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篇教育方面的文章 『关天茶舍』谁是“未来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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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者无须惧怕未来！
　　
　　 曾听说一位朋友决意不要小孩，其原因竟然是：“在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世界里，我不知道如何教育我的小孩！”这是我在2004年听过的最令人绝望和悲凉的话语了。
　　
　　　　而现实似乎也在不断地给他的说法提供论据：学校德育质量与学生道德素质同样低下，青少年信仰虚无，中小学生违法犯罪剧增，校园中不断有爆炸性新闻。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发生在未成年人精神领域的危机令全社会为此叹惋痛心。一时之间，“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呼吁又开始沸沸扬扬，似乎这是唯一的解决之途。这当然出于对国家未来的关心，但我们也要小心，因为全社会的一片热心里，也可能存在着对未来的莫大误解！
　　
　　　　目前，我国 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3.67亿。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如果我们国家的未来都是由一些在心灵上千疮百孔的“栋梁”来支撑的话，那确是毫无希望的。但如果公正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得承认，目前未成年人的道德状况绝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糟糕，至少不必担心国家的大厦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崩塌。
　　
　　　　我对这些“未来主人翁”的道德前景仍抱有乐观和信心，是考虑到如下因素：其一，他们的道德状况还是要比成年人好得多；其二，他们远非新中国历史上道德最败坏的一代未成年人；其三，他们的问题更多的是心理问题、社会问题，而不纯然是道德问题。
　　
　　　　平心而论，中国的未成年人道德状况最糟糕的时候决不是现在。“文革”时期那被谎言、迷信、个人崇拜外加鄙视科学知识所培养起来的一代人，其道德危机更大。在青少年时就曾经辱骂反革命父母、鞭打老师、告密、彼此内斗，甚至打死人等行为是很多人都羞于启齿但却实干过的。其不道德程度和危害决不是现在的青少年能够望其项背的。不过虽然那时的道德比现在还要不堪，可也没见国家亡在这一代人手里。反而他们都成了我们时代的中坚力量。所以我觉得更要相信今天的年轻人成长和自我更正的力量。
　　
　　　　此外，如今大加挞伐青少年的道德问题、强调思想教育等举措，表面上力道很足、热热闹闹。但说实话，用这样的思路来解决问题是南辕北辙。因为未成年人不像成年人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他正处在身心发展阶段，是非观念尚未成熟，对一些问题有不正确的看法或错误的做法，是难免的。他们的行为动机一般来说是纯真的，他们的过失也不能轻易地定性为道德品质问题。就像全世界的青少年一样，他们的问题更多的是心理问题、社会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
　　
　　　　当然，心理问题也足以引发更广泛的社会问题。青少年的心理症结一旦得不到有效排解，便会出现自卑、损害健康、攻击他人、自杀等行为，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违法犯罪。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最近对广东地区1600名 14～35岁青少年进行的调查显示，69.5%的青少年觉得工作、学习压力大，逾七成人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有73%的人都因心理压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美国心理学专家琳达·卡姆拉斯近日在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指出，与美国儿童相比，中国儿童发生内向孤僻、焦虑和社交问题的比例分别高出 92%、1.3%和138%。也许这些才是导致未成年人种种不良现象的主因。
　　
　　　　对于教育者，乃至更多的成年人来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究竟是把那些犯了错误的孩子看作是病人，还是坏蛋？如果是前者，我们的处理方式就决不应该是现在这样—指责加灌输式教育。在教育学上，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教师不能因为孩子犯错误就把他当作坏孩子，如果你讨厌学生，那么你的教育还没有开始，实质上就已经结束了。但现实却是：社会对于他们在文化断裂年代的心理问题并不关心，反过来简单指责他们道德败坏，这样的做法不但没有接触到事情的真相，在道德上也是可疑的。
　　
　　　　针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我不能不有如下问题：一、未成年人的道德危机是否被过分夸大？至少未成年人并不比成年人更加不道德，如果说有谁更需要道德建设的话，是成年人而不是未成年人，我们不应把脏水泼向比我们更纯洁的孩子；二、成年人通过指责未成年人的道德从而获得某种道德优势或话语权是可耻的，我们更应该反省自身；三、所谓的道德是谁定的？我们把自己的道德标准强加给没有话语权的未成年人，而不关心他们的真实评价，难道这就是道德的吗？四、我们真的关心我们的孩子吗？他们是真的道德败坏了，还是因为我们这个不健康的社会环境而患上了心理疾病？我们的“思想教育”是他们的对症良药吗？
　　
　　　　用什么“道德”去教育孩子？
　　
　　　　未成年人在精神领域遭遇的问题来自于更广泛层面的“道德危机”。不过这种“道德危机”是坏事还是好事却并非一句话可以定性的。因为当我们不假思索地谈到道德危机的时候，还应追问的就是：“是哪种道德的危机？”
　　
　　　　所谓道德传统，其实指的是两个传统—当代中国的道德资源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一是现代中国的革命道德。他们都曾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两种道德体系在今天所遇到的困境，我们通常归诸社会的转型。但历史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也未必会产生道德危机，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当前产生广泛道德危机的最大原因不是有人威胁到了我们的道德，而恰恰是我们传统的道德体系、评价标准都是有问题的：
　　
　　　　1、 工具理性为灵魂
　　
　　　　教育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培养“人”，而我们数千年来的道德传统所致力于培养的却只是“工具”。当然，工具也是要有道德的，就像奴隶也要有道德一样。所谓“学而优则仕”，孜孜向学、修身养性的目的不过是为统治者培养出最忠顺的奴才罢了。建国后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也不自觉地走上了把人当作政治工具来培养的旧路上去了。“做革命的螺丝钉”等提法从根本上否定了独立人格的存在。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念，因此成为发动 “文革”的最适宜的土壤。
　　
　　　　即使是改革开放若干年之后，这种问题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个小男孩到日本，在被邀讲话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能够友好相处的……”脱口而出，这种个体性话语缺失体现了我们教育过程中深刻的问题：他们的思维、语言、个性被一概抹平，他们的躯体大脑都在表达着成人的观点。一句话，他们没有自我。如果教育目标是使人工具化、格式化，期望他们具有“人”的道德难道不是一种奢望吗？
　　
　　　　2、 制度化、强制性为武器
　　
　　　　中国传统道德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的强制性安排，对不服从者以制度力量剿灭之。所谓孝悌、忠顺等道德要求，甚至邻里生活、夫妻关系的处理都有强制性力量来约束，如家族规矩、地方官执法等，都有极大的威力，甚至可以剥夺当事人的生命。但令人痛心的是，强制性的道德约束所导致的第一个后果不是忠诚，而是说谎。明清以降，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都发现中国人缺少诚信的品性，在他们的著作里屡有提及。
　　
　　　　而现代社会生长起来的革命道德比之传统道德，在强制性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人因为说错了话而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迫害的事情不胜枚举。甚至连在日记里写下一两句真心话也可以获罪。这种强制性地把一切言说都泛意识形态化、人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上纲上线的结果是：人们不敢说实话，而是习惯于说说不着边际的大话、喊喊不产生实际效果的口号、做一做应付上级领导的表面文章。在道德教育中也是如此。这不但不能提升未成年人的道德水准，反而会把一些不良的行为方式传染给下一代。小时候，父母最痛恨的一点恐怕就是我们撒谎了，因为说谎是道德败坏的起点。但是，甚至连小学生也必须每天说着他们不懂、也不一定相信的口号时，不就是每天都在训练孩子们撒谎吗！在这种情形下，又何谈诚信教育呢？潘恩说过，当一个人说着自己不相信的话的时候，他就准备犯下任何罪行！如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后果——从说假话，到造假酒、造假政绩、欺诈、剽窃、学术腐败、政治腐败，这其中难道没有内在的联系吗？
　　
　　　　3、 集体至上主义为幌子
　　
　　　　现代道德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承认个人权利的合理性，把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作为目的。而传统道德却把集体利益从个人利益中抽象出来，并使之绝对化、神圣化，与个人价值完全相对立，甚至取消了个人价值，教育人们“无私无欲”、压抑人的正常需要。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都为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作贡献，自己只有牺牲，那么集体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专制者要求臣民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虚无人生，究竟对谁有利，难道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吗？
　　
　　　　“道德危机”的多重起源
　　
　　　　如果说传统道德在未成年人群中的没落还存在着某些适应时代发展的合理因素的话，那么发生在精神领域的另外一些问题却意味着真正的危机，值得我们好好关注和解读。它们包括：
　　
　　　　1、与现代化有关的道德危机
　　
　　　　现代化会导致传统社会的解体。在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主要是家族、皇权等维系社会各个细小单位之间联系的纽带被逐渐冲破；而在20世纪后期的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对象变成了官僚权威、单位体系甚至家庭等社会结构中的支柱性力量。这种冲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既有的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被大大削弱，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轻易就瓦解了。
　　
　　　　社会细碎化会带来很多问题，如信仰幻灭、家庭解体、国家权威受损。这是所有现代化国家的通病，但社会不见得会因此而崩溃，因为成长起来的个体意识也许更加强大。
　　
　　　　拿家庭解体来说，高离婚率曾经被作为现代化的负面后果，也是对未成年人影响最大的一种后果而广受批评。但事实却是，离婚率较高的西方国家同时也具有较高的文明和发展程度。他们在高离婚率的状态下也生活得正常，而且其道德水平也没见低到哪儿去。即使在中国，哈佛女孩刘亦婷的成功也告诉人们，“单亲孩子”同样可以拥有辉煌的未来，一切在于自己的选择。
　　
　　　　2、与全球化、文化断层有关的道德危机
　　
　　　　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全球化的建设性作用有限，而且总是带来文化上的根本性冲击。这也是一个国家身处开放时代的代价。许多伊斯兰教国家就一直把他们本国的道德问题归咎于西方文化的影响。第一次海湾战争后沙特阿拉伯的妇女可以开车兜风、不带面纱、甚至国内有了电影院，这些都在伊斯兰世界引起了轰动和仇恨，认为这是伊斯兰的道德所不能允许的。这种不同道德理念之间的冲突将长期存在。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梦想着回到古老的伊斯兰教法时代那种“纯洁”的生活中去，摒除西方的影响。
　　
　　　　此外，全球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对比更加强烈，社会心理失衡在所难免。以前只在传说中听过的生活，如今在电视屏幕中近在眼前。就像城市化把许多农村青年突然拉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想象到的世界里，羡慕、妒忌、不平、歧视等情绪自然应运而生。所以，虽然全球化使得各个社会单位之间沟通联系更加方便，但事情总是双面的，在彼此接触机会增多的同时，爆发仇恨冲突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全球化的弱点还在于它还没有建立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全球性价值。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其后果就是一切道德和价值皆处于危险之中。
　　
　　　　不过，在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机会与全球化直接对撼，而是早已被后起的革命道德扫荡出门了。只有当革命道德因为“文革”而受到冲击时，一种真正的道德真空、文化断层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3、与教育有关的道德危机
　　
　　　　传统道德教育是把人当作政治工具来培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似乎又在犯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权力崇拜在某种程度上转向了金钱崇拜，道德要求也越来越世俗化。所谓未成年人的道德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就包括了拜金主义、缺乏信仰、道德冷漠等。应该承认，改革开放后我们经历了一个用金钱指标、世俗生活来“去政治化”的过程，较少提倡把人当作政治工具来培养了。不过话说回来，把人当作经济工具来培养比把人当作政治工具来培养又高明到哪儿去呢？
　　
　　　　4、与制度有关的道德危机
　　
　　　　制度对道德的塑造至关重要。如邓小平所言：“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我们总在抱怨社会风气不好，总是要“宏扬正气”，可是在当下社会，“正气”却缺乏起码的制度保障。
　　
　　　　目前，群众举报成为反腐败工作的主要线索来源，可是有多少举报信石沉大海，又有多少举报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甚至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如轰动一时的程维高案？许多机构以种种借口打压主张正义、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民众，排斥舆论监督，阻碍对正义和良知的激发，这一切都直接导致道德成本高企。应该说，群众是有着基本的正义感的，但当一个普通人明白讲道德是需要付出成本、付出代价的时候，他还能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吗？当整个社会缺乏正气的时候，未成年人的正气又如何培养得出来？
　　
　　　　5、道德领域的恶性互动
　　
　　　　前不久毕业大学生欠贷不还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招来一片指责之声。银行更是威胁要“更加慎重”发放助学贷款。其潜台词无疑是更多的学生将会被排除在助学贷款的门槛之外。
　　
　　　　学生欠贷不还，当然是没有信用的体现。然而，在中国，高昂的教育收费压得许多学生喘不过气来，每年数千元的学费、住宿费以及其他不菲的生活费，对低收入家庭来说，相当于他们全家人的开支。教育收费狠狠地敲诈了学生，反过来又以“助学贷款”的形式把那些上不起学的学生推给社会、政府去负担，这又体现了哪门子的道德？
　　
　　　　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并不是凭空建立的，也不是凭空崩塌的。当一个部门、一个人只为本位考虑而不遗余力地去榨取他人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狼对狼的关系”。学校——学生——银行三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道德上的恶性互动，最后导致每个群体都受到伤害，每个群体的道德水准都要下调。道德阵地的连环崩溃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径。
　　
　　新道德与新社会
　　
　　　　开放社会的价值多元化，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学业压力、高考压力的增加，是当代社会未成年人生存的现实环境。我们不能指望通过几十年来没有更多新鲜内容注入的思想道德教育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为一旦道德教育不依存于日常生活，就会脱离日常生活的体验，变成一种非常态的、外加的强调。我们需要的是全新的道德体系，它只能在一个全新的社会得以生长。
　　
　　　　几年前一位教育学博士去美国进行研究。他原本抱着对中美德育教育课进行比较的想法。然而，到美国他才发现，美国人根本没有所谓的德育教育课。半年的研究引发了他的怀疑：我们的一些专门的德育教育，效果究竟如何？事实上，“美国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可以体现其德育的成功。美国家庭的屋前屋后一般都有小动物，孩子们和小动物相处得非常的和谐，非常爱护它们。” 美国的学生从小都要参加公益性的社区服务活动。这些活动培养了真实可靠的同情心，也使学生们对自己所在的社区有了更多的了解，更加爱护，增进了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公益心。
　　
　　　　既然未成年人也是在社会生活中成长并最终形成自己的价值观，那么建设一个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公民社会应该是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根本途径。一些最重要的公共美德——合作、互助、友爱、正义感、责任感、公共意识都只能在社会中、在与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得以形成。
　　
　　　　政治学者认为，公民社会的建设应以权利建设为起点。甚至可以说，没有权利就没有道德。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是道德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一个社会只要求它的公民承担义务而拒绝保障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的话，那么这种道德要求本身就是邪恶的，反而会使真正的道德无从谈起、社会责任感也无从建立。一个人也只有在能够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此外，在公民社会中，民意表达渠道的畅通起着随时净化社会空气的巨大作用。许多腐败、官僚主义等恶行除了靠强大的民意监督从而带来机构的自我监督外，别无有效措施。公民教育还是其他专制社会、封建主义道德教育的天敌，也是与专制者争夺青年、争夺未来的有力武器。
　　
　　　　新的道德只能通过新的社会来培育。公民社会通过机制安排、民主监督、公民教育和个体负责等方式催生公共道德。这个道理很大也很简单，但问题是由谁去建设这样一个社会？
　　
　　守护天使的责任与被守护者的未来
　　
　　　　曾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父母其实是孩子的守护天使，他们的翅膀永远庇护着那个娇弱的生命，直到他长大成人。但这时天使的翅膀已经因为张开太久而无法活动，更无法自由地飞翔，但他们却看着越飞越高的小天使而心满意足。
　　
　　　　语言学家说：没有表达的智慧算不上真正的智慧。同样，没有奉献和牺牲的爱也算不上真正的爱，至少是还没有得到证实的爱。爱意味着可以为自己所爱的人奉献和牺牲一切。但这种爱如何才能在现实中成为一种“大爱”，成为我们负责任的行动，而不只是虚幻或狭小的许诺呢？
　　
　　　　许多成年人也许都听父辈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被耽误了、不行了，就看你们的了。”在许多重大的事业中，我们的先辈也擅于把国家和民族的重担转交给下一代。这是一种希望，但更是一种逃避。我们在这些期许中浪费了一代又一代的光阴，文明也在每一代人的犹豫不决中停滞不前。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噩梦似的现实，无非是因为我们的先辈不肯为我们牺牲。如果我们选择把这样的重负再推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去付出我们所不敢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是爱他们的呢？
　　
　　　　亲爱的朋友，我认为人世间存在如下关于爱的真理——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就应该亲手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高尚的世界；如果你想你的孩子拥有权利和自由，就从现在开始为自己争取这一切；如果你想你的孩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那么我们自己首先就要活得真实而有尊严！只有在我们为了爱而真正倾尽全力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惧怕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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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顶！感谢Madhero的分享。

深谷幽兰UID: 196550

UP一下!
好文章!

山涧风笛UID: 196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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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