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黯国度——诺贝尔奖得主奈保尔作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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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一些奈保尔的作品，觉得不错，特将奈保尔在国内出版过的作品作一简单介绍。
另：当当网应该有卖。


奈保尔爵士，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1932年8月17日出生于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位于向风群岛最南端、委内瑞拉东北部海岸外)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祖父1880年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北部漂洋过海移民特立尼达。奈保尔年幼时,父亲凭自学谋到特立尼达英语《卫报》记者之职,于是举家从乡间小镇搬迁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 西班牙港的市井生活才是年轻的奈保尔眼中“真实的世界”。但另一个世界也许更为真实,那就是英国文化与文学的世界。奈保尔的父亲喜爱英国文学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读书读到精彩处就要念给儿子听,让他一同欣赏。奈保尔在《阅读与写作》(1999)一书中回忆道,他十二岁之前就已经记得英国文学中很多片断,它们主要来自莎剧《裘力斯·凯撒》、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大卫·科波菲尔》、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和查尔斯·金斯利的《英雄》。至于他当时对印度的印象则完全来自英国作家(毛姆、艾克利和奥尔都斯·赫胥黎)笔下的印度。换句话说,他自幼就从英国人的视角来认识与他没有直接关联的印度。 在父亲的感染下奈保尔从小立志做作家。

奈保尔的作品以小说和游记为主，两者均获高度评价。代表作有：《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河湾》《印度三部曲》等。在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之前，奈保尔已收获无数荣誉，如英国最富声望的布克奖，毛姆小说奖，莱思纪念奖，霍桑登奖等。1993年，获颁第一届大卫·柯恩英国文学奖，该奖旨在表扬“尚在人世的英国作家一生的成就”。1990年，奈保尔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他的叙述技巧极为卓越，一步步缓慢地揭露了印度与他的内心，读来具有无比的乐趣。有一种人，远离了家，但是他却比家乡的任何人更了解这个地方，奈保尔先生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


【内容提要】
　　1962年，奈保尔首次踏访印度－他父祖辈的家园。从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再到他外祖父的故乡，这个有着暖味身份的“异乡人”与“过客”，见到的是无处不在的贫困与丑陋，感受到的是震惊、愤怒、疏离、鄙夷与失落。春了一贯的冷嘲热讽与孤傲尖酸中，后殖民情境中的印度乱象是那么的令人无奈与绝望。这一年的印度之旅其实也是他企图探询自己的历史与身份认同的内心之旅，而他的收获却是看到：印度属于黑夜－一个已经死亡的世界，一段漫长的旅程。本书被奈保尔写得像画家做的画，可以说，不论他以何种文学形式书写，他都是个大师！





这部的翻译水准比幽黯国度明显差一筹，读起来感觉晦涩吃力。



本书是自传性的，奈保尔将自己的生活转化成了写作的材料，描绘了他从特立尼达到英国的大转移和在英国南部一个有着殖民背景的庄园里的静居生活，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乡间峡谷的挚爱。这是一位殖民地居民在压迫者古老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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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在书中表达了对于殖民地国家建立民主体制的怀疑。他以平实的文风和清醒的洞察力,向我们揭示出边缘世界里被掩盖了的真实历史存在。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奈保尔的成名作，发表于1961年。本书以作者父亲的经历为素材，用小说的方式纪念给他以深刻影响的父亲。这是一个在特立尼达殖民地生活的、充满野心和梦想的小人物在平凡生活中奋斗和痛苦的故事，探讨了西印度群岛人与克里奥尔人之间的种族冲突，颇具E.M.福斯特风格。这部作品给奈保尔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小说先后再版10余次，使得整个英语世界都认可了这位前途无量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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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我的脸，它就像一位享乐主义者的脸。”

———V.S.奈保尔


《环球时报》(2001年10月19日第十五版)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没有引起普遍的惊讶和疑问。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V.S.Naipaul）在英语世界早就大名鼎鼎，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2001年第一期《外国文学动态》登载了对奈保尔较全面的介绍，文章指出，假如他角逐这项大奖不太有利的话，那无非是因为他名声实在太大。

奈保尔的社会文化背景颇为复杂，1932年他出生于小安的列斯群岛东南端的特立尼达岛一个印度家庭，祖父于1880年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移民特立尼达，父亲是特立尼达一家报社的记者。奈保尔从小接受的是殖民地的英式教育，18岁时获奖学金赴牛津，在大学学院攻读英国文学。据他自己回忆，他在读小说的时候就下定决心，长大后永远离开家乡，到英国去谋发展。他的代表作之一《河湾》（1979）里的一位人物在提到“外面的世界”时说：“我们只是接受它，生来就对它充满敬畏，……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也可以对它作出贡献。”

“外面的世界”对年轻的奈保尔而言就是殖民地宗主国英国。失去对英国作出贡献的机会对他将是致命的打击。到了牛津后，奈保尔偶尔会做回到特立尼达的恶梦，不过他成功了。毕业后不久他与牛津同学帕特里夏·黑尔结婚，他是英国人的女婿，也是英国文化的养子。在英国他实现了父子两代的夙愿：当一名作家。1957年，小说《通灵的按摩师》问世，但真正使他确立小说家地位的是《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1961）。奈保尔早期的文学创作都以加勒比地区为背景，当不必担心回到出生地的时候，特立尼达不失为有趣的题材。1971年，他的《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获第三届英国小说布克奖，从此他就跻身于最优秀的英国作家行列。

现在时兴所谓的漂泊和流亡，于是奈保尔常被称为无根的作家。笔者以为奈保尔与1981年诺贝尔奖得主英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全然不同，卡内蒂用德语写作，英国国籍对他只是提供方便的身外之物。奈保尔则不然，英国乡间古老的宅第是他灵魂的归宿。瑞典文学院在对他的表彰中特意提到《抵达之谜》（1987），这部半自传体小说记载了奈保尔“寻根”的轨迹。这部作品曾在英国畅销书排行榜中名列榜首，小说出版后两年多，英国女王封他为爵士。著名学者弗兰克·克莫德将他评论这部小说的文章取名为《在压迫者的花园里》。他敏锐地指出，书中渗透了奈保尔对他所生活于其间的威尔特群的挚爱，他已把索斯贝里平原上那个小小的角落当作自己的家园；这是一位已同化的移民动人的故事，“一位殖民地居民在压迫者古老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与那位压迫者残存的荣光共度余生”。

对“压迫者”（英国）奈保尔取和解的姿态，也许从来就没有过不愉快的争执。不过他有一句名言：“憎恶压迫，惧怕被压迫者。”他的小说以反映殖民地独立后面临的种种问题而著称，也可以说，他更关注的是他所惧怕的被压迫者。《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游击队员》（1975）和《河湾》写的都是殖民体系解体后第三世界国家的腐败与黑暗。有人因此激愤地称奈保尔为“白人手下的黑奴”和“前殖民地背叛者”，其实大可不必。奈保尔并没有否认殖民主义与这些丑恶现象的关联。对第三世界来说，一味谴责殖民主义并不能解决道德失范、饥荒和内战等问题。奈保尔对哥伦布和鲁滨逊之类热衷发现和征服的欧洲人毫无好感，他把哥伦布的贪欲比为暴露在外的畸形的肢体，《黄金国的失落：一部历史》（1969）是奈保尔对美洲开发史冷峻的讽刺与批判。

游记是当今欧美极为流行的文类。奈保尔根据三次印度之行写了三部游记，他把印度称为“黑暗的地区”、“受伤的文明”，在他祖先的国度引起强烈不满。他两次出访4个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并在《在信徒中间》（1981）和《超越信仰》（1998）两本书里发表了对伊斯兰教极为不敬的言论。奈保尔自己能否对宗教有宽容之心？他周游世界的时候往往肝火过旺，回到英国家里怒气才会平息。他多年的好友、美国作家保尔·索罗在1998年的《维迪亚爵士的影子》（奈保尔的亲友称他为“维迪亚”）一书里说他“将暴躁易怒拔高为艺术气质的见证”。为此，两人分了手。

奈保尔10月11日获奖，整整一个月前，美国遭袭击。如果他因自己极端反伊斯兰的立场而被请上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他的文学才能就受委屈了。这殊荣早到一年就不致引起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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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8月13日　南方周末

编者按：据英国《文学评论》杂志2001年8月号报道，最近该刊记者法鲁克·德洪迪(以下简称德)采访了获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后殖民地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以下简称奈)，并就他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半生》和他的创作活动进行了对话。以下是对话的部分内容。

　　德：不久以前您曾经说您已经对长篇小说不感兴趣了，“长篇小说已经结束了”。但

　　是您现在却又写完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莫非您的那个说法仅仅是一种玩笑？

　　奈：不。长篇小说是一种用滥了的形式，非常草率随意。人人都在写长篇小说，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于以往的长篇小说的无意识的不高明的抄袭。而真正的书是那些流传下来的，不是抄袭。我要说我宁愿读那些具有独创性的书。

　　德：您最新的长篇小说《半生》找到了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它是一部非常强有力的想象作品。它带着我们穿过三个不同的背景，三个不同的时期，并且我们遇到了处于不同环境下的人。我们随着中心人物威利，从独立前的印度，到战后的伦敦，再到非洲的一个葡萄牙外省。

　　奈：我试图把它写成一本轻松、愉快的小书，然而又充满了种种的事情。

　　德：我们待会儿再谈这本新书。我们是不是可以回顾一下您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您曾经写到您在知道自己必须写什么之前曾经有过一个苦闷的等待时期。您描写了您当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兰厄姆饭店大楼里工作时您写出的第一个句子。

　　奈：在1955年或者那前后，我所写的那些东西很难被任何一位伦敦的出版家认为是一本真正的书。

　　德：在您的自传作品中经常用到“生硬艰难”这个词。您把这个词用在你父亲和他的生活及抱负上。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奈：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在那个特立尼达的种植园殖民地---父亲居然产生了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愿望，而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我要说我父亲的孙子孙女们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这很令人辛酸，不是吗？

　　德：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奈：这个……我妻子的一个女儿最近一直在看我父亲写的一些东西。她从巴基斯坦来。她被这些作品迷住了，因为他当时写的那些人更接近于南亚次大陆。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来自一种农民文化。它不是一种文字文化。那儿没有任何阅读传统。那儿有人阅读宗教读物，有人阅读史诗，有人在宗教场合阅读圣经。那时，在那儿是一种怪异，由于他的雄心，他居然想要去写作，那时在他的文化中根本没有任何阅读或写作的传统。

　　德：而这变成了《神秘的按摩师》中的一个主题，对么？这个主要人物想要写作却对写作根本一无所知。

　　奈：你知道这位按摩师从象征的意义上是稍微有一些自传的成分的，因为这种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愿望再现了我自己的愿望。对我来说这种艰难实际上就是学习怎样去写作。

　　德：但是在那最初的几本书以后您功成名就了，所以事情肯定容易多了。

　　奈：即使在那时候也并没有感到日子更容易。我依然贫穷。我的意思是实际上贫穷延续了很长时间，使事情更糟的是我没有看到我自己正在变成一个作家。我那时看不到该怎么行动。人们看着那些两年前出版的文字，已经在说：“那位作家总是在那儿。”但是我却认为变成一个作家意味着确切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有趣吗？你残忍吗？你是重还是轻？你必须知道。在开始，我努力做得有趣。1949年我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17岁，我在牛津完成了这部小说。我把它拿给一个朋友看，他残忍地说它使他想到伊夫琳·沃，而他是对的。

　　德：那些早年的艰难是否与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读者群有关？因为今天一个印度作家，或者一个黑人诗人总是有确实可靠的读者群，至少在《卫报》的读者当中。在您开始的时候显然没有这样的读者群。

　　奈：我从来没有想到谁会读这些书的问题。我不那样思考问题。我相信文学的纯洁。我相信如果有人写作，并且写得好，就会有读者。

　　德：所以您过去写作，而根本不在意您在对谁讲话？

　　奈：不，并不是不在意。事实上我没有任何读者群。我永远是一个外来者。用一个美国词儿：我永远是一个舶来品。在一开始写作我要简单得多，我那时为我的妻子帕特写作。我把一切读给她听。在那些早年的岁月里，我有时也在内心中对弗朗西斯·温德汉和戴安娜·阿西尔说话。

　　德：但是您没有想到，随着您的进步，成功很快就要到来了？

　　奈：我没有任何成功。

　　德：我认为您的《中间通道》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它为您已经在一些二十世纪新独立和觉醒的国家和文明当中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定了调子。这是关于新近非殖民化世界的第一本真正的书，而且它十分有趣，充满没有探测过的事实真理。但是对于这本书却有一些来自加勒比人的抗议。

　　奈：在书中引用了一些新西印度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的话，他说：“我们来自于基督教传统或者犹太基督教遗产。”在那时在加勒比人中有一种见解，认为他们是欧洲人，而我在说：你们是非洲人。我所强调的他们是源于非洲的人的事实是不可接受的。好像我正在开邪恶的玩笑，就好像说黑能变白，这冒犯了很多人。

　　德：但是具有讽刺的是在七十年代初……

　　奈：它变得很重要，它变成了公认的智慧。到这时候他们开始维护别的东西，一种非洲人身份。

　　德：接下去，在您的下一本记述旅行的书里----横贯印度的旅行，书名叫作《黑暗的地区》----有更多人们无法接受的事实。它在印度引起巨大的轰动。我必须承认在一个大学里读到它的时候是一种启示：它使人知道了许多到目前为止看不见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其实就在人们的眼前。然而我发现很难在我的朋友们中间为这本书全心全意地辩解。我的钦佩之情不得不成为一个暗中的秘密。请告诉我您怎么会想到要写《黑暗的地区》，为什么是印度？

　　奈：哦，祖先之邦嘛。我由于先人而对印度十分亲近。我在一个充满非常彻底的印度文化氛围的家庭中长大。那就是我的世界。在那里也有一场独立斗争，它发生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这对我很重要。

　　德：您曾经追随它吗？

　　奈：哦，毫无保留的。我们全家都是如此。

　　德：所以，印度那时对您是一种自我发现？

　　奈：这个……事实是我被印度、被我看到的东西粉碎了。我看到的那些事物只是似乎在反复出现，而我没有想到这当中会有一本书。我并没有感到由于我的旅行会有一本书要写出来。此后有整整三个月我什么也没有做。我面对着有可能要把安德列·多伊奇预付的500英镑定金还给他的局面，所以，我写了这本书。我做的事情是打开一本练习本，在两张纸上写下所有打动我的东西，加上一些小标题，我看着它们，我形成了一个轮廓，并且或多或少就按照这个轮廓写下去。这本书在心情和样子上总在变化。

　　德：这本书侵犯了我们印度中部民族主义的范围，一种不加批判的并经常是捏造的解释历史，解释贫穷、偏见、迷信、种姓、残忍、虚伪、道德败坏等等。印度那时不想谈论任何这类问题。那种反应没有反馈到您那里去吗？

　　奈：真的没有。我那时正在做我的工作，我不得不谋生，我不得不去写另一本书。你必须记住在很早的阶段我就停止阅读评论文章了。我不喜欢看到印刷出来的我的姓名，无论什么时候我一看见它就急忙跳过去。到现在依然如此。

　　德：一位著名诗人，内西姆·伊齐基尔，编辑了一本随笔论文集，反对《黑暗的地区》。

　　奈：我不知道。我认为我的书不是攻击印度的，它是对我的不幸的一个记录。我不是在敲打任何人，实际上它是一个令人感伤的经历和体验。请注意，它充满了缺陷：其中关于种姓问题所说的东西是受到我在这里拾到的思想---英国思想---的影响。现在我对种姓问题的想法就不同了。我理解氏族情感，它在一个大国里的必要性。我本应该理解艺术依赖于庇护者，而且在独立的印度，由于印度皇室宫廷的消失，这种艺术的可能性已经变窄了。

　　德：多年后，您回到印度，那次旅行导致产生了《印度：受了伤的文明》，它作为游记的成分要少得多。它把一些运动从下面带到表面上来了，这些运动以往是印度作家们所不去看的。

　　奈：是的，这本书不同。由于我自己的背景我总是对来自下面的这些运动怀有最大的同情。由于这种情况我没有忘记自己的农民出身，我们是没有保护的，我们的家族，像我们一样的特立尼达的人们，我们没有声音。由于这种情况，我和印度作家们十分不同。我与尼赫鲁先生以及那些喜欢英迪拉·甘地的人不同。我认为那些人并不了解印度的农民。我认为即使是现在仍然只有很少的印度作家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或者有所感悟。他们是中产阶级。但是我直接来自另一个阶级。尽管有当年的移民，我的祖先去了特立尼达，尽管受了教育，成了作家，以及其他的一切---那些人却是我的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同情的原因。而且，我总是能够理解他们，那些农民，无土地者，那些下层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甚至一千年或更久以来，第一次自己来一次爆发。正是在这本书，我开始了解印度的不幸本质。我认为这是一本只有我这个背景的人才能写的书，因为中产阶级，自我欺骗的印度人不会那样思考。

　　德：您能指出一些值得流传下去的作家么？

　　奈：他们应该是有独创性的人。是那些作出创新的作家。

　　德：您认为谁是有独创性的人？

　　奈：福楼拜是有独创性的人。果戈里、巴尔扎克、莫泊桑是有独创性的人。还有吉卜林的印度小说。

　　德：还有狄更斯？

　　奈：早期的狄更斯。在一段时期以后，在狄更斯身上拙劣的自我模仿因素变成压倒性的。

　　德：他模仿他自己吗？

　　奈：他死于自我模仿。

　　德：不过在早期他创作过某些新东西吧？

　　奈：在很早的时期，当他24、25、26岁的时候，在《特写集》、《匹克威克外传》、《奥利佛·退斯特》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之间---这些是伟大的书。还有《大卫·科波菲尔》。我知道学者们喜欢像《老古玩店》、《董贝父子》等枯燥的作品，但是可以把它们推到一边。还有像《艰难时世》那种可怕的书---是一本可怕的书。但是对于那本书的理解有某种政治角度。还必须加上1869年---马克·吐温和《傻子在国外》。还有《哈克贝里·芬》，它是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它后无来者。它无法抄袭。我给你的这些名字是一些描写社会的人们，大社会----法国和美国。还有，我应该补充，在那位有缺陷的作家斯汤达身上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在《红与黑》中他的主人公读卢梭的《忏悔录》。那本书完成在1770年，比斯汤达写到的那个时期早得多，但是他的主人公读卢梭借以了解社会。所以你看到写作在那个时代的严肃功能。作家们今天在抄袭形式，然而他们的打算要轻佻无意义得多：去显摆，去制造一种新的轰动，早些时候我谈到一些拉丁美洲的官方作家。有人说，关于拉丁美洲的问题：我们的历史如此恶劣，我们只能以超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它。这当然是废话。没有什么事物恶劣到人的心灵无法承受。

　　德：您曾说您正在写两本书？

　　奈：是的，一本是关于英格兰，而另一本是自传性的……但是那本晚一些。

　　德：那么现在，那本新书----它将被人们评论并流行于世。您喜欢人们对这本书作出怎样的反响？您喜欢他们从《半生》中得到什么？

　　奈：我喜欢他们感到：“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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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印度裔作家奈保尔，一生与争议结下不解之缘，他素以“出位”言论著称。获奖后，他接受美国一家电台访问时，大谈自己的召妓经验，还“感激”莺莺燕燕们帮助他度过前一段婚姻中最困难的时刻，此番言论一出，旋即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地瑞典等国家，引起极大争议，众多媒体纷纷以全版报道他的这一言论，讨论他是否有失其文学奖得主身份。

奈保尔在接受电台访问时说，自己对召妓从来不感到羞愧。他振振有词地说：“是她们给了我慰藉，我需要她们的服务，我十分感激她们。”他续说：“那些妓女的服务，令我从性爱中获得莫大的解放，这正是我从来没有在生活中寻觅到的。”不过，他又强调说，他也从来没有从这体验中学到什么，“这种女人绝不会教人学到什么的”。

1955年奈保尔与首任妻子黑尔结婚，一起共同生活了41年，他表示，这是一段“不完整的婚姻”。70年代，他有过一段婚外情，1996年开始他第二段婚姻。他说：“每当我事务太繁忙而没时间出外勾搭自己喜欢的女人时，我就会召妓。可以说，我根本没办法勾搭那些女人，因为那需要花很多时间。当你的婚姻处于胶着状态，似有若无，你会想去勾搭一个女人，那可不是说做就能做到的事，除非你愿意停下手头的工作，花上数天甚至数周、数月的时间。”

因嫖妓言论惹风波的奈保尔，一生让人争议不断。他对第三世界和殖民主义的嘲讽，使其成为极富争议性的作家。

燕鸥and小蟹UID: 199804

谢谢楼主
再介绍他的一本《米格尔大街》
http://www.mirrorwolf.ne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9
《米格尔大街》是奈保尔眼中特立尼达的真实画像。在这部由17个短篇小说组成的小说集中，奈保尔讲述了米格尔大街上一个个平凡却又不乏生动的小人物形象和发生在一条与西班牙港相邻的大街上的事。整部小说以叙述人“我”来贯穿，故事就是借助他带有回忆的口吻去讲述的。“我”在叙述中常常会讽刺大街上人们的愚昧和无知，但又同情他们的朴实和天真，童年印象在作家的笔下就这样被刻画出来。在米格尔大街这个平民居住区生活着一些个性独特的人物——博加特在孩童们的眼中是一个很酷的外地青年；波普想成为木匠，却因为家庭原因成了个贼，出狱后真成了木匠；乔治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他的粗暴导致了家庭的破裂；伊莱亚斯在学业上被大家寄予厚望，最终却一事无成。还有泰特斯·霍伊特的执着，曼曼、摩根和巴库舅舅的有趣“事迹”，读者很容易被这些真挚的生活情境所触动。那些浸透着温馨色彩的生活细节，如布莱克·华兹华斯和“我”的忘年之交，劳拉的悲惨境遇及其女儿劳娜的死，“我”和米格尔大街上的人们对待外来的赫瑞拉太太的态度等等，奈保尔都一一道来，把那些极易被人忽视的普通人生活展示给世人。
《米格尔大街》中的那些短小故事，奠定了奈保尔作为居民生活讲述者和幽默作家的地位。他在书中试图建立一个独立而又相对偏远的世界，读者可以在里面发现边缘化了的微型社会和他儿时封闭生活的一个个片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奈保尔早已颠覆了通常的视角，摧毁了读者内心那自我保护的冷漠感。……书中的人物并未因此而失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