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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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精神的式微 转贴：任不寐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从校园转向民间。大学精神几乎成为犬儒主义和伪激进主义的代名词了。

　　我们必须看到，90年代政治机会主义对大学精神的伤害基本上是成功的，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权力市场化的示范效应、社会不公正问题的突现以及道德全面失序的暗示，80年代的启蒙精神彻底中断，20世纪初的民主科学传统遭到进一步的遗忘和嘲弄。事实上，90年代的大学已经基本上丧失了本来很贫乏的精神资源，并堕落为低级的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和新左派思想滥觞的大本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政治机会主义和各种后现代主义成为大学精神衰微的鼓动者和帮闲。

　　这未必是好事，因为青年人毕竟集中在校园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潜伏着各种危机。事实上，这种危机近年来已经露出端睨。从南斯拉夫使馆事件的激进民族主义，到今天各种“颠倒人生季节”的犬儒主义和市侩主义，中国大学生已经被培养为成为具有东方特色（更多机会主义）狭隘的狂热分子和肤浅的怀疑主义者以及精明的年轻的名利之徒。

　　当然，大学精神的危机主要责任不在学生。90年代的政策环境是第一原因。除去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以外，大学教师们的堕落更是无以复加。是非意识首先是从这些教书育人者身上被自动消除的。这种良知和理性的自我清洗运动首先体现在对“模式化教育”的无原则的投靠上面，他们成为某种谎言的文化传播者。其次，当代大学教师已经彻底成为文字商人，各种学术腐败令人触目惊心。最后，这种堕落产生了自己的辩护理论，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翻版。

　　教育家洪堡说，大学精神体现在“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三个方面。大学从12世纪诞生起一直是民间社团自治的代表和“社会的良心”。但是，在中国，以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改制为起点，那时所奠定“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原则从来没有成为中国大学的基本特征。自从1927年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以来，中国已经没有大学了，只剩下硬件并不现代的现代瀚林院。

　　五四运动以来，大学精神不断进行过抗争，但是它总是跌落在血泊之中。今天，如果说大学精神的式微是一种世界现象，那么在中国，大学精神还没有资格这样谦虚——我们不能“式微”我们还没有的东西。重建大学精神的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是真实的，它最多表达的是对蔡元培的事业的一种怀念。事实上到了今天，重建大学精神应该有更深刻的内容，那就是除了承继五四精神以外，我们还必须为民主和科学、为个人主义补充一些终极价值。这不仅是对当下大学精神的反省，也是对五四精神堕变的反省。

　　这是一个贫困的年代。恰恰是在一个贫困的年代提出上述了双重任务。不过好在“北大死了”，我们已经没有重建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我们比五四一代先辈拥有了更多的苦难记忆，因此应该拥有更多的责任感和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