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经济学家演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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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蒂里亚尼


　　准备这篇演讲的过程，带给我颇多乐趣。借着回顾以往，我重新回忆起一些早已忘却的陈年往事，也发现了一些以前未注意的关联之处。当我看到指定的题目：“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时，真有点吓了一跳。既然谈的是个人的“演化”（evolution），就好像必须由低等状态开始，然后交待如何进展到更高的层次。这让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职业。事实上，我想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我知道这样的说法会遭到其他人的非议，不过有一个关于工程师、经济学家及外科医师之间争论的故事，我认为相当有道理。那三个人各自宣称自己的职业历史最悠久，外科医师首先开腔：“还记得，创世纪之初，上帝取下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吗？你认为谁有本事作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外科医师。”工程师一听，马上毫无惧色地跳出来说道：“等一下。你应该知道，上帝在创造亚当与夏娃之前，先创造了世界。他把陆地和海洋分开。除了工程师之外，你认为谁还有这样的能耐？”这时候，经济学家抗议说：“等一下！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那是怎样的景象？一片混沌。你们认为，这是由谁造成的呢？”　　

    所以，今晚我要向诸位报告的就是我个人对混沌所作的贡献。我要特别强调，在我——叙述个人生涯的故事时，希望你们能够思考一个有关诺贝尔奖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奖有多少是实至名归，又有多少是运气？在我获奖之后，许多人写信问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条件。需要有多少著作？每天要工作几小时？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你需要许多著作，也必须工作很长的时间，但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找到更多的运气。我自己这一生就极受幸运之神的眷顾。其中头一桩幸运的事，我想大家恐怕都猜到了，或许就是娶瑟琳娜（Serena）为妻。当年我还是一位年轻毛躁的小伙子，很难想像未来能够搞出什么名堂，不过幸运的是，她陪我一路走过了这段人生岁月。我相信，她想证明自己嫁给这个毛头小子是项有利的投资，我希望此刻地已然感觉在这项投资上大获成功。

　　在意大利的岁月

　　现在，让我来谈谈个人成长的历程。我在191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罗马，年轻的岁月就在法西斯主义高唱入云的情形下度过。家父是罗马著名的小儿科医师，家母则是献身于社会工作的义工，我还有一位兄长。在家人充满关爱的保护下，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不过大家都认为我相当固执，除了这点之外，我的早年生活并无特别之处。在上高中之前，我只是一位成绩中等的学生，但我有幸进入全意大利最优秀的高中就读，这所位于罗马的高中曾经产生了许多位教宗、枢机主教以及主教等神职人员．我并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但他们伟大的心灵的确弥漫在校园中。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试着跳级，直接进人大学，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于是我就在17岁那年开始了大学生涯，整整比正常的学制提早了两年。

　　不过，我当时对于自己未来要作些什么尚无主见。由于家父是医师，所以大家认为我该研读医学。家父在我年幼时即撤手人寰，家人期望我能克绍箕裘。但在走向注册窗口要签下医科的申请表格时，我闭上双眼，想到的尽是鲜血！一想到血，我就脸色惨白，因此我当下决定，最好还是和医科高得远一点。那么要作什么好呢？我个人对其他学科也没有特殊的兴趣，于是就采用了当时最时髦的作法：进入法学院就读，那时法学院的出路相当多．法律方面的课程，对我来说非常简单，我可以自行运用的时间相当多，除了准备考试需要稍微抱佛脚之外，并没有其他太多的事情。课堂的讲授并不是挺有趣，因此我常常逃课。为了打发时间，我在不经意间开始涉入一些经济方面的活动。由于略通德文，一家同业公会于是要我把一些文章从德文翻为意大利文，我由此开始接触到一些德文的经济问题文献。在我翻译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关于价格管制的问题。

　　当时，意大利有一项专为大学生参与的论文竞赛，按主题分为工程、音乐、文学以及经济学等。那年经济组的主题是价格管制，这项措施因为意大利加入埃塞俄比亚战争（EthiopianWar－1935年）而实施了一段期间。由于至少已经翻译过二十篇有关价格管制的德国文献，我自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决定参加这项论文竞赛，不过倒没有抱很高的期望。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我竟然获得头奖。评审委员会告诉我，显然我在经济学方面有特殊的才能。我想，既然如此，何不往这方面发展呢？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思考未来要成为经济学者。大约是1936年，经济学系隶属于法学院，课程内容对现代经济学几乎完全没有着墨。不过，在当时意大利一些杰出经济学者的建议下，我开始研读经济学的文献。我研究马尔萨斯以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但对凯恩斯则还没有任何的接触。虽然凯恩斯的《通论》已经问世，但我无法找到意大利文的翻译本，甚至连英文版也付诸阈如。

　　不敢恭维的法国大学

　　就在我开始攻读经济学的一年后，因为政治情势急剧恶化，我离开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盟友纳粹的压力下，通过了一系列歧视犹太人的法律，让我无法继续学术研究生涯。当时，我未来的岳父卡拉比（Giulio Calabi）在法西斯政权下备尝苦头，因此决定即刻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他在那里有许多人缘，特别是和一家名为哈契特（Hachette）的出版社往来密切。我非常高兴接受他的邀约，与他们一家人同赴法国。我试着在法国继续经济学方面的研修，但也不太顺利，因为法国大学的水准甚至还比不上意大利。固然法国大学课堂上的学生人数不少，但容我直言不讳，他们来上课的唯一目的，只是在制造各种不同的噪音——他们也的确达到了目的，因为你几乎完全听不到老师在讲些什么。至今我还是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来上课。于是我自己到图书馆苦读，在学习上有了一些进展。后来欧洲战云密布，卡拉比一家决定远赴美国。当初也只作暂留的打算，并没有长期定居的想法。瑟琳娜和我在1939年5月结婚，婚后我回到意大利参加论文口试，获得了学位———刚好及时在1939年8月前往美国。

　　当1939年9月我们抵达美国时，大战正好爆发。我们登岸之后，就知道要在这里待上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我到处找工作以维持生计。我开始销售意大利文与其他外文书籍，但仍未忘情于经济学，希望能继续这方面的进修。结果我又很幸运地获得了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奖学金。这是一个聚集欧洲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心，在各个不同的学科都网罗了一批知名学者，其中对我意义特别重大的是马尔夏克（Jocob Marschak），彼时他刚从英格兰抵达美国。他不只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与优秀的老师，私下也是一位独特而热情的人。他视我为入门弟子，同时一开始就建议我：如果想成为有一席之地的经济学者，一定要钻研数学。事实上，在此之前，找个人并没有受过数学方面的训练，甚至还有些排斥感。他建议我选修数学及统计学方面的一些课程，这些知识在往后我撰写论文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名师切磋

　　那时是1939年。凯恩斯的《通论》可以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中心议题，另外就属熊彼特有关景气循环的研究。我们学校里有针对他们两位理论的专题研讨，内容非常有趣。当然，那时我们正逐渐走出经济大恐慌的阴影。凯恩斯让你觉得，造成经济恐慌的神秘疾病已经被他所了解，未来也将可以避免再度发生。因此和凯恩斯理论相关的研究讨论，确实让大家兴致高昂。马尔夏克还邀我参加在纽约召开的一场研讨会，由来自波兰的著名经济学家朗吉（Oskar Lange）所主办。与会的知名人士，除了朗吉和马尔夏克之外，还有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库普曼及瓦德等．遗憾的是，马尔夏克在时任芝加哥大学专职教授的朗吉力邀之下，于1941年离开了新社会学院，前往该校任教。不过当时我已经上了轨道，而且就在马尔夏克离开之后，另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勒纳来到新社会学院。

　　我和勒纳有过数次严肃的讨论。虽然我十分尊敬他，但却总认为他把《通论》的涵义给过度简化了。他所接受的凯恩斯理论，只局限于某些我看来并非精髓的地方，也就是工资的僵固性及货币需求的一种特殊现象——所谓的流动性偏好——会导致“流动性陷讲”（Liquidity trap）；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基本上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任何冲击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而且并不存在可以恢复的稳定均衡。我认为勒纳对这个观点相当坚持，从而认定财政政策是促使经济稳定的唯一方法。政府收支的盈余或赤字，则是消弥冲击的唯一方法。我认为这样的看法过度简化了凯恩斯理论，因为这只代表了凯恩斯体系中的状况，而不是常态。为此我作了一些深入的研究，成果则表现为一篇于1944年发表的文章，标题为《流动性偏好以及利息与货币理论》（LiquidityPreference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ndMoney）。在我撰写这篇论文时，我也开始了第一份教职，那是在纽约通勤距离内的新泽西女子学院（New Jerseg College forWomen）。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当时珍珠港事件刚刚爆发，不少人由大学转到华府任职。这项职缺只有一个学期。我常喜欢告诉现在那些年轻同仁当初我担任的课程——一学期有四门课，包括两个班的经济学、一个班的统计学以及一个班的经济史。除此之外，我还在新社会研究学院教一门课。结束了新泽西女子学院的教职后，我转往当时仍隶属于哥伦比亚大生的巴德学院（BardCollege）。在那里，我完成了1944年发表的有关流动性偏好的论文，随即引起各界相当的关注。

　　我教的学生相当优秀，其中有些成为杰出的经济学者，许多还成为至今依然保持联系的好友。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友谊与交往，堪称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相形之下，意大利的大学在这方面就相当欠缺，师生的关系较为淡薄。有些学生协助我改进英文（1942年时，我的英文还有点生涩），也帮我编辑论文。

　　崭露头角

　　现在谈谈我1944年那篇文章的审稿人赫维兹（Leonid Hurwicz），他是一位相当被看好的年轻经济学者，后来我们曾在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共事，也成为好友。该篇论文发表时，我还相当年轻，由此成为受到各方肯定的经济学者，同时意外地在1949年膺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该篇论文的主旨在于阐明，除了在工资绝对的僵固性这个可疑的假设之下，凯恩斯体系一般的确能依循古典理论的路线而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不过，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这样的机制会全面瓦解，或许当年经济大恐慌发生时就是如此。这些特殊状况不应该被视为常规，而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因此，主要的稳定工具应该是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这就是该论文的主要精神。

　　我在巴德学院的教职生涯，因为被征召进入陆军服役而告终。其实，我更早就该接受应召入伍，只是因为在珍珠港事件前，我的小孩刚出生——小孩在当时可说是价值不凡！然而，就在我行将入伍之际，征兵委员会又通知我，他们能够找到一些还没为人父的男子入伍，所以又把我放过了。不久之后，战争即告结束，我则接到重返新社会研究学院的聘书。

　　我在该校有双重职务：一是担任世界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的研究员，另一则是在新社会学院教授数理经济学。我在研究所的研究专案，是和内舍（Hans Neisser）合作，设计世界经济的大型（以当时的观点来看）计量经济模型，以显示各国之间经济上的关联。当时，最强的计算工具还只是电子计算机而已；因此，这项专案研究可以说是颇具野心。不过，至少我们成功地形成了一个构架，日后被许多类似专案当作指引或观念的来源。

　　在这段期间，我也开始对储蓄的研究极为关注，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成为我一生研究的中心主题。为什么我会对这个问题如此关切呢？因为当时有储蓄过多这个观念，而在凯恩斯的一些著作里可以找到根源。假如储蓄过多，后果可能会是严重的衰退。凯恩斯的追随者主张，储蓄是由所得决定，而且当所得增加时，储蓄占所得的比重也跟着上升，也就是说，假如你愈有钱，你的所得中用来储蓄的部分也跟着增加。由于大家普遍预期战后所得会上扬，那么按照上述说法，储蓄比率将会愈来愈高，因此我们便不免要怀疑，未来是否有足够的投资机会能够来吸纳这些储蓄。

　　我并不相信储蓄率将会一直持续增长，认为这不过是当时一种流行的想法，于是我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试着证实储蓄率有一种周期性的特征，而不是呈上升的趋势。我的研究发现，储蓄受到特定期间个人绝对所得的影响较轻微，反而是个人所得相对于其惯性水准（accustomed level）的比率，对储蓄的影响较为重大。在同一时间，哈佛大学的杜森贝利（James Duesenberry）恰好也在探讨同样的想法。我们所建立的理论，现在称为杜森贝利-莫迪利亚尼假说。

　　向哈佛说不

　　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我突然接到来自哈佛的邀请。当时，哈佛的经济学系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以排名来看，第一是哈佛，然后是从缺、从缺、从缺，然后才排得上哥伦比亚及芝加哥大学。因此，哈佛的邀请，是我绝对无法忽视的，我也在略带好奇的心情下去了那里。我在哈佛的那天真是特殊，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系主任的接见，当时我还不晓得他素以冷淡对待外国学者而著名。他是受到学校教务单位的指令，要请我前来哈佛任教，他依令照办，但在面谈时却说：“听着，莫迪利亚尼，我们有像杜森贝利、亚历山大（Sidney Alexander）、古德温（Richard Goodwin）等等的教授——你永远不可能赶得上他们。所以，假如你够聪明的话，就不会接受这项职务。你为什么不回新社会研究学院去，在那口小池塘当条大鱼。你可别想来这个池塘当大鱼。”当时我对是否接受哈佛的教职仍在犹豫，因为哈佛给我的薪水还比原来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于是说：“也好，我想你的观点不错。我不来了。”和系主任面谈之后，我和好几位哈佛的教授会面。我也和熊彼特及哈伯勒共进午餐，他们问我：“面谈进行得如何？”我就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他们。他们的回答是：“噢，你这个笨蛋，你不用管伯班克（Burbak）教授怎么说。你应该接受这项职位的。”不过，当时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是由那样的人来领导经济系的话，我根本就不想来哈佛、所以，我又回到新社会研究学院。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我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研究奖学金。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奖学金额度也相当高，好像一年有3000美元左右——在当时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金额，足够养活我的一家人。因此，我就接受了这项奖学金，申请留职停薪，前往芝加哥。恰好就在同一时间，伊利诺斯大学商学院院长波温（Howard Bowen）找我加入该校一项名为“预期与景气波动”的专题研究。此一专案的薪水极佳，而该校也是各方人才荟萃的名校，于是我就接受了伊利诺斯的邀请。当初回绝哈佛的教职，还真可以说是塞翁失马。比起同时进哈佛的人来说，我在伊利诺斯的发展及领的薪水，都远远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我借着这次机会接触了美国中西部，这对像我这样出生在欧洲的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经验。

　　这项预期与景气波动专题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释预期在企业规划上的角色，藉此来验证：预期是否可独立视为导致经济体系不稳定的来源？在这项专案计划进行的过程中，我学到了一些基本的观念与想法，对我日后在经济学上的贡献，的确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以下且让我作摘要性地说明。

　　预期因素与厂商规划

　　第一个观念是，厂商在生产规划（production scheduling）上的主导理念，通常是克服销售的季节性波动，让生产能均衡进行。以比较平均的速率生产，将会比起伏大的生产方式来得节省。因为不论增雇员工或解雇员工，还是让他们无事可做或支付加班费，成本都要比平均化的生产高。生产量并非取决于当期的销货状况，而是人们对当前景气循环的预期。稍后我将会提到，为何这个观点和其他方面有所关联。

　  其次，以这样的观点来观察生产规划时，对于什么样的预期才值得纳入厂商的生产规划体系以及什么样的资讯是决策过程中所必要的这等等问题，会得到一些助益。其中很有趣的一点是，几乎每一家厂商在规划生产计划时，唯一用到的资讯，是属于与当季有关的资讯；至于更广泛的范围，也就是当季之后会发生的状况如何，则厂商根本毫不关心。因此，所谓不相干预期（irrelevant expectations）的观念，也就是和目前或当期行为不相关的预期，是由这项专案计划产生的另一个有趣的观念。 　

  　第三个有趣的观念，是针对实际的企业预测所作的研究而发展出来的，那就是，未能针对季节性因素作出调整，可能是企业预测发生重大失误的原因之一。然而许多企业主管似乎不能了解季节性调整的真义，只在非常不准确的四季变化的技巧上打转。 　

　  除了参加这项专题研究之外，我在伊利诺斯时，也有另一项相当重要的机缘。在那里，我碰到一位聪明而亲切的研究所一年级学生布蓝伯格（Richard Brumberg），他后来也成为我们全家的好友。当时，库里哈拉（Kenneth Kurihara）请我为一本名为《后凯恩斯经济学》（Post－Keynesian Economics）的书写一篇文章，于是我就请布蓝伯格共同执笔，但一直未能决定主题。后来我们两人前往明尼苏达大学参加一次以储蓄为主的大型研讨会，结果会议发表的论文令我们都感到失望。就在驾车返回伊利诺斯大学的路上，我们构思出一个看起来颇具改革性的想法：所谓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Theory of Saving）。

　　在伊利诺斯期间，我受邀成为考列斯委员会的研究员，这是一个设在芝加哥的经济研究组织，和计量经济学会有关联。由于这层关系，让我有机会和另外一群相当杰出的经济学界人士相识，包括：库普曼、马尔夏克、阿罗、克莱斯特（Carl Christ）、查诺夫（Herman Charnoff）以及西蒙。

　　政治介入校园

　　后来麦卡锡主义介入伊利诺斯大学，目标在迫使波温院长以及由其聘请的教授离开，我在该校的生涯也告一段落。波温的确吸收了一批优秀但非本州土生土长的人士，有些来自东岸，有些来自西岸，而且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这些人必须卷铺盖走人，主要是因为这个新团体打击了学校的旧势力，让他们觉得风光不再而自惭形秽。这些旧势力因此主导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斗争，而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名为葛朗奇（Red Grange），我想在座有些人应该听过这个名字。当时我对这个人可以说是一无所悉；不过一位家喻户晓的美式足球员也叫葛朗奇（绰号为超速魔鬼）。葛朗奇领导对波温的全面斗争，终于使波温递出辞呈，而原先和他一起来的人也大都跟进。我则因为要负责完成上述专题，所以多待了一年；但在此期间，我也开始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后来，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也就是现在的卡内基——美隆（Carnegie－Mellon）大学给我聘书，我很明智地接受了邀请，在那里待了宝贵的八年光阴，从1952年到1960年。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我成为如现在这样成熟的经济学家。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卡内基当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关键性人物当属西蒙，他不但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同事。围绕在他周围的优秀学者还有如霍尔特（Charles Holt）、米勒（Merton Miller）、库珀（William Cooper），希而特（Richard Cyert），以及马奇（James March）——皆是一时俊彦。我们也有一些出色的学生，如穆斯（Jack Muth）——现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界的要角之一，为理性预期假说建立了理论基础，严然被年轻一代经济学者奉为经典。凡此种种，都使学校生气勃勃。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基本上有两类的学术活动值得一提。首先是在商学院的教学上，采取了重大的创新作法。卡内基-美隆可以说首先在企业管理上，引进以数量化及学科化导向方式（discipline－oriented approach）。这在当时可以说开风气之先，令人振奋。其次，是在这里有许多的研究专案计划。例如，西蒙、霍尔特、穆斯和我就共同执笔一本有关生产计划的书，主要是针对短期决策的问题，如生产多少、雇用多少人员、维持多少存货等。我们在书中发展了一套数学模型，将我早先有关消弥销售的季节性波动因素的想法纳入。这个模型对生产实务曾经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也在国内外的生产课程上被广泛地引用。这是团队合作精神的具体表现——每个人在其他成员遇到困境时，都能及时给予新的帮助，让整个计划能够顺利完成。

　　一生的储蓄与财富

　　另一件在这段时间发生的重要的事件，就是在和布蓝伯格的携手努力下，我完成了储蓄生命周期假说的两项研究，其一是个人行为部分，其二是总体行为部分。这个假说对储蓄形态的解释，基本上和我先前解释厂商的生产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处：消费是受终生所得（Lifetime earnings）的影响，两者之间存有化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在所得最高的时候，会作大量的储蓄；当所得较低的时候，例如年轻或退休阶段，则会有“负储蓄”。这个观点和弗里德曼的恒常所得假说有相似之处，但弗里德曼的消费与储蓄决策，是假设无限延伸的时间，而我的假说则认为生命是有限的，可以区分为依赖、成熟、退休三个阶段。一个人一生的财富累积状况，就像驼峰的形状。财富在年轻时很少，赚钱之后开始成长累积；到退休之前的中年岁月，财富累积到最高峰；退休之后，则开始降低。财富的累积中，可能会有遗产或赠与，因此我们的模型中也纳入这项因素。根据我们的估计，可能有五分之一的财富是来自遗产与赠与，但剩下的五分之四——介于75％至80％之间——都是属于驼峰的形状。

　　我与布蓝伯格就驼峰式的财富分配模型有一项重要发现，令我们深感欣慰。那就是把个别的储蓄加总时，即不再着眼于个别家庭，而是整个经济体系时，那么虽然不同国家里的每个人在生命周期中都有相同的行为，但各国的总合财富（总合储蓄）却大相径庭。换言之，有的国家没有任何储蓄，有的国家却数量可观，为什么？试一下驼峰式财富的涵义，你会发现国家总体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不是所得——所得不致影响财富与所得的相对比例——而是经济成长。一个国家的成长愈为快速，用以储蓄的所得也会愈高；成长愈慢，那么储蓄也将愈少。假如没有成长，那么总合的储蓄率将为零。这种储蓄的宏观经济涵义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些推论非常重要，因为它对储蓄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日本人较节俭？

　　我们常认为，日本人的储蓄多，是因为他们生性节俭；而我们储蓄少，是因为我们较为浪费。假如我的模型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我们和日本人一样节省。他们每年有百分之八的成长，而我们只有百分之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只储蓄百分之十二的所得，而他们则超过百分之二十。

  　其实，有许多证据可以支持生命周期假说的观点。生命周期假说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节俭完全不重要；而是认为个人储蓄率的降低，系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财富在一生中的累积的轨迹形态，其二是经济成长的速度。如果财富累积的轨迹是固定的，那么储蓄将只取决于成长。但不管如何，轨迹的形态仍有其重要的影响，以日本为例，可能因为他们倾向于延后消费，因此他们的“驼峰”比较大。巧合的是，有些证据正可以用来佐证。日本的房价可以说是贵得出奇，而且直到不久之前，日本房贷的融资渠道非常少——抵押贷款并不多见，利率也相当高。所以，大部分日本人在年轻时就势必要作高额的储蓄，以便累积财富，供日后购屋之用，这就意味着，日本人必须在购买房屋以后，才能有较高的消费支出。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我还完成一些其他的研究。首先是1963年有关货币机制论的研究，我把同期间已完成的研究成果纳入，事实上，1944年我发表的论文中即处理过这方面的议题。这项研究代表个人对货币如何在经济体系内运作的明确观点。除此之外，在1957年左右，米勒和我共同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所谓的“莫迪利亚尼-米勒理论（Modiglian－Millertheorems）”，后来被简称为“莫-米”（Mo－Mi）或“米一莫”（Mi-Mo）理论。

　　财务结构与市场评价

　　“莫-米”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中，一家厂商的财务结构（负债与股东权益比率）对其市场评价（market valuation）并无任何的影响。这篇论文非常著名，全世界主修企管及财务的学生都被指定要阅读。但这却令我感到遗憾，因为阅读过这篇论文的学生，通常都会埋怨我。他们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可怕的文章，非常难懂——这一点并没有错。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写给学生看的，而是要来挑战我那些研究财务的学术界同僚。我指出，传统公司理财的核心问题是找寻最佳资本结构，事实上这根本不构成问题。资本结构并不会造成任何差异。不过，假如存在有课税的事实，则可能会有一些差异。若是如此，你该就事论事，研究租税产生的效果为何，以及为什么会造成不同的效果。

　　除了有关资本结构这方面的问题外，我认为这篇论文会成为财务领域非常重要的文献，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它将财务结构选择与投资政策的研究方法作了全面性的改变：也就是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将厂商的负债加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予以最大化，而不是传统上强调却难以执行的利润最大化。我认为这方面的贡献更为一般化，也比前述财务杠杆的研究更具价值。

　　我们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是有关股利政策。假如处在一个完全的资本市场以及无课税的情况下，那么不管股利是多是少，对厂商的市场价值将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观点一经提出，又遭致当时一片质疑。市场投资人一向被视为局外人，而非公司的所有人，许多财务管理的专业研究，花了很多时间探讨，是否可能藉着在某些方面多给一点或某些方面少给一点而唬过投资人。我们的论文，基本上证实了这些根本都是不相干的。

　 在卡内基一美隆期间，找另外还两篇其他的论文。这两篇都不是我专攻的项目，但却也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一篇是1958年离开哈佛之际所写的，系有关寡占理论，文中对处于某些条件下的寡占定价行为，发展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方法，另一篇的题材则更属非正统经济学的范畴，文章的标题为《论社会事件的可预测性》（The Forecastability of Social Evenis）。该论文是和同事葛伦柏格（Emile Grunberg）合写，主要是探讨经济预测的准确性问题。有人相信，人们面对预测都会有某些反应，导致其行为表现改变，从而使预测无法准确。但是本文却主张，即使人们对预测作出反应，预测依然可能精确。只要在从事预测时，将预测对行为产生的效果列入考虑就可以了。在某些非常一般化的数学条件（连续性）之下，可以证明经济预测原则上是有可能的。经济学者据此可以引申出这样的讯息：别自欺欺人，也不必找理由。假如我们的预测不准，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而不是因为人们对预测作了反应。

　　与祖国的联系

　　就我个人的生命历程来说，这段期间还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那就是和意大利重新建立了联系。在1945年前，我们还曾想过要回意大利，但是看到当时意大利的情况后，决定还是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因此，我曾有一段时间或多或少中断了和意大利的关系；但到了50年代中期，我重新和意大利建立了联系与交流，并开始对意大利的经济政策等议题感兴趣。

　　1955年，我以傅而布莱持学者（Fulbright lecturer）的身份，在罗马及巴勒莫（Palermo）两所大学待了一年的光景。当时，我几乎已完全忘记意大利和美国在高等教育系统上截然不同的情况。意大利的高等教育系统是由三个阶层构成：极少数年纪大的正教授占据了最上面的一层，地位近似上帝；第二层是由一群充满希望、有时候又有一点卑屈的助理群所组成；而为数众多的学生则是整个结构的底层。我永远都会记得我待在罗马大学发生的故事，当时的校长帕比（Papi）教授，也是这个教育体系的代表，邀请我到教师的座谈会上讲话，他介绍我是一位充满希望的年轻新星（当时我已经38岁）。我对他的夸奖致谢，但也指出，如果在美国，我恐怕已被视为有点过时的人物了！

　1960年，我离开了卡内基-美隆，前往西北大学执教一年。之后我就长期在麻省理工学院待了下来。我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期间区分为两个阶段落，以1974年，也就是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年度为界。

　　从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可称为凯恩斯学派的黄金时代。当然，各位应该了解，我所谓的凯恩斯学派是指那些优秀的凯恩斯主义者。我讲的是索洛、萨缪尔森、托宾、海勒之类的人物，而不是那些任何时代都有的异端学者。1960年代中期，我接受联邦储备理事会的邀请，为美国经济建构模型，以作为预测及政策分析之用。此一模型是和安多（Albert Ando）一起建构的，基本上是依循凯恩斯主义的路线，但是我们的凯恩斯主义路线非常强调货币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货币比原先想像的还来得重要，因为我的消费函数与货币政策存在互动的关系。由于在我的消费函数中，消费是由所得和财富决定；而利率的高低会影响财富，因而货币政策影响所得又多了一个渠道。再者，根据我们的估计显示，这个渠道甚至比传统透过投资影响的管理还来得快速，因后者有很长的时间落差。

　　建构经济模型

　　为了配合经济理论的发展，我们对原先的设计作了两点必要的变更。首先是有关物价水准的模型，一开始我们是采行传统凯恩斯学派文献中所称的菲利普曲线（Phillipscurve）来处理。这个公式基本上认为在物价膨胀与失业之间，可能有一个长期的取舍关系。但这项机制后来经菲尔普斯（Ned Phelps）以及弗里德曼证明是错误的，特别是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会理事长的就任演讲上，引入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的概念。我们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并在1960年末修改了模型，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纳入，此一修正广受支持。垂直的菲利普曲线主要是说，即使透过通货膨胀的手段，也无法把失业率压低到某一临界水准以下；假如想要达成的就业水准过高，可能需要以加速通货膨胀为代价，到最后只有被迫接受大量的失业，来扼止通货膨胀。

　　现在谈谈第二项变更。在我们开始建构模型时，物价膨胀还不是一项大问题。但是到了1960年后期，此一问题变得非常严重。我们必需考虑物价膨胀对经济产生的各种不同效果，首先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实质利率，即经过物价调整的利率。我们为联邦准备理事会设计的模型至今仍被采用。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前期，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就。首先要提到的是，我花了不少时间探索生命周期的模型更多的意义。其中之一近年来变得相当重要，那是有关财政赤字（deficit financing）的经济效果，或更广泛地说，就是公债的问题。运用生命周期的架构，人们可证实，赤字或负债取代了生产性的资本，因此将会影响未来世代的福祉。政府的借款会吸收相当金额的储蓄，从而减少了可供投资（或是可增加资本存量）的资金。这是赤字危害经济的基本机制。生命的长度虽然有限，一般来说仍会超出赤字的存续期间。因此，一元的赤字，并不必然取代一元的投资。假如目前赤字增加的话，我们就必须在往后的生命中付出更多的税，而这又必然会透过增加目前储蓄的行为来反应。不过，还是有许多赤字将会取代私人投资。

　　其次，我曾对生命周期模型进行几项实证研究。其中一项是验证负债会取代私人生产性资本。另一项则是跨国的比较研究，以检验各国不同的储蓄行为是否可以从经济成长率以及人口结构的观点来解释。最后，在同事德瑞士（Jacques Dreze）的合作下，我将生命周期推广到不确定性这个领域，此举也激发了许多后续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结合生命周期与资产组合理论。

　　协助解决现实问题

　　而第三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受不断出现的经济问题所激发，而加入对当前经济政策议题的探讨。50年代与60年代这段黄金时期，全世界的经济可以说是相当健全地发展，而其中最主要的课题，就是国际收支体系——即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产物——开始出现压力。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当时不断增加的世界贸易，基本上是靠美国经常账与资本帐的赤字所创造的流动性来融通，其机制并不健全。在我和坎能（Peter Kenen）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建议透过创造一项新的国际支付工具——“国际交易媒介”（Medium for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简称MIT），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这在国际支付工具的发展史上是一项有意义的贡献。

　　这项建议并未获采用，后来由于美国在流动性的创造上失去控制，导致问题更加恶化。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危机，我和早期的学生阿斯卡里（Hossein Askari）在1971年提出了第二项建议。其中包括一方面切断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性，同时也授权其他国家藉着单边的汇率管制来控制美国的赤字问题。除此之外，这些国家也可以选择透过一项外汇的保证来保护该国美元准备。不管这项方案有什么优点，但它提出的时机太慢，以至于无法避免美元的暴跌。由于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足够的黄金将自己的美元负债转换成黄金，因此所谓的布雷顿森林制系遂告寿终正寝。

　　也就在此一时期，我答应为意大利最负盛名的报纸II Cor．riere della Sera定期撰写头版的专栏。这项工作从1972年底开始，我忠实地履行了约五年之久。这段新闻工作中最难忘的一段插曲发生在1975年。当时的制造业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答应了工会提出的一项前所未有的薪资自动调升条款（escalator clause），即生活费用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有工人，包括白领阶级的工人，其薪资均调升相同的金额，而不是相同的百分比。这项协议意味着高所得的劳工将不能跟上物价膨胀的脚步，而低所得的劳工却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我警告我的意大利同胞：这样的合约将会给国家带来诸如通货膨胀、扼杀工作诱因等不利的后果。但一开始我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支持，怪的是连经济学者也安静无声。一直到几年后，整个国家，包括劳工在内，才了解这种形式的指数调整所造成的弊病，但这项做法遭全面扬弃则历经了近十年之久。

　　现在，进入到我生涯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从1974年迄今。在这个阶段，我最尖锐的一篇论文是1976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理事长的上任演讲，讲题是《货币论者的论争，抑或我们该放纵稳定政策？》（The Monetarist Controversy，or Should We Forsake Stabilization Policies？）当时，货币论者因为种种原因非常强势；而这篇就任讲演正是冲者货币论者而来。我的主旨是在说明，所谓货币论者与非货币论者的差别，并不在于对经济体系的运作或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对强势有不同的主张；相反地，两者之间基本上有哲学及政治观点的差异。

　　货币论者并不相信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来作好“权衡”（discretion）的工作，因此不愿赋予政府太大的权力来运用“权衡”的工具。由于货币主管当局愚蠢又不诚实，所以在决定货币供给的适当扩张数量时，不能给予他们任何的权衡力量。相反地，应该代之以一套机械性的法则。他们信任电脑算出来的三个百分点，但却不肯让联邦储备的主席及理事会在情势需要时，去更动上述的数字。我这篇论文的主要论点，就是指出这正是货币论者和非货币论者之间唯一的重大差别。除此之外，我也指出，一个固定的法则并不足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应该还有一些做法可以达成稳定。最后，我也表示，稳定政策事实上应该是可以发生作用的。这就是我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这项议题后来又曾再度出现，稍后我会再作报告。

　　租税减免的效果

　　在这段期间，我对生命周期假说作了进一步的扩充。其中一项特别有趣的应用，是有关暂时性租税减免的效果研究。过去政府曾数度降低或调高税率，但同时宣布原有税率将在一两年后恢复使用，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暂时性租税减免。如果根据生命周期假说，这样的租税减免对消费不会有什么影响。大家知道这样的租税减免只是短期现象，因此对一生资源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所以，假如人是理性的，消费行为将不会改变多大。另一方面，如果租税变革是恒久性的，那么你当然会知道从今以后会变得更穷，而你的消费行为也就会跟着改变。有一些实证资料——一特别是1969年的暂时性加税措施——可以说明，暂时性的租税改变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 　　还有，当时曾流行一种观念，即国家的负债状况对整体经济并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对此也作了一系列的检验。这个观念是由巴罗所主导，他曾经是我教过的学生。尽管有此渊源，加上这项观点也可以视为生命周期模型的扩大应用，我还是完全不能同意他的理论。就如我先前指出的，原始的生命周期模型是持相反的看法。巴罗的结论系立于完全理性与无限生命的假设上，在这种状况下，假如政府减免税负而导致财政赤字，那么理性的人就会把增加的税后所得储蓄起来，因为你知道，日后政府必然要增加租税以偿还负债，若目前不增加储蓄，就必须以减少未来消费来换取今天较多的消费。但是许多美国与意大利或是其他国家的横断面研究，都明显地否定了巴罗的假说。

　　另外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是有关理性预期的论述，其理论基础刚好就建立在我早先的社会事件可预测性的分析之上。两者共同的观点是，值得信赖的预测，必须收集所有相关的经济资讯，也必须充分考虑预期对所要预测事件可能产生的效果。理性预期的研究方法导出的结论是，政策根本无从有系统地影响实质面的经济。不管你怎么作，整个经济仍会依循其既有的走势。然而，我却完全不能同意他们的论点，不止是原理而已，连其应用也不例外。特别是他们主张政策无法产生效果，基本上是从两项很有问题的假设导出来的：其一是，只要有关的行为人相信经济不会受政策面的影响，即使在最短的期间内，经济也不会受到影响：其二是，所有相关的行为人都相信这样的观点。

　　我对上述两项假设都持否定的看法。否定第一项假设，是因为经济体系内存有能被政策所抵消的缓慢调整；否定第二项假设，是认为有关的行为人可能会使用各种不同的模型，包括按照过去经验而作推论，几乎没有人会相信政策在短期内是中性的，因为事实上就并非如此。对货币论者企图按照他们的假设来建立的模型，我持否定的态度，而实证资料也支持我的看法。事实上，这些模型所作的预测结果，比起如MPS等模型，在精确度上可说逊色颇多。

　　我也曾尝试对当前其他的政策性议题贡献一己之力。我对通货膨胀的效果下过一番工夫。此一问题基本上有两种看法。其中一派认为通货膨胀是一项大灾难，而另一派则认为通货膨胀其实并没有任何影响。例如，一些学者经常认为货币对经济没有实质效果，因此通货膨胀了也没有任何效果。然而，有大量的研究显示，通货膨胀会产生相当多的效果，其中许多和行为人（包括许多经济学者！）不了解通货膨胀的后果有很大的关联。我曾经用这样的论点，来说明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在通货膨胀时，股票市场往往会下跌，而不是随通货膨胀而上升？既然股权是实质性资产，股票不是应该上升吗？但是，它通常却会下跌。

　　解读股价指数

　　70年代末期，股票市场非常低迷，我写了一篇论文，以通货膨胀所产生的非理性行为来解释低迷的市场。我认为，大众并不了解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差别，所以在计算利润时，利率的部分须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而作调整。因此我曾说，假如股票市场能理性地评价，那么指数应当是实际数字的两倍。当时的股价指数大约是800点，我预测假如通货膨胀缓和下来，股票市场将上涨一倍。后来通货膨胀缓和至百分之二三的水准，而股价指数也的确上涨了一倍。问题是后来的指数上升了三倍。事实上，我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股份于1929年达到顶点的经验，才作出上述的预测。我特别指出，在股价回归到正常的过程中，必然产生许多资本利得，这些资本利得常被误解为可继续保有的额外利润。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股价就会节节高升到超出基本面所认定的合理水平。我相信，目前的股市也正是处于这种涨过头的状况。如果我们考虑利润的变动和利率的变动，就会发现股票市场真的已经超出理性评价的范围。由于市场可能继续非理性地变动，股价仍可能继续攀升；但是，到了某一点以后，泡沫就注定要破灭了。（就在本演讲后的几个月，也就是1987年10月，美国股市真的崩盘了。）

　　在我回顾个人的贡献时，我发现有一条一贯的脉络：喜欢与时代主流背道而驰，挑战当时所谓的正统。这些正统说古典学派已经过时，说富人的所得中用来储蓄的比例比穷人来得高，或是说绩优的有价证券利率比股权报酬率低，因此负债融通的成本比较低。我期望未来能继续扮演挑战正统的角色，但是我不愿对未来的方向作过多的思考。我只愿顺其自然，一遇到有趣的事情，能随时准备妥当而投入其中。

   获奖年度　  1985年
　演讲日期　　1987年3月24日
   出生日期    1918年6月18日

　 学历

　 1939年　　罗马大学（University of Rome）（法律）学士
　 1944年　　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社会科学）硕士

　　经历

　　1942年～1944年　　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讲师
　　1943年～1944年　　1946年～1948年新社会研究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
　　1949年～1950年　　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经济学副教授
　　1950年～1952年　　伊利诺斯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2年～1960年　　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经济学与产业管理教授
　　1960年～1962年　　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2年～1970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与财务教授
　　1970年～　　      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

　　《国民所得与国际贸易》（National Income and InternationalTrade），与内舍（H．Neisser）合作
　　《生产、存货与劳动力之规划》（Planning Production，Inventoriesand WorkForces），与他人合作
　　《通货膨胀环境中稳定住宅新抵押设计》（New Mortgage Designs for StableHousing In Inflationary Environment），与莱沙德（D．Lessard）合作
　　《莫迪利亚尼论文集》（Collected Papers of Franco Modigli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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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萨缪尔森


　　过去五六十年间，美国出现经济学蓬勃发展的现象，随即变成世界经济学的重心。1932年我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仅有少数勇于创新者一如霍特林、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亚伦（R.G.D.Allen）使用数学符号；不过如果他们和我早期的经验相同，就难免遭遇著名期刊对运用到微积分的论文严格的设限的情况。矩阵是稀有动物，在社会科学的动物园中尚不见踪迹，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简单的行列式。

　　我的时代的经济学

　　眼见今日各式符号不但充斥于《计量经济期刊》的篇幅中，连《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也无法幸免，许多对这种现象反感的人士，大概都会觉得我前面所描述的情景宛如伊甸园，而生出向往之心吧！

　　别想得太天真。在旧式的经济学中，处处充斥因袭过往的陈腐谬论，茁壮的科学新株难以由这片土壤孕育出来，而时髦的教科书与论文，亦无法有效地反映真实世界的景况。

　　经济学家在1932年真可谓生逢其时。经济学像睡美人，它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科学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数目愈多，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的进步就愈大，由病理学可以发展出治疗方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腐坯的土壤，迟迟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

　　我讲的是凯恩斯革命吗？当然。这个名词指的并不是50年前在凯恩斯、汉森、罗宾逊夫人、勒纳（Abba Lerner）、卡莱奇（Mlichael Kalecki）等人的著作中所找到的那些政策与观念。透过卢卡斯（Robert Lucas）、沙坚特（Tom Sargent）、巴罗（Robert Barro）等人的著作，新兴古典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已将早先凯恩斯学派的原理作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然而，今天无论是货币理论、折衷的主流凯恩斯学派或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ism）的方程式，如果和瓦尔拉斯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或是两位我在芝加哥的新古典名师奈特（Frank Knight）与威纳（Jacob Viner）的方程式相较，其相去真可谓天差地别。1936年由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首创的宏观方法学，固然是1985年挥向凯恩斯学派的利剑，但同时也成为捍卫主流总体经济学的盾牌。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内部逻辑及其发展，这些是课堂内所探讨的经济学。当然，对外在经济世界的观察，也被带入了课堂之中。就外在环境的影响而言，1932年到1975年是有利于我这种经济学者发展的时期，大学大幅扩充，工作机会比比皆是。如果借用经济科幻小说的通俗术语，我们那个时代的经济活动，乃是乘着康德拉捷夫扩充（Kondratieff expansion）的巨浪昂然前行。

　　新政（New Deal）与福利国家的政策，替经济学者在政府机构中创造了庞大的新市场。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战争的计有武器、炮灰和经济学者：就算景气循环因战时管制经济而进入冬眠，资源配置的数量问题也不再存在，经济学者还是可以在作业研究这门新科学上有用武之地，而且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者，在这类游戏中能胜过他们的，也只有少数聪明绝顶的物理学家。

　　接下来适逢战后教育的蓬勃发展。1935年时，杰出的经济研究中心只有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等寥寥几所，现在则在各地都有优秀的经济研究所出现。升任正教授毋须熬到45岁，拜一批行动积极的系主任之赐，为战后经济学的天地创建了香格里拉乐土，他们在行政当局授权下，四处延聘薪资也许比他们高一倍的抢手明星教授。一如战时空军有嘴上无毛的上校，年方三十的正教授也荣登崇高的学术位子。

　　欧陆精英齐集美国

　　单以人数众多而论，美国的经济学者就比国外经济学者占上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就为我们送来了一批欧洲大陆的精英。芝加哥是华沙之外波兰人最多的城市，同样的，就瑞典人聚居的城市而言，纽约仅次于斯德哥尔摩。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几乎全数为美国罗致。除了爱因斯坦、冯纽曼与费米（Fermi）这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我们还看到了经济学者库普曼、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熊彼特、马尔夏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顾志耐等许多人。之后，由于美国的实力日益增强，又吸引了更多好手；移民美国的经济学者名单上，相继出现了赫维兹（Hurwicz）、戴布鲁、泰尔（Theil）、巴格瓦地（Bhagwati）、科斯、费彻（Fischer）等多人的名字。

　　近数十年来，我不断看到国外顶尖的博士后学者在美国访问一年，由哈佛巡回到斯坦福，从中获得莫大的激励。他们回国之后，开始积极改革旧世界。五年之间，他们的著作一再被翻印。然后，好像是按照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的作用，熊彼特学派倏然退潮。

　　科学本身显然不适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法则。你说这不公平？那么套句肯尼迪总统的话：谁说生命是公平的？我目睹了经济学者社会声望提高，对金钱的需求也增加。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物理学者、生物学者乃至经济学者，并非任职私人企业，而是在大学里——也许说在各大学间进出较为适当。我并不认识有经纪人的经济学者，不过有些人倒的确有代为安排演讲的办公室。至于在公司董事会担任一席公共董事，则已成为一种时兴的生活方式。年休期间为华府要员提供建言，是项令人晕眩的经验。出身学界的报纸专栏作家，无心插柳之间取得了这项工作所需的全知全能。传道授业原是课堂中或讲桌旁的事，但现在也泛指在国会委员会中疾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或是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要低买高卖。

　　树木不会一直长上天。每道康德拉捷夫波浪，都有它的折退点。历经1932到1965年这段经济学者身份与自尊的扩张期之后，接下来是比较黯淡的岁月。我们变得比较谦虚，而且，一如邱吉尔所言，我们是有很多该感到谦虚之处。经济学者对解决停滞性膨胀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让许多非经济学者有幻灭之感，而且说实话，也打击了我们的自满之心。我们四处搜寻新的理论典范，仿佛炼金术士期盼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新法宝。某篇国家经济局的论文水准不佳，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没有趣；某篇论文内容艰深，也并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

　　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的事，不过既然这系列演讲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好像该谈谈“我自己”。杜利（Dooley）说过，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准备写一本有关美国与西班牙战争的书，书名是《我与古巴》（Me and Cuba）。书的开头是一段献辞：“我的黑人士官是我所认识最勇敢的人。他跟在我的后头上了圣璜山。”

　　我可以自夸，在谈论现代经济学时，我所谈论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范畴，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我有次自称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著作与教授的科目广泛，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学与劳动经济学、财务金融与独占性竞争、教条（doctrines）历史与区位经济学等等。基尔洛（Kilroy）既然也在那里，就应该是共犯。（歌德曾写道，他所听过的罪恶，没有一项是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犯下的。索洛对此的反应是，歌德在自抬身价。前句中的“罪恶”也许是我的误译，歌德说的可能只是“错误”。）

　　接下来要要谈我最严重的错误。诸位是否记得，经济学者曾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形？结果自然是错得离谱。这份1945年官方的末日预测，是由跨单位的团队共同执笔，我并不在其中。但是，如果诸位翻阅《新共和》（New Republic）泛黄的档案，就会找到一篇在下精心撰写的论文，其中在预测上也犯了严重低估的错误。我的良师兼益友汉森就相信，战后会有一波复苏的景气，可惜在这点上他没把我教好。其他像史利特（Sunner Slichter）以及一些凯恩斯学派与非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都比我高明。

　　永远要回头看

　　我为这个严重的错误而自责。不过如果发现错误后还死不承认，我的自责会更深。我没理会派吉（Satchel Paige）“永不回头看”的建议，在20世纪40年代站在多头这方而获利甚丰，我倒想鼓吹萨缪尔森法则：“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由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我们所作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样正确，二者的差异值得探究。”格言有云：“如果你必须预测，那么就经常为之”，这并非只是玩笑之辞或自认无能，而是体认到残酷的事实比美丽的理论重要。未来有些部分不能由过往推知，这也正是科学无从措手之处。好在有待科学做的事还很多，而且许多科学任务尚未完成。

　　接下来，我要比较明确地谈谈自己在学术与研究上的发展历程。我不喜欢套用虚骄的陈腔褴调，因此也无意重复一些前人自传的写法。四卷的《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Samuelson）中，有种种我个人的回忆散布于学术篇章之间。不过这方面资料蕴藏最富者，首推我于1968年在国际经济协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世界年会中的主席致辞。那篇讲稿巧妙地以《一位经济学者之路》（The Way of an Economist）为标题，双关的用字表达出两重意义，一是所经历过的经济学之路，一是行路者的个人风格。同样地，我今天在前面谈到“我的时代的经济学”时，另一方面也是意指具备我特有节奏的与风格的经济学。

　　第二项个人自传资料来源，是我所写的《黄金时代的经济学：个人回忆录》（Economics in a Golden Age：A Personal Memoir），收录于霍尔顿（GeraldHolton）所编《20世纪的科学：思想来龙去脉研究》（The Twentieth CenturySciences：Studies in the Biography of ideas）一书中。

　　第三项来源是《我的人生哲学》（My Lifetime Philosophy），标题是别人订好的，是《美国经济学人》（The American Economist 27，1983）一系列的学者介绍，亦收录于《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的第五卷之中。

　　以下容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客观地简述自己的研究生涯。

　　萨缪尔森老是受幸运之神眷顾，一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他自幼聪颖，深受父母宠爱，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到了高中，学业却一落千丈。他的出生日期按日历记载是1915年5月15日，但事实上应该是1932年1月2日，地点是芝加哥大学。他天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料，在芝加哥的平均成绩是A，在哈佛是A+，但他进入经济学的领域纯属偶然。结果证明，经济学这一行如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

　　早露头角

　　他想争取的荣耀无不手到擒来，而且来得很早。他在大学阶段获得大学部社会科学奖章，而就在毕业之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新设了一个试验性经济学奖学金计划，他成为首位得主，而能从容地在哈佛就读。他在芝加哥曾受业于奈特、威纳、舒兹（Henry Schultz）、西蒙斯（Henry Simons）、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内夫（John U．Nef）与明兹（Lloyd Mints）等大师，再到哈佛接受熊彼特、里昂惕夫、威尔逊（Edwin Bidwel Wilson）、哈伯勒、钱伯霖（Edward Chamberlin）与汉森的教导。在奖学金用完之前，他克服了研究学会（Society ofFellows）对经济学的排斥，骑在柏莱图（Vifredo Pareto）的肩上进入初级研究员的神圣圈子。他在学会的同僚有哲学家昆恩（Willard van Orman Quine）、数学家伯克霍夫（GarrettBirkhoff）、两度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巴定（John Bardeen）、化学家威尔逊（Bright Wilson）与伍华德（Robert Woodward）以及博通诸家的列文（Harry T．Levine）等人。他在那里迈开步伐，发表论文的速度极快，连期刊都来不及容纳他那些半数学化的东西。

　　有人说萨缪尔森是由物理学家与数学家的身份出道，这并不正确。但他在大学时代就察觉到，数学会为现代经济学带来革命。他持续研究数学，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数（Lagrange multipler）的情景，如果根据最大胆的推则，他据此独立发现了埃奇沃斯——斯塔克尔伯格（Edgeworth－Stackelberg）双头垄断的非对称解——此项见解使他得以不受纳什-库尔诺（Nash-Cournot）错误之解的蒙蔽。

　　他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oconomic Analysis）一书，大部分是担任初级研究员时所写，后来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哈佛的威尔斯奖（David A．Wells Prize），后来在1947年又获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项奖励是以40岁以下具学术潜力的人士为对象。到1970年，《经济分析基础》的水准得到三度肯定，协助他赢得诺贝尔奖，这是经济学奖项开始颁发的第二年，也是美国学者首次获奖。

　　如果说萨缪尔森在芝加哥时期如婴儿初生，那么在1940年10月，他接受麻省理工学院邀请时，又以成人之身再生了一次。麻省理工学院的拉力在哈佛未受阻拦，因此可移动之物就移动了。对萨缪尔森而言，这是再好不过的事。男孩在父亲的庇荫之下永远长不大，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筑起属于自己的高楼。萨缪尔森与一些杰出同僚共同努力，终能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学中心。海明威笔下的芸芸众生常说，活得好就是最佳的报复；但在清醒的现实中，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维纳（NorbertWiener）在成名后，仍然为被逐出哈佛而闷闷不乐的例子，令萨缪尔森更加珍惜他与哈佛的联系，也努力为母校争光。

　　荣耀接踵而至

　　同行之间对他也很快就给予不断的肯定，包括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国家学术院（National Academy）、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等。正如赚第一个一百万最困难，得到一项荣誉之后，另一项也会接踵而至。如果你已经累积了一打的荣誉学位，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荣誉数目自然会加倍。萨缪尔森的第一个荣誉学位来自芝加哥大学——他的母校，也是他不再信奉的教会——最令他感动。当哈佛授予荣誉给他本国的先知时，他也感到欣然。

　　专业学会副主席与主席的头衔也纷至沓来：计量经济学会、美国经济协会、国际经济协会等。如果有银河经济俱乐部，大概也少不了他。

　　在麻省这种经济学研究的新地方，会收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邀约。但萨缪尔森倾向于不动如山。在1966年成为驻校教授之后，由于有极佳的研究机会，而且没有固定的教学任务，他实际上又回到永久的初级研究员的阶段。既已到达乐园，他就留着不动了。

　　但也会偶尔到外面逡巡一番。他曾为国会的委员会讲课多次。当他受聘为联邦机构的顾问时，经常会加速该机构的终结，幸好美国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理事会虽曾请他担任学术顾问，倒是逃过了此劫。萨缪尔森认为美国太过珍贵，不能完全托付给那些只有大方向的思想家，如盖伯瑞斯（Kennethe Galbraith）或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等人，因此他对史蒂文森（Adlal Stevenson）与哈里曼（Avered Harriman）讲授经济学，并终能成为肯尼迪在参选总统阶段的经济顾问。他最后并未去华府那块应许之地，但能支援肯尼迪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核心的智囊，如海勒（Walter Heller）、托宾、戈登（Kermit Gordon）等人，他也颇觉有趣。

　　对于万事不缺的人，神仙还能赐给他什么呢？施蒂格勒在提到萨缪尔森1947年的《基础》与当时刚出版不久的1948年畅销教科书《经济学》时，用了以下的文字介绍：“萨缪尔森功成名就，如今要追求财富了。”不久之后，麻州贝尔蒙（Belmont）即可闻到燃烧房地产抵押证明的烟味。不止于此，盖伯瑞斯在《财星》（Fourtune）的一篇书评中曾预言，新生代的经济学将是来自《经济学》一书，结果此一预言也真的应验了。曾有人听到萨缪尔森志得意满地自语：“只要这个国家的教科书是由我写的，就让其他人去拟定法律条文吧！”这本教科书在耶鲁遭到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抨击为诋毁上帝与人，结果反而为它营造了全新的声势，世界各地的销售也直线上升。

　　四分之一世纪前，对某位写了一本畅销书的学者乍得的声名，《经济学》的作者曾恳切地作了一番评述：“撰写教科书是项困难的工作，但报酬十分可观——我指的不单是金钱的报酬。与整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心灵接触，是学者一生难逢的际遇。把我们经济学者所知的经济学化为文字，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我但愿能与读者分享这份兴奋之情。”

　　著作之乐

　　住嘴！讲得够多了。对《名人录》式的简介，这样已经过多了。上面所描述的内容，也适用于很多追求成功的人。厌恶军旅生涯的西点毕业生，或许愿意承诺一项浮士德式的交易，以虚掷一生来换取升迁与勋章。

　　在学术与科学的领域中，我所看重的报酬是能穿梭于神秘的森林中进行奇妙的探索。我21岁即开始撰文出版，此后不曾中止，希望往后也能一直继续下去。约翰逊（Harry Jobnson）去世时，有18篇文章正在校稿中，真可谓战死沙场！（即使是像他这种做事绝不半吊子的人，18篇也是过量了。）

　　我的思绪里永远思索着各种经济观念与关系。大文豪据称也会灵感不继或暂时枯竭，而我却无此困扰。如同我在另文中所说，繁多的议题与疑问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或许终我一生也写不完。某种我曾注意到的统计方法，也许哪天能用来解决某项金融上的问题。

　　恰似孕妇分娩一般，我在著作出版时会有解脱之感。我是否已经出版太多？别人尽可有他们的评断，而找自己，几乎打从心底就不曾后悔自己写过的任何篇章、论文、附注或注脚。反倒是某些编辑因耐性不足或受限于篇幅或编排的考虑，多次横加删除，令我耿耿于怀。

　　或许这意味着老餐的品味欠缺？希望不是。个人对古典诗人豪斯曼（A．E．Housman）在下列对话中的观点深有同感。一位友人问他，为何在他的有关拉丁文的选集中未选入某篇文章，“难道你不认为这篇不错吗？”“是不错，”豪斯曼答道，“但对我来说还不够好。”而我在拜读某些学者的近作时，也不时会向索洛问起一句哈第（G.H.Hardy）曾问过利透伍德（J．E．LittleWood）的话：“为什么一个能写那样文章的人要干这种事？”杰出的学者为其未来著作所设定的标准与时俱进。每天写一封信不难，但如果五年都不写，那就真的没什么可报告的了。

　　对于重视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念，我一直不敢苟同。涓滴之水都有助益，老农夫边说边朝池塘吐口水。我们应就自己所面对的最急迫问题尽力而为，之后就算落入报酬率递减的情况，对应为之事尽力而为，仍是最佳的策略。况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让你碰到了熊彼特学说中的创新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突破，使曲线又回到报酬率递增的阶段。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间，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谢斯拉法遗留给我们贵重的金块，但如果他也能同时惠赐一些珍珠宝石必然更好。每当忆及他动人但忧伤的眼神，不禁会想套句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话——如果他出生时有一瓶香摈，应该会成为比较快乐的人。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的答复是：“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不绝的灵思

　　稍早我曾招认，我这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即使是我的好友，也可能同意前者，但对后者有些朋友可能会抗议：“算了吧，你整天都工作，周末和假日也不例外。如果传闻属实，你连半夜做梦时也经常不忘工作呢！”的确如此，只是对我而言，从事经济分析是游戏而非工作。对自己讨厌的工作避之惟恐不及，我在这点上可说是恶名昭彰。行政事务我是全力规避，而且因为表现不称职，久之也就少接到这方面的任务分派。像罗伯逊（Dennis Roberrson）一样，我总是最后才洗叉子，因为万一原子弹不久之后就爆炸，不是根本没必要洗了吗？

　　如果必须填一份复杂的问卷，我可能会因而提出一项交易理论或人口遗传学的新模型，反正只要能尽量拖延那件讨厌的事就好了。描写画家、音乐家、诗人或科学家的小说，经常忽略了他们平日工作时间内在做些什么。其实再想想，有关商业大亨的虚构小说，也同样没有精确描述这些企业家在做什么。因此，对听众谈到经济学家时，我应该具体地描绘他们在科学方面的酝酿工作。我是怎样开始注意到问题的？突破点在什么时候？发展的步骤为何？事后回顾，这项研究对知识的领域有何贡献？

　　该从哪里开始呢？我有一本用来记载研究思考的大记事本，以1983年的那本为例，1月1日的那一栏，我可能顺手记下了如何设计一个线性规划系统的数字实例，足以推翻经济学的夏特里耶原理（Le Chatelier principle）的原型。这项研究一直尚未发表，其源头可追溯到一项早在1949年的研究——或甚至早到1937年，当时我还是威尔森门下的学生。然后在1月2日和3日，还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记录，可能还有对相关问题的演绎。

　　在1983年之中，类似这样的记录可能超过五十项。然而刚好记载于这本床头笔记本中的事项，也并非我该年所有研究的完整描述，甚至连这些研究的抽样代表也称不上。因此，我要找一个较充裕的时间，才能详细说明某些著名研究成果是如何酝酿成形的。等不及的读者可参阅我1982年在Jorgen GeltingFestschrift的文章，题目是《阮赛最适可行租税与最适公共用事业价格之历史》（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msey's
Optimal Feasible Taxation and optimal Public Utility Pricess）。

　　追求成功的动力

　　在结束之前，我想提一下科学家的动机与报酬。科学家和亚当·斯密的生意人一样贪得无厌与竞争激烈，然而他们所追逐的不是物质享受，甚至不是金钱本身，也不是一般人所指的权力。学者求的是名。他们所求的名，诚如我196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致辞中所说，乃是在同行——他们敬重也希望赢得对方敬重的同行之间的名誉。社会学者默顿（Robert K．Merton）曾在《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一书中，探讨我所称的这个“龌龊的小秘密”。

　　我自己也不例外。林肯的律师合伙人及传记作者亨敦（William Herndon）曾经观察到，诚实古怪的林肯在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小小的野心之钟在滴答作响。在我自己的价值天秤上，无论是《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头衔、因眼光独到而投资获利数百万、乃至担任权贵或总统顾问而掌握的权力，如果比之于对科学王国的贡献所能赢得的认可，可说都是轻于鸿毛了。

　　有次我曾问友人统计学者弗利曼（Harold Freeman）：“如果魔鬼和你谈一笔交易，以一项精彩的理论交换你的灵魂，你会怎么办？”“我不会答应，”他说，“但如换到是不平等（inequality）理论，则另当别论。”我喜欢他的回答。我曾证明，再笨的人也不至于笨到平均值六万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以下，这项萨缪尔森不平等理论使我名噪一时。不论后继的学者就此再加发挥，还是在更早的文献中可找到类似的先例，都不足以改变我从中获得的乐趣。因为这就是科学研究，只要能够对当时的科学界能有贡献，就当时而言也就足够了。

　　我因为早熟而早露头角。在年轻时，我不知不觉地行事匆忙，实在是由于家族中多位男性长辈均未克享天年，使我自认寿数有限，加上家父于我23岁时英年早逝，大家认为我亦难逃此一命运，也带给我极为沉重的阴影。因此当时我的想法是，该做的事就要趁早做。然而，现代科学却带来了改变，遗传可以经由环境加以修正。无论如何，我一直身体健康。一般人在谈到科学家的贡献与他们的成就时，往往低估了健康这项因素的重要性。我有位值得尊敬的友人，终生为恼人的偏头痛所苦，有人会不公平地把他归类为低成就者。我则认为，他算得上是将自己资源明智运用的贤人。

　　关于早年成名，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可以使人放轻松。如果能一竿在手，静待鱼儿上钩，为何还要汲汲于争名夺利呢？

　　为自己工作

　　我很早就认定，学者是为自尊——也就是学者们自己所一致看重的事物而工作。然而，一旦期盼他人赞美之心稍歇，你就可以自在地为自我肯定而工作。能带来真正满足的工作，才是你会自认满意的工作。也许要达到这种境界，多少要有个信念，那就是一位巧匠所喜爱者，也终会获得其他人的认同。

　　无论何时，我都力求让自己快乐。有人认为我在热力学的领域里搅和，是想要提升经济学在科学上的正确性，或是要驳斥经济学者不能了解物理学复杂理论的说法。事实上，这种方法学上的尝试，与其说是增加名声，倒不如说是在对名誉课税。那又如何？税是我们为文明所付的代价。这类工作很有趣，而且我认为对人类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均有禆益。

　　就更深的层面而言，一个人并非只为同僚间的美名与赞誉而工作，也不只为个人兴趣或探索之乐而工作。就更深的层面而言，某位生理学家的对手，并非其他著名学府的同行，他的对头是癌症。经济学家说到底也是如此。客观的真理远在彼方，纵然千辛万苦，也要设法了解。如果厌倦学术圈的勾心斗角，或是目睹民主与文明在身旁崩坏，你总是可以退隐下来，致力于追求这客观的真理。复杂的数学不会虚骄掩饰，即使闹牙疼，最佳的止痛剂莫过于把难解的景气循环或复杂的控制理论演练上五回合。

　　我说这些并不是在开玩笑，有个实例可以为证。已故的内瑟（Voss Neisser），是对社会研究新学派（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卓有贡献的流亡经济学家。他有次告诉我，在希特勒逐步掌权的黑暗时代，能钻研于解决瓦尔拉竞争性均衡（Wlrasian competitive equilbrium）之解，实在是一种解脱。我十分理解也完全同意。

　　有人问我是否高兴获得诺贝尔奖，我思考一下才答道：“是的，生命中能带来纯粹乐趣的事少之又少，这件事倒真是如此。”这项荣誉是个惊喜，而且来得颇早，但也不致早到甚至连我也会担心。我所尊敬的朋友都为我感到高兴。如果有人有什么相反的意见，恕我迟钝不知。我的家人都喜欢斯德哥尔摩的相关庆祝活动。有些科学界同僚一想起那些把他们由实验室中拉出来的访问及种种恼人的差事，就觉得苦不堪言。我倒是能自得其乐，而且我还发现，只消过了几天出门有司机的日子，很快就会上瘾了。

　　社会学者研究诺贝尔奖对得奖人有何影响。例如，桂冠得主是否会进入生产低落的时期？他们与人合著的论文是减少还是增加？名字是领衔或殿后居多？别人引用其著述的情况是否增加？他们变更领域的倾向有多大——诸如物理学者搞起脑的问题，或是化学家变成和平问题或最低工资的专家？

　　对我而言，这是个容器——几乎要——溢出的情况。我心中最后一丝罪恶感业已消失，当我选择离开经济学领域中的主要干道，去探索费雪（R．A.Fisher）的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或马克斯韦尔（Clerk Maxwell）使热力学第二定律失效的魔鬼形象。我仍如鹰隼般紧盯着企业趋势与最新风潮，我仍撰写经济学中许多不同领域的文章，但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再也不觉得有必要站在——我是说设法站在——所有经济学文献的顶端。

　　行将迈入古稀之龄，我的感觉如何？和音乐家瓦格纳（Wagner）与威尔第（Verdi）同登高寿的歌德曾说，年老与年轻之别，在于年轻人的体力总是呼之即来，随时待命；反之，八旬老翁只有在巅峰状态下，才能有最佳表现。以我个人而言，行年虽已六十九，状况仍如二十五，日子似乎总还是一如既往般美好。然而一如诗句有云与理之必然，9月已至，残存的美好时光终将逐渐消逝。

    获奖年度  1970年
　　演讲日期  1985年2月6日
　　出生日期  1915年5月15日
　　
    学历

　　1935年　　芝加哥大学学士
　　1936年　　哈佛大学硕士
　　1941年　　哈佛大学博士

　　经历

　　1940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
　　1944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1947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1955年　　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1945年　　弗莱契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国际经济关系教授

　　重要著作

　　《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经济学》（Economics）
　　《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Analysis），与多夫曼（Dorfman）及索洛合著。
　　《经济学文选》（Readings in Economics）
　　《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A.Samu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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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弗里德曼


     今天主办单位所指定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不过我敢肯定，在座诸位一定有相当比例对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类的问题，比对我如何成为经济学者的过程更感兴趣。因此身为实证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我决定先从统计的观点，来探究一位经济学者应该怎么做，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攻奖的三要件

　　可能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奖的颁发是较近期的事，它是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为庆祝成立300周年而设立的。到目前为止（1985年），一共有二十二人获奖，其中并无女性。所以从以往的例子看来，如果你想成为诺贝尔奖的桂冠得主，最重要的一点是身为男性。在这里要指出，至今没有女性获奖，应该不是瑞典诺贝尔委员会有男性沙文主义。我也相信，整个经济学界几乎会无异议地同意，在这段期间内，可能只有一位女性候选人完全符合相关的评鉴标准——她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不过她已在几年前辞世了。诺贝尔委员会之所以没有授予她桂冠，无关乎性别歧视，而是可能反映了某种偏见的存在。今天在座的经济学者，应该知道我所指的偏见是什么。

　　至于第二项条件是身为美国公民。二十二位得奖人中，有十二位来自美国，四位来自英国，两位来自瑞典，另外四位分别来自四个其他国家。不过进一步分析，这项推论并不像前面那样明确，因为美国的人口是英国的三倍以上，但获奖的人数却仅是英国的三倍，所以从平均的基础来看，英国的获奖记录更佳。

　　至于第三项条件，至少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统计结果。在十二位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中，有九位不是在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就是在此教过书。所以，大家赶快到芝加哥大学去。除了这九位美国经济学家，还有一位得奖人哈耶克也曾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十年书。只不过在我的归类里头，他是奥地利人而非美国人。有关经济学奖得主的统计，只能到此为止，这也是我所能给诸位未来可能得奖人的建议。

　　接受诺贝尔奖的过程中，最难忘的是12月初在瑞典领奖的那一星期。我的妻子和我的感觉是，在颁诺贝尔奖的过程中，似乎所有的瑞典人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全神贯注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一场接一场的宴会或相关的活动，令人应接不暇。那个星期整个活动的最高潮是一场晚宴及舞会，每一位获奖人都要向已微醺的观众发表三分钟以内的致词。我想各位可能会想听听我在1976年的这项致词。在此，我将其中开场白与结束的祝福删除，把中间的主文陈述如下：

　　“我所专攻的学科，晚近才成为科学的一支；而为纪念诺贝尔先生所颁发的经济学奖，则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300周年才开始设立的。我必须承认，这样的背景确实带给我一些利益冲突。因为，各位可能知道，根据我在货币理论方面的研究结果，我认为由电脑取代中央银行的功能反而更好，只需在电脑上设定货币数量能有稳定的成长率即可。不过对我个人以及一小批被精挑细选的经济学家同僚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研究结论未被采纳——否则今天就没有瑞典中央银行来捐资设立此刻本人有幸荣获的奖项了。也许从这里可以引申出：塞翁先马，焉知非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如此，但是我想有些经济学者可能是这样的。

　　获奖的心情虽然愉快，但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八个礼拜中，我深刻体会到天下不只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拿的奖。由于诺贝尔奖是全球瞩目的殊荣，因此一经公布，得奖人就立刻成为各种疑难杂症的专家，吸引全球各杂志、电视台的采访记者及摄影人员蜂拥而至。我被问到的问题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从如何治疗普通的感冒，到肯尼迪总统亲笔签名信函的市价如何。受到这样的关注，固然令人受宠若惊，但也难免导致自满之心。我认为以专业之外的事情干扰诺贝尔奖得主，固然亟需痛下针砭，但我们这些桂冠得主对过度自我膨胀也应有所戒慎恐惧。我就自己的专业领域所开出的解药是，设立更多这类的奖项。不过，想要取代像诺贝尔奖这么成功的产品，恐怕并非易事。也因此，我想我们这些人的自我膨胀，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吧！”

　　幸运的意外

　　言归正传，当我回想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历程时，不禁深刻感受到纯粹的偶然在我们一生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起了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几行著名的诗句：
　“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
　　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
　　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在回想我的经验与发展历程时，我发觉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由一连串幸运的意外所决定的。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运地出生在美国。我的双亲出生于喀巴索——卢森尼亚（Carpatho－Ruthenia），在他们移民美国时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属于捷克，而现在则是苏联的领土。他们到美国的时候都只有十来岁；后来在这里认识进而结婚。如果他们都留在故乡，即使结了婚也有了同样的小孩，今天的我会是苏联而非美国公民。这当然是纯粹的意外与巧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部分美国人民身上，他们都是第一、二或第三代的移民，大都和我的父母一样，赤手空拳地来到美国。

　　第二项很重要的机遇，是我在高二的时候碰到的老师。他的专业领域是政治学，但对几何学却极为热爱。他所教授的欧几里得几何学（Euclidean geometry），让我此后对数学又敬又爱，产生了兴趣。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证明毕氏定理时，引用基茨（Keats）《希腊古瓮詠》（Ode on a Grecian Urn）的最后数行诗句；“美即真理，真理即美——一切尽在此，这世上你们每人都知道，你们每人所必须知道的也尽在此。”

　　第三项事件，或许应该说是一系列偶然的巧合，是发生在我大学阶段。我的母校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sity）今天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州立大学，不过1928年我入学时，还只是小型的私立学院，但已开始改制为州立大学的程序，作法是设立优厚的奖学金制度，由新泽西州政府提供经费来源。我就是靠争取到其中一项奖学金，才得以在不用负担学费的情况下进入大学。

　　和当时大部分移民一样，我的父母一贫如洗。如果以今天的贫穷标准来看，我家的收入一直低于这项水平。雪上加霜的是，家父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就去世了。无论如何，靠着州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再加上四处打工，像是到餐厅当服务生、在商店当店员以及暑期工读等等，我不但在大学期间自食其力，还小有积蓄，足以支付研究所第一年的费用。基于对数学的兴趣，我原本计划主修数学。当时我还小不懂事，所知道唯一会用到数学的行业，只有保险业的精算师，所以我就打定主意要往这一行发展。精算师是一项高度专业的行业，必须通过一系列精算协会的考试，才能取得会员资格。在大学期间，我参加过好几次相关的考试，有些及格，有些则没通过——这大概是我记忆所及唯一失败的考试经验。

　　知识经济学

　　在偶然的情况下，我选修了几门经济学的课程。这也可以说是幸运之神降临，因为当时罗格斯大学经济学系网罗了两位非常杰出的老师，他们对我的一生影响重大。其中一位是伯恩斯，多年后曾担任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的理事主席，目前则是美国驻前西德大使。当我五十多年前初次受业于他门下时，他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在后来的接触中，他不断灌输我科学上求真、精确与一丝不苟的信念，对我日后的学术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位改变我一生的老师是琼斯（Homer Jones），当时他还在芝加哥大学博士班修业，来罗格斯大学只是兼差性质。他们两位在半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是我最亲密的挚友。

　　琼斯后来到圣路易的联邦储备银行担任副总裁，负责经济研究工作。他对美国的金融情势了解深入，在这项职位上对美国利率的走势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在所有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中，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的出版品无疑最常被学术研究引用，这全应该归功于琼斯。

　　假如不是幸运地结识这两位杰出人物，我的一生将会截然不同。也正是由于这一机遇，使我碰到了第四项巧合。在大学毕业之后，我仍为到底要继续读数学或经济学而访煌。像所有依赖经济支援的年轻学生一样，我向许多大学申请奖助学金或研究助理的职位。在30年代学生所能得到的经济资助和今天的各种优厚的奖助学金计划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很幸运地获得两所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分别是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系以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至于我所以能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自然是因为琼斯向他在该校的老师奈特积极争取的结果。

　　面对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我几乎是到了要用掷铜板来决定的地步。假如我去了布朗，我将会成为应用数学家。由于选择了芝加哥，今天我成为了经济学家。就像诗人弗洛斯特所写的，“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我不能说自己选择的是人迹较少的路，但无疑地，我所选择的路决定了往后的一生。

　　当年我会作这样的选择，并不只是因为经济学在知识上的吸引力，或许这根本不是主要的因素。伯恩斯与琼斯的影响很大，但也不是唯一的因素。当时的环境与时代，至少应该也同等重要吧！我在1932年大学毕业时，正逢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恐慌的谷底，当时最受瞩目的问题就是经济。如何走出衰退？如何降低失业水准？如何解释一方面是需求强劲，但另一方面却有广大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解决当前燃眉之急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比应用数学家或精算师更能发挥作用吧！

　　名师启迪

　　我在芝加哥的第一个学期，也就是1932年秋季，有一门课是由威纳讲授。对我而言，这位伟大的老师不但是经师，也是人师。从专业领域来看，他的课程为我开启了一个新世界，让我了解经济理论是一套首尾连贯、逻辑完整的知识，绝不是由一些支离破碎的主张或命题拼凑而成。这门课程毫无疑问他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知性经验。

　　除此之外，在这门课程中，我也结识了一位年轻美丽女同学梦丝·戴瑞克特（RoseDirector）。威纳是以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来安排学生的座位，因此萝丝和我比邻而坐，这又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们在若干年后结婚，47年后的今天，依然共度幸福美满的生活。这里我要再提一次机遇的重要性：萝丝在奥勒兰州的波特兰市长大，而我则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小镇，我们在芝加哥的经济学课堂上相遇。这一切是不可能由任何人事先刻意安排的。

　　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师资阵容，还包括奈特、西蒙斯、明兹、道格拉斯以及舒兹等。经济学界对他们的大名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经济学领域以外的人士就未必知道。他们堪称是一群才华卓越而各有专精的经济学家，经过他们调教的研究生也同样出类拔萃。事实上，今天在座的除了萝丝之外，还有一位我的同学，那就是鲍尔定（KennethBoulding）。我从那时起就认为，我们从教授处所学到的，还比不上同学之间相互切磋的心得，即使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想。教授的真正功能，恐怕只是提出一些主题，供大家自由讨论吧。

　　再继续谈我个人的经历。舒兹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统计学及数量经济学，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数理经济学与统计学教授霍特林的好友。经由舒兹向霍特林推介，我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所以在芝加哥一年之后，我就前往哥伦比亚大学。

　　霍特林在数理统计学方面给予我新的启发，一如威纳在经济理论课程上对我的影响。除此之外，米契尔（Wesley C.Mitchell）不但引导我用制度性的观点来处理经济理论，也介绍解决景气循环的不同方法；而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则教导我地独特的创见，即结合纯理论与社会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方法。同样地，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也是头角峥嵘，有些成为我终生的好友。

　　理想的学习环境

　　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愿意作这样的结论：至少在30年代，对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学者来说，最理想的学习环境组合，应该是在强调理论的芝加哥大学待一年，也到强调制度影响与实证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待一年。

　　在哥伦比亚待一年后，我回到芝加哥担任舒兹的研究助理，在这里我又碰到了不可多得的际通。我的两位研究生同僚恰好是施蒂格勒以及沃利斯（W．Alien Wallis）。

　　施蒂格勒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应邀参加这一系列讲演。他目前仍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不论在友谊上，还是在知识的影响上，他都令人如沐春风而分外珍惜。大概没有其他的经济学者拥有那么活泼而具原创力的思想以及卓越的文采。他的经济学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融合幽默的笔触与文学的气息，来说明经济性的内容。少有经济学者能像他一样具有这么丰富的创意，又对经济研究的途径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沃利斯后来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又接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校长的职位，目前则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次卿。他们两位至今仍然是我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一直与我在专业领域相互切磋。

　　受到芝加哥以及哥伦比亚两校学风的综合影响——前者重理论，后者重统计与实证研究，我的科学工作也大都兼顾理论与实务，也就是包括理论以及对理论内涵的验证。我之所以用“科学工作”一词，就是要刻意将其与萝丝和我合著的通俗读物有所区分，这些读物包括《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Freedom）、《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及《现状的桎梏》。

　　我的博士论文系根据顾志耐所指导的一项研究而写成，顾志耐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当时任职于国家经济研究局。我所参与的专案计划，用到了有关专门职业所得的资料，乃是当时他为商务部初次构建国民所得的过程中搜集而来。顾志耐和我根据研究结果合写了《独立专业之所得》（Income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Practice）一书。该书的核心，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来分析解释各类专业所得的资料。这项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完成，但到战后才正式出版，主要是因为其中一项研究发现尚有争议。这项发现涉及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独占地位对医师所得发生的影响，在之后的四十多年仍然一直受各方注意。我后来的另一本著作《消费函数理论》（The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以及一些我个人或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的货币方面书籍，也都同样具有结合理论与实证的特性。

　　战争期间的研究

　　另一项对我的科学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大战的头两年——即1941年～1943年，我在美国财政部的税务部门担任经济研究员。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妻子萝丝对我当年参与设计及发展所得税的就源扣缴，一直不能释怀。毫无疑问地，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不从就源扣缴下手，政府不可能收到那样多的租税。但因为有了扣缴制度，使得政府部门在战后还能够课到更高金额的税收，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个人深切体会到，尽管为了战时的目的，实施扣缴有其必要，但这项制度在战后却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在华盛顿的两年工作中，我在华府决策过程中学到甚多，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经验。可喜的是，我在染上政治狂热症之前就已经及早脱身，否则对志在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这种病症无疑是不治之症。

　　大战的后两年——1943年～194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的统计研究组担任数理统计工作。该部门的设立，主要是为军方及其他从事战争研究的团体提供统计方面的协助，在编制上隶属于战时创设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霍特林是这个单位的理论顾问，而沃利斯则是执行长。这次的经验让我有机会和来自不同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共事，否则我不可能和他们有太多的接触机会。我必须运用统计的方法来处理非经济的数据资料。出乎意料的是，在解释战争相关资料的作业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家经常比自然科学家还管用。原因很简单：社会科学的学者惯于处理杂乱无章的资料，而战争期间的资料正是一团糟；自然科学家所处理的往往是在受控制的实验下所产生的精确资料，因此面对实地搜集来的资料大都是一筹莫展。

　　令人存疑的预测

　　这段期间发生了一段插曲，使我日后对经济预测——特别是根据复杂的多元回归所作的计量经济预测持怀疑的观点。当时有一项耐高温合金的开发计划，由我们提供统计上的协助，这些合金将作为喷射引擎的村里以及涡轮增压器的叶片，而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铝、镍及其他金属。喷射引擎与蒸汽涡轮的效率，主要取决于运转时的温度。温度只要稍微提高，即可大幅提升涡轮、涡轮增压器或喷射引擎的效率。这项实验分别在麻省理工学院、匹兹堡的巴特尔实验室（Battelle Laboratory）以及其他地方进行。

　　我们这个小组对实验的统计设计提供建议，并分析大部分的实验成果。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我根据大量数据资料计算出在不同温度下合金成分与合金强度的多元回归。我的想法是，利用导出的方程式，应该能够找出产生最佳成果的合金组合成分。从纸上作业来看，我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完美无暇。方程式的配适度极佳，显示有一种全新成分的冶金，可以大幅超越目前任何既有合金的强度。测试的方式，是将相当的重量悬吊于该合金样本上，并置于一已加热至稳定高温的炉内，然后测量多久之后会断裂。当时最好的合金，大概在十到二十个小时就会断裂；而我的方程式却预测，这种新的合金可以维持大概二百小时之久。多么惊人的成就！

　　经济预测可能要耗上十年的光阴，才能取得所需的新证据，自然科学在这方面就有利多了，你随时可以测试一些预测。所以，我打了个电话给共事的麻省理工学院冶金专家，要求他按照我的规格制作一些新合金，然后予以测试。为了保持必要的记录，这些合金必须加以命名。我对自己的方程式颇具信心，因此分别以F1及F2来命名，但我还没有自信到告诉这些冶金专家找的方程式所预测出的断裂时间。这种谨慎证实是明智之举，因为F1合金在两个小时左右断裂，F2则大概维持了三个小时。从此以后，我对自己或其他人利用多元回归方程式所作的经济预测，都抱着高度存疑的态度。

　　在我演讲的最后部分，我要把话题转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层面。在座可能有人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曾经遭受批评，而主要的论点是：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科学。其中批评最力的当属米达尔（Gunriar Myrdal），这位瑞典的经济学家曾和海耶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但之后却有了不同的想法，并撰写一系列的文章谴责此一奖项，也对自己曾经受奖表示遗憾。他表示，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和物理学、化学或医学有着相同意义的科学。

　　经济学也是科学

　　我相信米达尔是错了。我们应该把经济学家所做的科学工作和他们所做的其他工作加以区分。经济学家既是社会的一员，也是科学家。我们并没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纯科学工作上，但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当然也是一样。基本上，我相信经济学所具有的科学成分，和物理学、化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成分，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错，物理学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实验室下操作，而经济学家则不能，这点是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所经常强调的。但是光凭这一点，实在不足以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大气科学是一门大家公认的科学，但几乎不可能进行控制的实验，在许多其他的科学领域也都有类似的限制。经济学家固然不太可能执行控制的实验——虽然有些是可能的，也已经在作了——但是未控制的实验，经常会产生近似控制实验的资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要比较不同的经济制度，有那一个控制实验会优于东德与西德的经验呢？这两个国家以前是同一个国家，人民背景相同、文化相同、遗传基因相同，但却因为意外的战争而分裂为两部分。在柏林围墙的一边，是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而另一边则是集体主义的社会。

　　所谓的控制实验，也并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两种不同的状况之间，可能存在着无数的差异，想要将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相信在所谓的控制实验与未控制实验之间，原理上存有任何差异；同样地，不论是在物理学或经济学的领域，进行科学工作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分轩轻的。我们有必要清楚区分一个人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做的事和他身为一个公民所做的事。这样的观念，在物理领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学。就以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这个热门的争辩议题而言，有些物理学家声明反对星战计划，但却有另一批物理学家支持这项计划。很明显的，这些不同的声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已获大家认同的科学知识，绝大部分反而是这些物理学家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政治事件的判断等等。要评价他们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这些声明，而应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我相信，这种作法也适用于经济学家。

　　广泛的社会关怀

　　再回到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我曾在公共政策上扮演非常活跃的角色，并希望能影响公共政策，我也常公开演讲或是撰写有关政策问题的文章。不过，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我的身份是一位公民——希望是一位学有专精的公民，而与我的科学能力无关。我相信，由于具备了经济学上的知识，使我能够对一些议题作更好的判断。但是，基本上，我在科学上及学术上的成绩，不应该由我在公共政策上的活动来作评价。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曾提到我希望接受同行的评鉴。他提到的这段插曲，是发生在底特律的一个停车场。就在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天早上，因为先前我已答应当天到密西根州，为该州要求平衡预算与搏节开支的法案修正作巡回讲演，因此必须一早就离开芝加哥。我抵达底特律机场时，负责推动修正案的代表前来迎接，并带我到底特律记者俱乐部参加当天演讲之前的记者会。当我们到达俱乐部的停车场时，看到现场众多的记者和电视台的人员，真是吓了一跳。当场我就说，我很惊讶推动修正案的努力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就在我从车子里面走出来时，一位记者伸出麦克风，紧贴在我的脸上说道：“你对获奖有什么感想？”我说：“什么奖？”他说；“诺贝尔奖。”很自然地，我表达了获悉这个消息的喜悦。记者又问：“你认为这是你学术生涯的顶峰吗？”之类的话，我说不是。我又说，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未来五十年工作的评价，会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么看我的工作成绩，更让我感兴趣。

　　当我在密西根州巡回讲演的时候，我并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来作这件事，而是以一个深切关心公共问题的公民身份。同样地，我投入平衡预算及撙节支出的联邦宪法修正案相关活动时，也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从事的。

　　一般大众都有一个印象，经济学者之间永远意见不一致，甚至还说，假如房间里面有三位经济学者，那么至少会跑出四种意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把经济学的科学面由其政策面与价值面抽离，那么不管经济学者的政治观点为何，他们之间都有相当广泛的共同见解。我曾不只一次参加包括由经济学者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专家共同组成的团体，我一再发现，当任何议题开始讨论大约十分钟之后，所有的经济学者会逐渐站在一边，共同对抗其他所有人——不管那些经济学者是左派、右派还是中庸派。

　　从整体来看，诺贝尔奖是否有什么正面效果，我个人一直极为存疑，但是我相信除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怀疑也同样适用于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已经聊了很多方面，不过不晓得是否已经清楚说明了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项主题。最后我要说，身为一位经济学者，成为我生命中喜悦与满足的源泉。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获奖年度 1976年
　　演讲日期 1985年3月21日
　　出生日期 1912年7月31日

　　学历

　　1932年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学士
　　1933年　　芝加哥大学硕士
　　1946年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经历

　　1937年～1940年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讲师
　　1940年～1941年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1945年～1946年　　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经济学与企管副教授
　　1946年～1948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48年～1963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3年～1982年　　芝加哥大学罗素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Paul Snowden RussellDistinquishe Servic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53年～1954年　　剑侨大学傅尔布莱特客座学者（Visiting FulbrightLecturer）
　　1964年～1965年　　哥伦比亚米契尔客座研究教授（Wesley Clair MitchellVisiting Research Professor）
　　1967年冬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
　　1972年冬　　      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目前　　          胡佛研究所（斯坦福）高组研究员

　　重要著作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费函数理范》（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资本王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价格理论：初稿》（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国货币史·1867年～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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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托宾


    长大之后的志愿是当经济学家或教授，我想这样的小孩大概很稀罕。我生长于一个大学城，念的是大学的附设中学，我的同窗好友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或员工的子弟。我一直是成绩特优的学生，拿A是家常便饭。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真的从未想过以学术研究为生。我原来很喜欢新闻记者的工作，那正是家父的职业；我从6岁开始，就自行编制报纸。我也曾想过念法律，因为我喜欢争辩讨论，而且我在十多岁时就对政治着迷。当时我应该知道大学里有经济学这门课，但究竟内容为何，我则一无所悉。当然，有关经济的课题，经常会出现在中学的历史课与公民课里头。因此我认为经济学将会是日后自己在大学所选修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学科，可能是修习法律课程前先修的部分课程吧。 　　
   
    意外的奖学金

　　我无忧无虑地成长，也一直认定自己会在家乡上大学——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就在打算前往注册成为新鲜人的前一个月，我获得哈佛大学提供的柯南特奖学金（Conant Prize Fellowship）。我应该对此稍作解释。家父好学多闻，喜欢阅读各类书籍，是香潘（Champaign）地区公立图书馆借书最多的人。他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哈佛提供中西部五个州每州两名的新生奖学金。当时哈佛的校长柯南特（James BryantConant）希望此举能够扩大哈佛学生在地缘上与社会阶层上的涵盖面。反正申请一下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我就接受家父的建议提出申请。事实上，伊利诺斯大学附设高中也并未为我通过哈佛奖学金考试而刻意作任何准备。附设中学每年毕业的学生大约是三十到三十五人，但目前已出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在我的破冰之举后，后来又有多人获得全国性的奖学金。

　　所以说，柯南特、家父以及附设中学改变了我的一生。伊利诺斯大学一直都是很好的学校。但我很怀疑，假如我在该校就读，是否会走进经济学的世界？而哈佛，基于下列几个原因，的确促成了我进入经济学的领域。

　　当时，哈佛已经是北美首屈一指的经济学研究中心，能够与之匹敌的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及芝加哥大学。教授不管是资深还是资浅，都属一时之选。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遇到了两位在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一位是里昂惕夫，当时已任教职，另一位是萨缪尔森，他是担任初级研究员的研究生，毋需正式修课。在30年代，哈佛资深教授阵容中，熊彼特可说是诺贝尔奖的必然人选，汉森、钱伯霖以及哈伯勒也不遗多让。哈伯勒至今仍甚活跃，未来应还有获奖机会。哈佛大学吸引了资质相当优秀的研究生，而这批杰出的学生未来继续从事学术生涯，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初到哈佛时，打算主修社会科学中的一科或是数学。到大一结束，我已偏向主修经济学，但却还没有修过任何经济学的课程。因为在当时，即使是经济学原理那种入门课程，也被视为对大一学生还太过艰深。因此，在大二，即18岁那年，我才开始经济学原理的课程，老师波拉德（Spencer Pollard）是专攻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生。

　　初生之犊

　　波拉德同时也是我的导师。哈佛大学部的学生，除了修习四门课之外，也要和导师定期会面，经常是一对一的性质。一般来说，导师是与学生住处邻近的教授或研究所学生。导师制并不是为学生分级，基本上系参考牛津与剑桥的在家指导学习制度（house system）。波拉德当时建议，我们把讨论课题全心投入“这本来自英格兰的新书”。他刚从英国回来，知道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经引起很大的震动，因此推断该书势将成为一本重要著作。那本书正是在1936年出版、由凯恩斯撰写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

　　波拉德并不拘泥于学术成规，他毫不在意我当时只不过刚修习经济学原理。而我也实在太年轻，总认为老师无所不知，也不了解自己的底子根本不足以研读这本书。所以我开始阅读，并且一路和波拉德讨论念过的章节，从初次接触《通论》开始，我就被经济学迷住了。

　　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一样，我之所以会被这门学科吸引，不外两个原因。其一，经济理论是一项迷人的知性挑战，与数学或奕棋相似。我非常喜欢分析与逻辑论证，由小学到大学阶段，代数可能是最令我眼界大开的科目。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透过经济学的研究，显然可以对经济大恐慌及其为全球政治走势所造成的可怕影响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决之道。我个人并未身受经济大恐慌之害，但透过我的双亲，我能深入感受到当时政治与经济面的各项问题。家父系一位学识丰富、心思细密的自由派人士，家母则是社会工作者，她的一辈子几乎都在处理失业与贫穷的个案。

　　就我个人的观察，对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而言，第二项因素在引发学习兴趣与献身决心上影响更为重大，这是和后来的经济学者不同之处。他们所以被这门学科所吸引，绝大部分是因为经济问题的解答，能让他们发挥处理数量化问题的专长。

　　由于有了凯恩斯，经济学让我充分领略两个世界的极致。我着迷于凯恩斯理论和正统古典经济学家的抗衡，他对普遍笼罩着的错误作全面颠覆，进行鼓舞年轻人的经济学圣战。真理得彰之后，我们得以获得自由，也同时可以达成充分就业。我早已是新政（New Deal）的热诚信徒，对萧条、失业与贫穷极为关注。按照凯恩斯理论，罗斯福总统采取的美元贬值以及政府赤字支出政策，在经济学上都是正确的作法。

　　凯恩斯的震撼

　　怀着一腔热诚，再加上没有过去理论的包袱，我比哈佛的许多前辈，更早也更深入地接触凯恩斯的新著。凯恩斯是后来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启建者，当时和他共事的年轻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以“整体的产出理论”来形容凯恩斯的理论，这实在是相当贴切的用语。与这种理论恰好形成对比的，是针对特定市场或部门的产出与价格理论，也就是目前通称的“微观经济学”。当时专攻经济学的学生在修过经济学原理后，最主要的理论课程内容正是这些。我喜欢这门新学问采用的方法，即把整体经济情况以一套联立方程式的系统加以模型化；当时我除了代数外，还修过微积分。事实上，希克斯和其他一些学者，曾很清楚地列示如何用这样的模型，来表达与分析凯恩斯的理论以及它与古典论的不同所在，他们说明得甚至比凯恩斯本人还清楚。

　　当时的哈佛已然成为凯恩斯学派进军新世界的滩头堡，但资深的教授大多怀有敌意，其中有复苏计划。哈里斯（SeymourHarris）是个例外，他很早就转向支持凯恩斯。他对我们这些大学部的学生有相当重要的启发，而对我更是照顾有加。哈里斯可以说是一位学术界的企业家。他是《经济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编辑，也是在登斯特堂（Dunster House）讲坛的资深教授，他在这两处开放篇幅与课堂，供大家尽情辩论各种经济理论与政策。

　　年轻一辈的教授以及兼任教职的研究生，都对凯恩斯的著作反应热烈。他们如此热衷的原因，基本上和我类似，但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素养却比我要高。其中有七位合著了一本颇受欢迎的《美国民主的经济方案》（An Economic Program for American Democracy）小册子，以左倾的观点来鼓吹这套崭新的学说。

　　至于最重要的事情，当属汉森前来哈佛，并担任经济学的立陶尔讲座（Littauerchair）一职。汉森从明尼苏达大学转来哈佛任教的那一年，刚好50岁；同年，我也开始了经济学的课程。一开始，汉森对凯恩斯理论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也曾出版对《通论》冷淡的评论。后来，他整个想法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对任何时代的学者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特别是如果自己早期的观点还已经印成了白纸黑字。汉森成为美国鼓吹凯恩斯理论与政策的领导者，他所主持的财政政策研讨课程，可以说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中心。在华盛顿位居要职的官员，与学校的师生齐聚一堂研讨；我不禁觉得，重大的历史似乎就是在那间课堂中写下的。对大学部的学生来说，立即的受益就是由汉森亲自教授宏观经济学，不过当时还是归属在货币银行学的科目底下。对我来说，汉森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而数年后，他也成为我的至交。

　　两种理论间的折中

　　我获奖的学士论文，就是探讨我认为属凯恩斯及其攻击的古典经济学者双方的中心理论。传统的经济学主张，价格的变动可以发挥清理市场的效果，价格上扬可以消弭超额需求，而价格下跌则可以消弭超额供给。应用到劳力市场，则意味着工资降低可以消除失业。劳力有超额供给，不可能是长期均衡的现象。除非法律或是工会限制工资下跌，否则由于追逐工作机会，工资必然会下跌，从而为失业者恢复或创造工作机会。这是传统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应用，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观念。经济体自私而短视，他们对自己能接触到的市场讯息，会考量个人利益而作出反应。在每个人追求最大私利的情况下，却奇妙地使整个社会蒙受最大福祉。竞争给社会带来了这项奇迹。

　　凯恩斯理论却不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用来消除非自愿性失业（nvduntary unemployment）。他并非只认为这样的机制时效迟缓，需要政府政策的辅助，而是根本就认为这项机制行不通。他认为整个经济会处在一个失业均衡的状态。传统经济学者认为，自由竞争市场可以对资源做有效的配置。凯恩斯却指出：假如有工作意愿也有工作能力的劳工找不到事做，就显示出整个市场制度存在极严重的失灵。再怎么说，最无效的事，莫过于让有生产力的资源闲置。

　　我获奖的论文就在找寻凯恩斯理论的缺失。这似乎颇令人惊讶。不过，我也不认为凯恩斯有必要在反对者的大本营中，坚决争取理论上的全面胜利。不论失业是长期失衡还是短期均衡的现象，凯恩斯务实的论点都不失其重要性。我个人发表的第一项专业著作，就是根据这篇论文改写而成，发表在哈佛编辑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这项议题至今仍相当热门，我也一直对它相当关切，我并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包括1971年我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度）所发表的就任演说槁。

　　1939年从大学毕业之际，我早已忘记法律，而很自然地决定成为专业的经济学者。哈佛有一套留住大学部优秀学生的方法，也就是将奖学金的提供延伸至研究所——我的奖学金获得展延，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究所就读。从大学部转到研究所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碰到多大困难，因为早在大四时，我已选修过若干研究所的课了。这时，我需要的是加强选修一些专业研究工具的课程，包括数理经济学理论以及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当时的哈佛，才刚刚要开始迎头赶上这两种分析工具的发展脚步。

　　良师益友

　　回想起来，当初教授们几乎把大部分的教育责任留给我们自己。他们希望我们能自学并且与同学相互切磋，我们的确是做到了。教授们把我们视为学术钻研过程中的伙伴，而不是所谓的“徒弟”．我想今天的研究所教育，太着重将一大堆固定的教材传授给学生，然后再测验学生对于教授所传授的知识究竟学习到何种程度。我大学毕业的论文，名义上是由大四那一年的导师钱伯霖指导，但他告诉我，他对我论文的主题一无所知，因此也就放任我自行负责．然而，在我们这一段师生关系期间，可以说是充满了趣味。我们争辩天主教的平均地权论（Catholicagrarianism），这是他所认为的经济乌托邦。1946年～1947年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自己选择的指导教授是熊彼特，他应该是一位本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甚至是社会科学家。基本上，他既不喜欢凯恩斯，对于我的论文主题——消费函数——也无兴趣。他看了我所写的论文，也提供了一些颇有助益的建议，整体来说几乎没有插手。每次我们见面时，总是谈到许多其他事情，让我日后受用无穷。

　　当年我们的理论课程多为沿袭英美的传统，也就是说，数学式的表达基本上是附属于书面文字以及图形，经常屈居于注释的地位。代表性的巨著就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马歇尔正是凯恩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指导老师。绝大部分的市场分析，都是单一时点的“部分”均衡分析。至于将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整体，涵盖许多商品、许多消费者与生产者、许多市场间相互影响的“一般”均衡，则并没有受到重视。

　　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在欧洲大陆有较稳固的传统，由法国——瑞士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1970年首倡。虽然，牛津大学的埃奇沃思和耶鲁大学的费雪（Irving Fisher），都曾在这方面有所论述，但他们对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小弥尔、直到马歇尔等一脉相承的英语系经济学主流，依然未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然而，到了30年代末期以及40年代，由于英国的希克斯与亚伦以及哈佛的里昂惕夫与萨缪尔森的大力倡导，数学的一般均衡分方法逐渐蔚为风潮。尽管能彼特在资本主义动态理论上的观点和瓦尔拉斯完全不同，但他协助促成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上，也相信瓦尔拉斯对经济学奠定重要的基础。

　　我喜欢一般均衡的分析法，这是宏观经济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这些把产出视为整体的总产出模型，可以说相当精简而明确，有助于我们对模型的了解与操作。但个人从不是所谓数学化的一般均衡理论“迷”，因为它的纯理论性及一般性，丧失了操作性结论中有趣的一面。再者我认为，由于数学的一般均衡模型精致完美，也导致今天许多经济理论家过度相信自由竞争市场会是最好的运作模式。40年代末期，我曾在一些关于配给理论的论文中使用过这种分析法，其中除了一篇之外，都是和侯萨克（HendrikHouthakker）合作的。

　　迎接数量化的趋势

　　在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方面，当时的哈佛可以说远远落在时代之后。经济统计学的教授所使用方法相当怪异，而且对依据数量统计理论所发展的方法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到50年代为止，哈佛基本上尚少接触欧洲的弗里希与丁柏根以及美国由考列斯委员会所带动的发展。和我一样对正式统计理论有兴趣的学生，只能求助于数学系的课程。至于计量经济学，我们则是在一位欧洲的访问学者史代赫尔（Hans Staehle）所主持的统计需求函数研讨课程上，极尽可能地挤压出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也发现到，回归法虽然遭柯兰姆（Crum）及弗里克（Frickey）两位教授轻视，但是在布莱克（John D．Black）的农业经济学课程上却是生气蓬勃，是以还能在哈佛存活下来。在立陶尔中心（Littauer Center）的地下室，我们可以使用他的电子与手动式运算设备。

　　我在1942年所发表的第二篇论文，就运用了这些设备。该论文原本是为1941年春季梅森（Edward S．Mason）的研讨课程所撰写的，主题是如何将统计预测应用于国防计划，而我所选的题目是民间钢铁需求的预测。梅森后来推荐我到华府刚成立的物价管理与民间供应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and Civilian Supply）的民间供应部门任职，多少也与这篇论文有关。我在1941年5月离开哈佛时，已完成所有博士学位的课程，就差论文这一关。后来直到1946年2月，我才又重返哈佛。我在华府参与配给稀少性物资九个月，然后进入海军服役，在驱逐舰上担任带队军官，到1945年圣诞节正式退伍。

　　在我战后的研究工作中，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变得非常重要．我在1947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家计部门消费与储蓄的决定因素，我尝试将我从家庭预算调查中得到的横断面资料，与总合性的时间序列资料加以结合，来估计所得、财富及其他变数的效果。后来在一项有关食物需求的研究中，我又对该研究方法作了一番修正。这项研究是1949年～1950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时所进行的，当时我也从事有关配给的实证及理论研究。找希望透过横断面的观察，来解决只按时间序列分析所作的统计推论可能存在的模糊地带．后来，由于个人对横断面与抽样调查资料的兴趣，我有机会在1953年进入密西根调查研究中心，碰到了卡托纳（George Katona）、摩根（James Morgan）以及克莱因，带给我收获丰富的一学期。

　　托比分析法

　　由于在这类资料的分析方面累积了相当的心得，因此我在1958年提出一套新的统计方法，即所谓的托比分析法（Tobitanalysis）。原本生物学的普洛比分析（Probitanalysis），乃是透过身体组织与治疗方式等各种可观察的特性，来预测治疗的正面或负面反应的机率。在经济面的应用上，同样答“是”，有着不同的强度；例如，样本中的家庭就去年是否买车的问题时，大部分的回答是没有，但是在肯定的答案中，买车的花费也会有差异。我的研究方法，是除了肯定与否定的答案外，另外再加上数量化的资料，以寻找影响汽车购买的因素究竟为何。

　　戈德伯格在他的教科书上首创“托比”一词，而这个名称可能比他原先所想的更合适，也许未必。不过这个名称之所以著名，而且为我多届学生所津津乐道的，其实是在渥克（HermanWouk）所写的小说《凯恩舰叛变记》（The Came Mutiny）中，我曾以海军官校生托比之姿短暂露脸。渥克和我，以及书中主角威利（Willy），都在1942年春，参加哥伦比亚的海军预备军官学校同一梯次的速成训练班。

　　1944年～1954年间，考列斯经济研究委员会在数量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方面，有创新突破的发展。该委员会当时是附属在芝加哥大学之下，那段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丰硕，堪称是历来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之最。当时委员会的主持人是马斯恰克以及库普曼；库普曼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其获奖原因，就是在这段期间对资源分配理论，包括线性规划等，作出重大贡献。由马斯恰克及库普曼所带领的杰出研究小组中，有两位曾在的本系列演讲中担任过主讲人，即阿罗与克莱因；此外还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即西蒙与德布雷。

　　当我战后重返哈佛继续攻读博士时，对考列斯委员会以及马斯恰克与库普曼可以说是满怀敬意。我是在计量经济学会举办的会议中和他们结识的。1947年12月在芝加哥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我受邀参与讲评一篇由马斯恰克所写的论文。我在会议举行前几天才收到论文，大概正好是圣诞节前夕。我埋首与研读论文，把当时正怀着第一个小孩子的妻子蓓蒂冷落一旁，也顾不得与家人共度节日。不过，因为如此，我才能在会议中指出马斯恰克模型中的重要瑕疵，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由于这样的机缘，我曾被邀请加入考列斯委员会，而且在1954年，又受邀去接掌库普曼原先由马斯恰克手中接下的研究主任一职。

　　这项邀约令我备感殊荣，也极富挑战性，对我具有高度的吸引力。但是，当时我对耶鲁非常满意，蓓蒂和我都认为那里是成家立业的好地方。由于该委员会和芝加哥大学之间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当时要吸引人才到芝加哥并不容易，因此库普曼对于搬迁委员会相当有兴趣，但是他绝口不提这个想法，直到我正式回绝邀请时，他才对我透露。考列斯委员会的创办人与财务的主要资助者考列斯（Alfred Cowles）系耶鲁的毕业生，他也企盼他所创设的委员会能够在母校找到永久栖身之地。

　　1955年，委员会终于搬到耶鲁，并更名为耶鲁大学考列斯经济研究基金会（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at Yale University），我也总算担任了该基金会的研究主任。考列斯基金会的第一本论文（1955年），可以说是前面提到的托比分析法的先驱。这次基金会的迁来，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系能跻身前茅的重要因素。我把基金会研究的范围加以扩大，纳入总体经济学的题目。当时，我极力提供发挥空间给一位耶鲁的年轻助理教授奥肯（Arthur Okun），他从事的研究是总体经济预测与政策分析。

　　调合凯恩斯与新古典

　　战后个人主要的研究与写作重点，仍然延续了先前我对凯恩斯及总体经济学的兴趣。我致力于改善总体模型的理论基础，使之能契合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并弄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角色。我在这方面的努力目标，和其他许多的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他们包括勒纳、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索洛、希克斯以及米德（James Meade）等人。这时一股新的主流——综合凯恩斯革命以及这项革命所反对的古典经济学——正在酝酿。萨缪尔森说我是“这项犯罪的同伙之一”颇令我引以为傲。

　　凯恩斯的理论架构中有四大基石：工资与就业的关系、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与货币需求、刺激投资的诱因。先前，我已对自己在第一项的研究有所叙述，接下来，我将说明其他三项。

　　凯恩斯的消费与储蓄“心理法则”（psychological law）指出，随着每人实质所得逐渐增加，储蓄占所得的比例将持续升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民所得资料，证实了心理法则的正确性。如果根据这些资料所导出的统计方程式来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那么由于所得快速增加，投资在整个国民所得中所占的比例必须大幅提高，才能吸纳高额的储蓄，从而避免衰退与失业。但是这种运用统计上的插补法（extranolation）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所得固然如预期般提高，消费占所得的比重却并未降低。这项预测的失误，促使经济学界对消费函数重新进行了一次严谨的评估，也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

　　我在194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此一课题。我认为应该把凯恩斯法则解释为终生消费对终生所得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这两个变数在各个年度的关系。同理可以推论，影响短期消费的因素，并非只有当期所得，财富的多寡也会有作用。这项观念相当风行。弗里德曼的恒常所得理论以及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也是基于这种精神而对储蓄行为提出极为精妙的解释。他们指出，即使长期间储蓄和所得大致上有固定的比例，周期循环的资料看起来还是可能像“凯恩斯式”的。后来，我也对这个主题写过一些论文。

　　我相信上面这个例子正可说明，当真实世界的事件与议题令我们亟思了解并解开谜团，将会如何激励经济学知识的进展。对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选什么问题来研究。如果只是从文献不足之处去找研究的主题，通常是事倍功半，而最糟的是，还可能因只注意文献，反而忽略更有研究价值也更重要的问题。最优秀的经济学者，都是由周遭的世界中找到研究的题目。

　　流动性偏好

　　五六十年代，我的研究重点是摆在总体经济学的货币面。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我有几个目标。

　　首先，我想为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或是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的关系，建立一套稳固的理论基础。为什么这项研究有其重要性呢？依据货币数量理论，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货币学派的主张，这种敏感度并不存在，除非偶发的巨变，要不然货币的流通速度应该为一常数；至于社会大众的支付习惯、银行体系以及金融技术等各方面的变动，虽然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但这些改变都非常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财政上的激励措施，例如增加政府支出或是减税，如果不同时增加货币供给，并不能对财货与劳务的总支出产生任何效果。同样的解释也可扩大到民间投资部门自发性的变动上．就这一点来看，我同意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货币论者所说的，货币因素影响重大，但我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货币决定一切的论点．

　　在1947年的实证研究论文里，我让资料来说话，很清楚地肯定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曲线，但我并不满意凯恩斯对流动性偏好所作的解释。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偏好流动性现金，是因为预期利率将会上升到和过去“正常”繁荣时相当的水准，因而持有债券会遭致资本损失。费尔纳（William Fellner）这位后来在耶鲁与我共事的经济学者，曾在学术期刊上和我有过友善的辩论，他指出，如果利率持续低于投资人的预期水准，凯恩斯实在不能将之视为一种“均衡”状态。费尔纳所主张的就是后来所谓“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的模型建构原理，我也赞同他的观点。

　　就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个人了提出两篇较具说服力解释的论文。一篇发表于1956年，主要立论系根据管理交易余额的存货理论。我后来才知道，我在这方面的论点，大都被鲍莫尔（William Baumol）领先一步，不过这项模型通常还是把我们两人的名字并列。第二篇论文发表于1958年，对凯恩斯“投机性动机”（speculative motive）的货币需求，作了一番全新的诠释，也就是规避风险。人们可能会偏好流动性，而且非现金资产的利率愈低，流动性偏好愈高。这倒不是因为预期平均会有资本损失，而是因为在资本利得与资本损失发生机率相等时，对资本损失的担心程度，超过了资本利得的价值。

　　资产组合理论

　　对平衡风险与预期收益的资产组合选择（Portfolio choices）理论，我曾进行相当时间的研究，而这篇流动性偏好的论文正是我在这方面研究的说明与应用。马寇维兹（HarryMarkowitz）也致力于类似的资产组合选择模型的研究，1955年～1956年他曾在耶鲁一年，使我们曾有过地缘上的交集。但是我的兴趣偏重在总体经济学上的意义，而他则是较倾向于教导理性的投资人。

　　1981年当斯德哥尔摩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后，首先传回国内的报导，提到的是我在资产组合理论上的成就。随后在耶鲁大学匆促召开的记者会上，许多前来的记者就对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有兴趣。这些记者想知究竟，因此我尽力以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当我讲完以后，他们说：“噢！拜托，请你用通俗的说法来解释嘛。”因此在提及分散的好处时，我说：“知道吧，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报纸的新闻标题都是：“耶鲁的经济学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而获诺贝尔奖。”一位朋友还送给我一份地剪下的漫画，上面即根据我这句话，虚构了隔年医学奖得主解释自己获奖的原因，乃是主张“一天一个苹果，使你远离医生。”

　　事实上，在我论文模型中的资产，有一项是无风险性资产，后来曾引起广泛的兴趣。我觉得不尽完善的是，在我的分析中，我把安全性资产只和一种风险性资产来配对，以此来代表其他的状况。这种加总的方法是沿袭凯恩斯的，他以一个利率来泛指所有非货币性资产与负债的一般性盈利率。但我曾证明，我的结论能够推广并适用到多种风险性资产，而且其收益与风险各有不同。风险性资产组合的选择，即各种风险性的相对权数如何，基本上和决定风险性资产与安全性——即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是多少，是毫不相干的。这套“区隔理论”（separationtheorem），正是林特纳（Lintner）和夏普所发展的资本资产订价模式（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的核心，这套理论广受财务管理的师生所喜爱，许多投资经理人与理财顾问也用此来计算各种不同证券的“贝他系数”（beta）。

　　与弗里德曼交手

　　有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论争，以及连带的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之争，曾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弗里德曼和我两人之间的辩论。有一次在佛蒙特州（Vermont）的一处滑雪场上，一位负责验票的年轻人认出我，随即用带有加拿大腔的法语对我说：“托宾，詹姆士·托宾，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弗里德曼教授的对手。”他是魁北克（Quebec）的经济学系学生，这件事让他开心了一天。他还是让我通过关卡，进入升降机。这项论争的结果，按照我的看法，是弗里德曼改变了他的战场，宣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重要问题，无关乎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性。他所移往的战场，乃是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之间的基本问题：经济总是处于一个受供给面限制的均衡（asupply－constrained equilibrium），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提升实质产出水准。

　　我的第二个目标是想把货币导入长期成长理论里。50年代，经济学界曾尝试综合凯思斯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其中一项努力就是按照新古典的思路来发展成长理论。有些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者倾向同意：在长期内，充分就业会存在，储蓄限制投资，而且“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不过，短期内仍是凯恩斯学派的天下，也就是劳力与资本可能无法充分就业，投资主导储蓄，而且需求导致供给。哈罗德（Roy Harrod）在1939年开始了现代成长理论研究，后来多马（Evsey Domar）在40年代继之，到了五六十年代，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则有史汪（TrevrSwan）、索洛与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等。

　　我也参与成长理论的研究。1955年发表的“动态加总模型”（A Dynamic Aggregative Model），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论文，撰写时也带给我最大的乐趣。这篇论文和其他成长理论的文献不同的地方，在于开门见山地引进货币性政府公债，它不但可作为价值的储存，也是除了实质资本外的另一项储蓄工具；另外，我也将干扰成长过程的景气循环列入考虑。在1965年及1968年及1985年发表的后续论文中，我举证说明在一个成长的经济中，资本存量和货币成长率或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在结合布兰纳德（Wniiam Brainard）及其他耶鲁同仁的努力下，我们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为资产市场建立一般模型，并将它整合到完整的总体经济模型里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把希克斯对凯恩斯理论所作的IS／LM分析法加以扩大，纳入更多不同种类的资产。如我先前提到的，我对凯恩斯采用单一利率的作法，以及把货币和其他资产（通常是用债券来代表）单纯的二分法，颇不以为然。在区分财富的类别时，特别是将财富分为两部分时，我认为以名目资产相对于实质资产的区分方式至少也是同等重要。我在先前提到的成长模型中，就是用这样的观念来处理。

　　资产组合理论指出，各种资产之间无法完全替代，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预期收益，以反映边际风险的不同。我们的研究方向也进一步指出，在货币与非货币资产之间，并没有一道很清楚划分的界线。这种在货币与财务理论上的“耶鲁路线”（Yaleapproach），已被广泛地应用在资金流动的实证研究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模型建构上。

　　存量与流量

　　我们的研究中，也清楚地纳入储蓄、投资以及资产累积的存量与流量的动态分析，这一点我在1981年诺贝尔奖演说上亦曾提及。这些动态因素被凯恩斯所忽视，因为他认为短期之内，由于新投资的数量有限，资本存量的变动可以不予考虑。存量及流量的动态，事实上也被IS／LM模型所忽略。但是，流量的确会改变存量的水准。投资的流量会建立起资本存量，政府赤字会扩大政府公债，甚至可能增加货币供应量；贸易的顺差，会提升国家净资产相对于其他各国的水准。如果不对这些效果深入分析，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或其他相关事件的探讨，都称不上完备。

　　对货币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是其对资本投资产生的效果，这些投资包括企业的厂房与设备、住宅、存货等。通常提到的市场利率或是货币数量或信用额，并不能完整表现这些效果。我们对货币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一贯研究方法，很自然地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基本上比较接近投资决策理论。这就是所谓“托宾寸”（Tobin，sq），即资本资产的市场评价与其重置成本之比，像现有房屋的市价和建筑类似新屋成本之比就是一例。对公司企业而言，公司的市价是由证券市场来决定的。当q值大于互时，公司的股票因为未来的盈余良好，而可以用比投资成本更高的价值出售，按照一般常识，这时会有诱因去从事新的资本投资。当q值小于1时，透过买进股票来取得生产性资产，将会比重置新设备来得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模型里头，q值乃是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质经济面的因素。

　　经世致用

　　从上面的叙述中，大家应该很清楚地了解，我对经济政策极感兴趣。我大部分的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可以说都投注于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50年代，我偶而会针对当前的经济议题，写一些供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发表的刊物有《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耶鲁评论》（The Yale Review）、《挑战》（Challenge）和《纽约时报》等。

　　我有一些麻省的朋友为肯尼迪参议员担任顾问，他们向肯尼迪及幕僚人员谈到我这个人。1960年夏天，索伦生（TedSorenson）来找我，要我参与肯尼迪总统的竞选活动，撰写有关经济成长方面的备忘录以及政策立场声明。虽然我很想告诉索伦生，我个人比较支持提名史蒂文森（Stevenson），但他还是和我签下了合约。我并未发现自己的备忘录在竞选期间产生了何种效果，但是有人告诉我，肯尼迪阵营在候选人纲领宣言中曾引用我的想法，基本是用来对抗凯瑟林（Leon Kevserlins）及一些工会型的经济学者（union economists）所主张的“透过扩大支出以获得成长”观点。

　　当时我的主张是，我们需要紧缩的预算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产生预算剩余，并使利率水淮降低，而将政府的盈余导向生产性的资本投资。整个重点是要透过政策的搭配，促成经济的生产能力提升，从而确保充分就业。巧合的是，我对目前情况的主张还是与此类似。

　　1960年大选后，我参与一个由萨缪尔森领导的国内经济的移交任务小组。1961年1月初，我在教授俱乐部午餐时，接到来自当选总统的电话，请我担任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我说：“恐怕你找错人了，总统先生。我只不过是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肯尼迪说：“那最好不过了，我也会是象牙塔内的总统。”我说：“那最好不过了。”我花了一两天的时间，和内人蓓蒂及我的同事交换意见，然后才同意接受这项邀请。在这个职务上，我总共待了一年八个月的时间。

　　海勒是委员会的主席，戈登是另一位委员。我们有一群梦幻组合的幕僚，包括奥肯、索洛、阿罗，以及若干今日已成为经济学界领导者的年轻一辈学者。我们彼此在专业与个性上都意气相投，透过全体一致的共识来运作，从来也不用着什么组织层或官僚体系。我们都非常乐观，也相信以我们在经济学上的素养，会有助于政策的改善，也会对世界有所贡献。其实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我也正是在冀望有此种机会的激励下，才投入了经济学的怀抱。

　　将理念化为政策

　　1962年1月的《经济报告书》（Economic Report）是我们经济理念的宣言，并将此种理念应用于当时美国以及世界的经济状况。报间媒体称之为“新经济学”（the neweconomics），但本质上是我们过去十年～直致力的凯恩斯学派及新古典学派的综合。这份报告书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主要由海勒、戈登、索洛、奥肯以及我执笔。我并未将该报告列入个人的著作目录中，但我引以为傲，因为它不只是经济学专业的成果，也是重要的政府文献。1982年1月出版的《报告书》，属于同性质的文件，但代表的是所谓“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它同样也是由一群专业的经济学者为联邦政府经济政策所制定的全新走向。比较这两份报告，必然是件有趣的事，我们可不怕大家作比较。

　　肯尼迪的经济委员会发挥了效果与影响力，这是因为总统及其最亲近的白宫幕僚都重视学术界，也重视思想观念以及我们这批学者。肯尼迪在上任时对经济学可以说是一无所悉，但他对经济学求知若渴，又聪明颖悟。他亲自阅读我们的文章，仔细聆听我们的言论，确实从中学到许多。

　　我们宏观经济的中心目标，是要降低失业率，从1961年1月份的7％降到4％——这是我们预计不致造成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水准。此一目标在1965年底达成，其间通货膨胀的增加率微乎其微，而资本投资大幅增加。但是，成功的甘甜在60年代的末期转为苦涩。当时的总统约翰逊未接受经济咨询委员会及其他凯恩斯学派顾问的忠告，没有提高税负来支应急速增加的越战军费支出。后人在回顾60年代的经济学情势时，曾指责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经济学者，认为他们太天真地相信菲利普斯曲线的取舍关系（Phillipstrade－off），因此在政策的设计上，明显地是想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其实这项批评并不公允，委员会从没有想把失业率压低到目前通称的“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以下。不只如此，自1961年起，委员会与政府当局所采取的工资与物价政策，其设计是希望达到无通货膨胀的复苏——“非通货膨胀的物价与工资走势”正是报告中所揭示的标杆。

　　我在1962年9月返回耶鲁。虽然我热爱委员会的工作，但我知道自己主要的专业还是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在华府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五个小时，每周七天，这对 我及妻子还有四个年幼的小孩，都是相当辛苦的。我还是继续担任委员会的顾问并积极贡献心力，特别是我原先负责的国际货币方面的议题。不只如此，由于我在经济学的圈子以外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因此我对一些现时的议题以及论争，也会更频繁地以书面或是口头的方式发表看法。我知道许多从华府政治圈退下来的人，经常很难再回到专业的学术领域，但我决定要尽快重返学术界，而我相信自己是做到了。

　　关心社会福利议题

　　肯尼迪与约翰逊在他们的施政方针上，都特别加上对贫穷宣战这项工作，而海勒以及委员会对此也有相当程度的介入。当时，除了黑人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外，我对联邦与州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缺失、无效率以及负面诱因——对工作和婚姻的惩罚——特别感兴趣。我在1965年与1968年，曾对这些议题发表过几篇论文。这些并不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围，但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学派的综合体系隐含了一项观点，即对于福利政策与所得重分配政策，如果从较广泛的范围来看，可以独立于宏观经济目标之外来做选择。有关资本主义式民主的运作，我们认为经济的繁荣既不依赖紧缩福利政策以及减少政府功能，也毋需实施对工人及穷人有利的重分配政策。

　　我个人赞同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弗里德曼也是如此。然而在我看来，他所赞同的负所得税规模太小，只能解决一小部分的贫穷问题；同时他也拒绝参与赞同此一作法的经济学者所共同发起的全国超党派声明。我曾在1972年协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高文（George McGovern）设计一套负所得税方案。不幸的是，麦高文和其幕僚在加州初选的热潮中，把这项政策宣示给搞砸了。我相信即使到今天，大多数的人仍然认为当年麦高文所倡导的是一套很荒唐又浪费预算的施舍。其实大选过后，尼克松总统推出的家庭补助计划，基本上和他在竞选期间所嘲讽的麦高文计划也没有多大差别。

　　在五十年前经济学的革命中，我是一名充满热情的新兵，其后又目睹了崭新的理论逐渐成为主流与正统，后来更成为反革命者攻击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的见解或经济学专业领域的潮流，我都已不合时宜．今天，许多年轻一辈的经济学者对新的古典宏观经济学趋之若鹜，一如30年代我与同辈学者纷纷投身成为反对老式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先锋。许多主题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整个大环境和当年经济大恐慌时代截然不同。各个参与论争的学派都拥有更完善的装备——我们在数学、分析及统计学的工具上，已有了长足的进展。我对目前经济学界的意见分歧，并不感到绝望，因为我们这个学科就是在不断的论争之中茁壮进步的。我预期，也许在我有生之年，就会有一股新的综合思潮演化而出。

　　我个人尚未离开战场。我希望能从一些新的观念中学习，但是我依然认为，也一直倡言：凯恩斯学派的经济观念在今日仍有其价值，不论是对经济运作的说明，或是对改善政策的建议都是如此。当然，我所指的并不仅限于当年凯恩斯的著述，还包括后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对这些理论所作的修正、发展与改善。

    获奖年度  1981年
　　演讲日期　1985年4月30日
　　出生日期  1918年3月5日

　　学历

　　1939　　哈佛大学学士
　　1940　　哈佛大学硕士
　　1947　　哈佛大学博士

　　经历

　　1946年～1950年 哈佛大学初级研究员
　　1950年～1955年 耶鲁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55年～1957年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7年～       耶鲁大学史特林经济学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

　　重要著作

　　《美国企业准则》（The American Business Creed），与哈里斯（S．E．Harris）等合著
　　《国家经济政策》（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经济学论文集：总体经济学》（Essays in Economics：Macroeconomics）
　　《十年后的新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ne Decade Older）
　　《计量经济学论文集：消费与计量经济学》（Essays in Econometrics：Consumption and Econ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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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索洛


　　说真的，我应该先警告各位，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会尽量少提自己的事，虽然今天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之所以这么作，并不是要刻意隐藏些什么。我倒希望，我有许多值得隐藏起来的事；至少那样好像意味着自己的一生相当刺激。我主要是认为现今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的现象，正在慢慢侵蚀我们的文化。这种现象最危险的例子出现在总统大选上，好像候选人的眉毛长得如何，比他的政见还来的重要。我真想把这样的现象归咎于电视，因为电视这种媒体更适合谈眉毛而不是经济理论。不过，这种科技决定论的观点也不尽能解释所有的情况：像是绝大多数事物的心理层面、跟人物有关的书籍相当畅销、非小说类书籍畅销前十名中，有七本是传记类，还有大家津津乐道雷根先生和柴契尔夫人的“个人关系”，这其中可是大有深意。（当然我不是指雷根先生与柴契尔夫人！）不过幸运的是，在谈到对个人的兴趣上，学术界里头的经济学家好像有着较大的比较劣势。以我和华特斯（Barbara Walters译注：美国著名电视女记者）为例，即使她有话和我说，我看我也没什么好和她说的。

　　反正一句话，刚刚我所说的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文化衰退的象征。（“索洛教授，请躺下来，告诉我们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我并不想刻意顾左右而言他，来规避今天的主题；我只是希望把焦点稍扩大到社会与知识界目前的潮流。

　　兴趣的萌芽

　　三十多年前冯纽曼去世后不久，当时《计量经济期刊》的编辑史卓兹（Robert Strotz）向我约稿，请我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冯纽曼和阮赛这两位，在本科研究之余，是对专业经济学者的研究影响最重大的非经济学家。（就影响力来看，霍特林应该也可以名列同级，但是他和经济学界的关系较为密切，事实已经可以称为兼职的专业经济学家了。）我从未写过这样的文章，但当时我的确深思了一阵。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浮现出来：冯纽曼是怎么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于是我问了一些我认为能够解答的人，但是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后来，我就写了封信给孟格（Karl Menger——其祖父系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开山始祖之一），希望他能一解疑惑，因为他在维也纳主持过数学讨论会，冯纽曼、瓦德以及一些经济学者都曾偶尔出席。孟格对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答复。他说，在奥匈帝国，人人都对经济学有兴趣。

　　我成长于30年代，高中毕业时是1940年1月。我也可以很肯定地说，30年代的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人人都对经济学有兴趣。其实不只是经济学而已；在我那个时代，聪明的高中学生所关心的不只是经济大恐慌的问题，也包括法西斯主义以及纳粹主义的崛起，当然这些事件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息息相关。生活中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无法正常运作，没有人真正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些现象，或是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是相当重要的。我想上面的叙述已经为经济学界的现况以及近期的演变透露了讯息。我前面提到，我是在1940年高中毕业的。当时，我比我的同班同学小了一两岁；不过1940年18岁的人，如今也66岁了。所以，再过几年，在活跃的经济学者之中，恐怕已不会有人对30年代有清楚的记忆了。那一代因深感有必要了解经济大恐慌而投身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者，很快就要从工作岗位退休。在今天大部分中、青年宏观经济学者的眼中，“景气循环”是一低度变异、自我相关不大、稳定而随机的过程，依循着一个大体令人满意的趋势而产生。这样的观念架构，和我自己在这个专业领域的成长背景所形成的架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也许他们的观念是正确的。我无意像个顽固的老学究，一再危言耸听，宣称明天就会有经济大灾难临头。因为其间所涉及的知识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从机率的角度来看，我从不认为重大的经济衰退会经常发生。但将之视为机率微小事件而建构的经济模型，我也没把握是否有用。我从根本上就怀疑，以机率的观点来思考重大的经济衰退，能否传送正确的信息——或是接收到正确的信息。我认为许多当代的学者基本上是把严重衰退的可能性视为一项指标，显示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潜藏了一些机制，可能导致经济长期远离理想的均衡状态。引发这个问题的导火线，可能是内在或外在事件共同的影响。就宏观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了解这些机制为何，以及可以采取那些防卫政策。当然，对宏观经济学的评价与思考，绝不仅只于此。但我认为如果当代宏观经济学不理会这种可能性，也是错误的。

　　我在1940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经济学原理是我大一的四门课之一。当时，我压根没想到会成为经济学者，恐怕连所谓“经济学者”的职业都没听说过，其工作的内容则更不用提了。现在回想起来，找原本打算往生物学的领域发展；大一那年，我两个学期都选修了生物学的课程，而且都获得A。但是我逐渐了解生物学并不适合自己，所以转而主修一般性的社会科学，在大二、大三，我修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

　　经济环境的激荡

　　1940年～1942年在哈佛大学部修习经济学的期间，我对于美国30年代刚发生过的经济大恐慌，并没有学到一套完整的思考架构。1939年～1940年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成长了百分之八，而在1940年～1941年间，则成长了百分之十八，1939年到1941年的失业率下跌了七点三个百分点；这些成果系受战时生产扩张之赐，不管是出口还是国内市场的均不例外。（各位都了解，当时我们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尚无任何概念；这些数据资料是后来推估的数字。但是如果按照当时所作的工业生产统计，1940年与1941年分别成长了百分之十五及十八。）那时我们使用的教科书及课堂上的讲解，都无法对当时在周围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有系统的说明，让我们有全盘性的了解。由当时若干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也可看出，他们对当年的经济情势也一样理不出个头绪。

　　当然，并不是全部都一无是处。我上了史立特与邓洛普（John Dunlop）有关劳动经济学的课程，还有史威济（Paul Sweezy）的马克思经济学，我从他们那边学到的知识，至今依然记忆深刻。

　　对我们这一代战后经济学者而言，有三本经济学巨著建构了我们的理论架构，而其中两本此时已出版：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以及希克斯在1939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Value and Capital）。（第三本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在1947年问世）。在当时，一些明星级研究生如萨缪尔森、梅兹勒（Metzler）、马斯葛雷夫（Musgrave）、托宾、亚历山大等，毫无疑问地都从这两本著作的观念获得一些启示，而这些观念后来也在经济学界引领过一阵风骚。但这两位经济学大师的著作，并没有很快地进入大学的课程。对当年僵化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而言，这些都是太新的观念。重点是，我并不觉得经济分析可以深入到当前世事的核心。因此，我并没有下定决心专攻经济学或成为经济学者，反而自愿入伍，因为我认为这是更有建设性的事。

　　三年后，我从军队退伍，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到校园，去修完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事实上，当时已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让我从容地选择。虽然那时我表现出来的模样，好像是要把无限个单一期间效用的折现值发挥到极大化，不过你无法在我身上获得证实。对我来说，那种感觉好像是对自己说：“究竟在搞什么鬼。”

　　里昂惕夫的教诲

　　1945年9月，哈佛仍然力行其“导师制”。每一位大三与大四的学生——当时我大三——都被分配到一位导师，每周会面一个小时。导师会指定一些阅读的文献，偶尔也会要求学生撰写短篇报告，两人再针对一周的功课进行讨论。我的导师是里昂惕夫。也许，那纯粹是一种运气。也许是因为我过去的成绩良好，总是拿A。也许正好相反；导师是外国人，又是一位理论家，也许感觉就像是身陷于外国人聚居之区。但不管如何，这的确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里昂惕夫身上，我了解到经济学不是一门大杂烩，而是一套建立在极严谨的理论与实证架构上的科学。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间，他教给我部分架构的细节。我必须承认，是里昂惕夫引导我走向了经济学者之路。

　　当时，他为我作了一件现在来看似乎可笑的事，但却颇值得一提。当年在哈佛大学，甚至可能修完博士班的课程，都可以根本不懂或是不用微积分。（每个人都必须念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或至少该书的第一部分，但其中的数学附录则可省略；其实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数学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了。）我在高中时，数学成绩相当不错，可能算是最拿手的学科。但到了大学阶段，却从没有想过再修习这方面的课程，当然对于数学和经济学的关联，则更是一无所悉。当时哈佛似乎并不允许里昂惕夫教授教数学以及数理经济理论，而他也真的遵照规定。不过在我们每周的讨论上，他常常用这样的话当作开场白；“你应该读读这篇或那篇……可是不对，你没办法。你不懂数学。这样吧，换这一篇看看。”我也许反应迟钝，但绝不是笨蛋。我当然想要阅读第一流的素材。我马上去选修了一系列的微积分，并持续研读数学的课程，直到足以应付每天的功课而有余。但当年我的数学知识，恐怕还不及今天任何一位对理论有点兴趣、程度还不错的研究生。把学数学看成这么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想起来也很令人惊讶。

　　从里昂惕夫身上，我未曾学到宏观经济学——事实上，从1945到1949年间，从完成大学课程到参加博士班考试这段过程中，我也未曾学过宏观经济学。不管如何，当时正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学校的课表上并无宏观经济学这个科目，倒是有“景气循环”的课程；我修的是哈勃的课，教得非常好。他所写的《繁荣与衰退》（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一书更是个中翘楚，我乐于向大家推介这本书。1950年，当我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时，最先教的经济学课程中，有一门就是“景气循环”。我猜想，我第一次看到“宏观经济学”样的名称，恐怕又是十年后的事了。

　　师友切磋

　　我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系指研究整个经济完整的加总模型。当时，宏观经济学几乎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代名词，也就是凯恩斯所说：“将产出视为一个整体的理论”。历史上的细微改变，深刻地影响了我所受的经济学教育。一些和我同时代的学生，是从汉森那里学习宏观经济学，地点是在研究所的货币银行学课堂，由他和威廉士（John H.Williams）共同授课。大概也是幸运吧，我修习货币银行学是在战后，可能是1945年或1946年。当时汉森正好休假一年，因此整个两学期的课都由威廉士来讲授。而且，由于战后大批退伍回来的学生涌入校园，货币银行学的课由研究所和大学部的学生合班上课。（我们那时都说，唯一的差别是大学部学生的成绩是依更高的标准来评分。）所以我后来毋需再修真正研究所的课程。

　　威廉士素以怀疑凯恩斯理论、怀疑宏观经济学著称，事实他几乎无所不怀疑。对事情抱持怀疑的态度，对经济学者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或许他的教导一直影响着我。然而，在宏观经济理论这方面，我对于自己该怀疑些什么都未曾学到。由于依循里昂惕夫的方式学习经济理论，我未和汉森有过深入的接触。我一直没有正式选修他著名的财政政策专题研究的课程，只偶尔出席几次，而内人则是固定的成员。

　　以下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张。我从一些年纪稍长而学识养先的同事，像杜森贝利及谢霖（Thomas Schelling）等人，学习了一些宏观经济学。至于由当时还是助理教授的古德温那里，我不只学到建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把握到处理这些模型的基本态度，而这种态度我至今仍然觉得很正确。它所强调的是单纯化、集中问题焦点，用扎实的模型来解答单纯的问题。要诀是要将精妙之处专注于正确的所在。

　　寻找完整的体系

　　当然，我能够阅读。但是，当时的研究生只有时间阅读老师指定阅读的部分，不知道现在的情形是否也一样？其实，尽管我在1949年结束了哈佛相关的课程，也通过了考试，但是我认为自己还是没有掌握到经济学应该能提供的一套行得通的理论，范围不只涵盖景气循环，还有经济活动的水准及变动，它的均衡或不断自我调整的特性，甚至它失衡的特性。这样的描述很困难，因为稍后出现看来很适合的名词——凯恩斯学派经济学，而不必然是凯恩斯的经济学——现在也不再通行，而目前通行的名词，似乎是专门设计来压抑我试图描述的好奇心。

　　我之所以谈到这些，其实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态度之所以不同于今天的“均衡景气循环”（equilibrium business cycle theory），与两者对宏观经济变异性的感受有关。也许30年代的经验以及30年代的问题在第二次大战获得解决这两项因素，造成了两者在方法取向上的基本差异。但是，这样的差异并不能解读为只是对1932年可能历史重演的忧虑。这并不是重点所在。让找重复前面所说的，我觉得重点是，透过这些极端的事件让我们体会到，经济体系中有一套机制存在，而宏观经济理论应该能对这些机制提出说明。

　　无论如何，我能做的研究很多。我从1949年起，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撰写博士论文，同期间也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我的博士论文是将所得分配的动态纳入模型，主要是工资及薪资所得，研究进入与离开就业市场的随机过程以及伴随而来的工资水准变动的结果。选择这个题目完全是我个人的构想。当然，背后也有一段故事。

　　在我念哈佛的时候，他们教的统计学可以说是一团糟。要不是亚历山大在研究所教了几周经济统计学，揭开面纱而让我们一窥真正面目，我真的是一无所知。另外，莫斯提勒（Frederick Mosteller）加入哈佛的社会关系系，教一学期的数理统计学导论，后来又引导我修习文献选读的课程。在我的记忆中，他所教导的重点不是技术，而是理解。在他的建议下，我把握了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供博士论文奖学金的机会，一方面撰写我的博士论文，一方面也到哥伦比亚大学选修数理统计的课程。所以，我得以从瓦德（那是他在印度坠机身亡前最后一年的执教）、伍弗罗兹以及安德生（T．W．Anderson）等教授那边，学到了详尽的统计理论。

　　1950年5月，我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担任经济暨社会科学系的统计学助理教授。从莫斯提勒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所学到统计学，引发了我的兴趣，当时曾有意终生投入于经济学的机率模型研究。此时，我的博士论文也已顺利展开。（这篇博士论文赢得哈佛的魏尔斯奖，奖金是以1951年的币值计算的500元，而且交出论文手槁，即可出版成书。可是我却一直没这么作。目前哈佛这项奖学金的给付金额比当年多上几千美元；因为我想我的论文应该还可更好，但一直没有找到时间修正。）一旦我们建构可应用于实际生活的模型，并领略其中乐趣，几乎都会体会机率理论在引发内在兴趣以及确保实务运作的成功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后来的情况并不是如此。

　　精益求精

　　除了教授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之外，另外如先前提到的，我也在研究所教景气循环这门课。当然，我自己要先弄清楚，我先究竟要让学生知道哪些东西。我们这些从事教师的人常说，学习一门课的最佳方式就是教这门课。这句话固然存在某些真理，但还不算是真理的精髓所在。你不必要教了某一门课，才能精通其中的技术性细节。基本上，相关的书籍就能在这方面发挥不错的效果。假如你很慎重地看待教课这件事，那么在过程中，你会努力找出，究竟要怎样才能把手上的这门课解释清楚；而这就已经是属于较高层次的理解了。但还有更高的层次。当同一门课教到第二次或第三次时，你对该课程主题的轮廓、组织的原则、要表达的信息、乃至它与经济学的其他部分以及实际经济生活的关联，都会有一番新的体会。结果确是如此，我开始时是教景气循环理论——举凡庇古、罗伯生（Robertson）、哈伯勒、卡莱奇、梅兹勒（Metzler）、汉森、萨缪尔森、希克斯等各家的理论须所不包——但到最后我教的变成宏观经济学（及经济成长）。

　　如果说我是自学有成，固然令我沾沾自喜，但这样的说法充其量只对了一半。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同事——萨缪尔森当然在其中，还有毕休普（Robert Bishop）和布朗（Cary Brown）——也都是这一个转型世代中的一分子。当凯恩斯创造出宏观经济学之际，他们是第一批感受到这股震波的学者。（请注意：凯恩斯的确是创造了宏观经济学，我在其他地方曾引用庇古对此事的看法：“据我的了解，在凯恩斯之前，应该没有人把所有相关的因素，包括实质面的以及货币面的，并同考量，他透过单一正式的体系，而得以一贯地解析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这就是我所说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这种意义的宏观经济学，正是我当年所欠缺的。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同事的对话中了解到这一点，而且我也迅速地让这种宏观经济学成为我心智世界的一部分。说也奇怪，身为美国人的我，当时对瑞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却较为熟悉，对凯恩斯或英国的凯恩斯学派的论述反而较为陌生。在研究所的期间，我读过林达尔（Lindahl）、米达尔、沃林（Ohlin）、朗柏格（Lundberg），特别是威克塞尔等人的著作，这些书籍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我应该是由哈伯勒引领进入现代斯德哥而摩学派（Stockholm school）的世界（买书的钱则是军队薪饷付的）。威克塞而是我自己发现的，找一直偏好他的理论，原因是在19世纪的大经济学家之中，以他的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精神最为接近。在《利息与价格》（Interest and Prices）一书中以及对“艾克曼的问题”（Akerman'sproblem）的附注中，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观点相当接近庇古的定义。如果威克塞尔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该有多好！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细述自己如何在1950年代开始研究经济成长理论，此处不再重复。在我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上，未曾清楚强调的是，我对成长理论的投入，有多大程度可以视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宏观经济学教育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是我在构思这次演讲时才想清楚的。哈罗德-多马理论（Harrod Domar theory）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成长路径的严肃课题。而我之所以修正该模型，主要是着眼于使模型所导出的成长路径，更符合历史的时间数列资料所实际呈现的状况。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完整、封闭的总合模型里的部分问题而已。我的成长理论强调资本面的理论架构，大概也是受到威克塞而影响的结果。

　　成为总统幕僚

　　下一步的演化，应该算是肯尼迪主政时代我在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日常的经济政策，从来不是我的专长。有一天午餐的时候，我听到萨缪尔森谈到，他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写好财经新闻作准备，这席话令我相当震撼。等到自己更为成熟之后，才了解这句话相当接近真实状况。不过在1960年总统大选期间，我只是一位旁观者并没有人请我加入肯尼迪的阵营。所以当我在深夜接到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海勒、托宾以及戈登——的电话，要我请假并加入为幕僚时，的确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向我这位成长理论的小子放出的钓饵，我可以在委员会里头作一位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只专注于长期政策的思考，而不必理会每天争吵喧闹的话题。

　　我相信他们的话，我认为他们的确也是持这样的看法。但在旧的行政办公室大楼待了两天左右，我就了解到，这里的所有心智活动，都是在面对每天发生的新刺激。新刺激马上就发生了。即将卸任的委员会理所当然地要准备1961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而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则要准备一份迷你的报告，作为3月6日在经济联席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报告的基础。每个人当然都全力以赴，但是有关的报告其实是由咨询委员会的三位成员以及奥肯和我担任主要的起草者还有倍克曼（Joseph Pechman）。其实地并不是幕僚的一员，但却是海勒的老朋友，因此也是我们在华盛顿的一名老搭档。那六周的准备期间，可以说是实证宏观经济学的紧凑训练。当然我用实证一词，并非暗示那是不太严谨的宏观经济学。其实能够发挥个人才智，运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甚至小幅修正世界的现象，实在是令我最感到快慰的经验之一。

　　两份《报告书》的封照

　　托宾和我（很遗憾地，其他的同事戈登、奥肯、海勒都已先后辞世）最近刚把1961年的声明及1962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重新出版，其用意是希望作为某种的原则声明。（其实此一版本中也包括了在里根政府第一届任期内由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所撰写的1982年《报告书》，从中可看出他们的观点。）对许多当代的读者来说，1962的报告书好像是新的古典学派对凯恩斯的反革命之前，一份与（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全面唱反调的纲要，类似那些“之前／之后的对照”的广告中，属于“之前”的那一部分。如果换作是现在来撰写这份报告书，那么以我们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学到的，托宾和我（还有奥肯，假如他还活着的话）都不会再写出同样的内容。事实上，即使我认为值得为报告书中的观点辩护，我也无意辩护。它可视为一个良好的例证，从中可以了解到像我这样的人在1961年所相信的是些什么。

　　首先——也许在这里我有点为自己辩护的味道——你绝对不能说我们忽略了经济体系的供给面。在我们的报告里面，有一整章讨论供给面的因素以及供给面诱因的重要性。毕竟，1962年的投资租税抵减（investment tax credit）正是出于我们这批人的构思。这个成长理论的小子，怎么可能对供给面视而不见呢？当初我们所作的，乃提出一套很合理的论据，说明当时美国经济处在一个超额供给、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的状况，而且这些现象已存在几年。我们坚持应该区分清楚下列两种情况：其一是透过需求的刺激来增加实质产出，也就我们所称“消除实际产出与可能产出间的落差”；另一种情形则是透过供给面的变动，来进一步增加实质产出。（在这里有必要再作一些说明，特别是此时此刻的现在，托宾和我早在当时就建议，正确的财政政策目标，是在充分就业下，透过货币面保持宽松，而让联邦预算有盈余。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有更高的国内投资及国民储蓄率，而我们又怀疑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民间储蓄。请别提凯恩斯学派对储蓄有过敏性的恐慌！）

　　经济均衡的探索

　　有一类当代经济学者一味地否定超额总供给会持续存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不都该知道“市场会结清”吗？难道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可能住吗？我必须承认，在1962年的《经济报告书》中，我们并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充分的反驳。毕竟，它是写给社会大众看的，而不是写给其他经济学者看的。所以，我这里必须把我们所要说的内容重新建构一次。

　　对前述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解答。一种是凯恩斯本人的观点：一个经济体系即使存在普遍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量未充分利用的情况，依然能达到总体的“均衡”。这种均衡并不是瓦尔拉斯式的均衡，也就是所有的市场都达到结清的地步，但是整个经济态势依旧是达到了均衡，因为并没有来自内在的压力要求情况改变。凯恩斯就这项观念在理论上的完整性，并没有提出很精确的说明，但这应该就是他的主张。我想我们并不采取此说。而另一个可能的解答，则可大致叙述如下：有太多现实的理由使名义价格或是工资不具备完全的弹性。列出这种种理由，当然并不足以形成一项理论。然而，由于有各种名义的僵固性（nominal rigities），因此实际数量与相对价格经常会落在错误的位置，甚至往错误的方向移动。因此，受到干扰后的经济要走向市场结清式的均衡，可能会慢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代价也可能非常昂贵。即使确有单一并符合柏莱图效率（Pareto－efficient）的均衡，任何的修正措施——不管属自动性还是权衡性的——都将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如果是60年代，我们应该会采取第二种说法。坚持相信与拥护这套观念的人，将它冠上“美国式凯恩斯学派”之名，想必是把它神奇面包（Wonder Bread）以及“命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归为一类。当然，早期在希克斯与莫迪利亚尼的著名论文中即可看到此说的精髓；他们都不是地道本土的美国人，不过也不必太在意这些。1962年的报告书中对此说未有着墨，其理由已如前述，但我相信这是托宾、欧肯以及我一致的想法，通常我常采用的简便假设是，名义工资具有僵固性。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已足以得出美式凯恩斯学派的标准结果。但是，这只是为树立模型声望的形式性或权宜性的作法而已。假如遭受质疑，我们还可以很轻易地找到经济体系中其他各式各样的僵固性及不完全性，这些只是更加强化了原有的说法。

　　若干年后，我和当时研究所刚毕业的史蒂葛立兹（Joseph Stnilitz）合写了一篇文章，将我先前所谓“老一辈”的观点作了一番整理。在该文中，我们将名义工资与价格在面对超额需求或供给时调整缓慢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劳动市场与商品市场都毋需在短期间达到结清的地步，而这种“短期原则”适用于两者。我们也证明，这样的经济体系会有相当偏差的变动，甚至有可能陷入类似失业均衡（unemployment equilibrium）的状况。我们的模型显然正是边纳西-德瑞兹-马林茂德“固定价格暂时性均衡”模型（Benassy－Dreze－Malinvaud fixed－price temporary equilibrium models）的先驱，他们的模型大概是五年或十年后才出现（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我们的论文备受冷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待遇，是因为我们甚至对于从数量配给市场（quantity－ratinned market）外溢到其他市场的情况，也未有所讨论；相反地，这却是上述三位法国学者固定价格模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因此让他们得以宣称他们将“有效需求”加以模型化。我们对这种属于微观经济的基础架构并无太大的兴趣；我们所想要表现的是，一个模型经济有时可能受限于需求面，有时可能是受限于供给面。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对“新古典的综合理论”（neoclassical synthesis）——或是更生动的说法是“非正统的凯恩斯主义”（Bastard Kerneslanism）——作出贡献。

　　有趣的是，我现在倒认为，凯恩斯的直觉是正确的。或许我们可以将非瓦尔拉斯式的均衡概念作为现代产业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基础。这样作为什么可能比较好？部分是因为经济学者相当受到均衡分析的影响；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它至少相当契合我们对经济生活的直觉与观察。凯恩斯之所以无法声称他已发展出所谓“失业均衡”的概念，是因为他缺乏分析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在许多年之后，才出现在经济学之中。

　　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

　　今天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有一派名为“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他们努力证明，像资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以及其他实际生活中的事例，如何导致在“错误”的就业与产出水准上达成均衡。他们指出，通常只要透过简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就能够有所改善。（这个看法是对的，但绝不是什么大新闻；同样的，不适当的政策也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这就是为什么棒球队要开除球队经理的原因。）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是好坏杂陈。它的目标正确，分析技巧也不错。但有时他们从实际生活中所选取以及强调的现象，似乎有些牵强，不值得摆上那么重的权数。他们会如此重视这些旁支末节，可能是因为渴望获得尊敬，同时又拖持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要受到尊敬，就必须力求接近经济学中简化假设条件的传统。这并非一无可取，也绝对优于号称“新典范”（new paradigm）的批发商式的作法，不过，偶而会发生常识和传统背离的情况，那么，我会永远选择常识这一边。如果宏观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为何在经过无可避免的实质冲击后，整个经济竟然能够长期远离充分就业的状态？那么，交易成本与资讯的不对称的问题，似乎无关紧要，不能视为问题的主要解答。

　　在那个年代，菲利普曲线是我们用来处理工资僵硬性的特定分析工具。萨缪尔森和我在196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可能创造出“菲利普曲线”这个名词，也促成菲利普曲线在美国生根。不过，现在我对这件事的作法会完全不同，以下我就解释其原因所在。

　　菲利普曲线的论争

　　大约六个月前，在一项于赫尔辛基举行的研讨会上，帕金（Michael Parkin）用“不幸的”（unfortunate）来形容我们的文章。他的意思并非指该篇文章不受欢迎，而是指它误导了许多人，使他们以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取舍关系，因而可以透过政策的变动影响经济状况。当时，我就起来辩解，只要仔细阅读过该篇论文，就会发现，我们已经把该设定在菲利普曲线之下的每一项条件，都陈述得相当清楚。我们还特别明确地指出，任何想在政策面利用通货膨胀与失业间取舍关系的作法，可能很容易导致菲利普曲线往反向移动，从而抵消了原先期望获得的成果。我们甚至还提到，预期的改变可能会导致情势真的循此预期变动。事实上，在论文中我们都提到了。

　　研讨会后，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对我说，他觉得我对问题仍有些闪躲。的确，一些形式上的条件虽然都已提及，但是该篇论文明显带着乐观的基调，看好透过标准的政策手段，就能在菲利普曲线上选取到一个落点。我必需承认林德贝克的观察相当持平。在60年代，折衷式的美国凯恩斯学派论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威力，并没有充分的警觉。他们对菲利普曲线的期望，远高于该曲线在实务上所能达到的程度。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现在我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我可以说，我不相信有一个相当稳定的“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这个概念似乎认定，在经济社会里存在一个可以察觉（最坏的情况是变动缓慢）的失业率［或是更广义的所谓利用率（rate of utilization）］，其重要的特性是：维持较低的失业率，会加速通货膨胀，而维持较高的失业率，会加速通货紧缩（deflation）。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是知名（？）经济学者中唯一反对所谓长期垂直形菲利普曲线者，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我现在已有了一些同感。打从一开始，我就发现所谓自然失业率的假说，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证的基础，都是相当脆弱的。

　　自然失业率的迷思

　　从理论的层面来看，弗里德曼认为“自然失业率”是“由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方程式所得出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许多接受自然失业率假说的人都了解，要接受此一假说，前题是承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能正确描述日常经济实况。至于其他的理论基础，也同样的牵强。而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有关自然失业率的计量经济估计值，大都只是基于非常薄弱的实证关系；任何一项都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以下的例子，或许不能算是很大的挖苦吧：自然失业率的支持者主张，英国目前的失业率在百分之九到十之间，低于自然失业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为何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因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

　　我个人比较赞同的假说是，没有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一个明确界定的数字加上通货膨胀加速或紧缩的特性。当然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想像总需求大幅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可能，当然这只是可能，你也可以想像需求水准低落，导致工资与价格日益快速地下降。）但是，那个关键性的水准，是取决于历史、制度、心态以及信念，包括对自然失业率的信念。假如该经济体系存在许多组的均衡，那么也可能有许多的“自然”率。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在报告自己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时，所选取的题材是经过挑选的，甚至有点支离破碎。例如，我就完全避开著名的双剑桥论争（Two－Cambridge Controverse）。那是因为这段插曲，在我看来是所谓看到烟就有火的一个活生生“反”例。在这段论争中，只有烟而没有火。如果，我把这部分向各位作报告，可能就会把话题转到心理学上，而这正是它原先想要治疗的病症。你可能也注意到，我似乎无意提到60年代以后的一些发展，只有谈到最近经济研究的方向时，偶尔会作一些点到为止的评论。这也是我刻意如此的。因为对于当前的思潮或论争，很难冷静旁观，但如果对之太过热中，可能也不是很公允的。

　　那么我就面临在演讲完毕后，如何有尊严地下台的问题了。因此我愿意在演讲即将结束之际，告诉各位有关我对自己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两点看法，特别是在我构思这篇讲稿时所体会到的事情。

　　经济学井非科学

　　首先，我有个感觉：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是错误的，它在性质上根本不是如此，这也可以说是我为何会有这种感觉的根源所在。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自认——并不全然是自我调侃——他们已经趋近一个放造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但在经济学里，没有这类理论；如果想建构这类理论，最后很可能会落到什么也不是的下场。假如你认为我这是在嘲讽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某些倾向，那你想得没错。

　　这与我坚信经济学应力求“科学化”的想法完全不冲突。所谓科学化，我指的只是我们应采用逻辑的思考方式并尊重事实。我在后面还会再谈谈“事实”。

　　有一次我曾听到史翠登（Paul Streeten）提及，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相信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信。经济理论家（甚至包括一些应用经济学者）似乎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建立系统的人，一种是解决困惑的人。我刚才所说的，似乎较偏袒解决困惑的人。所谓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困惑可能是从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产生；有待解决的矛盾现象、等待发现的范例（如最适货物税）、以及各种以“某某事情是否有可能？”的形式出现的问题。困惑也可以从观察中产生：如玉米-猪的循环周期、可分配份额的“固定性”，以及导致欧肯法则（Okun'slaw）的一些惯性现象。在我所作的经济成长研究中，和建立系统最接近者．其实一开始时也是为了解决困惑；哈罗德——多马理论中存有内在不稳定因素，但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何才能调和两者的歧异？我们当然承认有一些真正的系统建立者，而他们的确有高度的装饰性；但我个人的直觉是，系统太复杂，也牵连太多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很难用我们的方法加以建构。

　　现在我要谈谈事实。用严格的眼光来看，“事实”只是价格与数量的时间数列，剩下来的就属假设检定的工作了。我曾看过许多这样的检定，几乎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否定许多其他的可能性时，感觉上力道相当不足。毕竟，对一组时间数列的解释，实在有太多种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会出现另一篇论文，采用相当不同的函数形式，或修正过的模型。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要能进步，只有扩大供研究用的事实层面，纳入诸如专家与市场参与者的意见和随意的推论、态度调查、制度面的规则性，甚或我们本身的判断等等。我比较赞同的形象是吸尘器，而不是显微镜。

　　当然，我绝对不是说常识或者一般“务实的人”的观点总是对的。其实，务实的人所主张的理论常常错误或空洞。我所主张的是，经济学者不能不睁大眼睛观察四周，再判定什么是有道理的，什么只是牵强附会之说。这些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诉诸于观察与逻辑为其辩护。

　　对经济学这门“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我该谈得够多了。一位朋友曾经送给我一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架直升飞机洒下的钱（货币理论者爱用的象征）正掉在一座岛上（经济学者最爱用的象征），并题上“还不及你想像中忧郁的一半”。我就在此打住。
  
    获奖年度　　1987年
　　演讲日期　　1988年10月13日
　　出生日期　　1924年8月23日

　　学历

　　1947年　　哈佛学院学士
　　1949年　　哈佛大学硕士
　　1950年　　哈佛大学博士

　　经历

　　1950年～1954年　　麻省理工学院统计学助理教授
　　1954年～1958年　　麻省理工学院统计学副教授
　　1958年～1973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1973年～　　      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

　　《直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Analysis），写多夫曼（R．Dorfman）及萨缪尔森合著
    《资本理论与报酬率》（Capital Theory andthe Rate of Return）
    《解说成长理论》（Garowth Theory;An Ex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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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斯


    受伯烈特教授的邀请在这一系列讲座发表演说之后，我拜读了先前各篇演讲的内容，才发现讲演题目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不禁让我进一步地思考，我的思想在哪些方面可以算是演化而来的。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演化是指由较为简单及粗糙的状态，往较为复杂与精致的方向移动，这种转变是由某一思考过程带动，并逐渐改善分析的能力。

　　威林（Lars Werin）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我时，提到我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名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在该文中我以个人的想法来解释为什会有厂商的存在。之后他又提到，我“在我的理论建构上，逐渐添加砖块，而终于在60年代的初期，树立起解答所有问题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能解答经济体系中制度性结构的所有问题的原理。我个人相信，他的介绍中所谈到的最后成果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如果因他的介绍而认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开始，然后逐步有计划地添加砖块，一直累积到建立制度性结构理论所需的资料俱已齐备才告罢手，那么实在是误解了我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

　　未曾预设目标

　　其实，我也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一直都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在每个阶段中，我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图伟略而来的。不过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所搜集的砖块拼凑起来，虽然谈不上是完整的理论，但如威林所称，是一种完整理论的基础。

　　个人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种偶发事件而带来了改变。至于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将是本场讲演的主题。我想这样的内容安排，可以呼应伯烈将教授主办这一系列讲座的主要用意，让大家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但是，即使说我的思想是由偶发事件所促成的，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却无疑地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吴尔夫（Virginia Woolf）曾说：“1910年12月左右，人类的性格有了改变”，从而导致“宗教、行为、政治与文学上的变化。”假如，这个日期的确标示了人类的转折点，那么个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会和前辈学者不尽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猜到了，我正是出生于1910年12月。更精确地说，是12月19日下午3点25分，地点是伦敦近郊的威尔斯登（Willsden）。我是家中的独子，家父在邮局担任电报员，家母婚前也在同一地方任职。虽然双亲都在十二岁之后即辍学，但却极有教养，只是他们对学术工作一无所悉，同时也不感兴趣。我个人的志趣一直都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学者的生涯感到惜懂，也无人指导阅读，因此无从分辨严谨的学者与浮夸的术士。尽管如此，我有两件事由双亲处获益良多。其一是，他们虽不能和我共享志趣，但一直支持我去作自己想作的事。此外，家母教导我要诚实与真诚。奈特曾说：“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或客观——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原则。”全心尊奉母亲的教诲，相信对我的工作意义重大。我一贯的目标是要理解经济体系的运作，要掌握真理，而非一味地支持特定的立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总是试着了解他们的立场，以避免产生误解。对于不劳而获的成果，个人一向没有兴趣。

　　年幼之时，我因腿疾必须穿上铁鞋行走，因此我上的是残疾学校。学校的主管单位同时也管理另一所供心智障碍者就读的学校，因此我怀疑两所学校间有些课程是相通的。我对在学校的所学不复记忆，只记得一阵子学过编篮子，可惜这门有用的技能我却学艺不精。

　　阴错阳差选读商科

　　本地的小孩通常在十一岁时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但可能是因为我就读于残疾学校的缘故，所以错过了考试。在双亲的争取下，我得以在十二岁那年参加考试，并获得基尔本中学（Kilburn Grammar School）的奖学金。学校的师资优秀，我也在正规课程上接受了扎实的教育。1927年，我通过了大学先期入学考试，其中历史与化学两科成绩优异。我又在中学待了两年，为伦敦大学的中级考试作好准备。这段期间的课程，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所修习的科目，所以我必须决定主修的科系。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历史，但是后来我发觉要取得这方面的学位，必需通晓拉丁文；由于我上中学晚了一年，同年纪的同学已念了一年的拉丁文，所以我被分到科学组。因此，我只好转到另一个表现优秀的科目，主修化学。不过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数学，而这又是所有科学学位的基础，所以我只有再度变更主修的科目为商业，这是当时基尔本中学剩下的唯一选择。

　　回想这一段人生插曲时，我归结自己之所以讨厌数学，系因为只学了数学公式和运算过程，却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假如我早一点读到场普生（Silvanus Thompson）的《轻松学习微积分》（Calculus Made Easy）——读书对各项运算的意义有清楚的解说——或是中学的数学课程也采取同样的教法，那么我很可能会继续攻读科学的学位。不过，还好并非如此，否则我大慨只能当一位平庸的数学家，绝对成不了第一流的科学家。我开始准备伦敦大学商学士的中级考试（除了基尔本中学并不教的会计学必须透过函授自修）。虽然我对这些商学科目仅具备粗浅的知识，我还是通过了考试。到了1929年十八岁时，我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学士的课程。1930年，我通过最终考试的第一部分。至于第二部分的课程，我决定选修产业组，据称是培养工厂经理人的课程，不过大学对自己课程的说辞并不可尽信。我就在对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作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重要决定。

　　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普兰特在1930年受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商学教授（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之前，曾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担任类似的职务。我选修产业组的那年，普兰持刚接掌这一组。1931年，在产业组课程结束前五个月左右，我参加了普兰特主持的研讨课程，给我带来莫大的启示。他引导我认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上过的一些科目和经济学有关，但我从未修过经济学。在普兰持的教诲之下，我了解生产者会相互竞争，结果提供了消费者最需要的产品。他进一步说明，整个经济体系是透过价格体系的运作来协调。当时我信仰社会主义，这些观念对我堪称为新奇。1931年，我通过商学士学位最终考试的第二部分。

　　由于我是在基尔本中学修习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伦敦经济学院规定必须在该校待上三年才能授予学位，因此我必须决定第三年要修习的科目。之前在第二部分的课程中，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产业法，因此我曾想利用这一年专攻产业法。假如我真的这样做，无疑地将会往律师方面发展。然而，应该是在普兰特的运作下，我获得了伦敦大学1931年-1932年的卡塞尔爵士游学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ing Scholarship）。我那一年要在普兰特指导下工作，这段期间也被伦敦经济学院认可为在校修习。以上就是我如何一路走来成为经济学者，而没有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者、化学家、工厂经理人或律师的经过。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定数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

　　修完商学士的课程，我对会计学、统计学以及法律已有一些了解。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未曾正式选读经济学课程，但我个人对经济学还是有了一点认识。我参与普兰特的研讨课程颇有所获。也和同样选修产业的朋友佛勒（Ronald Fowler）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当年的伦敦经济学院规模不大，我认识了一批专攻经济学的同学，彼此相互讨论，特别是维拉·史密斯（Vera Smith，也就是后来的维拉·卢兹Vera Lutz）、勒纳、艾得堡（Victor Edelberg）等人。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训练而踏入经济学的世界，事后证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经正规的思考训练，让我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市场机能与企业管理

　　我打算用卡塞尔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产业的垂直与水平整合。普兰特曾在他的课程里讨论产业界种种不同的组织，但是我们却缺乏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存在。我决定去发掘潜藏其中的理论。在我的脑海中，还有两个问题和这项主要研究计划相关。普兰特在课堂上谈到经济体系是靠价格体系来协调运作，同时他也批评政府产业的合理化的计划——特别是协调各种不同运输工具的计划。然而，普兰特在企业管理的课程上又提到，管理是在协调厂商内部生产要素。这两种歧异的观点该如何调和？假如所有必要的协调都已由市场提供。为何还需要管理呢？另外还有一个本质相同的疑惑，那就是苏联在1917年发生革命，但我们对共产体系如何运作却所知有限。这也难怪，因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到了1928年才施行的。列宁曾说，在共产主义下，整个经济体系将会以类似一个大型工厂的方式来运作。虽然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者认为这不可能，然而，在西方的世界就有不少大工厂，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呢？

　　我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美国。我访问了一些大学，但主要是为了我的研究专案而访问企业以及工厂。我和每位我拜会的人士交换意见，阅读有关的产业期刊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报告。在美游学一年结束之际，我对于产业组织的许多问题，仍然只有一知半解的感觉，但我相信部分的疑问已找到了解答。

　　经济学家谈到经济体系的运作时，总认为是透过价格机制（或市场）来协调，但是却忽略了使用市场仍有其成本的事实。从这个观点来看，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协调机能，不能一概以无效率视之——完全要取决于其成本和使用市场成本的比较。我知道，以这样的方式来看问题，可能会影响对中央集权式计划所采用的观点。但同时我们也可藉以了解，何以生产因素的使用，有时是由厂商透过管理来协调，而有时则是由透过市场协调，这也正是我深感兴趣的课题。一笔交易会在厂商内部完成还是透过市场来运作，应该要比较两者的成本才能决定。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浅显的道理，但是我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搞清楚——即使到今天，仍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者还不了解这个道理（或其重要性）。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修习商学士的最后一年，刚巧能碰上普兰特来此执教的第一年，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而能在次年荣获卡塞尔游学奖学金，又何尝不是另一桩幸运的事。接下来还有更特殊的际遇。1932年，我进入就业市场，那一年正值经济大恐慌以来最差的年份，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但我却无此困扰。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1年，黄麻工业界巨子波那（George Bonar）捐助经费，在贝佛里基（William Beveridge）爵士和其他伦敦经济学院人士的建议下，于丹迪（Dundee）成立了一所经济与商业学校，主要目的是训练有志投入企业界的学生。高层人员1931年时已经聘好，而较低层的人事则在1932年才决定，这正是我的毕业找事的那年。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当时的经历并不出色，但对这个职位可能比大多数经济研究所的毕业生还更为适合。我在1932年10月受聘为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的助理讲师。要不是该校在1931年成立，我真不晓得自己要作些什么。结果各项发展都配合得恰好，而我也就按部就班地演化成为经济学者。

　　初露鋒芒

　　我负责的三门课都从十月份开始。至于当时我是怎么做到的，自己现在也无法想像。另一位助理讲师布拉克曾经形容，当我来到丹迪的时候，整个脑袋装的都是有关厂商的概念。幸运的是，有一门课是“企业组织”。我在一封写给好朋友佛勒的信中，描述了我在第一堂课所讲述的内容。这些素材日后成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Firm）一文的主要论点。（19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提及得奖理由时，曾经特别提到我的两项著作，这是其中之一）。我在1932年根本想不到这些观念以后会受到如此重视。我非常喜欢这那门课，所以我在给佛勒的信中描述了课程后，接着表达了个人很大的满足感：“（我想）对这门课来说，我采用的是全新的教法，所以我觉得极为满意。有一点我感到很自豪，这些全都是由我一个人构思出来的。”就如我在诺贝尔奖的得奖演说上所说的：“当年我只有二十一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开始阅读经济学的文献——包括亚当·斯密、巴贝基、杰文斯、魏克司梯德（Wicksteed）、奈特等人的著作。布拉克在为《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上撰写我的生平介绍时，形容我在这段初出道的时期，态度“坚定得令人惊讶”。“他心目中的经济学，不但要能处理真实世界的问题，而且手法还要精确。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如果能够达到这两项目标中的一项，就感到非常满意了。但持平来说，我发现科斯在经济学研究上的突出之处，就是同时达成了这两项目标。”不管我是否真的成功，布拉克确实是说中了我在经济学研究中一贯的目标。我把这一切归诸于自己并非一开始就主修经济学，而是先接受商科教育，因此我在开始展开经济学研究时，是希望以此来了解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

　　然而，我并没有自外于经济学之外的世界。1933年，钱伯霖的《垄断性竞争理论》（Theory of Mononolistic Competition）以及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相继出版。这两本书在经济学界激起相当大的波澜，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卷入其中。当时仍在丹迪的我写了一篇论文，采用罗滨逊夫人的分析方法来检验钱伯霖所讨论的问题。该文发表于1935年。至于更能具体展现我一般性态度的，应该是那时我对预期所作的研究。

　　验证蛛网理论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在放假时会到伦敦经济学院，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和佛勒讨论一些经济学的问题，当时他已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助理讲师。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非常感兴趣，那就是许多经济学者相信，生产者在决定产出时，是假定目前的价格与成本在未来会维持在同样的水准。有人提出证明，假如生产者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运作，将会导致价格与产量的波动（这就是卡尔多提出的“蛛网理论”）《cobweb theorem》。一般认为蛛网理论的典型例子，是英国养猪产业的循环周期。我们作了一项统计研究凋查，结果一如我们所猜想，英国的养猪业者并没有假设目前的价格会在未来维持不变。当价格高得异常时，他们预期价格会下跌；而当价格低得离谱时，他们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扬。在我的通信记录中显示，我曾想过运用在这次研究中所发展的技巧，来探究生产者是如何形成在其他方面的预期——而佛勒也有类似的想法。当年我深感兴趣的，是要具体量测经济学者通常仅以理论性的方法来处理的概念，这是深受芝加哥大学舒兹所导出的统计需求表的影响。

　　除了有关预期的研究之外，我也开始展开对资本成本的调查研究，探讨发行规模大小以及厂商的规模与业别对成本高低的影响。这些研究均未完成。不过佛勒倒是完成了一项有关钢铁生产的研究，主题是废铁与铣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发表于1937年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我也期望自己未来能投入到类似的数量调查研究。但这份期望并未实现，原因并不难理解。1934年，我受聘为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的助理讲师，教授银行学及财务学，两门我几乎不曾接触过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到了1935年时，伦敦经济学院聘我为经济学的助理讲师，我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教授独占理论（接替转到剑桥大学的希克斯），二是协助企管系的普兰特教授，三则是担任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课程［接替已前往南非的巴特森（Batson）］。有关独占理论的课程，对我而言并没有特别的困难。我们有罗滨逊夫人的书，同时我也写了有关双头垄断（duopoly）理论的文章。1937年，我发表了一篇名为《有关独占理论的几点注解》（Notes on the Theory of Monopoly）的文章，其中有些观念就是来自这门课程。至于我在企管系的工作则比较乏善可陈。我只准备了一些类似哈佛商学院的个案资料，并协助教学。

　　专攻会计学的爱德华兹（Ronald Edwards）也加入企管系的师资阵容，佛勒和我与他一起处理会计研究协会（Accounting Research Association）的会务。我们曾深入探究，公开的会计报表的数学，可供经济研究之用的程度如何。我们发现，只要这些数字的计算基础已被使用者充分了解，便可以作为经济研究之用；我们为此出版了一本有关英国钢铁工业的研究报告，使用的资料就是来自厂商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我也曾在《会计师》（The Accountant）期刊上发表一系列有关成本会计的文章，这些文章曾被多次重印与引用；我想主要是因为在1930年代，这是当时唯一有系统地介绍机会成本观念的文字，而这也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授课的内容。

　　公用事业的领域

　　我个人主要的研究，还是和我所教的公用事业课程有关。我很快就发现，当时英国对公用事业的了解几近于零，因此我对自来水、瓦斯、电力等产业，尤其是邮政与广播事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历史研究。另外还有一篇著作值得一提。1934年，当我还在丹迪时，我撰写了《厂商的本质》一文的草稿，把我1932年的讲课内容作有系统的陈述。我到伦敦经济学院后，把这篇草稿作了一些修改，投稿到《经济学期刊》（Economica），并在1937年刊登出来。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注意。我还记得，期刊出版的那一天，在午餐的路上，有两位商学科系的教授向我恭喜，但后来却没有再提起这篇文章。系主任罗宾斯也从来都没提到。显然，这篇文章并不是立刻获得成功。

　　1939年9月，英国正式宣战。先前我谈到的工作及研究，都是属于1932年到1939年的战前阶段。1940年，我被任命为林业委员会（Forestry Commission——负责当时英国的木材生产事宜）统计处处长；1941年，再转往隶属战时内阁办公室（Offices of the War Cabinet）的中央统计办公室（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负责军需物资的统计工作——包括枪支、坦克及弹药等项目。直到1946年时，我才回到伦敦经济学院。这六年的公职生涯，对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过程并没有任何作用，有的恐怕只是更坚定我对经济学的偏好吧！

　　当我回到经济学院时，我负责的科目变成经济学原理，这是对主流经济学说作传统性的解说。1946年，我发表了《相互关联成本与需求下独占厂商之订价》（Monopoly Pricing with Interelated Costs and Demands），主要是以我战前讲授独占课程的资料为素材。同年我还发表了《边际成本之论争》（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这篇文章可以显示出我对经济政策的研究方法和当代大多数经济学者不同之处。

　　对边际成本定价的批判

　　在大战即将终结之际，战时内阁办公室经济组的经济学者开始考虑英国在战后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当时在经济组任职的米德（James Meade）及佛莱明（John Fleming），合写了一篇有关国营企业定价政策的论文，提倡边际成本订价的观念。凯恩斯当时担任财政部的顾问，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大表赞赏，并转载于由他编辑的《经济期刊》上。我和经济组的同事威尔逊（Tom Wilson）却不赞同该文的论点。我曾在《经济期刊》发表了一篇评论的短文，而在战后又写了《边际成本之论争》（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一文。其实，在米德与佛莱明的文章之前，我已经对赞同边际成本定价的论点有所认识。勒纳就曾在伦敦经济学院极力鼓吹边际成本定价的观念，也作了深入的解说。个人即是透过对勒纳观点的思考，而形成了对边际成本的不同看法。

　　我一贯主张，如果把边际成本定价法当作一般性的政策，将会导致浪费无度，同时也会带来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另外也可能造成租税效果，在其他地方诱发原先不存在的价格与边际成本间的差距。威尔逊指出，这样的政策将会导致国营企业取代民间业者，以及以集中营运取代分散营运。事实上，由于经济学者只致力于正确的边际调控，完全忽略了他们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当时边际成本定价法是学院派经济学者的主流看法）。我认为这些人根本就是言不及义，我曾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称为“黑板经济学”，因为他们谈论的状况只会发生在教室的黑板上。这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已经晋升为经济学高级讲师，主授公用事业，因此我主要的研究活动，仍是继续对英国公用事业进行历史的研究。1950年，我出版了《英国的广播：垄断事业的研究》（British Broadcasting：A Study in Monopoly）这本著作。

　　1951年，我移民到美国。促成我作成这项决定的原因，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化的英国的未来缺乏信心；另一方面是我喜欢美国的生活（我曾在1948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研究商业广播系统的运作），再加上个人对美国经济学者十分仰慕。在老一辈的经济学者中，我最尊敬奈特，而和我同辈的学者中，则属史蒂格勒，刚才我也曾提到舒兹对我的影响。到了美国之后，我第一所执教的学校是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of Buffalo），该校公用事业的专家桑纳（John Sumner）曾在战前造访伦敦经济学院，因此是由他推荐我来此任教。1958年，我转往弗吉尼亚大学执教；到1964年，我又受聘为芝加哥大学教授。

　　刚到美国的时候，基于自己曾接触过英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广播事业，于是决定对广播经济学作深入的研究，基本上，这也是持续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我也搜集了相当多的相关资料。由1958年到1959年的一整年，我都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at Standford）度过，在那段期间，我写了一篇名为《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文章，刊载于《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这篇文章的发表，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财产权制度

　　在那篇文章中，我探讨了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于分配无线电频率波段的作业。我建议应该销售频率的使用权。这种透过价格方法来配置资源的方式，就经济学者来说，绝不是什么新鲜的课题［事实上这种作法，已经由贸塞尔（Leo Herzel）建议用在无线电频率波段的配置上］。但在我的文章比较特别的是，还额外探讨了这项权利的性质。无线电频率波段使用上的主要问题，是相同或邻近频率所传送信号之间的干扰。我主张，假如赋予使用权清楚的定义，同时也可以移转，那么原始的权利为何就无关紧要了——因为透过移转及结合将可以达到最佳的结果。因此，我写下：“（使产值最大化的）最终结果，与法律（地位）无关。”这个我看来非常简单而浅显的主张，却受到当时与我接触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质疑。他们甚至认为我应该删除上面的那段文字。然而，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在文章发表之后，有一次在戴瑞克特家中举行的聚会中，我说服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让他们接受我的正确观点。他们也邀请我再把这些想法写出来，发表在《法律与经济学期刊》上。

　　我以满腔的热情来进行这项工作。当时《法律与经济学期刊》在戴瑞克特主编下所获得的成就，一直令我敬佩有加。该刊所登载的论文探讨了企业的实际运作、不同财产权制度的效果以及管制系统的运作。我曾想过，假如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组织这部分）要进一步地发展，应该加强刊登这方面的论文，只是当时这些论文很难为正统的经济学期刊所接受。我这篇有关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就是一例。

　　不过，我还想超越该文的内容，用更一般化的方法来处理财产权制度（Property rights systems）的原理。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中，我曾论及史特基斯与布立基曼（Sturgesv．Bridgman）的案例，但我还希望能深入检讨其他比较麻烦的个案（由于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时的经验，我对法律个案并不陌生）。同时，长期以来（也是自学生时代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想法，虽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一书就其所探讨的问题是伟大著作，但他的经济分析并不是相当扎实。我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中，曾两度提及庇古的著作，但并没有深入讨论他的观点，因为那篇论文是专注在无线电波段频率使用的配置问题。然而，透过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的讨论，我认清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强势影响，于是我就着手直接探讨庇古的分析方法。同时，我也希望讨论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对分析的影响，这个问题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只于附注的部分提及。我把以上这些目标或主题结合起来，写成《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这篇论文。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马上就深受各界注意。各种赞成或反对的文章纷纷出笼，使该文堪称经济学文献中最广受讨论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涵盖我曾长期思索，但一直未执笔写出的观点。说也凑巧，要不是那些芝加哥的经济学者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章节提出反对意见，恐怕我也不会撰写《社会成本问题》，而其中的观点也将继续潜藏在我的脑海深处。

　　交易成本大于零

　　这篇文章是1960年夏天执笔撰写，地点是我当年接触法律报告的伦敦经济学院。找在文章中主张，庇古在看待所谓的“外部性”（externality）问题时犯了错误。基本上，这是一个相互的问题，但庇古没有看出这一点（或是纳入分析中），使得他（以及追随他的经济专家）无法发展出一套适当的分析方法。在交易成本为零（这是他的分析中隐含的假设）的情况下，庇古的政策建议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透过双方的协商即可产生最佳化的结果。然而，实际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如果要探讨真实世界的状况，就必须假设交易成本大于零。假如这样作的话，除非我们清楚了解交易成本以及个案的实际状况，否则就无从主张什么政策建议才最为恰当。这些相关资料，只有透过实证研究才能取得。

　　因此，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只是提出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提供答案。就如我在该文中所说：“唯有从实务面来仔细研究市场、厂商及政府如何来处理不利效果的问题，才能对政策有较令人满意的看法……我深信经济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通常都会高估政府管制所可能带来的利益。纵然我这项看法获得证实，也只不过是显示应该进一步节制政府的管制，还是无法指出界限应该画在何处。我总认为，我们应该对以不同方法来处理问题所产生的实际结果，作仔细的探索，才能知道界限所在。”

　　在《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一、两年后，我接到芝加哥大学的聘书。吸引我前往该校的原因，有部分是我要负责《法律与经济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我先前已经提到，个人对该刊以及其所刊载论文的敬意。我希望能够接续这项工作，所以就欣然来到芝加哥任职。我非常喜欢这项编辑工作，凭藉着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法律与经济学研究计划方面的资源，再加上提供在期刊上刊登稿件的机会，我得以鼓励经济学者以及法律学者进行《社会成本的问题》中所倡导的实证研究。在我的努力下，许多杰出的论文相继刊出，让我度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每篇文章都值得重视。在七八十年代，类似性质的论文也开始出现在其他的学术期刊上，其中许多都引用了《厂商的本质》以及《社会成本的问题》这两篇著作。我觉得此刻正是把个人有关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的论著结集出版的时机，因此，我在1988年出版了《厂商、市场与法律》（The Firm，the Market and the Law）一书，将我在这方面的主要论文重新付印，也包括一篇介绍个人中心思想的专文。

　　另一件影响个人思想演化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当时威廉生（Oliver Williamson）以及温特斯（Sidney Winters）在耶鲁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庆祝《厂商的本质》一文发表50周年。这次盛会，恐怕是我这一生参加过的研讨会中最好的一场。八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并不是对《厂商的本质》一文给与褒贬，而是针对该文所提出的议题作深入的检讨，并对文章的内容加以引申与更正——如果他们发现其中有误时。在这次会议中，我也发表了三次演讲，分别阐述这篇文章的起源、意义及影响。

　　温故知新

　　参加研讨会以及准备演讲稿，对我个人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撰写《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以及在60年代和张五常（Stven Cheung）所作的后续讨论，让我了解到交易至经济运作的广泛影响，但是我还未曾有系统地评估这个问题。威廉生在地的论文中，提到《厂商的本质》一文中的理论甚少在实际应用，主要可归因于该文并非“操作性”（operational），他的批评我认为大致无误。我想他的看法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并没有纳入一套一般性理论之中，以供我透过实证研究来验证或发展。事实上，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般的经济理论都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如果在里头加入交易成本的考虑，将会造成结构全面改变。即使将范围局限在《厂商的本质》中的理论，还是会发现，要做到具有操作性，仍有难以克服的障碍。为了生产特定的产出结果，必须协调各项生产因素，而这项协调工作是要由厂商内部的行政程序来完成，还是借助市场的价格机能，乃是取决于不同协调方法的相对成本，至于有无利润，则要看绝对数字而定。但是，决定这些相对与绝对成本的因素为何？要找出这些因素并不简单，但更困难的问题还在后头。我们的分析工作不能只局限于单一的厂商。一个厂商的协调成本以及所面对的交易成本，受限于其采购投入要素的能力；而供应这些要素的厂商，他们的供给能力有相当部分是取决于本身的协调成本及所面对的交易成本的水准；同样的，他们的供应厂商又会受到类似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要处理的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结构。

　　耶鲁的研讨会重燃起我对《厂商的本质》所提出各项议题的兴趣，我当下决定，一旦手头上已承诺的事项告一段落，就要全心投入，期望能针对影响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的因素，协助找出一套分析的理论。此时，我在研究的路上已不再孤独。由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可以显示，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已在进行，以求理论的理清与改良；同时许多高水准的实证研究也在进行之中，将可提供数据资料，供未来进一步研究之需。我们已开始关注需要解释说明的事项，虽然要达到目标，需要许多经济学者多年的投入，但我深信，我们必定能为生产的制度性结构建立完整的理论。尽管在这条路上我显然无法全程参与，但我在耶鲁研讨会的时候已下定决心，将把自己余生之力从事这件工作。

　　到了1991年，我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让我获奖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五十多年前发表的《厂商的本质》以及三十年前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第一篇在当年备受冷落，而第二篇的重要性则引发各方的论争，两者可以说都未曾立即获得经济学界的赞同。如果说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一致的肯定（我不敢确定是否真的如此），那应该也是最近的事。威林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提到，我“大幅改善我对经济体系运作方式的认识”，又加上一句，“虽然找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了解这件事。”

　　原创性的源头

　　希望这篇讲词能真正回应伯烈特教授的要求，有助于各位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不知道我的故事对各位有什么启发呢？大家常说，原创性的观念通常来自初入行的年轻人，这完全符合我的状况。1932年，我是在丹迪专校的一次演讲时，将交易成本的观念导入经济分析之中，当时我只有21岁。如果说经济学是我的领域，那我当时不过是初入行而已。然而乍看之下，实在很难了解为何把交易成本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会算是“原创性”的构想。我初次来美国时所带着的疑惑，其实任何人都不难发现，而我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相当简单明了。

　　其他的经济学者之所以未能将交易成本纳入分析，并不是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从未考虑经济的制度性结构的问题，因此也就不会碰触到令我感到疑惑之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套用丹塞慈（Demsetz）的解释，系因为从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体系可透过价格系统加以协调的看法之后，自他以后的经济学者，都以将这套理论规格化为主要任务，由此导出了把经济体系的运作视为极端分散的理论。这诚然是人类智识发展上的崇高成就，具有其恒久的价值，可惜以经济学而论，其视野却失之偏颇，以致忽略了经济体系里头一些非常重要的性质。这些背景说明，或许多少可以解释何以《厂商的本质》在发表后，并没引起什么注意。

　　至于为什么《社会成本问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吸引各方的注意？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说明撰写这篇文章的特殊背景。正因如此，这篇文章一发表后，即刻受到芝加哥大学一群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全力支持，特别是施蒂格勒。我的论点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环境下，资源配置与负债的法律地位无关。施蒂格勒将之命名为“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这样更加深各方对这篇文章的注意，许多攻击以及防卫科斯定律的文章纷纷出笼。

　　科斯定律所探讨的是零交易成本下的状况，这一点对该文受到瞩目也有所帮助，因为大部分的经济学者都习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下从事分析，尽管这项假设大为背离真实世界。大家似乎未发现，此一定律可以应用到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真实世界，前提是交易成本不会因负债的法律地位变动而受重大的影响，而这一前提一般都能成立。说也奇怪，我的讨论中未纳入符合真实世界的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好像使各界对该篇论文的注意不减反增。另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我批判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当时大部分经济学者都奉为圭臬）。因此，有许多经济学者为文为庇古答辩（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答辩）。

　　另外有一点和前述纯经济分析技无关系的是，该文探讨财产权制度原理以及法律对经济体系运作的影响，因此扩大了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个领域，使其不再只局限于反托拉斯的政策。该文也引起美国各法学院的法律学者与经济学者的兴趣，进而催生了大量的文献报告，并导致“法律与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兴起。

　　真理长存

　　在种种特殊因素的因缘际会之下，使这篇文章能迅速成功。不过如果因而认定，一篇文章的论点要为人接受，必须靠一群贤达之士的支持，或是能引发争论等等，这就是误解了。其实以《厂商的本质》为例，发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但现在却已对许多经济学者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是好观念，即使不像《社会成本问题》具备上述那些因素之助，迟早还是会为人所接受。套句我师普兰特之师坎南（Edwin Cannan）的话：“错误的观念只能幸存一时；唯有真理才能长存，赢得最终的胜利。”

　　在《厂商的本质》及《社会成本问题》的分析广受认同后，未来的工作是什么呢？诺贝尔奖委员会曾说，我已为建立制度性结构的理论提供了砖块，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找出些砖块的相互关联，以建立起这样的理论体系。我希望自己能在这方面的工作贡献心力，然而时不我予，我个人的生命之路已近尾声。尽管如此，还有其他优秀的经济学者会继续研究工作，一个完整的理论轮廓应该会在不久之后开始浮现。相信未来这些学者之中，也一定会有人受邀来成为这一系列讲座的演讲者，向各位报告他们的演化历程。

    获奖年度　　1991年
　　演讲日期　　1994年4月12日
　　出生日期　　1910年12月29日

　　学历

　　1932年　　伦敦大学学士
　　1951年　　伦敦大学博士

　　经历

　　1932年～1934年　　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助理讲师
　　1934年～1935年　　利物浦大学助理讲师
　　1935年～1938年　　伦敦经济学院助理讲师
　　1938年～1947年　　伦敦经济学院讲师
　　1947年～1951年　　伦敦经济学院高等讲师
　　1951年～1958年　　布法罗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8年～1964年　　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4年～1970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经济学教授
　　1964年～1981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教授（Cliffton R．Musse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81年　　       堪萨斯大学法律与经济学荣誉客座教授
　　1982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

　　重要著作

　　《英国的广播：垄断的研究》（British Broadcasting：A Study in Monopoly）
　　《厂商、市场与法律》（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论文集》（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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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阿罗


     剖析自己并不是令人舒坦的事。一方面企图全力表现自我最佳的一面，一方又担心名不副实，两者之间的分寸实在不易拿捏。在此，我愿意矢志追随福尔摩斯（SherlockHolmes）这位卓越的真象追求者的训示，这是他在也许是唯一一次表现得过度谦虚时所说的话：“我亲爱的华生，我绝对不能同意将所谓谦虚与其他的美德并列。服膺逻辑思维的人，对所有的事都应该实事求是，贬抑自己与自我夸大，同样都是背离了真理。”〔见〈希腊翻译员〉（The Greek Interpreter）〕

　　回忆的盲点

　　我们在回顾时，并不能宣称对自己的一生无所不知。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知识积累，我都不敢说自己完全了解曾经影响过我的所有力量。事实上，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各位就可以发现，我目前仍然无法重建自己的思想与兴趣在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因素。当重新阅读以前所写的学术论文时，我偶尔会察觉到自己的记忆多少有一些错误。其实，参与这一系列演讲的主讲者，都被要求担任他们自己的历史学者或传记作家；然而，就像所有的历史学者或是传记作家一样，他们偶尔也会犯错。如果这些回忆能够和文献记录相互印证，就应该值得信赖。否则，诸如主讲者个人单独与闻之事，只能视为不尽完美可信的证据。

　　我一直对经济思想史有浓厚的兴趣。过去几年也教授这门课程。我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新观念的发展中，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究竟如何。举例来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经济学家的个人成长历史与阶级背景是重要的因素。然而，实际的状况并非如此。以19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说，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相当成功的生意人，或许说他是高明的股票投机客更为恰当；小弥尔（John Stuart Mill）则从小就被严父培养为知识分子。尽管两人的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但他们的经济理论却非常近似。无可讳言的，教育在知识的积累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影响程度愈来愈深远，因为今天的经济学，和其他的自然与社会科学一样，早已成为一项专业的学问。再者，个人的才智与兴趣，也可能影响经济学的专攻方向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但是，似乎没有证据显示出，经济学家的人格特质，会在他所引介的新观念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因此，我接下来只对个人的出生背景作简要的介绍。我父母双方的家庭皆是外国移民，在1900年左右来到美国，并在纽约安定下来。双亲来自贫穷的家庭，而母亲的家庭则是勤奋而业绩平平的商人。他们两人都非常聪明，家母是高中毕业，家父则是大专毕业。家父年轻之时，经营事业可说一帆风顺，因此我10岁之前生活非常舒适，而更重要的是，家里有许多好书。后来，经济大恐慌使家父的事业一败涂地，大概有十年的光景，我们的家境是一贫如洗。

　　我在年幼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资赋优异。我几乎无书不读，并且渴望将自己的理解加以系统化。举历史为例，在我的想法里头，历史并不仅仅是一些日期与一些生动的故事，我将之视为一个序列，从一个事件中不断产生下一个事件。这种秩序感在我高中与大学的阶段逐渐成型，导致我对数学与数理逻辑产生浓厚兴趣。

　　由统计学入手

　　整体来说，我在小学及中学表现优秀。到了大学，由于家境贫寒，我仅能选择纽约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就读。该校自1847年以来，就受纽约市政府补助而不收学杂费。迫于经济因素而不得不来此就读的优秀学生，可以说比比皆是，因此学生的平均素质相当高。在师资方面，一般来说都能胜任其职，有些更是相当杰出。老师们均以育英才作为职责，我从中获益颇多。因为担心失业，我选修了一些较实用的课程，例如高中教学、保险精算以及统计学等作为辅修的学科，毕竟我有兴趣的数学与逻辑等较抽象的科目，对就业的助益不大。没有料到，修习统计学却对我个人经济学的生涯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透过文献附注中提及的资料来源，使我对快速发展中的数理统计学有了更多的了解。数理统计学为统计实务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其带来了全面性的改变。1940年我大学毕业后，无法在高中谋得教职，于是决定进入研究所攻读统计。当时统计学还未成为独立的科系，教授数理统计课程的地方也是凤毛磷角。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受业于统计学大师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门下。霍特林的正式职位是隶属于经济系，也写过若干在经济理论上相当有分量的报告。我在修习他的数理统计时，了解自己已找到了专长所在。

　　当时，霍特林乃至整个经济系都曾给我有力的精神支持，然而，除了霍特林以外，并没有人对经济理论投入多大的关注，这一点倒是满令人讶异。当时，经济系把重点摆在实证面与制度面的分析，而系里的支持就表现在最具体也最必要的方式上——提供高额的奖助学金。在这种背景下，我学习经济理论的方法，也和学习其他很多学间相同，是透过阅读而来的。就我个人的状况，我相信自修远比上课听讲有效。在经济学的领域使用数学作为工具虽然说由来已久，但当时仍只局限于少数的一批人。透过精挑细选的阅读，我能选择自己的老师，而且还的确选得很好呢！

　　我虽然成绩优秀，但自感原创力不足。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发生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一篇博士论文受到认可，有种种可能的情况，不过当时我在意的，是符合老师的期望，同时为自己做件不平凡的事。然而，这种责任感不但没有带来激励作用，反而有破坏性的效果。此外，四年的服役经验虽然有趣，又更耽搁了个人实现抱负的决心。我放弃了一系列中途告吹的研究构想，看来全都是浪费时间而一无所获，但最后却终于累积成社会选择理论（theory of social choice），也就是我第一项重要的成就。

　　开创社会选择理论

　　接下来，我要将这项贡献的源起作比较明确的交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呈现一般性经济思想如何与我个人的专长产生互动。社会选择和后面会提到我的其他研究领域有一项显著的不同之处，它可说是全新的课题，先前几乎没有人分析过。那些其他领域已经见诸文献上相当程度的讨论，我的角色只是引进新的分析方法或提供新的观点，但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我提出，而我也作了部分解答。

　　比较先进的经济理论学者都主张，各种架构中的经济行为，都系在有限的选择方案中从事本质上理性的抉择。例如，家计单位从不同种类的财货组合中作选择，这些组合乃是它们在当前的物价水准以及可支配所得下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而厂商方面，除了在固定的产出水准下就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作出选择，也要在不同的生产水准间作出选择。认为选择行为是理性的经济学者，诸如霍特霖、希克斯以及萨缪尔森等都认为，对各种不同的选择方案，选择者可以排列先后顺序。在一组可供选择的可能方案中，不论是技术上可行的各种生产方式，或是家计单位在预算限制下可以购买的商品组合，从事选择的人都会从中选出顺位最高的方案。

　　当我们说这些选择方案是按照偏好排列顺序时，其涵义相当明确。第一，任何两组选择方案都可以相互比较，选择的人可能会偏好其一，或对两者的喜好程度一致。第二，方案的排列顺序有一贯性。假设有A、B、c三种方案，如果对A的喜好大于B，而B又大于C则我们会认为A与C比较时，必然是A较受青睐。这项特性称为递移性（transitivity）。

　　虽然这项选择理论最初是用于经济分析，但显然在许多其他领域也都可以应用。霍特林、冯纽曼、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熊彼特（Josenh Schumpeter），都曾主张将这套理论应用到政治选择方面，像是对选择候选人的选择以及对法案的选择等等。投票可视为将个别选民对候选人或其政见的偏好加总，而汇集为所谓的社会选择。

　　我最初是在经济架构之中面对这个问题。我观察到，大企业并不是个人，而（至少在理论上）应该要能反映出众多股东的意志。可以确定的是，股东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将利润最大化。但是，利润是取决于未来的营运状况，而股东对未来的状况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假设公司必须从不同的投资方案中作选择时，每一位股东都会各自根据对利润的预期而排列各项投资方案的优先顺序。不同的股东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因此他们排列出来的投资方案顺序自然可能大异其趣。我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是采用由公司制定的正式投票规则。假如有A与B两种投资政策，被选上的必定是大多数股权所支持的一种。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大部分都会碰到两种以上的选择方案。为了简单说明起见，假设有A、B、C三项方案。最自然的作法，就从王者当中选出一个大多数股东认为优于其他两者的方案。让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所考虑的是公司政策，我们也许可以说，该公司能把所有的投资方案排列顺序，再选出最好的一项。然而，由于公司的决策不外是反映股东的想法，公司所排出的优先顺序，应该是按照个别股东所排列的顺序而建构出来的。假如大部分的股权都支持第一案，而反对第二案，我们可以说公司偏好第一案。

　　投票的矛盾

　　但是，后来我发现一种令人困扰的现象。A受到的支持度高于B，而B又高于C，但A和C相比较时，反而是C的支持度比A略胜一筹。换句话说，多数决投票（majority voting），并不一定会具备我刚才提到的递移性。

　　在此以选择为例来说明，假如有A、B、C三位候选人，同时也有三位选民。第一位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顺序是A优于B，B又优于C。我们假设个别选民对候选人的顺序排列存在递移性，则第一位选民偏好是A优于c。假设第二位选民的偏好顺序是B优于C，C又优于A，因此他对B的喜好应胜于A。而第三位选民的偏好顺序是C优于A，A又优于B。那么对第一位选举人和第三位选民而言，都是A优于B，因此在实行多数决的情况下，A和B之间的选择将是由A获选。同样地，第一位和第二位选民都认为B优于C。如果递移性存在，则A应该会胜过C。但实际的状况是，第二位及第三位选民却都较偏好C而不是A，所以产生无递移性（intransitivity），有时也称为投票的矛盾（Paradox of voting）。当然，这种无法递移的特性不必然会产生，而要看投票人的偏好而定。重点是，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pairwise majority voting）制度，并不能保证整个社会能产生出一个排列顺序。

　　我认为这样的观察一定也有其他人作过，事实上，我好像曾在哪里听到过。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是否的确听过。但不管如何，这种想法确实使我放弃这方面的研究，转而投入其他的课题。

　　大约一年后，我又不经意地注意到投票的问题。我发现，在某些特殊但非完全不自然的条件下，我先前发现的投票的矛盾可能不会发生。我认为这值得撰文探讨。但我在着手之际看到一本期刊，发现其中有篇英国经济学者布拉克（Duncan Black）的文章，提出了和我相同的想法。其实布拉克和我所发现的结果，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来随时都可能被提出，而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几乎在同时想到，这点巧合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解释。

　　对科学研究者而言，率先有所发现是一项激励，反之，结果若可预知，则令人泄气。因此，我再度放弃有关投票行为的研究，转而探讨一些重要但较不具吸引力的课题，不过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我偶然被问到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中足以显示，这方面的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值得重新研究。当时，新的赛局理论（theorgof games）被应用到军事与外交的冲突上。在这项应用中，国家被视为理性的行为者。然而，既然国家是由偏好顺序不同的个人所集结而成，那么上述的观点如何能成立呢？因为根据个人先前所作的研究，如果采用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那么根据人民的偏好顺序，不一定能导出整个国家的优先顺序。

　　由个人偏好到社会选择

　　是否可能找出其他的方法加总个人的偏好顺序，以形成社会的偏好顺序？也就是说，在不同方案间所作的选择具有递移性。经过数周深入的思考，我总算对这个问题找到了清楚的解答。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加总个人偏好顺序而产生社会选择，而且社会选择也符合某些非常自然的条件，总会存在一些个人偏好顺序，让社会选择不具递移性，就像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由于受过逻辑的训练，我能清晰地阐述问题，避免了不必要的复杂性。不过，我并没有使用到任何高深的数理逻辑概念。

　　这项研究成果迅速引起各方注意。另外一项附带的收获，是我由一些人士来函得知了早期相关的文献。事实上，多数决投票的矛盾，早在1785年就已由法国人康陀塞侯爵（Marquis du Condorcet）提出！但尔后就不见后续探讨的文献。大约在1860年时，有人曾考虑到投票的矛盾，一面对如何在牛津办理选举提出建议，不过，这些建议方案并未出版。当时一位名为道奇生（Charles L．Dodgson）的数学家曾宣扬过这些方案。道奇生为同事之女爱丽丝·李戴尔（Alice Lidell）写了著名的童话《爱丽丝梦游奇境》，只是在出版时用了卡洛尔（Lewis Carroll）为笔名。已出版的社会选择报告中，唯一堪称重要的一篇刊登于1882年～本鲜为人知的澳洲期刊上。就我个人的了解，几乎没有其他研究主题像社会选择这样历史间断而零散。

　　但后来的情势却完全改观，相关文献之多，几乎可用爆炸来形容。最近的一项调查，虽然不刻意强调资料搜集的完整性，仍然列出了600篇以上的参考文献，甚至出现了一本完全探讨社会选择理论以及相关议题的期刊。社会选择理论与经济选择理论的平行发展相当重要，但它与过去的研究则甚少直接关联。至于个人另外的两项贡献，与当前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又有不同的关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中之一是有关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这项理论所演绎的观点看似简单，却不易了解。在经济体系内，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我们且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30年代，由于得克萨斯州及波斯湾地区发现了石油，油价变得非常低廉。许多家庭在热能或能源的消费上，从煤改成石油，因此减少了对煤的需求，连带也降低了煤矿工人的就业水准。炼油厂迅速扩张，雇用了更多的劳工。同样地，由于炼油涉及复杂的化学程序，产生对炼油机器设备的需求，从而又导致对专业化学工程师以及钢铁的需求。油价便宜了，汽车的购买与使用也更为普遍。没有铁路经过但公路可达的观光地区，开始涌入大量的旅客，铁路运输却开始衰退。这里每一项变动，都会引发其他的变化，而这些后续的变化又回过头来影响石油的需求与供给。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上面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意义，也就是任何一项产品的需求是受到所有产品价格的影响——包括劳力与资本服务的价格，也就是工资与利润。同样地，任何一项产品的供给，包括劳力或资本的供给，也是受到所有商品价格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各种产品与劳务目前的价格水准呢？在经济学上常用的假说就是均衡（equilibrum）的概念。现行的价格，就是使市场上供给等于需求的价格。这样的假说，就像经济学里头许多其他的假说，或自然科学的假说一样，实际上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精准，但是却是非常有用的近似说法。如果和那些过分夸大均衡存在的人比起来，把这种近似说法完全弃置不顾反倒更背离真实。

　　经济上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eon Walras）在1874年率先提出较完整的架构。不过，当时要运用此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仍有困难，而且数学训练不足的经济学家也很难理解。直到30年代，经济学界才重拾对这项研究的兴趣，其中又以希克斯所作的精辟阐释与推展居功至伟。本人有幸于1972年与他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

　　但是，还有一项有待解决的问题。一般均衡理论主张，各项商品的价格，是由解一大组方程式而求出的，每一条方程式都代表个别商品市场上的供给等于需求。然而，这些方程式是否必然有单一解存在？假如没有，那么一般均衡理论不可能永远为真。事实上，大概在1932年，一些德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即指出，这些方程式不一定有一个有意义的解。维也纳的银行家史列辛格（Karl Schlesinger）在大学时主修经济学，之后也一直对经济学的发展相当关注，他认为前述的困难主要是源于某项细微的误解，其实一般均衡的存在应该可以证明。他聘请瓦德这位年轻的数学家来研究这个问题。瓦德提出一般均衡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这些条件并不容易解释）存在的证明。事实上，对照后来的相关研究，他们设定的条件似乎太过严苛。即使如此，整个证明的过程仍是相当困难的。

　　为一般均衡求解

　　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重大浩劫也影响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史列辛格原本坚信奥地利不致沦入希特勒的魔掌，等到噩梦成真，他随即自杀身亡。而瓦德则逃过此劫，并且来到了美国，他的兴趣领域也转移到数理统计。他正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我也不知自己是如何得知一般均衡存在与否这个有待解开的问题。不过还记得我曾问过瓦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他只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既然他在数学上的能力远胜于我，我听了自然觉得很泄气。

　　由于某一领域的发展而促成了另一个领域的发展，在科学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当时，赛局理论正迅速发展。数学家纳什（John Nash）证明的一项理论，在我看来与竞争性均衡存在与否的问题有许多相通之处。我借用并修正纳什所发展的数学工具，终于能说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界定一般均衡的方程式组将会有解。其实，这里头并不只是数学的问题而已，还牵涉到怎样更清楚地说明一般均衡系统。正如史列辛格已经做过的部分努力，我们有必要将所作的假设更进一步地弄清，在这项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

　　从前面的说明，大家应当可以了解，能证明均衡的存在，是因为经济学及数学这两门学科的理论不断进步发展，而我当然也不是唯一提出证明的学者。事实上，就在我着手撰写研究成果之际，我得知德布雷（Gerard Debreu）——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独立地获得基本上相同的研究成果。于是，我们决定联合发表研究结果。就在我们的论文公诸于世之前，第三位经济学家麦肯西（Lionel McKenzie）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走的是类似的但不完全一样的路线。在科学的世界里，重复发现其实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其原因也大同小异。由不同动机所带动的相关领域发展，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一些困难的问题。这些发展既然公诸于大众，所以各方学者都能加以运用，重复发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一项新的发现，能够成为第一位发现者或是济身首批发现者之列，当然颇令人满足。不过至少就一般均衡理论来说，即使没有我的投入，显然它的发展也不致有什么不同。

　　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尽管一般均衡的存在理论看来相当抽象化及数学化，但日后却变得相当有用。除了促成一般均衡理论在特定经济问题上的应用，也让大家对所谓“一般均衡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是体认到，某一项特定的经济变动将会造成比最初变动更为深远的影响。史卡夫（Herbert Scarf）更指出，如果把证明的方法作适当的修正，可以找出如何实地求出一般均衡系统的解。此一方法已经被应用到许多不同的政策问题上：关税、公司所得税、社会福利措施的改变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等。

　　接下来，我要说明个人的第三项贡献，即针对不同经济主体（economic agents）的资讯差异，探讨其经济上的意义。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源自思考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是医疗组织的问题；但研究的奠基则靠我对数理统计的研究，还有早期从事风险承担经济学（economics of risk bearing）的理论研究，再加上其他学者对这些课题的研究成果。我在这方面的贡献，并不像前面的两项那样偏向具体明确的技术性成就，而是提出新的观点，将经济理论重新界定。

　　条件性合约

　　一般均衡理论和绝大部分1950年前发展的经济理论一样，都假定所有的经济主体均在确定的情况下运作。也就是说，所有的家庭、厂商、投资人等，都正确无误地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或至少是看来如此。因此我们假设，生产者都知道在特定的投入下，将会有多少的产出；而投资人也知道他们计划出售的商品在未来的价格水准如何。
　　在此，我并非暗示经济学者都是如此愚蠢，以致不了解真实的经济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也并不认为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不晓得这种状况。事实上，有些文献即清楚地指出，许多经济行为只有在假设经济个体已充分了解确定性的存在，才能有合理的解释。例如，投资人持有多元的投资组合以及购买保险等。然而，将不确定性与标准经济理论——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加以整合的通论仍然付诸阙加。对此我逐引介了条件性合约（contingent contracts）概念，意指当某种可能的情况发生时，提供特定财货或金钱的合约。我所说明的，是所有能意识到的风险都可以保险。不过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勾勒轮廓，后续扩大及深入的研究则是由戴布鲁来接手。这个观念本身虽简单，却谈得上是创见。

　　该项研究已经成为一项标准的分析工具，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条件性合约可视为理想体系的蓝本，可用于与真实世界有关风险承担与风险转移的方法相互比较。很显然地，从实证的观点来看，真实世界中风险转移的机会，并不像我模型中所预测的那么多。在一开始时，我找不出特别的原因来解释这样的差异。多年之后，总算豁然开朗。当时，福特基金会邀请我从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医疗保健。我首先对有关的实证文献作了一番整理。根据我的理论背景，我发现当时针对这项高额的财务风险所承作的保险相当不足。事实上，不管政府部门还是民间部门的保险，在当时都已有大幅的扩张。不过，我很快了解到，要达到充分的保险还存有障碍。对医疗保健支出提供的保险会诱发过度消费，导致支出超过实际必要的所需。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原则？以保险来应付不确定性这个概念，并没有充分反应实际状况，也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不确定性。被保险人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了解，当然比保险人（保险公司）来得深入。每个人拥有的资讯不同，在任何经济体系内都是一项关键因素，并非只限于医疗保险。

　　资讯的差异

　　再举佃农这个全然不同的例子。假如地主雇用某人在农场上工作，该名农工在所得固定的情况下，缺乏诱因全力以赴。假如地主对该名工人的工作情况完全掌握，自然可以据此来指挥工人。但是，要取得这样充分的资讯，地主势必得花费相当精力亲自督导监控。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地主和农工双方将有不同的资讯，生产将无法充分发挥效率。另一种极端的作法，则是把土地以固定的金额出租，那么就可以给工人（在本例为佃农）非常大的诱因。但是，不要忘记农业也是一高风险的事业，最贫穷的农人可能根本无法承受这种不确定性。因此，分粮（sharecropping）这种折衷的形式才会兴起。这种方式削弱而非消灭工作的诱因，承担了部分而非全部的风险。类似的观念也可沿用到健康保险上，大部分的健康保险都有所谓的共同保险（coinsurance），将风险作部分分摊，但病人仍多少有节约的诱因。

　　这项研究的主旨可以很扼要地说明如下：资讯的差异性普遍存在于经济体系里头，导致了无效率，也促使我们透过合约的安排或非正式的共识，对资讯不足的一方施以保护。我个人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比较偏向概念性而非技术性的，所发展的理论也是集体多人的努力而形成的。我已经尽最大的可能，用清楚浅显的说法，来报告我过去一些研究的来龙去脉，当然这些都和其他人的思想观念与研究成果相互关联。不只科学的领域如此，整个人类社会也正是一个合作的世界。为了学术上的荣誉与成就，或是为了事业上的成功，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相互竞争；但追根究底，让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乃是我们由以往成功甚至是失败的无数先例中所学习到的知识。

　　获奖年度  1972年
　　演讲日期  1984年11月5日
　　出生日期  1921年8月23日
　　
    学历

　　1940年   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New York）学士
　　1941年   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1951年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经历

　　1948年～1949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讲师
　　1949年～1950年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讲师
　　1950年～1953年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副教授
　　1953年～1956年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主任
　　1953年～1968年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统计学与作业研究教授
　　1966年秋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客座教授
　　1963年～1964年，1970年，1973年　　剑桥邱吉尔学院研究员
　　1968年～1974年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1974年～1979年　　哈佛大学柯南特讲座教授（James Bryant Conant University Professor）
　　1979年～　　      斯坦福大学堪内经济学教授（Joan Kenney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81年～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特约高级研究员

　　重要著作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存货与生产的数学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Inventory and Production），及卡林（S．Karlin）与史卡夫（H．Scarf）合著。
　　《公共投资、报酬率写最适财政政策》（Public investment，the Rate ofReturn，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与喀西（M．Kurz）合著  
    《风险承担理论论文集》（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 Bearing）
　　《组织的极限》（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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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夏普


    多么高的荣誉，多么好的机会，多么难的挑战，多么大的诱惑。 　　

    在一群专注的听众前畅谈自己，真可以说是罕有的机会。一开始我的确很担心会论为自我吹嘘。但再想想，为什么不摒弃一切虚伪的谦虚？至少我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来大力传达个人所珍视的事物——不论在学术上、政治上或个人发展历程上。假如我没有事先阅读过前面演说者的演讲内容，我可能会屈服在这些诱惑下。事实上，其他人并没有如此。因此，我也要尽全力来抗拒任何与他们反其道的诱惑。

　　受邀来作这次演讲时，我欣然接受。本以为畅谈个人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历程，想必是件简单又令人愉快的事。但在拜读过前面几场演讲的内容后，我发现我的同行不但雄辩、博学、睿智、幽默，而且演讲内容兼具深度与广度。我该如何遵循前辈的步伐？我甚至想装病推辞或请人捉刀。但最后我并没有这样作。以下的内容，不管是好还是坏，都是个人对这项主题的看法。

　　首先，谈到这项大奖及获奖理由。瑞典皇家学院把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马寇维兹、米勒及本人，以表彰“他们三人在财务经济学理论上先驱性的工作。”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因为这项大奖的颁发，才使“财务经济学”这门学科无论在经济学还是财务学的领域里头，都得以进一步的演化发展，而占有一席之地。其实，学科本身的重要性，当然还超过研究该学科的人。因此，接下来在谈到个人的发展历程时，我也会对自己专攻的领域提出一些说明。

　　要为一门学科下定义，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特别是这门学科又是你的专攻，就更是如此了。不过，我现在还是来试试看。

　　财务经济学面面观

　　在颁奖典礼的演说中，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林德贝克教授特别强调金融市场以及厂商对这方面的运用。当然，金融工具的特性及其正确的使用，可以说是中心的议题。如果从较理论化的观点来看，可以把重点摆在现在以及未来的关联。所谓金融工具，通常是指收取未来现金流入的一种财产权。这样的现金流入，当然是在未来才会进账，因此对“时间经济学”（economics of time）必须要了解。现金流量经常是不确定的，因此需要一套“不确定性经济学”（economics of uncertainty）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长远的未来的现金流量，可能取决于我们在不久的未来所采取的作为（或不作为），因此我们需要一套“选择权经济学”（economics of options）的理论（此处选择权作广义的解释）。最后，我在估计未来可能的状况时，需要各种信息，因此也需要对“信息经济学”（economics of information）有所了解。

　　因此，我所界定的财务经济学，可以说涵盖了经济学里头四个重要、困难但又吸引人的层面。当然，有人可能会质疑，为何把这么多不同领域的学问归属在自己所属的科目之下，不过，我相信上述的说法是适当的，而且也不乏与我持相同看法之人。

　　财务经济学的科目，可以在经济学系以及商学院的财务系的课程表中找到踪影。近来，也逐渐扩展到实务界。经济学系比较强调实证面；而在财务金融系以及实务界，则重视规范性应用（normative applications）。实证理论是尝试对世界作一番描述，而规范面则是提供了行动的指示。这两种分析方法或取向，在今天并不是完全分割为二。在实证理论中，须假设各种不同形式态或样式的规范性行为；而在规范性理论中所需的完形（gestalt），也往往需要按照实证理论建构。

　　对实证的财务经济学而言，其中心课题是评价（valuation）——未来预计的现金流量，在今天的价值为何？而规范面的财务经济学，其中心课题是：在完全或部分依据实证财务经济学原理而设定的价值下，金融工具应如何适宜地使用。

　　财务经济学与财务学

　　商学院财务金融系经常把课程区分为三大类。“投资学”主要是探讨个人、年金基金（pension fund）等如何购买财务金融工具。“公司理财”主要是探讨公司发行金融工具的问题。第三类的课程则是“金融机构”，对这些机构型而言，购买与发行各种金融工具两者都很重要。

　　如果从高度简化的观点，我可以设想三种不同类型的资产负债表。就投资来看，资产负债表左边是各种金融工具，右边是个人或是组织的净值（net worth）。从公司理财的观点来看，资产负债表左边是各种砖块、灰泥、旋转车状……等，而右边则是各种金融工具。对金融机构而，资产负债表的两边都是各类财务金融工具。

　　目前有些商学院在有关财务课程的设计上，以财务经济学的核心课程开始，接下来是有关前述三大应用领域的必修或选修课程。我因为能够就近参与设计斯坦福大学的课程，因此该校课程的安排和这个模型近似。然而，这样的课程结构目前仍然不很普遍，大部分的商学院只是把财务经济学视为各应用领域中第一门课程的一部分，但毫无疑问的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不过，早先的状况并非如此。且让我引用本人在1978年出版的《投资学》教科书中的一段话：“近年来，财务的领域事实上已历经了一场‘革命’。就在几年前，投资学的教科书的重心仍在……会计学的玄机、主要产业经营的细节以及选择好坏股票的各种经验法则。制度的细节……虽有介绍，并配合历史资料，但是仍然没有一个可供读者了解这些现象的整体架构。有关资本市场的价格形成理论付之阙如。”

　　我接着指出，这样的理论其实就近在咫尺，阅读本书的学生，都可以运用此一理论来照亮当时财务学中隐晦的角落。我甚至大胆地说：“……实证分析已经证实，该理论对主要市场的运作行为，作了非常贴切的描述。”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有点过于乐观。以下我要再引用该书1985年版的内容：“透过近来的实证研究，令我们对这个普遍为人接受的观点，产生了若干怀疑。早期统计检定的结果相对薄弱，可能无法确认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重大分歧。还有，有些系统化的‘反常’（anomalies）业经发现，令人质疑所谓标准理论的某些观点。”

　　话虽如此，财务经济学的理论并未曾受到伤害，反而变得更加完备；然而与此同时，可能也不免丧失了一些单纯性与直觉性。今天也只有一些鲁莽之徒才会在未能充分了解财务经济学的情况下，贸然投入财务金融的领域。

　　财务经济学与经济学

　　财务经济学对经济学系的影响，还不如其对财务金融系的影响。尽管如此，这两门学科之间的综效（syneryy）仍然很大，经济学者对财务经济学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请容我再度引用以前的文章，这是1982年出版的《财务经济学——顾特纳纪念论文集》（Financial Economics，Essays In Honor of PaulCootner）一书的前言。

　　“在1950年时，财务金融及经济学的交集确实很少。财务金融的学术研究仍较依赖经验法则以及零散的事证，而缺乏理论基础以及严谨的实证研究。经济学者对金融机构、投机行为以及构成财务金融主要部分的不确定性的其他层面等，只有蜻蜒点水式的兴趣。但是三十年后，整个情况有了彻底的改变。现在有关财务的问题不但有丰富的理论体系，而且还有广泛的实证检验，来检定理论建构与其实状况的关联……

　　带动财务学变革的人士，许多都受过经济学的训练。他们用经济学者的态度以及标准的研究工具，来研究财务上的各种问题。当他们发现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不足以解决手边的研究主题时，就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但不管如何，他们的风格仍是属于经济学者的，因此，现在这门学科逐渐以‘财务经济学’之名为人所知。”

　　英年早逝的顾特纳是我的好友与同事，堪称是早年最优秀的财务经济学者。当然，可与他并称的还有许多杰出之士。这些财务经济学领域的先锋，几乎都是经济学者出身，其中包括马寇维兹、米勒以及我本人。巧合的是，在《顾特纳纪念论文集》中撰文的学者中，有五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其中的四位（萨缪尔森、索洛、施蒂格勒及本人）则先后参加了这个系列的讲座。因此，谈到财务经济这个学科的名称时，我应对财务及经济学这两个部分，投以同样程度的重视。

　　实用的理论

　　我想，在商学院所教的学科之中，没有一门财务经济学一样，对相关行业产生如此重大的冲击。现在的专业投资人，对下面的名词都能琅琅上口：期望值；标准差；相关系数；R平方（R－squared）、贝他值（beta）、戴尔他值（delta）、伽玛值（gamma）；外凸性（convexity）；二项式过程（binomialprocesses）…等等。这些在十年、二十年前看来抽象而莫测高深的概念，今天已成为全球大批交易人员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财务经济学也对金融机构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诸如促成指数基金（index fund）的诞生，以精准的预测及低成本的操作，来复制整个市场的大盘表现。财务经济学也推动了衍生性证券（derivative securities）的庞大市场，包括选择权交易（traded options）、指数期货（index futures）、指数选择权（index options）以及换货操作（swaps）等等，这些以往尚属新奇的金融工具，在今天却能协助个人及金融机构在追求特定目标时，得以有效率地控制风险。无论是对这些工具的评价或有效率的运用，财务经济学都提供了相关的架构。

　　我对实用的理论这个名词特别感兴趣。这类型的理论在财务经济学中可谓比比皆是，而各个金融交易中心也都能迅速地采用。如果想对这方面作进一步的了解，我强力推荐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最近出版的《资本的观念：现代华尔街令人难以置信的起源》（Capital Ideas：The Improbable Origins of Modern Wall Street）一书，该书记述影响投资实务的一些人物，包括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现在，我把话题转向到比较属于个人的回顾。无论把财务经济学的发展视为革命（这是我年轻时会有的想法）或是一种演化（这比较切合我现在的讲题），我能观察并参与这个重要学科由诞生到成熟的过程，实在感到莫大的荣幸。虽然我个人的发展历程只算其中一小段插曲，但或可有助于诸位对整个学术演变的了解。

　　生涯发展中的机运

　　在个人发展的进程中，如果说有一个共通的脉络，那该是幸运之神的眷顾。无疑地，优良的基因以及勤奋的工作，是在这个舞台上成功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在我个人面对的许多决策关键上，幸运之神总是指点我该选择的方向。今天能走到这样的境地，当然是拜许多机运之赐。

　　我的双亲都是教育界人士——家父是学院校长，家母是小学校长，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干扰，他们到了中年时才到研究所进修。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个人在年幼时就颇能领略学习之乐。我的中学教育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最好的公立学校完成。中学毕业之后，我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计划完成家母对我习医的期望。但在上过一、两门和实验有关的课程，我知道自己不是这方面的料子，于是就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UCLA），并决定主修企业管理。在大二的第一学期，我选了会计学及个体经济学两门必修课。前者只是完全不用脑筋的簿记，令我非常厌恶。但微观经济学则完全不然：理论严谨、前后关联、结构完整又合乎逻辑。我发觉了其中不可抗拒的魅力，随即在下学期转而主修经济学，从此不再回头。

　　这是幸运之神第一次眷顾。有时候回想一下，假如当时选读的是现代会计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现在的情况会是如何时，都会不自觉地出一身冷汗。在就学期间，我或多或少以打工的方式自食其力，做过的工作包括：在加油站上夜班为大公司担任小夜班的过账交易、同时批改七个科目的作业、各种不同的暑期打工、教学助理等等，最后当然就是经济学者。

　　在大学主修经济学时，我选修了一门商学院的投资学。但课程内容保守而传统，令人泄气。虽然我全力研读，却怎么也找不出其中一贯的原理与基本的架构。显然投资学绝对不适合我的研究。不过，幸运之神又再度降临。威斯顿（J．Fred Weston）是商学院的教授，也是公司理财方面的权威，我有幸在大四那年担任他的研究助理。威斯顿引领我进入当时刚成形的财务经济学的世界，我虽然还没有决定要往这方面发展，但的确感到兴趣盎然。

　　大学毕业之后，我曾去银行界应征工作。结果在面谈时，大学优异的成绩却成了妨碍。面谈者在仔细看过我的成绩后，往往会称赞一番，接着又问我为什么不继续念研究所。这几乎成我面谈时碰到的典型过程。经过几次这样的经验后，我把原先的申请表格拿回来，向面谈者强调我在各种课外活动、工读以及社团方面的记录。尽管我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均衡发展的人，但成效不彰，因此我只有继续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机分校攻读经济学硕士。

　　可以说就在这一年，我走上成为经济学者的不归路。这一切的功（或过），应该归诸于研究所微观经济学的艾智仁教授。他性格温和保守，却是位与众不同的经济理论学者。他在第一堂课上即宣称，经济学期刊的内容，有百分之九十五是错误或是无关紧要的——这项主张我有时候倒觉得并不算过份悲观。接着他就开始讨论有关非法贩卖婴儿市场的经济课题。有一阵子，他在六节课的讲次中花了五节来辨正“利润”的意义（不过并不是很成功）。事实上，在他的课堂里，常常像在进行角力竞赛。学生目睹这位才华横溢的智者，以全然创新的方法来捕捉（经常相当成功）经济学里头最困难的概念。对尚待磨炼的年轻学者而言，没有比这更扎实的训练，也找不到更高的标准。受业于艾智仁两个学期之后，我坚定了自己要成为微观经济学者的信念。

　　获得硕士学位后，我随即履行后备军官养成训练的兵役义务，后来担任陆军经理少尉军官。由于大部分时间在户外活动，并养成极佳的体能状况，我倒是颇能乐在其中。我的服役为期七年半，每年有两周的暑训，后来我设法把役期压缩到六个月。接着，由于艾尔契安的协助，我得以在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担任初级经济研究员。

　　兰德公司

　　1956年的兰德公司，是非常特别的组织，其资金几乎全来自美国空军，因此根据契约，公司只需从事任何对这位客户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再加上部分公益工作。员工可以自由选择上下班时间，工作时间也有相当大的弹性。办公室的大门永远敞开，大家习于对广泛的议题进行心智交流，而且每人每周要有一天钻研纯属自己兴趣的研究。

　　那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光。兰德所完成的工作包括系统分析、作业研究、电脑科学以及应用经济学等方面重要的研究。兰德的第一批电脑中，有一部就是冯纽曼所设计的。丹立格（George Dantizig）当时正在研究线性规划。一些最杰出的学术界大师，也担任兰德的顾问。在这里，大家都相互直呼其名。假如有人对实用理论有兴趣的话，那么50年代的兰德公司可以说是最佳的工作场所。

　　对于像我和兰德公司绝大多数员工这样的自由派（按照美国政治上对自由派的定义）来说，在军方列管单位工作应该是一种忌讳。但是，那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年代。我们确信，透过改进国防机构的效率，可以有助于防止战争，因此并未感受道德上两难的挣扎。

　　在兰德期间，我致力于最优化以及各种取舍（trade－offs）问题的研究。我们建构了许多模型，也投入资料的搜集与实证分析，然后充分运用当时已有的电脑设备，将所有资料汇总研究。兰德在电脑科学的许多层面上是开拓者，也让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电脑痴”。我对这方面的热情，并未随着时间而冲淡，内人和许多同事都可以作证。

　　虽然兰德提供了绝佳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最终的志趣还是教职。由于个人的经济状况不容许我做个单纯的学生，我想的最佳选择应该是选修三门教育的课程，再配合原来的硕士学位，这样就可以在专科谋得教职。后来，我只选修了一门夜间部的视听教育。这是相当无聊的课程，其中最荒诞的一次，是讲师向我们展示一张幻灯片，内容是一份呕心沥血制作也得过奖的布告栏，主题是十月份的月历。结果班上有位同学指出，那张月历上只有三十天，而不是三十一天。这位讲师虽然愣了一下，但却不见有尴尬的表情。虽然，我无意否定形式的重要性，但以这个个案来说，形式完全征服了内容。

　　我不愿再冒险去忍受这么离谱的教育课程，于是就安排选修加大洛杉矾分校经济学博士班的课程，同时仍然在兰德担任全职的工作。除了微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经济史以及经济思想发展史等课程外，我还特别设法选修威斯顿教授的财务课程。因为这一层关系，我才能学习到马寇维兹的一些创新研究成果，这些绝大部分都成为财务经济学的滥觞。

　　博士论文的波折

　　在修完课程也通过考试后，我开始着手撰写论文，我希望探讨的是转移价格（transfer prices），也就是一些大公司有时会运用的内部“影子价格”（shadow prices），以作为激励各部门经营效率的诱因。个人之所以对这个题目感兴趣，一方面是兰德公司正在研究类似的问题，一方面则是受当时芝加哥大学的赫雪雷佛（Jack Hirshleifer）在这方面著作的影响。当我开始这项专案研究大约三个月之后，赫雪雷佛恰好也转到加大洛杉矾分校来。在艾尔契安的建议下，他看了我到那时为止的研究成果。简单一句话，他不认为我的论文会有什么希望，并极力建议我更换研究主题。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赫雪雷佛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之一。

　　我深感挫折但不灰心，就去找威士顿商量。他建议我向马寇维兹（当时他刚加入兰德）请教论文的主题。我于是前去拜访，他也给了一些建议。艾尔契安对于我能在马寇维兹手下从事研究表示欣慰，虽然马氏根本无法列名在我的论文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之中。马寇维兹在1952年就已经指出，投资人的投资组合选择，可以视为数学与统计学的问题来处理。投资策略有两项关键因素，即预期收益与风险。前者可以用未来收益机率分配的平均值来表示；后者则可以用该机率分配的变异数或标准差来表示。有效率的策略（efficient strategy），是指在固定风险下，预期收益最高的策略。他也说明在证券的预期收益、风险及相关系数等估计值为已知时，该如何以公式来表现寻找所有有效率策略的问题，以及该如何运用他所发展的二次规划互除法（Quadratic Programmingalgorithm）来解决上述的问题。他的重心可以说完全在规范性的问题上——他所关心的是适当使用预测结果，而不是预测本身的性质。

　　我的博士论文探讨三个相关的课题。首先，我对马寇维兹在1958年书中的一项建议洋加引申，这项建议是以单一因素模型（one－factor model）表现“收益产生过程”（Return－Generating Process）的特性。一般而言，因素模型会界定一个或是更多的关键影响因素，尝试衡量每种证券对各项特定因素的敏感性；同时也假设所有其他的风险来源都是个别独立的（idiosyncratic）——也就是在各类证券之间并没有关联性。在论文里，我所处理的计算式都是在单一因素下才具效率的运算。在后来的研究，我又进一步扩展到较符合实际的多因素情况。

　　成功的投资组台

　　其次，我和一位实际从事投资管理的经理人合作，尝试应用对未来的收益进行主观判断的理论与单一因素模型。这方面的实验，只能说是局部成功。令人奇怪的是，最佳投资组合中总是出现一家不是很有名气的公司——施乐（Haloid Xerox），而且所占的比率还不小。不久这家公司的股价就上涨了好几倍，也许验证了经理人的远见加上及严谨程序的价值。从这次的经验中，我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计量经济方法最适合作风险的估计，至于要作收益的估计，可能还需加上判断。

　　第三，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事后也证明如此）一点，我提出了受过微观经济学训练的学者经常会问到的问题：假如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最佳化的”（这里，且按照马寇维兹投资组合理论所提出的条件），一旦资本市场达到“均衡”时，证券的价格将会如此？为了让这个问题容易掌握起见，我假设所有投资人都作同样的预期，同时投资报酬系透过单一因素模型产生。研究的结论令人吃惊，也引起争议：证券的价格将会不断地调整，直到期望报酬与对因素变动的敏感性这两者之间，达到简单的线型关系时为止。我遵循回归分析的作法，用贝他值来表示对因素变动的敏感性。因此这项结果可以简述如下：贝他值愈高的证券，预期报酬率也愈高。长期来看，风险中只有受并通因素影响的部分，才可以获得报偿。至于其他的部分（我称之为“非系统风险”）则毋需也没有报偿，因为透过合理分散投资，可将之降到很底。

　　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资产订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于是诞生。

　　华盛顿大学的岁月

　　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前，我曾有机会在西雅图消磨一天。那天居然是阳光普照的天气，水面满布帆船。由于航行一直是我的热爱，于是我向华盛顿大学申请教职。在获录用后，我就搬到了西雅图。

　　当时，华盛顿大学的商学院正值转型初期，由原来传统、松散、以制度为导向的课程，转变为像现在这样以严谨理论为基础的学术殿堂。其间固然有挫折感，但也充满了机会。教学的负担相当沉重，但是只要愿意尝试的新课程，都会受到肯定。延续在蓝德不拘于一隅的传统，我教的课程有统计学、作业研究、电脑科学和微观经济学，另外再加上公司理财及投资学。有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学习一项事物的最佳方法，就是试着去教给别人。在华盛顿大学，至少我是学了许多。同时，我也完成了大量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在此地的第一年里，我导出了资本资产订价模型中的其他基本要素。

　　虽然我的博士论文中所获得的均衡结果尚令人满意，但似乎过于倚重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即证券报酬之间的相关性只受单一因素的影响。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有可能将模型一般化，而不需受到这个假设条件的约束。在经过几次错误的尝试后，我发现在有效率的市场中，不管产生证券报酬的程序为何，期望报酬与贝他值之间的基本关系都会存在。我曾把这方面的发现与结果，写成《资本资产价格：风险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理论》（Capital Asset Prices：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of Risk）的论文。但是这篇文章的刊出却延迟了两年多，因为最初遭一位审稿人退稿，后来《财务期刊》（Journal of Finance）的编辑人员又改组。在此同时，我公开发表研究成果，也积极地和快速发展的财务经济学领域的其他研究者交换研究成果。透过不一而足的方法，我们找到了这方面的研究同好，也举办各项研讨会。学术界的沟通过程多少带有神秘的色彩，即使参与其中的人也会有此感受，但这个过程的效率非常惊人。

　　虽然身在华盛顿大学，但在蓝德的资金资助下，我结合了对经济学与电脑这两方面的兴趣，写成《电脑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omputers）一书。其间，我曾请了一年的长假回到蓝德从事一些非军事方面的研究专案，其中一项是探讨运用不同时段的差别费率，来改善纽约三个主要机场的航机着陆权与空间使用的配置。

　　在华盛顿大学度过收获丰硕的几年后，我在开创新局的想法下，转往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新设的尔湾（Irvine）分校社会科学学院。当初的计划是要成立以“不确定经济学”为研究主轴的经济学系。不幸的是，当时正值反战运动的最高潮，这所建在橘郡（Orange County）的公立学校，根本不宜学术性的思辨。校园里自校长以下的每个人都有被迫参与的任务，确保学校可以自由调查各种思想，不分左派还是右派。

　　在尔湾期间，我受聘担任纽约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的顾问，协助将我和其他学者所发展的一些观念，落实在实际的应用上。我也完成了一本名为《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Portfolio Theory and Capital Markets）的著作，汇总说明大部分的相关研究成果。过了一年之后，一些教授终于认清，要在尔湾营造一个创新而高水准的新科系，恐怕尚言之过早。许多人于是另寻更适合发展的园地，我也是其中之一。

　　风云际会斯坦福

　　1970年，我转到目前任职的学校——斯坦福大学商学研究所。当时的斯坦福在财务方面已经有相当杰出的表现，希望在课程内容以及研究计划两方面，更加强化以当代经济学为基础的研究内涵。为此，克劳思（Alan Kraus）、李绅伯格（Bob Litzenberger）和我设立了第一个正式的财务博士班课程，并共同任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为今天所谓的财务经济学勾勒出轮廓。感谢他们两位，使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大幅地增长。

　　70年代的斯坦福商学院，急于达成在研究与教学两方面并臻卓越的目标。为了更进一步强化财务课程的师资阵容，除了既有的克劳思、李纳柏格、罗比契克（Alex Robcheck）、所罗门（Ezra Solomon）及梵洪（Jim Van Home）之外，又聘请了特纳、寇克斯（John Cox）、葛劳斯曼（Sandy Grossman）以及史寇尔斯（Myron Scholes）等人。在经济学系，则有史蒂葛立兹投入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同样使用亚罗在这个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同时我们也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相克莱分校共同开设一系列的研讨课程，经由这样的机会，得以接触里蓝德（Hayne Leland）、罗森伯格（Bars Rosenberg）及鲁宾斯坦（Mark Rubenstein）等人。以我个人的兴趣而言，这里真是再好不过的环境。

　　我同时在企管硕士班及博士班教授财务学及微观经济学。顾特纳和我共同安排微观经济学博士班的课程，我从中学到不少。然而，我也很快地理解到，我还是应该把全部的精力摆在财务经济学上。我在这些年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无前曾提到的《投资学》教科书。虽然我早就觉得这个领域需要一本以扎实的财务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教科书，不过我延迟了两、三年才动笔，因为我认为要达到这个水准，还必须再对制度细节以及产业实务多作了解。最后我还是让步了。这项工作实在过于艰巨，但也的确是难得的学习经验。

　　在撰写这部教科书的时候，我发现不只有必要记录当前已经风行的理论，也必须提供相当的新理论。因此，本书对我而言，不但成为鞭策研究的原动力，也是这些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之处。

　　有两个例子值得一提。一是为解决某种特定投资组合最佳化的问题，有一套看来属直觉性但却很实用的互除法。虽然这只是非线型最佳化的一般分析的一个特例，但其原则可用通行的经济学名词来陈述，如效用最大化、依据边际效用所作的选择等等。此一技巧经证实非常有用，并已获得广泛的商业应用。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选择权的评价问题。我认为布莱克——史寇尔斯（Black-Scholes）这项重要的选择权评价公式，不但难以理解，而且也不可能解说清楚，因为该公式是以非常困难的连续过程的数学为基础。于是我就想，应该有与这个公式对应，但属不连续时间、不连续状况的公式。很高兴的确如此。再者，经由数字实验也证实，用二项式过程所得到的数值，在不连续步骤的数目增加时，可以很快地向连续形式收敛。我在1978年出版的教科书中，介绍了这个处理方法。寇克斯、罗斯（SieveRoss）以及鲁宾斯坦均以此为研究基础，证实了许多评价的问题都能以类似的方法解决。现在我已了解，这类模型即亚罗——戴布鲁状态偏好典范（Arrow－Debreu state－preferenceparadigm）的特例，目前也为实业界广泛采用。

　　跨足企业界

　　70年代以及80年代，我和旧金山富国银行（Wells Fargo Bank）一个积极创新的小组往来密切，工作的重点是要把财务经济学上的知识应用到资金管理方面。在福仕（Bill Fouse）以及弗亭（Jim Vertin）的带领之下，富国银行有多项成就：率先创造了指数基金、针对投资者目标而量身设计的被动式投资组合（Passive Portfolios）、以未来现金流量预估贝他值及预期报酬、风险的估计等等。今天，富国银行以及福仕的美隆资本管理集团（Mellon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根据财务经济学的操作程序，管理超过1250亿元的资产。

　　1986年，我更直接地踏入企业界。我与妻子凯西设立了一家公司，由她担任行政工作，主要业务是针对大型而多元管理的退休基金、捐赠与基金会的基金等所面对的问题。提供研究与咨询。我们的目标是配合各基金的特定目标，应用现有的理论，发展新的理论以及进行实证分析，来协助处理资产配置（asset allocation）决策的有关议题。在我们所有的工作里，都假定市场是有效率的——也就是，我们希望能配合个别基金的目标来裁量其投资，而不是要“打败市场”。

　　由于我们的同仁才智高超，再加上客户经验丰富，又给予我们高度支持，使我们获得相当优异的成就。我们发展了好几项新的操作技巧，其中一项称为“形态分析”（style analysis）的方法，经证实特别有效。以共同基金为例，每月报酬率的变动，绝大部分是因为所持有证券的类型，而不是在每一种类型中所挑选的个股。例如，以一组有十二项资产类别（asset classes）来代表资产类型的话，我们会发现，典型的美国共同基金每月报酬的变异，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可以用“资产配置”来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如何将资金配置于主要的资产类别，即前面所谓的“形态”，是非常重要的。

　　这项分析并不困难，通常只需把基金在过去几年的月报酬率，和代表各主要资产类别的指数基金的数字相互比较。其中所需的步骤（二次规划）在概念上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相当复杂。透过形态分析法，外界的分析师可以估计一个经理人在市场主要部门投资的情况。有了这样的资讯，投资人就能对所持有的资金作更有效率的安排。一个基金的绩效，也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一是源自资产形态，其他部分则可视为是选股的因素。经由这种基金的绩效归属（performance attribution），让我得以更精确地回答有关市场效率以及用过去的绩效来预测未来绩效的可靠性等问题。

　　不只我们的客户喜欢这样的分析方法，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报告以及讲座也受到各界热烈的肯定，一些同业也正准备提供类似的服务项目。如果说模仿是最诚心的恭维，那么我们可真是备受恭维了。

　　学术与实务间的平衡

　　综观过去的工作生涯，我一直在努力脚踏学术与实务两个领域。其实这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学习，相辅相成。当然，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是高难度的动作。夏普事务所（Sharpe Associates）成立的前几年，我把大部分的重点摆在实务面。经过这些年的营运，目前我似乎也该稍为后退，作更多的反省和更深入的研究，并着手撰写一两本能够藏诸名山之作。因此，我决定未来将更加专心于研究与教学。

　　对我来说，个人的专长似乎是在“实用理论”的发展、应用与传播上。我计划继续专注在财务经济学的领域，特别是有关投资的应用方面，尤其着重在整合既有观念（这比较切合自己的年纪），而非发展新理论。学术性的论文或演讲，依例在结束时总要提出一组结论。这里我并不打算如此。一方面是我认为自己仍不具备应有的眼光以及公正不偏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也担心这听起来像讣文中的生平简历——我希望不会来得这么快。

　　无论如何，我倒愿意说，对财务经济学这门重要而持久的学科，能在其演化进程中扮演一角，就算再微不足道，也足以令人感到莫名的兴奋满足。值得欣慰的是，还有更多新东西有待发掘，因此未来世世代代的财务经济学者，也同样可以期待我曾亲历的种种震撼。

    获奖年度　　1990年
　　演讲日期　　1992年2月19日
　　出生日期　　1934年6月16日

　　学历

　　1955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学士
　　1956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硕士
　　1961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博士

　　经历

　　1961年～1963年　　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
　　1963年～1967年　　华盛顿大学副教授
　　1967年～1968年　　华盛顿大学教授
　　1968年～1970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Irvine）分校教授
　　1970年～1973年　　斯坦福大学教授
　　1973年～1989年　　斯坦福大学丁肯财务学教授（Timken Professor of Finance）
　　1989年～1992年　　斯坦福大学丁肯财务学荣誉教授
　　1993年　　        斯坦福大学财务学教授

　　重要著作

　　《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币场》（Portfolio Theory and Capital Markets）
　　《资产配置工具》（Asset Allocation Tools）
　　《投资学原理》（Fundamentals of Investments），与亚历山大（GordonJ.Alexander）及贝雷（Jeffrey V.Bailey）合著
　　《投资学》（Investments），写亚历山大及贝雷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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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诺思


　　本系列前一场的主讲者科斯好心地送给我一份他的讲稿。他在第一页就提到：“我一直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我却不是如此。打从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我一开始就探索是什么因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或贫困，因为在我看来，只有作到了这点，接着才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表现。探索经济表现的最初根源，可以说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旅程，从马克思主义转变到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但一路走来，这项持久不变的目标却一直指引、塑造了我的学术生涯。我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并非因我的家庭和此地的高等学府有何关联，而是家父当时担任附近城镇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的经理，而在1920年，附近最近的医院就在剑桥。我是三名子女中的老么，上有兄姐各一，都是家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往欧洲之前出生的。

　　国际化的教育经历

　　从我出生的第二年起，我们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搬了好几次家，先是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后来他升任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加拿大办事处的主管，我们又搬到了渥太华。因为家母崇尚多元教育，因此我们乃前往欧洲游历，1929年到1930年间，我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念书。后来我在渥太华完成小学教育，再进入一家私立中学。1933年搬回美国后，我在纽约市以及长岛的私立学校分别念过短暂的时间，最后是在康涅狄格州的学校完成高中教育。高中时我迷上了摄影，而我认为自己年轻的岁月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就是曾在国际性的大专及高中摄影竞赛中，荣获首奖以及第三、第四与第七名。

　　我的家庭并不是书香门第。家父当初进入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担任小职员时，连高中还没毕业；至于家母，我也不敢确定她是否完成了高中教育，不过她真是一位精彩人物，聪慧又有求知欲，在我的知识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我的一些长辈也都对我有相当的影响，他们引介我进入了古典音乐的世界。即使到了今天，我的姑姑阿德莱（Adelaide North）还是我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人。

　　我要上大学那年，原本已经拿到了哈佛的入学许可，可是因家父调任为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美国西岸主管，我们又搬到了旧金山。因为不想离家太远，于是我决定改念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在那里，我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信徒，生命也全然改观。

　　马克思主义当时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似乎能对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提出解答，其中也包括我们正面对的经济大恐慌——我在1939年～1940年所学的凯恩斯学派之前的经济学，对此则并未触及。我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就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支持和平的立场变得很孤单，因为其他人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转向支持战争了。

　　因为忙着参与学生运动，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学部的成绩只能算是中等，平均成绩大概比“C”稍好，不过我选了三门主修：政治学、哲学以及经济学。我原本打算进入法学院，但随着世界大战爆发，再加上不愿杀人的意志强烈，因此1942年5月从柏克莱毕业后，我进入了商船服务。

　　就在出海后不久，舰长把我叫到舰桥上，问我是否愿意学习领航：大部分的高级船员都只受过基础教育，而我们的船正由旧金山航行到澳大利亚。后来，我真的成为领航员，而且乐在其中。我们往返行驶在旧金山与澳大利亚之间，并且进入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

　　海上航行的岁月，让我有三年的时间持续不断地阅读，就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大战的最后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Alameda）的海事人员学校，教授领航的课程。这时我又一次接触摄影，而陷入两难的抉择；到底要当摄影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1941年夏季，我跟着农村安全署（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摄影部主管蓝姬（Dorrothea Lange），到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山谷拍摄过境候鸟的照片。蓝姬一直想说服我当摄影师，她的先生泰勒（Paul Taylor）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系，却鼓励我往经济学发展。结果是先生赢了。

　　钻研经济史

　　我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研究所就读——由于大学成绩乏善可陈，这是唯一接受我的学校。作为研究生，我所设定的目标，是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经济体系运作的方式及其成败。显然，经济史是最符合这一目标的范畴。我不敢说自己在柏克莱研究所学到了什么正规的经济学。当时影响我最深的教授，都不在正统经济学的主流之列——如布莱迪（Robert Brady），在经济思想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金（Leo Rogin），至于M·M·奈特（奈特的兄弟）虽然不相信理论，但是对经济史的事实及背景却了如指掌，后来成为我在柏克莱的导师，也是论文指导教授。我也曾用死记的方式来学习一些必要的理论，但却无法真正了解其中的精义。

　　事实上，我一直要到从事第一份工作，也就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时，借着和高登（Don Gordon）这位优秀的年轻理论家下棋的机会，才开始真正学到经济理论。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每天从中午下棋到下午两点，在棋艺上找略胜一筹，但在经济理论上是他指导我；更重要的是，他教我如何以经济学者的方式思考，而这项技巧迄今仍可算是我最重要的研究工具。

　　我的博士论文是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史，获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奖助金，到美国东海岸从事基础研究的工作。那是收获丰硕的一年。我不只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墨顿（Robert Merton）的社会学研讨课程，也接触了哈佛大学的科尔企业家中心（Arthur Cole Entrepreneurial Center）。由于熊彼特是企业家学派（Entrepreneurial School）的导师，因此我受到他强烈的影响。我早期的研究以及著作重心，是由博士论文扩充的寿险分析以及寿险公司与投资银行的关系。

　　后来，我的研究工作转向发展一套分析性架构，以观察区域经济成长，我并在《政治经济期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标题为《区位理论与区域性经济成长》（Location Theory and Reginal Economic Growth）。由此一研究成果出发，我发展出一套主要的经济成长理论。

　　在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的某次会议中，我幸运地结识了当时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部主管费伯利肯。在1956年到1957年间，我应邀前往该局担任研究员，那是我生命中极为关键的一年。我不但结识了与局里往来的重要经济学者，而且每周会去巴尔的摩（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向顾志耐学习，他的指导给我非常深远的影响。在经济研究局那年所从事的实证研究工作，为我早期主要的数量化研究——1970年到1980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奠定了基础。

　　我在1944年第一次结婚。研究所求学时代，妻子在学校教书的收入是我们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三个儿子道格拉斯、克里斯多佛及麦尔肯，在1951年至1975年间出生。三个小孩都上学后，我妻子成为华盛顿州议会中出色的政治人物。

　　从我任职于经济研究局到1966年至1967年我获得福特教师奖助金（Ford Faculty Fellow）前往日内瓦从事研究的十年间，我主要的研究是美国经济史。成果就是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成长》（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790 to 1860）。该书对市场如何在一个以出口为主的成长模型中运作，有直截了当的分析。

　　经济史新貌

　　到1960年时，年轻一代的经济史学者之间已然弥漫着一股骚动，尝试将这个学科从原来以叙述性、制度面为主的性质，转变成重视分析性与数量化。就在1957年我任职于经济研究局的那一年，该局和经济史学会共同针对美国经济成长展开第一次数量化研究的专案计划，并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镇（Williamstown）举办了一场会议，我也发表了一篇有关1790年到1860年美国国际收支的论文。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经济史新研究方法之始。不过直到我早期的两位学生——任教于普渡大学（Purdue）的休斯（Jon Hushes）以及戴维斯（Lance Davis），才首度把有兴趣将经济理论与数量方法导入历史研究的经济史学者召集一堂。1960年2月，大家在普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大会非常成功，以后就成为例行的年会。与会人员包括经济史学者、理论家以及计量经济学者。会议进行期间，可以说百无禁忌，演讲人常会遭到严厉的批评，然而，我们都知道自己正在重塑经济史这门学科，因而备感兴奋。

　　我们在经济学界受到热情的接纳。各大学的经济学系迅速表示有兴趣聘用新经济史学者，或者说是我们自称的克里欧计量学者（cliometricians——克里欧是司职历史的希腊女神）。也因此，当我和华盛顿大学的同事墨里斯（Morris David Morris）共同规划这方面的研究所课程时，的确吸引了一些素质最佳的学生来加入经济史的研究工作。60年代与70年代初期，就业市场上的反应颇佳，我们的学生很快地就在全国各地找到工作。

　　1966年到1967年间，我决定把研究的重点从美国的经济史转到欧洲，也因此当我获得福特的奖助金前往日内瓦作为期一年的研究时，我决定重新调整研究方法，结果也导致我的学术生涯全盘改变。因为我很快地发现，新古典经济理论这一套工具，不足以解释中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中的基本社会变迁。

　　找寻新分析架构

　　新古典理论所关切的是市场的运作，同时又假设市场中存在能够运作的先决条件，但对市场是如何演进而来，则略而不提。再者，新古典理论是静态的分析，而我们需要一套动态的理论，来说明经济随着时间而演进的过程。我们所需要的新分析工具，在新古典理论中并不存在。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追寻能提供新分析工具的架构，因而引发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趣与关切。早在研究所期间，我就曾读过韦布伦及康盂斯的著作，也深刻感受他们对经济体系运作的透彻见解，但他们并没有提出一套理论架构。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用来解释以及分析经济史的理论结构。老式的制度经济学，因为无法能提供这种理论架构，也因此无从真正成为替代新古典理论的另一项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宗明义就表明了对制度面的关切，也提出了一些切中要点的好问题，并对长期的变迁有所说明，但是它的模型里头有太多的漏洞。其中主要的缺陷，是把阶级当作分析的单位，又没有将人口的改变纳为主要的变迁来源。至于新古典理论的长处，是在于毫不妥协地专注在稀少性的问题上，因此将竞争视为整个经济学的关键所在，同时以个人为分析的单位，并以经济的方式进行分析。如何能融合上述各种方法的优点于一套理论结构之中，正是我等为新制度经济学所作的努力。

　　为什么要专注在制度呢？在不确定的世界，人类设法以制度把人际之间的互动建立结构。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因此成为塑造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诱因架构（framework of incentives）。所谓制度包括了正式规则（宪法、法律、规定）与非正式的限制（惯例、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上述规则与限制的有效执行。执行者可能是第三者（执法与社会放逐）、第二者（报复行为）或第一者（自我要求的行事准则）。制度加上技术，决定了构成总生产成本的交易及转换（生产）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表现。由于制度与采用的技术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市场的效率可以说是直接取决于制度面的架构。

　　我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史分析之中，初期的成果表现在两本著作上，一是1971年和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另一本是1973年与托马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这两本著作试图发展一些制度分析的工具，并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上。前者系找出在美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新的制度及组织如何演化形成。在欧洲的研究中，我们认定财产权的形成是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对照探讨财产权在荷兰与英格兰以及法国与西班牙这两组国家的演化过程。

　　上述两本著作仍是立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之上，但其中有太多不合理的缺陷，诸如制度是有效率的（不论定义为何）。更严重的是，在新古典的架构下，无从解释经济陷于长期低迷的现象。因此，我开始探究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个人的信念，显然是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只有短视的经济学者才会不重视观念、意识形态及偏见。一旦察觉这一点，就不得不对理性的原理作批判性的检讨。形成一套新的分析架构，是相当漫长的过程，包括了：（1）提出一套对制度的观点，能够解释何以制度所导致的结果，不能在长期内产生经济成长；（2）发展出一个政治经济的模型，借此来解释制度的基本来源。最后，经济学者还必需掌握，为何人们会形成能影响其选择的意识型态与观念。

　　经济组织的成本

　　科斯对演化中的架构提出了一项关键性的连结点．在《厂商的本质》一文中，科斯让我们思考经济组织的成本。不过科斯所关切的是决定厂商生存的交易成本，而我所关切的是关系到经济整体表现的交易成本。史蒂格勒曾经对我提到，他认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组织效率的重要性，可以和技术变动等量齐观，我也深有同感。交易成本提供给我审视经济组织成本的切入点。科斯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社会成本问题》，该文将新古典理论和制度面的分析连结起来。这篇论文所传达的理念是，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制度会塑造市场结构，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很幸运地，我在华盛顿大学的诸多同事中，有几位在很早期就认真地研读过科斯的著作。张五常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分校艾智仁的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认识了科斯，之后他来到西雅图。张五常在交易成本理论上有一些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强调，量度财贷、劳务或代理商绩效的多元面向时，所耗费的测量成本乃是交易成本的重要来源（因为不完全的测量将会导致财产权界定不完整）。巴塞尔（Yoram Barzel）在张五常离开华盛顿大学前往香港大学后，继续他所留下的工作。我从他们两位身上学到许多，我的下一本书也明显受到他们的影响。

　　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se in Economic History）一书中，我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率的这项假设，并试着解释为何“无效率”的统治会产生甚至长久存在。我开始探讨历史上不同形态的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同时也研究意识形态的改变如何影响政治及经济的决策。在理论介绍的章节之后，我以八章的篇幅，对经济史重新诠释，时间自公元前八千年农业起源时代横跨到20世纪。

　　由于我们对政治过程的认识仍有欠缺之处，因此我一直在找寻志趣相投者来共同发展政治-经济模型。列维（Margaret Levi）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者，她和我规划了一项政治经济的研究方案，但其他同仁对此却是兴趣缺乏。为此，我决定离开任教达三十三年之久的华盛顿大学，而在1983年转到圣路易（St．Louis）的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这里有一批精力充沛的年轻政治学者及经济学者，希望能发展出新的政治经济模型。这次的转变后来经证实是明智之举。我在该校创立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in Political Economy），持续进行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研究。

　　政府的角色

　　政治学在理论上的核心难题，反映在公共选择理论所衍生的多元而相互冲突的观点。新公共选择领域有三部经典：布坎南与杜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欧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以及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政府组织真如布坎南及公共选择的弗吉尼亚学派（Virginia School）所主张的那样，是一头必须加以控制的巨兽吗？依他们的观点，国家好似一台庞大的窃盗机器。但是我曾提出的财产权的论点，却认为政府能创造安全而富生产力的财产权，成为经济成长的关键。显然我的观点和前述视政府为罪恶的看法是南辕北辙。这个问题其实一点都不新鲜。由麦迪生（Madison）、汉弥尔敦（Hamilton）及杰伊（Jay）合写的《联邦主义者论文》（The Federalist Papers），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极精彩的说明。事实上，有了国家，你不能作什么，但是没有国家，你也不能作什么。从更深层的分析来看，阿罗的不可能理论，对加总个别选择的整个过程都有其价值。事实上，面对拥有多元价值与偏好的个人，把他们的选择加总起来，并无法得到集体化的理性选择。

　　这些议题都有待解决，因此也引发政治面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表现的基本问题。在《结构与变革》中，我提出了一套有关国家的新古典理论，以分析如下的课题；既然有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可以提升总合所得而增加统治收入，为何仍有统治者要制造出无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呢？事实上，这些无效率统治的源头，不外乎出自竞争限制（统治地位被竞争对手取代的威胁）以及交易成本限制（有效率的统治可能会耗费过高的征税成本，反导致统治者的收入减少）。

　　政治市场缺乏效率

　　在《政治的交易成本理论》（“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Th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991）一文中，我提出一套较为一般化的模型，来说明何以政治市场在先天就比经济市场缺乏效率；文中我也运用个人以前发展出来的基本交易成本架构来探讨经济市场。

　　交易成本包括测量成本与执行合约成本。在经济市场中，有客观的标准可供衡量交易的财货与劳务的物理诗性（如大小、重量、颜色等等）；至于合约的执行方面，则有赖司法制度的力量。竞争固然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利器，但经济市场中仍免不了极高的交易成本。然而相比之下，政治市场更具有无效率的倾向。在政治市场中，候选人以政见来交换选票；由于每位投票者所占的份量微乎其微，因此投票者想充分了解政见的动机并不强烈；同时政治市场也不像经济市场有确保合约执行的机制；因此政治市场的竞争非常不完全。由于政治的议题复杂（再加上投票人缺乏了解政见的动机），导致意识形态的陈腔滥调充斥。换言之，由于政治市场的结构特性以及政治问题的复杂性，稀释了市场效率的诱因。

　　在整个80年代，我将精力投注于发展一套政治经济的架构，以探索长期的制度面变化，并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表现》（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书。在这项研究中，我希望能发展出制度变迁的理论。我第一步就是将制度从组织中抽离出来。制度是竞赛的规则，而组织则是参与竞赛者。也就是说，组织是由具有某种目标函数的个人所组成。组织可以是厂商、产业公会、合作社（以上为经济组织），也包括政党、立法机构、主管单位（以上为政治组织），或是教会、运动协会、俱乐部（以上为社会组织）。组织以及其内部的开创者在追求目标达成的过程中（不管目标是厂商获取最大利润，或是政党赢得选举），可以视为是变革的代理人。由于来自制度架构的诱因，创造了让组织本身得以生存的机会。经济体系具有稀少及竞争的特性，因此组织是处于生存竞争的情况。竞争又促使组织设法修正制度性架构，以改善本身的竞争地位。竞争的强弱，将会决定制度变革的速率，而变革的方向，则会反映参与者的认知——他们解释外在环境的心智模式。

　　我利用这套架构来把荷兰与英国的发展经验与西班牙作对照分析。前两国的政府演化，催生了构筑现代经济成长的财产权；至于西班牙则是受到政治的拖累，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切入主观认知的因素

　　在这本书中，我开始认真思索“理性”的基本假定。显然地，对人们为何作出既有的选择，应该提出解释；也应该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或回教基本教义派这类的意识形态，能够长期主宰人们的选择与指引经济的运行。然而，唯有深入挖掘认知科学的范畴，理解心灵学习与决策的方式，才能掌握意识形态的内涵。1990年以后，我的研究主要是转到这方面的议题上。

　　西蒙率先倡言，社会科学研究者亦应探索人类对真实世界的主观认知。他也主张，假如决策者本身的知识与计算能力都严重不足时，那么真实世界的状况和决策者的认知之间必然会有差距，这是我们在了解他们决策时必须理清的。此外，对于主观看法的形成，也必须了解其推论过程。不过西蒙所偏重的是有局限性的理性——决策者计算能力的限制；而我所关切的是意识形态，偏重行为者所能掌握的资讯以及决策作成之后，所接受到不完整的回馈。

　　对人类如何发展自己解读与说明周围世界的心智建构，最佳方式是了解人类的学习过程。但是，学习并不只是个人一生经验的产物，也涵盖文化中由过去世代累积的经验。按照哈耶克的说法，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中内含的经验都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而具体地呈现于我们的语言、制度、技术及行事方法上。由过去经验而累积的知识存量，将深植到我们的学习之中，形成影响我们行事作为重要根源——过去的经验，对现在及未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是逐步累加的过程，但在过程中要透过该社会的文化加以过滤，以决定主观的价值。不过，一个社会过去经验的累积，未必能有助于解决新的问题。学习的过程可以说是取决于：（1）一个既定的信念系统如何过滤各种经验所产生的资讯；（2）个人与社会在不同时间所面对的不同经验。

　　这种强调认知科学／制度面的研究取向，可望协助我理解过去经济的历史以及当前各种经济的分歧表现。由现代生产经济衍生的非个人化市场，并不会自动形成低交易成本的条件。赛局理论探讨的正是这项课题。在赛局中我们所以愿意与别人合作，必须是赛局会反复进行，我们对于对手过去表现也能完全掌握，而且参与的只有少数人——换言之，是能进行个人化交易的小规模社会。至于难以形成持久合作关系，则是因为赛局并不重复进行（或有一场最后赛局时），缺乏对手的资讯，而且参与人数众多——简言之，这也正是现代化生产经济中非个人化交易盛行而相互依存的世界。因此要改善经济表现，最重要的课题是营造能改变成本效益比（benefit－cost ratios）的制度，以鼓励大家采行合作的方式，因为经济表现有赖于创造有效、也就是具生产性的经济及政治制度。由于政治市场先天上缺乏效率，而政治制度又在经济表现上扮演关键的角色，因此长期以来经济表现并不能尽如人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不过我相信，如果要在社会科学上更进一步，必须了解一些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人们如何从事选择．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理性的假设才是有用的工具；在不确定或模糊的情况下，个人如何选择等等。

　　充实的人生

　　我于1972年第二度结婚，对象是依莉莎白·凯斯（Elisabeth Case）；她自此一直扮演了妻子、伴侣、评论者以及编辑的角色，也可以说是我所研究各项专案计划的合作伙伴。由于身兼评论者与编辑，她在我个人发展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把我平淡的字句，转变成漂亮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她有正确的直觉，能点出我考虑不够周全的部分，并促使我面对模糊与混淆之处，重新理清自己的思路。

　　如果前面的内容让各位认为我把全部生命都耗在学术研究上，那是我交待不够清楚。其实我是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进行着演化为经济学家的过程。不错，经济研究一直是我生命中的重心，但其他各式各样的活动也掺杂其中，丰富了我的人生。我始终没有忘情于摄影；也一直与一位至友同享垂钓与打猎之乐；我也有两所农场，一所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后来又在华盛顿州买了一所。我也学会驾驶飞机，在60年代，还有属于自己的飞机。佳肴美酒也一直是我的嗜好。此外，音乐也持续在我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部分。

　　目前内人和我在夏季时住在密西根北部，这里是适合从事研究的环境，过去的十五年来，我大部分的工作都在此完成。整个早上是我研究的时间，下午则溜狗、打网球或游泳，到了晚上，由于住处距因持洛肯音乐营（Interlochen Music Camp）只有16英里，我们每周会去听两、三个晚上的音乐。这里真是能兼顾学术研究与休闲的绝佳地点，让我得以充分体验丰富的人生。

    获奖年度　　1993年
　　演讲日期　　1994年10月25日
　　出生日期　　1920年11月5日

　　学历

　　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学士
　　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

　　经历

　　1950年～1951年　　华盛顿大学执行助理教授
　　1951年～1956年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
　　1956年～1960年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副教授
　　1958年　　        斯坦福大学客座副教授
　　1960年～1983年　　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1981年～1982年　　剑侨大学庇特美国机构教授（Pitt Professor of AmericanInstitutions）
　　1983年～　　      圣路易大学鲁斯法律与自由教授（Henry R．Luce Professor of Lawand Liberty）及经济与历史教授

　　重要著作

　　《美国的经济成长》（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ied States）
　　《美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Growth and Welfarein theAmerican Past:A New Economic History）
　　《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Growth）
　　《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Economic History）
　　《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制度、制度的变革与经济表现》（l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Economic 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