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归国求高职高薪的路不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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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年报



施建斌从没想过自己会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不惑之年了，难道真的要一切从头开始么？

施建斌的一切原本都很令人羡慕：因为家庭的原因，很早就去了日本，并在日本开始工作。7年前，在公司颇受器重的他以日方员工的身份被派回国，两年前，39岁的时候提升为中国区副总经理，日方代表，年薪60万。

施建斌有着自己的忧虑：在论资排辈的日企里，一个“少年得志”的中国人以后的提升空间恐怕有限。“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对于将来的职业发展也希望能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于是他想到了到美国留学，他当时觉得用"通行的观点"来审视，含金量高的职业经理人似乎都有欧美等国家的留学经验和国外的证书。于是他辞去了工作多年的企业，去了美国读工商管理。

可是回来以后却发现自己处在进退维谷：从去年年底回国开始，踌躇满志的找了半年的工作，开始欧美的企业觉得他缺乏对西方企业和管理的了解，因为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两年的留学经历在他们眼里约等于学英语；原来的职位没有了，很难重回原来的公司；日企里论资排辈，在其他的企业里他只能算是“新人”，从头做起。

解析“三高”

其实，这不只是施建斌一个人的尴尬，这样的经历被很多“三高”留学人员分享着。

三十而立，30岁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成家立业了。所以，在出国越来越低龄化的情况下，三十岁以后出去的人就应该算是“高龄”了。

而“高龄”者之所以选择出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在国内的工作前景看好，出国是为了“更上一层楼”。据上海市可锐职业顾问公司的统计，在“高龄”出国者中，八成以上都是在国内有着比较好的职位和薪水的，以中层或以下管理人员为主，可谓是“高职”和‘高薪”者。

三高出国者出国的基本的目的却只有一个，就是提升自己的“含金量”，也就是为了他们的第四“高”——职位上高升。因而，他们出国所读的科目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指定的为外商驻沪办事机构和"三资"企业提供派遣中国员工等各类服务的涉外企业。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是外服留学咨询中心英国部的李先生告诉记者，这些高龄出国者一般都出国的目的明确，去读商科，会计类的研究生。

同是在外服留学咨询中心，负责赴法留学生业务的陈薏在被问到“三高留学者的特点”的时候，她的第一反映也是“他们的目的性强”。去年陈薏经手的赴法“三高”有20个左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是集中在工商管理会计两大类。

罗马之路

条条大路通罗马。三高归国者通向高职高薪的路却不坦荡。

“三高”留学者在整个留学生队伍当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很高。据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副科长王惠东介绍，尽管没有过专门的统计，但是凭他的一线工作经验，在按需发放护照以前，“三高”留学人员所占的比例不会超过30％。

而据外服留学咨询中心英国部的李先生的估计，他经手的“三高”留学者的比例在15％左右，法国部陈薏的估计也差不多，在20％上下。

有趣的是他们回来以后的工作，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的比例“不会超过这个数字”。“三高”们的打击当然是来自自己的目标公司。一般说来，除非是公派出国，否则公司不会为他们保留职位。对于回来的“三高”，坐落在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上海博达数据通讯有限公司总裁陈群就很明确的表示：我们不太看中这样的人。

陈群把博达需要的人才分为三类：技术人才，市场人才，管理人才。陈群认为，技术人才是否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是无所谓的，市场人才他更看中的是对本土市场的了解和把握，至于三高集中的管理类，陈群不客气的认为出国留学两三年，对一些人来说只够他们过语言关，如果没有在国外工作了十年以上的经历，是不足以被当作有着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人才来考虑的。

不仅是国内企业，即便是在华的外资企业也持这样的说法。负责爱默生程序控制的上海罗斯蒙特有限公司的顾磊杰来自加拿大，他也表示，如果只有留学的经历而没有工作的经验就不能说这个人了解国外的情况，同时，他读书的一段时间也可能使得他对中国的了解出现断层，这样的人才是有局限性的。

留学是长线投资

虽然现在对“三高”问题的注意还没有足够的量化，但是却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上海市人事局出国人员工作处副处长陶慎先也表示了他的关注。“原本就有较好的职位和待遇的在职人员出国深造增加是近来才有的现象”，陶慎先告诉记者，“他们出国的原因是既有拉力，也有动力”。

陶慎先所说的“拉力”是指外因，一来是国家对留学归国人员的重视，二来是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对员工的本土化问题的重视也使出国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动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压力。陶慎先结合自己多年一线工作的经验总结，认为这些人中，相当多一部分从前都不是名校毕业的。在这一部分人毕业的几年前，“大学生”就是人才的代名词，用人单位不会很在乎是否是名校甚至是名专业毕业的，但是现在用人单位越来越挑剔了。所以尽管有了几年的工作经验，职位也不错，但是在自己的职业上升的通路上，他们却越来越感到了来自“后来人”的巨大挑战和压力。

正因为这样，他们的出国增加晋升筹码的异味更浓；回来以后，他们的“资本”也往往不足以使他们达到他们心理价位。陶慎先认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心理问题。按照他的经验，出国两年回来就升职加薪是很难的，所以不妨放低标准，还是从原来的位置做起，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的晋升速度却有可能更快，这时候他们留学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所以留学是长线投资。

尽管对他们的大前景看好，陶慎先还是认为他们对待出国要慎重。“只有在认为自己的知识不足以应付职业的需要，而且国外在这一方面的教学又相当先进情况下，留学才是必要的”。 (刘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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