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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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僵局考验价值观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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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局势日益胶着，而且看起来正在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内战，对此，一直试图积极影响事态的西方大国，似乎已束手无策，处境尴尬；假如他们放弃推倒阿萨德的努力，那就奖励了阿拉伯之春中镇压手腕最强硬的政权，这无异于告诉未来面临类似处境的政权：最好死扛到底；假如继续支持反对派，目前的人道灾难又可能长期延续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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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困境不仅表现在西方大国无法说服安理会成员国一致行动，即便他们拥有所需行动能力，恐怕也难有所作为，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冷战之后始终未能形成一套清晰而坚定的外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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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阿拉伯之春中，西方都奉行了一条支持专制国家内部反对派的外交路线，这是西方在冷战后将外交政策从利益主导向价值观主导转变的一次体现，然而这一转向在实践中却遭遇了矛盾：以人权和人道主义为诉求的价值观外交，一方面要求他们反对那些在这方面表现糟糕的政权，支持它们的反对者，但同时，一旦反对运动在他们鼓励和支持之下掀起来，又需要为由此可能引发的人道灾难承担道德责任，而两者往往难以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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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民遭遇非人道对待、基本权利被践踏，有效的救助方法是为他们提供法律保护，这也是迄今人类所找出的唯一有效方法；所以，若果真将制止权利践踏和人道灾难作为外交政策的指针，要么开放和鼓励移民，让更多人居住到已建立了良好法治的国家，可实际上，许多西方大国在收紧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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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制度输出，努力在将已经成熟的宪政结构和法律体系延伸覆盖到更多的地方，为更多人提供普遍司法保障，但这么做常常需要高强度的外部干预，甚至需要像对付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样发动一场地区性战争并实施长期占领，然而这种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政策早已为国际关系伦理所不容，阿伊两战只是因为有了反恐这个旗号才得以发动，而且长期占领的代价都已被证明过于高昂，不堪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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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奉行的外部施压加内部鼓动的政策，其实是一种盲目碰运气策略：向一潭死水中扔进块石头，指望会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变化当然会有，但为何一定是积极的，或有很大几率是积极的，却没人能说明；假如这种变化导致建立更好制度和法律的机会很小，而过程中的动荡和人道灾难代价又非常高昂，那岂非与这一政策的价值导向背道而驰？假如鼓励这一变化的西方大国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在出现此等局面时强化干预、控制灾难，并确保重新建立的制度比之前的更好，他们的道德责任又何从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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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宪政和法治在一个社会得以确立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其成功取决于大量条件的机缘巧合，绝非某些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起源于英格兰的该制度体系在过去几百年的扩张蔓延看似势不可挡，但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时大国外交的进攻性和侵略性，以及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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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十九世纪的后发国家，为了在强权林立的世界立足自保，要么像日本那样主动接受他们的制度，变成他们中的一员，要么投靠其中一个，受其保护，同时也免不了接受其施加的外部制度约束，这一动力在冷战时两大阵营对抗时，同样起了作用；可如今，这一动力看来已不复存在，西方和资本主义已丧失了文化和道德自信，更没有了侵略和扩张冲动，殖民主义已成过街老鼠，制度输出也不再可能作为政策选项而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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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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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家长好像都比孩子更紧张，而且表现的一年比一年夸张，拥挤在大门口守候已是稀松平常，为调整状态提前一两个月到宾馆开“备考房”，全家出动当保镖护卫孩子赴考场，迟到了跪求门卫，甚至对附近马路实施“交通管制”，“我们家孩子今天高考”俨然已成为要求邻居和市民给予特权待遇的响亮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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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家长对高考如此紧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上升通道狭窄，且多半已被特权阶层垄断，留给普通大众的进身之阶只有高考这座独木桥了，而且，诸多个人发展机会中，唯有高考算是机会较均等、程序较公平的；这一看法抓住了高考的社会功能，和古代科举制一样，高考确实是保持社会流动性的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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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未解释为何人们会如此紧张，通道的狭窄、机会的渺茫，未必是紧张和焦虑的理由；80年代的社会流动性更差，当时所有人都被牢牢束缚在计划体制和户籍制度中，改变职业、经商创业、从农村迁居城市、移民出国，几乎没有可能，高考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况且，当时的高考录取率比现在低得多，这座独木桥远比现在拥挤，但那时考生的父母却没现在这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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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假如改变命运的机会过于渺茫，考中进士就像彩票中头奖，人们反倒会将之视为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不会太为它而操心和焦虑；假如你所在社区中隔好几年才有一个幸运儿出人头地，你多半不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相反，假如从小与你玩泥巴的孩子现在一个个都出息了，发达了，有头有脸了，宝马别墅了，你才会觉得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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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紧张和焦虑，恰恰是过去二三十年社会流动性剧增的结果，原本僵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瓦解了，动荡之中，人们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定位，此时机会之门似乎都开放着，全看谁更眼明手快、身手敏捷、拼抢积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