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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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张五常的县级竞争理论很难成立，首先，将地方政府视为拥有独立意志和行动能力的人格化主体，是站不住脚的，其次，即便地方政府具有这样的特性和能力，其所追求的，也不大可能是长期利益，更可疑的是，它能否对自己的许诺承担责任？在面临上级政府干预、调控、清理整顿和“规范化”时，能否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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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已表明张五常的乐观看法是错误的，在短暂蜜月期过去之后，硬伤逐渐开始暴露出来；被招商引资政策所吸引的企业家发现：早先的优惠宽松往往只是个养肥了再杀的圈套，根本不可能要求后任对前任的政策和许诺负责，当之前提供给你的资源有了更有利可图的用途后，他们会毫不犹豫的腾笼换鸟，把你升级换代、优化组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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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问题是，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与这种制度竞争并不匹配，特别是第一把手，他既非本地人，不受乡里评价的约束，而他的下一个任所通常也不在本地，因而既没有长期激励，也没有做长期承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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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官员普遍年轻化之后尤其突出，之前，地方政策还可以由通常本地任职的高层副职和中层官员获得一定的延续性，假如这些官员年龄较大、因而没有多大机会在更高层次上获得升迁机会的话，就会有激励维持政策与制度稳定，而且因为一把手调换频繁，实际政策制订更多掌握在这些副职和中层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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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年来形势已经改变，随着官员年轻化以及地方势力全面削弱，官员的激励越来越多来自上面因而其作为也越来越迎合中央要求；其实，在中央集权制的大背景下，这种变化是早晚会发生的，中央不会坐视地方制度竞争的结果过度偏离其所设定的制度走向，而90年代以来的财税制度改革、银行与国企的垂直化改造、垄断央企所带来的巨额租金，都让中央政府拥有了扭转任何制度差异化和离心倾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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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长期衰退前景逐渐明朗时，上述隐患将会集中爆发，此前之所以能有一个蜜月期，是因为当时整个经济处于持续高速增长之中，在增长预期下，地方政府考虑的是：每年涌现的众多新企业（也是新税源）中，我能吸引来多少？而在衰退预期下，问题转变为：从这根正在融化的雪糕中，我能打捞到多少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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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样的预期形成，局面就非常可怕，我们将看到一幅“泽之将竭，其捞也狂”的哄抢场面，因为此时竭泽而渔显然已是最理性的选择；考虑到人口逆转所带来的资本要素贬值浪潮才刚刚到来，还将持续二十多年，除非出现另一个异常强大的增长源，长期衰退前景是可以预见的，问题仅仅是触发哄抢的临界点何时到来，以何种方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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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前景，企业会做何反应？明显的出路是乘资产大幅贬值之前变现走人，这一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留下来的不得不调整策略，将资本配置为容易转移变现的形式，其实因为财产权缺乏保障，国内企业原本就有这种倾向，比如许多知名制造业大厂商，其核心资源其实从来都不是制造，而是营销团队和规模化劳动组织，夸张点说，他们更像是营销或劳务公司，前者随时可以拉走队伍另起炉灶，后者只不过租个厂房转卖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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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维或许给我们演示了新时代的民企生存之道，那就是与官员利益绑在一起，同时借助相互牵制的利益网保护自己，赛维在光伏产业的迅猛成功便是利用了政府的干预政策，当前的债务危机也是该政策所导致的新能源泡沫破裂的结果，但因为他精心安排的债务结构，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种相互绑架的关系，得以避免成为投资狂热的替罪羊，相比之下，那些当初没有与政府一起吹泡泡的企业，反倒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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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士风波彰显主动投资策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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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雷士风波又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国内企业根深蒂固的“人治”特征与现代公司治理之间的强烈反差与冲突；尽管其中的是非曲折外人还很难辨明，但冲突的起因和爆发过程是非常清楚的，这也得益微博的实时性，将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直接迅速的展示在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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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披露的信息看，这次全面怠工与抵制行动，显然是一次控制权争夺战，而不仅是对上半年业绩与股价巨跌的反应，否则难以解释其间一系列事件的时间关系；或许，前期的业绩与股价变动，正是管理层为获得动员和胁迫能力而刻意制造的，近日的抵制行动也已显示了他们拥有这么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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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排除管理层意欲通过压低股价以便其自己增持而夺回控股权的可能，只是一时失手将股价压得过低，造成其杠杆交易的抵押不足而被迫平仓；实际上，当与其他投资者特别是施耐德的分歧暴露之后，吴长江完全具有这么做的动机，而从雷士资产结构的关联安排，他也早已为今日的冲突留了一手：雷士的渠道资源并未放进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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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乐百氏、娃哈哈、《财经》到雷士，这一连串案例一再提醒我们，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所代表的企业，并未获得自己的生命力，能够抗拒各种外部干扰而保持自身的完整、独立和凝聚力，能不依赖任何个人而维持自身的性格与目标，任凭股东和管理者变动而保有自己的禀赋和价值，相反，真正拥有生命的，是隐藏在这些名字后面的强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团队：何伯权、宗庆后、胡舒立和吴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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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司区别于传统家族企业的根本之处在于非人格化，那意味着企业的组织结构、运营体系和资产价值，都不依赖于特定个人，离开任何一个人，业务仍可正常运营，信息流动和指挥控制体系仍可照常工作，资产价值不会急剧萎缩，而这些，都离不开制度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