimentary）的叙事，反思了求索的激情、匮乏、无可挽回的弃绝(abandonment beyond recall)，接触的恐惧和暴力的突然激荡等生存境况。圆筒的视觉和感觉秩序将它的情感色调传达给人性残余，并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氛围。在这个氛围里，一个疏离的声音，客观地记录着一个由迷失的灵魂所组成的宇宙。至少在表面上，叙事中介使自己冷漠地热衷于数据、确实性、和证据：
      “冷漠地专注于所有这些数据和证据的思考在他的分析结束时，几乎无法避免这个错误的结论：在谈论被征服者时，与其用“被征服者”这个带着一丝同情的瑕疵的词，不如用“瞎子”这个词更准确，就这个样子。”
由此可见，客观性只是被当作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保留在文本里——不可企及，是因为人性的残余无处不在，甚至将“一丝同情的瑕疵”附加在了词语和形象上。因此，阅读必须感应叙事声音的微妙变化，以及差异的细微振颤所产生的不同音色。再回到本文引自康德的题记，这就好像是阅读行为将灵魂转移到叙事者的特异视景(alien vision)，将读者挪置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彻底分解、转换、然后重塑(reconfigure)熟悉的感知模式的空间。vesania的这种传输，反过来，又吊诡地产生出情感的惊人强化，倘非突然爆发。
      灵魂抵抗，作为人性的残余，也就因此展示了话语中的一个顽固抵抗，该话语着力纪录位于消亡点的人类。人类同情心的残余既黏着在视觉上，也黏着在词语上。身体和词语的节奏、运动周期性地停顿，让想象之眼(imaginary eye)锁定“如画的细节”，使得眼前能浮现出异样美丽和恐怖的情景。如果缺少了附着在记录这些视景的声音上的“一丝同情的瑕疵”，文本就将是空洞的、冷酷的。如叙事者所暗示,这些古怪(bizarre)、倘非奇特（exotic）的情景，展现了人类在其终极的消亡点的境遇。想象那些静止不动的搜寻者,紧贴着墙壁，一个白头发的年轻女人，双眼不管不顾地闭着，机械地把一个要扭开的“小东西”紧紧抱在怀里。想象一个“被征服的女人”，靠墙蹲着，头埋在膝盖之间，双臂抱腿，她的满头红发，垂到地上，被光线染变了色。想像死亡想象(Imagination dead imagine)。
      在《没有身体的思考能够继续吗？》一文中，利奥塔发展出一个与贝克特不同，但依然相关的人类图景。利奥塔的出发点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想象，其生存神话，以及创建一个无需身体就能运作的人工智能的有关努力。利奥塔论认为，为了能在地球的灭亡——如果不是源于太阳爆炸，就有可能是核爆炸——中幸存下来，这种人工智能必须在它的星际旅行中，自身携带欲望的力量。但他接着又说：“推动这个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不是任何求知或改变现实的人类欲望，而只是一种宇宙情境(cosmic circumstance)。”宇宙情境也推动了后人类的出现吗？已经有批评者把《失落者》的叙事中介想象成一个去体的人工智能。人们同样也可以设想这个中介栖息在一个后人类空间，回首最后被征服的人类幽禁在圆筒里的时光。这个圆筒，如螺（nautilus)，按照一个“自足的宇宙起源论（cosmogony）”组织起来，“有它自己的范畴，自己的时间、空间、完满、甚至存在性原则。”
      难怪，《失落者》对一个被人类的可能性终结所萦绕的后现代文化想象，以及致力于探索人类与后人类界限的相关哲学思考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吸引力。贝克特建构了一个人类和后人类的过渡性空间，其根据是一个我们熟知的宇宙起源论，西方文学的核心神话，哲学和神学的合二为一，即但丁的《炼狱》。譬如，人类身体和灵魂的残余栖息在一个圆筒里，这个带洞穴的小宇宙隐约令人想起《炼狱》里的陡壁(cornices)。被极度阴郁笼罩的圆筒，散发出一种黄色的感觉，“虽还谈不上是硫磺”，已经让人不禁想到地狱的威胁。在这样一个语境里，贝克特对灵魂的坚持也回荡着对彼岸，一个炼狱过后的来世的憧憬，但叙事者却把这希望托付给了“神话的业余爱好者”（amateurs of myth）。位于但丁的《炼狱》中心的是第四个陡壁，那里“迷失者”因愁苦和漠然，即爱的缺陷，而受到惩罚。和在炼狱里一样，在圆筒里，愁苦和漠然也周期性地导致“狂热和炽烈的爱情”。时不时地，贝克特的被征服者又复活了，徒劳的企图交媾。我们还记得，但丁曾说过，爱可以有两种，自然的或灵魂的。对但丁而言，自然的爱是不会犯错的，但灵魂的爱却可能错在对象或程度。贝克特笔下的情人们因为风干的身体，及其“对爱的工作的妨害作用”，只能上演一个“做不可能做的爱”的丑怪奇观。正是在这个奇观里，身体、皮肤与灵魂交汇了。
      皮囊的这种干燥[因为气温对皮肤的影响]使裸体丧失了它的大部分魅力，因为粉色化为灰色，肉体摩挲肉体的自然丰润变成了荨麻的摩擦。[……] 接下来的奇观是值得记住的，在痛苦和绝望中延长的狂乱比最有才能的恋人在镜头上成就的还要长。
         贝克特的恋人在对象和程度上都错了。对象之间的见面变得不确定，取决于穿越空间的运动，男人和女人不自知地结合，完全“通过概率法则”。那些“一遍遍寻找，既不高兴更不遗憾”的徒劳的恋人们之间的偶遇，生产出“如同对世界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那样活跃的反应”。
      “世界末日”这个短语的时间性暧昧是很关键的，因为它使末日是否已经发生，还是有待发生，成了悬而未绝的问题。事先假设了一个世界末日——不管这个末日在过去或是将来——搜寻者们开始了“走进黑暗”的求索之旅。他们倾向神话，紧抱着远古以来在传闻中保留下来的希望，相信有道路通向“太阳和其他星辰依然在照耀”的地方。“那些神话的爱好者们深信在不可侵犯的苍穹之顶埋藏着一条通往大地和天空的道路”。“通往大地”(way out to earth)这个短语也很含糊。莫非那个小人族都吊在半空，在地球之上，如同在未来主义的人造卫星世界里？这个卫星好似一个星际螺壳，之前可能是挪亚方舟的银河系翻版，发挥着和方舟一样的功能。这样看来，圆筒中的匮乏则不单是缺少室内面积这样的有形的物质性匮乏，而是在一个阈下的层次，被剥夺了整个宇宙，一个可栖息的、众星环绕、太阳哺育的宇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神话的爱好者们”的求索是宇宙性的，是一个“古老嗜好”的残渣。正是这种有目的的求索不定期地打断了他们空无一物的盲目搜寻；倘若“无”的概念那时还在的话，也可以说是对“无的所有”(“all of nothing”)的盲目搜寻。
      在我们已知的世界的末日之外，迷失者生活在这个“无的所有”，徒劳的寻找或自暴自弃。在圆筒的临终状态，我们发现这些“搜寻者的小人族”处于“无可挽回的弃绝”状态，被一个不可想象的未来攫住，不能动弹，“黑暗降临，就在同一时刻，气温停留在了离冰点不远的地方”。这个后/人类的启示录景象也使读者悬挂在“无的所有”之中，让她感应到那些被征服者们，在圆筒里，等待depeupleur这个词所暗示的最终人口清除时的情境。
      1965年，也就是开始创作《失落者》的前一年，贝克特写下了《想像死亡想象》，并坚持认为这个三页纸的作品是一篇小说。这个作品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哪里也没有生命的迹象”；里面的叙事者也设计了一个高度人工化的空间，一个直径三英尺、深三英尺的地下室。两个白色的身体躺在地上，每个人在一个半圆圈内。刺眼的白光，看不出光源，没有投下任何阴影，散发着炽热——直到经过时长不同的暂停，变成完全的黑暗，温度也随之接近冰点。不计其数的节奏标记着从白热到黑冷的变化过程，将两个身体包裹在绝对的寂静里。我们读到：“手持一面镜子放在他们唇边，镜子模糊了”。接着：“他们完全被可以当成无生命的，如果不是左眼在不可计算的间歇突然大睁，长时间不眨眼地凝视，远远超过人类能不眨眼凝视的时间。”
         我们又一次回到了这个问题：贝克特为我们设计的这些后人类世界到底是什么?它们是这样的异域世界吗，既指示着一个超越人为可能的境遇、却又还回荡着自远古以来就被记取的人类秩序？贝克特所写的是不可探测的未来历史，还是某种后人类的虚构的民族志？“让他们呆那儿，流汗、受冻，别处有更好的地方，” 叙事者这样说着密室里的两个身体。然后又说：
      不，生命结束，不，其他的地方什么也没有，现在、永远都再也不可能重新找到那个消失在白色中的白色斑点，看他们是否在那场风暴，或更糟的风暴的肆虐下，或是在持久的黑暗里，在不变的巨大白色里，躺着一动不动，看他们如果不是不动，又在做着别的什么。
      这个场景令人回想起利奥塔的后人类图景中，太阳爆炸之前，太阳风暴的狂飙，它促使我们思考贝克特小说在哲学和认识论方面的蕴意。贝克特对当代有关人类和后人类的思想考古学(archeology of thought)到底有哪些贡献呢？
      如我们的思想考古学所轻易表明的，人是晚近的一个发明。而且恐怕正接近其终点。如果那些安排（arrangements）会像它们出现时那样消失，如果某些我们只能嗅到其可能性、却不知其形式或允诺的事件将导致那些安排的崩溃 [……]那么人们当然可以打赌人将被抹消，如海边沙滩上画的一张脸那样被抹消。
         福柯在1966年出版的《事物的秩序》一书的结尾所作的著名论断，和同一年出版的《迷失者》当然不无呼应。如我们所见，贝克特的“思想考古学”不仅关乎圆筒、地下室、地穴等意象所暗示的深度。它也关乎规模（scale），从微观一直延伸到星球，从“消失在白色中的白色斑点”一直延伸到洞穴外的空间，那个“太阳和其他星辰依然闪耀的地方”。它是微缩思想(miniature thought)和极简思想(minimal thought)。却又包裹了寰球思想（planetary thought）的繁杂秩序，宇宙图景的后人类压缩。说它微缩，因为它在细节上的缜密——如“消失在白色中的白色斑点”——如此周密，以至它比“肉眼”感知得更多。说它极简，因为它忠实于日益稀少的参数，趋向折减和压缩：趋向“无的所有”。说它是寰球思想，因为从精微的细节中浮现出的广袤无垠；这个思想对一个“太阳和其他星辰依然闪耀的”世界的投入又使它成为宇宙性的。
      如果我的解读，如贝克特和利奥塔的后人类图景一样，也掺杂着“一丝同情的瑕疵”，那是因为铭刻在贝克特的叙事声音里的情感是传染性的，诱导出一个先吸收、然后穿越这些情感的移情作用。透过文字的召唤，贝克特的魂景从虚拟景地(scapelands)的虚空（void）中,从一些想象的、异域的、消失着的空间中，逐渐显现。那些文字抓住了神秘的光线、不可思议的陌生的声响，以及作用于身体和灵魂的难以忍受的恶劣气温所产生的种种效果。因为了解光在转译(transcoding) 身体和灵魂，生产细微的差异振颤方面的功能，贝克特从语言自身挖掘光效，用舞台灯光师的技艺生产文本视效。又因为了解音色的功能，他创造出一种声音能将语言捣碎，直到其颗粒用不可预见的方式重新聚集。正是这种艺术技巧让我们联想到题记中所影射的，灵魂从sensorium communi的康德式实验性挪位，利奥塔称之为vesania或“系统性的”疯狂。
      引入vesania的效果是微妙和转换性的(transformative)。我们并没有被强迫去注视、倾听、或感觉文本所唤起的景象，所描述的声响和温度。相反，贝克特的语言打破了视觉、听觉、和触觉的熟悉辖域(register), 让我们看到、听到我们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东西。系统性的疯狂的这种引入——回到利奥塔的术语——要求文本和读者之间发生一种阈下移情。它涉及的过程类似《话语/喻象》中提到的克利（Paul Klee）的艺术图景：“用一只眼看，和他人同感”。在声响的层面，它也类似利奥塔所说的“内耳”(internal ear)，即它捕捉到了“耳的未想”（unthought of the ear）。贝克特透过语言，而非其他主要顺应视听感官的艺术形式，引出内耳和眼的事实是很关键的。文学作为唯一参与所有感知活动的艺术媒介，为一种改变感知关系的移情创造了条件，文学也因此把自己同时铭刻在了身体和灵魂。贝克特所唤起的视听感觉或许是无法见闻的，但却是可以想象的，而想象这些视听感觉的行为本身就改变了现有的辖域。文本的视觉、听觉、触觉的非物质性却拥有物质的、身体的效果。当然利奥塔宣称“阅读是理解/倾听，不是看”，也是对的。我们看不到文本所描述的，但文本的画面和音响却能分解、重调我们的感知模式，同时声音的音色几乎有触感(a tactile quality)，在某个完全熟悉却从未被想到的层次，一个“未想到的已知”(unthought known)的层次，触摸感动(touching)我们。
      贝克特的技巧一方面预设了对sensorium communi的熟悉秩序的去界定(dedefintion)和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它同时也依赖差异的精微震颤,将反熵(negentropy)导入一个否则就是熵性的宇宙。神话的爱好者们可能沉浸在逝去的世界的幻像，或秘密通道的神话而不能自拔，贝克特的文本却引出了一个对差异和反熵的显现感应灵敏的更大图景。在贝克特笔下，消逝（vanishing）和显现(emergence)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我们熟悉的世界的解体释放出了未想，不管这个显现过程有多么痛苦。肉眼视力的退化成为一个非物质的，能够感知不可见的和谐与矛盾的，凝视显现的前提条件。常规界限、范畴、词语和世界的去分化导致另外尺度（scale）上的分化得以显现，如同我们从一个微观或宏观的距离去感知人类，使得普通的身体和灵魂单位不复存在。去分化和分化的压缩，对细枝末节和微小差异的高度敏感，构成了贝克特作品的标志性特征。也就是这种压缩导致了利奥塔称之为事件（event）的显现。对利奥塔而言，事件预设了有助于未想显现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他在《景地》中所说的，把风景从定义中解放出来的话（注意“depaysant” 和 “depeupleur”）,也同样适用于贝克特的解放人类居所：“不确定性对确定性施加了一个温柔的暴力，以便让后者放弃的它的牢狱。不是我，也不是任何人，催生了这个非场所性存在（non-place）”。
      这种“对确定性的温柔暴力”贯穿了整个贝克特文本。形式、语法、句法再也不能驯化语言的材质，再也不能将其臣服于理解的特权，使之变得可消费。利奥塔说，想要游遍一个风景的欲望授权“将物质力量转移到嗅觉，转移到地板、墙壁和植物的触摸感”。如我们所见，贝克特同样执行了这种转移，他将物质力量转移到了语言，使语言的物质性伸手可触、洪亮悦耳、纤毫毕现。在贝克特的文本中，形式本身不再是工具性的，而是物质性的，它的物质化导致了一种类似利奥塔称为“intimist exoticism”的疏离。贝克特文本的诡异性恰好来自对这种疏离的吊诡性使用，以便唤起人类最亲密熟悉的深渊(abyss)。贝克特的文本也因此营造出了一个既彻底熟悉、又彻底陌生的氛围——intimist exoticism。“心灵的状态也就是精神事物的状态，”利奥塔说。贝克特从极度的具体生发出抽象，又从极度的抽象生发出具体的娴熟技艺正是此言的写照。
      利奥塔在《景地》中对非人(the inhuman)的思考和贝克特对人类识阈（human liminality）的探索之间的呼应是令人惊诧的——甚至让人想把贝克特看作是利奥塔作品的真正灵感来源。在利奥塔描述贝克特80岁照的一张照片时，他似乎也在承认贝克特对他的影响。他把贝克特的脸描述为一处风景“尽管干枯，肌肤依然在挑战。在皱纹、褶痕里，瞳仁闪烁着愤怒，一种欣快的怀疑。所以木乃伊还活着。刚好。”在提到“所有风景的忧郁”时，利奥塔说，这些风景让心灵荒芜（desolate）。“灵魂的不幸被物质的潮涌擦痛了。”“对非人，和/或一个不洁净的世界[l’immonde]的一瞥”。同样地，利奥塔选择塞尚的“小感触”一词来谈论这个“不洁净的世界”所造成的“内心的荒芜”。小感触，差异的震颤——这些状态唤起了贝克特的“小人族”的独特的、intimist exoticism，仿佛他们是从一个未想到的已知中浮现的，同时还营造出一个彻底陌生又彻底熟悉的氛围。
      这些超越有意识的感知、包含着自我边界的解体的精神空间，呈现出贝克特文本借助原初过程的另一个方面。为了这些精神空间，人们需要横跨意识和思想的种种边界，将它们为unthought打开。利奥塔宣称：“unthought让我们痛苦，因为我们已经舒服地呆在那些早已想到的东西里”。痛苦是贝克特的文本，他笔下试图思考unthought的人物，逼迫身体做出前所未有的姿势的演员，以及那些调整自我以适应他的怪异想象世界的读者所特有的。
      遭遇unthought，要求我们要么放弃自我，要么把自我扩展到一个不同的尺度。这个尺度包裹着铭刻在我们身体里的，从未被意识所捕获，因而是作为一个未想的已知在运作的感触。“自我（the self）被抛在身后”，利奥塔写道：“被摆脱，自我绝对是太老套了，它衡量判断事物的方式太自信，太傲慢了。”随着自我的消逝，感触和强度也代替了情感(emotions)。比如, 贝克特的叙事者注意到, 迷失者对于博爱这种情愫的陌生，“就像蝴蝶对于博爱的陌生”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克特的文本也是关于尺度的。与用来创造一个实验性的想象世界的微观感知和寰球视野相配的是一个探索灵魂的微观心理学。这个微观心理学探索着灵魂的原生状态及其强度，当灵魂失去了支撑尺度外自我(self-off-scale)的脚手架或盔甲，且被掷入宇宙性的弃绝。
      利奥塔将这些状态和对诗歌或诗性(the poetic)的新理解联系在一起，其标志是“形式本身的内爆”。诗性的任务，不是生产另类的“制造世界的方法”，而是从事世界的解构，将头脑和头脑所收容的，依照法规来组织其感知的形式一起内爆。L’immonde, l’informe 和the inhuman都是利奥塔用来指涉去分化、解形（dis-inform-ation）状态或自我解体的术语。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informe”和未分化的或未成形的（undifferentiated or the unformed）混淆了。它是语言的象征秩序内部所产生的形式之内爆，事实上，无法想象它怎么能从外部产生。同时，它又是一个由词语组成的想象世界，这些词语创造出了自我和自我组织形式的内爆的效果。没有人比贝克特揭示得更清楚：这种形式的内爆只能通过对“思想的材质”（“matter of thought”）做最严格和最精细的塑造、打磨。但它是一种超越描述和分类的高度人工和艺术的塑造。通过解构那些我们用以组织对世界的感知的常规，这种“诗歌”将我们暴露在一个本体论的深渊中，产生了贝克特的读者所熟悉的眩晕性的头脑漩涡和精神错乱式的虚空。这个艺术实践或诗学远非前象征性或前语言的（pre-symbolic or pre-linguistic），相反，它完全依赖技艺(craft)，同时又解构了该技艺的常规使用历史。它完全依赖书写语词的质地(texture)，空间的结构，色彩和音色的复杂交织。“如果不是用书写语词的质地，我们怎么才能捕捉到将头脑扫入虚空的风的呼吸？”利奥塔问道。如果不是用贝克特书写的质地或其戏剧结构，我们又怎样才能捕捉到《想像死亡想象》结尾所唤起的“消失在白色中的白色斑点”？利奥塔坚称，诗歌，必须从虚空的超丰富（superplenitude）中显现，“否则它不过是语言力量的表演和动员。”
      利奥塔将这种诗境联系到婴儿期及其和世界交换的模式：“一个婴儿必须把它母亲的脸看作是一个风景。不是因为它在盲目地抓扯、吮吸、微笑、啼哭和抽泣时，它的嘴、手指和凝视在这个风景上移动。不是因为它和她处于共生状态[……]。我们其实必须假设这张脸对婴儿来说是无法形容的。它将忘掉这张脸，因为它不会被铭刻。[……] 这个母亲是一个奏响之前的音色，她在五音相协之前，在命运之前就在那儿了。”在贝克特的《失败6》（Fizzle 6）的结尾，我们读到：“那一刻，我看见天空，不同的天空，然后它们变成各种脸，痛苦，爱，不同的爱，还有幸福，是的，还有那个，不幸地。[……]不可是现在，现在只是静静地，站在窗前，一只手放在墙上，另一只手揪着你的衬衣，看着天空，一个长久的凝视，但不，喘息和抽搐，童年的海，其他的天空，另一个身体。” “童年的海”就是个创造出“unworld” (l’immonde)的魂景之一。它反复出现在贝克特的多个文本里，常常是在叙事者为结局挣扎的时候。实在界的参照系消溶在只能因一个模糊的音色、情绪而记起的某种事物的回响里。
      在利奥塔和贝克特对人类的思考中，孩子的喻象占据了中心位置。利奥塔认为，人和非人的两个用语，必须在天生的不确定(native indetermination)和设立或自我设立的理性(instituted or self-instituted reason)之间移动。Immonde, informe, inhuman, 和infant这几个词是借喻性地排列在一个协助政治、文化、心理、和审美的转译的链条上。天生的不确定被束缚、“强迫”在一个发展过程中，“这个过程中引发争论的不是人类，而是分化”。这个反对确定、分化和发展(development)的立场是利奥塔的政治和诗学的核心。“发展是当代的意识形态，”他写道：“正是发展从分析和实践上夺走了寻求替换性体制的希望”。因此，利用天生不确定的资源，对利奥塔来说，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抵抗形式。“除了对这种非人的抵抗，还有什么可以算作是‘政治’？除了用每个灵魂欠苦难的而又可敬的不确定的那份恩情我们还能用什么来抵抗？灵魂从不确定中生发，而且从未停止生发。——也就是说，用其他的非人?” “书写、思考、文学、艺术的任务就是冒险为它[童年的恩惠]作证”，利奥塔在《非人》的导言结尾这样写道。因此，他所传播的是一种关于不确定性的诗学和政治，其依据的资源来自孩童和世界进行交换的最早模式，那是一个尚未被系统表述、未分化、未概念化、不确定的模式，能以资抵抗象征秩序的意识形态、束缚和强迫。
      利奥塔将他的“非人”模式设想为激进反人文主义的一种形式，并宣称我们必须拷问“人的价值”。他的人类概念和主体的哲学概念是一致的。在主体的概念中，婴儿只有进入象征秩序才能算得上一个主体。利奥塔认为：如果人生而为人的话，那就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教育了。因此是文化制度将人造就为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利奥塔心目中的文学，只能是一种反文化的书写(writing against culture)，而不是书写文化的一种形式(a form of writing culture)。但贝克特的作品却似乎使上述的明确对立作废。尽管利奥塔对常规的分类抱有深刻的怀疑，可他还是把一个极端西方的主体分类——将婴儿时期设为前人类(pre-human)阶段的分类——引入了自己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人的概念本身预设了文化浸染（acculturation）和步入象征秩序。一个更宽泛的主体（和人类）概念将更有成效地吸纳婴儿，允许人们用不那么排他和对立的方式重新思考前象征和象征之间的互动。贝克特就系统地摧毁和重组了前象征和象征，分化和去分化，话语和喻象的边界。显然，这些领域之间的边界是可以调整的，维持它们之间严格对立的区分只会让利奥塔一心要抵抗的线性发展概念得逞。最终，婴儿非人的概念不过是又一次重复了，那个将原著民放逐到“前历史”的陈旧历史模式的谬论。
      为了对利奥塔公平起见，我们必须在考察他的“非人”观念时，考虑到他赋予孩童相对于文化的暧昧地位。他将体制（或列维-斯特劳斯意义上的象征秩序）的非人性(inhumanity)与婴儿因其所谓的“天生的缺乏”（native lack）而导致的非人性区别开来。只是从后者的角度，他才说非人拥有适合人类的东西。正因为他使用了有关“非人”的两个直接对立的概念，人与非人的边界，对他而言，才是逡巡不定的。恰恰因为婴儿没有被授予人的身份，婴儿才在另一种意义上，“非常是人”(eminently the human)。作为“成人社群的人质”，孩子要求那个社群变得更加像人(more human)。如果人和非人的指称在“天生的不确定”和“设立的理性”之间徘徊，人们就确实可以下结论说，所有的教育都是非人的，因为它不可能没有强迫和恐吓。但这样的观点要求人们单单从束缚的角度，看待在孩子的发展中引发分化的过程。鉴于发展成了当代的真正意识形态——不管它是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学，还是幼儿的成长——利奥塔把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瞄准了一种“发展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development），即没有附带终极性(finality)或价值体系的发展。出于类似的思路，利奥塔在理论层面，拒绝概念化和理论体系（宏大叙事）的构造，因为它们所强加的束缚——但他反过来又从整体化的角度考察这些束缚。
      在这一点上，贝克特的作品指出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在贝克特的想象世界里，分化和去分化从一个持续不断的符号活动过程(a process of continual semiosis)中显现出来，超越了善恶或更普遍的、为人熟知的两极对立，它们虽相互区别，却又不可分割。倘若没有分化，婴儿就将停留在“天生的缺乏”的荒芜境地。倘若没有分化——没有被征服的女人们的白色和红色头发那样的，差异的震颤和如画的细节——圆筒里的“小人族”就会在熵的单调漠然中冻结。倘若没有分化，婴儿就将永远不会完全的出生，就会像贝克特的许多人物一样在心灵的地边(a psychic limbo) ，在生命之前和死亡之外盘旋。最后，倘若没有分化，他们就会像贝克特的其他人物那样，接近一个无灵魂的自动机器(soulless automata)的状态，丧失冲动和欲望的痛苦和愉悦。一个同时强调早期分化过程中的建设性和毁灭性潜力的视角，并不忽视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权力关系，以及教育的强迫和恐吓，但它拒绝将其本体化为人类的境遇；拒绝将分化的结构性暧昧化约为发展的意识形态。
      政治，对利奥塔而言，是对一个系统性发展的非人性状态的抵抗；这种发展仅仅遵从系统的内在逻辑和动量(dynamic)。他把这种抵抗看作是“童年的恩惠”，要求文学和哲学提供一种外来的、能够为这个恩惠作证的思考（a thinking from the outside）。我们希望，文学和哲学在履行这个职责的同时，也能参与一个不完全和权力、束缚、和恐吓密切相关的分化过程。如同利奥塔的“人”和“非人”概念的两面性，分化也有其两面性。分化不仅仅是利奥塔所谓的，成人用以“劫持孩子的灵魂作人质”的工具，也是将婴儿从他/她的早期依赖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工具。利奥塔认为，婴儿对分化的逐渐适应就已经和束缚密切相关了，因为这个适应过程会把确定性强加给不确定性。但是倘若没有那区分感知的“形式赋予”(form-giving)经验，没有那使婴儿的发音产生分化的“语词形成”(word-forming)经验，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会不会和那些口不能言，盲目搜索的迷失者有些相仿呢？
      贝克特的作品见证了和不确定性相关的暧昧，本体论的深渊，以及生产性(productivity)的显现。他的文本和剧本不仅揭露了概念化以及“系统的精神”的限制和陷阱，同时还暴露了一个未分化的“不完整诞生”的苦难。没有文化浸染、分化、和形式的强加，我们就将被悬挂在深渊般的虚无中，如“不可命名者”(the Unnamable)和所有他想象的克隆人；我们或许从表露(manifestation)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但却丧失了一个可栖息的世界。与利奥塔不同的是，贝克特将徘徊于这两种存在模式的游移不决，揭示为一个威胁着任何可能的本体论的诅咒。他其实是把“去构的”、悬置在虚拟空间的境况设想为即将来临的后人类时代的一个症状。
         利奥塔不仅在他的非人概念，也在他的美学概念里诉诸于康德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概念。他将一个未经媒介的“情感社群”(community of feeling)与美学交际理论相对立，认为共通感先于交际和语用(pragmatics),因此不能化约为后两者。如利奥塔所提醒我们的，康德将美学感受归功于艺术/文学形式对主体的铭刻。依据这个康德理念，利奥塔在他的有关崇高(the sublime)的理论中，认为崇高感抵抗直接的交际能力，因而和无形式的东西，the informe兼容。The informe，如我们所见，又是以the infant的非分化(indifferentiation)为模式的。这里我们注意到利奥塔的非人理论与他的崇高美学之间的多重呼应。阅读一个像贝克特的《迷失者》那样的文本，或利奥塔的《景地》，要求读者有一个更宽泛的审美经验概念，认识到审美经验不单是有意识的交际和审美判断。如博拉斯（Christopher Bollas）所展示的，审美经验中最阈下的形式是和未想到的已知，即婴儿期内未分化的记忆痕迹(mnemonic traces)，亲密相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学和艺术，通过阈下的移情过程，不仅能为这一阶段主体身上的早期文化印迹做见证，而且能帮助克服当时被强加的某些束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学为我们松了绑，否则我们还将继续成为我们早期文化构形的人质。
         在阅读《迷失者》的行为中，文学移情是通过实验新的、前所未闻/未解的效果来运作的。圆筒的异域文本世界创造出它自己的参照系，它的对象无法辨认；它创造出自己的收件人，读者困惑的身体，这个身体被邀请无限度地拓展它的感知能力。但同时，如果不诉诸于一个未想到的已知，这个世界就不能感动我们。我们顺应贝克特的世界的基础是，它让我们隐约认出了一些未经分化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空间；这些空间，在它们还未遭遇到文字和意义、秩序和形式、声响和感觉、触摸和气味之前，曾在我们的身体上留下了印记。依靠移情，书写的能指被转换成感知和情绪，这个移情包含着利奥塔所界定的人类的边界，并把边界拓展到the informe，the infant，以及the inhuman的领域。
         如果这篇解读强调了贝克特的小人族/后人类世界与利奥塔的婴儿/前人类世界之间的共鸣——这个共鸣超越了他们关于分化状态的意识形态区别——这是因为贝克特和利奥塔两人都受惠于一种涉及身体的初始(primordial)铭记的多样美学(polyaesthetics)。而且，二者都对涉及这些铭记，并将铭记的非物质效果带给灵魂的移情过程感兴趣。贝克特返回到初始状态，将其视作人的最后残余物，那些穿越远古的时空残存下来、并继续铭刻灵魂的东西。利奥塔写道：“‘灵魂’只有一种语言可支配。身体是一个混乱的言说者：它说着‘柔软’、‘暖和’、‘蓝色’、‘沉重’，而非谈论直线、曲线、碰撞、和关系”。这句引文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具体和抽象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贝克特的文本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抽象不是形式的否定：它假定形式是折叠的，仅以“心灵风景”的方式存在于灵魂或脑海里，存在于高处”，德鲁兹在《褶皱》中写道。贝克特的直线、曲线、碰撞、和关系的想象地理学不是一个用来测绘异域空间的几何学话语，而是一种灵魂的语言，用以测绘迄今为止，尚无人知晓的魂景。圆筒的异域空间，它虚拟的边界、它的断裂和折叠，它的通道、凹槽、和暗室，变成了一个移情的空间，其间灵魂的非物质性受到了贝克特文字生产的直线、曲线、碰撞、和关系的非物质性影响。
      在《解构机器：贝克特的〈迷失者〉》一文中，泼拉什将圆筒视作一个巨大的，由外部控制的神经机械学机器。不过，这个机器里却存在着一个幽灵（或灵魂），因为，泼拉什断言：“为了理解贝克特散文风格和表达中的某些双关和吊诡(quirks and paradoxes)，圆筒机器和文本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不工作的”。尽管不是作为机器工作，它们却在一个不同的层次——文学的或美学的层次——工作着，作为空间，协助着迄今尚未被想象的图景和感觉显现；那些图景和感觉对感官释放出独特的魅力，并生产出一种强烈的投驻。如那个圆筒，贝克特的语言也包含着凹槽和暗室；如迷失者的皮肤，它也包含着让我们亲睹文字和意象之差异振颤的隐窝和褶皱。这些振颤为unthought，the impense,开启了以虚构的后人类形式显现的空间；从后人类那里，我们或许能最终直觉到人的广袤，如果人的概念还能维系下去的话。这或许是文学的最阈下的、转变性的使用：一种灵魂制造，不断重塑着人、及其初始铭刻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