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异化的科学引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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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从来没有任何事物像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一样，让中国科学家如此爱恨交加。     这个由美国人创造的文献检索工具，在中国被引入科研评价体系，成为中国科学工作者评定职称、申请经费甚至分配福利的重要门槛。因此，这个舶来品又被戏称为“愚蠢的中国指数”（Stupid Chinese Index）。半个月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了2007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这份数据显示，去年SCI所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数排在世界第三位，而5年前中国工程索引还居于第六位。但这个喜讯并没有引来学界太多的叫好声，反而再次引发了对中国论文质量现状的担忧。     是检索工具还是评价手段     事实上，今年的主角并不是SCI，而是另一种检索工具EI（工程索引）。根据对这种反映工程科学研究情况的检索工具进行数据分析，2007年EI共收录中国论文78200篇，占论文总数的近1／5，排在世界第一位。     在12月9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反复强调这些排序的差别。比如位居第二的是发表在国际主要期刊和重要会议上的论文总数，主要取自SCI、EI和ISTP（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     但在第二天发表的新闻报道中，大多数媒体仍然盯住了“第一”和“SCI”。“中国论文数量世界第一”成为许多网站的头条新闻，同时也有评论把矛头指向SCI，认为被其收录的中国论文“不少是垃圾”。     这些说法让武夷山哭笑不得。“SCI只是一个工具，现实中的确有使用工具不当甚至滥用的现象，但不能就此否认工具的作用。”他拿出惯用的比喻：“好比你用锤子砸着自己的手，总不能埋怨锤子吧！”     这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第三届硕士毕业生，参与这项统计工作已有16年之久。而他所在的研究所，则从1987年开始受原国家科委的委托，对中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量和论文被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对于我们来说，只负责公布数字，并不直接涉及评价。”武夷山表示。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文献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提出SC I这一概念时，本意也和工程索引评价无关。他希望通过跨学科的检索方法，将数据整合起来。这样，一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往往可以为另一个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带来科学发现的新机会。     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由鸡舍改造的工作室里，他首次提出了“引文索引”的概念。不同于按主题或分类途径检索文献的常规做法，“引文索引”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词，通过收录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和跟踪其发表后被引用的情况来掌握该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从而迅速发现与其相关的研究文献。     “你可以了解这个课题最新进展是什么，这就是科学引文索引最基本的目的。”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中国区总裁刘煜解释道：“我们称之为‘越查越旧，越查越新，越查越深’。”SCI如今是该集团的一个数据库产品。     但这个强大的文献检索工具，在中国首先被作为评价手段。1987年，南京大学率先鼓励研究人员在SCI收录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据说，奖金数额大概是每篇1000元。当时的校长曲钦岳这样解释实施这项举措的原因：一是处于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并不现实。     同一年年底，《科技日报》头版刊登了基于SCI的中国大学排行榜。参与此事的科学计量学家蒋国华回工程索引忆，当时排名第一的是北京大学，另一所名校清华大学相当靠后，“当时不是很有名”的南京大学却榜上有名。为此，教育部科技司还把参与者批评了一顿。“说我们胡搞”，蒋国华坦言道：“其实是我们的排名和他们心中的排名不符。”     是数量还是质量     在蒋国华看来，SCI不过是个基本指标，“好比选美大赛要求选手身高和体型”。只是，他和武夷山都没有料到，这种量化的衡量方法后来发展到僵化甚至异化的地步。     随着大学排行榜的推出，不少学校开始把SCI直接与科研人员职称评定挂钩。比如，上海交通大学Engineering Village就明文规定，申请工科和理科博导者，5篇论文中至少需有两篇为SCI或EI所检索。此外，对攻读力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也有SCI要求，比如至少须以第一作者在SCI检索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篇，否则没有学位论文答辩资格。     这些看似严苛的规定在李国杰看来实在可笑。这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所长举例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和博士生非常重要的文章经常出现在技术报告或内部交流的备忘录上面，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判断自己的水平。而这所学校的学生在读博士时，导师觉得够格就可以了，“有没有SCI文章无所谓”工程索引。     李国杰还注意到了中国论文数量的指数型增长。统计数据表明，1981年中国SCI论文数为1650篇，2007年则达78852篇，20余年间增长了差不多47倍。1997年,美国被SCI收录的论文数是中国的40.6倍，到2007年,这一差距已经缩小到10.9倍。     但他同时发现，在中国，被SCI收录的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排名非常靠后，这说明我国单篇论文的质量明显不如国外，“值得高度警惕”。     这一点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数据中也得到了印证。从2007年到2008年8月31日，我国被SCI收录的573486篇论文中，每篇论文平均被引证次数为4．61，排在14个被引证次数较多的国家（地区）中的第12位。     在今年的新闻发布会上，武夷山就公布了另一些看起来“不太乐观”的数据：从1998年到2007年,中国工程索引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国际论文中，有61.5％的论文10年中被引用了至少一次。这意味着有近4成的论文尚未被人引用，甚至没有被作者本人引用。     他还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课题组很早就注意到了对于SCI过度重视的现象。为了“希望大家转而抓质量”，他还特意改变了发布方式。比如，首先发布论文被引最多的单位名单，再发布论文数量最多的单位名单。     与此同时，在公布论文数据之外，武夷山还特意推出了中国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专利商标局申请注册和获得授权的专利数据。“建设创新型国家，既需要发表更多的高水平论文，也需要获得更多的高水平发明专利。”他说。     提高论文质量已经成为科学家们的共识。早在2008年5月份，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研究员金碧辉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现在是提高中国论文质量的关键时刻了。”她认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科学已经实现了数量上的突破，该是实现大跨度式发展的时刻了。     是科学还是功利     这位文献情报学家痛斥了在中国SCI被扭曲使用的现象。她指出将影响因子和SCI论文与奖金挂钩的做法，是在不经意间将功利引入了科学，“而如果科学是为了功利，就不成其为科学了”。     不仅如此，数据是一种刚性指标，刚性指标很可能会挫伤科学家的创造力，甚至会扭曲科研科技期刊数据库人员的科研行为，将科学问题驱动的科研动机扭曲成追求文章数量的科研动机。“这是很危险的，对于中国科学的长远发展和提升中国科学的质量有百害而无一益。”她补充道。     中国科学院科学前沿分析中心副研究员杨立英承认，有学者把一篇论文拆分成几篇发表，或者将同一篇论文改头换面同时向几家期刊投稿。     “新语丝”网站曾经披露过宁波高校一位科研人员3年发表82篇SCI论文的故事。有网友称，这些文章其实大都发表在国外一些“影响因子”较低的刊物上。比如，仅在德国一个化学刊物上就发表了39篇文章，一期最多发表6篇。这本刊物的“影响因子”仅为0.3,被网友们斥为“垃圾刊物”。     有人进一步了解到，每发一篇文章，这位研究者都可以从学校获得数千元的奖励。他也成为学校的学术新星，拥有一级教授、国家优秀教授、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等多个头衔。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此见怪不怪。他私下里叫苦说：“现在什么都和SCI挂钩，从评职称到分房子，科学家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对此，金碧辉提议实行综合评价方法，把同行评议制度和定量数据相结合。她认为建立起公平、科技期刊数据库公正的同行评议制度，建立起能够解决和协调科学共同体内部问题的科学自组织机制，是中国科学家和科技管理工作者应共同面对和共同解决的一个复杂而又艰巨的问题。     目前，同行评议是发达国家的主流做法。卡耐基梅隆大学是公认的计算机领域最好的学校。据说，那里评价教授一不看论文，二不看经费，就看这个领域的知名教授写的评价意见。由于乱写评价会影响自己的信誉，所以同行教授会非常认真和仔细。     但在一位业内人士看来，这种评价体系似乎遥遥无期。“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同行评议真的能够公平公正吗？”他对此忧心忡忡：“如果那样的话，还不如SCI呢！”     李国杰呼吁对科研人员和科技成果一定要有耐心。他引用“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说：“判断一支科研队伍的强弱和科技成果的优劣需要时间，来不得半点儿急功近利和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