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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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革命性的创新相比，模仿跟风显得比较低端，特别是毫无新意的模仿，显示了模仿者的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不思进取，甚至品位低下，会影响他们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而假如一个产业中只有模仿而没有创新，也表明它的创新机制缺乏活力，或许也反映了其总体的市场环境不那么有利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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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都不是指责模仿者的理由，作为市场的个体参与者，选择模仿策略是再自然不过的做法了，没人有义务一定要去创新；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只要没有侵犯知识产权，产品模仿都是无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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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这个概念原本是针对著作权的，后来词义有了衍伸，把许多模仿行为也包括了进来，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对享有著作权的信息作品的抄袭和普通模仿之间的差别；作品抄袭不仅违法，而且可耻，因为抄袭者不光是未经授权的复制了别人的信息作品，而且虚假的声称这是他原创的，这是一种欺世盗名的行为，企图获取他原本不配拥有的声誉，假如没有这一虚假宣称，那就仅仅是非法复制，不是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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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抄袭之所以容易被认定因而能够加以谴责，是因为它极不可能在非故意的情况下发生，独立创作的两大段文字恰好相同的概率实在太低，完全可以忽略；所以原则上，信息作品必须有足够的长度才能得到著作权的保护，假如张打油一口气创作发表一亿首单句五言诗，恐怕就不能保护了，否则他后面的诗人们就太容易触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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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模仿就不同了，被模仿的东西未必包含很大的信息量，比如网易声称被腾讯“抄袭”的新闻客户端，其中可供对比的设计元素也就十几个，而手机界面和开发平台留给者设计者的选择空间原本就极为有限，即便大家都不刻意模仿，数十上百家应用开发商设计出的产品中，也很可能有几个是非常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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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设计并不是个随机过程，假如两个厂商的需求定位相似，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偏好和习惯，产品设计也很容易趋同；还有技术上的路径依赖，身处同一时代的设计师，拥有相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手边工具箱里的技术手段也大同小异，当他们面临相同的设计问题时，作出的选择很可能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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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难以将刻意模仿和由非主观故意所导致的相似性区分开来，也就没有理由保护那些信息量远小于文学和音乐作品的产品设计免受模仿；而且，既然这些设计在当时的背景下很容易想到，连设计者也不觉得有必要为之注册专利，那就更没有必要为之建立其他类型的排他性来激励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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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技术和产品演化的漫长历史中，多数新工艺和新产品都是模仿的产物，零星和局部改动是常态，全新设计只是少数，这并不妨碍技术不断进步，新产品不断涌现，新问题不断被解决，新需求不断被满足；假如社会摒除那些以模仿为主、辅以局部小幅改良的“微创新”，那么绝大部分创新恐怕都不会出现，竞争也将由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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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业需要的是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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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视记者在专题新闻节目里公布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所寄出100封平信中，居然有1/3最终没有到达收信人手里，尽管这不是一个经严格控制的正规实验，未必能体现真实的寄达率，但至少可以算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个体经验，足以表明邮政服务的质量有多么低劣，作为国营邮政存在理由的所谓普遍服务和普遍通达，是多么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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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过在计划经济下长期生活经验的老一辈，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值得惊讶，国企嘛，何况还是垄断国企，能指望什么服务质量呢？特别是像平信递送这种既缺乏当面验对，也没有事后查证机制的服务，有什么激励会让邮政、它的管理层和邮递员们去努力改善服务呢？又有多少顾虑能让他们谨慎对待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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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前电话尚未普及的年代，邮递员还是份相当体面的职业，他的服务对象就是其所生活社区的乡邻，他几乎认识其中每户人家，因而算得上社区的一个中心人物，这种身份性质以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邻关系，都会对服务质量构成一种约束，毕竟，过分恶劣的表现会影响自己在社区中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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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当时的住户结构也不如现在那么封闭，没有防盗门，特别是小地方，家里有人时大门通常是敞开的，也没有统一安装在楼下的邮箱，若家中有人，邮递员经常会直接进门投递，要是主人恰好是熟人，还会坐下来寒暄上几句，这种亲密接触关系，如今多半已不复存在，与此相应的质量约束也就随之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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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邮递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许多年轻人甚至压根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邮递员也不再是一份值得羡慕的职业，在有了那么多更便捷的替代品之后，他们恐怕也难以感觉自己的工作有多重要，那些原本将邮递质量维持在尚可接受水平的种种激励和约束，都已消失，这样，邮递质量就只能依靠邮政企业自身的内部激励和质量控制体系了，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在这方面，国企恰恰是指望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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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么办呢？有些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在标题中加上了“监管空白”这样的解读，可实际上，监管哪里空白了？邮政系统在政企分开之后，其行政部分便是其企业部分的监管者，监管对象就在其眼皮底下，莫非他们需要再设立一个“平信寄达率考核监督小组”吗？这样的衙门难道还少吗？哪个真的起到改进服务质量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