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归”路向何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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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归国潮流已达到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顶峰。根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自1978年至2002年底，中国的出国留学人员达58万人，到目前为止，15万人学成归国。2002年“海归”将近1.8万人，比上年增长了47%。2003年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海归”人士已经超过2万。

    自从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重新开放公私出国留学、经商、旅游的大门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出国热”至今难退。留学潮已经从最初的公费公派，扩展到自费打工，到今天更延伸到有钱人送孩子到海外读大学本科，甚至读中、小学，也就是那种既不靠公费、亦无须打工的“小留学生一族”。

    北京市外企服务集团人力资源分公司总经理王晓平告诉记者，他把这些“海归”总结为三种。

    第一种是在国内有经验、有学历背景的。他们出国进修或者在国外有工作经历，也就是真正“镀金回来”，是很受外资公司、民营、国营企业青睐并高薪聘请的，其薪酬的增值幅度最大，翻几倍都是正常的。

    第二种是在国外留学，没有专业工作经历的“海归”们，他们对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经营管理、电子商务方面比较了解，但他们通常的想法是，由于出国“投资”比较大，一回来就想快速把“成本”收回来，因而对薪酬的期望值也比较大，甚至要3─5万美金的年薪，实际上1─2万的都难找。

    另外一种就是在国外瞎混的，包括一些高中生，学习也不怎么好，未必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有钱、有机会，能出国混个洋文凭回来。

    经过海外求学后，这些“海归”人士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返回国内，形成了一支蔚为壮观的“海龟”大军，也构成了当前中国人才市场中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他们而引发的就业、成长和发展等问题甚至逐渐在国内变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

    为何而归？

    “海归”最终成为一个现象，应该是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的事情。虽然上世纪80年代也有学成归国人士，但在王晓平看来，今天与二十多年前、甚至十年前相比，有了重大不同。过去是多数中国人出国为了“淘金”，即使“白领”也心甘情愿“沦”为海外“蓝领”，滞留不归。如今则是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出国只为“镀金”，学成后则打算回国“淘金”。再加上还有许多早期出国并留在海外的老留学生，为国内种种发展的故事所激励，纷纷踏上“海归”之路。

    北京市回国服务管理中心的孔小姐告诉记者，在她所接触过的大小“海龟”中，谈到各自“海归”原因时，说法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也有“美国梦”、“澳洲梦”或其它什么“梦”的破灭；有对沦落为西方“劳力人”阶层的不甘；更有回国展现自己才能

    价值，报效祖国的“海归”。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黄平分析得更具体。他是一个专门研究全球人才流动的社会学家，他本人也是曾经留学英国的“海归”人士。在他看来，总的情况中国还是处在人才往外流的阶段，但这些年有一个变化。学成的中国留学生要面对欧美人才市场饱和程度和就业机会的问题；已经就业多年的，则要面对职业晋升艰难的问题。而恰好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又开始出现了一个至少发展势头还不错的情况，机会也比较多。

    他认为，第一个真正的回流浪潮其实是1997年香港回归。1997年以后连续两、三年，大概有几千名大陆留学生从欧美到香港就业，补上了1997年前许多香港专业人士移民国外留下的职位空缺。

    第二个浪潮才是最近这三、四年，这次是回大陆创业或工作，包括举家回国定居的和仍然“一家两国”的，虽然回流者与滞留不归者相比还是少数，但其规模是198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每一年回国的都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

    至于“海归”为什么能够在近些年来成为一种现象。从英国“海归”中国的北京昌盛医学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骏说，主要原因是：“中国强大了，中国赶上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过去，在世界这个大游戏里，经济也好，政治也好，中国是没有人带你玩儿，今天是人家不能不带你玩儿。就拿我这个领域来说，十年前，我去马来西亚槟榔岛，当时全球500家大公司中有300家在那里设有工厂、办公室。而今天，90%的东西，不管是生产企业、还是研发机构，都挪到中国来了。”原因很简单，“中国份量不一样了。作为海外的中国人，他回来，第一，他有归属感；第二，他有机会，不管是赚钱也好，发展事业也好，这些在外面的人突然发现，你回来，你才有更大的价值。”

    王晓平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指出这种“回流现象”总的情况是由于全球经济的“一热一冷”，“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吸引了许多想回中国‘淘金’的海外华人；另一方面，西方近年来经济不景气，也使许多失业或择业机会暗淡的海外华人被迫返回中国寻找新的机会。”王骏甚至把中国大陆的“海归现象”与台湾早些时候出现的类似现象加以对比，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七十年代末以后，随着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台湾半导体和IT业的发展(因为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很多有能力的人，很多美国硅谷的高薪人士和大老板，都跑到台湾去创业。”

    这一点，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军也有深刻印象。“当时我还在英国留学，1992年与另外15名留美、留英的大陆经济学者前往台湾考察，对许多回归的台湾留学生后来成为商界、政界精英的例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们曾经议论，也许在十年、或二十年后，中国大陆也会走上这条道路。”

    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田军早已回归，回忆当年他们在台湾的议论，他告诉记者：“应该说，基本上我们议论的情况已经出现了。中国走到今天，中国留学生回归后在政府、经济界、教育界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快乐并痛着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蓬勃同样预示着“海归”们一样可以在国内得到曾经在海外渴望过的前景和“钱”景。伍雪君就是一个实证。她目前是在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上市的中国著名互联网公司“网易”的产品部高级副总裁，曾经有过两次“海归”的经历。

    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网易的老板把她从美国西雅图的一家电脑公司挖过来，薪水一点儿也不比美国同行业的标准低。后来因为不适应中国的企业文化，她又回到了美国，继续从事电脑技术工作。但不巧赶上了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从事这一行业的她的朋友有“百分之五十都被辞退”。“经过一个星期的反覆考虑”，她又“二进宫”，回到了中国网易公司。这一次则晋升到公司的管理层，薪水“即使换算成美元”，也比她在美国公司的收入要高一大块。

    一家中国民营公司，也能以与美国公司相当或更高的收入，到美国高薪的行业“挖人”，这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属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之一，他告诉记者，中国某些效益好的国营公司也能提供与国外相匹敌的高薪。“我最近碰到一个‘海龟’，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在美国著名电脑公司惠普公司工作了十几年。回国后在一家国营的大公司工作，薪水比美国的薪水还要高。现在很多国内的上市公司为了争夺人才，有时候付的工资已经能够和国际的水准拉齐了。”

    但随着众多“海归”的纷纷回流，这个曾经炙手可热的群体也渐渐回归正常，开始出现了冷暖炎凉。期间，快乐的依旧在快乐，不快乐的也越来越多。

    近日，中关村的一家软件公司以月薪人民币2500元招聘软件工程师，附加条件是“有留学背景者优先”，结果竟然引来3名喝过洋墨水的海归硕士竞相面试，引发了“海归是否已经降价”的大讨论。同时，人们也发现，在北京、上海等许多大城市，回国留学生现在找工作都很难了。王晓平告诉记者，“以前，只要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博士，基本上都是抢着要，现在，哪怕你是一个国外名牌大学的副教授，虽然也还能找到工作，但必须转一圈，找好几家才能找到。”

    记者手中一份最近的调查显示，有60%的受调查的“海归”愿意将月薪标准下降1000元，13%的人愿意下降2000元以上，还有8%的人表示可以不考虑月薪。总体上看，愿意下降薪水心理价位来寻得一份工作的“海归”比上月增加了27%。

    受调查者中已有3个月未找到工作的占30%，另有15%在5个月内都没有找到工作。另有资料显示，去年上海找不到工作的“海归”已达7000人，有关人士预计今年这一数字还将提高。

    一边是快乐，一边是疼痛，“海归”的两面对比强烈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只能说明一件事，“海归”现象后面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了。

    北京某跨国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袁中对此并不惊诧，“每次到人才市场设点招人，我们总会碰到不少‘海归’求职者。客观地说，前些年，回国的人才少，他们在人才市场上身价再高也有单位愿意要。可这几年，回来的人多了，作为用人单位，我们的挑选余地就比从前大了很多。这难免会出现面对众多求职的‘海归’，用人单位左挑右拣的情形。”他告诉记者，“海归”人数的增多，带来了他们求职难的问题，也导致不少“海归”身价下跌情况的出现。不过，这其中并不存在谁有过错的问题，只是人才市场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而已。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领导上海张江海外科技创新园的马启元博士对记者说，“随着回国人员的增多，和国内的就业体制日趋市场化。企业更注重的是人才的素质和实力，而海归资历本身不能保证一份理想的职位和高薪。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在海外求学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

    事实也确是如此。北京市回国服务管理中心的孔小姐说，某著名合资公司有过一个留过学的员工，工作能力不强，外国先进的经验也没有多少，唯一显著的特点就是很现实：自恃留过学而处处索取高待遇，令人反感，最终被辞退。

    在她眼中，这样的“海归”也只是极少部分，“但归国后摆不正位置的‘海归’却为数不少。以为一朝浸过洋墨水便身价百倍，缺乏适应能力，人际关系搞不好，弄不好比普通职员还差。”她奉劝留学回国的朋友要认清形势，“现在的公司要的是留学的真才实料，而不是留学的一纸证书。在外读书要学到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要为留学而留学，不要留学后便停滞不前。”

    因此，拥有杜克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国内某著名投资银行投资管理总经理的赵明骏，在直言不讳地说“海归”这个词已经被喊滥了的同时，也认为国内媒体报道中所谓“海归贬值，月薪二千五也能钓到海归”的说法“太笼统、太片面”。

    “既有学历又有经验的海归仍有很强的竞争力。对于一心想回去的人，当海归成为一种风潮的时候，就该冷静地想一想了。在美国找工作和在中国找工作，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现在已经不是头脑一热回国就万事大吉的时候了。”他认为，有心回国的人要认真考虑行业，地理条件等具体的问题，“我适合什么样的职位”，“在哪里有这样的职位”，然后做认真的准备，而且想回国发展的人还需要有长期的准备过程。

    黄平也告诉记者，“这些年，用人单位学乖了，迷信拥有留洋背景的人就是人才的时代，已一去不回。现在对单位而言，是不是‘海归’不再重要，有没有真本领才是选人关键。”于是，那些到国外纯粹为了混文凭、镀镀金的“海归”们，求职成了大难题。

    “有的人在国外，学业不精、忙于打工，甚至连语言关都没通过；更有人干脆直接到那些洋‘野鸡学校’里去拿钱换文凭。这样的‘人才’，这样的‘海归’，回国求职时不受挫才怪。”他认为，如果说“海归”贬值，那么贬值的肯定就是这样的“海归”。

    接受市场的选择

    黄平的观点是，“出国求学，不论是深造还是镀金，都可视为对将来就业的育才投资。是投资就有风险，就要受市场规律支配。须知人才市场是在变化的，所谓风水轮流转。”在他看来，“海归”只是具有留洋经历的人才罢了，他们同样要经受市场考验，并无保证就业满意的特权。看不准时机，学不到急需的知识技能，当然可能出现“投资”失败的情形。

    他认为，这不怪别人，也谈不上“海归贬值”，一切都是无形的市场机制所致。按照市场的选择，在工作岗位上“管不管用”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算得上人才的重要标准。所以，时下的“海归”求职难其实是件好事，它反映了人们在选才标准上从崇尚“品牌”到注重“管用”的一种可喜转变。

    因此，黄平认为“海归”选择道路时态度非常重要。首先，别自视过高、功利观过强。如果就业观念与现实形势形成错位，很可能就是工作难找。再就是自己的定位一定要正确，“一些海归人士之所以求职难，常常是因为有些人眼高手低，或坚持要高薪待遇，以致错失一次次就业机会。”

    北京市回国服务管理中心的孔小姐建议“海归”们不要把眼光都盯在大城市，“就我们国家整体而言，现在的‘海归’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过剩了而是数量还远远不够。”她认为，当前出现的“海归”求职难现象，究其实，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海归”们都把目光盯住了上海、北京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一心认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干成事业。而多数“海归”们，又都一窝蜂地往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公司门前挤，这样一来，求职怎会不难？

    “‘风物长宜放眼量’，‘海归’们不应一叶障目，紧盯住大城市不放。要知道，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其实往往更能让学成归来的学子们一展身手，实现自我价值。”

    加拿大“海归”龙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强以自身经历也提了个建议，“如果你只想挣高级打工的钱的话，国外是一个打工的更好的地方；但如果你想创业的话，目前来说，中国是一个创业的非常难得的好地方。”他认为在国内自主创业也是一条非常广阔的道路。

    上海可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职业顾问卞秉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回国后选择道路，海归必须把自己的期望与自身的学历、资质、经验结合起来。尤其对于缺乏工作经验的海归，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怎样让自己在职业经验这方面尽快得到充实，在求职中要做的就是结合自己的情况找一个获得职业经验的恰当的切入点，然后加上高学历，才会迅速提高职业含金量，大大缩短成功的周期。”

    他认为既然是“海龟”，就不得不面临选择，“是在大河里做一条小鱼呢，还是在小河里面做一条大鱼？是不是一定要往人潮汹涌的大都市去实现海归的价值？”他的建议是，“不要一味追求高层、高薪、名企，相对现实合理的职位能让你更全面了解公司整体情况，更会给你的发展提供宽广的职业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