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苦闷岁月──莫斯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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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苦闷岁月──莫斯科大学


送交者: 许敏溶 2003年5月12日00:34:10 于 [教育与学术]http://www.bbsland.com  

  
当「苏联」已成为历史名词，人们再仔细回溯苏共极权崩溃的过程，将会发现，一个身在其中的象牙塔──莫斯科大学，却在这一页历史中扮演要角；但在面对自己争取而来，却充满不确定的命运时，莫大和苏联人民一样，也在辛苦寻找、摸索自己的未来。

莫斯科大学主楼「史达林大厦」正厅，不时人来人往，左侧一座贴着零星传单的布告看板兀自伫立，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但它却是苏联一把重要的民主之火。

四年前，苏联言论尺度仍在一言堂中挣扎，它却张贴苏军镇压人民、大力宣扬改革等传单，成为苏联第一座「民主墙」，和西方媒体争相报导的对象。

参与历史

三年前，苏联出现了第一份非官方报纸「infax」，创办它的幕后灵魂人物正是莫大新闻系师生与校友。

前年十二月，莫大更成为本世纪以来，苏联第一个成功争取到行政自主权的大学。经费运用、人事任用、课程安排不再由全苏教育部定夺，而由各系师生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自己决定。

去年八月俄共保守分子展开夺权政变，莫大师生组成的「俄罗斯民主联盟」，是少数在红场前抗议且连续枯坐三夜的师生，打破苏联「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政治前途」的说法。

在苏共长达七十四年的思想禁锢下，莫大成为粉碎各种神话的先驱。首先为这座极权大冰库按下解冻按钮的戈巴契夫，正是莫大教育出来的政治家，流着莫大改革社会的血液，虽然因此离开政治舞台，历史舞台却不会忘记这位翻新廿世纪人类前途的英雄。同样，历史也不会忘记莫大。

校史「血迹斑斑」

莫大由平民出身的知名教育家、科学家诺曼诺索夫于一七七五年创立。二百年来，校区就与莫斯科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隔街相对。但因曾遭祝融焚毁，加以系所扩增，一九五二年大学校园迁往莫城西南郊的列宁山上，如今仅剩亚非学院与新闻系独留故园。

早期莫大以人文科学为重点，教师均曾留学德、法，思想活跃，在文学评论、思想界标举「前进」旗帜，十八至十九世纪更孕育了果戈里、屠格涅夫、赫尔岑、别林斯基等多位伟大文人。

十九世纪末，由于沙皇治国保守，重古典文哲，不愿知识分子过份探究自然科学，因此远离政权中心列宁格勒的莫大，天高皇帝远，成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温床，奠立了坚实的科学结构。

在社会参与上，莫大更一直跻身历史主流。二百年来的校史「血迹斑斑」，师生曾通过推翻农奴制度、以民族语言俄文替换官定使用的法文、提倡民主等作为向当权者宣战，而成为打破社会各种不公平现象的带头者。

时序进入廿世纪，一九一八年苏共掌权，改变了苏联一切运作，最具自由色彩的莫大因此受到比外界更大的冲击。

列宁山上、莫河城畔

六月的莫斯科，空中飘满椴树的白色花絮，代替了冬季的雪花。由市区搭地铁往南直奔莫大，一出地铁站，远远即可望见史达林时代建筑的仿十六世纪法国钟楼──高卅一层的「史达林大厦」。以它为中心，四周另有十几栋学校所属的巨型大楼，规矩地罗列在三百多公顷的山丘上。

背对主楼往远处走，是既宽且长的草坪，有人躺在上面尽情享受一年中难得露脸的阳光，尽头是莫斯科河河堤，由此远眺，莫城尽收眼底，堤上偶有年轻人歌舞、哗笑。

走回校区，另一让人侧目的标的，却是二次大战中战死的莫大师生纪念碑。在各个系上，也都拥有自己的卫国战争纪念碑，偶尔碑前还零落几朵鲜花。走进材质厚重、灰色调的史达林大厦，森冷袭来，其间由教室、实验室到师生宿舍，藏有三、四千个房间，置身其中，新生常迷失方位。莫大十八个系，四万多师生就在这群充满严肃、沉重气氛的建筑中，度过一段苦闷的岁月。

苦闷的岁月

共党执政后，为掌握、吸收年轻人，首先在校园成立了共青团，从此大学录取学生不仅要看才学和能力，也要根据「出身」。长久下来，年轻人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要想出人头地，必须积极加入共青团和参与国家举办的学术社团、社会工作，而且不能对共党思想有质疑，否则会被视为叛徒而开除团籍，无法在大学就读。

又因莫大是全国最优秀人才的集中地，未来均被分配到重要的政府机构工作，「譬如亚非学院训练的是各种语言人才，毕业后定分配从事国际事务、外交工作；若非共青团员，不受党的掌控，就不能被录取」，亚非学院讲师谭傲霜表示。在五年前戈巴契夫开放政策尚未订立，莫大学生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均是共青团员。

学校社团也多为共青团或党支部指导的爱国工作、保护社会秩序、学术讨论等政治意味浓厚的严肃社团。一九五七年开始，大学生在结束「新鲜人」生活后，还必须下乡劳动一个月，帮助农民采土豆（土豆），体验劳动生活。

社会科学死气沉沉

在教学、研究上，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首当其冲，必须与马列哲学、经济学「挂钩」，无法独立、客观发展。

「过去的哲学教育可以说几乎全是宣传教育」，来自哥萨克共和国、经济系财务贷款教研室研究生古娜说，莫大的经济理论也非常薄弱。

对知识分子展开屠杀的史达林更视遗传学、心理学、计算数学、计算机为资本主义产物，以「伪科学」的理由，下令学校停止相关教学，「当时学术界一片死气沉沉」，莫大语言学副博士高辟天说。

另一方面，结束沙皇封建时代的列宁，强调国家发展应工业化、现代化，因而特别重视理工教学；二次大战后，东西对峙形成，共党更大力发展与国防工业相关的科学研究，连许多被迫害、坐牢的科研人员，都被迫继续在狱中设立的实验室做研究。

由于自然科学较少意识形态之事，不易与政权冲突，共产主义各行业薪水齐头式平等，也促使有志于科学的青年投身于此。种种理由，再配合上十九世纪已打下的科学基础，一时莫大的数、理、化、地质、地理研究大放异彩。

物理系蓬勃发展

一八七八年莫大出现第一个举世知名的苏俄物理学家，建立了全苏第一个光电效应实验室；一九八八年学校庆祝该实验室一百周年，政府还为其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一九三三年物理学成立时，就有了原子物理、天文物理等最先进的研究小组。

廿世纪，研究原子物理、第一个原子反应堆的建造人福瑟夫、核物理学者伊莫维西、量子物理学天才蓝道等均是世界级物理学家，而统计物理学教授尼古拉．维琪不仅是物理学家、数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更是美国、义大利的名誉国家院士。

在苏联创建的四百多个物理定理，有十五分之一以上来自莫大物理系。物理系尚有一间介绍该系诺贝尔奖得主生平与研究成果的展览室。

物理系电磁学教研室教授蒲尼克表示，过去苏联教育只占总经费的百分之一，教育部一向是最穷的部门，但拜国防工业之赐，国家对他们较不吝于投资。像被莫大师生笑称是「一个教研室能有一部就不错」的个人计算机，蒲尼克博士的实验室却有来自荷兰、波兰的计算机和实验仪器。「我研究的是材料对磁体的性能，和国防设备有关」，他透露，和他做相同研究的小组在苏联有四个，莫大就占了三个。

由于年轻人不断投入这个领域，卅年前物理系每年招收二百个学生，现在学生人数则高达三千人、教师六百位；系里有多达卅二个教研小组，几乎囊括了物理学的每个分支。六○、七○年代苏联开发了量子物理、非线性物理、太空物理等新领域，莫大师生均身肩重要任务。

出海实习

同样负有盛名的莫大地质、地理系师生有一玩笑──由于土地和意识形态、国防科技都无关，是离政权最偏远的知识。事实上由于战后西伯利亚开发，需要大批探勘资源的人才，莫大经济地理领域也蓬勃发展，如今史达林大厦有六层楼是地理系地盘，顶上三层楼更是由极地到太空等相关的地理与地质展览馆，并且还因此成为莫斯科的观光据点。

地理、地质系学生结束一年级课业后，可以远到离莫城七百公里之外的实验基地研究天文、地裂、土质等现象。二年级学生的实习活动则是搭乘莫大的私有财产──停泊在黑海附近的两艘各为一千吨、二千五百吨的实验船出海研究，船上有物理、地质、地理、生物等相关研究、探勘设备，莫大这两艘设备精良的实验船还曾为联合国执行研究计画。

除发展国防的大方针外，莫大科研之所以发展蓬勃，其实还得力于过去苏共一套严密监控的人才培植体系。

「抓紧」师生

在国家机器运作下，一九三○年代，苏共针对数理等学科，吸收有兴趣的中学生组成所谓「训练班」，利用课余由莫大老师义务「补习」，以打下稳固的数理基础，针对这个小组，还成立「奥林匹克学术竞赛」。

像莫大数学系的数学小组，一直维持在百人左右，许多成员后来都考入该系。他们底子扎实、易进入情况，往往成为该领域的权威，苏联著名科研人员也多曾是奥林匹克竞赛的得主。

这项制度首先由莫斯科推展，如今已成全国性竞赛，并由数学、物理，继而推展至生物、化学、地理，甚至一些人文科学的领域。「从小就折磨、折磨你的脑袋，免得胡思乱想」，数学系代数教研室主任维里柏格半开玩笑说，但这也是落实科学教育的重要方法。

在苏联，政府规定大学师生比例不得超过五比一，学生三年级就开始选择自己研究的专业，进入导师所属的教研室学习。

「教研室」原本移植自西欧，在每个系之下，由各个不同领域的泰斗领导一个小组，下有副教授、资深讲师等「徒子徒孙」。莫大教研室师生负有定期讨论、研究如何更合理的教学、编教材、开科学讨论会和做各阶段教育革新实验的重任。

平时老师也受严格考核，上课、撰写论文、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是必要工作，进行科研更占一半工作量，研究项目由上级指定，没有自主权，「从事国防研究者也都经过严格汰选」，浦尼克不讳言。

个人价值无法体现

这一套紧抓师生的体系，使莫大在多项科研实质成果上，成为全欧排名最好的大学。但只重「生产价值」，不重精神创造，却造成另一股危机。

由于念书、生活、工作一切都由国家照顾，只要学习表现好，没有思想问题、不批评制度、该入党就入党，前途便有保障，国家还出经费让你到外国学习，「最后却造成特有的『苏维埃遗传基因』，学生养成一味趋吉避凶的态度，无法跳脱这一套思想的箝制」，谭傲霜指出。由于这一套制度使人们无法真正体现自我，也造出一批缺乏热情、朝气的学生，莫大本来思想奔放、对权威勇于挑战的传统尽失。在受到改革开放冲击，问题更一一暴露。

「现在苏联学生普遍对国家民族不关心，反倒是中国大陆校园中的知识分子就对国事异常热情」，一位在莫大文学系就读的大陆留学生说出他的观察。「四年前莫大成立『俄罗斯民主联盟』的主要成员都是老师，几乎没有学生」，联盟成员之一的谭傲霜也认为学生已失去「主人翁感」。

共青团变经济实体？

另一个危机在经济式微下凸显。由于「铁饭碗」的摇晃不保，生活压力使学生无法专心学习，也不愿再接受国家安排工作，纷纷自觅前途。

「过去人们搞数学也很满足，但现在受资本主义影响，纯数学无利可图，系上许多研究人员纷纷外流到西方国家」，一位数学系教授为人才外流将更影响国力而忧心。

如今学校也开始自行和合资企业订合同，「卖」研究，接受国际委托研究计画。由于和「客户」直接签约，自己有选择权，「工作也比较有动力」，物理系蒲尼克博士不讳言自己的态度，但他和学校许多教授有相同的「心事」，未来需要长时间才易见成果的基础研究将愈乏人问津。

上行下效，学生也成立各种可以赚取收入的组织。譬如亚非学院学生组成一个承包翻译、教外语的单位，「共青团都变成经济实体了」，尖薄的自嘲透露出无奈。「让市场制代替行政，是生活水平太低造成」，地理系副博士瓦．尼．郭落索夫无奈地表示。「我自己也很矛盾」，喜爱从事研究，却不得不花时间为台湾来的旅客做翻译的亚非学院中国经济教研室讲师安德烈说。

精神重建

今天共党在校园已失去支配力、共青团也已瓦解，思想极其自由，但学术的危机和经济危机一样尚未解除。

事实上，史达林去逝后，很多人文科学已重新得到发展机会；六○年代后，西方思潮也不断涌入。但过去的压抑，使今天莫大社会科学的著作、论文，「平均水平还落后西方五年」，中普通话言学教研室副博士高辟天估计。

戈巴契夫的开放政策继而带来许多西方客座教授；过去被苏共迫害、流亡的苏联学者也纷纷回来贡献所学。譬如曾得诺贝尔奖的俄裔美籍经济学者里昂堤耶夫就经常取回「西经」──各种如何摆脱当前经济困境的建议。受西方理论刺激，「系上教授也开始转变自己思维方式，重视其他经济体系，新的教研室也纷纷开设」，古娜说她所属的财务贷款教研室，就是前年才出炉的。

事实摆在眼前，过去以一个总的马列理论来解决所有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太简化学术，已令莫大师生厌倦；但打破了马列，「我们并未建立起新的思维方式」，安德烈说。譬如哲学观点就很淆乱，争议不断，「许多人认为单纯汲取、利用西方模式也走不通」，他也赞同这样的看法。

正确思考更可贵

物理系一位身兼学校公关人员的教授认为，莫大和「新苏联」──独立国协的千万人民一样，在重新寻找自己的道路过程中，需要学习、适应的事情繁多，「但不能急，因为我们不想再重蹈覆辙，毕竟，能自由思考虽可贵，但能正确思考更重要，那就先有个开放的态度吧！」思考了一会儿，他说出心中的答案，是期许莫大师生，也期许新的「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