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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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防灾责任所来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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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自然灾害过后，都会有一轮拷问政府预防体系是否完备、救援措施是否积极的所谓“问责”浪潮，也会伴随着大量良莠难辨却言之凿凿的祖传秘方；拜网络新媒体特别是微博之赐，这次北京暴雨成灾之际，这样的反思、问责和开药方举动，从雨水刚刚开始淤积之时，便已风雨满城、席卷九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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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少人会在这么做之前先问一问，为何人们要将自然灾害对个人所造成的损害归咎于政府？为何他们会将防灾和救援的责任归诸政府？归根结蒂：为何人们在灾害发生时首先想到的是政府，而不是其他什么，比如巴菲特、Google、弥勒佛或阿拉丁神灯？这其中的道理，似乎并未有人加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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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设你身处一个没有政府的地方，比如公海上或者索马里，一场龙卷风让你目睹某位亲友无端暴毙，自己的财产也惨遭毁灭，此时你大概不会想到政府，也不可能找出某个人来对此负责，可以预料的反应，除了反思自己哪里疏忽了之外，无非是悲叹命运之多舛，这也是作为冷静超然的旁观者看来唯一合理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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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身临灾难的当事人并不超然，他们常常需要为悲剧和惨状所引发的怨愤和怒火寻找一个渲泄对象，于是悲叹的内容会变成：造化何以如此弄人，老天为何这般不公，上帝为何而发怒？如今，受过教育的人大概都不会从字面上理解这些句子，那显然只是“命运”的拟人化表达而已，不过在蒙昧时代，人们真的会用各种巫术去努力平息老天的怒火，或诱骗神灵转移发怒对象，甚至威胁他再发飙就断了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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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现代人只是让政府取代了老天的地位，启蒙运动虽让他们认识到了巫术的愚昧，却并未赋予他们直面命运的勇气，他们仍需要一个父爱主义的老天为他们挡开一切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他们天真的以为，自从认识到理性的威力之后，没有什么自然力是不可战胜的，而同时，现实生活的严酷又让他们感觉到个体力量的渺小，于是便将理性主义的美好许诺，转变成了福利主义责任而施加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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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此，他们才宁愿相信像扭转地球气候变化和平抑经济波动这样的事情，也是政府能够且必须承担的责任，无论人类对这些现象的了解还何等粗浅，政府既已被赋予老天的角色，自然要为一切人间痛苦和不幸负责，甚至对于非洲无政府地区的种种不幸，进步主义者也要在“国际社会”的名号之下，假装出一个并不存在世界政府来向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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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一再击碎这种幻觉，但人们却很擅长再次将自己迷醉，需要另一次启蒙才能将政府这个魅影从现代政治伦理中消除；真正的理性主义者会认识到，面对世界和生活的复杂性，理性——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终究是弱小的，个人必须自己面对命运，政府只是他们组织起来平息相互间冲突和解决某些公共问题的一个凡俗工具而已，类似的工具还有很多种，从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到慈善组织，其中有些确实能够加强人类对抗命运的能力，但除了执行法律之外，政府在其中并不天然的具有优势，相反，它们往往表现的十分笨拙和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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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为某种自然灾难而问责政府之前，在将相应的责任赋予政府之前，首先要问一问：为何你认为这件事应该由政府来做？由他做比由当事的个人、当事人能够向其寻求帮助的亲人朋友、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商家、保险公司、人们为获得安全而自发建立的社区组织、热心公益的慈善组织，为何不是更好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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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不能忘记，每当我们将一项新责任赋予政府，便同时赋予了或至少认可了他为履行该责任所需要的权力：当我们为火灾而问责政府时，也就默认了他为保持消防通道畅通而强拆违章建筑的权力，同样，对交通堵塞、治安不良、市容不佳、暴雨泄水不畅的问责，也默认了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全面城市规划，并为此而实施拆迁、管制流动人口、清除城中村和贫民窟、驱逐无业人口、清理街边摊位的权力，问题是，那些叫嚷问责的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些责任背后所包含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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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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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省市两级政府动用财政预算为私人企业江西赛维应付债务危机的举动，开了一个十分惹眼的先例；与此同时，同样陷入债务危机的众多浙江中小型民企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个别企业破产大面积牵动了担保网络，导致银行争相抽贷，在当前这样的低迷萧条大背景下，恐怕会有一大批企业挺不过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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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今年更呈现出加速恶化的趋势，从新劳动法开始，民企面临的管制日益严苛，在资源能源类产业，他们被不断壮大的垄断国企全面排挤出市场，在煤炭业甚至遭遇大规模没收；金融危机后，又承受了干预政策的沉重打击：数十万亿投资很少落到他们手里，投资热潮所引发的要素价格暴涨却无从逃避，同样，信贷大放水时没他们的份，泡沫破灭后的紧缩却首先冲击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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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更加不妙，大规模财政干预导致的虚假繁荣过去之后，许多地方政府本已面临着一个财政烂摊子，加上制造业失速后，地方税收必将下滑，而土地财政又被上了锁，未来几年地方政府必将挖空心思寻找税源，民营企业恐怕会被首先拿来开刀；所以，一个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民企在未来还有没有生存空间？如果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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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曾有过一段为期十多年的蜜月期，各地政府争相招商引资，在土地、基础设施和税收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极为优厚的条件，并且通过各种土政策，在总体制度变革滞后的情况下，在局部创造出良好的制度条件，张五常将此局面称为“县级制度竞争”，并坚信这是导致中国奇迹的秘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