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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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选择驱动下的地位竞赛？】

那么，难道现代城市人都把自己当贵族了吗？在价值起源上或许可以这么说，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社会相对固化封闭的社会结构，极大提升了社会流动性，如今，沿着身份和地位等级往上爬升的机会似乎向每个人开放了，只要有机会和能力，人们总是选择他能够负担得起的尽可能高阶体面的社会身份，和与之相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当他们为孩子们谋划和争取未来条件时，更是如此，即便他们自己已习惯并安于既有的地位身份，但只要可能，总是希望子女能进入更高的阶层。

这种向上爬的倾向或许已深植于人类的本性（无论是生物的或文化的），性选择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经验证据表明，财富和地位总是能帮助男性找到更好的配偶和更多的性机会（尽管在现代这未必能为他带来更多后代），它是女性选择长期配偶的头号指标，即便在选择短期配偶时，也是重要指标。

女性偏爱富贵者、努力“往上嫁”的策略，激励了男性对财富与权力展开永无休止的追逐竞赛，而一旦这样的竞赛习性养成，他们会不断开辟新战场并在其中决一胜负，分出高下，从权力争夺、战争、商场职场竞争，到体育竞技、学术、游戏，每个竞技场上，参赛者内心深处总是假定了一群女性观众和评价者，尽管他们未必意识到。

追求更高端体面的生活方式只是其中一个竞技场，现代人也只是延续了这场竞赛，但问题是，这场竞赛已丧失了遗传意义；在古代，由于1）缺乏避孕手段，2）女性被高度束缚在生儿育女的道德责任之中，3）社会流动性低，因而地位能被可靠的传给后代，4）溺婴等手段违背道德且与富贵者的身份不符，因而财富身份地位上的优势会自动转变为遗传优势。

而在现代社会，这一自动关系被切断了，人们仍在为财富、地位和权力而拼搏，并利用这些方面的优势寻求更多的性伴侣和性机会，而且由于社会的开放，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这么做，但这些已不再自动为他们带来更多后代了，相反，由于他们在这些原本只是手段而非目标的环节上投入了过多资源，能够负担的生育率反而更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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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遗传价值的文化何以维系？】

一种原本具有遗传优势的行为模式，在丧失该优势、甚至转变为劣势之后，仍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该模式的遗传基础（如果有的话）需要多个世代才被清除出基因库，时间长短取决于其遗传劣势的大小（假如它导致绝育，就只须一个世代）。

假如该行为模式没有遗传基础而仅由观念所造就，经由文化而传播，那么它可能永远不会被清除，因为观念可以横向传播，一个不留下后代的人也可以把观念传给他人，并影响其行为，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包含了禁欲独身主义的观念体系和僧侣组织可以长期存在，因为通过观念传播，尽管僧侣都没有后代，但僧侣组织却可以从其他群体中不断吸纳新成员。

但是，以牺牲其载体的遗传收益为代价而传播的观念体系，尽管可以长期存在，却极少可能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并构成大部分人口的行为基础，这是因为，虽然观念是后天获得的，但影响个体是否接受特定观念的“易感性”可能具有遗传基础，并存在个体间差异，假如一种观念总是倾向于让对它易感的那些载体留下更少后代，长此以往，对它易感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其传播过程便成了一个不断消灭自身传播基础的过程。

很明显，这样的过程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此类观念系统只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而其所基于的易感性只是一些随机变异或其他具有遗传优势的特性的副产品，才能得以维持，正如独身禁欲主义在僧侣中的存在那样。

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当前城市低生育文化的主流地位能维持多久？我想这主要取决于与之竞争的替代文化的生育率优势，伊斯兰世界、印度教徒、儒家传统主义者、摩门教徒、新教再洗礼派，都拥有很高的生育率，其中许多还拥有很庞大的人口基数，他们将在未来几个世代成为全球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短则两三代，长则五六代，将最终在文化上取得主流地位，假如当前西方世界的主流生育文化不发生逆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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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压力是坏事吗？】

除了时间尺度，人口争议中另一个带来混乱的地方是，许多人总是将马尔萨斯和人口控制、计划生育、生态主义，甚至生态末世论等等联系在一起，你一提马尔萨斯和人口压力，人们就当然的以为你在暗示赞成计划生育，或在兜售生态悲观主义论调，这是极大的误解，而这一误解很大程度上是60年代兴起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所造成的。

实际上，马尔萨斯并不将人口压力视为负面因素，更不是悲观主义的来源，相反，他将其视为推动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基本动力，这一点放到马尔萨斯的思想继承者达尔文的进化论视角中，就更加显明了：人口压力只是自然选择压力的一个特例，而选择压力当然是进化的基本动力，其持续作用也是个体复杂性和物种多样性的存在基础。

诚然，人口压力会造成各种苦难和悲剧，但正是这些苦难在激励人们不断设法克服它们，而正是这一过程推动了文明进步，正如痛苦让人们回避危险和伤害，饥饿感驱使人们寻找食物，性焦虑促使人们寻找配偶，并为此而谋求种种能给自己带来择偶优势的条件，同样，自卑和屈辱感激发人们力争出人头地，改善自己的地位处境，所有这些指引人们行为的心理机制，若追根溯源，都可找到生存繁衍的需要这一基础动力。

当然，在富裕社会或富裕阶层，生存压力会相对松弛，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因而也会更多样化、更难以预料，但这种松弛和漂变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和有限的，人口压力就像拉住风筝的那根线，最终会将其拉回进化的主轨道，若非如此，社会与文明的有序结构将随漂变而瓦解于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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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计划生育应对人口压力？】

由于受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误导，许多人将人口压力与资源耗竭、环境退化和生态灾难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关系远非必然，人口增长会提高对资源的需求，但同时也让资源变得更稀缺，因而更宝贵，可是，一样东西怎么会因为它变得更宝贵而耗竭或退化呢？依常识，这不是会激励人们更加珍惜它、保护它、并努力寻找替代它的东西吗？

区别在于相应的财产权是否得到建立，假如资源的财产权明确并得到法律的可靠保障，那么稀缺性只会让它更受珍惜，相反，若没有财产权，它就可能在一阵哄抢中被破坏殆尽，这就是常说的公地悲剧，所以，应对人口压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某些资源日益表现出其稀缺性的同时，建立起相应的财产权制度。

应对人口压力和资源稀缺性的另一条道路是由一个中央权威集中分配资源，并对需求和供给作出统一的计划规定，计划生育只是这种计划体制的一部分，这种体制需要赋予国家以空前的暴力和社会控制手段，放任其对个人实施极为严酷的强制，完全违背了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任何对个体价值和自由尚有一丝珍惜的人都无法容忍的做法。

正如哈耶克所论证的，试图借助集中计划来解决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无法处理分散信息的表达、获取、传递和计算问题，注定会失败，而历史经验也早已表明，计划体制将带来极大的无效率和社会灾难，相反，财产权和价格机制已经在其漫长历史上向人们展示了其处理稀缺性问题的能力。

只要相应的财产权能够建立，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与生态压力便会经价格信号而传递到正在做生育决定的个体，让他们对生育的后果——自身的抚养负担、孩子的幸福和未来处境——作出恰当的权衡，只要他们不去偷抢别人拥有的资源，抚养负担是否太重，又何须旁人替他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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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改变了战争伦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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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撤军前景明朗之后，美国便开始在反恐战场上扩大无人机的使用，特别是在2008年部署了威力远大于第一代无人攻击机（UCAV）MQ-1的MQ-9后，UCAV俨然已成为空中打击的主力，达到了数百架的机队部署，每年执行几万次飞行，杀死数百敌人的可观规模，而在巴基斯坦、索马里、也门等没有正式出兵的地区，美军更完全依赖无人机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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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撤军前景明朗之后，美国便开始在反恐战场上扩大无人机的使用，特别是在2008年部署了威力远大于第一代无人攻击机（UCAV）MQ-1的MQ-9后，UCAV俨然已成为空中打击的主力，达到了数百架的机队部署，每年执行几万次飞行，杀死数百敌人的可观规模，而在巴基斯坦、索马里、也门等没有正式出兵的地区，美军更完全依赖无人机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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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恐这样的非对称战场上，MQ-9正在代替F-16的地位，许多F-16飞行员已被重新训练为MQ-1/9操作员，实际上，在无须考虑防空突破和空中格斗的非对称条件下，MQ-9完全能够胜任此前由F-16执行的任务；所以当这一能力被事实验证之后，许多国家军方都开始调整战略，采购部署UCAV或开发自己的类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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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也就引发了许多争议，认为无人机的出现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让拥有技术优势的一方可以安全的躲在基地里，像玩电子游戏那样追杀几万公里之外的敌人，而这可能让攻击一方变得不负责任，如此也模糊了战斗与暗杀的界线，有人甚而认为这种变化令既有的战争伦理和规范变得无效，因而需要寻找建立新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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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有些道理，武器，无论是攻击性还是防御性的，确实会改变战争伦理，比如当武器需要双方人员近距离接触时，接触过程通常会自动揭示出双方意图，逐户搜索时遭遇冷枪，即可认为对方持有敌意，而自我保存的需要也当然的赋予了一方反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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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远程攻击武器切断了双方互动和对话的路径，这样规范就应对攻击方施加更多审慎甄别的义务；再如核导弹这样可一击灭国的超级武器，给了敌对邻国以先发制人的正当性；类似的，当一方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时，就会被赋予更多责任去避免战区发生灾难性的社会崩溃和人道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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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人机并未带来新的伦理问题，它只是延续了远程非接触攻击所带来的问题，而后者已很古老，既有规范也早已作出了调适；MQ-9之所以能够在反恐战场上所向无敌，是因为敌方完全没有防空和空战能力，可既然如此，用有人攻击机甚至直升机其实也很安全，UCAV当然更安全了，但并不比早先的无人侦察机加巡航导弹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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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攻击方变得更安全的伦理后果是双面的，这可能会增加攻击次数，但也有许多正面后果，操作者在更冷静的状态下能更好的遵守战斗规则，避免因惊慌紧张和情绪失控而导致的误伤；同时，将大批士兵留在本土，也可避免因军纪问题或文化隔阂而与当地居民发生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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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规范的发展应着重于两个方面：约束攻击次数，攻击者需要说明每次攻击都是必要且合理的，其次是制订更细致的战斗规则，剔除原先出于自我保存需要的授权，并对原先交给士兵现场自行判断的情形作出规范，因为现在士兵对现场的感知和反应和以前不同了；而确保这些规范得以落实的最重要前提是信息透明，好在，一次攻击得到公开报道的机会，并不会因它由无人机实施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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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战斗与暗杀界线的模糊，则根本与无人机没关系，这是对方刻意混淆军民身份的游击战术的后果，反恐方之所以需要采用看起来像暗杀的定点清除和“特征攻击”打击方式，是因为恐怖分子总是故意伪装成或混迹于平民之中，以平民作肉盾掩护；而攻击方为减少误伤，才发展出了这种结合了高强度侦察和精确打击的方式，这是很大的进步，而且此前用有人驾驶机同样可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