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建起摩天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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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三十年”的实质区别在于：中国从条约破坏者一方转入条约维护者一方，得以享受和平红利、部分实现渐进发展路线。苏联解体破坏了中国左右逢源的机会，本来可能导致中国再度退出国际体系；但反恐战争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继续维护体系的机会，目前的改革红利其实是体系红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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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中国的财政命脉仰仗狭窄的东南沿海地带，后者又仰仗国际贸易体系；而国际贸易体系离不开美国海军的帝国权力。无论是福利开支还是其他任何开支，中国能够指望的岁入没有其他来源。如果中国忽视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保持协调的重要性，就不可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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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路径选择与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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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政治的历史后果和宪制后果不仅取决于福利本身，而且取决于当时国际体系与国内体系的相互作用。技术上相同的福利政策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宪制背景下，会产生大相径庭的远期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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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质化程度很高、财政体系健全、军事竞争压力很大的民族国家，由中央政府施行跨地区、跨阶级的普遍国民福利，最有可能产生以下结果：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地方主义和自由主义没落。福利体系与总体战体系重合，构成人类已知历史上最迅速高效的富国强兵捷径。一战前和一战中的德国符合这种模式，苏联和希特勒德国对此多有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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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从英美战时政策和战后福利的发展看，即使在立宪君主制和自由主义的强有力制约下，这种模式仍然构成国难时期的不二选择。在条约维护者一方，这种结合能使希腊式文化邦国转化为罗马式军事帝国。在条约破坏者一方，这种结合使它不再有机会避免自杀性总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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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质化程度很低、财政体系不健全、安全处境并不恶劣的超民族大国，由地方和中央同时施行地区性、族群性的特殊福利，最有可能产生以下结果：福利边界唤醒和强化族群意识。地方性政治瓦解全国性政治，使后者沦为一系列地方性机会主义联盟的短暂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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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缺乏安全任务，就失去了凝固国民认同的一大力量；因此没有力量跟地方性政治正面冲突。福利政治的差异性进一步促进各地发展的不平衡，使这样的国家变成某种宪制实验室。在这里，有最大的创新可能性。福利政治是实验的一部分。印度、巴西属于这样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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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质化程度很低、财政体系不健全、安全处境极其恶劣的超民族大国，由地方和中央同时施行地区性、族群性的特殊福利，最有可能产生以下结果：地方性政治与地方福利政治共同演化和强化，使国家主义动员体系与普遍福利政治感受到死亡恐惧。在报复性的宪法斗争中，各方相继开启群众动员的武器、寻找理念或利益相近的国际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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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方都有能力阻断其他各方的路径，却无法防止自己的路径遭到其他各方阻断。在人人都是输家的冲突中，宪制完全解体。新成立的政治共同体不具备自成局面的能力或野心，结果导致条约体系以某种修正版恢复。国际体系向维也纳会议—柏林会议奠定的格局回归。不用说，这是苏联、南斯拉夫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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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中国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模式。如前所述，当代中国的历史路径、国内宪制和国际地位极其特殊，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所谓没有先例，可以理解为：成就没有先例；但同样可以理解为：危险程度没有先例。福利政治的分化作用可能为内战和解体准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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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政治的强化作用可能为国际对抗和解体锁定道路。拒绝福利，势必导致财富盈余更多地投入军事和政府项目；同样会增加内部的分化和压力，可能为内外冲突的结合提供燃料。当然，负面效果相互抵销、正面效果相互叠加的可喜前景从来没有消失。这一切都要取决于：在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的不断演化和相互干预过程中，在转瞬即逝的机会窗口表现属于诸神的智慧；但时刻不要忘记，诸神对自我定位错误的凡人多么残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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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史文化的世界体系——《公天下》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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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天下》在今天的读书界近乎异类，后生晚辈进入其思维体系颇有困难；因为从精神系谱学的角度讲，此书属于孙隆基、顾准和金观涛的世界。这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似乎已经淡出历史，比王国维和陈寅恪更为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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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质支配历史解释，这是典型的八十年代问题意识。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迅速转为内向。问题意识与宏大叙事一起消失了，青年一代已经开始相信：学术和技术没有任何区别，绝不抛头露面的贞操比什么都重要。这种风气转变并不新鲜，北宋到南宋、明代到清代都是这样，原因不在学术发展的内部逻辑，而在于政治世界的横向摧折。