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测试一下，为什么回族不吃猪肉，回族还有什么禁食？答对发包子。

genie05UID: 30358

NY那个答案有被砍死的倾向。

cw025UID: 2181480

:confused:

TyliayssUID: 185761

我以前就是这么问那个回族人的.......差点就回不来了;d: ;d:

qianjun1986UID: 2228518

我听我一个回族的朋友说，回族以前没见过猪，不敢吃，慢慢慢慢就习惯了，最后就。。。。

joyhtUID: 44331

嗯 看完后我也决定不吃猪肉了 居然这么脏啊:eek:

magic_zhaoUID: 2137791

我咋觉得LZ就是回族的呢?
奇怪.

怎么会有这样的联想.....

halkingUID: 2291422

犹太教、伊斯兰教创立之前，在阿拉伯半岛就有禁食猪肉的习俗。由于阿拉伯半岛气候炎热，且多为沙漠，不利于猪的生长和繁殖，所以当时阿拉伯半岛上的闪米特人以牧羊、驼为主，不养猪。古埃及人也视猪为不洁和厌恶之物。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在他的《历史》一书中记载在埃及、中东的所见所闻：“在埃及人的眼里，豚是一种不洁的畜类，如果一个人走路时偶然触着了一只豚，他立刻要赶到河边，穿着衣服跳到河里去，即使牧豚的人是土著的埃及人，也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说明古埃及人当时禁猪很严格，不但不吃猪肉，连摸、碰猪都不行，而且也讨厌牧猪人。公元一世纪犹太教创立，为了适应当时阿拉伯地区禁养猪的习俗，把禁食猪肉当作戒律写进圣经。公元七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为了消除频繁的战争，促进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统一，顺应了当时阿拉伯地区禁食猪肉的习惯，吸收了犹太教《旧约全书》中有关禁食猪肉的戒律，并列入《古兰经》中。《古兰经》在强调禁食猪肉的时候，也说明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生命适当吃一点，真主是宽恕的。

唐宋时期，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到中国经商，把禁食猪肉的习俗带到了中国。元代江南一带聚居的回族已形成不吃猪肉的习惯。明代开始时，由于回族穆斯林建功立业，加上明武宗时，后宫娶了“白皙而美”的回族女子，对回族在一个时期内还比较亲信，回族的风俗习惯也受到了尊重。但后来，回族在政治上受到压迫，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也开始受到限制和歧视。清代，回民不吃猪肉的风俗习惯更是受到嘲弄和污蔑。统治阶级在残酷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为了区分出回民与汉民，以是否吃猪肉来检验，以致引起了更多回民的反抗与斗争。

现在我国回族群众不仅禁吃猪肉，而且还禁养猪，甚至从思想意识和感情上反感猪。有些回民见了猪就背转过脸，有些嗅到猪肉味就恶心呕吐，碰到卖猪肉的铺子、饭馆，就赶紧躲开。凡是做过猪肉的锅、碗、盆、筷、案板等一律不用，也不去接触。在万不得已用时，要用火烧锅，用滚开水烫碗、盆等。宁夏、甘肃等地的回民连“猪”字提也不提，对猪和猪皮制作的系列产品也很少用。如不用猪鬃、猪毛刷子，不用猪毛牙刷，不用猪油制作的肥皂、香皂。宁夏泾源、西吉、同心、吴忠，甘肃临夏、平凉等许多回族聚居地的回族穆斯林连猪皮鞋、猪皮夹克也不穿，甚至的些属猪相的人自称属黑，姓朱的因与猪谐音，也改为姓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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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美]马文·哈里斯著   
我国著名文化人类学者叶舒宪译

第四章      讨厌的猪
    禁食猪肉，一开始看上去就比禁食牛肉更加不合理。在所有的家养哺乳动物中，猪在把植物转化为肉的效率和快速方面拥有最大的潜力。在其一生时间中，猪能够将它的饲料中35％的能量转化为肉。相比之下，羊只能转化13％，而牛则仅仅有6．5％。一头小猪每吃3—5磅的食就能长l磅肉。而一只小牛要想长1磅肉就得吃10磅饲料。一只母牛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生下一只小牛，而在现代条件下，这只小牛还要有4个月体重才能达到400磅，而母猪呢，受精之后只要到4个月就能产下8只或更多的小猪。每只小猪再过6个月便可达到400磅。显然，猪的全部精华就是为了人类的营养和美食而产肉。那么，为什么古代以色列人的上帝还要禁止他的人民吃猪肉，甚至不能去碰活猪或者死猪呢?
  《圣经•旧约•利未记》说：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
    《旧约》似乎是一个充斥着一大堆肉食禁忌的宝库，而《古兰经》却不同，实质上没有什么吃肉禁忌的记录。为什么安拉只反对猪这种动物呢?他向你们禁止这些东西：猪的腐肉、血和鲜肉。
    对于许多严守教规的犹太人来说，《旧约》有关猪“不洁净”的定性就已经使那种禁忌的原因解释清楚了。一位现代犹太教神学权威说：“任何人只要看见过猪的污秽习性就不会再发问为什么禁止它了。”对猪的惧怕与厌恶的基础就在于猪的污秽性本身，这一点至少可以上溯至犹太教法师摩西-梅莫尼德斯(Moses Sa—imonides)的时代，他在12世纪的埃及伊斯兰教皇帝撒拉丁Ma—ladin)朝廷内任医生。梅莫尼德斯同他的主人一样非常厌恶猪和吃猪肉的人，尤其是基督教的猪和食猪者。他说：“律法为什么禁绝猪肉的主要原因可以在猪的境况之中找到：它的习性和它吃的食物都非常肮脏，令人厌恶。”如果律法允许埃及人和犹太人养猪，那么开罗的大街和房屋就会变得像欧洲的那样肮脏了。因为“一只猪的嘴就像大粪本身一样脏”。梅莫尼德斯只能说出事情的一个方面。他从来没有见过清洁的猪。猪喜欢吃粪便并不是它本性上的缺陷，而是它的主人畜养方面的缺陷造成的。猪最喜欢吃的东西是根、坚果和谷物。只有在没有别的更好的食物可吃的情况下它们才吃粪便。事实上，让它们饿到一定程度，它们甚至会相互为食。这是它们与其它杂食动物共有的特征，尤其是它们自己的主人——人。在肮脏的泥水中打滚，这也不是猪的自然天性。它们滚在泥中为的是给自己降温；它们更喜欢凉爽的、干净的水坑，而不是被尿和屎污染的水坑。
    把猪斥责为最脏的动物，犹太人却对其它吃食粪便的家养动物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态度，而且不用加以解释。比如鸡和山羊，如果给它们动机和机会，它们也会吃粪便。而狗则是很容易养成吃人粪便习性的另一种家养动物。在中东地区，这一点特别清楚。由于禁止养猪，吃屎的狗便充当了由猪留下的清道夫的角色。耶和华禁止人们吃狗的肉，但是狗却并不像猪那样是可憎恶的，不能碰的，甚至是不能看的。
    梅莫尼德斯不能全然把禁食猪肉的原因归结到猪吃屎的嗜好上去。《利未记》书中也禁止了许多其它动物的肉，比如猫和骆驼，它们都不喜欢吃粪便。除了猪之外，难道安拉说过所有其它动物都可以吃吗?梅莫尼德斯的主人除了猪肉之外能吃所有种类的肉，这个事实使这样一种做法变成不明智的，如果不是危险的话，那就是把《圣经》有关洁净的观念，仅仅等同为不沾染粪便。于是，梅莫尼德斯没有采用强词夺理的态度，而是提出了有关《圣经》中所厌恶对象的一套合适的宫廷医生的理论。那些被禁止的项目之所以不能吃，不只是由于其中之一的猪因吃粪而肮脏，而是它们全都不利于你的身体。他说：“我认为，律法所禁止的食物是有害健康的。”但是被禁的食物以何种方式有害健康昵?这位犹太教大神学家专门提出了猪肉的情况：“它含有的水份太多，还有过多的多余物质。”至于其它的被禁食物，其“有害的特征”过于明显，无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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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莫尼德斯的不吃猪肉的公众健康理论要等过了700年之后才获得一种类似于科学的证明。在1859年，人们首次发现了旋毛虫病与烹煮不够的猪肉之间的临床关联。从那时起，这就成为对一些宗教的猪肉禁忌的最流行的解释，正如梅莫尼德斯所说，猪肉是有害健康的。神学家们急于把医学科学的新发现同《圣经》相互对照，开始对《圣经》中其它的食物禁忌提出一整套补充性的有关公众健康的解释：野生动物和负重的动物被禁止吃，因为它们的肉太坚韧，不好消化；贝类不能吃是由于它们充当了伤寒症的带菌者。血不宜吃，因为血液是病菌最好的温床。
    就猪肉而言，这种理性化的解说产生出相互矛盾的结果。改革派的犹太教徒开始提出，由于他们现在懂得了食物禁忌的科学与医学的基础，猪肉禁忌也就不必要了。他们所应做的只是注意把肉完全烹煮透而已。可以预见的是，这就给正统的犹太教徒带来一种反应，他们感到震惊的是，上帝的律法圣书被贬低为某种“次要的医学文本”。他们坚持认为在《利未记》中上帝的动机永远也得不到完全的理解，无论如何也要把饮食节制的律法当做服从神圣意志的符号来严格遵守。
    后来，用旋毛虫病解释猪肉禁忌的理论不再流行，原因是19世纪做出的医学发现不可能在数千年以前就为人所知。不过，这还不是该理论困扰我的主因。人们不会为了把某种食物列入不能吃的行列中而拥有对这种食物的致病效果的科学理解。假如吃猪肉的结果对人们的健康非常有害的话，那么以色列人根本不必要知道旋毛虫病然后再去禁止吃它。一个人是否为了知道某些蘑菇有毒就必须去理解有毒物质的分子化学呢?对于我本人有关猪禁忌的解释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旋毛虫病理论完全是另一码事。我的观点是，惟独把猪肉视为人类疾病的来源是绝对错误的。所有的家畜对人的健康都有潜在的伤害性。比如说，没有煮熟的牛肉便是绦虫的多产之源，它能在人类的肠道中长到16—20英寸长，引发严重的贫血症，并降低人体抵抗其它病菌的能力。牛、山羊和绵羊都会传播一种叫做布鲁氏杆菌病的细菌性疾病，其发病症状包括发烧、疼痛、难受和乏力。由牛、山羊和绵羊所传播的最危险的疾病是炭疽热(anthrax)。这是在鲁易斯•帕斯陶(LouisPasteur)于1881年发明炭疽热疫苗以前，在欧洲和亚洲的畜与人之间都很流行的疾病。与旋毛虫病不同的是，旋毛虫病在多数受
感染的人那里并不产生症状，也很少产生致命的后果；而炭疽病则发病迅速，先是诱发脓肿，然后导致死亡。
    如果猪肉禁忌是神启的健康法令，那么它便是有记载的最早的一例医学上的不当疗法。预防旋毛虫病的方法不是禁吃猪肉，而是禁吃没有煮熟的猪肉。只要有一个不吃未熟猪肉的简单告诫就足够了：“你们不要吃没煮熟的猪肉。”再想一想，对牛、绵羊和山羊也应提出同样的告诫。不过，针对耶和华的医疗不当的指控也不会奏效。
    《旧约》中包含着对可食之肉与禁食之肉区分的相当详细的列表。该列表对于肮脏的习性和有害健康的肉都只字未提。相反，它关注的是可以吃的动物的某些解剖学的和生理学的特征。下面是《利未记》第ll章l节所说：
    “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偶蹄、反刍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
    任何一种尝试解说为何猪不能吃的努力都必须从这句话着手，而不是从粪便或有害健康着手，圣书中根本没有提到此类原因。《利未记》接着很明确地说，猪仅仅满足了这个双重条件的一半，“它是偶蹄的”。但是它无法满足另一半条件：“它不反刍。”
    “可以吃”学派的拥护者们非常强调反刍与偶蹄的重要性，将其视为理解耶和华厌恶猪的关键。但是，他们不把这双重条件当成以色列人使用家畜的方法之产物。相反，他们把以色列人使用家畜的方法当成是这个条件的产物。比如，按照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观点，反刍与偶蹄的公式使偶蹄却不反刍的猪成为某种“反常”之物。而“反常”的事物便是脏的。她认为肮脏的实质就是“反常”。猪，不只是反常，它简直无法归类。这样的东西既是肮脏的，又是危险的。因此，猪被人们所厌恶。猪不能吃。然而，这种论点的力量不是处在其自身的循环中吗?从分类学上看到猪的反常性，也就只是看到《利未记》将能吃的动物如此分类，按照该分类方式猪便不能吃了。这种论点回避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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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先来说明为什么上帝要吃的动物是反刍动物的原因。在古代以色列人所饲养的动物中，有三种是反刍的：牛、绵羊、山羊。这三种动物在古代中东地区是最重要的食物生产种类，这倒不是因为古人偶然地、任意地想出反刍动物是能吃的(和能产奶的)，而是因为牛、绵羊和山羊是反刍动物，即那种以含有高度纤维素的植物为食便能茁壮生长的草食动物。在所有的家养动物之中，那些反刍类的动物拥有对像草和麦秸这样的纤维状物质的最有效的消化系统。它们的胃具有四个胃袋，就好像四个大的发酵“桶”一样，细菌在里面分解和软化这些纤维物质。在吃食的时候，反刍动物咀嚼得很少，食物直接进入瘤胃(rumen)即第一个胃袋，在那里很快地发酵。经过相当的时间，瘤胃中的被消化物又流回口中，成为一种柔软的小丸——反刍物，经过彻底地咀嚼之后又被送往其它的发酵“桶”去经历进一步的发酵。
    反刍动物消化纤维素的超常能力对于中东地区的人类与家畜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通过饲养能够反刍的动物，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邻人便能够获取肉和奶，而不用把人类专有的粮食拿出来与家畜们分享。牛、绵羊和山羊所喜欢吃的东西有草、麦秸、干草(hay)、收割后的残株、灌木和树叶等，这些食物的高纤维含量不适合人吃，即使经过狠煮也不行。
    如此看来，反刍动物不会与人类争食，反而会通过提供粪肥和拉犁的牵引劳力而促进人类的农业生产。它们还是毛质纤维的来源，为人类提供服装原料，它们的皮可用于做鞋和马具。
    我在本章开始讨论这个难题时说过，猪是哺乳动物中把植物变为动物肉的最有效的转化者，但是我忘记说是什么样的植物食物。当人们用麦子、玉米、土豆、黄豆或其它低纤维含量的食物饲养时，猪将表演出这种转化的奇迹；但是用草、树叶或其它高纤维含量的饲料喂养，猪的体重便会下降。
    猪是杂食动物，但它们不是反刍动物。实际上，除了猿与猴类外，在消化器官和营养需求方面，猪比其它任何哺乳动物都更接近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在医学研究的某些方面更加需要猪的原因，如动脉粥样硬化、热量一蛋白质营养不足、营养的吸收、新陈代谢等。猪在消化草和其它高纤维植物方面的弱点还不是禁食猪肉的全部理由。猪还有着不能适应中东地区气候与生态的另外一重负担。与那些曾经生活在炎热、半干燥的、阳光充沛的草原上的牛、绵羊、山羊的祖先不同，猪的祖先居住在水源充沛的、阴凉的森林谷地和河岸地区。猪的身体调温系统最不适应的是炎热、日晒的地方，那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们的家乡。热带养育的牛、绵羊和山羊可以在长时期无水的条件下生存，它们可以通过出汗把身体的多余热量排放出来，还可以用浅色的、短毛的外罩遮挡太阳光线。虽然一个出汗的人被说成是“汗流如猪”(Sweat Like a—pig)，但是这种说法却缺乏解剖学上的根据。猪不能出汗——它们没有功能性的汗腺。(人类实际上是所有动物中最能出汗的。)而且猪的稀疏的毛外罩几乎无法抵挡阳光的照射。那么猪究竟如何保持身体凉爽昵?它大口大口地喘气，但是更多地靠全身躺在湿
处以便从外界获取潮气。
    由此对猪之所以喜欢在泥中打滚的原因就找到了合理的解释。通过滚动，猪一方面靠它的皮肤挥发体内的热量，另一方面也靠凉爽的地面来降温。实验表明，泥的降温效果要优于水。两肋浸在泥中的猪比两肋浸水的猪表现出的挥发散热功能要高2倍多。这里又可找到猪的某些肮脏习惯的合理解释。当温度升高到摄氏30度以上(华氏86度)，一只被赶出洁静水洼地的猪会变得绝望，并开始滚在自己的粪和尿中以躲避热浪。我还要顺便一提的是，一只
猪的体格越大，那么它在高温度下的忍耐力也就越差。
    因此，在中东地区饲养猪就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要比饲养反刍动物付出高得多的代价。因为必须给猪提供人工建造的遮荫物体，额外的用于它滚爬的水，而且还要在它的饲料中加上谷物和其它植物性食物，这些本来是人自己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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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养猪的这些特别需要抵消了收益，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养猪所能得到的收益就比养反刍动物要差了。猪又不能拉犁，猪毛不适合用于纺织和服装，猪又不适宜产奶(原因我在下面章节中加以解释)。在大型的家养动物中最独特的一点，肉是猪最重要的产品(豚鼠与兔子是较小的产肉者；而家禽则既产蛋又产肉)。
    像以色列人这样一种草原游牧民族，在其寻找适宜耕种的土地的早先年代，养猪是不可能的。没有哪一个在干旱地带游牧的人群是养猪的，原因很简单，很难保护猪群不受炎热、日晒的威胁，在从一个营地向另一个营地的远距离迁移中又缺少水的供应。即使他们非常想
吃猪肉，古代以色列人在他们民族形成的初期也不可能吃到足够数量的猪肉。这个历史的经验毫无疑问促进了传统的对猪肉厌恶感的形成，把它视为某种未知的和异已的食物。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以色列人转为定居的农民之后很久，这种传统依然被写定为上帝的律法，从而得到保留和强化呢?我所认为的答案是这样的：这种从游牧文化中产生的传统并非仅靠惯性和天生的习俗而得以保存和延续，主要的原因是养猪对于进入农业生产的以色列人仍然是得不偿失的。
    有批评者对下述理论提出质疑：古代以色列的猪肉禁忌实质上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选择。质疑的证据在于，古代中东的许多地方，包括以色列人的福地在内，都曾经成功地养过猪。这个事实无须争论。中东的许多地方确实早在1万年前就开始饲养猪，与养绵羊和山羊大约同步，比养牛甚至还要早。考古学家们挖掘的某些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村庄——约旦的哲瑞科(Jericho)、伊拉克的贾莫(Jarmo)、希腊的阿吉萨一马古拉(Argissa—Magulla)——均有猪骨遗存，显示出从野猪到家猪过渡期的某些特征。某些前青铜时代的中东村庄(公元前4000年至前2000年)遗址中有大量堆积的猪骨，还有考古学家解释为祭坛和崇拜中心的遗迹同时
存在，这就表明当时有仪式性的屠宰猪和猪宴的情况。我们知道在基督教时代的开始，《圣经》的土地上仍有养猪者。《新约》(路加)告诉我们，在加利利湖附近的加德瑞内斯(Gadarenes)农村，耶稣从一个名叫群(Legion)的人身上驱出恶鬼，转移到一群饲育在山上的猪身上。那猪从山上冲下湖里淹死，而群却治好了病。即使当今的以色列人在北部加利利的某些地方还坚持饲养数以千计的猪，但是，从一开始，养猪的数量就少于牛、绵羊或山羊。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进展，整个这一地区的养猪业衰落了。
    在北美和利凡特地区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Carlton Coon)，是第一位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的学者：为什么会发生养猪业的普遍衰落?库恩把中东地区养猪业的衰落归因于森林减少与人口增加。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猪可以栖息在橡树和山毛榉的森林里，这些地方有充足的荫凉和水洼泥淖，还有橡树籽、山毛榉坚果、块菌和其它的林地产品。伴随着人口密度的加大，农庄领地的扩展，橡树和山毛榉森林被毁掉，以便为种植谷物提供空间，尤其是为了种橄榄树，这样就消除了适于猪的生态小环境。
    为了更新库恩的生态学解说，我要补充的一点是，由于森林被毁，边际的农耕地和放牧地也遭到损坏，其一般的连续效应是，从林地到耕地，再到放牧地，乃至沙漠。每一阶段的演进都会更加有利于饲养反刍动物，而更加不利于养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前任主席罗伯特•奥尔•怀特(Robert Orr Whyte)曾做出如下估算：从公元前5000年到最近，在安那托利亚地区，森林的面积从占总土地的70％降到了13％。只有里海沿岸的1／4森林在历经人口增长和农业强化的影响之后依然保存下来；里海沿岸山脉保留下来的潮湿地带森林约为1／2；扎格罗斯山的橡树林和杜松林仅存活下来1／5至l／6。而在厄尔布尔士山脉和霍拉桑一带的杜松林则只剩下了l／20。
    假如我关于养猪的现实条件通过生态序列效应而遭破坏的看法是对的，那么，人们在理解中东地区猪的地位格外低的现象时也就无须再诉诸玛丽•道格拉斯的“分类的反常”理论了。养猪给畜牧业带来的危险是非常确实的，这也就有力地解释了其较低的地位。人们养猪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也就是吃肉。由于生态条件变得不适宜养猪，也没有其它功效可以挽回养猪业的衰败。猪这种动物不仅变成了没有用的东西，甚至比没有用还要不如，成了有害的，一种不能触摸甚至不能看的祸根，一种最下等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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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在某些残存的山地森林或沼泽湿地，以色列人还有可能以低成本养猪，或者在荫凉和水源缺乏的地方以高成本养猪，但是，这个事实与禁猪的生态基础并不矛盾。如果养猪的可能性一点儿都不存在，那么就不会有理由去禁止养猪了。当宗教帮助人们做出与事先存在的有用的实践相吻合的决定时，宗教就会强化自身。但是这些决定并不是完全不证自明的，因而也不能排除怀疑和诱惑。从佛教的八正道或者犹太教的十诫来判断，上帝并不总是浪费时间去禁止不可能的事情或者谴责不可想象的事情。
……
还是让我再回到猪吧。假如以色列人只是他们自己禁止食用猪肉，那么，我在选择猪肉禁忌的多种可能解释时会感到为难。而中东地区几个不同的文化中都出现了猪的禁忌的情况，这就有力地支持这样的观点：以色列人的禁规是对某种重复出现的现实条件的回应，而不是关涉一种洁净与不洁净动物的宗教观念的一整套信仰。至少有另外三种重要的中东文明同以色列人一样为猪所困扰，他们是菲尼基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与这个事实相伴随，下面的一种观念就被破除了：以色列人的禁猪“把他们自己同邻近民族区分开来”，尤其是与他们不友好的邻族。(当然，在犹太人分散到吃猪肉的基督教国家之后，他们的猪禁规成为他们族性的“标记”。对他们来说，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让他们放弃古代的蔑视猪肉的态度。由于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在欧洲的生活方式的基础是手工业和商业，而不是农业。因此，他们拒食猪肉也不至于带来什么生态的和经济上的麻烦，与此同时，他们还有许多其它的动物性食品可吃。)
在以上几个文明的例子中，在较早的年代里猪肉都是可以不加限制地食用的。比如在埃及，墓穴壁画和雕刻显示出，在新王朝时期(公元前1567一前1085年)，猪越来越成为非难的对象和宗教的禁忌。到了晚期王朝的末年(公元前1088一前332年)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访问埃及并报道说：“猪在他们中间被看成是不洁净的动物，如果有人路过时偶然碰触到一只猪的话，那么他立即会跑到河边，不脱衣服就跳下去洗浴。”在罗马统治时期巴勒斯坦，耶稣把加大拉人(Gadarene)的猪驱赶到加利利湖中，而与此同时某些埃及人则继续饲养猪。希罗多德把这些养猪人描述为一种实行内婚制的最下层阶级，他们被禁止踏入任何一所神庙的门。
对埃及的猪禁忌的一种解释是：它反映了北部信奉塞特(Seth)神的食猪肉者被南方信奉奥西里斯(Osiris)神的不食猪肉者征服的情况：埃及南部的食物偏好压倒了北方的。这一解释的麻烦在于，假使这种征服果真发生过，它发生的时间应该是王朝时期的开端，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猪禁忌在王朝时代后期愈演愈烈的事实。
我个人对埃及猪禁忌的解释是：它反映着一种基本的生存冲突，即在没有树林的尼罗河谷地区人口密度的增加和猪所需求的植物性食物之间的冲突，这些植物性食物也是人要吃的。古王国时期的一个文本清楚地表明，在艰难的时期人类与猪之间的生存竞争是怎样的：
……食物被人们从猪的大嘴中夺出来，人们是如此饥饿用不着像以往那样说：“这些食物更适合你，不适合我。”
那么从猪嘴中夺出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呢?中王国时期第二王朝留下的另一文本，在夸耀国王的权力遍及大地的同时，透露出那是适合于人吃的粮食：
他们的土地中最好的东西是为我们种的，我们的公牛在尼罗河三角洲，麦子被送给我们的猪。
还有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也曾提到用枣作为食物给埃及的猪催肥。养猪所需要的那种优待条件在埃及肯定曾在无法提供猪肉的贫穷农夫与职业养猪人之间激起强烈的对抗情绪，后者专门迎合富人和有权势的贵族之口味，从事猪的饲养。
在美索不达米亚，如同在埃及那样，猪在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流行之后才开始名誉扫地。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沿岸的早期遗址中便有家猪的陶制模型。在特尔•阿斯玛尔(Tell Asmar)一地(公元前2800一前2700)出土的兽骨之中大约有30％是猪骨。在乌尔(Ur)城邦的前王朝时期，人们就吃猪肉。在苏美尔最早的王朝中，有专职的养猪人和专门杀猪的屠夫。当苏美尔人灌溉的土地被盐分所浸蚀，大麦——一种耐盐的但相对产量低的作物不得不让位于小麦时，猪便开始失宠了。苏美尔帝国的衰败与这些农业方面的问题有关，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权力的中心转移向巴比伦。在巴比伦王汉谟拉比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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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时期(约公元前1900年)，猪仍然被饲养着，而在此之后它们就实质上从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和历史记录中消失了。
猪禁忌在历史上最重要的复现是在伊斯兰教中。需要重申的是：猪肉是安拉明确禁止的惟一的肉食。穆罕默德的贝都因追随者们遵守在干旱地区游牧人中随处可见的厌恶猪的习俗。随着伊斯兰教向西传播的轨迹，从阿拉伯半岛到大西洋，它在北非人民之间占有最大的优势，对他们来说，饲养猪在其农业生活中只占有很小的部分，或者根本不养猪；《古兰经》的猪肉禁规并不意味着一种重要的饮食的和经济上的损失。在东方，伊斯兰教在那些半干旱生态的地区占有最大优势，即从地中海到伊朗一带，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印度一带。对大多数早期的转变信仰者来说，成为一名穆斯林并不需要任何饮食上的或生活方式上的重大改变，因为从摩洛哥到印度的广大地区，人们在《古兰经》写成之前很久就主要依靠牛、绵羊和山羊作为他们肉类产品的来源。
每当伊斯兰教势力进入到养猪作为传统农业体系的主要依靠的地区，它就不能赢得人口中的主要部分了。像美拉尼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非洲的撒哈拉以南这样一些地区，其中某些部分在生态上非常适宜养猪，这也就构成了伊斯兰教传播的外围边界。
在中国，世界上生产猪的一个中心地带，伊斯兰教所发展的势力主要局限在干旱的和半干旱的西部省区。换一种说法，伊斯兰教迄今的发展有一个地理上的界限，它同这样一种生态的过渡地带相吻合，即界于适合养猪的森林地区和不适合养猪的多日照、干热地区之间。在后一个地区饲养家猪是一种冒风险而且得不偿失的举动。
在我争论说生态因素决定着有关洁净食物与不洁净食物的宗教界定时，我还认为其效果并非按照单一方向呈现出来。由宗教规定的饮食方式作为传统习惯的标志、作为衡量虔诚的尺度而得以确立下来，它也能对其所由产生的生态和经济条件发生反作用力。在伊斯兰教的猪肉禁规之例中，在宗教信仰与动物饲养的实际迫切需要之间的反馈作用，导致了在南部欧洲的地中海沿岸某些地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一种未经宣战的生态之战。在拒绝养猪方面，穆斯林农民们自动地低估保存适宜养猪的林地的重要性。他们的秘密武器是山羊，一种很厉害的林木吞食者，它能爬上树去吃树叶和嫩枝。只要放开他们的山羊，伊斯兰教徒在某种程度上就成功地传布着适合自己的生存条件。它扩大了不适宜养猪的生态区域，也就去掉了接受先知话语的一个主要障碍。地中海区域的伊斯兰教地区中森林的减小尤其引人注目。
比如在阿尔巴尼亚，该国被划分成养猪的基督教区与禁猪的穆斯林区，当你从穆斯林区走向基督教区时，便会看到林地的数量立刻增多了。
要得出下述结论是不对的：伊斯兰教的禁猪导致了由山羊实施的森林毁损。总而言之，对牛、绵羊和山羊的偏好和对猪的厌弃，在中东地区要先于伊斯兰的诞生而早早存在。这种偏好发生的基础是反刍动物作为奶、肉和拉力的供应者，也作为在炎热、干旱气候下的其它服务和产品的供应者，在成本／收益比方面优于其它家畜的特长。它表现出一种“正确”到无懈可击的程度的生态的和经济的决策，集中了数千年的集体智慧和实践经验于一身。
不过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关于圣牛的情况那样，没有一种体系是完美无缺的。如同在印度，人口增加与政治冒险的组合导致了农业的退化，在伊斯兰教地区也经历了过度人口膨胀与政治冒险所带来的危机。如果对人口方面和政治方面压力的反应是饲养比羊更多的猪的话，那么其对生活水准的不良影响就会更加严重，它的发生将是在一个人口密度水平低得多的地区。
以上所有这些并不是说一种改宗的宗教，仅仅出于服从神圣命令的需要，就有能力让人们改变他们的饮食方式。祭司们、和尚们和圣徒们确实经常出于虔诚而不是实际需要就拒绝好吃的和确有营养的食品。但是我还需面对另一种流行的宗教，其食物禁规使它对普通人民维持充分营养变得更加困难。正相反的是，在解答神圣母牛和讨厌的猪之谜的过程中，我已经表明，四种主要宗教一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最重要的食物好恶，恰恰处在有利于其信仰者们的营养和生态利益的平衡状态。
那么基督教又怎么样呢?只有一种动物在主流基督教那里曾是明确禁止食用的。那种动物便是下面一个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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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猪的数量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居世界第一，正像这篇文章说的，猪的产肉率远高于其它牲畜，而且猪肉的味道要好于牛羊，为什么西方人（包括西亚和欧洲）吃牛羊肉远远超过猪肉？确实是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虽然文章中说各种牲畜都有寄生虫，但一般来说猪肉中的寄生虫要多于其它牲畜，其中最危险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旋毛虫，旋毛虫病在过去死亡率相当高，西方人很可能是在无数死亡的例子后得出教训——猪肉不洁。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可以大量吃猪肉？有一种说法从中国的炊具和烹调方法上寻找答案，认为在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的陶器工艺比较发达，以此做炊具，并在此基础上大量使用煮的方法来烹调，煮可以说是杀菌最彻底的烹调方法，因此猪肉的寄生虫不会对中国人产生太大威胁，而它的优点就可以表现出来了。与此对应的，西方的炊具简单，烹制肉食主要用烤制，杀菌不彻底，因此受寄生虫威胁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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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人由于炊具水平和烹制方法的缺陷，享受不到猪肉的好处，大量食用牛羊肉，长期下来，却是他们在体质上获得了优势，因为猪肉脂肪含量高，却用猪肉较多的中国人的体质不如西方人，食物构成是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