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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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收集此类图书，数量数十倍于当时，但只有一部能唤起同样的魅力，就是托马斯•布朗的《瓮葬》。倘若文字可以用“质地”分高下（余光中是这么认为的），此书堪称“精金美玉”。（在诗歌方面，我只能给格雷的《墓畔哀歌》和阮籍的《咏怀》同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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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流行的优质散文家梁实秋、董桥之类，在我看来都不过是好吃的奶酪：甜腻可口，绵软易朽，绝对当不起“时间的征服者”重任。顺便说一句，我发现自己的真正专业可能是搜书。无论我表面上的正业是什么，都更像是这种真正专业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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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出现在同一时期。这些书能够从同时期的布罗代尔、亨丁顿等大家著作中脱颖而出，给我留下格外深刻的思想印刻，以后永远没有磨平；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文笔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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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苛刻的辞章鉴赏者，经常歧视那些口齿笨拙而材料丰富的作者和学者。文笔是视野、境界和洞察力的镜子，这些比材料重要得多。在我内心最深一层的价值天平上，博雅比专业分量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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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相反，作品是某种伟大传统通过作者自我表达。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称职工具（照柏拉图的说法），其作品就仅仅是用过即扔的梯子和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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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年鉴学派虽然声势浩大，我却私心以为他们丰富的资料和狭隘的识见不成比例。人类只有两个时代产生了伟大的博雅传统。第一个是古典时代，第二个就是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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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有格局、有丘壑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我在这里举出的两位就属于这样的极少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十九世纪以后，传统已经基本穷尽其可能性。作者的个人才干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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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最大的特点，其实是他深入骨髓的宿命感和沧桑感。我深信：如果读者对古典和基督教传统没有概略的了解，就不能真正领悟“字缝里的涵义”这种涵义犹如余英时解释的陈寅恪“心史”，只能领悟、不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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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的基础只能是共同精神结构下的设身处地。你在托克维尔的文本中，只能看到一位敏锐而冷静的观察家。他不偏袒任何人、任何力量，透过流俗之见和文宣辞令，揭示了旧制度并不美好的真实面貌，使人无法怀疑民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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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托克维尔也是一位优雅和周到的廷臣。他在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宫廷中都能如鱼得水，能让卖花姑娘在绅士淑女当中怡然自得。这种人从来不会忘记在作品在赞美死敌“心胸高尚”，却可能忘记表扬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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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道理，无异于玛丽•安东尼特在断头台上向刽子手道歉。如果你比敌人更有失风度，你就是输家。我们浸淫于野蛮的二十世纪斗争文化，习惯于明确、夸张、恶毒地攻击敌人。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理解前人，就会犯下最荒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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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波第说某人“慷慨恢弘”，意思差不多等于托洛茨基说某人“罪不可赦”。两者描述的现象是一样的：“某人是我原先的战友，由于政治而非私人的原因而反目成仇。我对他本人并不反感，但一定毁灭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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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贵族托克维尔其实对群众时代的原子化极为恐惧，但他相信大势已定、逃避无益；因此他对理性认同、感情陌生的新时代用尽了廷臣的恭维，这种客套绝不会用在“像自己一样可靠”的老朋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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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维背后，他是想尽可能礼貌地发出警告：“末人”的自私将会普遍降低文明的素质。群众平等的洪水过后，只剩下官僚平庸专制的淤泥。当然，托克维尔不会将宿命感罗织成系统理论。学究气是中产阶级缺乏品味的证明，斯宾格勒就是这样一位中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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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2002年前后。这时，我已经确定了大部分认知地图。我除了搜集材料充实细节以外，此后就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简单地说，雷海宗是斯宾格勒在中国的真正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