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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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信念的存在本身还不是法律，只有那些得到司法体系的矫正和惩罚机制强化的信念，才构成法律规范；不过，接受一个司法系统来保护和强化某些信念，这一事态本身也是社会协调博弈的均衡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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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律的上述理论认识，假如能成立的话，便为法官如何决定是否将某一规则纳入法律提供了原则性指导；首先，有资格进入法律的，是那些有助于导致并维持某个均衡的信念，而诸如“把钱包挂在路灯杆上可以随时找回”的信念，显然是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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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假如一个信念以前对维持均衡起着作用（比如婚姻均衡中对伴侣之性忠诚的信念），现在该均衡本身已不复存在，或已不需要该信念来维持，相应规则便可以抛弃了；同理，当法官用一条新规则来替代旧规则时，必须论证新规则将导致的是一种均衡而不是混乱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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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困难的情况是，复杂博弈格局的均衡状态不止一个，两组信念和规则可以导致不同的均衡，而究竟哪个均衡是“高水平”的，往往取决于价值观；理论上，法官在做此类取舍时应中立的代表社会共同价值，假如既已识别的共同价值足以判别两种均衡的水平高低（比如大萧条和全面核战争是低水平均衡），那判决就不太困难，但假如这一判断必须依赖非共同的特定价值观来判断，法官的合理做法就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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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从信念的识别，对均衡前景的判断，到信念与均衡之间关系的识别，和对不同均衡水平的评估，都依赖于法官的知识背景、洞察力和信息条件，还有各方证人在他面前做出的论证，其中每个环节都可能受他个人价值观和判断力的影响，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出法官的选择中贯穿着这样一条线索，在我看来，这就是由霍姆斯所倡导，并在美国司法界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所谓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的要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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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的结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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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日益凸显，而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仍在以三倍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迅速膨胀，在此背景下，对个人和企业税收负担日益沉重的担忧，和对大幅减税的建议都已屡屡被提出讨论；这其中最令人惶恐的是，除了泽竭鱼亡的可怕前景之外，看不出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财政膨胀的继续，而源源不断被吸入财政的钱，究竟给纳税人换来了什么，却又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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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将中国排在全球税负榜的第二位，而近日财政部发言人则声称，中国的税负不算高；诚然，如这位发言人所指出，福布斯的算法既简陋也不甚合理，但前者在得出“不算高”的结论时所依据的算法，也同样不合理甚至更加不合理，他所引用的IMF数字中包含了社会保障基金，该项收入在那些税负偏高的发达国家财政中占有很大比例，而在中国，社保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都远远低于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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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假如我们剔除社保，以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而论，中国的排名即便不是前几位，也肯定在前20%之内，而同时，我们用高达21.4%的GDP所买到的公共服务，却少得可怜，质量也很差，相比之下，印度的基础设施较差，但他们只花了16.5%，而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远远高过中国的智利，也只花了19.6%；更何况，我们的企业和消费者还要面临垄断了大部分关键资源的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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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走过了30多年之后，是时候对当前的税制做一次全面检讨了，目前这套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的体系，在以国企为主的计划体制向多元产权的市场体制的过渡中，曾起到了替代集中式计划分配机制的作用，然而在市场化格局已经形成的今天，是否仍然适用，仍是上佳选择，则是大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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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种角度看，增值税都是很差的税种，首先，在激励效果上，它严重倾向于压制高附加值产业，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高附加值的科技、精细加工业和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都将随经济增长而大幅提高，这样，税负实际上就随增长而自动提高，这就是为何近年来税率不变而税负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加上资本、创新、管理和劳动等资源的租金不能抵扣，结果既打击了技术、商业和金融创新，也压抑了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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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公平角度看，由于劳动成本不能抵扣，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值税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工资税，而绝大部分劳动出售者同时也是低收入者，将14-17%的高昂税负加之于他们，显然是很不公平的，况且他们同时还要负担很多其他税费，因为劳动密集产业在中国的比例很高，因而这一对劳动重复征税的效果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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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增值税的执行成本也很高，虽然可能没有所得税那么高，但围绕涉及增值税的大量违法活动和相应的无数规章制度，都表明它所带来的制度成本相当高；实际上，增值税唯一的好处是，作为旧国企上缴利税的替代品，它实施起来较为方便，因为国企普遍亏损且没有盈利动机，而资产价值也因缺乏市场信号而无从评估，只能按增值额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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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税收结构的演变趋势中，很突出的一点是所得税的份量在不断提高，所得税在西方比较流行，尽管其激励效果通常是负面的，较高的边际税率会压制生产活动，但它有个明显的好处：很清晰的展示了究竟谁负担了多少税收，因而很适合在民主政治中作为政治交易和竞选活动中讨价还价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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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得税的制度成本实在太高了，准确掌握净收入就意味着税收机构需要将每个纳税人和每家企业的成本结构置于政府监控之下，我们知道，无论是拥有多样化收入和资产的家庭还是企业，成本结构都极其复杂；正是这一无比复杂的税制，在美国供养了上百万为此服务的会计、审计师、律师、税务官、咨询商和信息服务商；而且，随着税收逃避和反逃避的较量不断升级，双方手段越来越高明，制度成本还会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