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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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让一些人头痛不已的垃圾，却由另一些人找出了可行的商业模式来帮他们免费处理，甚至愿意倒贴钱，这既让双方得利，也解决了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难道不是好事吗？问题在于，那些买入垃圾的人，之所以愿意支付正的价格，可能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处理垃圾方面的比较优势，而更因为他们没有承担垃圾处理过程所造成的全部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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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证据显示事实可能正是如此，这些垃圾分拣过程常给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污染，而后者又缺乏保障其环境免受污染的权利，或者即便这一权利得到社会与法律的认可，也没有有效的司法体系来保护和落实这一权利，另外，据说许多垃圾分拣者还将残余垃圾混入市政垃圾，从而将处理成本转嫁给了市政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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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以往的其他事例中，我们也可以预计到此类权利的缺失，近年来在诸多工矿业重金属污染、印染业水源污染、机场噪音污染、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选址等等环境污染纠纷案件中，当地居民和社区很难从司法途径获得救济，通常只有当事情恶化导致冲突、成为新闻时才获得解决，这种机会主义的方式既无法形成清晰的权利边界，也难以让这些污染的真实代价以市场价格的形式准确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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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垃圾贸易，而是权利缺失所导致的成本外部化，假如居民免受污染的权利是明晰且有保障的，而社区又拥有进行集体议价的组织机制，那么打算在当地建立垃圾分拣场的厂商便可与社区谈判商定污染控制标准和补偿额，如此一来，在南京合肥这样的人口密集区建分拣场的成本就很可能高的无人问津，洋垃圾问题也就无须担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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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权利界定和司法保障的落实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在此之前禁止输入垃圾的规定确有其道理，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假如国内某些地区确实在垃圾处理上拥有比较优势，那么禁令便让潜在交易者损失了大量获利机会，也压制了该产业的发展；这种优势可能来自荒芜土地的低机会成本，低工资水平，发达而需求旺盛的旧货市场，等等，这一优势究竟有多大，是否足以支撑一个产业，只能在权利明确的前提下由市场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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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条件尚未成立之时，折中而稳妥的办法是在无人居住且土地荒芜的地方先建立特区，让进场企业自己给出确保周边地区免遭污染所需的垃圾处理标准；实际上，无论是否禁止垃圾进口，国内产生的垃圾本身就是个有待解决的大问题，随着工业和城市发展，这一问题会越来越紧迫，因而大规模的垃圾处理产业总是需要建立的，而它所面临的权利和制度问题，与洋垃圾问题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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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何不在界定和落实居民权利的同时，鼓励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况且，与国内垃圾问题相比，洋垃圾至少在起点上较为集中而清晰：这些垃圾已经被收集到一起，并且有一个明确的个体对它负责，其后的责任链条也就更容易追索；假如洋垃圾问题能够推动污染与免污染边界的确立，从而让垃圾产业在法律规范之下得以建立，那倒是解决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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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青年失业率高企乃政策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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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国际劳工大会即将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的一大议题是青年失业危机，所以此前一周，部分与会者已在日内瓦召集了一个青年就业论坛专门讨论这一危机；按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的看法，青年失业率高企是因为政策对青年人的忽视，而忽视又是因为政策制定过程缺乏青年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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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待政策与其社会效果之间关系的方式实在幼稚，仿佛只要政府里增加几个女议员女部长，女性状况就会改善了，照此逻辑，婴儿和动物的状况恐怕就永难指望因政策而改善了；其实，青年就业问题从来未被忽视，在问题最严重的几个欧洲国家，多年来它一直是竞选和政策辩论的重要话题，也出台了大量针对性的法规，只是这些法规起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使问题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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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料的是，只要试图解决问题的政策路线仍走在目前主导欧洲政治的福利主义轨道上，未来青年失业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实际上，这一危机正是社会保障、劳工保护和就业促进这三大福利政策交配繁殖出的恶果：社会福利首先降低了就业的必要性，最低工资法继而将低生产率劳工排除出就业市场，最后，职业保障法的种种严苛规定让企业不敢雇人，宁可用机器代替或将业务外包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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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提高了整体失业率水平，同时因为其结构性特征，失业后果大部分落在了青年头上，这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平时就在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萧条期则更高，当衰退导致失业加剧时，青年失业率常翻倍上涨，远高于总体上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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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不难寻找，首先，最低工资法剥夺的是低生产率劳工的就业机会，而青年由于缺乏职业经验，劳动生产率往往不如中年人，同时他们因跳槽、婚假、产假而带给雇主的负担也较高，所以当雇主因最低工资法而放弃部分雇佣时，年轻人会被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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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因为劳动法极大的限制了雇主解雇员工的能力，并提高了解雇的成本，这样当企业需要裁员时，首选途径便是退休等自然减员方式，同时在雇佣新人上变得极其谨慎，因为一旦与某人签订长期雇佣协议，就很难再摆脱他，于是排在年龄队伍后面的青年自然就被挡在了就业市场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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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政策效果在西班牙表现的最清楚，福利和劳动政策的结果让该国失业率在80年代达到20%，政府也意识到严厉的劳动法规让企业不敢轻易雇佣员工，但他们不是纠正之前的错误，而是制订新法规来“鼓励”企业雇佣年轻人，比如允许在签订长期雇佣协议之前经历一个长达三年的试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